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二十日，康熙帝第四子胤禛在太和殿即皇帝位，历史上称雍正帝。随后，他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布告天下，以明年为雍正元年。雍正帝即位有其历史的原因。在康熙晚年争夺储位斗争中，康熙帝已经形成了一派势力。其中，有皇十三子允祥，康熙近臣、贵幸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隆科多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也就是康熙帝的内弟，雍正帝的舅父，当时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手据兵权，负责京师九门、畅春园及宫廷的警卫工作，地位非常康熙帝的怀疑和指责。此外，其他皇子都是别人抚育长大，只有皇四子是康熙帝亲自抚育，在康熙帝身边长大。因为这种情况，他善于体会康熙帝的心思，问寒问暖，殷勤恳切，获得了康熙帝认为是又诚又孝之人。雍正帝虽然也和其他兄弟对立，但是只表现在暗处，从不在康熙帝面前表露，相反，他还经常在康熙帝面前说其他兄弟的好话。正因为雍正帝工于心计，手腕高明，知道康熙帝喜欢什么，反对什么，怎样迎合才能讨得欢心，所以，康熙帝对雍正帝的印象一直很好。康熙帝称赞雍正帝是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居心行事，有伟人气魄。由于雍正帝和康熙帝的感情很密切，从未发生过裂痕，康熙帝晚年，经常让雍正帝陪着游园散心。康熙帝得病后，雍正帝曾流着泪照顾服药。雍正帝的孝敬博得了康熙帝的喜爱。这样，康熙帝在最后时刻，便决定皇位由雍正帝继承。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康熙帝晚年因立储失败，精神上无限烦恼和忧伤。他日夜不安，费心劳神。从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起，大病七十余天，心神恍惚，身体虚惫，动转需人扶持，举兵艰难，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还要随时防备被暗杀、逼宫、不得善终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死神终于向他走来。康熙帝是因病去世的。从康熙四十七年冬天开始，他就已经疾病缠身，衰老体弱，头晕，腿肿，右手失灵，面部发白。从种种现象看，他得了心脏病和血管病。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去南苑行围。大学士等九卿科道官员上疏，谈到明年万寿七旬大典，应庆贺典礼。康熙帝和往常一样，不同意为他铺张，没有批准。十一月七日，病发，他从南苑回驻畅春园。因为有病，不能亲自行十五日南郊大祀礼，便命皇四子胤禛派遣侍卫、太监等到畅春园请安，均传谕旨说病情已有所好转。不料从十三日丑刻开始，康熙帝病情恶化，他命从斋所召皇四子胤禛速归；接着，皇三子允祉、七子允祐、八子允禩、九子允禟、十子允（礻我），十二子允祹、十三子允祥，以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均被召至御榻前，面谕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戍刻，康熙帝崩于寝宫，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十四日，上尊缢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葬于景陵。

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二十九日，因福州将军黄秉钺开始答应把四旗裁减马粮奏请再行给与，令士兵们攒凑银两作为赴京费用，后来赴京未能成行，而黄秉钺也未把银两退给士兵。于是，士兵们在披甲王殿吉领导下哗变，围垒将军大门。后来，经巡抚晓谕以后才散去。此事经闽浙总督满保疏参，议政大臣等议，康熙帝旨准，将黄秉钺革职，哗变为首兵丁王殿吉、武坤山立斩、家产入官，妻子给功臣家为奴；哗变为从兵丁张伦等六人处绞监候，沈元弼等二百一十八人鞭一百发往盛京，分与汉军佐领下效力。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台湾淡水百姓林亨等复谋起义，以“合心王”三字为暗语，事情败露，被擒斩者达数十人。不久，黄潜等数十人夜聚昼散，拜旗结义，杀官兵。郑仕等人也聚党谋竖旗起义。但是，这些全被总兵官蓝廷珍遣兵谋杀。针对台湾不稳定的形势，福建巡抚吕犹龙于四月初十日上奏指出：台湾总兵改设澎湖，应令其往来澎台之间，稽查营讯，自不致有误。水师提督姚堂等也上奏说：澎台隔越汪洋，阻风则半个月不能至，声息不易相通，彼此难于照应，不如依照旧制，在澎湖设副将，在台湾设总兵，有益于地方事务。清政府采纳了上述建议。此外，还把台厦道所属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所总一员，兵三百六十名，分设于南北两路，战船四只拨归台镇。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多次举行千叟宴。正月初二日，他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文武大臣官员，以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岁以上者，总计六百八十人，召到乾清宫前，设宴款待，还命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劝饮，分颁食品。初五日，康熙帝又召汉文武大臣官员，以及臻仕退拆人员，年方十五岁以上者，三百四十人宴于乾清宫前，命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欢饮，分颁食品，一切礼仪同于初二日。康熙帝还与七言律诗一首，又命参加宴会的满汉大臣官员每人也各写一首诗，记述参加宴会的盛况，并命名为“千叟宴诗”。康熙帝举行千叟宴，实际上始于康熙五十二年。那一年适逢康熙帝六十寿辰，各地许多老人为皇帝祝寿前来京城。康熙帝对这些人非常关心，多次谕示有关部门：朕闻各省为祝寿来京者甚众，其中老人更多，均非本地人，是届春季，寒热不均，或有水土不服，亦未可知。应立即传与汉官等，如有人患病，即令太医院看治，务得实惠。康熙帝还谕大学士等说：天下许多老人为庆祝朕六十大寿，从数千里以外而来，怎好令他们空手而回，应赐他们筵宴，然后遣回，于是这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畅春园正门前，设宴款待各省来京老人，其中，九十岁以上的三十三人，八十岁以上的五百三十八人，七十岁以上的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岁以上的一千八百四十六人。二十七日，又宴请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护军、兵丁、闲散人等，其中，九十岁以上的七人，八十岁以上的一百九十二人，七十岁以上的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岁以上的一千十二人。

