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颁旨，命永远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谕示户部：数年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百姓失来，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此以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还给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是否以古北口等处的边外空地，拨给耕种。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奏闻。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再谕户部：民间田地，久已有旨永停圈占，户部等所存土地分拨时，如有借机扰害百姓、圈占百姓良田、以坏地强换者；或隐占存部良田，妄指拨给百姓土地者，一律严察治罪。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康熙又一次明确下旨：凡属民间开垦的土地，今后永不准许圈给旗下。如旗下有应拨给者，以户部现存的旗下余田分给。

康熙八年（1669）三月八日，清政府决定免除明代各省废藩田产的变价做法，撤回为此而派出的部员，将未变价田交与该省督抚，并给予原种人耕种，改为民户，称为更名田，永为世业，照例征收银粮。对于无人承种的剩余土地，则招民开垦。康熙九年正月，又虑及更名田内有明代废藩自置地，且予民佃耕，他们在输粮之外又纳租银，为避免负担过重，决定免其纳租，与民田一例交粮。如果已有易价银征收于库者，准许抵交次年正赋。

康熙八年（1669）正月，户科给事苏拜疏言：地方官管理关税多有不便，如惧怕上司，希图定额，势必向商民增派税银等，仍差部员。康熙帝准其请。户部遵旨再议后，清政府决定：关税税额多者由名部派遣满汉官员前往，税额少者仍由地方官征收。京师崇文门税务已经奉旨设官征税，通州坐粮厅、京城左右二翼仓、宝泉局、大通桥、通州西仓、中南仓、张家口、杀虎口等九处仍由户部派官管理。此外，应各部官员管理者还有：浒墅关、芜湖关、北新关、九江关、淮安关、太平桥、扬州关、赣关桥、天津关、西新关、淮安仓、临清关、凤阳仓、临清仓与临清关合为一差，江宁仓并入西新关，共十三差，合计关税七十万两。至于运厅、居庸官、徐州仓、德州仓，此四处税银均少，总计才一万二千七百两，故交地方官收理。

康熙八年（1669）四月，兵科给事中刘如汉疏言：“帝王首务，莫大于视学，莫急于经筵。”请求康熙帝谕示礼部，详考旧章，先行日讲，次举经筵，挑选儒臣，分班进讲。康熙帝“嘉纳其言，下部议行”。九年十月，康熙帝再次强调：经筵日讲，宜即举行。命礼部详察典例，择吉具仪奏闻。不久，礼部选定的月讲日期为康熙九年（1681）十二月二十一日，经筵则依顺治十四年（1657）例，每年春秋举行二次，定于同年二月十七日开讲。自此，康熙帝非常赏识刘如汉，称他“为人甚优”。

康熙九年（1670），英国人在厦门、台湾通商。康熙二十年（1681），清政府关闭厦门商馆。康熙二十四年（1685），复重新开放。

康熙九年（1670）十二月，康熙帝为正风俗，重教化，颁布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是：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护良善，完钱粮以省催科等等。其中，他将敦孝弟以重人伦列于首位。

康熙九年（1670）正月，内秘书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魏裔介受命为本年会试正考官。魏裔介，颇具远见卓识。此次由他主持的会试，誉为“文体一变，”号称“得人最盛”。是年五月，康熙帝命新科进士李光地、王琰、陈梦雷、张鹏翮等二十七人为庶吉士。在本年进士中还有郭绣、陆陇其、赵申乔、徐乾学等人。后来，这些人均以各自事迹而成为清代名臣。

康熙九年（1670）三月十七日，清政府划分满汉大臣品级。具体规定是：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均属一品，侍郎、学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均系二品。汉大学士原为正五品，今改为二品，尚书、左都御史也属二品，侍郎、学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均为三品。满洲郎中为三品，员外郎为四品。汉郎中系正五品，员外郎为从五品。

康熙九年（1670）八月十一日，康熙帝谕改内三院为内阁。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此后，大学士、学士职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均照顺治十五年（1658）之例，大学士分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如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管刑部尚书事等。以上各殿学士及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翰林院掌院学士等，俱兼礼部侍郎。十月，康熙帝授图海等十七名大臣分任以上各职。

康熙十年（1671）四月初四日，因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的《圣训》编于顺治年间，未经裁定颁布，康熙帝特命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图海、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李霨为总裁官，折尔肯、折库纳、熊赐履为副总裁官，达哈塔等十人为纂修官，另设满汉誊录官，收掌官各四名，将以上《圣训》重加考订，尽快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