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月初七日，为严格科场制度，清政府同意御史倪满条奏四款：举子入闱，俱穿折缝衣服、单层鞋袜，只携篮筐、小凳、食物、笔砚，其余物件不许带入，以防夹私；添设稽察官员，举子押进号舍后，不许私从栅栏外出；为防弊窦，天晚不准收卷，即行封门；顺天贡院号舍七千四百余，今科投卷举子七千四百九十余人，由顺天府添造，贡院土围墙改成砖砌。三十日，九卿等又增议四款：为避免传递夹带，将贡院围墙筑高，窝铺席棚不许挨墙搭盖；誉录书手、对读生员，务选择正身，严禁顶替入闱，代人作文；鉴生考试照例先考试录送，各省监生于乡试一年前起本省印文送部；发榜后，中式举人俱按限期到府丞衙门填写亲供，与试卷一起送部细验笔迹。

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帝决定向大江南北推广新稻种。他把一石御稻种发给苏州织造李煦，命其推广，并试种双季连作。康熙帝渴望水稻能一年两熟。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这种心情：紫芒半顷绿阴阴，最爱先时御稻深。若使炎方多广布，可能两次见秧针。水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又是高产作物，因此，康熙帝特别注重水稻栽培。他在宫内丰泽园种有实验田，以玉田谷种播水田数区，每年九月成熟收割。一年六月下旬，水稻刚出穗，他去观察情况，突然发现一棵水稻比其它棵都高，而且籽料饱满，便将其收藏起来作种子。第二年试种，果然又在六月成熟。经过几年的辛勤实验，康熙帝缍培养出了水稻新品种“御稻米”。这种稻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生长期短，适于北方，南方可以一年两熟。康熙帝心中充满了实验成功的喜悦，决定向大江南北推广。御稻种在南方深受欢迎，几年以后，就传播到江苏、浙江、安徽、两淮及江西等地。开始，李煦在苏州的实验没有成功，康熙帝就派卖价去苏州进行指导，提早于三月插秧，结果获得成功，第一季亩产与其它稻种相当，第二季亩产则有大幅度的提高。康熙帝不仅在南方推广新稻种，而且也支持在北方通过实验逐步推广。结果，直隶、天津、承德推广种植新稻种都获得成功。

康熙五十四年（1715），著名词人顾贞观在故乡病逝，终年七十八岁。顾贞观，字远平，号梁，别号弹指词人，常州府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人。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熟悉文史，擅长诗词，少年时代即加入吴江吴兆骞兄弟为台柱的东南慎交社，在社内以开朗豪放、才思敏捷，而成为佼佼者。青年时代，顾贞观辞亲远游，来到京师，诗词创作得到了大学士魏裔介等人的称道。后来，他结识了当朝权相明珠子、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通过性德，把自己少年时代的好友，因科场案流放到关外的吴兆骞营救回归。顾贞观在给吴兆骞的一首词中写道：“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悉行戌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贞观顿首。”感情深沉，缠绵悱恻，动人肺腑。顾贞观晚年回归故里，在无锡惠山脚下造三楹书屋，题名“积书岩”，日夜拥读，足不出户。他这时的诗词创作，一洗过去绮丽藻艳的风格，趋向简朴古淡。他在一首《灌园》诗中写道：“不自量筋力，求为人灌园。意惟营一饱，迹若避群喧。”反映了晚年生活的凄苦潦倒。顾贞观词作奄有众长，自成机轴，被人称为集大成者。作品有《纟户塘诗集》、《楚颂亭诗》、《扈从清平遣调》、《弹指词》等。

康熙五十四岁（1715），《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逝世，终年七十六岁。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生在一个“书香”家庭，可是祖上都未取得功名。他父亲被迫弃儒经商，到他时就更加贫困。蒲松龄从小热中功名，十九岁时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以后却屡试不第。三十一岁时，他迫于家贫，应聘为宝应县知县孙蕙幕宾，整天和应酬文字打交道，心情不快，一年以后便辞幕回家。此后主要是在缙绅先生家设帐教学，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回家。这四十年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应考，始终是个穷秀才，直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出贡。蒲松龄一生著作丰富，除诗、文、词、赋、戏曲、俚曲和一些杂著外，主要的代表作是《聊斋志异》。这部书在他四十岁时已基本写完，此后不断有所修改和补充，凝结了他一生的心血。《聊斋志异》中部分作品是蒲松龄的亲身见闻，也有的是承袭了过去的题材而加以创造发展，大多数则是记述当时民间和下层文人中间的故事传说。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另一些作品，则是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斗争。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也是《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主题。作者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作品，揭露了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

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命富宁安前往西陲，参加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割据势力的斗争。富宁安，满洲镶蓝旗人，曾任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仓场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当时，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在噶尔丹覆灭以后，由策妄阿拉布坦执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策妄阿拉布坦和清朝中央政权的关系是从属、和平、正常的。但是，随着力量的增长，他逐渐改变了对清朝中央政府极恭顺的态度，派兵抢掠哈密。清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做出全面安排。富宁安就是在这一形势下，以办事大臣的身份前往西陲总统调度。这年五月，富宁安到达甘州。他根据了解的情况，同将军席柱会商后，向康熙帝提出了进兵方略。根据这一方略，富宁安来到巴里坤，选择水草丰美处驻兵。后因策妄阿拉布坦兵退，他又回到肃州经理粮马。在此期间，为了解决向西陲前线运遂军粮的困难，富宁安不仅提出了新的运输措施，而且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屯田措施。清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布鲁尔、图呼鲁克、杜尔博尔金等处派人耕种，结果，清军粮米供应比较充裕。在屯田中，富宁安不畏艰辛，不辞劳苦，亲自踏勘，被康熙帝称誉为“无愧于大臣之道”。后来，富宁安被授为靖逆将军，视师边防，再次驻军巴里坤。他率兵赴乌鲁木齐，擒敌甚多，还获得大批驼马牛羊。此后数年，富宁安一直戍守西陲，防范策妄阿拉坦割据势力对蒙古其它部以及内地的袭扰。康熙帝命富宁安效力西陲，不仅反映了康熙帝的知人善任，而且反映了当时清朝国内民族关系的复杂尖锐。

