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间，北方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英国政府很担心这场斗争蔓延到英国势力范围内的长江流域。而东南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封疆大吏，亦不希望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东南，引起列强的入侵和战乱，使其利益蒙受损害。于是共同酝酿一个互相保护的方略。五月十八日，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伦致电国内，建议英国政府忙与清湖广、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帮助他们在辖区内“尽力维护秩序”。二十日，英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电复电，授权华伦通知张之洞、刘坤一，英海军将支持他们维持秩序。翌日，英国驻汉口领事与张之洞商议长江流域治安事。张之洞表示他与刘坤一皆极愿与英军联络互相保护之事。英国单独行动引起列强的不满，为防止英国一方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扩张，其他列强亦要求参与互保活动。经督办铁路事务、东南众多企业的大股东盛宣怀的牵线联络，由刘坤一、张之洞主盟，有李鸿章、袁世凯极力支持的东南大吏，与以英、美为主的各国列强就互保问题进行商议。正在商议期间，慈禧太后关于“宣战”“招抚”的决定，由荣禄于五月二十五日密传李鸿章。盛宣怀得悉后，恐因此影响互保谈判，建议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将此谕隐匿不发。刘、张见宣战上谕后，感到互保一事有关逆旨，颇为犹豫。盛宣怀遂电告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陈说利害，指出不速订互保协议，则江南糜烂，局势更难收拾；又派沈瑜庆赶到南京，会同东南实业巨人张謇一道向刘坤一“再为陈说”，劝其坚持互保宗旨。张謇以“无朝廷不足以存东南，因名份不够；无东南亦不足存朝廷，因财政粮饷出于此”相告，指明保东南即保进行，使刘坤一决意承当东南互保牵头人。同时，沈曾植也说动在汉口的张之洞。刘、张均以为盛宣怀主张“思虑周密”，要求盛宣怀帮助上海道加快互保谈判。并电令上海道余联沅在盛指点下与各国领事紧急会商。刘、张还与李鸿章相约，凡五月二十四日以后的上谕概不奉行。经过一番商议，迅速拟成了互保约款，并安排了谈判技术细节。五月三十日，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共同会议，盛宣怀以两江、湖广地区公请帮办身分出席。当日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九条，《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前者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由督抚切实保护。后者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上海道协助维持地方治安。为扩大互保地区，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分别致电东南各省督抚，请其赞助并参加。李鸿章首先表示合力支持；山东巡抚袁世凯随即仿照东南各省实行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骙于六月十八日与英、美、俄、日等六国订立《福建互保协定》、互保范围由苏、赣、皖、鄂、湘扩大到浙、闽、粤、川、陕、豫、鲁等十多省。东南互保约款均没正式签订；但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其各项条款均付诸施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初一日晚，义和团焚烧丰台火车站的消息和京津铁路轨道均被拆除的谣言，同时传到东交民巷。各国公使感到形势急剧恶化，立即举行会议，一致“同意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会后，葛络干代表各国公使向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照会，声称“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公使已经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提供运输便利”。与此同时，各国公使又分别电请各自政府立即派兵进驻北京。法国公使则在召开会议之前，已经向本国发出请兵电报，英、美、俄、日等国公使也在会议之前，即把军舰调往大沽，并通知做好登陆准备。初二日，驶抵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先后接到奉命进京的电报，并迅速派出陆战队，由海河乘船到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犯。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感到各国派兵进京事关重大，于初三日拒绝了各国的要求，直隶总督裕禄亦秉旨传令，不准外国军队乘火车进京。各国公使闻讯后，推英、俄、法、美公使前往总理衙门，威胁说各国调兵进京决心已定，若中国政府提供便利条件，各国将派少量军队，否则将派大军强行赴京。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迫于列强威逼，命令总理衙门同意各国调兵入京，但每一国派兵不得超过三十名，一旦恢复平静应立即撤离。