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1727）七月，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后，双方派出界务官，勘分了中俄中段的整个边界，设置了界标。九月九日，订立《阿巴哈依图界约》，确定了从恰克图向东至额尔古纳河的边界；九月二十四日，订立《色楞额界约》，确定了从恰克图向西至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端）的边界。清政府根据《布连斯奇条约》以及前此在北京达成的初步协议，拟成总条约草案。雍正六年（1728）五月十八日，中俄双方代表在恰克图正式签字，称《恰克图条约》。这个条约是确认前此各项条约的总条约，共分十一款，有满、俄、拉丁三种文本，条约确认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中俄边界：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重申“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双方均不得占据这一地区。条约规定，以恰克图为两国贸易的商埠，允许俄商每间隔三年到北京贸易一年，每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同时规定，中国协助在北京俄罗斯馆内建造东正教堂；接受俄国留学生来北京学习；以后双方不得收容对方逃犯，并严行查拿，送交对方守边人员。《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夺取了大片中国领土，而且取得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取得的在贸易方面的利益。

雍正五年（1727）二月，《大清律集解附例》正式刊刻公布，还是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帝采纳了御史汤之旭的建议，任大学士朱轼为总裁，重修《大清律》。《大清律》始修于顺治三年（1646），大体上沿袭明律。因为当时修律的目的只是希望有法可依，因而仓促成书，极为粗糙。康熙时曾做过一些修改，以《现行则例》颁发执行，但对律文未作正式变动。因此，当汤之旭以《现行则例》有拟罪轻重不一，事同而法异等弊病，建议重修律例时，雍正帝即采纳了他的意见。雍正帝对重新纂修《大清律》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诘奸除暴，惩贪黜奸，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实际上就是要一方面镇压人民的反抗，一方面约束各级官吏的不法，以维护其“大一统”的封建秩序。在修订期间，雍正帝下谕，指示如何纂修，并“一句一字必亲加省览，每与诸臣辩论确商，折中裁定。”雍正三年（1725），完成《大清律集解》和《大清律增修统纂集成》。五年（1727）二月，正式刊刻公布，即《大清律集解附例》。重修的《大清律》仍分为名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并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更加突出了法律作为专政工具的作用。它不仅全部继承了前律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律文，而且更明确地把人民的一切反抗，包括利用宗教结社形式的反抗统统列入“法不容宽”之列，规定一律加以极刑。二是注重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及权威性，追求对律、例文字的准确表达，以使各级官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依律行事”，不出偏差。三是注意到了在惩治犯罪过程中的“公平”原则。如历代法典中都有的“八议”一项，雍正帝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可为训”。但为了不使人误解，他仍令载入律文，并写明保留“八议”的目的是在于“使应议之人咸知自重而不轻于犯法也”。重修《大清律》的颁布，说明封建立法思想日渐成熟。

雍正五年（1727）冬，雍正帝命圈禁延信。延信，清宗室，肃武亲王豪格孙。初封奉国将军，累官至都统。康熙五十七年（1718），从抚远大将军允禵率师讨策妄阿拉布坦，驻西宁，此间即与允禵结党。五十九年（1720），授平逆将军，率兵入藏，侵吞军饷银十万两。同年封辅国公。雍正帝登基，因诏允禵回京拜谒大行皇帝梓宫，遂令其摄抚远大将军事，此时延信又与同在西北的年羹尧结党。后授西安将军。雍正元年（1723）晋封固山贝子，寻晋封多罗贝勒。延于于西安将军任内玩忽职守、怠于军务，不事训练、滥保有贪婪罪官员九十余人。对此，雍正帝虽有耳闻，却未加过问。但是，不能让雍正帝容忍的是，延信不仅与允禵结党，包庇年羹尧，而且公开投靠允禵集团。因此，在惩治了允禵、年羹尧、隆科多，处理了允禵集团之后，便开始治延信之罪。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初二日，雍正帝以其罪恶昭著，令革去贝勒爵，并交宗人府严审。同年（1727）十二月初六日，诸王大臣列延信二十大罪状，其中以党援罪为最重，共占七条，请求按律斩决。雍正帝为表示宽大，决定免死，于畅春园附近圈禁，侵吞军饷以财产抵，子孙黜宗室，降红带。

