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虞集
别名：邵庵先生、青城樵者、芝亭老人、虞文靖、虞伯生
字： 伯生
号： 伯生
谥号：文靖
性别：男
所处时代：元朝
国（旗）籍：
出生时间：1272
死亡时间：1348
祖籍：临川崇仁
出生地：湖南衡阳
人物标签：
求学院校：
官职：奎章阁侍书学士、通奉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
学位：
工作机构：
1311
>1324
>1330
><正>民国年间,罗振玉珂罗版宣纸影印《赵文敏公虞文靖公法书》一册,其中"虞文靖公法书"乃影印元人虞集所抄汉代枚乘的《七发》手卷（图1）。该手卷未检得历代书画藏簿有著录,亦未知今流落何所,惟赖此影印本得窥其原貌。虞集所抄《七发》与《文选》所载者有同有异,疑并非出自《文选》,而是另有文献来源;又其藏弆罕秘,鲜有道者,据手卷中所钤诸印略可睹其流传踪迹。手卷正文共抄139行,行18字,有栏格。小楷书抄写,参入行书笔意,遒劲有力,挥洒自如。
<正>虞集是元代詩文大家,其作品在元時刊行的有《道園學古録》五十卷、《道園類稿》五十卷、《伯生詩續編》（又題《伯生詩後》）三卷、《翰林珠玉》六卷、《道園遺稿》六卷等五種。前两種是詩文合集,後三種是詩集。關於這些詩文集的編刻情况,李軍先生在《虞集詩文集元刻本考》一文中已有詳考1。其中《道園類稿》全稱是《雍虞先生道園類稿》,目前通行本是台湾新文豐出版公司編纂的《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台湾"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初刻本。根據《"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該書版本被定爲"明初葉覆刊元至正五年撫州路儒學本"2。由於該本内容最全,又是覆元刊本,且最方便獲得,故學術界往往將該本作爲元撫州路儒學刻本的"替代品"來使用,反而忽略了對原刻本的利用。
"元诗四大家"之首虞集是元代中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理论推动了元诗的发展和兴盛。诗歌宗唐是虞集的创作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研究虞集的诗歌主张,分析其理论形成的过程,探讨虞集作品对元代文坛的影响,对元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叛宋降元的名将刘整之子刘垓有《刘垓神道碑》墨迹流传至今,碑文为元代著名文士虞集所撰,学界曾对此碑进行过初步整理考证。虞集于至治二年（1322）在吴中省墓之时,受到刘垓之子刘威的邀请,完成此碑的撰写。传主刘垓为刘整之子,跟随刘整先后征战四川、襄樊等地,多次立有战功,后得到元朝政府封赏,其一生的经历是当时宋元战争中南宋军事降将的典型写照。
在元代中期以雅正为正统的诗歌风潮中,原本以奇丽见长的游仙诗也应时而变。作为元代中期雅正诗风的代表人物,虞集对前代奇丽游仙诗风的代表人物曹唐提出批判,并亲自创作出符合自身雅正诗学理念的游仙诗。虞集的游仙诗批评与创作展示了游仙诗在元代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中的特殊新变。
宋末元初,江西形成了以刘辰翁为代表、以奇险文风为特色的庐陵文派,在刘辰翁之后,赵文、刘将孙、刘诜等人发展了庐陵文派。随着元代社会渐趋稳定,以虞集为代表的盛世平和文风出现,虞集反对庐陵文派的主张,曾与刘诜展开论战。随着元代士人同政权矛盾的缓和,庐陵文派最终走向了衰落。
元代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被杀,史称"南坡之变",事涉不同蒙古派系的夺权和争斗。聚焦这段内乱历史及其周边文本,可知元代中期宫廷文人是以一组联句及三组次韵诗的方式沉淀思绪达至疗伤,由最初激动隐晦的直白至平淡内敛的情词景语,到直斥叛党之非的诗史之笔,最后以大雅正声的宫廷诗回应时政。这时段的几组联作是诗人将创伤经验自我内化的一个过程,并转化为重建道德标准的力量。
元代文坛领袖虞集在阅读道经、服食丹药、参与科仪活动、交游道士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自己对道教的体悟,进而影响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并因此成为元代文坛与道教界关系最为密切的文人。其道教诗词不仅反映了其与道士的密切交游,而且揭示了儒士与道士共同的精神追求,即将归隐与修道完全等同起来的精神追求。其道教散文尽管大部分是应用文,但由于其与道士交谊深厚,且是以一个道教信徒的心态从事创作,所以不仅详细记载了元代道教各派的历史,而且颇能彰显元代道士的内在风神、儒士道士之间的情谊以及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所有这一切,均与元代特殊的宗教政策和族群政治密切相关。
《元朝名臣事略》是元人苏天爵编撰的一部重要传记体著作,收录了元朝肇定之初47位重要的名臣的传记,其极大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至今为学界公认。本文立足于编撰者苏天爵特殊的人生经历、重要的官员、学者身份,以及其深邃的史学、经学、文学思想,结合13世纪蒙古逐步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背景,和元中期朝政逐渐由对外作战转向国家内政的新时代背景,理解苏天爵带有明确主体意识的编撰行为和动因,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元朝名臣事略》一书的性质和价值,体认它所蕴藉的思想情感内涵。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动机。苏天爵弱冠之年于国子学学习期间萌生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意图,他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使他早年就具备根深蒂固的汉民族文化与儒家思想认同。重史的同时,又具备一定的治史能力。结合当时特定时代背景和个体生存境遇看,苏天爵编撰此书可能还有入仕治史、师法名臣,负斯文为己任、显国家文章之盛,宣扬以儒出仕之道、助力地方教育,以史言志、寄寓汉法治国理想等诸多动机。第二章论述苏天爵选择《元朝名臣事略》传主的相关问题。苏天爵重点选取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臣,元朝一统华夏的历史进程也是蒙古统...
