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位于今天北京动物园后身、高梁河（又称长河）北岸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即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图1）,其院内的历代墓志长廊中（图2）镶嵌着一方不太起眼的"唐高元表墓志铭"（图3）。但就是这方小小的墓志铭,却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它本质上的看法。据查找现存的有关资料,此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城的郊外出土,但具体出土时间及地点等均不详。志石高、广均为42厘米。志文正书,首题"唐故高君墓志铭并序",共计19行,满行20字,全文共计347个字。
结合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参考考古发掘报告,可以判定燕国的都城有六座:始封地称燕亳,故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春秋中期燕并蓟国,迁都蓟之都城,沿袭"蓟"的名称,战国时又称上都,是燕国中后期的首都,故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南部,原宣武区辖地内;山戎侵燕时,燕国曾被迫南迁易水河流域,一度建都临易,故址位于河北省容城县晾马台乡南阳村,如今的雄安新区内,燕国中期都城曾在蓟与临易之间反复迁徙;燕昭王筑武阳城作为陪都,用以招贤纳士,又称下都,是燕国后期的重要经济文化中心,故址位于今河北省易县高陌乡;在上下二都之间,另筑陪都一座用于中途休息,称中都,故址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荆轲刺秦失败后,秦国大举进攻燕国,在辽河畔因天气恶劣折返,燕王得以在辽东苟延残喘,辽东襄平也得以成为燕国最后一座都城,故址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其中在战国后期,燕国上中下三都并存,事实上存在"三都制"。
燕国本郾国,属姬姓宗族,自周初召公受封（约前1046年）至燕王喜在辽东被擒（前222年）,历时八百余年,是周代各诸侯国中绵延时间仅次于卫国的。召公位列三公,留在镐京辅佐成王,其子姬克代为就封,此时燕国是周的北部屏障。燕国早期常年遭受以山戎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侵扰,长期与中原无法来往,加之自身国史《燕春秋》亡轶,造成了司马迁称之为“十世无考”的大面积历史空白。“五国相王”后,燕国又遭遇了“子之之乱”,在王权易主后又被齐国乘虚而入,亡国三年。燕昭王复国后,先灭中山,再破齐国,将齐王赶至即墨,燕国才成为和中原列强并立的强国。而后乐毅被撤职,田单复国,燕国元气大伤,专心经营北土。战国末年,太子丹与秦王政结仇,刺秦失败,辽河以西为秦所得。不久秦国攻破辽东,燕国灭亡。结合对春秋三传、《史记》、《战国策》、《水经注》等历史文献的考证,参考北京琉璃河、北京窦店、河北南阳村、燕下都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可以判定燕国的都城有六座:始封地称燕亳,故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春秋中期燕并蓟国,迁都蓟之都城,沿袭“蓟”的名称,战国时又称上都,是燕国中后期的首都,故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南部,原宣武区辖地...
燕国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五座都城,研究这五座都城的建立和几次迁都的过程,对认识燕国历史和燕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正＞燕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在其800余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七座都城。本文根据地理形势、历史典籍和考古发现成果,对燕国历史中出现的七座都城的建立、变迁及其位置进行梳理和分析。
城的产生和发展是古代文明的主要标志。燕国城市是北方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燕国城址的研究对了解先秦城市文明和社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对燕国都城和重要郡城的考察,相对缺少对大批中小城址的关注,造成对燕国城市的研究并不完整。燕国城市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从西周初至战国末,燕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分布范围日渐扩大、建城技术不断发展、城市规划日渐合理,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燕国城市遗存,对于后世北方城市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通过对燕国城市的考古学研究,可以加深对燕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认知,能够了解到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差异,尤其对于研究先秦时期北方城市文明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考古发掘和调查资料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对燕国城址中的都城、郡城、一般城址及边地的城堡、障城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廓清燕国疆域及主要城址的历史沿革,加深对先秦城市发展进程与人地关系的认识,了解当时筑城技术、城市布局、与城防体系,从而丰富对燕文化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文化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地域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作为“燕赵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燕国文化和中山国文化在存在许多相同之处的同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主要从都城、货币和丧葬习俗三个方面来对两者的文化进行异同比较。 首先，两者都城的比较是本文的一个重点内容。两国都城都因政治原因进行了迁徙，同时两国都城的形制、选址原则等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差异。除此之外，在区域功能划分上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灵寿城有商业活动区，而在燕下都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最后，两者都建造了都城的防御设施。 其次，货币的比较是两者文化差异的重要方面。两国都是刀布并行的国家，但是两者由于民族因素的差异，所以在货币流通上存在较大的不同。同时燕国和中山国的货币都包含有自铸币、外来币和仿铸货币，但是两者本国货币在本国的流通地位却大相径庭——中山国的外来货币占据了主导地位。 最后，两国的丧葬习俗也是本文进行文化比较的一个方面。本文主要分三个时期对燕国和中山国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进行了比较。例如，中山国的积石墓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燕国大部分都是土坑竖穴墓葬。在随葬器物上，...
燕国为周初分封于中国北方的姬姓诸侯国,立国达八百年之久。燕国的战争直接关系到燕国的生死存亡,在燕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尤其重要。东周时期燕国的主要战争体现在与齐、赵两国为代表的中原诸国和以山戎、东胡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上,通过燕国与上述国家、部族间的战争研究,可以较为完整的展现东周时期燕国主要战争的整体面貌。燕国与齐国共计爆发十一场战争,文章将其分为春秋时期、战国初期和战国中期三个阶段,对每场战争均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燕齐战争的作战地点反映了燕国国力逐步提升领土不断向南推进的历史进程。战国前中期燕齐战争的不利形势客观上成为燕国变法图强的重要因素,促进了时局变动和中华民族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燕国与赵国共计爆发八场战争,文章将其分为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两个阶段,分别对每场战争进行了梳理研究。燕赵战争主要围绕黄河东西二渠间的河间之地展开,燕王喜年间燕国于河间之地领土损失殆尽,反映出在燕赵战争中燕国逐渐陷入被动的事实。燕赵战争往往与秦赵战争同时爆发,燕国逐渐成为秦国牵制赵国的重要工具。频繁的燕赵战争不仅严重消耗了两国国力,更使得秦国东进步伐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加快。燕国与山戎的战争主要体现在燕国联...
＜正＞城市是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而都城作为一个国家或朝代的政治中心,更是其整个兴衰历程的缩影。每个国家或者王朝在建立之初,都城的选定和兴建都是统治者面临的首要任务。都城既是上层政治力量汇集之地,同时也承担着经济、文化重心的角色。因此,一个都城从选址规划到修建完工,都是与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力量分布状况等因素密不可分的。搞清楚一个都城的发展、演变脉络为我们了解其所处国家或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失为进行"大历史"
本文以记容器和量器等实物材料为基础，分别对战国时期三晋（韩、赵、魏）、东周王室、中山国和燕国的基本量制单位、量值和进制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各国家和地区的量制虽各有特点，但有许多相同之处，具体表现在相同的量制单位和量值，以及普遍存在两种量制标准同时并行的现象。其量制在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晚期都比较稳定，似乎没有经历重大改革。而且它们与齐、邾、秦等多个诸侯国之间可能已建立统一量制标准，200毫升和2000毫升是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用量值。这些情况反映出战国量制“异中有同”的整体特点。
燕国为周初分封于中国北方的姬姓诸侯国,立国达八百年之久。燕国的战争直接关系到燕国的生死存亡,在燕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尤其重要。东周时期燕国的主要战争体现在与齐、赵两国为代表的中原诸国和以山戎、东胡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上,通过燕国与上述国家、部族间的战争研究,可以较为完整的展现东周时期燕国主要战争的整体面貌。燕国与齐国共计爆发十一场战争,文章将其分为春秋时期、战国初期和战国中期三个阶段,对每场战争均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燕齐战争的作战地点反映了燕国国力逐步提升领土不断向南推进的历史进程。战国前中期燕齐战争的不利形势客观上成为燕国变法图强的重要因素,促进了时局变动和中华民族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燕国与赵国共计爆发八场战争,文章将其分为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两个阶段,分别对每场战争进行了梳理研究。燕赵战争主要围绕黄河东西二渠间的河间之地展开,燕王喜年间燕国于河间之地领土损失殆尽,反映出在燕赵战争中燕国逐渐陷入被动的事实。燕赵战争往往与秦赵战争同时爆发,燕国逐渐成为秦国牵制赵国的重要工具。频繁的燕赵战争不仅严重消耗了两国国力,更使得秦国东进步伐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加快。燕国与山戎的战争主要体现在燕国联...
