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城纪念柱建于1995年，位于北京西南二环的滨河公园，为纪念当时北京建城3040周年。其造型源自出土于北京的汉墓神道石柱。蓟城纪念柱的设计是一个关于中国纪念碑的本质与演变的经典案例。其设计观念的形成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历经了东汉的纪念性墓葬石构建筑、南北朝的石质纪念碑性建筑和随后一千多年的演变发展而形成的。本文回溯蓟城纪念柱设计背后的观念发展史，并分析这一设计所蕴含的三重纪念碑性。关于这三重纪念碑性的探讨基于里格尔对纪念碑的三类划分——“有意为之”“无意为之”和“古旧”。
北京城历史悠久,辽代以后的城址位置变迁已基本考据清晰,而对于辽代以前的情况尚存在较多的模糊之处,当前一般认为是起源于广安门一带。重点对辽代以前的三期北京城（前期蓟城、后期蓟城、唐幽州）的城墙位置及变迁时间分别进行了一定的考证。首先对本区的历史自然地理条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据此作为探讨北京城市发展变迁规律的基础。根据地铁施工的地层资料,发现了疑似"蓟丘",结合古文献分析认为本区最早出现的城市——前期蓟城应位于莲花池湖区域,推测后来由于莲花池的出现,大致于公元227—294年之间迁到广安门一带的后期蓟城。分析认为后期蓟城与唐幽州并非以往所认为的前后一致,而是有过扩城。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及墓志铭中相关的方位记载,对后期蓟城与唐幽州的城墙位置分别进行了推定,对城墙方位发生改变的时间进行了界定,初步得出约在公元752年,时任幽州节度使安禄山进行了一次扩城。
＜正＞位于今天北京动物园后身、高梁河（又称长河）北岸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即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图1）,其院内的历代墓志长廊中（图2）镶嵌着一方不太起眼的"唐高元表墓志铭"（图3）。但就是这方小小的墓志铭,却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它本质上的看法。据查找现存的有关资料,此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城的郊外出土,但具体出土时间及地点等均不详。志石高、广均为42厘米。志文正书,首题"唐故高君墓志铭并序",共计19行,满行20字,全文共计347个字。
＜正＞每座城市都有自己鲜明的城市地标,一个好的地标往往承载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特色。譬如中山陵之于南京,东方明珠塔之于上海,兵马俑之于西安。而谈及北京的地标建筑,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天坛、长城等蜚声域外的标志性建筑。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桥以北护城河西岸的滨河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蓟城纪念柱。这座纪念柱虽然名气不大,但却代表着北京城最初的模样,记录着这座古老城市的年龄,成为北京城市记忆的独特地标。
莲花池湖与北京城的形成与演化息息相关。根据地层资料分析,在莲花池地铁站以北区域2m地下存在一凸起基岩小丘,此丘可能就是"蓟丘",据此推测莲花池湖下可能埋藏有北京城区最早曾出现的城市——"前期蓟城"。研究表明,莲花池处与其他相关地物之间的距离关系与《水经注》中关于"前期蓟城"的相关记载较为一致;水文地质方面的分析认为,玉渊潭—莲花池一带属于地下水溢出带,下游细颗粒沉积物不断堆积后地下水在此溢出,形成莲花池湖,将前期蓟城逐渐淹没,城址遂迁至地势较高的广安门一带的"后期蓟城"。因此可通过分析迁城的时间得出莲花池湖的形成时间。依据古文献资料,初步得出莲花池湖的形成时间大约是在公元227—294年之间。
我国古代城市是承载着人与自然系统互动发展过程的复合空间,为了满足生产、生活和交通发展的需求,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人们建设了多样化的水利设施,形成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水利系统,为城市提供了基本的环境支撑和安全保障,也是城市景观体系构建的基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基于水利系统上的景观体系正在受到影响。本文以北京为研究对象,试从风景园林学的角度,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对比分析、图解分析等方法,呈现北京古代城市水利系统和景观体系的发展过程和结构特征,探究其间的内在关系,为当代北京遗存的传统水系和古城景观体系的保护和发展提出合理建议。研究首先以时间顺序为线索,梳理北京古代尤其是金元明清时期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发展,主要分为城市建设、水利系统演变和水利景观营建三方面,其中城市建设包括城址变化和城市空间格局,水利系统包括蓄水单元和城市供水、漕运、灌溉及景观水系的发展脉络,景观营建按照不同朝代形成的水利区块分类型展开,归纳各时期城市水系景观的数量、规模、分布情况和特征;其次,针对上述历史资料的梳理和总结进一步分析北京古代城市、水利、景观三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提炼北京古代城水景观体系的营建机制,包括城水景...
古高梁河对北京城的选址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往研究者对古高梁河的名称界定不一致,古河道的年代和规模也比较模糊。借助多年来实地考察的成果,选取古高梁河沿线的典型剖面,用14C、光释光、热释光等测年方式,结合地貌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确定古河道的年代,以此近似地复原古高梁河的演变和分布特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古高梁河的称呼比"三海大河"的称呼更恰当,表达全新世中晚期由石景山经"三海"到亦庄的永定河故道。（2）古高梁河河道发育的年代上限在5000—4000a BP,下限应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3）古高梁河规模比古清河和古水小。（4）古蓟城的选址与古高梁河密切相关,古蓟城选址于古高梁河与古水故道之间的高地之上,是古高梁河要津上的城池。
＜正＞沿着北京城由燕都蓟城到人民首都的轨迹曲折前进,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城址变迁与功能转换是城市文脉最突出、最直接的线索之一,北京沿着从早期聚落到燕都蓟城,由北方军事重镇到帝王之都再到人民首都的轨迹曲折前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从燕都蓟城到汉唐幽州北京城在历史上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西周初年的蓟城。《礼记·乐
由于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城址的发现,引发了关于西周所封燕国都城问题的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燕国始封都城即琉璃河城址（燕城）,至春秋时期,为躲避北方戎狄的威胁,燕国将都城南迁临易。后燕国在齐国的帮助下,又将都城北迁蓟城。本文认为燕国都城变化迁徙的实际过程与此不同。燕国始封于琉璃河城址之后不久,便乘其强势灭掉了北方的近邻蓟国,并将都城迁到蓟城。之后,燕实力相对衰弱,其国都从蓟城,而不是燕城,南徙临易,以避北戎。后在齐国协助下,又从临易返迁蓟城。燕国都城演变的历史说明,蓟城具有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最终成为这一区域最稳定的中心城市。
＜正＞幽州、蓟城、居庸分别是先秦时期的区域、封国都城、关隘的名称,在北京地区的地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追寻它们的语源,是地方史与地名研究的共同任务。一、从虚拟到逐渐落实的"幽州"《尚书》是我国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与后人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已有的研究早就证明,《禹贡》提到的九州,表现了中国古代理想中的地理观念,从古至今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国土的认识和区