端平入洛后,蒙古着手筹划灭宋,并从巴蜀、京湖、两淮三线进攻南宋。四川地处长江上游,顺流可至吴楚,实属战略重地,加之物产丰饶,故率先遭兵。为避战乱,众多蜀人出峡避地东南。定居之后,东迁蜀人积极与地方社会频繁互动,并形成东迁蜀人的人际网络,进而得以在异乡立足和发展。本文从四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蜀人东迁的原因。从端平三年至祥兴二年（1236—1279）,蜀人经历近半世纪战争的荼毒,特别是窝阔台和蒙哥征蜀时期,蜀地战火尤炽,导致蜀人遭戮、生产凋敝、生活困顿和社会失序,原本富庶的蜀地已非安居乐土,引起大规模的蜀人东迁。第二部分主要探讨蜀人东迁的过程。时间方面,蜀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迁移是在端平三年（1236）后的蜀地战乱时期,第二次大规模迁移是在咸淳九年（1273）襄阳失守后的东南动乱时期,第三次迁移在祥兴二年（1279）崖山海战之后;人群方面,东迁蜀人包括亲历战争的蜀地民众和因战乱而不能归蜀的蜀籍官员,其迁出地主要为人口稠密的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路线及目的地方面,蜀人多乘船延长江东下,迁入长江以南的荆湖、江之左右、两浙、闽广四个地区。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东迁蜀人流寓初期的社会生活。宋廷面对...
柯九思（1290—1343）,字敬仲,善写竹而闻名于元代,书名为画名所掩,在元代书法史的地位并不显著。元文宗时期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受人关注的是其鉴藏家与画家的身份,但是书法方面容易被忽视,这便是本文所侧重的部分——柯九思书法研究。本文致力于柯九思书法的研究,从其所处时代背景、家世、生平、交游等方面,了解其思想以及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通过其生平的交游的人物,寻找其书法的来源;鉴藏家是柯九思的一个重要身份,其藏品众多,但其藏品对其书法是否有影响,又有多大的影响,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最后,对其传世书法作品进行分类分期等层面进行分析总结,探索柯九思在当时的书法地位,以及时人和后人对其书法的评价,试图勾勒出柯九思书法艺术形成的全貌,彰显柯九思书法的特点。文章的最后一章,为本文的重点内容,笔者对柯九思书画进行整理和分析,为了证明柯九思书法的价值,让世人更立体的更全面认识这位书法家。
虞集祖上世居四川,后因宋季战乱而移居江西。虞集家学渊源深厚,曾祖父虞刚简及外祖杨文仲均为巴蜀著名学者,故其一生成就肇启于蜀学,其对蜀学也尊崇有加。虞集喜爱巴蜀的风土人情,他在诗文中赞美巴蜀文化,流露出自己对巴蜀的眷恋之情。虞集44岁时,蒙恩代祀西岳,踏上祖籍地,对故园遗物表达了追思之情。
忽都鲁都儿迷失是元代著名的畏兀儿翻译家。先后在武宗、仁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集贤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等职,因通晓汉语、畏兀儿字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将《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汉文典籍选译成蒙古语文。然迄今史学界尚无专文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在广泛收集元人文集及碑刻资料的基础上,就其家世、翻译活动以及与各族文人的交流交往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此展现元朝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征。
有元一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期。元代以“宗唐溯晋”为旨归的复古运动,使得元代法书鉴藏活动更加彰显出其时代属性与特点。因此,无论是从书法史亦或鉴藏史的角度,元代士人法书鉴藏都是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本文立足于元代书法复古的史学视角,以元代士人阶层为考察对象,借助元代正史、别史、元人诗文集、文人笔记,以及明、清书画著录文献、历代刻帖等,重点论述该群体法书鉴藏活动的特点以及与元代书法复古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对以杭州、大都为中心的鉴藏圈鉴藏风气及相关鉴藏人物的考察,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晋唐法帖在元代引起的鉴藏热潮,元人晋唐法书题跋中所反映出的复古观念及其演进特点等。宋末元初的杭州是当时江南乃至全国的法书鉴藏重镇,大批喜好鉴藏的南北方官吏和宋金遗民聚集于此,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赵孟頫、鲜于枢为核心的庞大鉴藏群体。他们通过雅集、互访、交游、买卖等活动方式,促进了晋唐法书的流通与鉴藏风气的兴起,开启了宗唐溯晋复古思潮的先声。元代中后期,北方大都法书鉴藏中心的地位愈发凸显。精书擅鉴的馆阁文人成为大都鉴藏圈的主体,法书鉴藏成为君臣之间、不同民族、阶层的文士间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崇慕晋唐的鉴藏风气体现...
