人名：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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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
性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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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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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标签：清朝皇帝，重要政治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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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张令璜（1650—1734）,清代山东东阿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都察院监察御史、顺天府府尹、大理寺卿、吏部侍郎等职,是康熙晚期至雍正初年的名臣。在其任职顺天府府尹期间（升任大理寺卿、吏部侍郎后兼任）,政绩颇为突出,其中大多是与朝廷政治密切相关。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讨雍正初年朝廷政治的历史细节。
<正>1722年的隆冬腊月,此时距离康熙帝驾崩过去了27天。继位的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将寝宫从乾清宫移至养心殿。按他自己的说法,"朕持服（即守孝）二十七日后,应居乾清宫,朕思乾清宫乃皇考六十余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实不忍。"此前,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于畅春园,享年69岁。当天夜里,用銮舆载运康熙遗体,像是皇帝日常出行一样,扶回大内乾清宫。因为乾清宫才是当时的内廷正寝,大行皇帝梓宫停放乾清宫,即所谓"寿终正寝"是也。皇四子胤禛在隆科多保护下先回乾清宫迎接,
<正>一九八五年八月故宫博物院在西柏林（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尚未统一,西柏林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管辖）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名为「欧洲与中国皇帝」的展览。展览在西柏林的马丁—格罗皮乌斯堡展览馆展出。展览分为两层一层全部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而二层则是由欧洲多国提供的展品,上下楼之间相互对照呼应,相辅相成,内容十分精彩,引起轰动。其中,故宫博物院的展品中有一卷《雍正祭先农坛图》上卷,描绘了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代皇帝胤禛前往京师先农坛祭祀的全部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该图本分为上、下两卷,但是已然「失群」。展览的主办者了解到此情况将收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的《雍正祭先农坛图》下卷商借来,放在展馆的二层展出。
清雍正帝在历史上的作为可圈可点,在位期间尤对农业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给予了很高定性,其中,在农业神祇祭祀上采取的做法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那就是将中国古代农业神祇先农神的国家祭祀制度推广到全国地方一级实行,使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在封建社会行将结束之时深入人心。本文对清雍正帝下旨创建地方先农坛相关行为进行梳理考证,对其施行这一举措的文化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对清代地方先农坛的相关内涵进行介绍。
<正>一、先农坛的历史沿革先农坛的修建与封建王朝的祭祀制度紧密相关。明永乐初年在营建北京城的同时,城外也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天坛和山川坛的修建工程,其中山川坛正是先农坛的前身。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先农坛处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在修筑之初本在城圈以外,这一位置暗示出先农坛在明清北京城整体设计规划中的地位——以中国都城的发展脉络视之,南郊通常是都城礼制建筑组群的规划范围。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建都城外城墙后,先农坛才被圈入北京城外城之内。从传统意义上来讲,都城南郊的礼仪性