初四日晚七时左右，三百三十六名英、俄、美、日、法、意侵略军率先乘车到北京。五月初六日，八十名德、奥侵略军也到京，这些部队实为八国联军的先遣队。此后，各国舰队陆续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结，各国政府亦纷纷电告这些舰队的统帅，可根据形势的变化，与其他各国军队协调，采取军事行动。五月上旬，进入天津租界内的各国军队已达二千人。五月十三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电告在天津的英军统帅西摩中将，北京形势严峻，迅速带大队英军向北京进发。同时，各国驻津领事和海军统帅在英国领事贾礼士请求下举行会议，在美国领事的撺掇下，会议决定将在津的八国现有兵力组成进军北京的联军；由在津军队中级别最高的西摩为统帅，美国的麦卡加拉上校为副统帅，八国联军遂在此日正式组成。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宣布对各国开战。光绪二十六年入春以后，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及各国列强的出兵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义和团是抚是剿，对列强是战是和的分野也更为清晰。京官以太常寺卿袁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为首，封疆大吏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为首，力主不与列强开衅，严厉镇压义和团。而后党集团的王公大臣，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为首，主张招抚义和团，以为其用，直至对列强宣战。载漪是诏立大阿哥溥亻隽之父，徐桐为溥亻隽的老师，刚毅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并一直怀有与荣禄争拥待之功的心思。他们对列强扶保光绪皇帝充满怨恨，企图借“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武力解决废立问题，使溥亻隽早日登基。慈禧太后对列强干预朝政亦忌恨在心，且慑于义和团声势，恐强行镇压会激起事变，危及其统治；但又怕招抚义和团导致列强出兵，后果堪虑。于举棋不定中，她连续四次召开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剿抚和战。五月十二下午，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以载漪为首的和以袁昶、许景澄为首的两派展开激烈争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各支持一方，没有结果。同日，慈禧太后命刚毅、董福祥募拳民精壮者成军，“折冲御侮”，其余遣散。载漪等为促使慈禧太后不改变主抚政策，下决心不与列强调和，于当晚伪造了一份列强“归政照会”，其中一条为“勒令皇太后归政（光绪皇帝）”，派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荣禄见照会信以为真，绕屋疾走，终夜徬徨，黎明急报慈禧太后。慈禧见后大怒，不问真伪，即于下午再次召开御前会议，高叫“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遂遣徐用仪、立山、联元至各国使馆，劝阻联军入侵；各国若必欲开衅，可即下旗归国。与此同时，命荣禄率武卫军备战；并以“民教寻仇，京城内外，扰乱已极”，命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十三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电奏到京，坚决反对对外宣战，力主镇压义和团。主和派见有封疆大吏声援，袁昶即于二十二日上《急救目前危局折》，奏称局势危迫，亟图补救，坚持主和。慈禧太后遂又如今大臣会议，强令众臣通过宣战，但不立即发布宣战之诏。又命王文韶、立山、许景澄再往各国使馆，劝阻联军勿犯北京。二十三日，大沽失陷战报到京，午后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强行决定对外宣战；命许景澄照会各国使馆，限二十四小时内离京，由清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二十四日，慈禧太后撇开光绪皇帝，独自召集枢臣会议。会后发布紧急谕诏，称洋兵聚集津沽，中外衅端已成，令各省督抚联络一气，共挽全局。二十五日，清政府正式颁布宣战谕诏。同时还谕各省督抚招集“义民”组团，借御外侮。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季以来，直隶、天津一带的义和团日趋活跃，并陆续进入北京。北京的义和团活动亦由近郊地区向城内中心地带扩展，焚烧教堂，打杀教民及与外国使馆卫队的冲突日益频繁，各国使团一再威逼清政府予以镇压。对此，清朝统治集团内剿抚对垒分明。端王载漪等为使溥亻隽早日继位，其集团人员更加飞黄腾达，主张利用义和团，与扶保光绪皇帝的列强抗衡。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诸大臣许景澄、袁昶、联元等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相呼应，认为招抚义和团，授列强以入侵口实，将使中国蒙受更大损失，坚决主剿。慈禧太后忌恨列强干政，倾向于借义和团之手泄私忿；但又怕列强大兵入境，颠覆其统治。由于她的动摇不定，在四、五月间发布了一系列有抚有剿，自相矛盾的谕令。五月初十日，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前往涿州，劝散和察看义和团，以便最后决定对义和团是剿是抚。涿州一带义和团首领李来中表示，义和团“实为教民欺压，团练学艺，为各保身家之计，并不敢抗拒国家”。