元代奎章阁的建立,虽然不是一所专门为搞书法艺术而设置的机构,存在的时间又较为短暂,从公元1329至公元1341年,但在元代书法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出现了虞集、揭傒斯、柯九思、欧阳玄等、泰不华、陈旅、康里子山等重要书家。这一时期的书家兼诗人、艺术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或精于书画鉴定,或通于诗文创作,诗人与书家的完美结合,使这一时期出现了文艺俱佳的盛况,代表了奎章阁这一时期艺术发展高度。而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书家的加入,亦为这一时期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使得这一时期书法发展呈现了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尤其在奉敕书法题跋、画作题跋、题跋的内容、书家题跋中书法观念等方面,更是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本文立足于元代发展的大背景,以奎章阁书家题跋为线索,同时亦结合史、著文献、书家艺术作品中的题跋而进行的综合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的书迹题跋,对题跋进行收集、整理、归类、总结,并对题跋中题跋的载体对象、内容、书家品评标准和以及奎章阁书家题跋的价值等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对奎章阁书家和题跋加以界定,时间大致以元文宗建立奎章阁1329年到1341年间为界限,对这一时期书家加以界定说明。本文所说题跋是以书作...
张雨书法风格形成的主要外来力量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魏晋隋唐的传统书法、赵孟頫的书法及虞集、倪瓒等文人集团的影响。我馆藏《张雨书法册页》为张雨30—60岁之间的作品,属其成熟时期书风的代表作,观其用笔下笔果断有力、一挥而就,章法严整瑰丽,疾徐有序,楷、行、草各体浑然一体,自有一种韵味风度,给元代书坛增添了活力。
元朝泰定年间,虞集提出在京师以东地区开展水利营田活动的建议,开启了元明清时期京师与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的先河。通过考察,京东水利营田建议的提出时间处于泰定四年五月下旬至七月二日之间。元朝特殊的经筵制度决定了此议在形式上是虞集与蒙古人阿鲁威共同向皇帝所上。此议由于遭到反对而没有施行,反对者较有可能是时任中书右丞的许师敬。
翁方纲受王士禛《古诗选》的影响,重视虞集七言古诗和题画诗,推崇《题柯敬仲画》"句句是三昧"。在乾隆二十九年至嘉庆十年的四十余年中,翁方纲追和次韵虞集《题柯敬仲画》诗多达七次,称得上是虞集的异代知己。翁方纲为虞集整理诗集、编撰年谱,并在《石洲诗话》和《四库提要分纂稿》中,分别站在个人与官方的立场评论虞集,推尊虞集为诗史上可与陆游、元好问比肩的经典作家。翁方纲还大量化用虞集诗句以及其他元诗典故,说明元诗也可以与唐宋诗一样,成为后人师法的典范,为元诗的经典化进程作了有益的探索,具有重大的诗学史意义。
陈旅是元代闽地著名的学者,一生创作大量的诗文,其作品主要收录于《安雅堂集》（又称《陈众仲文集》）,还有一些散见于他人的文集中。其中,陈旅的古文创作尤为突出,在元末与卢琦、林以顺、林泉生皆以文学为闽中名士。陈旅父亲陈子修与外大父赵必晔（宋太宗十世孙）皆东南硕儒。陈旅幼年受外大父启蒙,笃志于学,醺经饫史,后跟随温陵名儒傅古直学习,被荐为闽海儒学官;雍古部色目人马祖常以“馆阁器”相期许,虞集更延至馆中,相与讲习,以知己称。陈旅后被赵世延荐为国子助教,又出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历应奉翰林文字、国子监丞。为儒官期间,陈旅交游广泛,在官员与隐士、汉人与其他民族人士、儒道佛人士之间优游从容,这在他不少诗文创作亦有所体现。陈旅的学问经历对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旅家学渊源深厚,又有师友讲习,受儒学濡染很深,对程朱理学多有继承。理学观念在陈旅文学思想和古文创作也多有体现。陈旅在继承前人“气质之性”“变化气质”和“养气”说的基础上,将理气观念融入文气论中,形成了以“养清气以著文”“气运影响文运”为特色的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批评论。在儒家文道关系论思想的基础上,陈旅提出“道着于文辞”说和“中有所养而外...
元代奎章阁学士院是由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创建,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罢撤。虽然存在仅十二年的时间,但它拢聚了一批堪称南北一统后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各族文人,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巙巙、赵世延、忽都鲁都儿迷失、阿璘帖木儿等人。他们历任台省,或是翰林院与名进士出身,有着高度的文化素养和文章写作才能。本文以元代奎章阁馆臣所撰墓碑文（1）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与墓碑文写作相关的因素以及墓碑文的写作笔法。旨在较为清晰地呈现奎章阁馆臣墓碑文的写作面貌,进而揭示出其在文章写作上的成就。为便于阐述,本文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外围因素与内层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与奎章馆臣墓碑文创作的相关因素。其中外围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馆阁场域;馆臣身份;元代“华夷一体”的社会特征。而内层因素有:出于人之常情;以碑文存史;寄寓劝忠之道。第二章从奎章阁馆臣墓碑文的体例入手,分别探讨首题、序文与铭辞的书写情形。首先就官宦墓碑文的首题书写较之唐宋的新变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奎章阁馆臣所撰的官宦墓碑文的首题,并未延续唐宋时题写所终官爵的书写传统,而是题写尊职。然后笔者探讨了黄宗羲《金石要例》关于元代墓碑文书写子妇之法的论断与创作...