雍正五年（1727）六月，西藏发生阿尔布巴之乱，西藏地区出现动乱。这一事件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雍正帝认为：“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防久远之计。”十一月初一日，雍正帝经与议政王大臣等商议，决定派大臣进藏料理，协助管理后藏事务的颇罗鼐平定叛乱，安定地方。并定由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禄前往，于明年春起程。雍正六年（1728）五月，查郎阿等由西宁出口，八月初一日至西藏，遂审讯业已就擒的阿尔布巴等首恶，将其凌迟处死，进而安抚地方。这时，驻藏大臣的任务主要是统领驻藏官兵，并督导颇罗鼐总理藏务。

雍正五年（1727）夏，雍正帝命将隆科多逮捕。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子，孝懿仁皇后弟（即雍正帝舅）。在雍正帝继位的过程中，他起了重要任用，因而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雍正帝一登基就委以重任，并下令称他为“舅舅”。由于隆科多倍受宠幸，遂至忘乎所以，专断揽权，甚至对雍正帝也多有不恭之处。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雍正帝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密谕：“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实际上这是向臣下宣告了隆科多地位的动摇。隆科多也曾预料自己地位不稳，怕日后抄家，把一部分家财分藏到各亲友家及西山寺庙里，不料被发觉，反而给了雍正帝以罪柄。雍正三年（1725）五月二十二日，雍正帝向大学士、九卿等宣布了隆科多招权纳贿、擅作威福之罪。并说这是由于自己过于信任他，所以只有自责，但警告隆科多要解散党羽，洗心革面。六月，撤消了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七月十二日，以庇护年羹尧罪，将隆科多太保衔削去。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帝令隆科多赴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然后同即将来华的俄国使臣合议两国疆界，并说，若实心任事，可宽宥其罪。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宗人府奏劾隆科多私藏“玉牒”（皇族家谱）底本，应以大不敬律治罪。诸大臣奏请待其议界完毕再行审处。六月初八日，雍正帝以议界不必非要隆科多，下令将他逮捕回京。十月初五日，诸王大臣列隆科多四十一大罪状，请求拟斩立决。雍正帝念其前功，免于正法，令将其于畅春园附近永远圈禁，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发遣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

雍正五年（1727），中俄两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先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继续推行侵略政策，进一步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进行侵蚀，并且企图通过《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两国通商条款对中国进行掠夺。清政府为制止沙俄的侵略行径，多次行文俄国，要求双方通过谈判划定疆界，而俄国一拖再拖。康熙末年，清政府同策妄阿拉布坦进行战争，俄国政府妄图诱迫策妄阿拉布坦臣服于它，激起清政府的愤怒，遂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令在华的俄国商队离境。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因索还逃至俄国的准噶尔叛乱分子未果，再次拒绝次年应入境的俄国商队来华。俄国政府鉴于清政府的坚决态度，遂于雍正二年（1724）初表示遣返中国逃人。雍正帝派使前往边境洽谈，再次提出订立新的边界及逃人问题的条约。雍正三年（1725），俄国新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决定派萨瓦·务拉的斯拉维赤伯爵为出使中国大使，祝贺雍正帝登基和宣布她本人的继位，同时谈判两国贸易及划界问题。雍正帝得到俄国遣使通知后，于雍正四年（1726）正月命隆科多往喀尔喀蒙古边境查看疆界，等候与俄使会谈，同时指令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和散秩大臣四格为谈判成员。八月，萨瓦到达布尔河会见隆科多。隆科多同意萨瓦提出进京的要求，但要商队、教士留在该地。萨瓦抵京后，即在京与吏部尚书察毕那，理藩院尚书特古忒、侍郎图理琛等人谈判。萨瓦采取卑鄙手段，收买大学士马齐，从中掌握了清政府的态度和意见，使清政府谈判代表处于不利地位，双方进行了三十多次谈判，于雍正五年（1727）三月就原则总量达成初步协议。六月，萨瓦回到布尔河，双方继续谈判。隆科多态度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萨瓦蛮横地以发动战争威胁清政府放弃领土要求。恰在此时，雍正帝为惩治隆科多，将其调回京，由策凌任首席代表，谈判继续到七月十五日，迅速按俄方划界方案达成协议，以定约地点命为《布连斯奇条约》。该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自额尔古纳河至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端）之间，迤北归俄国，迤南归中国。这个条约，把恰克图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了俄国。