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推行了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旨在解决绅衿与平民耗羡负担不合理的问题。结果在许多地方引起了读书人的不满。雍正二年（1724），河南封邱县知县唐绥祖为解决黄河堤防问题，规定按田出夫，士、民一体当差，遭到本县生员的反对。五月，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唐绥祖，要求他收回按田出夫的成命。不久，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考至开封府，封邱生童集体罢考，范瑚还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云，以示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抗议。清政府为“申明国宪”，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前去审理此案。最后，王逊、范瑚等被斩决，王前等绞监候。为了制止生童罢考事件的发生，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规定，凡邀约罢考者，即将罢考之人停其考试，若全县罢考，即全停考试。

雍正元年（1723）十月十九日雍正帝因考虑到“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醇粹，始为无忝厥职”，于是下令：“将来拣选庶吉士，朕将亲加考试。”同年十一月首次朝廷，以诗文四六各体出题，从中选其优者为庶吉士，是为进士朝考之始。雍正五年（1727）五月规定：进士殿试后复试论、诏、奏议、诗各一篇，试于保和殿、遂成有清一代之定制。这实际是在乡试、会试、殿试之后又加了一级考试。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新规定朝考试题为书艺一、诗一。这一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皇帝对选拔人才的重视。新进士经朝考入选，即可为庶吉士入馆，未入选者，仍归吏部以中书、知县等官铨选，因此，对新进士来说，朝考最为重要，因为是否入选庶吉士，关系到日后的前途。对清政府来说，这一制度的建立，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效果，“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士子咸以预选为荣。”

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开始实行摊丁入地政策。摊丁入地，又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是雍正朝开始向全国抢先的一项赋役制度的改革，旨在改变丁税的征收方法，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按丁征收的丁银在清初共有三百余万两。这个数字不算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却很大。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进一步发展，贫富不均的现象极为严重，无地或地少的农民无力负担丁税，因而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这就使清政府征收丁税发生困难，以致失去保证。同时由于农民畏惧丁税的逼迫，或逃亡迁徙、或隐匿户口，又造成人口不实的严重问题，使清政府难以掌握人口实数。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下决心改变丁税的征收办法。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旨在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虽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而一些地区，如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在短期内采取了将丁税摊入地亩去征收的措施，并且收到了“民困以苏”的效果。但是，由于地主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表反对，以至这一措施没能向全国推广。雍正元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按地摊丁，雍正帝没有批准。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再请摊丁入地，并要求雍正帝乾纲独断，批准他实行。雍正帝遂令户部等讨论。九月，户部议复，同意李维钧的意见。雍正帝仍不放心，命九卿等再议，并详细询问李维钧的打算。至十一月，雍正帝下决心在全国实行摊丁入地的政策。自雍正二年（1724）起，全国陆续将丁税摊入地亩征收。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自一、二钱至八钱不等。“摊丁入地”在全国实施后，立即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浙江、直隶、山西等地都发生了地主闹事，他们或齐集官府前吵喊，或转向农民加租。但是，由于雍正帝决心已下，不再改变，因此，这项改革得以贯彻到底。到乾隆后期，全国范围内的摊丁入地基本完成，只有山西省的某些州县到光绪时才最后解决。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在召见文武大臣时，宣布了他所设想的秘密立储方法。关于秘密立府的原因，他说：立储一事，有关社稷安危，不得不预为之。但考虑自己的孩子尚幼，不便公开，因此决定采取秘密立储的方法。具体做法是，由皇帝将选定的继承人亲笔书定后密封，藏于匣内，然后置于乾清宫上由顺治帝亲笔所写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因此，诸君是谁，本人不知，群臣不晓，仅皇帝一人清楚。他宣布之后，诸大臣表示造成。随后，雍正帝留下总理事务大臣，按所说的方法，书写后将密封锦匣，当着他们的面，藏于“正大光明”匾后。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秘密立储制度正式建立了。雍正帝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避免了历代那种皇子争储位，储君与皇帝争权，以及储贰骄纵等弊病。乾隆帝登基后，认为此法甚好，于是继续实行。后来的嘉庆、道光都相继采用这个方法立嗣。咸丰只有一子，同治、光绪无子，因此，也就无从采用此法了。从雍正创立秘密立储制度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的嗣承来看，这一制度是成功的。

雍正元年（1723）冬，山西省万泉县发生了起农民反抗官府压迫的事件。该县知县瞿某横征暴敛，鱼肉乡里，致使广大农忆忍无可忍，终于聚集几千人，直捣县城，抗议瞿某的暴政。瞿某闻讯，惊惶失措，下令关闭城门，愤怒的农民冲破城门，闯入县城。瞿某见势不妙，携带幕僚、家奴越墙逃跑。农民们一举焚烧县衙。山西巡抚诺岷闻讯，一方面向朝廷参劾瞿某，一方面令平阳知府董绅擒拿为首者。董绅调集绿营兵和民壮二百人去乡村拘捕，面对官兵，农民们被迫拿起刀枪，经过一场激战，官兵几乎全部被杀死。这时，董绅不得不亲自出面，来到农民中间，他发誓不伤害百姓，只要交出三个人来，此事即可完结。他还亲自写了文书，保证对交出的人也不加杀害，这样，才算把事态平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