辽西作为中原与东北地区连接的重要枢纽，有着重要的地理、政治、文化地位，通过对燕国辽西地区出土青铜器墓葬及青铜容器的研究，对比中原地区墓葬及青铜礼器形制，初步探索中原文化与东北地区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认识到东周时期周王室的礼崩乐坏及辽西地区作为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
本文以西周燕国青铜器进行定义，并给出判断标准，根据西周燕国青铜器的概念、时空范围和判定标准，梳理了近年来北京及周边6个省份的考古发现和传世的西周燕国青铜器，对西周燕国青铜器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总结研究成果，发现当前研究在资料阐释和相关问题的认识上所存在的困境，提出对策。
战国时期燕国乐器目前仅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16号、8号和30号墓出土。而编磬的数量在燕下都出土乐器中占据了一多半。燕国“磬乐”的繁荣从战国早期一直持续到战国晚期，并几乎达到了各国不能企及的高度。一方面，燕国“磬乐”在礼乐衰败的战国时期一枝独秀。另一方面，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燕国“磬乐”从早期到晚期也呈衰败趋势。但在规范性和音响性能、材质衰微的同时，其编列规模变大，且出现了繁复的纹饰。可以看出燕国上层社会对于磬乐的喜爱和在礼乐制度中对于编磬的重视从未改变。
燕国材教授的学术观点主要是从他对中国心理学史、理论心理学、非智力因素与素质教育等几个方面的研究与探索中体现出来的。他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构建了中国心理学史的结构体系与方法论体系、独树一帜的理论心理学体系，在国内首次公开提出非智力因素概念并初创了IN结合的学习理论，提出了“三类八种”素质教育观。这些观点不仅具有新意，而且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价值。他的研究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心理与教育的相互交汇与融合，秉持“标新立异，自圆其说”治学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风格。
＜正＞对一个民族感强烈的国度来讲,礼制与家国在“华夏”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间交织着的中心边缘、礼崩乐坏、家国情义和个人选择,充满了诸多谜团,惊心动魄而又儿女情长,燕国历史作为其中一份生动的文本,如今读来,仍令人唏嘘不已。
＜正＞四川大学彭华教授乃“金门”（学界对金景芳学派的称呼）弟子，先秦史专家谢维扬教授的高足。据作者自云，《燕国八百年》这部书的发轫可以追溯到1996年其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先秦史”硕士时的毕业论文——《燕地的古族与古国》。从此，作者与燕国史地研究结缘，深耕有年，不断推陈出新，先后出版了《燕国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燕国史稿》（修订本）（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彭华教授坚持学无止境，对先秦燕国历史的研究从未止步，
＜正＞本来行将灭亡却又跻身“战国七雄”，这是燕国的奇迹，更是燕昭王察纳雅言，用人不疑的“福报”。在中国历史上，大张旗鼓招贤纳士，莫过于燕昭王高筑黄金台，这已成了李白流传千古的诗句：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据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察纳雅言为了广招天下有才之士，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隗，请教：“齐国趁国家内乱侵略燕国，这个耻辱是不能忘的。但如今燕国还很弱小，不能报这个仇。
燕国和齐国均是东周时期一方大国,彼此相邻,交流密切。本文以出土资料为立足点,选择了容礼器、货币、兵器、瓦当为切入点,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四个方面探讨燕齐两国的交流情况,最终证明两国交流呈现出全面化的特点,并指出乐毅伐齐这一历史事件及大一统的历史浪潮对燕齐交流的巨大影响。
战国时期，燕国将军秦开曾为“质”于东胡，熟悉了东胡军政情况，返回燕国后率军北却东胡千余里。赵国通过“胡服骑射”改革，极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向北扩地千里。秦国与匈奴在今鄂尔多斯地区展开激烈的军事争夺，匈奴成为诸国“合纵”应对秦国势力的一支，对当时中原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华夏族为主的燕、赵、秦三国与诸北方游牧民族在内蒙古地区多维度、多形式的交往交流，使各民族在依存与碰撞中逐渐交融，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新篇章，亦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进一步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燕国和曾国在西周时期的发展和历史演变,经过考古学家近半个世纪的努力逐渐清晰起来,它们的文化面貌内涵丰富、来源多样。其中,两国的青铜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以往的研究多以青铜礼器或车马器为对象,针对兵器或工具类青铜器的专门讨论不多。事实上,青铜兵器是体现西周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交流情况的重要载体,其时空跨度往往超越了同时期的青铜礼器和车马器。
出土文献资料中的燕国一般写作“匽”,从“匽国”到“燕国”的转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通过梳理分析，认为“燕”字是燕国人为了取悦秦始皇而新造的一个字形，“燕”字与“匽”“妟”“宴”等字都存在语音与意义上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基于“燕”和“匽”读音相同的基础之上，“燕”的本义并非玄鸟。
青铜器物自名与定名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战国时期燕国兵器有一自名“鉘”字,研究者们对该字有多种考释:有的学者释为“锇”;有的学者认为“鉘”是燕戈的专名;有的学者认为与形制相关;有的学者依据《玉篇》“鉘,饰也”,分析“鉘”是有装饰的戈;有的学者依据《说文解字》“拂,过击也”,认为自名“鉘”与该器物的使用方法有关;有的学者认为与兵器配属对象相关。本文依据程瑶田、郭宝均等的分析——横击是兵器戈的主要使用方法,联系与“鉘”同源的词族,分析“鉘”的得名之由,与其使用方法、方向相关。
＜正＞【原文】于易水1送人一绝[唐]骆宾王此地别燕丹2,壮士3发冲冠4。昔时人已没5,今日水犹寒。【注释】（1）易水:河名。（2）燕丹:指战国时燕国太子丹。（3）壮士:意气壮盛之士,指荆轲。（4）发冲冠:气得头发直竖,把帽子都顶着了。
1981年在对位于朝阳县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的王坟山墓地进行考古发掘过程中,在王坟山第29号墓（81WM29）出土陶量器物两件,其形制大致相同,经专家鉴定,应为战国时期燕国的陶量器。它们的出土一方面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对战国时期燕国度量衡制度研究、战国时期燕国都邑的设置、战国时期燕国文字方面的研究以及朝阳在战国燕时的历史地位的研究等方面皆具有重大意义。这两件陶量（81WM29:1、2）铭文虽相同,但并非出自同一戳印。依据《陶文字典》及《战国文字编》与战国时期文字字形对比,将陶量标本81WM29:1、2的铭文均释读为"酉城都王勹（伏）鍴",其中,"酉城都王"四字考释已在学界形成共识,第五字则应断为"勹",象人曲形,乃"伏"字初文,第六字为"鍴",玺印经过捶锻压抑而成,读作"揣",全句有"酉城都王掌管的玺印"之意,此铭文与物勒工名"陶工某"特点并不相符,显然不在此列,另,此2件陶量在其制作过程中可能吸收了齐国的文化元素。
战国量制问题一直是战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此也十分重视。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多,相应研究也日益深入,但是关于燕国量制的研究却存在很大争议。出土资料所见燕国量制单位为"觳""■",关于两者的进制以及各自量值学者持不同意见,已有诸说无法疏通所有材料。联系战国、秦汉时期存在大、小量的现象,本文认为燕国也存在大、小量,依此可对全部的铜器铭文及器物容量进行合理的解释,且据此所得出的一"觳"之值与战国其他地区的一"觳"之值相合。
＜正＞位于今天北京动物园后身、高梁河（又称长河）北岸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即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图1）,其院内的历代墓志长廊中（图2）镶嵌着一方不太起眼的"唐高元表墓志铭"（图3）。但就是这方小小的墓志铭,却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它本质上的看法。据查找现存的有关资料,此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城的郊外出土,但具体出土时间及地点等均不详。志石高、广均为42厘米。志文正书,首题"唐故高君墓志铭并序",共计19行,满行20字,全文共计347个字。
西周燕国在北京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传世文献却少有记载。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M1193出土的克罍、克盉提供了西周初年燕国初建的重要史料,基本确证了琉璃河遗址即是燕国早期的都城,把北京建都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了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初期。青铜器铭文尤其是出土铜器铭文,作为第一手史料,较传世典籍更有可据性。本文试图利用"二重证据法",将青铜器铭文结合传世文献,对西周早期燕国概况,包括召公封燕、家族世系、社会组成以及初期疆域等进行梳理分析,从青铜器铭文概览西周早期燕国。
从武王灭商封召公至燕国,到燕国被秦所灭,燕国存世约八百多年,是先秦时期建国最早、存在最长久的诸侯国,也是战国七雄之一,鼎盛时却胡千里,势力达到辽河流域。自上世纪20年代末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调查开始至今,燕国考古发现不断增多,获得了大批系统而科学的考古资料,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青铜器,这使从纹饰角度研究东周时期的燕国青铜器成为可能。本文分为六部分。绪论,包括东周时期燕国青铜器纹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着重介绍青铜器纹饰、燕国青铜器及燕文化的研究现状,对研究材料进行梳理,共收集东周时期燕国青铜器103件,从而确定研究范围,并说明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一章对东周时期燕国青铜器纹饰进行类型学分析。将纹饰分为动物纹、几何纹和人物画像纹三大类,再逐渐细分,重点对时代变化较强及特征明显的纹饰进行型式分析,如蟠螭纹、兽面纹、云雷纹、写实性动物纹、绳索纹。第二章首先对东周燕国铜器墓进行年代推定,为接下来的纹饰分期准备条件。其次将纹饰分为三期六段,确立纹饰的流行年代并总结特点。第三章从纹饰组合的角度,对鼎、豆、敦、壶四类器物纹饰的位置分布进行分析,探讨其装饰风格与时代特征。第四章从纹饰所反映的文化互动角度,探讨东周时...