<正>雍正帝胤禛对图画颇感兴趣,为皇子时,就以自己为主角,命绘者绘制了多幅游乐图,即帝位后更是突显了这一特点。不同的是,他在绘制游乐图的同时,少见地以礼仪为主题绘制了两幅纪实性画卷,一为本文要讨论的
皇帝祭先农,礼仪庄严而神秘,虽然其内容在不同朝代有所不同,但繁缛冗长的仪式却是共同的。雍正年间宫延画家绘制的《皇帝祭先农图》二卷,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和法国巴黎吉美东方艺术馆。此图可以把我们带到当年那充满虔诚与神秘的祭礼中。
康熙早年虔信精诚格天,分别于十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六年五次亲诣天坛祈雨,二十六年底为孝庄祈寿未果后,对"天道"认知发生显著变化,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在荒政方面更侧重防灾备灾与人事赈救。《清圣祖实录》纂修者基于雍正的灾异观念,篡改康熙十七年、十九年降雨时间,删削康熙对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解释,从而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和上天的"灵验"形象。康熙不言祥瑞,对灾异持务实态度。雍正的灾异观念虽然有助于他加强君主集权,提升统治效能,但很大程度上也造成官僚系统灾情呈报的讳匿风习,对民生吏治与国家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正> 在今天的报国寺内,树立着一块雍正七年时为修建昭忠祠而雕刻的石碑。碑文为满文,碑冠及碑文四周雕有姿态各异的蛟龙,气势不凡。遗憾的是,此碑却没有用以驮载的石鼋。（见左图）史载,昭忠祠始建于北京崇文门内,是清政府为彰显历代忠臣名将而设,祠内供奉的灵位不少是显
雍正皇帝即位后,将理政处所由乾清宫迁移至养心殿。为了度过炎热的盛夏,雍正皇帝令人设计了人力推动的风扇,但雍正皇帝在养心殿使用的时间较短,即因驾幸圆明园避暑,风扇即被储藏库中。雍正皇帝将养心殿风扇的设计推广至圆明园,并将人动力改为水动力。由此,风扇成为圆明园中重要的风景。
<正>1722年的隆冬腊月,此时距离康熙帝驾崩过去了27天。继位的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将寝宫从乾清宫移至养心殿。按他自己的说法,"朕持服（即守孝）二十七日后,应居乾清宫,朕思乾清宫乃皇考六十余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实不忍。"此前,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于畅春园,享年69岁。当天夜里,用銮舆载运康熙遗体,像是皇帝日常出行一样,扶回大内乾清宫。因为乾清宫才是当时的内廷正寝,大行皇帝梓宫停放乾清宫,即所谓"寿终正寝"是也。皇四子胤禛在隆科多保护下先回乾清宫迎接,
从雍正朝开始,养心殿成为皇帝的寝宫,成为皇帝日常政务活动的中心。在养心殿正殿明间、西暖阁等处,曾悬挂多幅雍正帝的亲笔匾联,有的留存至今,仍然悬挂在养心殿内,有的已经无存,仅仅在档案中可查得。这些匾联所包涵的意义集中体现了雍正帝为政风格和他的多项政治举措。
为培养宗室人才,雍正帝继位后继续扩充具有民族特色的八旗官学,其中规模较盛的有隶属于宗人府的宗学和觉罗学,隶属于内务府的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雍正帝重视官学学员的品行学风与成绩,所以在这些官学的建制、日常管理与考课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其目的就是要培养熟悉清语与骑射等的品学兼优之人,因此,雍正年间的八旗官学教育也是清世宗践行"国语骑射"政策的重要举措。
顺治年间立"崇儒重道"为清朝基本文化国策,雍正帝即位后,他"崇师重道",亲诣先师";践行儒道",多次御经筵";崇尚教化",践行儒道。然而他的国家意识并未掩盖他的民族意识,他在践行儒治的同时还制定了"国语骑射"政策,他重开满洲翻译科考试并将这一政策贯彻于八旗教育中。世宗对"国语骑射"的维护并没有阻止这些技艺的衰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它们趋于普遍化、日常化,更有利于满汉文化的交融与认同。
<正>在北京,每逢初一、十五,到雍和宫烧香的人可谓摩肩接踵。作为北京知名地标建筑之一,坐落于地铁二号线和五号线交会处的雍和宫,也成为很多远道而来的游人必逛之地。但是,很少有人了解,雍和宫的历史其实最初和宗教并没有什么关联。
<正>在北京,每逢初一、十五,到雍和宫烧香的人可谓摩肩接踵。作为北京知名地标建筑之一,坐落于地铁二号线和五号线交会处的雍和宫,也成为很多远道而来的游人必逛之地。但是,很少有人了解,雍和宫的历史其实最初和宗教并没有什么关联。
＜正＞张令璜（1650—1734）,清代山东东阿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都察院监察御史、顺天府府尹、大理寺卿、吏部侍郎等职,是康熙晚期至雍正初年的名臣。在其任职顺天府府尹期间（升任大理寺卿、吏部侍郎后兼任）,政绩颇为突出,其中大多是与朝廷政治密切相关。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讨雍正初年朝廷政治的历史细节。