＜正＞一、关于古蓟城前、后分期的疑问,是怎样提出来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关于古蓟城承续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统一的、一致的。即它从春秋战国起一直到辽南京,都是前后相沿、一贯不变的。这一认识的代表性、权威性意见,就出自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侯先生在1959年发表的那篇著名论文《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中说:"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其后辽朝,虽以蓟之故城置为南京,但并无迁移或改筑。只是到了金朝建
召公之国,迁封于燕,在殷邦燕之旧邑始筑新城,即琉漓河董家林古城。依据遗址及出土文物,青铜铭文、史书记载,测定该址为燕国初始之都,当无问题。燕国几度迁都?何时迁至蓟城虽颇具争议,但纵观史策经典,战国昭王时期已经立蓟城为上都。故今北京屡现战国、汉代、墓葬、井圈、陶瓦文物,唯城址隐匿不现。经考在南城以西,丰台以北发现多处带状分布的土阜残迹、地下夯土层、楼台遗存。参照文献考测,可能是汉代以前的蓟城遗址。
广安门地区是北京最早的城址——古蓟城所在地。对广安门内的广义大厦工程地层剖面进行的古地貌复原研究表明,当地在2.2万年前为永定河河道,全新世以来发育成河旁高地,成为古代蓟城的选址地。经历了由晚更新世晚期较冷湿的疏林草地、较干旱的草原植被景观、全新世较暖湿的疏林草地及较凉湿的草甸植被环境的演变过程。
本文对北京白云观出土战国陶罐上的陶文"■"字做出考释,认为此字即"蓟",从而证实了陶罐出土的白云观遗址附近就是战国燕国上都蓟城之所在。
北京城西南部是古蓟城的发源地 ,当地原始地貌景观形成于全新世 ,它受到古金沟河和古漯水的共同影响 ,当蓟城建立后 ,它受到人类城市活动的强烈影响 ,不断进行着人为剥蚀与人为堆积的双重过程 ,并受到洪水的侵蚀 ,古蓟城的地貌景观及岩土沉积环境的演化正是在自然与人为的双重作用下实现的。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蓟城兴起与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燕与蓟二城关系的歧异认识。本文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从蓟与蓟城、燕与燕都、燕都蓟城及蓟城兴起的地理条件等方面阐述了燕蓟二城关系的一孔之见。
＜正＞ 黄巾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公元188年（东汉中平五年）,东汉政府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刺史威轻,改置州牧,并选朝廷重臣以居其任”,于是就把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选择了有名望的宗室官僚充任,总掌一州军政大权,使地方力量进一步
＜正＞ 蓟是古燕国的都城,今天的北京。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尧帝的后裔于蓟,封周宗室召奭于北燕。”（《史记·周本纪》）。燕国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宗国都城记》）,地址在今天的河北蓟县一带。因“蓟微燕盛”,燕侯并吞了蓟侯的土地,就以蓟作为燕国的统治中心了。据推测,蓟城即在今天北京广安门以北和白云观之南一带。燕国是周武王所封的主要诸侯国之一,是西周奴隶制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它受封之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起,到灭于秦（公元前222年）,共有八百多年的历史。燕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正是由小到大,由弱
＜正＞ 秦汉时期的蓟城1.蓟城建置的变迁秦将王翦、辛胜等“攻拔蓟城”之前,曾败燕太子丹与赵公子嘉的联军于易水之西。燕王喜虽然据守蓟城进行过激烈的作战,终于抵挡不住势众乘锐的秦军,最后不得不与太子丹率精骑突围,东保辽阳。越五年,秦始皇廿五年（公元前223年）燕王为追击的秦将李信所擒,传世八百余年的燕国终于灭亡。秦于燕地仍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蓟城及其附近诸县,则归新置的广阳郡（一说划入上谷郡）,即以蓟城为郡府。蓟城归秦后,地位似乎不及渔阳重
慕容儁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决定在永和六年二月走出辽邦开始南下，试图将其政权中心转移到河北。及至永和八年十一月，他在坚信能够对河北进行有效治理时，自称燕皇帝，并在次年二月将都城从龙城迁至蓟城。蓟城作为由辽邦进入河北的门户，从被攻占再到成为新都城的三年，再加上定都后实际统治的四年零八个月，这段时间是慕容鲜卑继续追随华夏文化并积蓄力量入主中原的关键节点。其间，慕容宗室及汉人士族分别对河北汉人豪强采取军事征伐及绥抚之策，取得了较好效果。多数汉人豪强及百姓归降而来，认可慕容儁“以义取天下”，希望安定北中国、拯救人民的历史使命由他来完成。由归降的汉人豪强与已具备“有事干”的汉人士族出任河北地方官，以前燕的名义安抚当地汉人，能为河北这块汉人居住地逐步成为前燕新的中心地域起到决定性作用。
金中都建立在古代蓟城旧址之上,蓟城水源即金中都水源。高梁河是蓟城重要水源,莲花河是高梁河的一条支流。高梁河曾是（?）水（今永定河）的一条支流,（?）水南迁后,高梁河仍沿（?）水故道入通州潞河。金大定年间,开金口河引卢沟水（今永定河）经高梁河下游段入潞河济漕,因地势高差过大失败。金泰和年间开凿官河,成功引温榆河水系的一亩泉水入高梁河济漕,并且为元代通惠河奠定了基础。金代开金水河引玉泉水入进中都皇城和琼华岛（今北海公园）北海、中海,专供皇城和琼华岛附近的离宫,也为元代大都城的建立及皇宫、御苑用水奠定了基础。
清河汉城位于海淀区清河镇西面清河北岸的朱房村,万泉河在城南与清河相汇,古代蓟城通往居庸关的大道由此经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河汉城是北京北部地区保留下来的遗迹最丰富的汉城,它不会是一般的军事城堡,也不会是"官营的专业性冶坊城",而应是两汉昌平城。
■水到底何时由蓟城北迁移到蓟城南?高梁河西河的由来及其与漕运的关系如何?这是北京水利史与历史地理研究者一直关注但仍然存疑的两个重要问题。本文在梳理辨析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寻找历史文献与今人研究之间的合理联系并予以举证、推测和补充,为更加深入地认识永定河与蓟城的位置关系、北京漕运的起始与基础、金元时期的漕运水系等问题,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结合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参考考古发掘报告,可以判定燕国的都城有六座:始封地称燕亳,故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春秋中期燕并蓟国,迁都蓟之都城,沿袭"蓟"的名称,战国时又称上都,是燕国中后期的首都,故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南部,原宣武区辖地内;山戎侵燕时,燕国曾被迫南迁易水河流域,一度建都临易,故址位于河北省容城县晾马台乡南阳村,如今的雄安新区内,燕国中期都城曾在蓟与临易之间反复迁徙;燕昭王筑武阳城作为陪都,用以招贤纳士,又称下都,是燕国后期的重要经济文化中心,故址位于今河北省易县高陌乡;在上下二都之间,另筑陪都一座用于中途休息,称中都,故址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荆轲刺秦失败后,秦国大举进攻燕国,在辽河畔因天气恶劣折返,燕王得以在辽东苟延残喘,辽东襄平也得以成为燕国最后一座都城,故址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其中在战国后期,燕国上中下三都并存,事实上存在"三都制"。
燕国本郾国,属姬姓宗族,自周初召公受封（约前1046年）至燕王喜在辽东被擒（前222年）,历时八百余年,是周代各诸侯国中绵延时间仅次于卫国的。召公位列三公,留在镐京辅佐成王,其子姬克代为就封,此时燕国是周的北部屏障。燕国早期常年遭受以山戎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侵扰,长期与中原无法来往,加之自身国史《燕春秋》亡轶,造成了司马迁称之为“十世无考”的大面积历史空白。“五国相王”后,燕国又遭遇了“子之之乱”,在王权易主后又被齐国乘虚而入,亡国三年。燕昭王复国后,先灭中山,再破齐国,将齐王赶至即墨,燕国才成为和中原列强并立的强国。而后乐毅被撤职,田单复国,燕国元气大伤,专心经营北土。战国末年,太子丹与秦王政结仇,刺秦失败,辽河以西为秦所得。不久秦国攻破辽东,燕国灭亡。结合对春秋三传、《史记》、《战国策》、《水经注》等历史文献的考证,参考北京琉璃河、北京窦店、河北南阳村、燕下都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可以判定燕国的都城有六座:始封地称燕亳,故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春秋中期燕并蓟国,迁都蓟之都城,沿袭“蓟”的名称,战国时又称上都,是燕国中后期的首都,故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南部,原宣武区辖地...