燕明刀,属于燕国货币,因刀面铸造有一"■"符号,似"明"字,故名。由于燕明刀出土数量众多,流通范围广,在战国晚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馆藏品实物为依托,从燕国明刀币的形制、演变、刀币分布与流通等方面展开分析,并解读燕刀面文"明"字的释法。笔者认为通过对"与燕明刀币相关历史信息"的挖掘整理,对于完整地认识馆藏文物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乃至深入了解燕国和东周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商贸关系、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时代的齐国曾长期与秦国对峙,甚至与秦互称东、西二帝。但随后却在乐毅率领的五国大军的合纵伐齐之役中迅速败亡,失去了与秦争夺天下的资格。本文借鉴地缘政治学中“地缘”一词,从齐国与邻国的关系角度,分析战国时代齐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结合战国时代齐国与邻国交往与兵争的史实,对齐国最终败亡的原因进行探讨。本文首先介绍了齐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境内的地形地貌,分析齐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认为,齐国的地形是由西部以黄河和济水为主的河流系统,和南部近乎东西走向的泰沂山脉组成。河流和山脉的交汇处就是齐国与邻国兵争最激烈的济西地区。战国时代齐国与邻国的交往和兵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其次单独分析了齐国与西境的赵国之间的关系。通过战国时期齐、赵关系的变化,可以以赵国迁都邯郸为界,将齐、赵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赵迁都邯郸后,齐、赵关系的变化又可以以赵武灵王即位和五国伐齐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对不同时期齐、赵关系的分析,可以知道,战国时期的齐、赵关系不是单独的双边关系,战国前期,齐、赵关系是齐、魏、赵三边关系中的一组;齐、魏马陵之战后,魏国国势衰落,无力与齐争雄,而赵国又在赵武灵王即位后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北方,与...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阶段,辽西郡与辽东郡在战国中期被设立后,便与中原地区一道,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辽西与辽东郡的文化变迁,是边疆地区逐渐融入中原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辽西辽东郡文化变迁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历史转折的背景下,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过程与意义。墓葬是最为直观反映考古学文化的一种遗迹,从墓葬研究的角度入手,能更好的把握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总结发展规律。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辽西辽东郡地区战国秦汉时期以墓葬为主包括其他考古学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提出了战国至西汉六期的分期概念及文化变迁的五个阶段。基本复原了战国至西汉时期,辽西辽东郡地区文化因素的构成及发展脉络,厘清燕文化及汉文化在该地区的两次变革。本文还对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燕文化向汉文化转变的具体过程进行研究,探讨了燕文化在燕国灭亡后可以继续发展至西汉早期的原因。认为燕文化因素在燕国灭亡后可以继续留存,是因为秦人对该地区管控不严,该地区保留了大量的旧燕贵族势力,还因为西汉早期该地区社会环境动荡,诸侯国势力较强等原因使得燕文化因素可以留存至西汉早...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在赤峰地区发现了许多战国遗存,出土文物甚为丰富,其中战国货币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赤峰市、宁城县、喀喇沁旗、敖汉旗等地。这些货币种类众多、形制各异,部分还有铸字。赤峰地区作为燕国在北方的重镇之一,其货币体系可以映出当时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面貌。本文拟通过赤峰地区出土的战国货币,来研究当时的货币构成以及赤峰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历史地位。
＜正＞战国燕国瓦当燕国瓦当全部为半瓦当,纹饰以形式多样的饕鬣纹为主,次有兽纹以及鸟纹、山云纹等。尤其是具神秘色彩的饕鬣纹半瓦当可谓独树一帜。纹饰采用浮雕手法,构图饱满,凝重厚实,仍保留着青铜器纹饰那种繁缛的风格和狞厉之美。另外,东周王城的云纹瓦当、赵国的兽纹瓦当以及纤细线条精心刻画的楚国云纹、凤纹瓦当等,都颇具特色。
春秋时期,唐山地区处于燕国的统治范围之内,故而学者将唐山地区文化归为燕文化之中进行研究。然而唐山地区部分文化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与燕文化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唐山地区文化进行梳理与研究,进而弥补唐山地区文化研究的不足。结合学者研究,再联系相关史事,可知无终与肥等外来民族曾迁徙至唐山地区,因此唐山地区文化当中的地方特色应与二者息息相关。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可知无终与肥皆为白狄分支。无终与肥受到晋国的不断打击,最终向东迁徙,到达唐山地区。但二者迁徙路线并不相同,无终经山西东北部至河北北部,过北京最终迁徙至唐山地区;肥是过太行山至河北中部,而后北上向东迁徙至唐山地区。通过对唐山地区墓葬的研究,可以发现唐山地区墓葬与燕文化墓葬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唐山地区出土器物的进一步比较与分析,可确定唐山地区贾各庄至迁西大黑汀一带的墓葬具有浓厚的白狄文化因素。综上可知,唐山地区部分文化应为白狄文化。然而一个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受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影响。一个文化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对周边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吸收与借鉴。唐山地区文化亦是如此,它保留了一定的白狄文化因素,但也存在自身特色。结合唐山地区的地理位置以...
＜正＞燕国,血统高贵,是召公奭的封国;历史悠久,是两周分封的诸侯国中国祚最长者。战国时代,燕国成为七雄之一。现在的河北省易县东4千米处,有一处战国晚期的都城遗址,始建于燕昭王时代的公元前311年,直到秦统一为止,这里都是燕国都城所在地,称为"燕下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刺秦,太子丹送别就发生在这里。因此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
＜正＞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陈列、教育四项职能于一体的多功能社会机构，比起其他单一功能的社会机构，它所承担的社会任务也是多方面的。国际博协远景规划中规定：“虽然传统认为博物馆是文物收藏和文物保护的场所，但当代的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并逐渐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博物馆必须成为传播知识、交流思想的积极参与者”。美国博物馆学者斯蒂芬·威尔说：“博物馆的价值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做了什么。”
两周燕国青铜器铭文承载着艺术与文化双重价值,文章结合出土文物及拓片,对两周燕国青铜器铭文风格作出分析,得出西周燕国青铜铭文风格以吸纳为主,源出晚商金文和西周金文,而以周金文为主脉。东周燕系金文则发展形成以"简率、质直"为特征的北方风格,在战国文字中独成一脉。其铭文风格演变轨迹,亦是燕文化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并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长期对峙与多元交融中发展成型的映射。
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喀左县境内多次发现商周青铜器窖藏,其中多有与西周燕国贵族有关的重器,造型华丽、庄重,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燕国与辽西地区的关系意义重大。
周初召公封燕的始封地,其地望歧说纷纭,聚讼不已。北京房山琉璃河大墓的发掘及克罍、克盉的发现,可证燕国始封时的都邑不在北京大兴、天津蓟县、河北涞水,更非河南郾城,而是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城址。约在西周中晚期之际,燕并黄帝之后的封邑"蓟"（今北京广安门白云观一带）,始徙都其地。至春秋时期,燕都迁往河北临易,战国时期返迁蓟城,是为燕上都。《汉书·地理志》谓蓟为燕国始封地,是以后来燕国的都邑言说其事,致使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略有出入。
＜正＞燕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在其800余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七座都城。本文根据地理形势、历史典籍和考古发现成果,对燕国历史中出现的七座都城的建立、变迁及其位置进行梳理和分析。
＜正＞战国时期,齐国与燕国之间发生过两次重大战争,相互攻城略地,甚至占领对方的都城,造成两国政局动荡。尤其是乐毅伐齐,是燕国对齐国发动的大规模报复战争,使齐国几乎亡国,此役之后,齐国由盛而衰,对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燕侯脮磬为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
＜正＞西周燕文化的考古发现主要有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昌平白浮西周墓①、顺义牛栏山西周墓②、延庆西拨子铜器窖藏③、房山镇江营遗址中西周遗存④,以及辽西地区的铜器窖藏和墓葬⑤。可见,西周燕文化主要集中在华北大平原西北隅的北京平原上,西邻太行山,北靠燕山的支脉军都山。其中位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坐落在中原通往东北和内蒙古草原的主干道交叉处⑥,是西周燕文化最重要的遗址,对认识西周燕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正史对"赵匡胤妹妹"的记载相对真实可靠,却又简单制式,隐藏了个性化、私人化和情感化的信息,使这一人物显得较为空洞模糊。文人笔记中的记载则使之呈现出另一个可能的侧面,与正史的相关记载有区别,而与戏曲小说等俗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更为接近。在戏曲小说等作品中,"赵匡胤妹妹"逐渐演变为世人熟知的皇（王）姑赵美容,其中年形象为忠勇的女英雄、女将,青年形象则为刁蛮任性的公主,相比历史真实性,更注重艺术真实性。在版画插图和建筑装饰纹饰中,赵美容主要以女英雄、女将的形象出现。广东祠庙建筑中的"赵美容打飞熊"灰塑和木雕即以此为基础,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赋予这一人物独特的艺术价值、现实意义和时代内涵。