雍正帝“台谏合一”政策的推行,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首先,六科给事中自身的监察化趋势为这一政策的实行提供了内部条件,而给事中的监察化又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在制度设计上,从给事中的选任,再到升转,清廷视“俸资”为圭臬,没有建立起对言官群体的鼓励机制。此外,在认识层面上,清代统治者把明亡归咎于以六科给事中为代表的言官,为避免重蹈明朝的覆辙,清廷着手构建主流话语,主导舆论,并以此来钳制言路,将言官所条陈的事务刻意贬低,进一步挫伤言官上疏的积极性。从属于给事中的两大核心职能——“谏诤”、“封驳”也在统治者的有意压制下也无从行使,而清代前期业已形成的非制度化决策体制也强烈冲击着这两大核心职能,给事中只能言统治者所欲言,变得与一般的监察御史无疑。“台谏合一”政策的推行,也和雍正帝本人的好恶有关,科道官员参与了康熙末年的储位争夺,这无疑加剧了雍正帝对六科官员的反感,成为推动雍正帝改制的触发性因素。
“上谕十一道”指的是雍正帝即位后,下发的十一道谕旨,涉及官员上至督抚,下至知县等地方各级官吏。这十一道上谕体现了雍正帝为政观念和吏治思想,主要包括重视“治人”、力辩“名”与“实”关系、注重“宽严相济”、强调“唯知有君,公忠为先”等思想。雍正帝在之后的执政中,也正是躬行“上谕十一道”中的吏治思想着手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改设制度以及用人实践的。雍正帝为实践其吏治思想所进行的吏治实践活动,改善了自康熙末年出现的吏治问题。其重视吏治的思想,统治时期创设的制度等,也为后来者所继承,进一步推动清朝盛世走向高峰。本文试图以“上谕十一道”为切入点,分析雍正帝的吏治思想,并通过其日后的吏治实践探析“上谕十一道”中吏治思想对其用人实践的影响,总结其统治时期吏治思想与实践在清朝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文章结构来看,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对雍正帝的吏治思想及实践进行梳理、研究:一、为绪论部分,简单介绍本选题研究的意义及目的。同时,交代目前与本文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并对文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二、介绍本文时代背景,由于康熙帝实行“仁政”,康熙末年吏治出现问题,存在吏治松弛、耗羡加征过度、钱粮亏...
＜正＞雍正帝继位之谜，历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于产生了“矫诏篡位说”“弑父夺位说”“遗诏传位说”等几种观点。近年来，学者们引用满汉文档案、西方文献开展研究，基本排除了矫诏、弑父的可能，肯定了雍正帝继位的正统性。然而对于康熙帝属意继位的人选，人们仍有疑问，尤其是对于“矫诏篡位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皇十四子胤祯（后更名允禵），康熙帝派其出征西北，
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创建清朝的帝王,其书法创作的艺术性往往容易为人所忽略。本文考察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帝的书法作品,呈现其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康熙帝拟董其昌,其行草古淡潇洒,追求逸趣;雍正帝所作书法重自娱而轻规矩,笔势凌厉硬朗;乾隆帝学赵孟頫,笔法圆活,字体俊秀。因此形成了康熙帝的字溢美,雍正帝的字放达,乾隆帝的字甜丽;相比之下,雍正帝的字更为舒展,意趣表达得更为自然的书风。
＜正＞探析了作者以“大”字辈人物演释顺治帝因“爬灰” （抢夺弟媳为妃）淫泆而丧命,成为书中的“风月鉴”。接下去再看作者是怎样塑造“二”字辈人物来再现康熙帝的功、过以及不得善终。主要人物有:琏二奶奶王熙凤、琏二爷贾琏、政二爷贾政、王夫人、赖二、二小姐贾迎春、尤二姐、鲍二等,以及本康熙帝的外号“治平”为典,塑造
长期以来,史学界和文艺界在历史剧如何表现历史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期"理论探讨"栏目中吴学明的文章《历史剧浅析》从几部代表性作品入手,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当代历史剧创作中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既有对规律性问题美学层面的宏观把握,又有对具体作品精辟独到的分析,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上谕十一道”指的是雍正帝即位后,下发的十一道谕旨,涉及官员上至督抚,下至知县等地方各级官吏。这十一道上谕体现了雍正帝为政观念和吏治思想,主要包括重视“治人”、力辩“名”与“实”关系、注重“宽严相济”、强调“唯知有君,公忠为先”等思想。