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五年（1716），著名画家禹之鼎逝世，享年七十岁。禹之鼎字上吉，号慎斋，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他出身微贱，曾为人仆役，由于喜欢笔墨，主要便教绘画。学成后，他来到京师，在鸿胪寺序班任从九品官。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清政府派遣使节往琉球册封世子尚贞为琉球国中山王，禹之鼎曾充任伴使，陪同前往。康熙二十七年（1688），禹之鼎在京师画成《王会图》，形象地记录了康熙年间朝鲜、安南、琉球等遣使入贡的情况。所画人物微妙传神，有人写诗赞扬说：“禹生禹生真好手，风雨下笔吞瀛洲。录名同上都护府，伴使直押中山舟。”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张玉书、高士奇、张廷瓒、陈元龙等随行。禹之鼎绘成《北征扈从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的功绩。禹之鼎以画人物肖像名重当时。他为许多名士作画：曾为吴伟业写照，为宋琬画像，为陈廷敬画《燕居课儿图卷》、《水亭玩鹅图》、《禇窗图》，为王原祁画像，为王士禛画《幽篁坐啸卷》，为吴（口景）画《西斋图卷》，为岳瑞画《芭蕉仕女图》，为宋荦作《西坡六景图》、《国门送别图》等。禹之鼎画人物画，技法出入宋元诸家，自成一家之法。此外，他也善于画山水景物，为陈廷敬作《水亭玩鹅图》，树石亭榭，双鹅细草，色色隽永。他为王式丹画《十三本梅花书屋图》，也别具特色。

康熙五十五年（1716），《格萨尔王传》藏文版在北京发行。《格萨尔王传》内容广博，结构宏伟，是藏族地区广泛流传的英雄史诗。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十一至十三世纪间，以藏族民间艺人为主，经过不断丰富加工的民间文学作品。《格萨尔王传》篇幅巨大，其中常见的便有三十多部，约三十万行诗。书中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体裁，有唱词，有散文叙述，语言流畅活泼，表述格萨尔王一生的英雄事迹。《天岭十筮》、《英雄诞生》两部叙述了人间妖魔横行，天上众神决定派遣神子格萨尔下凡，降生在岭国首领僧伦之家。《十三轶事》、《赛马称王》描述格萨尔英武过人，在全部落赛马会上夺取冠军，从而成为岭国国王，并娶珠牡为王妃。《降服魔国》、《霍岭大战》、《降服霍尔》等数十部长篇中描述格萨尔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反抗侵略，消灭危害人们恶魔的种种英雄事迹。全书反映了吐蕃王朝崩溃以后，整个青藏高原陷于四分五裂，人民渴望出现一个拯救世人的英雄，以结束长期动乱的局面。格萨尔正是这样一个爱民如子、无所不能、英武善战的国王。本书还反映了藏族人民对佛教和本教的信仰，以及两教之间的斗争，是研究藏族宗教思想的重要素材。《格萨尔王传》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很高的评价，它与著名长篇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等相比较也毫不逊色。

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字典》修成。康熙帝很早就倡导要纂修一部汉文字书。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初九日，他向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提出了编修汉文字书的设想：增明代所编《字汇》之阙遗，删明代所编《正字通》之繁冗。于是，成立了编书机构，张玉书、陈廷敬被任命为总阅官，凌绍雯等二十七人为纂修官，陈世倌为纂修兼校刊官。工作者们十分认真，旧的有书籍《说文》、《正篇》、《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等都尽量利用参考，以便旁罗博证，使有依据。经过五年的努力，这部汉文字书终于编成。康熙帝钦定书为《字典》，意在使臣民奉为常典，以昭同文之治。由于该字典系康熙帝亲自主持编纂，所以后人通称《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四十三个，在辨形、注音、释义、引例等方面，都比以前的字书完备、周密、合用。它的编排体例，采用《字汇》、《正字通》两书行之有效的部首检字法，并将部首及部中字均按笔画为序，便于查阅。正如康熙帝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古今形体之辨，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康熙字典》亦存在一些缺点，由于它是多人合编，成书较为仓促，不仅体例难于划一，就是在注音、释义等方面，也有失误之处。《康熙字典》的编纂，适应了清朝封建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利于封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内澹宁居听政完毕，召大学士、学士、九卿、科道近前，指出：现今海防为要。次日，他又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在这两次谈话中，康熙帝明确提出了禁海问题，阐明了禁海的理由和原则。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兵部等衙门遵旨，会同陛见来京的广东将军管源忠、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广东广西总督杨琳，根据康熙帝谕旨，议定了禁海的规则。