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十八日在处决年羹尧七天之后，雍正帝将汪景祺斩首枭示，妻子发遣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兄弟、亲侄均革职，发戍宁古塔，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一律革职，令原籍地方官管束。汪景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举人出身。因仕途不得意，于雍正二年（1724）赴西安，任职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幕府。谀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功绩远在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之上。同年五月节前作《读书堂西征随笔》，献给年羹尧。内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意在讽刺康熙帝之书法，又有非议康熙帝谥号及雍正帝年号之文字。书中尚有《功臣不可为论》一文，乃年羹尧青海建功之后而作，针对舆论中功臣不能自处而遭屠戮的观点，加以驳斥，旨在责备人主，为功臣鸣不平。文章分析人主杀功臣的原因在于对功臣疑之，畏之，怒之，恕之。劝臣子不要做功臣，警告君主不要杀戮功臣。次年，年羹尧案发，在查抄年羹尧杭州住宅时发现了《西征随笔》一书。雍正帝憎恨汪景祺议论讥讽杀功臣事，但又不便发作；后终以其诗句中攻击康熙帝的地方，定为大不敬罪，并指为年羹尧同党。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十一日，刑部等衙门罗列年羹尧九十二大罪状，要求处以极刑。雍正帝念其前功而令自裁。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曾倍受康熙帝赏识。在雍正帝登基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被雍正帝视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加以重用和培植。雍正元年（1723）二月，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三月，加太保衔，晋爵三等公，并全权处理西北军务。十月，因罗卜藏丹津于青海叛乱，被授于抚远大将军，赴前线平叛，又晋为二等公。次年三月，大功告成，叙平定青海功，晋爵一等公。对于维护新政权，打击允禩集团等，年羹尧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受到雍正帝的恩宠，加官、晋爵、赐第、赏金，接踵而至。但是，年羹尧妄自尊大，不守臣道，甚至雍正帝面前也“箕坐，无人臣礼”。他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接受贿赂，侵吞军饷。雍正三年（1725）二月，出现“日月合壁，五星联珠”的自然现象，当时以为祥瑞，照例内外臣工上贺表，年羹尧贺表，因笔误，把“朝乾夕惕”语写成“夕阳朝乾”，雍正抓住不改。此事件后，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钟琪、河南巡抚田文镜等相继参奏年羹尧。四月，命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六月，革去太保衔，严惩年氏子弟及同党。七月，降至三等公，革去杭州将军职。八月，再降至阿达哈哈番。九月，革去所有职衔。十月，遣人去杭州捉拿回京。十一月至京。十二月便由刑部等做出最后的裁决致死。

雍正三年（1725）十月，在京城发生了一起内务府佐领下人吵闹抢物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裁减内务佐领下兵丁而引起。内务府佐领每年所需钱粮，在康熙三十年间，为三十余万两。而至雍正初，已增至七十余万两。为减少开支，雍正帝根据廉亲王允禩的奏请，决定削减内务府佐领兵丁的人数。此事引起了佐领下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要夺其钱粮，于是数百人聚集到允禩家吵闹，第二天又到内务府总管李延禧家吵闹，并抢去物件。步军统领阿奇图派兵捉拿为首者。雍正帝得知此事，认为是管理内务府的主要官员经理不善。遂于（1725）十一月初二日特颁谕旨，将管理内务府总管事庄亲王允禄罚俸三年，革去常明、来保内务府总管，来保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同时把为首闹事的五人交刑部监看正法，其余一部分人分别发往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安插做苦差，若原系奴仆，则给该处兵丁为奴。

雍正四年（1726）六月，镇沅土府改土归流，土司刀瀚以强夺田地，奸占民妻罪拟斩监候，家属被迁往江宁。改流以后，朝廷派刘洪度署理镇沅府事。刘洪度清查土司强占的田地，共计七百零一顷另七十一亩，勒令征收田赋，触及了原土司上层的利益，土司族属、土目人等请求免课，未允，遂心怀不满，借机报复，以图恢复旧日的地位。由于刘洪度对民众亦“苛索银两”、“编粮苛刻”，在平民中也引起了反感。于是，土目刀如珍等煽动反对流官。雍正五年（1727）正月十七日，刀如珍带领数百人围攻知府衙门，他们杀死了刘洪度，并放火焚烧了衙署，抢走了库藏，放走了囚犯。随后据险顽抗，希图招安。云贵总督鄂尔泰发兵进讨，很快将刀如珍等捉拿归案。此事的发生，给清廷敲了警钟，鄂尔泰当即指出，土司族属冀图报复是主要原因，而刘洪度立法过严也给人以可乘之机。雍正帝亦希望，“经此一事，乃转祸为祥，使地方微员亦自知检束”。此后，清廷对新任流官的选任就格外慎重了。

雍正四年（1726）九月，雍正帝命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部府官员筹建他日后的陵寝。雍正五年（1727）四月，允祥选中了遵化九凤朝阳山地，雍正帝本人也表示同意。但动工之后，发现土质不好，遂弃而不用。因遵化地方没有中意的，又转向京都西南的房山，后因这里“地内皆砂”，又另寻他地。后雍正帝委派福建总督高其倬与允祥勘察。高其倬以通晓天文地理著称，经他与允祥调查，选中了易州泰宁山太平峪地方，认为这里“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帝本人亦很满意，但他有个顾虑，即这里远离父、祖陵寝，与建陵一地之理不合。于是他在七年（1729）十二月让臣下为其寻找合理的根据。很快，大学士等奏称：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亦不在一县之境。今选易州设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易州均在畿辅，离京城不远，完全可以建陵。这样，雍正帝算是有了根据，遂于雍正八年（1730）在易州兴工，至乾隆二年（1737）方告竣工。泰陵建有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楼和地宫，此外还有一群石象生，整个建筑雄伟壮丽。雍正帝修建西陵，也引起了世人的猜测，有人说他狂妄自大，自建中心。也有人说他因谋夺皇位，无颜以见九泉之下的父亲，故而躲避。也有人认为他是迷信风水而另择佳穴。