雍正帝在之后的执政中,也正是躬行“上谕十一道”中的吏治思想着手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改设制度以及用人实践的。雍正帝为实践其吏治思想所进行的吏治实践活动,改善了自康熙末年出现的吏治问题。其重视吏治的思想,统治时期创设的制度等,也为后来者所继承,进一步推动清朝盛世走向高峰。本文试图以“上谕十一道”为切入点,分析雍正帝的吏治思想,并通过其日后的吏治实践探析“上谕十一道”中吏治思想对其用人实践的影响,总结其统治时期吏治思想与实践在清朝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文章结构来看,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对雍正帝的吏治思想及实践进行梳理、研究:一、为绪论部分,简单介绍本选题研究的意义及目的。同时,交代目前与本文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并对文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二、介绍本文时代背景,由于康熙帝实行“仁政”,康熙末年吏治出现问题,存在吏治松弛、耗羡加征过度、钱粮亏...
云南是中国重要的井盐产区,清代云南盐业是地方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康熙末年云南盐政崩坏,雍正继位之初,任用李卫、鄂尔泰二人相继对云南盐务进行改革。他们的改革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的政治建设,从而加强了清朝政府在云南地区的统治。
改土归流是中央政府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手段,通过革除土司实现国家对于土司辖区的直接控制,本质上还是为了实现国家政权的“大一统”。雍正年间,鄂尔泰受到清世宗的委任,前往云贵主持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此次改流规模之大,程度之彻底,都是前所未有。滇东北虽不是这场改流的起点,却是一个重点,后世学者对这场改土归流也有较多的争议。滇东北地理位置十分紧要,一有不妥则三省受其扰,所以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权十分重视。鄂尔泰一经上任云贵总督便在筹划此地区的改流事宜,充分的准备使得鄂尔泰的改流计划得以顺利推进。但他没想到在滇东北基本实现全境改流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司叛乱。鄂尔泰之前在此地的努力成果基本化为乌有,也改变了他对改流手段的认知。在平叛的过程中,鄂尔泰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给当时的社会形成了十分恐怖的氛围。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选取滇东北为研究对象,对雍正年间在滇东北的改土归流进行研究与梳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讨论滇东北之所以改流的必要性;第二,梳理雍正年间滇东北改土归流的具体过程,重点表现其过程的阶段性与反复性;第三,研究雍正年间对滇东北改土...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雍正帝因征讨准噶尔无功,派遣宠臣鄂尔泰于雍正十年七月往西路军经略军务。雍正帝变更原计划,又令鄂尔泰于十一年正月往北路军经略军务。鄂尔泰在西路军主要经略后勤,而在北路军主要调查将领罪状、管理后勤和规划兵力调配。鄂尔泰虽是经营一应军务,但并未直接指挥作战。鄂尔泰经略军务,得出准噶尔不能速灭的结论,成为促成雍正帝罢兵的一个重要因素。
鄂尔泰治理西南期间,治苗思想不断演变,其中在黔东南地区的苗疆治理因耗时耗力最多,最具代表性。鄂尔泰治苗始终坚持"剿"、"抚"并行,但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谬冲之战后的诸苗归化让鄂尔泰自信通过"招抚"即可管理苗疆。八寨事件发生后,鄂尔泰"以抚为先",只对个别闹事苗寨的头人进行了严惩。丹江之战时张广泗动用了大兵,其中"以苗制苗"的手段既节省了朝廷兵力,又实现了苗寨之间的制衡,同时期方显在清水江地区的招抚顺利进行。治苗后期,由于部分归顺苗寨的反复起事,再加之来自雍正皇帝的质疑,急于求成的鄂尔泰开始迷信武力,治苗政策转为"以剿先行"。
清雍正时期,为收回安南蚕食云南开化府土地,高其倬、李卫等边吏主张朝廷境土尺寸必争,而雍正皇帝则主张"天下一家",不分中外,所失土地无须收回,两种不同的疆域观在"安南勘界案"中发生了强烈碰撞。边吏鄂尔泰也曾主张收复失地,但在雍正皇帝的皇权面前,更多的是迎合清世宗"天下一家"的疆域观。
明末至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前,云贵土司地区的法治存在严重问题,具体表现在土司违法普遍,"夷霸""生苗"横行,以及官府遇事失职推诿、地方吏治腐败等方面。在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前,雍正帝与大臣鄂尔泰就此进行调研,确定了彻底治理的思路。