＜正＞李耳是个盲人,喜欢写作,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歌词作者。燕国义是一个盲人歌手,常常唱李耳作词的歌曲,两人因此成为好朋友。一天,李耳重病在床,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立遗嘱。当燕国义来探望时,他就说:"燕兄,我死后,房子留给我侄女,但银行卡里的50万我要捐给福利机构。现在,我就此事写一份遗嘱交由你保管。"说完后,李耳就让照顾自己的侄女拿来纸笔。
由于地处西周时期北部边陲与北方非华夏族群文化之交界地域,昌平白浮西周墓葬的族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在认同燕国统治下的殷遗民之看法的基础上,从墓葬青铜礼器器用的角度来看,白浮墓葬恰好体现出包括殷遗民在内之广义商人集团,在入周后因应周人礼制并为周人所逐渐同化的历史过程。通过白浮墓葬与济阳刘台子等相关典型墓葬之联系对比,显示出殷、周贵族墓葬青铜礼器器用的二系分途并最终合流的历史进程。
战国秦汉时期,游牧部族与中原王朝在北部边疆地区南北相对,为维护北部边疆稳定,中原王朝在北边建造有长城防御工事。自战国至东汉,各朝在北部边疆地区均兴建有长城防御工事,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可见,自北向南横亘着秦汉长城、战国燕北长城以及东汉长城。在此,以传世文献与长城资源考古调查相结合,以内蒙古东南部地域内战国秦汉长城为研究对象,探讨北部边疆同一地域内不同时段长城修筑的历史背景、相关政策导向与大致分布区域等变化趋势,探求内蒙古东南部战国秦汉长城作为大型军事防御设施,在长城发展史上具有特定的地位和作用。首先,以传世史料为主,对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战国秦汉长城的修筑始末进行探讨辨析。认为自战国至东汉时期,由于不同时段的政策导向与边疆战略环境的变化,以及北部边疆地区游牧部族与中原王朝间的势力变化,共同作用下促成长城工事的建造。其次,从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角度相结合,论述战国燕北长城、秦长城与东汉长城的相关地理位置,修筑时间考证以及与长城相关的其他防御设施。通过传世史料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古城遗址考古报告相对比,对各段长城起止点与分布走向进行探讨。对长城相关防御设施包括障城、烽燧、边城的建筑特点与分布规律进...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琉璃河西周燕国墓葬。根据对典型陶器器型的分析可以将琉璃河墓葬分为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时期;根据有无墓道、开口面积和体量,并参考青铜器的种类与数量,将墓葬分为四个等级;以京广铁路为界可以分为Ⅰ区和Ⅱ区两个墓区。墓向多向北,在340°~360°之间的墓葬最多。六成的墓葬有熟土二层台,有二层台墓葬墓主的社会地位要高于无二层台墓葬的墓主。将近半数的墓葬有腰坑,腰坑的形状以长方形为主。腰坑与随葬陶簋有较强的相关性。自西周中后期开始,腰坑墓葬俗开始衰退。殉狗的头向多向南,与墓主的头向北正好相反。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棺椁的重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墓主的社会地位,但从琉璃河墓地的情况来看,西周时期的燕国还未形成严格的棺椁使用制度。一些大型及中型墓葬有陪葬车马坑。陶器组合以鬲、簋、罐为主,其次是鬲、罐组合。青铜器组合以礼器、兵器为主,或二者兼备或有其中之一。殷人尚酒,故Ⅰ区的青铜礼器以酒器为主;周人重食,故Ⅱ区的青铜礼器以食器为主。Ⅰ区的鼎簋组合尚不稳定,Ⅱ区的鼎簋组合比较稳定,但数量与比例关系无一定之规。这说明西周时期燕国尚未形成严格的鼎簋制度。随葬品主要放置在三个位置:北部棺...
战国时期,燕国在其南部疆域沿南易水修筑了一道长城,史称"燕南长城",也称"易水长城"。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发现,燕南长城从西至东贯穿今保定市的易县、徐水区,雄安新区的容城县、安新县、雄县和廊坊市的文安县、大城县。燕南长城从初设、修筑到扩建,其军事防御功能与燕下都的确立有着重要关系,也与其南部的中山国、赵国和东南部的齐国密不可分。燕南长城遗存墙体、沿线城址以及遗物特征与风格,反映出战国时期燕国社会经济状况、生产力水平和文化风貌。燕南长城已经成为燕文化的特定符号和遗产,也是历史上"燕南赵北"文化交融地带的文化象征。在当今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区域性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是建构和完善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途径。先秦时期是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本文整体上以传世典籍、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为线索,借鉴和综合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素有争议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属于“早期国家”或“酋邦”两种主流观点）予以了多维度的比较观察;分别从“早期国家起源模式”和“早期国家形态”两个层面,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相对丰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孤竹、东胡（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社会演进情况及其早期国家类型予以了专题研究。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按研究对象的文化关系、年代顺序等,共分为四章。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具有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红山文化是该区青铜时代到来以前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学界基本认同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已步入了较为复杂的不平等社会,一般将其视作早期国家的“古国”,抑或是前国家社会的“酋邦”。这就意味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辽西地区早期国家发端的判断。对此,本文以“酋邦”与“早期国家”概念的内涵、特征为指导,先后以祭祀遗址、聚落、玉...
殷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作为我国远古时期文化繁荣的象征,体现了我国青铜时代辉煌的铸造工艺,其上铸造的铭文文字一方面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史料提供了强有力的材料证明,一方面又因为不同地区铭文文字风格所形成的差异而被后世书法家所心慕手追。对于本文提出区域的相关划分,在建国以前,对于金文的断代以及分域研究由于出土材料相对匮乏一直受限,郭沫若《两周金文大系》中提出的战国文字分类也依照东周青铜器的编年而划分。建国以后,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中提出五分法将战国文字按照国别进行划分;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中沿用《题铭》的五分法,并以“系”的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特色。一系之内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包括若干国家。其中,燕系地区大体是指以包括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大部,西北部和北部各兼有山西和内蒙古一角,东部嵌入朝鲜国一角,初建都于蓟（今北京）,昭王始建都于武阳（今河北易县）的以燕国为主加之周边诸如孤竹、无终等少数民族部族以及附庸小国的地区。本文将按照何琳仪先生提出的燕系地区的相关概念对这一地区殷商以及两周时期的铜器铭文进行论述。而不同时期的文字往往通过不同的时代背景而注入不同的时代精神,从而可以直...
＜正＞卢氏本名卢丛璧,是唐高宗李治的乳母。目前学界研究唐代乳母的论著主要有二:一为刘琴丽的《论唐代乳母角色地位的新发展》,该文对唐代皇室乳母的来源、角色变化、赏赐制度及唐人对皇室保母的评价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分析了引起这些变化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原因[1]。二是仇鹿鸣的《新见＜姬揔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该文以唐高宗乳母姬揔持墓志为依据,分析唐初李孝常谋反事件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原因,论述唐初女性在政治上的作用,深入了解唐代宫廷政治的内闱,可看作是乳母墓志与正
子之之乱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燕王哙让位于子之引发的动乱不仅在燕国国内造成巨大灾难,还引发了齐国的大举入侵,燕国几乎亡国。痛定思痛,继位的燕昭王进行了内政改革,完成了燕南长城的修建。燕南长城成为燕国在中原腹地的重要防御工程,在抵御齐国进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战国后期,燕南长城也成为抵御赵国和秦国的屏障。
张亚初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学术造诣颇深,尤其擅长金文研究,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张亚初先生研究古文字所取得的成就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汉字理论、有关专著等方面的成就。文章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张亚初先生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国内研究现状,研究内容、方法、目的及意义。这一部分内容,对张亚初先生的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以及学术活动的特点进行了简短的概括。第二部分为“张亚初先生的文字学考释与研究”,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分类讨论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在甲骨文考释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甲骨文中“铸”、“（?）”、“挞”、“讯”等字的理解;在金文考释与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金文中“免”、“（?）”等字的考释成果以及对多友鼎、太保罍、作册嗌卣等器铭文的研究成果;在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乙辛时期青铜容器、对商周青铜盉及卣壶等内容的研究成果;并对其撰写的包括《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商周古文字源流...