从宫中到地方，有为数甚多的官吏，因痛恨列强的对华侵略，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抵抗外侮的爱国举动，也纷纷要求清廷对义和团采取招抚政策。载漪等人倚仗其在清政府中的实力地位，利用国内舆论的支持，在朝廷内逐渐占了上风。刚毅回京后，将涿州及直隶其他地区义和团活动的情况，向慈禧太后报告，谓义和团人数甚众，且山东、直隶一带“无处无之”，因此“宜抚不宜剿”。慈禧太后在载漪等人的影响下，坚定了主抚的决心。五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皇宫，当晚就召集亲信会议，“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荣禄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不以为然”，但他们胆小怕事，不敢得罪端王。载漪等人基本上控制了会议，使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暂时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其进入北京城，当义和团从十七日开始大规模焚烧教堂时，也未加以干涉。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发布对外宣战谕诏后，同时颁布了招抚义和团谕诏，称义和团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令各省督抚招抚义和团，“如能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必能得力”。又命英年、载澜会同刚毅统帅京师、天津一带团民，将直隶各州县被捕团民一律释放，并发放粳米赏银支持义和团。义和团被奖为“义民”后，各地义和团普遍树起“奉旨义和团”旗帜，向清政府登记挂号，接受招抚，“扶清灭洋”的口号响彻北方地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七月间，进入天津的八国侵略军已达三万人，为了保证“在中国领土内的统一行动”，各国列强认为应把“所有这些特遣部队的总的统率和指挥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英国主张由侵华联军中“军阶较高的司令官”来担任，日本则提出根据在华部队的人数多寡来考虑总司令的人选，俄国认为俄军是攻占大沽炮台和天津的主力，最有资格担当总司令一职。德、意、奥都或明或暗地支持俄国，但英、美、日都反对由俄国人任联军总司令。七月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又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为借口，先后向俄、英两国提出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很快得到俄、英两国的赞同，美、日两国随后也表示同意。七月二十三日，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法国也表示同意任瓦德西为联军总司令。九月二十六日，瓦德西率大批德军到达北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十四日，慈禧太后正式诏令奕劻、李鸿章、荣禄为议和全权大臣，同时谕令与英美等国有联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办议约事宜，均准便宜行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正气会改自立会后，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加紧组筹自立军，以为武装“勤王”之旅。林圭首先在汉口秘密设立军事机关，联络会党，运动清军，仿照会党颁发票布的办法，向成员发放“富有票”，上书“救民保国”。以武力驱除义和团，“讨贼勤王，以清君侧”，推翻慈禧太后政权，拥戴光绪皇帝重新柄政相号召。唐才常将自立军分为七军，秦力山统前军，驻安徽大通；田邦璿统后军，驻安庆；陈犹龙统左军，驻湖南常德，沈荩统右军，驻湖北新堤；林圭统中军，统汉口。另有总会亲军、先锋军。唐自任诸军督办，总机关设在汉口。唐才常等预定于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及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勤王”。由于康、梁的接济汇款迟迟不到，起兵一再延期。但是，因长江沿岸戒严，秦力山未得通知，如期在大通起兵，发布“讨贼勤王”告示，宣称“清君侧，谢万国”，经过三天战斗，起义被清军镇压。唐才常遂将起义之日改在七月二十九日。英国原计划通过康有为使自立军起事，宣布东南独立，选择湖广总督张之洞或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独立”政府首脑。由于法、德等国反对，加之联军已于七月二十日占领北京，英国放弃东南“独立”计划，遂与张之洞联合破坏自立军起义。七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勾结汉口英国领事，破获自立军总机关，将唐才常等人逮捕。二十八日，唐才常在汉口被杀，自立军起义“勤王”计划遂告彻底失败。张之洞、刘坤一随即严厉镇压自立会会众，株连甚广，捕杀百余人，自立会亦告瓦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三日，西太后以“离间”罪为借口，杀支持光绪帝的吏部侍郎许景澄等大臣。早在光绪二十五年末二十六年初（1889年底1900年初），慈禧太后、载漪等策划废帝立储阴谋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太常寺卿袁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联元，户部尚书立山等五大臣就“力言其非”，“意不谓然”，引起太后，载漪等人的忌恨。