贵州苗疆遥居腹里之地,山箐阻深,素来民风刁悍,因此内地官员多不愿到此赴任。为更好的解决贵州苗疆的官员就任问题,同时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缓和流官与土民之间的矛盾,雍正帝在这一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不同于汉地的官员选任制度。文章以《清实录》为主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析、比较。正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意义、研究动态、研究方法及文章涉及到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主要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族环境及主观人为因素四个方面分析雍正朝“开辟苗疆”的原因并简单介绍开辟苗疆的范围及在此设置的军政机构。第三部分首先介绍雍正朝地方官员的一般选任方式及几项特殊的选任制度,在此基础上分析雍正朝设置贵州“苗疆缺”的原因、贵州“苗疆缺”的范围及其内部差异。第四部分主要利用史料分析贵州苗疆区官员选任制度的独特之处：官员就近保题；二,回避较为宽松；三,苗疆缺管理更为严格；四,官员任用较为机动灵活；五,最艰难地区的苗疆缺升迁较快；六,赏赐优渥,且惠及家人。第五部分简要探讨雍正朝贵州苗疆官员选任制度的深远影响：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贵州苗疆到任流官和当地土民之间的关系,客观上加深了苗汉之间的交流沟通,加速了苗...
清初,贵州与广西交界之处犬牙交错,地方争斗不断,官员相互推诿。雍正五年,两省以红水江为界,江北属黔,江南属粤。十年,广西庆远府的荔波县划归贵州都匀府。两次划界不仅使贵州向南扩展了,还影响了两省政区的调整。同时,也基本确定了今日黔桂的边界。
雍正朝是清代处理边疆问题的关键时期。雍正帝提出了以"六合大一统"为特征的民族观,并积极运用于边疆治理的实践中。雍正帝为解决西南苗疆问题,在不同时期提出了"怀柔之法"以及"恩威并用"的策略,并通过武力征剿、改土归流、发展经济、兴办文化教育等措施,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及发展,加速了清代边疆"大一统"的进程。
泗城改土归流,在雍正朝广西改流中规模和影响最大。它是在雍正帝的大力支持下,由云贵总督鄂尔泰统筹指挥,滇、黔、粤西三省大员通力合作的一次有组织、有策略的改流。改流的目的,是为结束广西势力最大又长期肆虐不法的土司政权,划分黔、粤疆界,促进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改流的手段是以武力震慑土司,以宣传动员土民,力求以较小的代价完成改流。改流的善后措施完备妥当,缓急适宜,未造成被参革土司的反抗和被改流地区的动荡。
康熙、雍正两朝在云南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两朝治理吴三桂叛乱造成的创伤,采取积极措施经营云南,使云南地区逐渐走上顺利发展的轨道。康熙、雍正两朝经营云南地区,具有注重规划、强调治理,重拳出击、解决时弊,以及健全制度、注重管理等特点,同时提出了一些治理云南的策略思想。康熙、雍正两朝对云南地区的治理,在实践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为乾隆朝对云南地区进行全面、深入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雍正三至六年,中越在滇越接壤地带的大、小赌咒河流域发生领土争议。此次边界交涉过程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清廷虽然三次重新设立边界,但最终的边界依然维持不变。在清廷边界处理过程中,传统的宗藩理论起着指导作用。此外,负责边界处理的地方大吏以及军事威慑在边界争议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大学士鄂尔泰才能卓著,为雍正皇帝重用。《硃批谕旨》中,二人以上谕、朱批和奏章的形式进行的文笔交往内容丰富、交流广泛,其中可见雍正对鄂尔泰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滇粤河道的开修是雍正时期中国西南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发生有着深刻的经济与历史背景。清世宗对开修滇粤河道一事极力支持,可谓是声势浩大,耗资颇多,但竣工之后并未起到最初所预计的巨大作用。因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因素,滇粤河道竣工不久后便被废弃,最终成为一场劳民伤财的历史闹剧,而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缺乏民主思想的君主专制制度所致。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时，因时因地的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羁縻制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种民族政策在中国古代史的进程中自身也不断的发展变化。 羁縻思想源于先秦的“五服制度”，就是少数民族或是各小邦国向中原王朝朝贡，表达臣服之意。