雍正五年（1727）二月，雍正帝为了笼络更多的读书人，在会试之后，命令吏部会同九卿拣选当年会试落选举人中文理明通者引见，以备委任。闰三月初九日，吏部会同九卿将拣选下第举人带领引见，雍正帝命将他们分发各直省，以州县委署试用。并且对他们说：“现经下第，选期尚远。朕破格遴选，授以官职，即论感恩图报之常情，亦当人人自奋。”雍正十一年（1733），再行此举，特对边远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福建六省的落选举人加以选拔任用。乾隆元年（1736），亦仿此例。其后屡行此选，补授之官主要是教职，并于正榜之外另为一榜，名为“明通榜”。至乾隆末年停，以后下第者，于正榜外挑取誊录，先进各馆缮写，取得一定的资历后再授予官职。这一制度的建立，为更多的读书人创造了进身之阶。

雍正五年（1727）三月，雍正帝下令在京城内严查户口，整顿京城治安，对于有正式职业的人，进京赶考的举人，以及在京城作幕僚的外地人允许留京居住，其他无业者一概视为“奸伪棍徒”，由步军统领、巡城御视率兵驱逐，不许在京停留。同时规定，客店、寺庙，以及官民人家都不许容留形迹可疑的人，违者治罪。闰三月，再颁谕旨，命步军统领阿齐图把京城中的游方僧道，以及自称神仙、聚众做会者押解回原籍，并行文原管地方官，严加管理，不许他们再出境。若今后发现再来京者，连同该管地方官一并治罪，决不姑容。同时，为了防止八旗中的游手好闲之徒为非作恶，雍正帝又命令八旗大臣，将此等人员查出，迁至京城附近的井田，令其耕种。

雍正五年（1727）六月，在山西泽州发生了一起翟斌如、靳广等人“妖言聚众”案。翟斌如，河南济源县人，曾在陕西郃阳县所谓“妖道”潘凤池处传授符术，能看风水，人称“翟神仙”。靳广，山西泽州人，原为富户王泰来家的仆人，因王泰来待其刻薄，心怀不满，离开王家，与翟斌如等聚众在大箕村练习武艺，准备打劫王泰来家，以及富户卫家、陈家。时有张冉云组织教会，藏有《立天后会经》一部，分元享利贞四本，内中“俱是泄漏天机的话”，亦在翟、靳等人中传播。后靳广被人告发，泽州知州刘毓喦以查点保甲为名，逮捕会友二人。六月十九日晚，靳广、翟斌如等聚众三百余人，拦路抢劫被捕人员，同时将州役抢去十三名，打伤一名。官府遂下令捉拿凶犯，翟斌如、靳广先后被捕，又搜出《立天后会经》，被定为“妖妄邪书”。七月，雍正帝派监察御史性桂到山西审理，令将“未获人员，当速行密设赏格，严督擒捕务获。”后逮捕三十余人。翟斌如、靳广、张冉云等六人斩决。因为此案的发生，雍正帝特谕各省官员，务将民间秘密结社“铲除净尽”。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命杨名时待罪云南。杨名时，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雍正初曾任云贵巡抚、兵部尚书、云南总督兼云南巡抚等职。雍正帝在打击科甲朋党时，他“挺身乐为领袖”，因而屡遭雍正帝的斥责，并被治罪。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曾下令各省督抚遇有要事必须以密折形式上报，一般公事可用题本，凡用奏折时必须严守机密。雍正二年（1724），杨名时所上奏折没有遵守密折制度，将其中机密泄露，雍正帝遂于同年十二月下令停止他使用奏折的权力。后杨名时表示认错，请求遇事仍用奏折，雍正帝考虑到实际需要，允许了。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杨名时再次违反密折保密制，把皇帝的指示载入题本（这是制度绝对不允许的），因而遭到了雍正帝的严厉斥责，说他有意这样做，以证明过去泄密无罪。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下令解任，由朱纲代为巡抚。五年秋，朱纲参奏杨名时在任内亏空钱粮谷仓，杨名时朝廷了辩解。部议当斩，云贵总督鄂尔泰力主不可严惩，只令其追还亏空。后雍正帝下令让杨名时待罪云南，以待后命。至乾隆帝继位，才重新启用杨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