经康熙帝批准后，下达执行。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商船同东洋贸易照旧，同南洋吕宋、噶喇吧贸易禁止；外国商船前来贸易照旧，地方文武官员要严加防范；禁止向国外卖船、运米出境和人员留住国外。为了更好地实行禁海规定，康熙帝还提出了一系列禁海措施，要求臣下认真讨论，具体落实，主要是：对商船、渔船及有关人员加强管理；在海坛（今福建平潭岛）、南澳（今福建南澳岛）设官阻截私往南洋贸易船只，在东南沿海要冲地方设立炮台，增加驻军，充实水师，经常巡查，严拿违禁者；对沿海各省之间往来商船、渔船实行盘验与护送；选用得力人员充任沿海各省督抚。清政府实行禁海政策，是为防范海寇和配方殖民势力，同时也为防范汉人与海外的联系。康熙帝担心汉人与清政府不一心，害怕海内外汉人联合起来推翻清政府。禁海政策的实行，暂时防止了海寇的泛滥，以及海寇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勾结，对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有一定意义。但是，它妨碍了我国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

康熙五十五年（1716）正月，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教多卜率兵一万人驱逐侵入额尔齐斯河地区的俄国军队。当时，俄国政府派遣中校军官巴赫尔慈率领三千人自托皮尔斯克出发，沿额尔齐斯河上溯，企图寻找金矿，并建立亚梅什堡作为侵略据点。准噶尔兵反击获得了胜利，俄军毁亚梅什堡后撤，但又建立了鄂木斯克要塞，派兵驻守。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一月，我国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安妄阿拉布坦派遣大将大策凌敦多布率军六千，启程进扰西藏。这支军队行动十分诡秘，他们选择了一条崎岖险绝、人迹罕至的道路前进。此外，他们还扬言护送拉藏汗的儿子丹衷夫妇归乡省亲，借以掩人耳目。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准军突然出现在藏北纳克产地区，抢劫了当地波木宝一部人众，然后经腾格里海直驱达木。拉藏汗对此毫无准备，仓促召募兵勇，开赴达木地区迎敌。准噶尔军与拉藏汗的军队在达木一带多次交战，起初双方互有胜负，后来，由于藏军战斗力低下，叛卖活动时有发生，西藏军队无法抵御准噶尔军队的凌厉攻势，拉藏汗被迫撤入拉萨。此后，拉藏汗一面深沟高垒，严密设防，一面向清政府驰书请援。大策凌敦多布包围拉萨后，经过短暂准备，便发起全面进攻。准噶尔军与城里的间谍取得了联系，在城内间谍的策应下，拉萨城里一片混乱，内奸乘机开门迎降，拉藏汗的防守倾刻瓦解，十月二十九日，大策凌敦多布率领准噶尔军涌入拉萨城，凶残地屠杀城内军民，把整个拉萨城浸入血泊之中。准噶尔军占领拉萨以后，大策凌敦多布下令抢劫三天，拉萨城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城内无论男女老幼或被侮辱痛打，或被反绑双手吊起来鞭扑，逼迫他们供出自己的财产所在。拉萨人个个惊恐万状，奔走避难。由于准军的暴行，辉煌壮丽的布达拉宫遭到了严重破坏，甚至五世达赖的寝室、灵塔也遭到亵渎，拉萨城到处呈现一片凄凉景象。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康熙帝将皇子及满汉大臣等召至乾清宫东暖阁，宣布遗诏。他说：此谕已备十年，如果有遗诏，也就是这些话，披肝露胆，今后将不再谈。康熙帝遗诏已经准备十年。康熙四十七年冬，他得了一场大病，病好后即回顾过去，草拟遗诏，随笔自记，十年来从未间断。这次他向皇子、大臣口述的遗诏，就是十年间所记而准备说出的话。五年以后他去世时发布的遗诏，就是在这次口谕基础上删节而成。康熙帝遗诏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享年高，在位久。他总结说，自秦始皇元年以下，称帝而有年号的总计二百一十一人，而在位时间最长的，就是他自己，为此他感到无比欣慰。第二，殚心竭力，勤于政事。康熙帝说：他从政数十年来，有如一日，孜孜汲汲，小心敬慎，不敢怠慢。因为，一事不懂，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第三，用兵临戎，统一国家。康熙帝认为，他自幼经常狩猎习武，所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等事从为畏惧。对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噶尔丹，进军西藏等业绩，他感到非常自豪。第四，力戒骄奢，节用爱民。康熙帝说，他自幼龄读书，就知酒色可戒，小人宜防；平生未尝妄杀一人；时刻注意节俭，认为均是小民脂膏，未敢妄费。第五，不尚虚文，力行实政。康熙帝指出，他即位以来，从不许人说祯符瑞应，如同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的祝贺，以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等事。他说：这些都是虚文，实不可取，只应当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二十五日，兵部等衙门会同在京的广东将军管源忠、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两广总督杨琳等议海防事，规定了商船出洋贸易法。主要内容包括：商船只许往东洋贸易，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许前往，于南澳等地截住，广东、福建水师负责巡查，违禁者严命治罪。外国夹板船仍许前来贸易，各地方官要严加防范。