虞集是元中期最负盛名的诗人,堪称元诗巨擘。据王颋点校的《虞集全集》,虞集的诗歌现存1500多首。虞集于文坛崭露头角,大致始于仁宗延祐年间,到了文宗朝,其地位与声名达到了人生顶峰。延祐、天历年间正是统治者大兴文治的盛世,虞集作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也是“治世之音”的抒写者。论文第一章探索虞集诗歌的思想来源。首先梳理虞集的家世生平,其次从元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和文学风尚来分析对虞集诗歌创作的影响。虞集的诗歌主张,是他对蜀学、许衡和吴澄的学术进行学习吸收、兼容并包的结果。提倡儒家诗教、追求雅正清和的诗歌;主张宗唐得古、倡导平易正大之风是虞集诗歌的创作倾向。论文第二章用分类研究法具体分析归纳虞集诗歌的思想内涵。虞集诗歌的内容广泛,大致可分为反映朝务活动的诗歌、社会文化交流的诗歌和抒发内心情致的诗歌。反映朝务活动的作品中,应制颂圣诗显示出诗人的公忠体国心迹,馆阁宫廷诗流露出诗人对政治民生的深切关心。社会文化交流的篇章中,题图咏画诗展现了诗人高度的艺术审美水准,酬唱赠答诗隐藏着作者的理想和抱负。抒发内心情致的创作中,家国情怀诗表达了诗人拳拳赤子之心,隐逸访道诗透露出世事人生的苦闷彷徨和对山林...
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是寻找《总目》元别集提要中的“潜文本”（即历史语境）、疏理和重写元代文学史、完善《总目》元别集提要内容。为此,本文将立足于《总目》这一传统文献土壤,以元别集提要所呈现的诗文批评系统为对象,以205则元别集提要为文本基础,以文学观念考辨为方法,试图在与《总目》的对话中掘发和还原出元代诗文的真实面貌,补充和修正其元代诗文批评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元代诗文图景的绘制“添线加彩”,为重写元代文学史提供诗文格局和诗文面貌还原基础上的有力支撑。关于生成研究。从历时流变角度考察,《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定型是一个由文献学文本向文学文本不断靠近的过程。与层级起点之一的《翁方纲提要分纂稿》相比,《总目》信息量可谓是全面提升;与原始合成品《进呈存目》相比,《总目》观念性显著加强,但这种观念性尚呈点状;而与文渊阁库书提要相比,《总目》的诸多观念已是经过提炼而升级为高屋建瓴的认知和把握;从共时结构角度考察,元别集的著录原则是多加甄录,少为删薙;时间断限呈现出扩容现象、主观臆测、断限标准不一等特征;排列顺序体现出以“春秋笔法”寓褒贬的观念。《总目》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独崇风教、崇实黜虚、...
虞集的理学书论思想在元朝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崇古观"是虞集理学书论思想的绪统,其对书学进行了"穷究本原"的绪统研究。在确立了书学与六经训释之间的关系后,虞集进一步展开了其理学书论思想的全面阐释,包括"尚德观""正法观""心性观""致用观"。虞集理学书论思想的基本观点之间逻辑性强,体系完备,且具备辩证、创新和求真的特点。
虞集有元"一代斗山"之誉,于文苑、儒林并有建树。诗学观的发展伴随着纠偏和深化,明人论诗之旨,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七子以格调反刻抉之弊,公安派以性灵反摹拟剿袭之弊,自明人对虞集从"陶镕粹精"到"制作规模"的评价转变之中,可以管窥诗学观的演化。
考证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孔子即已讲“无征不信”,清代乾嘉学派运用它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但古人是将其运用于经史研究,以这一方法运用于戏曲者,始自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出,使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真正跻身于现代学术大厦之中。王氏在全面梳理古剧的基础上,系统的研究了元杂剧的方方面面,或受材料与精力所限,在论述元杂剧家生平事迹时,依据的主要材料仅钟嗣成《录鬼簿》。真正以元曲家生平作为研究对象,全力搜索文献资料、考证其行迹的,是孙楷第先生。他的这项工作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1981年修订版《元曲家考略》问世,共考证作家八十五位,成为元曲家生平研究的第一功臣。同时及后来学者,也都不同程度的补充推进了孙先生的这项学术研究。元人文献浩繁,孙先生以一己之力,在没有现代数据检索的情况下,能搜索到如此多的材料、考证如此多的曲家事迹,实令人敬佩。但还有不少文献未被查索使用,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近来的研究者,或限于自己的研究课题,或担心徒劳无功,很少有以“元曲家新考”为研究题目。只是就自己现有的研究对象、阅读范围,就偶尔发现的新材料、新证据撰而为文,虽对个别作家的事迹的了解认识有帮助,但对元曲家整体研...