在商讨和战的四次御前会议上，五大臣又都站在光绪一边，反对招抚义和团，对各国宣战，“彼此居然结成一团”，更激怒了慈禧太后、载漪之流，使他们心生罗织罪名，借机诛戮之心。七月初三日，慈禧太后以“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的罪名，将许景澄、袁昶处死。七月十七日，又以“动辄离间”的罪名，杀徐用仪、联元、立山。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初一日，唐才常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国会。戊戌变法被镇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日本，以保皇反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相号召，企图通过请求列强干涉及其他活动，达到使光绪皇帝重新掌握实权。不久，幻想“尊王”的唐才常也逃到日本。唐找康、梁磋商，议定在长江流域发动武装“勤王”，由康、梁负责募集经费，唐负责回国组织发动。鉴于当时长江流域的会党大多已接受兴中会的领导和留日学生中倾向革命者甚众，唐才常便与孙中山和部分留学生商谈在长江流域“合作”起事，采取“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的策略，以达到借用兴中会在会党中及留学生的力量。唐才常邀请留学生秦力山、吴禄贞等二十余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先后回国筹备起兵。六月，唐才常到上海后，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设立东文学社，以教授日语为掩护，成立正气会机关。在正气会二十余条章程中，既有“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等民族革命的语言，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等保皇派口号。不久，唐才常将正气会改名为自主会。七月初一日，唐才常邀集上海维新人士在张园开“中国国会”，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毕永年等数百人。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国会宣布宗旨三条：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拥护光绪皇帝复辟。因宗旨自相矛盾，章太炎、毕永年表示反对，并劝唐才常与康、梁分手。唐以经费需赖保皇会提供，婉言拒绝。章太炎当场自剪发辫，宣布决裂。毕永年因劝唐无效，加上兴中会原先联络的会党首领在保皇会引诱弃毕投康、梁，愤怒至极，乃削发为僧。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失陷后，天津义和团及清军即开始攻打紫竹林，天津战役由此爆发。六月初一日，义和团著名首领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五千余人入津，参加战斗。清政府鉴于驻津清军势单力薄，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仅十营驻津，遂急调马玉昆、宋庆驻山海关军队往津增援。在津清军也加入了攻打紫竹林的战斗。聂士成部为清军中战斗力较强的新军，在租界与联军恶战十余次，斩杀敌军比其他各军都多。但各国联军从大沽源源进入天津，至五月底六月初，紫竹林内联军已逾一万四千人，且有野炮五十多门，机枪三十余挺，战斗力大为加强，六月初三日，领事团将战守事宜移交联军，加强了军事指挥。十三日，租界联军分路向天津西南郊进攻。六千余联军在纪家庄屠杀团民群众上千人，随后扑向驻守八里台的聂士成部，将其团团围住。聂士成率将士与敌军激战两个多小时，伤亡严重，复以弹药不继，遂奋力突围。但由于联军炮火猛烈，“聂军几无一生者，惟见尸身仆于血泊中”。聂士成左右腿均被击中，仍身先士卒，奋臂驱马向前杀敌，身上又中弹多处，“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不料，头部连中两弹，遂壮烈牺牲。聂士成死后，清军失去统帅，天津防御力量急剧衰退。十四日，新任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接手天津战事。他伙同马玉昆大肆屠杀义和团。在攻打租界时，义和团的先锋，宋、马却令清军在背后枪杀团民。十七日，侵略军对天津发起攻击，宋庆不思迎敌，反“下令军中，痛杀拳匪”，半日之间，城内神坛多被捣毁。义和团接受招抚后，对清军毫无戒备，结果被戮数千人，以至无人守城巡街、盘查奸细。宋庆屠杀义和团后，护送直隶总督裕禄等逃到杨村，马玉昆逃往北仓。坚守天津城的义和团及练军，虽兵力单薄，仍顽强抵抗。十八日凌晨，日军扮团民赚开天津南门，用炸药炸毁城墙，联军大批涌入，守城军民与敌展开肉搏。张德成、杨寿臣等义和团首领虽负伤仍率众杀敌，后抵敌不住，撤出天津。练军守备宋春华等人战死在城墙上。这一战毙伤联军七百多人。侵略军攻陷天津后，在城中心鼓楼架炮，向逃难人群轰击，使城内鼓楼至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联军连日屠杀，使海河上漂尸阻塞了河流，城内死人满地，房屋无存。官署、钱庄、商店、工厂、仓库、民宅，均被抢掠一空。仅长芦盐务署一处，被日、美侵略军抢去的白银，就可堆成高宽各三十英尺的银山。造币厂的几百吨存银，被俄军抢光。二十六日，由列强主持的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地实行殖民统治。俄国率先在占领区强行成立俄租界，占地达五千九百多亩。各国纷起效尤，已占有租界的英、法、日、德则乘机扩大地盘；未占有租界的意、比、奥也各占一块，形成各国列强分治天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