今后海船初造时，应报时海关监督，地方官亲验印烙，取船户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写船单，沿海口岸文武官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出海时，每日每人准带食米一升及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超额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以小船偷载米粮运至大船者严拿治罪。把船卖给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人立即斩首。留外国不回的，将知情人同船者枷号三个月，该督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人解回，立即斩首。沿海文武官员如遇私卖船只、多带米粮、偷越禁地等事隐匿不报，要从重治罪。此后，经提督施世骠题请，又补充规定了以下内容：凡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都可返回原籍，免予追究。清政府还将上述规定行文山东、江南、浙江等地将军、总督、巡抚、提、镇等官员，要求他们一并严格执行。早在康熙五十五年十月，清政府就曾规定：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在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定商船出洋贸易法是康熙五十五年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月，河南宜阳知县张育徽横征暴敛，苛虐百姓。该县民人亢珽、亢珩等联合渑池人李一临聚众神垢寨起义，劫永宁知县高式青入寨。阌乡县民人王更一也因知县向澄预征钱粮，聚众围县城。八日，清政府得到河南巡抚张圣佐题报，知亢珽所部已直抵宜阳县城附近，张圣佐已发抚标兵三百名，会同镇标兵前往剿捕，康熙帝命张圣佐，要严拿惩处。七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就河南亢珽等聚众起义事晓谕大学士等：此盗案要源，因宜阳县丁忧知县指称军需科派，预征明岁钱粮，又以道官瘦马分给逼养等情由而激变。亢珽等将知县拿去，官兵往战，攻城破寨，始将知县救回。擒贼兵丁贻累于民，又将村庄放火，此皆原任巡抚李锡任内之事。李锡居官固属不堪，但此贼不尽拿获，断乎不可。著刑部尚书张廷枢、内阁学士勒什布乘驿急往，严加查获详审。一面正法，一面奏闻。二十九日，河南巡抚张圣佐疏报拿获王更一等。康熙帝又谕示勒什布：此事起端缘由，如何渐致滋蔓，要尽行详察。借口军需科派，预征来岁钱粮之丁忧知县，如果属实，即行拿问。八月二十四日，河北总兵官冯君冼疏言：宜阳、阌乡、渑池等处“奸民”聚众拒捕，官兵破寨，“贼首”亢珽逃匿，“党恶”王更一已获，余众俱散。十月二十三日，就河南亢珽起义之事康熙帝又谕示大学士、九卿等：今天下承平日久，民生疾苦，事无大小，尔等都要留意。不可认为太平之时，区区小事无妨碍。凡事都是由小孳大。自古以来，无不以蒙蔽偾事。今河南“盗”亢珽所据神垢寨，就是李自成据以“作乱”之地，枪炮兵器都在。亢珽事总由巡抚李锡、知府李廷臣、知县白澄等居官不善，行止不端，逼迫人民，以致于此。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处理河南亢珽起义案。经尚书张廷枢等审理，刑部议复，除亢珽自缢外，王更一、李一宁等十五人照谋叛律立斩，为从梁必贵等十五人绞监候，协从尚可务等二十四人及亢珽之弟亢珩发三姓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十二日，清政府又对河南科派激变各官进行了处理：阌乡县令白澄以火耗等项派取银六万五千两，宜阳令张育徽以马价等项派取银四千零五十两，均拟绞监候；河南府知府李廷臣私派滥征，出兵时伤良民，拟斩监候；原任巡抚李锡激变地方，应斩立决。以上诸人均已发往甘肃效力，事完后另结。现任巡抚张圣佐未将情形及时奏闻，布政使张伯琮、总兵官冯君洗缉捕不力，均革职。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鉴于河南地接六省，十分重要，清政府决定派兵驻防，设八旗满洲蒙古马兵六百名，鸟枪兵二百名驻扎开封府，设城守尉一人，满洲、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八人，蒙古佐领、防御、骁骑各二人。从康熙朝中叶始，清政府对八旗驻防已有重大改进，一方面增加新的驻防地，使八旗驻防在全国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另一方面是利用少数民族增强北部和东北的防务。在京畿、长城驻防线，至康熙三十四年，增设了喜峰口、冷口、罗文峪、山海关及右卫（今山西右玉）驻防点，其中右卫一度形成强大的阵容，设将军一人，护军统领二人，副都统四人，下设相应的护军参领、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和护军校。在运河、黄河驻防线，增加了从德州经开封到西安的黄河驻防线，加强了开封驻防点。在长江驻防线，为适应进兵西藏、巩固西南边疆的需要，在康熙五十七年八月，派副都统一员，率满兵二千六百名驻防成都。在东南沿海驻防线，在福州、广州等地分设将军、下设副都统、协领、参领、防御、骁骑校等员，统率兵丁两千名、三千名不等。在东北三省驻防线，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将黑龙江将军移驻齐齐哈尔，瑗珲、墨尔根等地也设官派兵防守。此外，还将锡伯族、巴尔虎蒙古族编入八旗，驻防盛京、齐齐哈尔等地。在康熙朝中叶以后，遍及全国的八旗驻防点和驻防线已经基本形成（甘肃、新疆等地尚未驻防），巩固了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