元诗“四大家”为有元一代诗坛歌行体诗歌的重要代表作家,共创作了230余首歌行作品,对元中期诗坛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历代对其歌行的研究却相对零散。本论文共分为四部分,旨在对四大家歌行的观念、主题内容、艺术技巧等做系统、深入的论述,试图明确四人在歌行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影响。第一章内容主要是对歌行一体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回顾。“歌行”之名,本出自乐府诗,它于唐宋时期真正获得了独立的诗体学地位。降及元代,元人明确将歌行视为诗之一体,诗格、诗文别集等对歌行的本质和艺术特征也进行了理性探讨,其所触及的范围基本涵盖歌行体诗歌的全部内容,对建构歌行的发展史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元代又是歌行创作史上一方重镇,几乎每个诗人的诗集中都有歌行的创作,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第二章概述了元诗“四大家”歌行创作的宗唐渊源。四人的歌行创作渊源主要以盛唐李、杜二人为主,多表现为对李、杜诗歌章法、艺术手法、词语等明显的模拟和直接借用上。较之李白,四大家又往往偏向杜甫歌行的学习,是值得注重的文学史事实。受元中期多元文化、雅正诗风的影响,四人在学习唐人的同时又能有所变通,在歌行语言的组词艺术、情感的古雅恬淡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的长河中,元朝这一异族统治的朝代在整个书法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元代书坛力矫南宋书法流弊之风,积极推崇古法,以魏晋古法为最高的审美追求。虞集在这一思潮的引领下,以道学自任,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使得元代理学得以向明代心学延续和发展。本文主要以元代理学"道统观"为线索,重点阐释"道统观"影响下虞集的书学思想。
<正>虞集（1272-1348）,元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元四家"虞、杨（载）、范（梈）、揭（傒斯）,虞集居首。某天,虞集的友人刘伯温携来一幅《雪山图》,请虞集题诗。这位刘伯温是张掖人,应该不是明朝初年的那位风云人物刘基。看到画中的雪山,虞集倍感亲切,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成都,"成都是距离雪山最近的超大型城市",七百多年前的虞集似乎早就知道这个真相,他提笔写道:我家成都雪山东,公家张掖雪山北……（《题刘伯温监宪所藏雪山图》）。
虞集是有元一朝之文宗,位居"元四家"之首,是继赵孟頫之后在元朝官居二品的汉人。身为奎章阁大学士的虞集在书法上以隶书著称,其书法史观在元朝很有代表性。虞集在诗文书法方面都有着规范、雅正意识,其书法观形成了从指导思想到书学实践更为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其隶书观以带有规范性的曹魏隶书为本,其楷书观借唐法晋,讲求由"法度"到"韵度"的追求,其行书观指出从"晋法"到"宋意"的理性超越。虞集以其"理学思想"为学术基础,并以之作为书法观树立的基础,其书法观体系明晰、条理清楚,较之赵孟頫,虞集的书法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研究意义。
元代推行四等人制,南方士人处于族群等级的底层,他们虽然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却缺乏建功立业的政治空间。即使官位极高的赵孟頫和虞集等人,也未能摆脱这一困境。以文进身者歌功颂德,名高遭嫉者韬光养晦,都在不同程度上粉饰太平而追求雅正。元末变乱使南士入仕空间得以拓展,其诗文意境因时局动荡而变得更加沉郁深远。不同时期的仕途困境和时局变化影响着南士的仕宦心态,也影响了他们文学作品的风貌。
北宋欧阳修和南宋吕祖谦将“题跋”单独编入文集,此后“题跋”作为一种文体被后人沿用。作为一种文体,艺术题跋以艺术品为载体,以散文、韵文的形式进行创作,用以鉴赏、咏赞、书事、论评和考据。本文选择元朝艺术题跋为对象,立足于元朝的诗文、史著等基础文献,比对艺术品所载的题跋,以唐宋以来题跋的流变、元朝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背景,研究元朝艺术题跋的重要作家与作品、文体风格、审美观念和文体特性。从题材与特点、称谓与语言、文体风格与文体特性三个方面挖掘对唐宋传统的继承与突破,丰富了艺术题跋的文体研究。元朝艺术题跋,作为文人交游唱和、托物言志的一种方式,是元人有意识的审美选择。目前学界,尚未对元朝的艺术题跋进行较为整体的研究,本文不仅填补了这个方向的空缺,还进一步丰富了题跋文学的研究。
元代馆阁文人群体是指供职于翰林国史院、集贤院、秘书监、国子监以及奎章阁、宣文阁等文化机构中的文人群体。在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元代馆阁机构中聚集了一大批各民族文人菁英,他们凭借超凡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逐渐发展成为元代文化艺术的主导者,是元代书法复古思潮的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更是元代书法发展的主力军。本文以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各个时期馆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书法复古思潮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出元代书法发展的真实面貌。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于元代以前的馆阁文人群体在书法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追本溯源,指出历代馆阁文人均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卓越的书法成就,代表着官方的书法审美倾向,也引领着书法时代风尚,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章分析了元代馆阁机构的设置、职能以及馆阁文人群体的构成。元代馆阁文人群体是多民族、多文化形态的混融,不仅在缓和民族矛盾、调和社会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成为各族文人的精神领袖,是元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主导力量和风向标。第三章通过考察元初北方馆阁文人群体的书法艺术成就和书学思想,认为元初北方馆阁文人群体的书法创作及理念...