两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的时期，唐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繁荣时期，而清初期的强大但难以阻止其作为封建王朝的衰落，与其相适应的“羁縻制”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进程，它形成于汉，完善于唐宋，衰于明清。汉代羁縻制度形式为属国制，唐代为羁縻府州制，明清为土司制。 历代中央政府对广西地区进行管理时，均包含羁縻统治的思想。秦在岭南地区设三郡，把岭南置于中央王朝统治之下，为汉在西南地区推行较大规模的郡县制打下了基础，秦汉在这地区的统治是一个趋于完善的过程，虽然两朝在大多数时候更多的要求是形式上的依附关系，所设机构规模和管辖区域并不强制要求一致，只是为达到形式上的统治。 公元621年，唐派李靖率大军平岭南地，隋朝刺史丘和、萧铣先后降于唐军，这样唐基本上解除了隋末割据势力，唐得以对这一地区行驶有效的控...
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众多,但最根本原因当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需要,为中国疆域发展形成之大势所趋。为保证云南社会稳定与边疆安全,雍正朝最初采取和平方式改流,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随着雍正朝对改流认识的深入,改流方式逐渐发生了从和平到武力的转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使改流地区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雍正朝实施了完备的善后措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推行内地的治理模式,从而加快了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可以说雍正朝改土归流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
雍正皇帝在其朱批中有一套较为独特的治人理念,主要包括其重人思想、推广引见制度以及利用密折建立严密监察体系三个方面。雍正通过这三点措施,在客观上为官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雍正朝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笔者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了本次改流之目的、实现改流的手段、改流的不同类型、改流后的社会状况等问题,对过去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同时总结了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文章对"雍正安南勘界"的缘起、双方划界过程中的争执以及最后结局进行了梳理,认为双方虽有不同的划界依据,但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自然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这也基本上符合现代国际划界的原则。只是这样的原则在实际划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由于受当时清王朝与安南宗藩关系的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观念或者文化心态成为此次划界的决定因素。
＜正＞一、问题及材料相对其他地区,贵州开发较晚,明代建省后,今日贵州的大部分地区才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赋税体系,伴随移民的迁入,贵州得到一定开发。但是终明一代,军事目的远甚于经济开发,直到清代雍正时期,才认真着手贵州开发的事。考察这段时期的治黔策略、动因及影响,将有助于深化贵州地区史的研究,也有助于贵州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石漠化演化过程中人文因素的研究。
本文通过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描述的对比研究发现,康熙时期文献显示贵州多山少树、田土多石,部分地区已出现石漠化景观,是一片穷荒异瘠的土地,地方官员劝垦的态度消极悲观,更多的是向康熙争取特殊政策。雍正时期地方官员以积极的态度在贵州实施劝垦,认为贵州气候适宜,即便气候异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证贵州不会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贵州的森林往往是"逆苗"藏身之处,成为剿苗的障碍,故"焚烈山泽"成为如同"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一样重要的政务。文章指出,两朝官员眼里的贵州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朝最高统治者治理贵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二是地方官员针对的地区相异。