两汉魏晋时期,东北地区主要生活有匈奴、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挹娄、“靺鞨”及汉等民族。期间,中央（中原）政权出于卫边考虑、东北民族因为发展需要,双方间以及东北民族内部间发生了诸多战争,史料对其多有记载。本文以历史文献学为基础,相关中外史料为依据,将史学考证、文献校勘及考古相结合,辅以历时性与共时性、归纳与演绎、边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疆史地等角度对汉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展开客观研究,期望通过具体战争事件体现汉晋东北战争概貌和以详尽史料探求本地区军事价值发展趋势。本文开篇为导论,以其对此次研究的依据、方法、相关概念进行介绍,综述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的研究现状,通过原因与意义等章节阐明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价值所在。主体部分,将汉晋时期东北战争划为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五章进行研究:第一章西汉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刘邦平臧定卢、武帝攻匈灭卫、新莽与高句丽之冲突、高句丽大武神王北征夫余。第二章东汉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东汉初刘秀定渔阳、东汉三定乐浪、祭肜镇辽东、曹操北击三郡乌桓、尉那岩城之围、建光元年汉丽之战、耿临等三征高句丽。第三章曹...
＜正＞笔者拜读王世仁先生《金中都再认识》（以下称为《再认识》）大作之后,获益良多,惟有若干问题还存在不解之处,故不揣浅陋,将疑惑之处略述如下。一个是关于蓟丘与蓟城一段中。《再认识》一文根据东汉末年公孙瓒在蓟城东南筑小城,其地在今北京牛街一带,地势较高,俗称"冈（按,其音读稿）儿上",推测"可能是原来高台小城遗址"。其次,史籍记载前燕慕容儁在蓟城东掖门为坐骑赭白筑铜像,至唐代幽州城东南称铜马坊,则铜马门当在城东南附近,据此可以推断蓟城的东城墙便在附近。清人朱一新、赵吉士根据唐悯忠寺
北京城是华夏子孙50米等高线生存智慧的卓越选择和集中体现,随着从猿向人进化的逐渐完成,原始人类也逐渐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往北京小平原汇聚。北京小平原开始出现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原始部落定居点。由于地势和水源优越,现在的西城广安门一带和房山董家林一带逐渐汇聚起两个较有规模的部落定居点。北京城就是从这两个部落定居点开始发展的。北京城市文明的演进呈现非常清晰的足迹。在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四次大的地位和功能的转变和提升,从部落定居点一变而为封国方城,再变而为大国边城,三变而为国家都城,四变而为世界城市。北京城每一次的变化和跃升,都是这座城市的一次凤凰涅槃式的生命更新。
北京三千年前的蓟城在哪里?它像一串断码的秘文,变异的信息,千年来苦寻未果。然而蓟丘、燕山就在脚下;灅水、桑干就在身边,它们是探索早期蓟城的地理坐标,是今人与古人心灵沟通的纽带和畅渠。今人胜于古人而施展有形的地图,再现历史空间;再现科技优势;再现失忆的历史,"地图使过去和未来现形"①。用地图真实复原京西商周祭日、祀祖、崇桑之郊的遗迹,力证昭王改筑蓟国旧宫而重兴燕国历室、元英、宁台诸宫之史实。解密汉承燕邑,曾引用葭水、台水至燕国蓟城内之两渠,由此揭示两渠间古"燕州角"为燕王刘旦官城的历史真相。试析燕、蓟之族是世居北京地区奉燕为图腾,谒蓟为山灵的殷邦旧国,可证殷商燕山、蓟丘之族皆为帝尧之后,召公之匽为北迁之国,隐现燕国初都至上都的变迁轨迹。
北京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皇都城市文化而闻名于世,在建城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少数民族政权在北京定都的王朝是从金代开始的,然而在更早的魏晋时期,东北地区的强悍民族鲜卑在其首领慕容儁的率领下统一华北地区,在北京地区的蓟城称帝并由东北迁都于此。这是史书之中最早在北京定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在北京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本文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记录与剖析,总结得出北京作为皇都历程中一条清晰而又重要的时代主线,即":在汉族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不断融合与影响促进了北京城市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纷乱动荡的历史时期,北京城市开始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越来越多的关注,这里有地理上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两种因素相互叠加让北京城市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设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迎来了崭新的篇章。"
北京作为历代古都,曾是辽、金、元、明、清的都城,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关于北京园林的研究专著更是不胜枚举,尤以曾经作为主流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的讨论最多,公共园林作为中国古代园林的类型之一,在北京园林的相关研究中尚未形成较为系统详实的理论专著。而历史上,在北京城内、城外均出现过具备公共游览功能的园林,供百姓游览。并且这些具有优美自然风光和蕴含深厚人文内涵的公共园林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对改善城市环境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城市公共园林的建设、传承北京文化和北京精神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塑造和市民文化生活的提升均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因此,本文以时间为序,系统梳理出北京公共园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理论结合实际,在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北京历史上的公共园林展开深入研究。 本文研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基础性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公共园林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重点对中国古代公共园林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第二部分,系统性研究。以北京公共园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按照时间线索归纳出...
本文是一篇研究广阳郡（国）及周边地区历史军事地理的报告,针对广阳郡（国）所处地理位置在秦汉时期的特殊意义,探讨其在军事和战略上的价值。论文依托历史典籍,辅以相关考古文物和出土文献,并结合作者实地考察所得材料,对秦汉时期广阳郡的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军事战争等几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讨论,力图从旧有史料中提炼出新的见解。文章主要有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是对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参考资料和研究前史等进行简单介绍。另外也解释了受当时政治、地形、军事等因素影响,论文的研究范围并非囿于广阳一郡之地,明确了地理考察范围。 第二章概述了广阳郡（国）的基本情况。先是缕清了广阳郡地区在秦汉时期从无到有,郡国交替的行政建置问题,然后从农业、资源、商业、手工业等入手介绍了本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三章探析了广阳郡（国）的交通体系。广阳郡治蓟在当时“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发达的交通系统是支撑其繁华的先决条件,本章以蓟为基点,从西通并州、南通冀州,东北通辽东三个方向勾勒了其周边的地形地貌和交通干、支线的状况,分析考证了史书中记载不详的道路,并着重讨论了这些路线在军事战争中的作用。 第四...
燕国在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五座都城,研究这五座都城的建立和几次迁都的过程,对认识燕国历史和燕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多都并存制度是指同一个王朝或政权在同一时期设置多座都城的制度。先秦时期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多都并存现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制度的定义:“制度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表明“制度”可以是成文的,如西周时期对营建洛邑的成文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对曲沃“下国”的说法,战国时期燕国下都、上都的对照以及齐国“五都”的记载等;制度也可以是不成文而约定俗成的,包括夏商政权的多都并存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政权未明确记载而实际施行的多座都城同时存在的制度。因此,笔者认为,先秦时期多都并存已经形成一个“体系”,由现象上升至制度层面。先秦是多都并存制度的滥觞时期,其都城设置和都城功能对后世都城制度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通过对选题的简要分析和研究现状的深入总结,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 第二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章到第九章,通过实证案例研究分别复原了夏、商、西周、晋、楚、秦、齐、燕等八个政权的都城设置的情况、各座都城的地位及都城地位的变化。第二章通过对夏代文献资料和相应考古资料的分析,...