战国时期,中山与燕的地缘关系决定了两国密切的政治联系。在燕与以齐国为代表的中原诸国之间,中山起了桥梁作用,既从中获利,又自食恶果。从考古发现看,中山与燕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并通过仿制燕币来求得往来中的优势地位。当时,"禅让说"在中山、燕之间广泛传播,中山国国君既维护西周以来的王朝传统,又接受战国诸子的"新思想",并试图调节二者之间的矛盾,说明中山深受燕国文化的影响。
在成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北京一直是军事重镇。北方各游牧民族把北京作为进入中原的桥头堡,相继入驻北京,不断扩展着北京人的民族身份,同时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也得到持续强化。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成就了北京饮食,饮食是这一过程中文化行为和表征的集中体现。北京饮食文化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呈现多民族的特性。故而从饮食文化出发,可以清晰地描绘出北京多民族融合的初始状况和演进图式,进而认识到民族交融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在西周燕国都城遗墟北京琉璃河遗址,从西周墓葬中发现一批宝玉石器,主要是装饰品,罕见传统的玉礼器,且与玉器相比,宝石器的比例较大。无论作为土著居民的殷遗民还是作为外来移民的周人,墓葬随葬品均无"尚玉"习俗,即不以随葬玉器的多与寡,体现墓主人身份地位。凡此与其他西周封国墓葬中大量使用玉器尤其使用较多玉礼器,玉器的多寡和品类与墓主人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形成鲜明反差。
燕国城市在选址上注重依托天险,在营建时充分利用城垣、壕沟等设施加强防御,采用利于防守的城市结构,并在边地形成了以长城为核心的联防体系,为保障燕政权的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桓侯徙临易"是燕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历史记载中燕国有三个国君的谥号都是"桓",故而学界对"徙临易"的究竟是哪个桓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没有解决燕国国君谥号重出的问题,所以还不能得出最终结论。但根据事件发生的年代,一般认为"徙临易"的是春秋早期的燕桓侯。关于"临易"的地理位置,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在现今河北省雄县、容城一带,更具体地说是在容城县南阳遗址;另一种认为临易与河北省易县的燕下都遗址是同一个地方。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并结合历史情境,临易所在地为南阳遗址更具说服力。
＜正＞战国列强纷争,比起强秦大军横扫四方的威武,赵国铁骑胡服骑射的迅烈,甚至楚国南吞百越的豪气,齐都临淄人流涌动的繁荣,燕国的历史,虽也有过"弱燕破齐"的雄起时刻,但大多数时候,"存在感"都不是太强,许多读者对燕国最直观的记忆,经常来自那唱着悲歌从燕国启程的荆轲,面对秦王图穷匕见的一刺。但在考古发掘史上,几件来自燕国的
饕餮纹是一种仿生、重构纹样组合的艺术符号,是我国商周青铜器时期最为常见的装饰纹样。它具有神秘诡异的艺术特征和抽象夸张的表现形式,呈现给观者一种独特的狞厉美感。当饕餮纹的物质传播载体由商周青铜器转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瓦当,这不单单是纹样的复刻和重现,也不是单纯的偶然,而是饕餮纹形式发展的必然。燕下都饕餮纹瓦当符号学意义的诞生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首先是历史原因,燕国与商同祖,与周同姓,在文化习俗方面得以沿袭和发展,对于燕国人民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具有导向作用。其次,地域因素,燕国都城地势险要,交通闭塞,且以燕山山脉相隔比较封闭,形成了独特的燕文化。最后,对政治统治的需要和对原始自然的崇拜心理,丰富了燕下都饕餮纹瓦当的符号学内涵。相比较商周青铜器饕餮纹我们能够明显看到,燕下都饕餮纹生活气息更加浓厚。辅助装饰纹样如山脉、花卉、太阳、卷云、树叶等频繁出现。本文借助图形符号学原理,从符号学的角度剖析燕下都饕餮纹瓦当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和艺术价值,并以此为据,深入解读燕下都饕餮纹瓦当的符号学特征以及所蕴含的能指与所指系统。根据当时语境中的社会崇尚和思想意识,分析纹样所富含的多种语义以及时代特征。文章...
燕下都是战国中晚期的燕国都城,为保障其安全,构建有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既有保卫都城安全的城墙及附属设施、护城壕、人工河道,也有周邻地区拱卫都城的军事据点、军事城堡及燕南长城,更充分利用了天然屏障北易水、中易水、太行山脉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紫荆关,具有方式多样化、体系多层次化、防御重点突出等特点。
＜正＞作为一名有着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燕国材教授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在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两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学术思想具有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坚持"标新立异,自圆其说"的治学原则和创新精神。这八个字
北京早期文明,是指自中华文明产生以来,在今北京及周边地区发生的历史。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可以王国维《北伯鼎跋》为开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无论从通史、断代史角度,还是从传世文献、考古材料、古文字史料等角度看,北京早期文明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有关燕昭王筑"黄金台"之事,历史上有一个史实流变和地点变迁的过程。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燕昭王只是"筑宫",东汉末年孔融在《论盛孝章书》中云"昭王筑台,以尊郭隗"。此后"筑宫"逐渐被误传为"筑台",后进一步演变成筑"黄金台",且其位置当在今河北省易水流域。至隋唐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金元时期,由于国家都城的变迁,故事中筑台的地点开始向燕蓟地区搬移,或许是燕昭王确有在燕都蓟城筑宫或筑台之举,或许是金元人崇敬之情的流露,今人无从知晓。清乾隆时期将自然景观的"金台夕照"与燕昭王筑黄金台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用字相近而讹的结果。虽然燕昭王筑黄金台的故事看似有一定的虚构性,但是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真实地寄托了世世代代文人贤才们无限的感慨和美好的愿望。
＜正＞2018年年底,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了"学术人生七十载——燕国材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研讨燕国材教授的学术思想,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他在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燕国材教授是成就卓著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心理学历史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开创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领导人;是中国非智力因素概念的首倡者、非智力因素系统理论的
西周燕国铜器铸造技术高超,装饰风格变化多端,颇具地方特色,其装饰工艺主要有镶嵌工艺、鎏镀工艺、浮雕工艺和纹饰等。镶嵌工艺主要用绿松石、铜泡、人面形饰等对铜器进行美化;鎏镀工艺主要是用富锡涂层对器表进行美化;浮雕工艺主要是用形象逼真的动物浮雕装饰器物;纹饰工艺则主要以兽面纹为主题纹饰,同时与几何纹饰综合运用,增加器物美感。
"秦开却胡"是继齐桓公"北伐山戎"、燕国势力东进后,影响包括辽西走廊在内的东北亚民族关系、政治格局的大事件。学界关于"秦开却胡"与相关问题的认识,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今辽宁大小凌河至内蒙老哈河东南流域的辽西走廊中东部,似并非"秦开却胡"前"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对林西县井沟子西区墓葬的生物考古学等研究表明,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大兴安岭南段余脉所处的走廊北部及其以远,很可能包括在"东胡遗存分布的中心区域"内。"秦开却胡"时间众说纷纭,跨度甚至长达半世纪。未有更直接、有力的证据前,武成王七年（前265）后至燕王喜三年（前252）间的观点或可暂从之。"东胡却千余里"、筑"自造阳至襄平"的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往往被视为"秦开却胡"的效果。仅以辽西走廊所处的右北平、辽西两郡而言,燕国于燕山以南的统治在春秋时既已开始,郡县（都）制或已萌芽;燕山以北的占领亦不完全由于"东胡"之"却","凌河文化"族属很可能是先秦文献中的"貉（貊）",西周后期或已进入今大、小凌河流域,"秦开却胡"前一直是当地的主要民族,建昌东大杖子墓地或是凌河文化后期发展情况的考古学反映。
战国时期燕国所筑长城（又称燕北长城）是北部边疆地区最早建造的长城之一,后多为秦长城所续用,为北部长城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燕北长城西段大部分在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本文基于文献与考古调查,解读燕北长城有关问题:终始点的范围、是否为内外两线的双重城体结构及功能演变,即从最初抵御南部齐国与东部东胡等外敌入侵的防御系统演变为巩固领土的边界线,再到发挥以退为进的战略进攻手段及抑制草原势力崛起的经济作用。
结合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参考考古发掘报告,可以判定燕国的都城有六座:始封地称燕亳,故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春秋中期燕并蓟国,迁都蓟之都城,沿袭"蓟"的名称,战国时又称上都,是燕国中后期的首都,故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南部,原宣武区辖地内;山戎侵燕时,燕国曾被迫南迁易水河流域,一度建都临易,故址位于河北省容城县晾马台乡南阳村,如今的雄安新区内,燕国中期都城曾在蓟与临易之间反复迁徙;燕昭王筑武阳城作为陪都,用以招贤纳士,又称下都,是燕国后期的重要经济文化中心,故址位于今河北省易县高陌乡;在上下二都之间,另筑陪都一座用于中途休息,称中都,故址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荆轲刺秦失败后,秦国大举进攻燕国,在辽河畔因天气恶劣折返,燕王得以在辽东苟延残喘,辽东襄平也得以成为燕国最后一座都城,故址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其中在战国后期,燕国上中下三都并存,事实上存在"三都制"。
本文以东周时期燕国墓葬为研究对象。本文收集了迄今已发表的260座东周燕墓资料,并对相关信息和数据进行汇总分类,在全面把握燕墓资料的基础上对东周燕国墓葬进行分析和讨论。本文首先对燕国墓葬的时空范围进行划定,总结燕墓研究历史及研究现状。根据东周燕国墓葬形制将东周燕墓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墓葬,即大型墓葬、较大型墓葬、大中型墓葬、中型墓葬、小型墓葬。对燕墓的葬式、墓向、随葬品组合进行数量统计,得出东周燕墓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墓向多为北向及东北向等结论。其次,本文对东周燕墓随葬品进行类型学分析并进行墓葬分期,对东周燕墓所出土铜器、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进行分型定式,根据陶器演变将东周燕墓分为九段,并确定各段年代,建立完整的年代序列。结合具体墓葬,本文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东周燕墓出土含有外来文化因素的陶器进行分析,并将燕墓随葬品所体现外来文化因素分为北方族群文化因素、齐文化因素、中山（中原）文化因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讨论其历史背景。在东周燕国瓮棺葬问题的讨论中,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东周燕国瓮棺葬相关资料,然后在葬具、葬址等方面进行讨论,分析其丧葬规律。关于解村人头骨丛葬坑的来源问题,本文在综合整...