对于元代文坛多元格局的形成,江西乡贯文人的作用明显,而这又以江西文人对南北一统、文化多元政治现实的认同为前提。作为王朝一统进程中人口增长最多、数量最大的地域,江西在文化上也获得极大繁荣。滋生其中的江西乡贯文人深省顺处,力以务实观风态度,涵容博取。其所推动形成的平易正大风格,正有以黼黻多元文化包举并存的时代氛围。
虞集是元代的著名文人,限于史料记载简略、混乱,虞集在至治年间的事迹较为模糊。虞集于延祐末期被元朝政府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官,但旋即返乡丁父忧。虞集丁忧起止时间开始于延祐六年（1319）秋七月至九月之间,结束于至治元年（1321）秋八月至十二月之间。至治二年（1322）虞集结束丁忧,出游吴中,沿途游庐山白鹤观、杭州报国寺和苏州开元寺,并与文人、佛道名士交游唱和,后在苏州省墓并拜访族亲。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虞集作为元诗四大家之首,被推崇为一代斗山。他的交游十分广泛,在他的文集中,酬唱应和以及应制诗占有很大一部分。他和诗文学家的交游来说,他和范梈、揭傒斯、元明善、杨维桢、柯九思等交游唱和诗文很多,考察这些诗歌的创作年代,从中看出虞集诗歌创作的内心演变。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虞集交游的研究成果较少,也没有深入分析交游对于虞集心态演变的影响。本文将从虞集的交游、心路历程和创作主张变化出发全面关注交游对于虞集仕隐的影响。根据虞集的人生阶段,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考证虞集入仕前的交游,主要在于学问的积累和入仕社交两方面。家学和吴澄的教育增长了虞集的理学知识,而董士选与道教的汲引为虞集入仕铺路。这一时期虞集有着强烈的入仕热情,他的创作偏向理想化,主张“性情之正”。第二章论述虞集初入官场不被重视的矛盾心态,此时虞集与南方文人的交游成为重点,通过研究他们的唱和诗歌,说明南方文人的交游唱和慰藉了虞集的心灵,为他留在官场提供了可能。受此影响,虞集的创作开始反映现实。第三章奎章阁建立,虞集开始步入政治生涯的巅峰。此时虞集通过融入各族士人的交游,进一步扩大了诗文的影响力。此时应制诗文增多,他的诗歌开始为政治服务,强调...
傅习、孙存吾编选的《皇元风雅》,前集六卷、后集六卷,共十二卷,作为第一部全国性的元诗选集,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元诗文献,而且体现了元代中后期的诗坛风尚,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首先对版本做了考证,并整理点校了《皇元风雅》。《四部丛刊》所收古杭勤德书堂本（以下简称杭本）在文字方面较为完善,应该作为整理点校的底本。《中华再造善本》所收李氏建安书堂本（以下简称建本）在内容与版式上与杭本大体相同,二者同源,其多出的十一首诗为后来所加,从诗歌内容可以证明建本为明朝初年所刻,该本存在页码错乱、缺字的情况。《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全书》）在内容上与前两个版本相同,只是将十二卷分为二十四卷,存在改译人名、遗漏诗作的情况。建本和《四库全书》本可做参校本。其次为选诗体例研究。《皇元风雅》所收录的诗人以江西籍为最多,原因在于受编者籍贯的影响。作为第一部元人选元诗的全国性总集,将刘因、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人作为元诗的代表人物,对于元代诗人与诗作的经典化起了很大作用。未收元好问等蒙古时期的诗人,表明编者在正统观方面坚持南人的立场,以元灭南宋作为收诗的时间上限。不收杨维桢的诗作体现了编者中正平和的...
在儒家文化陷入忧患的元代,道教文化却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特别是在江南地区,道教十分繁盛。作为江南道教统领的龙虎山教派受到朝廷倚重,不仅在岳镇海渎的祭祀中发挥作用,而且广泛参与元代政治,向统治者举荐儒士,保全儒家文化。政治上的显赫,也扩大了龙虎山道士诗人的交游网络,与他们有交谊之人从方外友人到朝廷重臣无所不包,不仅社会地位高、文化层次高,而且遍及南北,涉及不同的民族与宗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龙虎山道士诗人群体的交游与创作,都极具时代特点。元中期时龙虎山道派进入鼎盛期,有大量活跃于政坛、文坛的道士,他们当中能为诗者不在少数。这些道士诗人多为江西本地人,在地域、血缘、师承上有着紧密联系。这些联系使得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观念上更为趋同,在交游人物上多有重合,所创作的诗歌也颇有相类之处。以存诗较多、交游最广的吴全节为例,与他有交游的人物南方稍多于北方,其中北方多显宦,南方多名士,大部分有为官经历及良好的儒学素养。同时,他的交游网络也呈现出一定的包容性,佛门子弟及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人亦在其列,充分体现出元代多民族、多宗教共同发展的时代特征。就诗歌创作而言,龙虎山道士诗人的作品中体现着这一群体多重身份...