2006年3月,在北京外城南护城河和西护城河底的管道工程中发现唐代河道,出土木船遗迹和石筑河岸遗迹,为我们了解隋唐时期蓟城的河道和隋朝永济渠北端位置,提供了重要参照物。
战国时,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年即位后,为了振兴破败的燕国,采纳郭隗建议,拜隗为师,为他修筑了一座崇台,并经常来此受业;崇台上置千金,广招天下贤士。结果,贤士凑集,燕国由弱变强,一举打败强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是以金台招贤被千古传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佳话。金章宗时将黄金台列为燕京八景之一,名曰“金台夕照”。以后燕国各地出现了十几个黄金台,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大量历代史地资料、文人笔记诗作及今日街巷走向、地形地貌,反复印证,去伪存真,辨明了当年黄金台的确切方位。
＜正＞ 北京宣武区有许多年代久远的景观和古迹早已消失,现在恢复原貌又不太现实。从8月20日开始,宣武区列选了30处宣南文化遗迹,向社会公开征集景观标识设计方案。这30处景观包括西周建蓟城的“蓟城柱”、代表北京建都849年的“金
＜正＞对外交通是古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石。古代北京在中国历史中地位的上升,与其不断拓展对外水、陆交通网络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尹钧科先生所著《北京古代交通》一书中,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理论,指出古代北京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存在着沿太行山东麓南北一线高地的南北通道,即“太行山东麓大道”;北京西北方向通向太行山以西及内蒙古草原的“居庸关大道”;北京东北方向通向燕山
燕都兴废、迁徙谈陈平一、初都“燕亳”的兴废与迁徙当今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姬姓燕国的初都是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的那座古城。但这一认识来之不易，是历史考古工作者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辛勤发掘和潜心研究才获得的真知硕果。三十多年前，在房山琉璃河古燕...
＜正＞ 《当代中国、北京卷》编辑部与北京史研究会于2月29日,联合召开关于北京城址变迁问题学术讨论会,集中探讨春秋至隋唐时期的北京城址变迁。参加讨论会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热烈发言,几种不同看法得到交流,其中有些问题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会上《当代中国·北京卷》副主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中同志对讨论这一问题的目的及重要现实意义等问题做了阐述。为了使问题求得深入探讨,集中三个小专题,进行了讨论。一、先秦时期的北京城址
＜正＞北京都邑形成发展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燕和蓟这两个上古方国,原隶属于殷商。武王伐纣后,封其族人于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蓟城变为燕国争霸中原的基地。这一段可看作北京都邑发展的雏形阶段。秦统一六国,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燕国疆域为其中的六郡。自此之后,直至隋唐五代,蓟城逐渐从一个诸侯国的都城发展演变成为中
＜正＞ 北京从一个原始的居民点发展成为一个部落邦国的中心,又发展成为大国诸侯的京邑,再发展成为州郡和封建诸侯王的首府,最后发展成为管理半个中国以至整个中国的首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就是从公元1121年辽国的天祚皇帝耶律延禧迁都并改该城为“燕京”算起,或从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在这儿建筑京师大都城算起,也已分別经历了八百六十多年和七百一十多年。而如果从殷代
＜正＞"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一首《卢沟谣》道出了西山、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密切联系。如果将永定河比作哺育北京城的母亲,那么西山就好像护佑北京城的父亲。西山属于太行山的余脉,连同穿越其间的交通孔道,历来是北京构筑军事防线的天然屏障与险关要隘。穿越西山的永定河挟带巨量泥沙,塑造了水甘土厚的北京小平原。南北向延展的西山与自西北向东南流淌的永定河,构成了山水交互的天然形胜,共同为辽金以来建都北京的宏图伟业奠定了地理基础,也为人类活动上演波澜壮阔的史诗大剧提供了广阔舞台。
《水经注·湿余水》是研究北京北部地区古代水系变迁和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其中关于湿余水和易荆水的记载涉及军都故城和昌平故城位置的判定。北魏时湿余水从今关沟发源,流经居庸关,在南口出山,即渗入冲积扇地表下成为地下潜水,东南行十余里后"重源潜发"从地下溢出,并积水成湿余潭。湿余潭的位置应在今昌平区百泉庄一带,进而可确定昌平区虎峪古城为秦汉军都故城,昌平区土城村古城为北魏军都故城。而古易荆水与今清河和万泉河存在继承关系,北魏时期易荆水发源于今海淀区的樱桃沟,出山后东南流,至海淀台地北侧,沿着今万泉河和清河一线注入湿余水。考证海淀区朱房古城、清河和蓟城的相互位置关系,可确定朱房古城为汉魏昌平故城,易荆水流经的郁山为今玉泉山,孤山为今颐和园内的万寿山。
＜正＞北京第一次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最早可追溯至750年前的元朝,而经权威考证,在成为首都之前,北京的建城史可以追溯至3200多年前。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建城史呈现出悠久性、持续性和递进性3个鲜明特点。殷商古国千载沧桑早在1987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就曾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应尽早考虑北京建城之始、始于何年。"当年,此信曾掀起探索北京建城史的高潮。目前,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的建城史与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古国密切相关。
＜正＞燕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在其800余年的历史中,曾建有七座都城。本文根据地理形势、历史典籍和考古发现成果,对燕国历史中出现的七座都城的建立、变迁及其位置进行梳理和分析。
＜正＞当宇宙起源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还要面对另一个起源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被随意地抛掷进这浩瀚世界的,还是背负着神圣的使命而来的呢?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如何看待人类之间、人类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人类起源神话为此提供了一种解释,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中国,谈到人类起源神话,首先想起的就是女娲神话。女娲的形象女娲在中国神话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一
＜正＞2013年是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笔者撰文《金中都再认识》以为纪念①。文中提出,古文献中的蓟"丘",并不是后人解释的自然土丘高地,而是一处城邑的称谓,即中都的前身;又引《周礼·地官·小司徒》井、邑、丘的制度,推断唐辽蓟城的子城即是蓟丘原位。近检原文,关于蓟丘尚有不少可议之处,因而再作此议。笔者所议,相对主流史学为另类,是为"别议"。一、"丘"字四解
＜正＞2013年是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笔者撰文《金中都再认识》作为纪念~1。文中提出,中都的前身,即古文献中的蓟"丘",并不是后人解释的自然土丘高地,而是一处城邑的称谓;又引《周礼·地官·小司徒》井、邑、丘的制度,推断唐辽蓟城的子城即是蓟丘原位。近检原文,关于蓟丘尚有不少可议之处,因而再作此议。笔者所议,相对主流史学为另类,是为"别议"。
城的产生和发展是古代文明的主要标志。燕国城市是北方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燕国城址的研究对了解先秦城市文明和社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对燕国都城和重要郡城的考察,相对缺少对大批中小城址的关注,造成对燕国城市的研究并不完整。燕国城市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从西周初至战国末,燕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分布范围日渐扩大、建城技术不断发展、城市规划日渐合理,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燕国城市遗存,对于后世北方城市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通过对燕国城市的考古学研究,可以加深对燕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认知,能够了解到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差异,尤其对于研究先秦时期北方城市文明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考古发掘和调查资料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对燕国城址中的都城、郡城、一般城址及边地的城堡、障城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廓清燕国疆域及主要城址的历史沿革,加深对先秦城市发展进程与人地关系的认识,了解当时筑城技术、城市布局、与城防体系,从而丰富对燕文化的研究。
＜正＞北京地区科学的汉唐考古工作与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已历60余年。这期间,北京地区发现了大量汉代到隋唐时期的文化遗存,古代北京汉唐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近年来,随着北京大规模城市建设项目的开展,在配合这些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中,多次发现数量众多的汉唐文化遗存。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多学科
在古代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上,都城一直作为其文明的标志之一,从都城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窥见古代历史朝代的兴衰和政治经济的变化。都城变迁的原因纷繁复杂,它的存废兴衰却是古代社会文明成果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时空转换过程,前人将这个宏观过程研究总结为古代都城的变迁是由黄河轴线向运河纵线的转换,呈现一个十字形的轨迹特征。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这个巨大的时空转换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不一样的规律和特点。两汉至隋唐是古代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再最终统一的时期,因此都城的分布也呈现出一元化到多元化再到一元化的特征,变迁过程表现出由集中到分散再到聚拢的规律。在这个规律之下,又隐藏着都城变迁的时空演进轨迹和特点,而这一时期都城的变迁原因虽然纷繁复杂,但又存在着诸多的共性,并对当时的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以正史史料记载为依据,主要侧重介绍两汉至隋唐时期各个政权都城的城址变迁和存在期限。第三部分主要选取上述部分重要都城作为范例,分析其优势和建都于此的原因,并归纳分析两汉至隋唐...