燕国是两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西周时期它是周王朝在东北地区的重要屏障,地位非常重要。本文以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的西周早期燕国青铜器为研究对象,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其展开研究。一是运用类型学方法对西周早期燕国青铜器的型式分析,并据此对其进行分期断代,通过对器物时代特征的梳理,对青铜器的变化规律有进一步认识。二是以西周早期燕国墓葬中随葬青铜容器组合较完整的墓葬为研究对象,分析西周早期的青铜容器组合,并通过与中原地区墓葬中随葬青铜容器组合比较发现其特征,通过分析墓葬中随葬鼎簋情况,探讨其鼎簋制度。三是对西周早期燕国青铜器铭文分析,首先对铭文书写风格进行分析,发现其字形特点。然后对铭文内容分类,主要分析赏赐类铭文中提到的人物和铭文中体现的燕国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互动。最后通过分析部分铭文来考察燕国早期世系及铭文中体现的居民来源。
苏代身为《史记》与《战国策》两书中着重刻画的文学形象,因为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其载于传世典籍的家世排行、生平事迹、个人行迹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并且苏代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常被忽略。通过对《史记》、《战国策》与《战国纵横家书》有关苏代篇章的重新整理,在记录苏代相关事件的古籍原文基础上,结合近三十年出土的简帛研究成果,根据古今文本存在的差异、统计学的小概率不可能性以及对“苏氏兄弟”的关系重考,肯定了《史记·苏秦列传》记录的苏代是真实存于历史的人物。按时间顺序归纳并构画出苏代的纵横足迹,初为燕国策士时因献谗言而避难齐、楚两国十余年,期间游走于五国之间;至人生阶段的中后期重侍燕王,施行“助燕间齐”的计划。基于文学文本的呈现,探讨苏代的人物形象,即青年时期的自信不疑、唯利是图;中年时期的精于揆度、心怀社稷;晚年时期的揽功诿过、随机应变和深谋远虑。分析苏代纵横家形象的生成和塑造,从苏代与苏秦两兄弟在行动、思想和性格上的鲜明对比以及苏代自身个性化的语言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有助于进一步探索苏代身为纵横家的生平事迹、纵横足迹和人物形象。
燕国材先生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开创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领导人;是中国非智力因素概念的首倡者、非智力因素系统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探索者;是教育理论的创新者。本文结合燕国材先生的学术生涯和理论探索,对他的学术思想做了三个方面的系统评析。
＜正＞左匋攻秦燕国陶文多出于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此陶文传出易县郎井村南农舍,陶片为陶器上腹残件,存抑印高4.3厘米,宽1.3厘米,旁存三枚平乳钉纹饰,释文:"左匋攻秦",为燕国三级监造陶文品种,见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三卷》等。何琳仪考"秦"字,甲骨文作,从舂省,从双禾,会双手舂捣禾谷之意。《说文》
燕国本郾国,属姬姓宗族,自周初召公受封（约前1046年）至燕王喜在辽东被擒（前222年）,历时八百余年,是周代各诸侯国中绵延时间仅次于卫国的。召公位列三公,留在镐京辅佐成王,其子姬克代为就封,此时燕国是周的北部屏障。燕国早期常年遭受以山戎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侵扰,长期与中原无法来往,加之自身国史《燕春秋》亡轶,造成了司马迁称之为“十世无考”的大面积历史空白。“五国相王”后,燕国又遭遇了“子之之乱”,在王权易主后又被齐国乘虚而入,亡国三年。燕昭王复国后,先灭中山,再破齐国,将齐王赶至即墨,燕国才成为和中原列强并立的强国。而后乐毅被撤职,田单复国,燕国元气大伤,专心经营北土。战国末年,太子丹与秦王政结仇,刺秦失败,辽河以西为秦所得。不久秦国攻破辽东,燕国灭亡。结合对春秋三传、《史记》、《战国策》、《水经注》等历史文献的考证,参考北京琉璃河、北京窦店、河北南阳村、燕下都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可以判定燕国的都城有六座:始封地称燕亳,故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春秋中期燕并蓟国,迁都蓟之都城,沿袭“蓟”的名称,战国时又称上都,是燕国中后期的首都,故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南部,原宣武区辖地...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诸侯国青铜器展开研究。一是对该地区政治地理环境的论述,试图通过考古、文献资料理清西周王畿地区与诸侯国在空间分布上的关系。二是对目前资料比较丰富的诸侯国青铜器进行系统分析,理清各诸侯国的发展演变脉络、组合关系及风格特点。三是对诸侯国青铜器进行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探讨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区域间的文化差异,并揭示产生地域差异的原因。现将主要的发现和结论摘要如下:一、黄河中下游诸侯国的政治地理环境分析。西周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从自然环境看,该区域地貌类型多样,山脉和河流相间分布,自古以来是中国粟作农业文化的腹地,是当时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从政治环境看,该地既是周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诸侯国的主要分布区,王畿以外尤其以黄河的支流汾河谷地和太行山两翼的山前平原最为重要,是西周诸侯国的重要分布区,以晋国、卫国、邢国等为代表的姬姓大国,成为周王朝经营“北土”的重要据点。二、汾河谷地诸侯国青铜器的分析。汾河谷地西周诸侯国青铜器与王畿地区接近,无论形制、纹饰还是组合形式都几近同步,体现了中原地区西周文化的统一性。此外,该地区还出土了不见于其它地...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历代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对苏秦能让国家转危为安的智计和他合纵诸侯摈秦的历史功绩赞叹不已,认为他是当时的“排难之人”“高才秀士”;也有人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称他为荧惑诸侯、浊乱天下的“诈人”“态臣”。事实上,在战乱频仍、秦始皇焚书坑儒、纵横家事迹真假参半等因素的影响下,现存史书中苏秦的生平事迹也是真假杂糅的。所以,以《史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史料为基础,结合前人对苏秦的研究成果,对苏秦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进行了整理。在苏秦的生平事迹考中,通过对苏秦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的考察,可以发现苏秦的成功和他的时代环境、家庭背景、求学经历、个人奋斗等有着密切关系。经过整理可知,苏秦的人生经历主要有游说秦惠王失败、为燕谋取十城、为燕两次间齐、合纵五国攻秦、怂恿齐湣王伐宋、合纵五国伐齐等。而苏秦的合纵经历远没有《苏秦列传》中记载的那样顺利:在他第二次为燕间齐中,受到了燕、齐、赵三国君主不同程度的怀疑,但他还是实现了对燕昭王的“以弱燕摈强齐”诺言,让乐毅率领的五国联军攻入齐都临淄。因为现在没有明确的苏秦的理论著作现世,所以人们对苏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零星化...