元代实行两都制,有上都和大都。上都,又称上京、滦京,是元朝的夏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大都则是冬都,在今北京。每年三四月至八九月,皇帝巡幸上都,大批大臣扈从,公务之余,他们在上都进行各种文学活动。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上都成为元代的文化和文学中心。这个文学中心出现在草原,打破了传统文学以中原、江南儒家文化圈为中心的地域格局,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上都与大都一样,影响并引领着全国的文学风气,使得上都文学活动,成为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本文从上都文学活动形成的历史背景条件、发展历程、文人群构成、文学活动形式、文学活动成果的留存考察,以及上都文学创作等几个维度进行论述,共七章。上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元廷的各种文化举措、文人游历之风的盛行等是上都文学活动的历史背景条件。大体而言,上都的文学活动始于世祖中统四年（1263）开平升为上都,终于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历时105年,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1263到1276年,为元代的北方统一时期,由于元廷初建,政务繁忙,文学活动较少,为上都文学活动的兴起期,共13年;1276到1321年,随着南宋的灭...
西夏遗民在元代有唐兀人、河西人和西夏人等多种称谓,而以“唐兀”最为常见。元代的“唐兀人”已不再单纯指代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人,而是涵盖了原西夏王国境内所有党项、汉人、鲜卑、沙陀、回鹘、女真、回回、吐蕃等民族在内的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在元王朝的统治下,唐兀人或是因作官、游学、求法等原因主动外迁,或是因签军出征以及被诸王功臣掠为投下而被动外迁,形成了在元代南北各地几乎都有分布的历史格局。就分布地域来看,北方地区唐兀人的主要迁入地是华北平原,南方地区唐兀人的主要迁入地在长江下游沿岸、淮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凡是跨越南北的二次迁徙,唐兀人中只见有北方迁入南方,未见有南方迁入北方者。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是唐兀人的主要迁出地,元朝建立后,在西夏故地迁入了许多其他民族的移民进行屯田开发,这使得外迁和留下的唐兀人都获得了与其他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在仕宦方面,元朝早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唐兀人大多是经由怯薛出仕或承袭军职,元朝中后期则一般通过科举和国子学贡举入仕。就其任职情况来看,无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皆有唐兀人高官,不过他们之中始终没有形成拥有能够左右元朝国策或全面掌控政局的权臣家族。在地方官署中...
目前,学术界对贡奎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把他作为地域文学或家族文学中的一员进行研究,或者仅对其生平履历等相关情况作简要介绍。而对于贡奎的馆阁唱和诗歌并没有研究。贡奎不仅流传有《云林集》十卷,而且在南士中官位较高,是活跃于大都文坛的一员,因此,贡奎的文学创作很值得研究。本文试图以贡奎在大都的馆阁词臣身份为切入点,分为四章,探讨贡奎在馆期间与馆臣的唱和诗歌的特色、价值与成因,详细论述贡奎的馆阁唱和诗歌。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贡奎的馆阁生活》,本章梳理了唐至元的馆阁制度演变,以贡奎在馆阁的职任、贡奎的人品与文学修养、贡奎与馆阁文臣的日常生活和酬唱活动为重点,试图通过对元代馆阁制度与贡奎的馆阁生活的梳理,明晰贡奎以南士身份在大都为馆阁文臣的生活状态,以突显文人的时代特征。第二章《贡奎馆阁唱和的主要对象》,本章以南士袁桷、虞集、张养浩等人,和色目人马祖常为中心,探论贡奎馆阁唱和的主要对象,明确其在大都的人际交往关系及其唱和活动。第三章《贡奎的馆阁唱和诗歌分类》,本章将贡奎的馆阁唱和诗歌大致分为文人交际和带有娱乐性质的两大类,文人交际的又可以分为言志、送别和赞美之作三类,文人相娱的分为游宴欢愉和以...