北京城中轴线是传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思想的典型案例和杰出代表，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造物观和设计技法与工艺的集中体现。北京城中轴线正面临着申报2014年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对其进行设计观和美学思想的分析与总结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尝试将文化遗产、设计美学、设计批评三个领域的研究内容结合在一起，从北京城中轴线的“活态轴线”这一特性入手，在“空间之轴”和“时间之轴”两个方面探讨北京城中轴线的产生与发展，并就相关的设计理念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论述现存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历史形成轨迹，将北京城中轴线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改变了以往“肇始于元，形成、发展于明清”的论述； 2.关于北京城中轴线组成范围的界定，提出应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北京城中轴线进行新的描述，并将改造后的天安门广场、自然水系纳入申遗范围； 3.总结北京城中轴线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与传统美学思想，论述了传统美学中“和”的理念在北京城中轴线规划设计中的体现，对“自然”、“自由”两个设计审美命题分别从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和创作者创新意识发掘的角度，对“和”的精神做出了具体的阐释...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文化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地域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作为“燕赵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燕国文化和中山国文化在存在许多相同之处的同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主要从都城、货币和丧葬习俗三个方面来对两者的文化进行异同比较。 首先，两者都城的比较是本文的一个重点内容。两国都城都因政治原因进行了迁徙，同时两国都城的形制、选址原则等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差异。除此之外，在区域功能划分上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灵寿城有商业活动区，而在燕下都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最后，两者都建造了都城的防御设施。 其次，货币的比较是两者文化差异的重要方面。两国都是刀布并行的国家，但是两者由于民族因素的差异，所以在货币流通上存在较大的不同。同时燕国和中山国的货币都包含有自铸币、外来币和仿铸货币，但是两者本国货币在本国的流通地位却大相径庭——中山国的外来货币占据了主导地位。 最后，两国的丧葬习俗也是本文进行文化比较的一个方面。本文主要分三个时期对燕国和中山国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进行了比较。例如，中山国的积石墓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燕国大部分都是土坑竖穴墓葬。在随葬器物上，...
金中都作为12世纪中期中国四个独立政权（金、南宋、西夏、大理）中疆域最大的一个王朝的都城,先后存在了62年。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存在对金中都的价值认识不足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金中都历史沿革,试图从都城四至、城门、规划格局、寺院四方面的推测考证中还原真实的金中都,发掘金中都的文化价值,或可为今后城市建设与规划提供参考与借鉴。
永济渠北段具体行迹自独流口西北折,循拒马河至信安桑乾河河口,再经桑乾河上溯至永清县东境,开渠至安次（旧州）,西北入桑乾河北支（即清泉河）,循洗马沟抵蓟城。永济渠是沟通桑乾河南支与北支的水利工程。
北京地区北倚燕山,南控中原,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草原和东北游牧区交界之处,向东出山海关,可达辽东;往北过居庸关、古北口,可通蒙古草原;西出紫荆关,可接三晋关陕。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战略地位重要,使其成为汉族和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争夺的重镇,由此决定了北京古代历史具有战乱频仍、民族融合前沿、少数民族政权长期统治和政治地位从方国中心逐步上升到全国中心等特点。
本文以刘琨为中心,研究刘石之乱时期华北地区的形势。 刘琨年轻的时候积极洞察朝廷政治动态加入东海王司马越阵营,为东海王越赢得八王之乱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刘琨与两晋之际的地方势力被分为少数民族、朝廷与地方行政长官、地方豪族：刘琨对刘渊是采取军事进攻政策,对刘渊的地方军团石勒运用拉拢的手段,欲使其归降为己所用。与此相反,刘琨对拓跋与段氏两个鲜卑族进行同盟方略。朝廷为晋朝对匈奴族战争中的一面象征统一的旗帜,但是它的威信日益衰弱,群雄四起。地方豪族按方向分为三部分：司州的三角同盟魏浚、郭默、李矩；豫州的张平；冀州的邵续。 刘琨的败亡使黄河以北的晋朝势力土崩瓦解,黄河以南成为了抵抗汉国的前线,祖逖代替刘琨成为了抗战的主要人物。全国的民族矛盾暂时处于低潮：在南方,王敦之乱即将爆发；而在北方,汉国分成了以刘曜为皇帝的前赵和以石勒为国王的后赵,双方独立发展,随后转而发生战争,以石勒的胜利告终。而处于漠南的拓跋鲜卑在新的首领郁律的领导下开始了入主中原的战略。 刘琨在整个民族战争中力主稳定晋王朝的帝位承接,树立起对抗匈奴的旗帜；在上至皇室下至公卿南渡的情况下,刘琨断然决定留在北方抗...
慕容鲜卑为我国古代东胡鲜卑族的一支,关于其名号的含义历来纷争较多,但在目前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还无法对其名号下一定论；而在慕容鲜卑中存在的“慕容”、“慕舆”两姓分化情况,本文在考订两个姓氏出现先后等情况后,提出分姓的出现是在北魏时期,而形成确定的分姓理念则要晚到隋唐时期的新观点。 慕容鲜卑在迁入塞内之前,经历了一个从西向东、从北向南渐进的迁徙过程,最终进入了辽西塞内居住。此后,在慕容魔的汉化改革,以及此后几代首领的努力推动之下,慕容部的实力迅速发展,在今天的东北、华北地区相继建立了前、后、西、南四个燕国政权,而此后出现的北燕虽然为汉人冯氏所建,但仍是直接继承后燕的历史遗产。五燕政权延续一个半世纪——从慕容魔掌控慕容部（285年）,到冯氏北燕在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中被吞并（436年）——期间兴衰起伏,其兴起既有政治清明、军事实力强盛、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等内部因素,也有当时北方持续动荡的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其衰落则突显了内部各种矛盾的交错、激化。 五燕政权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即延续汉魏旧制和专门设置用来统治少数民族的机构两种系统,也就是采取了十六国时期少数民...
在社会和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河道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必须通过开漕挖渠以满足城市的各种用水需求;而战争和城市对外交通运输的需要,则有了护城河以及漕运河的出现;另外城市的防汛则是城市河道一直以来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滨河空间是历代城市休闲娱乐或商业贸易最理想的场所。当今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造成了人居环境空前的危机,城市的各种机能产生了诸多的病症,城市河道也未能幸免,以至于河道一度成为城市归避的角落。而实际上,社会的发展、生态宜居城市的建设,必须召唤健康、怡人的城市河道的回归。 论文的成果总的说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总结了北京城市河道景观改造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并进行一定的分析;二是探讨了北京城市河道存在的合理形态,提出今后北京城市河道景观改造研究和实践的方向及其策略。具体内容如下: （1）总结了我国城市河道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过程。指出城市的发展逐步伴生了不同类型的河道,城市河道的形式和内容也一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河道改造是城市建设中永恒的课题。 （2）总结了现代国内外城市河道景观改造与...