目前发现的西周诸侯国遗址分布各地,与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诸侯国林立的情况较为相似。考古发现的西周诸侯国遗址往往是通过墓葬材料中的国属铭文加以确认。这些国属铭文一般出现在国君墓葬中,并且国属铭文之后,通常会有称谓铭文来确定国君的身份。然而在不同的诸侯国遗址中发现的国君称谓会有所区别,常见的包括“侯”“伯”“公”“子”等;这样的现象与文献中记载的五等爵制又具有相似性,而五等爵制与诸侯国等级地位有明确的关联。因此,本文意在通过考古学材料和考古学的方法来对诸侯国之间的地位关系作研究。西周青铜器年代序列研究基本成熟,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诸侯国遗存进行分期,采取公认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方式,将诸侯国遗址纳入到统一的年代框架中。西周中期材料较少,并且与早期材料之间有较强的延续性,因而在问题分析中将西周早中期进行归纳,以两大时间段作为问题分析的基础。西周诸侯国遗址遍布各地,以丰镐-成周为中心,将诸侯国遗址纳入到东、北、南、西四个方向的区域中,通过区域内诸侯国的地位分析来看西周时期区位的重要意义。如何通过考古材料来分析诸侯国地位是本论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第四章的主要内容。铜器墓葬等级判断是诸侯...
本文系对东周燕墓,以及燕文化中比较突出的若干文化现象的一项基础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1章界定了本文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总结了多年来东周燕墓研究中几项关键的问题的分歧与共识。第2章从比较可靠的燕墓入手,总结了东周燕墓在墓葬形制、葬式、墓向、随葬品摆放等方面的规律,这些埋葬规律或可作为判断文化边缘区墓葬族属的参考。第3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东周燕墓比较可靠的年代框架。铜器墓方面,重新进行类型学研究以确定分期序列与分组方案,在考察三晋铜器纹饰演变的基础上对燕文化铜器墓断代。陶器墓方面修正了以往研究中不恰当的断代结果,尤其对近年来辽西地区所见燕墓进行重新断代。第4章针对以往对燕墓的分类研究,首先检验了其理论预设,证明其研究方法总体可靠,同时对其进行了修正扩展。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战国前后燕国社会结构演变,认为其春秋晚期不同阶层之间壁垒分明,战国早期传统贵族、新贵族与贫民之间界限渐模糊,战国中晚期则重新确立了高等级贵族高高在上的政治秩序。讨论了此时燕国社会对旧礼制的逐步破坏和对新礼制的接纳和演绎,认为陶礼器制度在燕国的风行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第5章就燕文化中比较突出的两个文化现象进行...
玺印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制度、地理沿革、姓氏文化及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战国时期各国官私玺在形制结构和书写风格方面差异巨大,燕国玺印在形制结构、印文字形、用字习惯等方面亦有自己的风格,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近几年来关于战国玺印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较之其他系别,燕系玺印的研究进展则相对缓慢,因此对其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既可以补充史书之缺漏,也能校正文献典籍的讹误。本论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古玺汇编》为主要研究资料,兼收《古玺汇考》、《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等其他著作收录的燕系玺陶,对战国时期燕系玺印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考察与分析。从多角度、多层次探讨战国燕系玺印所见官名、姓氏文化、地理沿革及思想观念等领域,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介绍了战国时期燕系玺印的研究概况,并对其涉及到的官名、姓氏、地名等内容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概括,并就已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现状及不足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第二部分为正文,主要包括四章内容。第一章对燕官玺进行系统的分类与整理,其中又分为行政类、武职类、工...
西周燕国制陶工艺水平较高,装饰风格多种多样。虽受王朝文化的影响,亦具有独特性。纹饰是较常见的装饰手法,或采用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相结合、或一种纹饰变换使用、或以仿铜器纹饰。纹饰的施用方法也各不相同,有拍印、滚印、压印、刻划、剔刺等,亦采用熏黑、打光、抹光、压光等装饰器表。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乐器是目前唯一可见的与燕国乐悬相关的实物。出土乐器墓葬规格之高,明器乐器写实性之强十分罕见,其中的音乐文化价值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批材料的相关研究工作,并未得到充分展开。本文通过对燕下都遗址出土乐器的梳理、分析,初步探讨战国时期燕国的乐悬编列制度及宫廷音乐的基本面貌。
＜正＞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和《燕召公世家》中明确记载,周武王克商后封召公于燕。然而,"关于燕国始封地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纭。《汉书·地理志》认为在蓟（今天北京市）;唐代《括地志》则把它定在现在的北京密云或河北蓟县;到了宋代《太平寰宇记·易州》又有河北涞水召亭的说法。"①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未有定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发现了与燕国有关的众多文物,其中M253墓出土堇鼎是北京地区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学者据此判断琉璃河董家林地区是西周初年燕国都城所在,将北京建都史向前推进到3000年前的西
燕国铁农具出现于春秋,普及于战国,无论是制造技术还是普及程度均位于诸侯国前列,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为翘楚。燕国水资源丰富,注重水井的挖掘与利用,并使用了井上汲水工具"桔槔"。燕国已推行"垄作耕法"和"粪田"等。战国燕国农耕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亩产至少在100斤以上,极可能略低于魏,与齐相近。燕国先进的耕作技术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堪与中原大国媲美。
＜正＞2018年7月,彭华教授的学术专著《燕国八百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一经面世,便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大读者的一致欢迎,被评为2018年上海书展聚珍文化十大好书之一,被誉为"燕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是"可以黄金台上诗酒剑,一口气读完的"的优美的学术著作[2],相继得到史学研究、先秦秦汉史、中华书局1912、中华书局聚珍文化、天健文史社、儒藏、巴蜀全书、读书识小、人文
西周燕国矿产资源丰富,熟练掌握了铜器成分的配比,其铜器铸造技术高超,堪与西周王室媲美。铜器铸造以浑铸法为主、分铸法为辅。铜器表面富锡涂层的外镀技术被广泛使用,起到了美观和防腐的双重功效。榫卯和焊接技术的运用,使铜器铸造更加完美。
燕国铭文中的"伐"字共两见,旧或释为"我""我"等。本文根据相关古文字资料将之改释为"伐",并且讨论了"伐"在两处铭文中的用法。
＜正＞中国古代对于物体容量、体积的计量称为"量",《尹文子·大道》称"以量受多少"①,《汉书·律历志》称为"嘉量",并具体阐释其内容:"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榖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②古代容量的计量,涉及到计量思想、计量器具、计量单位、计量制度等一系列的内容,本文用"量制"来统称这些内
新出土战国文献的不断丰富,给战国燕系题铭书迹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本文试图在战国燕系文字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基础上,从题铭书迹的点画形态、字体风格和装饰款式等方面探析其艺术特点的形成,不难发现镌刻的风格多样化,既有受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清劲整饬、工稳遒丽的艺术作品,也有因燕国地处北部而长期同夷狄杂居,融入粗犷豪迈、苍朴浑厚的气质,笔势多具辛辣阳刚之态的艺术作品。
无终部落的迁徙是春秋时期民族大迁徙的一个缩影,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与晋国、代地（河北蔚县）、燕国和无终（今河北玉田）县发生过密切联系,迁徙路线呈现明显的独特性。公元前569年,无终部落受晋国"和戎政策"的引诱,从陕、晋交界东迁太原;公元前541年,"大卤战役"战败,无终部落东迁代地;公元前475年,赵襄子灭代,无终部落东迁无终。厘清春秋时期无终部落的迁徙路线,有利于对春秋时期民族大迁徙的准确认识。
近些年来燕系文字的研究已进入繁盛时期,很多文字的考释有了新的成果。然而古文字学界常将燕国兵器铭文作为研究燕系文字的重要载体,对燕国青铜器铭文只是简单提及。本文对目前学术界研究燕国青铜礼器铭文取得的新成果作一次回顾与总结。
我国东北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被纳入中华文明的大系统中。燕国对东北的开发与管辖,尤其是燕将"秦开却胡"及修建辽东长城,对东北和辽沈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东北地区文化开发的开始。
瓦当能够通过纹饰与形态的变化反映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状况。通过对饕餮纹溯源并对比燕文化与商文化中葬俗、族属和器物纹饰类型等因素可知,饕餮纹瓦当根植于夏家店下层的彩绘图案,传承于商文化青铜器纹饰,是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交流、影响和传承的结果。燕国饕餮纹瓦当承载着东周燕国社会生态以及两周燕国文化的源流。
燕（广阳）国是西汉时期重要的诸侯王国之一,该王国在政治、民族、经济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在政治上,燕王的分封经历了三任异姓王,最终归于同姓王。从异姓王国到同姓王国的变迁,反映出汉朝最高统治者由“共天下”到“家天下”的体制性转变。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燕国的封域由最初的六郡规模被削减至四县。西汉中期,燕剌王刘旦谋反事件,暴露出朝廷立嗣制不明的制度漏洞。西汉王朝的诸侯王国分封政策以及郡国并行制的演变和调整,主宰了燕国的兴衰历程。燕国地处北边,在西汉前期所封六郡中,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五郡皆为边郡。因此,民族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军事都是影响燕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燕国是汉朝防御北边游牧民族侵扰的重要守备力量;另一方面,朝廷为了防范燕王媾胡的风险,在景帝三年削去燕国五个边郡,极大地削弱了燕国的实力。处于农牧交界线的燕国经济以复合型为特色。邻近草原的地理环境,使得燕国具有了发展畜牧业的优势。较为丰沛的矿产资源又带动了当地冶铁、冶铜业的发展。燕国的农业较之内陆诸郡虽无优势,但凭借并不落后的铁质农具制造业和发达的林木种植业,大体能够自给自足。燕国利用自身近胡的地...