云南、贵州、四川地区一直是苗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地方。明朝以及清朝前期,政府尚未在广大的苗疆地区建立深入的统治,土司仍然是这些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土司对当地统治的过程中,其制度本身的弊端也日益暴露,甚至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障碍,因此革除土司制度,改土官为流官就成为清政府在当地亟待解决的问题。 鄂尔泰是雍正帝极为倚重和信任的大臣之一,被誉为“模范督抚”,其在雍正帝的支持之下,从雍正四年开始,历经六年的时间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中,清政府将横行不法的土司一一惩治,将其家口内迁安置或者就地安插,置于流官的管辖之内,与此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来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改土归流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其历史局限性也是不能忽视的。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其条件,内容也兼涉土司制度的渊源及其横行不法的表现。第二部分是雍正朝的改土归流策略的产生及其措施。第三部分论述苗区的动荡。
＜正＞引言雍正安南勘界,是指清雍正朝时期中国与安南勘查云南开化府南部与安南接壤边界线事。民国年间（1930年6-7月）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第1、2、4、5期收录了有关这一段史事的史料,并命名为"安南勘界案",本编年沿用了这一名称。安南,即今越南北部,古称交趾、安南[源于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改交州都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是以方显和张光泗为代表的抚剿二派,在苗疆两个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的。在开辟的过程中,官兵以抚见效,以剿收尾,剿抚两条线交织并行。开辟苗疆最终以剿收尾,是因为主剿派官员无视当地文化习俗的特殊性,兼之治军无状,下属争邀军功,治理"未得善策",一误再误所致。
清初的国内政治、国防形式以及西南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雍正朝加强对西南的治理,认为雍正朝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防御西南地方势力转化倒戈,策应漠西蒙古南下,以巩固清朝内陆边防之需要。
清朝在对贵州“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鄂尔泰发现了从事贩卖人口并借机蛊惑“苗民”的川贩,并与之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由此着手对这些川贩采取惩治行动。川贩这一现象有着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吏治、伦理道德乃至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许多情况,对当今社会规范和治理也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对黔东南苗疆“改流”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各种观点相互歧义,归纳起来,主要如下:第一,开辟苗疆是否为“改土归流”;第二,开辟苗疆的历史原因究竟何在;第三,开辟苗疆的历史过程是如何展开的等。查阅相关文献,大体可以看到所谓“改土归流”之“土”,乃是指“一切不符合中央行政建制的地方行政权利体制”,当然也包括土司在内,但废除土司并不能涵盖改“土”的全部内容,而废除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行政权利体制,也是改“土”的主题之一,从相关历史记载以及开辟的后果看,“生界”的开辟,也属于了“改流”范畴。“改流”的原因,主要是强化边疆统治,增加地方赋税,将未曾设立土司制度的“生界”纳入流官管理体系之中,主要是改变中央王朝权利失控与真空的被动局面。“改流”手段,主要是以抚见效,以剿收尾,剿抚两条路线,同时交织,彼此并行。由于主剿派官员要杀人立威,忽略了当地特殊的文化习俗,“改流”最终也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苗疆“改流”是一次进步的政治大变革,强化了清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改变了当地封闭、落后的状况,促进了社会生产发展,巩固了国家边防,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因此...