＜正＞纵观北京历史,大体上是沿着部落、方国、诸侯领地中心到华北地区的重要城市的轨迹渐次演变,到元、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中心。以中世纪农业社会的生产、运输和储存条件,这种百万人口的大型城市需要相当庞大的商业力量源源不断地供应大量的商品。在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中,无疑凝结着一代代的商人的智慧和劳动。以往关于北京商业史的研究论述多着墨于元代以后。商业经济活动是有连续性的,当代商业经济活动规模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考察元代以前北京2000多年的商业演变过程,对于全面理解北京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正＞ 矗立在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滨河公园纪念北京建城史的蓟城纪念柱,原建于1995年12月,是为了纪念北京建城3004年由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而设立的。2002年四季度在原址重新扩建,于今年初（1月）竣工对外开放。现在所建的蓟城纪念柱场地面积数百平方米,全部使用天然花岗石铺设。建城柱耸立在场地中心,柱高达10m,顶为庙式房样,整个结构都是
周初在今北京地区分封蓟、燕二国，蓟在北，燕在南，两国各自建有都城，所知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即由此二城开始。蓟为武王褒封，代表当地旧族。燕为成王时封，时间略晚于蓟，代表周人北进势力。后燕盛，灭蓟，徙都蓟城。从历史地理角度观察，燕城（董家林古城）虽在政治上强大一时，但因交通地理条件所碍，遂被放弃。而蓟城位置优于燕城，故为历代沿用，发展壮大。蓟城是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本质的代表者，是严格意义的今北京城的前身。
＜正＞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分天下为36郡,其中原战国时期的燕国分为6郡,现在的北京地区分别划由渔阳、右北平、上谷、广阳四郡分管,蓟城属广阳郡,而且是其首府。由于其位置在秦版图上与北方匈奴、东胡、肃慎等游牧民族活动地区接壤,所以秦始皇十分重视,派兵将进入北京地区北部的匈奴驱赶到长城以外。在他下令修筑的通往各战略要地的驰道中,有一条就是直达蓟城的。在第四次巡游时,秦始皇还特意到蓟城视察。他的这些措施,使蓟城作为北方贸易中心和防止游牧民族侵扰的边塞军事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为汉代的治理打下了基础。
＜正＞早在3000多年前,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就出现了一座城市,它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叫“蓟”。后来燕国迁都于此,蓟城便发展成为华北平原北部最大的城市。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郡县制,蓟城为广阳郡治所,成为经由华北平原进入中国北部和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隋朝以蓟城为涿郡治所,唐朝初年改涿郡为幽州,治所仍在蓟城。936年,契丹人占领了蓟城,在这里建立陪都,并在这一年改国号为辽。由于蓟城位于辽所统治区域的南部,所以叫做南京,又称燕京。金贞元元年（1153）,金朝迁都于燕京,改称中都。 元大都与金中都的关系 金代的中都城是在辽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它的位置相当于今北京市宣武区西部的大半,以及丰台区和海淀区的一小部分。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大举伐金,数次包围中都城,迫使金朝不得不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贞祐三年（1215）,也就是金朝迁都汴梁的第二年,蒙古军攻破中都城,将金朝的皇宫付之一炬,整个中都(当时一般
＜正＞ 宣武区是北京的发祥地。这里明代有宣南坊、宣北坊,清代因其在宣武门南,名之日宣南。春秋中期的燕襄公时,燕圆已把蓟城作为都城,后来蓟城留下燕昭王黄金台遗迹。汉代燕国的儒学风靡一时。唐代的庙宇存留至今。辽金这里是京都所在,全面地汲取中原文化。元代以来成了游览胜地。清代为诗人、作家、学者、演员聚居地,会馆遍地,书坊林立,岁时更以厂甸招引游人,宣南文化诚源远流长矣。诗书庙宇古代中国分九州或十三州,北方是幽州。幽州的治所即在蓟城,在今宣武区广安门
＜正＞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历史上北京的城址大约有4处:一为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村商周古城址①。一为今北京宣武门、和平门一线以南。一为今北京广安门外古城址。一为今北京城址。《管子·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是中国古代为都市择址时对地理环境提出的要求。北京古代不同时期的城址,大多符合这个要求,或位于山前平原,或位于大川之旁。北京古代城址的数次迁徒,虽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所促成。而在诸种地理因素中,水源的丰沛与否又是第一位的原因。考察北京城市历史,晚至清初仍有迁城于京东之议,其原因也大多是着眼于京东比较丰富的水源。
＜正＞北京是中国著名古都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至今保存比较完整的古老城市。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历史上北京的城址大约有4处：一为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商周古城址；一为今北京宣武门、和平门一线以南；一为今北京广安门外古城址；一为今北京
＜正＞ 从周初分封的诸侯国燕和蓟,到今天的中央直辖市北京市,从战国燕始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到北京市现辖十区八县,时间跨度长达三千余年,大小朝代改换二十多次,其间出现在北京地区的各级行政建置,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或更换名号,或省置郡县,或升降级别,或迁徙治所,或改变隶属,或调整分界,共同构成了一部多层次的错综复杂的北京建置沿革史。
＜正＞ 在我国历史上,继东汉末年流民浪潮之后,魏晋北朝时期又发生两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徙:一次是西晋永嘉之乱前后,以北方世家大族为首的今山东、河北、河南、甘肃、陕西南部地区的居民大规模向今江南、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四川地区迁徙;一次是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失败以后,六镇鲜卑降户大量涌入今河北地区,河北地区居民复大规模流亡至今山东中部地区。此外,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也屡有徙民之举。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无论是汉族居民流往边地、甚至塞外,还是塞外少数民族徙往内地--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很大影响。幽州处于当时北边,与乌丸、鲜卑、库莫奚、契丹等北方民族相接,这种人口流徙现象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就更具有明显的意义。
＜正＞ 北京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一千年来,它先后成为我国许多朝代的政治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首都也就设在这里。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这样一座古老城市如何加以利用、改造和建设,是北京城市规划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对北京的历史地理,必须进行研究。一、古城诞生的地理背景远在更新世初期,河北平原更是一片汪洋大海,在这片汪洋大海的西北角,有一个海湾——“北京湾”,它的东、北、西三面,为
燕国为周初分封于中国北方的姬姓诸侯国,立国达八百年之久。燕国的战争直接关系到燕国的生死存亡,在燕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尤其重要。东周时期燕国的主要战争体现在与齐、赵两国为代表的中原诸国和以山戎、东胡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上,通过燕国与上述国家、部族间的战争研究,可以较为完整的展现东周时期燕国主要战争的整体面貌。燕国与齐国共计爆发十一场战争,文章将其分为春秋时期、战国初期和战国中期三个阶段,对每场战争均进行了系统整理分析。燕齐战争的作战地点反映了燕国国力逐步提升领土不断向南推进的历史进程。战国前中期燕齐战争的不利形势客观上成为燕国变法图强的重要因素,促进了时局变动和中华民族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燕国与赵国共计爆发八场战争,文章将其分为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两个阶段,分别对每场战争进行了梳理研究。燕赵战争主要围绕黄河东西二渠间的河间之地展开,燕王喜年间燕国于河间之地领土损失殆尽,反映出在燕赵战争中燕国逐渐陷入被动的事实。燕赵战争往往与秦赵战争同时爆发,燕国逐渐成为秦国牵制赵国的重要工具。频繁的燕赵战争不仅严重消耗了两国国力,更使得秦国东进步伐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加快。燕国与山戎的战争主要体现在燕国联...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四合院,其造型典雅,分布广泛,是北京老城的主要建筑类型之一,被誉为中国民居的明珠。西砖胡同地区便是老城内四合院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区域,其位于广安门一带,属京城的肇始之地,北邻广安门内大街,历史上曾为外省商人、学子进京途经及居住的主要地区,承载了重要的历史价值。适逢《北京市总体规划（2016年一2035年）》正式批复和西砖胡同地区入选“西城区老城保护和城市更新试点项目”的重要背景,研究该地区四合院建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历史挖掘,梳理该地区四合院形成与发展的阶段特征;二是调查研究、对比分析,归纳总结该地区四合院的地域性形制特色;三是理论指导实践,探索该地区四合院的地域性修缮做法,以期为其后续工程实践及老城其他地区四合院的修缮更新提供借鉴思路。论文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论文选题的依据、选题研究范围与内容、目前国内外在此方面的研究情况、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通过历史研究,文献查阅,从地理环境、社会文化、人口构成三方面对影响该地区四合院形成与发展相关因素进行梳理,同时按照古代城市、古代都城、近现代城市的...