康熙五十四年（1715），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开展对华贸易，与中国广州海关订立协定，总计八款。主要内容包括：允许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自由贸易，许其雇佣中国人，许其购买食物及其它必需品，为修理船帆等许在岸上支一帐篷，悬英国旗的舢板驶过关口不予检查，海员衣袋不受搜查，等等。清政府广州海关设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当时，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放海禁，置江、浙、闽、粤四海关：江之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浙之宁波，闽之厦门，粤之黄埔，各设监督，管理榷政，朝廷贸易。在广州，具体办理对外贸易业务的，则由十三行负责。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一千六百年（明朝万历二十八年），是得到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所授予的特许状，专同东方进行关于生丝、棉织品和宝石贸易的公司，由一个经理和二十四个董事管理。实际上，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欧洲商人、殖民者在东方联合起来进行殖民地贸易的庞大的垄断公司。它一开始就是欧洲资产阶级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强有力的工具，受到他们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广泛支持。他们有权在东方维持自己的海陆军，有权宣战媾和，同时也拥有大量资本，大批武装力量，整批船舰，既可运货，又可作战。英国东印度公司活动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半岛，实际上包括整个亚洲。康熙年间，由于中国强大，英国东印度公司还不可能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但是，它与中国广州海关约定的八款，已开始暴露出殖民侵略的苗头。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十七日，经清政府同意，俄国修士及神职人员七人到达北京，主持在北京东正教徒的宗教活动。康熙三十二年，北京东正教北堂建立。康熙四十一年，沙俄政府借口马·列昂节夫年迈，无力主持北京的东正教堂，要求清政府准予俄国另派教士两人来北京接替，清政府没有同意。康熙五十年，俄国政府又派人前来北京，要求清朝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马·列昂节夫，并以此作为沙俄同意图理琛使团过境前往土尔扈特的交换条件。康熙帝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样，俄国东正教修士及神职人员遂来到北京。在这批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有，有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教士劳伦特，助祭菲里蒙等人，他们组成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住在俄罗斯北馆。这是俄国派遣的第一个北京传教士团。从此，俄国东正教便加强了它在北京的活动。

康熙五十四年（1715），意大利传教士、画师郎士宁到达北京。郎士宁，原名约瑟·加斯提阿纳，耶稣会士。他在一七一四年五月四日从欧洲乘船来中国，于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九日抵达澳门，半月后至广州，曾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宫廷画师。他曾参与增修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和营造工程。他用西洋法绘《聚瑞图》，还为皇帝画肖像画。他纯用西法作中国形式的画，即用中国的笔、墨、颜色和纸绢，还采取中国的构图习惯，作肖像画如同照片一样。郎世宁与唐岱合绘的《春郊阅骏图》，采用中西混杂的表现方法，既有中国画的传统形式，又取西洋画法之长，透视明暗，注重写实。

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月，山西巡抚苏克济疏劾太原知府赵凤诏贪赃三十余万两，奏请革职拿问。赵凤诏父、户部尚书赵申乔以居官不能教子，求赐罢斥。二十五日，康熙帝令赵申乔仍在任供职。不过，他对赵凤诏所行却极为恼怒。康熙帝回忆西巡时，曾与赵凤诏谈起居官清廉问题。当时，赵凤诏振振有词地对康熙帝说：居官受贿，好比妇女失节。赵凤诏以花言巧语欺骗了康熙帝。所以，赵凤诏巨赃案发后，康熙帝斥责他是天下第一贪官，并命刑部将此案查清。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二十二日，经刑部审明，原任太原知府赵凤诏巧立税规，勒索银两，婪赃十七万四千六百余两。经九卿议复应立斩，赃银追取入官。康熙帝谕示大学士等：赵凤诏如此贪婪，不忠不孝已极，应当正法。但是，他贪赃银极多，不可不追，应照数追回。赵凤诏暂缓执行。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经九卿等议复，康熙帝同意，把由县令越升太原府知府而不思洁己的赵凤诏处斩。

康熙五十四年（1715）五月十五日，大学士温达因病逝世。温达，满洲镶黄旗人，姓费莫氏。他初任笔帖式，后授都察院都事，不久又升为户部员外郎，都察院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兵部督捕理事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户部右侍郎，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在任兵部督捕理事官时，温达奉命随皇七子允祐、都统杜思噶尔、副都统达里善、内大臣额驸尚之隆管理镶黄旗大营，在出征噶尔丹过程中，忠于职守，竭尽心力，受到康熙帝褒奖。在任户部右侍郎期间，温达曾远赴西南，调查解决云南、贵州总督巴锡和贵州提督李芳述、贵族护威宁镇印游击高鉴互劾事件，表现出了明察秋毫的办事态度和秉公无私的办事精神。在充任《本朝国史》、《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等书总裁官时，温达都尽心尽责；尤其对《平定朔漠方略》一书的编纂，更是倾尽心血。温达患病期间，康熙帝特派太医院诊视，并赐良药；病故以后，表示深切轸悼，赞扬他久任机务，功劳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