奏折是清代独有的上行官方文书,始于顺治、康熙年间。雍正即位后,极力推行使用奏折,逐步将奏折规范化、制度化,到乾隆时期,奏折从上折、旨意回传、回缴、副本、结档保管等多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奏折也就成了清代使用最多的上行文书,逐渐代替清初承袭明代的题奏本章制度,清代奏折档案大量保存下来,成为古代档案的一颗明珠。谕旨自春秋之世始行于世,汉到唐宋基本无使用,至元明逐渐盛行,及清代则成为重要的皇命文书。本文以清代雍正朝为时间界限,宁夏为地域界限,整理和研究雍正朝与宁夏有关的满汉文朱批奏折与雍正汉文谕旨共745条,请安、祝贺、面圣、惩治贪腐、征战、水利屯田、驻防、教育、民族问题、营伍建设、社会救助、地方民情等内容包罗万象,以此为基础研究雍正时期宁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驻防、征战、官员选拔、进折人员等方面的面貌,并理清奏折作为清代最重要的官方文书其内在体式与撰写技巧。
奏折是清代独有的上行官方文书,始于顺治、康熙年间。雍正即位后,极力推行使用奏折,逐步将奏折规范化、制度化,到乾隆时期,奏折从上折、旨意回传、回缴、副本、结档保管等多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奏折也就成了清代使用最多的上行文书,逐渐代替清初承袭明代的题奏本章制度,清代奏折档案大量保存下来,成为古代档案的一颗明珠。谕旨自春秋之世始行于世,汉到唐宋基本无使用,至元明逐渐盛行,及清代则成为重要的皇命文书。本文以清代雍正朝为时间界限,宁夏为地域界限,整理和研究雍正朝与宁夏有关的满汉文朱批奏折与雍正汉文谕旨共745条,请安、祝贺、面圣、惩治贪腐、征战、水利屯田、驻防、教育、民族问题、营伍建设、社会救助、地方民情等内容包罗万象,以此为基础研究雍正时期宁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驻防、征战、官员选拔、进折人员等方面的面貌,并理清奏折作为清代最重要的官方文书其内在体式与撰写技巧。
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的确立,是行政处分制度得以贯彻的前提。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相对健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与处分历时很久,其问责与处分机构的调整确立也在不断完善与成熟,最典型的则是清代之雍正朝。雍正在位十三年,基本完整确立了官员的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体系。这个体系不是由一个单独机构,而是由一系列机构既主导又参与其中。其中的吏部考功司负责主导官员之行政问责与处分;都察院属于介入官员之行政问责与处分;督抚是参与官员之行政问责与处分。如此,在雍正朝形成了以吏部为主导,都察院、六科、十五道、地方督抚共同参与的问责与处分系统,有力地加强了对官员的管理。
自秦漢以來，監察制度在多軌並容的情況下,存在有二大脈絡,一為察官系統,一為給諫系統。察官機構在秦漢時為御史臺,臺長為御史大夫;後魏晉紛亂,雖仍承秦漢規制,然多已變質,難以善盡職守;隋唐時期,再開新機,中央察官機構仍稱御史臺,然至唐代,御史臺下分臺、殿、察三院,制度出現的新的型態;至宋代則制度略同於唐,然具體而微;元代則以異族入主,亦由御史臺下轄臺、殿、察三院,且特為重視監察;至明則又一階段,創為都察院，以左、右都御史為臺長;清襲明制,亦為都察院制，然「左」職方為堂官，「右」職皆屬兼銜。給諫機構在秦漢時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則為顧問加官,僅為後代的發源;魏晉則為士族國家，封駁之制逐漸出現;至隋代,諫官漸以給事中為骨幹，並有統一言諫機構-門下省的問世;至唐代,門下省益臻精善,涂歸封駁,尤為特色，進言諫諍,廣為所稱;宋則以給事中為門下省長官,分治六房;至元,則專務察查，不重言諫;至明乃復給諫制度,設立六科,以都給事中主之;清初因襲,亦以六科給事中掌諫議。 此二大脈絡,各有發展。宋時,御史率多言事,論者多謂此為「言察相混」,彼時雖確有相混之情,諫官卻仍受重視,而御史已有涉入政爭的情形,至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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