先秦时期是我国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形成的发轫期。在这一阶段里,音乐文化随着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而独具地域特色,但因距离时间久远、出土文物稀缺、文献史料佚失等因素,我国音乐学界对先秦时期的地域音乐文化研究相对较少。“燕赵音乐文化”是先秦时期地域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代表之一,本文主要对先秦燕赵地域的音乐文化史料进行探究,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扩展内外围史料的搜集范围,结合对比出土文物的考察分析,运用历史学界“区域文化”的研究视角,对先秦时期燕赵音乐文化史料进行整理探究,通过对史料的思辨分析和逻辑推演,以期能够将史料研究成果尽量做到真实准确,尽可能与真实历史现场相贴切吻合,为燕赵音乐文化研究敬献一丝绵薄之力。
本文研究对象是燕文化墓葬,燕文化是指西周分封开始,到秦统一之前的燕人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本文收集了迄今已发表的289座燕文化墓葬资料,在全面梳理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燕文化墓葬进行分析和讨论。论文的内容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对燕文化的概念和本文研究的时空范畴进行了界定,并且介绍了对燕文化进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二章:分期与年代。根据燕文化墓葬出土的主要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及其在燕文化墓葬中的共存关系,对燕文化墓葬进行分期。第三章:墓葬等级划分。第四章:墓葬形制与结构分析。主要通过对各类墓葬的统计分析,总结它们的特点与规律。第五章:葬具与葬式。结语:总结了研究的主要收获,并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局限。
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领域,断代政治地理研究刚刚开始,本研究是关于战国政治地理研究的首次尝试。从事象研究向关系研究的转换,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上升为规律研究的必经阶段,艰辛之处不在量的累积,而在范式转换。本研究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归纳考证、比较考证、会通考证,率先提出影响战国政治地理甚巨的纵横两条“脊”线概念——即今第二级、第三级阶梯分界线和今秦岭—淮河分界线,及由这两条线所划分的三大政治地理单元——大致为今黄土高原、今黄淮海平原和今长江中下游平原。战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口、移民等大事,几乎无一例外在这两条“脊”线两侧集中展开。两条“脊”线交汇处,为历史地理的大舞台和时代转折的风向标,战国的治乱兴衰系于此处,此处安则天下安,此处乱则天下乱。以两条“脊”线为轴,可以尝试寻找战国政治地理重心所在。“脊”线所隔开的三大地理单元内,战国混乱局面拉开帷幕和社会震荡、族群融合加剧,是与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核心区的移动相伴相生的。即,战国开始时,在今黄土高原,核心区从今山西高原移至今关中盆地;在今黄淮海平原,核心区从今黄河冲积平原沉降盆地移至今淄博盆地;在今长江中下游平原,...
＜正＞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进行田野调查时曾组织了小规模试掘①,之后相关考古工作陆续展开。关于遗址年代和性质,学界一般认为是西周时期燕国的始封地。由于遗址中M1193等墓葬内出土了许多有铭青铜器,故而学者们研究琉璃河墓葬时关注点集中于青铜器和铭文上②,陶器方面以分期编年③和文化因素分析④为
＜正＞休闲娱乐生活多与城市有关。繁华的城市,象征着上流社会生活的富足与悠闲。与王公贵族的享乐时尚相比,城市其他社会阶层的娱乐生活往往因为政治经济地位及文化教育、文化素养的限制而显得有些隐晦,见载于史者极为少见。先秦时期燕地的休闲娱乐活动亦如此。先秦时期,燕地休闲娱乐活动已较丰富,有饮宴、投壶、乐舞、弹琴、弈棋、六博等。这些休闲娱乐活动多由古礼演变而来,多是贵族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多在贵族阶层中流行。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学术下移,特别是战国时期,燕国经济、文化、教育、商贸等都有长足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学术文化日益繁盛,士人流动日益扩大,商人贸易日益活跃,燕地的休闲娱乐生活也渐由上层社会下移,在民间社会普及开来。同时,燕国与诸侯争霸和各种军事活动不断,直接推动了燕国与邻国经济文化
本文主要以两周时期燕国青铜容器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形制分析、分期、分群和组合形式研究。一、根据目前已知材料,将燕国青铜容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三大类,再对其进行形制和分期分析。由于现有的燕国青铜容器材料并不连贯,因此只能对部分器物进行分期研究。西周早期的青铜容器划为一期,分成早晚两段。东周时期则分为5段,其中春秋晚期可以分为早晚两段,战国早、中、晚期各为一段。二、在分期的基础上,再进行分群的探讨,将两周时期的燕国青铜容器均分成四个群来进行研究,西周时期甲群比重最大,乙群和丁群比重最小,几乎不见,丙群不多,但仍有所发现。东周时期甲群比重明显下降,乙群和丁群数量增多,丙群骤减,几乎不见。通分析两周时期四群文化类型的此消彼长,似乎能反映出燕国与中原周王室的被制约关系的削减和燕国对当地土著文化的吸收融合。三、通过对燕国青铜容器的研究,可知出土青铜容器的墓葬形制及葬俗与时间、地区有一定的关系。西周时期燕国墓葬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东周时期远离姬燕贵族统治的地区,其出土青铜容器的墓葬形制就有所不同。西周时期的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都为南北向,不超过15度。东周时期在燕贵族集中的地区也就是现在的...
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之一,位于今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2.5公里处,坐落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东西约8公里、南北约4公里,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城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燕下都瓦当自出土以来,以其纹饰种类丰富、制作工艺精湛和文化内涵深厚,与秦雍城、齐临淄瓦当被学术界称为先秦时期三大地域瓦当。燕下都瓦当出土已有百年历史,对其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时间为序,将燕下都瓦当出土与研究情况分为四个阶段进行梳理,旨在为以后燕下都瓦当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正＞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在争霸战争中占据优势,采用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联盟战略,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合纵"与"连横"。"合纵"是指相对处于弱势的诸侯国,通过结盟抗衡强国的威胁;"连横"是指某一强大的诸侯国,联合某国一起进攻其他诸侯国。"合纵"与"连横"战略最成功的运用,便是公元前284年爆发的五国伐齐之役。这场战争,几乎致使齐国灭亡。最后,齐国靠名将田单的出奇制胜,
"肥子奔燕"是东北亚走廊燕秦汉民族迁徙的较早实例,汉辽西郡"肥如"县得名与此有关。齐桓公"北伐山戎"后,"外迫蛮貉"的燕国利用异族"徕民"开拓、镇守新疆域。"絫""无终""徐无"诸县史源与"肥如"相类,居民主体为附燕的白狄族众或东夷后裔。"徕民"城邑布局与燕山南北上古民族交往关系密切,北朝"平州三道"之滥觞至少可溯于此时。异族"徕民"的尚武特质,有助于走廊社会汉代"雕捍"民风的形成和众多名将的孕育,"秦汉已来""山西出将"的历史观或可得到有益补充。探讨"肥子奔燕"与相关问题,对燕秦汉"北边"民族、城市、交通、文化地理研究不无裨益。
＜正＞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在争霸、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采用了一系列外交策略和手段,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合纵"与"连横"。"合纵"战略是相对弱势的诸侯国通过结盟抗衡强国的威胁,其最成功的运用便是公元前284年爆发的五国伐齐之役。这场战争几乎灭亡齐国,仅靠齐将田单的出奇制胜,齐国才得以起死回生。但除此之外,各诸侯国在"合纵"抗秦方面却鲜有成效。这一针对齐国的"合纵"联盟何以形成?齐国在战略运用方面有何失当之处?各国"合纵"攻秦与"合纵"攻齐结果缘何如此天差地别?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根据考古资料对燕国城市的交通建设、给排水设施建设和城防建设进行综合考察,可以看出,燕国城市的基础建设已经较为完备,表明其城市营建水平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受历史环境影响,燕国城市对城防建设尤为重视,另外也具有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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