清河是北京湾盆地平原与西山的交接点，是城市发展的边缘地带。也正是华北平原北端与山地交接、控钥通向山西和北方草原交通要冲的地理区位特点，造就了北京地区在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和北京元明清都城，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清河与北京自然水系的形成与演变密切相关，成为北京城市选址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清河的历史地理演变，以及因之兴衰的旗营、庙宇、乡村等遗存和文化，不仅可以更好地认知北京城市历史、探索三山五园遗产保护问题，更可以洞见未来这一地区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新时期海淀山前山后交接地带的生态保护与城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凤河流域,元明清至今均为畿辅重地,流域范围包括大兴县（今北京大兴区）、东安县（今河北廊坊）、通州（今北京通州区）、武清县（今天津武清区）、天津县（今天津北辰区）等县区。流域内各区域历史悠久,对两岸的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凤河属于永定河水系,辽金之际桑干河干流离开蓟城南,南迁至卢沟桥附近入安次境,下游始经凤河。元朝时卢沟河自看丹口分为三派,以中派（凤河）水量最大,河流经大兴县、东安州、武清县入漷州界。元末明初浑河南注,夺琉璃河,经流下达霸州,其东流一道不复相通,凤河得以形成。清朝雍正四年（1726）凤河断流,河身淤为平陆,每至秋雨时节,散漫无归。怡贤亲王遂请奏引凉水河入凤河,一路挑挖至双口,抵清沽港,入天津界归淀。乾隆四十一年（1776）又把凤河河道改为“之字形”,使其曲新而下,以助永定河蓄清刷浑。凤河流域水草肥美、环境优越,是京畿腹地与京南交往之咽喉。明洪武、永乐年间多次移民于此牧养栽种,出现了畜养户、海户等役户,构成了凤河流域主要的民众结构。人口的到来,又促进农业的开发,初时人们主要育牲种蔬,雍正时期随着此地营田水利的发展,水稻开始被大面积种植。农业的发展与交通的便利保证了商品贸...
前秦淝水战败为后燕兴起提供了最佳契机,以慕容垂为核心的复国势力成功复兴了燕国。慕容垂死后,后燕盛极而衰,并分裂为南北二部,北部退居龙城后传至慕容熙亡国。后燕君主只有慕容垂、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四位。兰汗称昌黎王使后燕短暂灭亡,慕容盛杀兰汗复国。后燕可分为慕容垂、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三个历史阶段。晋室动乱南迁,北方政权迭兴,是后燕兴起的历史大环境。前秦逆时代潮流统一北方终因历史大环境的限制而瓦解。定都中山加速了后燕复兴的步伐,也带来了汉化过度和西北边疆危机。前燕在关东数十年的经营为后燕兴起奠定了基础。中原政治结构的影响,各部族拥有的稳定部众及关东关西风俗文化的差异为后燕复兴提供了历史可能。以慕容垂为核心的复国力量积极重建国家系统并使后燕走向兴盛。“义取天下”使后燕复国的道德阻力降低。慕容垂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根据立慕容宝为太子,以贤能为根据立慕容会为慕容宝嗣子,两种继承制度的矛盾使后燕君位传承产生了混乱,引发宗室内乱。后燕制度建设的不足使国家系统显得脆弱,慕容宝的平庸则使国家系统趋向混乱和瓦解,使后续君主无力修复。军事奇才慕容垂及众多名将保证了后燕复兴的顺利,失去慕容垂的后燕则在燕魏战争中...
唐幽州作为华北平原北方的门户,是游牧部族入侵所首先要占领的地方。实际上正是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矛盾,在东北边防急剧紧张的形势下,幽州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特性才显示出来。边塞的战事环境铸就了当地人豪迈、无畏的族群性格,饮食文化则不得不远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审美境界,而以野性、粗放的面目呈现出来。相反,在战争的硝烟中弥漫着慷慨激昂的诗情,民族情结超越了对食欲的满足,而升华为一种精神力量,于是,边塞诗在幽州得以盛行。战争直接导致诗性与饮食的错位,这是唐幽州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国家“文化自信”弘扬和首都“文化中心”定位下,鉴于北京老城中观尺度区域性历史文化及遗产保护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现阶段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不足,本论文以明清和现今北京老城南部为时空范围,使用多源数据结合GIS空间分析等量化分析法、以及质性分析法,基于场域理论,研究该区域雅俗文化空间场域历史与保护,其中专论宗教建筑文化历史与保护。主要内容和结论有以下:首先,宗教信仰变迁与区位的空间关联上,以明清北京外城西部为代表性区域,推演至明清北方城市,基于路网中心性分析,探析发现明至清,寺庙于城市中整体分布“由中心到边缘”;寺庵和祠庙的区位优势“此消彼长”,祠庙反超寺庵。分别投射出宗教信仰总体在北方城市功能重要性上大幅度下降;期间,佛教加速衰微,民间信仰愈加发达。其次,在多元宗教信仰和谐共续历史成因分析上,选取牛街、花市作为代表性街区,从历史多元宗教建筑文化比较的视角,包括建筑的总体分布、修建命名/赐予、布局形式、社会功能四个方面,“以小见大”,论证当代中国多元宗教信仰和谐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传承。第三,清代外城雅文化空间场域研究上,界定雅文化核心区范围为外城西部的中部、中北部“双肾”形的交通发达良好区位;...
北京作为曾经的五朝帝都,三千年建城史和八百年建都史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其中的会馆建筑便是一种独特的建筑遗产类型。北京的会馆建筑产生于明清时期,因清代旗民分治政策而聚于南城,并以服务对象为特征呈现出区域集聚状态,崇文门与前门以外由于税关的设置成为工商会馆聚集区,宣武门以外的宣南地区由于科举制度的兴盛成为文人试馆聚集区,而且宣南地区更是以会馆建筑为摇篮诞生出绚烂的宣南文化,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造就了会馆建筑在北京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北京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历史浪潮之中,大量会馆建筑消失殆尽,留下的会馆建筑质量与风貌也是每况愈下。作为北京建城始地与建都始地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该地区的会馆建筑群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在推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的今天,这些会馆建筑将如何保护和利用便成为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会馆建筑为研究对象,从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会馆建筑的历史变迁及建筑特点,总结其文化遗产价值,并基于现状问题,对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会馆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提出对应策略与措施。以期能为宣南地区建筑遗产的保护传承提供参考借鉴。全文共分为六章:第...