雍正四年（1726）八月初六日，主持改土归流的鄂尔泰拟定了分别流土考成法，上奏雍正帝。鄂尔泰指出，自明代以来，土司与流官同样授与职衔，但无考成，因而地方官无法约束土司。现在地方命盗之案日增，就在于土司考成不严，有时官府通缉凶犯，而土司知情故纵，流官亦束手无策。欲求地方安宁，必须严格土司考成。建议制定分别流土考成法：盗由苗寨，专责土司；盗起内地，责在文员；盗自外来，责在武职。责在土司者，未减流官；责在文官者，未减武职；责在武职者，亦未减文员。以此三者，分别议罪，土司无辞，流官亦服。雍正帝接到奏折后，让兵部、都察院等衙门讨论。同年（1727）十二月二十一日，经各衙门讨论，雍正帝批准，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分别流土考成法，责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五省一体遵行。并且强调：土司如“故纵苗倮，扰害土民”即革职，至有养盗殃民者，题参严拿治罪。倘能严行约束，擒拿盗贼，奏明加级，以示鼓励。

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二日，福建安溪县发生了罢市事件。安溪县典史陈永芳奉上司差委，追征往年的屯地欠银，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为了反对官府的这项政策，安溪县人民实行了罢市。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浙闽总督高其倬认定有“奸棍”从中倡导，下令捉拿为官者，并以残酷的杖刑，将这些为首群众活活打死。雍正帝闻讯，表示完全支持高其倬的做法，并批示说：“应如是惩治，以警刁顽”。虽然安溪罢市事件迅速平息，但它反映了人民对官府的憎恨，几乎是一触即发。

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帝历数允禩诸多罪状之后将其圈禁。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支持、同情允禩的人加紧了活动。天津州民人郭允进自称遇洪觉禅师，得授韬略，书写传单，到处散发。内称“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因允禩被人视为“佛者”，且排行第八，故称“八佛”。所谓“八佛被囚”，实际上是指责雍正帝圈禁允禩。传单中还说，自雍正以来，旱潦灾荒不停。以此说明雍正朝政治之腐败。为了在朝廷内造成影响，郭允进还将传单塞进了刑部右侍郎塞楞额的轿内。雍正帝得到此事，即令直隶总督李绂等捉拿其人，追穷根源。并于同年五月十七日特颁谕旨，一一批驳郭允进之“妄言”，指出，其实乃允禩朋党之奸逆。后李绂上报，除郭允进之外，再未发现造言生事之人。并说郭允进“素有疯疾”。七月二十九日，刑部拟定将郭允进凌迟处死，雍正帝以其虽有悖逆之词，尚无叛逆之迹，改为立决枭示。

雍正四年（1726）春，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广东米价昂贵，当时的广东巡抚杨文乾又要减少从官仓的粜米数额，致使奸商渔利，民人不堪其累，就连在这里的驻防兵丁亦大为不满。五月下旬，终于发生了广州民人聚众抢米事件。参加者，有平民百姓，也有驻防士兵。他们抢米厂，并打伤前来阻拦军官和士兵，随即到衙门说理，斥责奸商。（1726）五月二十六日，杨文乾将此事上报。雍正帝认为事态严重，遂派兵部左侍郎塞楞额急赴广州，会同署理广州将军阿克敦、巡抚杨文乾审究。不久，雍正帝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于七月初一日颁下谕旨，指出：“凡各省地方有缺米或米价昂贵者，必系其地上年荒歉所致，而广东上半年奏报丰收，并未称荒歉。”这里显然带有指责之意。考虑到广东地处边区，为稳定局势，雍正帝要求今后必须做好粮食储备工作，以解决民食问题。抢米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雍正四年（1726）二月二十四日，云南巡抚兼管云贵总督事务鄂尔泰，向雍正帝呈上了他的第一个请求在西南进行改土归流的奏折。内称：“云贵土司毒派夷众，恣肆梗顽。欲靖地方，须先安苗倮；欲安苗倮，须先制土司。”这个奏折引起了议论。原来，在此以前，已有许多人提出在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建议，均遭到雍正帝的驳斥。如雍正二年（1724），广西提督韩良辅请将广西土司改流，雍正三年（1725），署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进取古州，雍正帝一概未准，并提醒他们不可贪利图功，轻举妄动。正是由于皇帝的鲜明态度，使得鄂尔泰的建议一提出，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鄂尔泰坚持己见，并于三月二十日、四月初九日、四月二十五日、六月初二日、六月二十日、七月初九日连上数折，阐明了改流的目的、意义、方针和手段，反复强调：不改土归流，终非远计。特别对贵州长寨苗民阻拦官兵修建营房一事，鄂尔泰态度坚定，力主发兵进剿。贵州文武一闻进剿，“莫不骇目惊心”，甚至，“疏上，盈廷失色”。首先反对的是贵州巡抚何世璂，而后贵州总兵官丁世杰又提出三个不可进剿的理由，反对用兵。鄂尔泰驳以三不可不剿。这时，雍正帝一反常态，完全站到了鄂尔泰一边，全力支持改流，并说以前不同意改流乃因石礼哈等人“非能办理此事之人，故未允其请”。同时斥责韩良辅等人是“小知小见，乃攀枝附叶之举，非拔木塞源之策”。遂即将改土归流的大权交给了鄂尔泰，并要西南诸省官员，听鄂尔泰指挥，“不可另立主张”。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土归流在西南诸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