＜正＞大兴地域,上古属幽都（幽陵）,西周属蓟国地,后属燕国地。蓟城先后为蓟都、燕都。燕国首置蓟县,治今北京市城区广安门一带。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秦克燕都蓟城,越两年（前224）置蓟县,属广阳郡。[1]后历有阴乡县,治今大兴区黄村镇芦城遗址处。蓟北县,治幽都府;后又改称析津县,为析津府治。金贞元二年（1154）又改称大兴县,县治原府治。自此后,县名不改,县治一迁。[1]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黄金台"是战国时期燕昭王为郭隗所筑之"宫",其名称经历了由"宫"到"台"的演变过程,在南朝时正式称为"黄金台"。关于黄金台的位置,学界分歧较大,较为重要的有燕上都蓟城说、河北定兴金台陈村说和北章村说。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分析各方观点,可以肯定黄金台应兴建于燕国都城附近,但不可能位于燕上都蓟城,而燕下都附近金台陈村与北章村两座台基遗址也非燕昭王为郭隗所筑之"宫"。事实上,《水经注》的相关记载与考古资料基本一致,郦道元所记"金台"即为历史上的黄金台,其原址位于燕下都城内张公台附近,但如今黄金台的地表遗迹早已无存。
＜正＞历史误会了好几百年,或者说扑朔迷离的蓟门,终于被清乾隆的御笔题字:蓟门烟树碑钉在了元大都城肃清门一带的土城上。现如今,它也已是北京一处名副其实的风景名胜地了。蓟门,恐怕是史籍中有关北京的门的最早记载了。蓟,是北京最早的名称,也是北京城的肇始之地。因此,"蓟门"无疑是北京最早的门了。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蓟门"的功能,它所涵盖的文化内容,乃至其所在的地理位置,都一直让人感到扑朔迷离。
＜正＞城市是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而都城作为一个国家或朝代的政治中心,更是其整个兴衰历程的缩影。每个国家或者王朝在建立之初,都城的选定和兴建都是统治者面临的首要任务。都城既是上层政治力量汇集之地,同时也承担着经济、文化重心的角色。因此,一个都城从选址规划到修建完工,都是与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力量分布状况等因素密不可分的。搞清楚一个都城的发展、演变脉络为我们了解其所处国家或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失为进行"大历史"
该文是个案研究系列之海河流域北京城市空间营造研究,对北京城市族群的更替叠累及城市空间营造进行了分析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两汉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址调查和墓葬发掘两个方面。汉代城址的调查研究,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的活动提供了重要信息;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随葬物品具有当时的时代特色,对填补汉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汉代城址和汉代墓葬的发掘及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两汉时期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也将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今年,是北京建都860年,建城3058年。史载,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建立。为加强对北方的统治,在今北京地区先后"封黄帝之后于蓟"（今广安门一带）;"封召公于北燕"（今房山区董家林村）。春秋时期,"蓟微燕盛",蓟被燕所灭。因蓟城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是中原与塞上往来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明显优于燕城,所以燕将都城迁移到蓟城。蓟城是北京市的源头,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原宣武区人民政府立蓟城纪念柱以为铭记。纪念柱位于广安门桥北侧滨河公园内,高8.5米,壮如汉阙。其上隶书"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圆明园遗址前身是我国清代皇家名园圆明园。由于圆明园在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遗址的保护历来广受关注，但也颇多争议。在当下，圆明园遗址处于城市建成区包围中，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遗址保护需要关注的重点，从城市发展层面研究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遗产保护和城市规划基本理论为指导，采用理论综合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归纳分析等研究方法，侧重从城市发展层面对遗址的保护展开研究。 首先，广泛收集了圆明园遗址保护相关的文献材料，研究了圆明园遗址保护的发展历程。通过整理分析，梳理了圆明园遗址的历史进程；归纳了有关圆明园遗址保护的四大类主要观点：重建、保持原状、部分整修和发展生态；并总结了目前圆明园遗址保护在保护原则和保护方法措施方面的基本共识。 其次，在文献查阅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基础上，研究圆明园遗址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对比了圆明园遗址和北京城市的发展历史，分析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从“城市主导-相互促进-共同衰落-背离发展-共赢探索”的变化，得出了遗址的遗产价值形成与城市发展关系密切的判断。 然后，从历史、生态和文化三方面，分别阐述了圆明园遗址对城市所具有的遗产价...
＜正＞汉代诸侯王是汉代分封制度下的封国国王,他们的墓葬就是封国所在地的王陵,是封国内最高等级的墓葬,墓内的埋葬是当时最高物质生活的缩影。而郡县制下的郡国并行制度的推行过程,对诸侯王陵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均有一定影响。因此,了解诸侯王分封对于认识诸侯王陵丧葬制度有积极意义;反过来,通过大量诸侯王墓葬这一实物资料,可以更准确地认识诸侯王分封制度及郡国并行的国家政治体制~1。
＜正＞唯借天时地利,而有文化之兴。在古代诗歌里,咏北京地区者,常常能见到描写景物气候的文字,写景抒情,是作诗者必有之才具,在那些景物与气象的描写中,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地区文化演变的一个自然背景。在古代诗文中,可考一地气候之变化,此如游国恩先生云:近有考古代气候者,颇征引昔时文献以资佐证,其所称十七世纪冬季,我国南方各省特寒,而以一六五0至一七00年为尤甚云云。偶读吾乡李石台先生《莲龛集》卷二,有《阻冰丹徒镇》诗云:"忽
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是北京地区发现的一座出有特殊壁画石龛的重要墓葬。石龛出现的原因必与墓葬的时代背景及墓主人身份密切相关。本文从"晋制"演变发展的角度考察该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年代范围,首先进一步研究充实魏晋都城洛阳地区"晋制"墓葬的演变序列和阶段性特点,然后以之为参照,建立北京地区魏晋墓葬的演变系统,从而认为该墓的年代为西晋晚期,下限可到十六国初期。石龛壁画的中心图像是执麈尾正坐的男墓主人,这一形象是改进东汉旧样后、创新于幽州地区的新图式,体现了与幽州鲜卑的文化联系。本文由此进一步推测,八角村墓墓主人为遇害于蓟城的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该墓为二次改葬墓,石龛为段部鲜卑单于供奉的祭龛。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大葆台汉墓,是一座西汉时期北京地区诸侯王的墓葬。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相关史实,分析和研究大葆台汉墓的相关信息,探讨其选址依据。这样不仅可以深入了解西汉诸侯王在墓葬选址时所考虑的诸多影响因素,还可以进一步了解西汉时期北京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理论意义。
＜正＞提起北京古代的城墙,人们都会想到元大都遗址公园中的土城,那是元朝大都城墙。还有东便门明城墙遗址公园的明朝城墙。但是,人们很少知道,在北京还有几段存留
在社会和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河流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提出,以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大力倡导,城市河流的治理与建设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针对目前,我国城市河流所面临的问题与现状,采取满足生态、社会、经济各方面综合需求的生态方式对城市河流进行治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以期对河流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城市河流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总结研究的基础上,从河流生态系统等角度阐述了相关概念及内涵。并选取首都北京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问题,对当代北京城市河道存在的合理形态进行了探讨,提出城市河流生态治理的方法是要在解决河流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利用的同时,减轻人类对河流的胁迫,维护河流生境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兼顾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改善和提高,以及河流周边环境景观的营造。 在对北京近期城市河流治理案例介绍、分析的基础上,以丰台区水衙沟治理工程为例,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践应用,探讨出促进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协调发展的城市河流治理思路和模式。最后针对北京城市河流生态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
古都北京从远古的历史走来,至今已有三千多载。据历史学家考证,宣武地区是北京城的肇始之地,是有着老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发展源头。
＜正＞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
＜正＞在北京的发展史上,宋元时期是十分重 要的阶段。这个时期,一方面是长安 城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最大的政治 中心的地位一落千丈,另一方面位于东北方的蓟 城（北京古称蓟城）的地位,却日见重要。这种 转折是以辽升幽州城（东汉在北京地区设置幽州, 治所在蓟城,习惯上人们称蓟城为幽州城）为南 京（又叫燕京）,把它变为陪都作为标志的。而 金朝定都于此（称中都）则加强了这种转折,从
本文主要复原北魏州郡两级政区设置过程。北魏的政区牵扯到十六国,牵扯到东晋南朝,影响到北朝乃至隋唐。但由于相关材料的阙失与混乱,也由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复杂政治发展态势,处理研究起来难度很大。本文分析北魏政区演变的基本因素,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复原出元魏一代（包括东西魏）的年际疆域变化过程,为利用《魏书·地形志》提供时空变化的标尺,借以解决政区置废变更的时间问题;通过探究北魏政区与十六国以及东晋南朝的具体沿革关系,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复原出北魏初年州郡两级政区的设置情况,借以解决政区推导中的逻辑起点问题;通过系统复原北魏具体置州情况,修正《地形志》,借以解决州郡隶属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北魏州郡两级政区设置过程按地域进行逐个系统复原。
＜正＞位于今天北京动物园后身、高梁河（又称长河）北岸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即真觉寺、俗称五塔寺）（图1）,其院内的历代墓志长廊中（图2）镶嵌着一方不太起眼的"唐高元表墓志铭"（图3）。但就是这方小小的墓志铭,却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它本质上的看法。据查找现存的有关资料,此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城的郊外出土,但具体出土时间及地点等均不详。志石高、广均为42厘米。志文正书,首题"唐故高君墓志铭并序",共计19行,满行20字,全文共计347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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