<正>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字伯生,号邵庵、道园、翁生、邵庵道人、芝亭老人、青城山樵者,学者称之为邵庵先生,后人也有称他为虞伯生、虞邵庵、虞文靖、虞道园、虞奎章、虞侍书、虞学士。祖籍四川仁寿县（今四川仁寿县）,出生于湖南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幼时随父徙居江西崇仁县（今江西崇仁县）。他是朱熹四传弟子吴澄的学生,作为"儒林四杰"之一的博学鸿儒,在元为一代文宗,居"元诗四大家"之首,历仕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六朝,
<正>无论诗文、书法,虞集在元代中后期士人群体中均享有极大的声誉。奎章阁时期是虞集事业、声望的顶峰。入直奎阁编纂典籍、敕撰典册之余,以陪侍文宗讨论书画为事;退直闲居,汉族、蒙古及色目各族文士常常与之品题书画、酬酢诗文,形成了以虞集为中心多民族士人圈。本文就此时期其于奎阁内外的书法活动略而述之,藉以想见时人风雅之一隅。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字伯生,号道园,又号邵庵。祖籍四川仁寿,徙居江西崇仁,为故宋世
<正>元天历二年（一三二九）,雅好书画文治的文宗置奎章阁,招揽朝野书画名家与文人学士,蔚成一代风雅故事。奎章阁历时十载有余,顺帝至元六年（一三四〇）罢,至正元年（一三四一）改为宣文阁,虽经波折削减,然其流响犹存。元代为蒙古人执政,但亦颇重诗书,尤其是奎章及宣文盛事不绝于史,阁中士子才人各领风骚,为后人留下了若干可资评谈的佳话。若论入阁最早、居阁最久、才华最显、作用最巨、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虞集、揭傒斯、康里子山三位。三人皆是诗书兼善,各承恩宠,彼此之间关系则十分微
书院是元代士人重要的活动中心。书院在元代的繁盛发展除了官方的政策扶持之外,也离不开士人群体的参与。元代士人与书院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士人的生存状况、教育学术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状况。以士人为切入点来考察元代书院,可以呈现元代士人在政治经济、学术传播、文化教育和社会教化方面的状态和追求。南宋中后期士人在书院内部发起的打造新型士人意识的运动在宋元之际的士人群体中影响如何,宋元之际与书院有着密切关系的士人的命运如何,这是元代书院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明道书院是南宋后期著名的讲学式书院,留下了较为完整的山长讲学记录,透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士人精神世界的一角,以及理学家们及其信徒利用书院讲学来打造和传播新型士人意识的方式。三位山长:胡崇、周应合和吴坚作为理学信徒兼传播者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或为遗民或为降臣,其不同选择,反映了宋元之际士人群体在不同环境下的际遇。元初的江南士人不乏心怀故国,讲学于山林者,遗民现象大体上只存在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他们的后代则奉元朝为正朔,有些以儒户制度和书院为依托维系其家族在文化教育上的优势地位。待到元朝重开科举后,这些士人通过科举,成为统治...
虞集是元代中期的文学大家,他学识渊博,精于理学,学术方面研精探微。自幼接触文学的虞集作为"正统派"文人,其诗学思想可归纳为十六个字:尊儒宗古、平淡悠远、性情之正、文运随时。其作品也自然而然地贯彻了其诗学主张,多追求雍容雅正,含蓄平和的文学风格。
虞集的"实境"说,是《二十四诗品》乃至《诗家一指》的核心理论。这一理论重视人的真实生命感受,强调回归人的"真性",推重直接面对鲜活世界的创造方式,由色起情,情性一体,于色不离不染,在纯粹体验中,发现一个真实生命世界。"实境"作为彰显生命真实的价值世界,其意义并非来自对外在抽象绝对精神本体的追求,而是荡涤一切心灵的遮蔽,任由生命依其"性"而呈现。虞集"实境"说中所包含的超越终极价值的追寻、超越本体现象分别的思想,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尤具价值。诗必由内在生命的觉悟中转出,不依傍他人门户,不黏滞于文字名相,不偃卧于传统之榻中难以自起,去除一切知识、权威、目的的遮蔽,直呈澄明的心性,让生命的"木樨花"在"无隐"的状态下开放,将诗的创造交给当下纯粹的体验。这一透脱的思想,将传统审美境界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其中包含的理论思考,反映出传统美学后期发展中的若干新质。
必阇赤是蒙古大汗怯薛的一种,前四汗时期的必阇赤长相当于汗国的行政长官。以必阇赤长为首的必阇赤们构成了行省、中书省的行政系统的雏形。学者们对此已有多种研究。但是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必阇赤制度的去向则不太明晰,有必阇赤出身的官员仕至宰辅,但更多的必阇赤及其后代则在翰林院或在文宗时代建立起来的奎章阁任职。本文主旨在探究必阇赤制度从大蒙古国时期到元朝时期,特别是在元代中后期规范化官僚体制中的发展和表现。全文分为六章阐述,第一章为蒙元朝的必阇赤制度作了一个总体上的概述,定义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怯薛必阇赤,并补充了一些前四汗时期必阇赤的一些人物信息;自前四汗至忽必烈时期,必阇赤在官僚系统中有三大表现,一是大必阇赤行政大权的淡化,二是必阇赤怯薛功能的保留,三是必阇赤文史职能的扩展。第二章首先对脱卜赤颜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主要包括黄金家族的世系和秘密、蒙古传统制度中的约孙、帝训、扎撒,以及功臣事迹。第二节则梳理了中晚期脱卜赤颜的撰者的人物信息,主要有朵来、忽都鲁迷失、阿怜帖木儿,其中阿怜帖木儿有较为清晰的身世信息,他来自一个文书见长的畏兀儿必阇赤家族。第三节讨论了与其同时代的其他三位怯...
本文讨论了张雨人生历程中书法学习上的时间节点,从文化和技法的继承方面得出其受到了唐人、赵孟頫、虞集的影响的结论,搜集对比其一生的书法作品,从书法风格上得出总体风格——清遒、清逸和风格发展同中有变的特点。
翁方纲在其所分纂的提要稿和其他著作中,展现出了一套系统的元诗观。《四库全书总目》对其有所采纳,有所修正。总的来说,《四库全书总目》在翁方纲的基础上,有意地提高了对元代诗文的评价。这有可能是由于翁方纲的思想在后来发生了变化,也有可能是因为四库馆臣们在元代诗歌的评价问题上形成了统一的意见,进而修正了翁方纲的观念。
元代杨士弘的《唐音》作为唐诗学史上第一个以盛唐为宗主的选本,在唐诗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后人在追溯唐诗学史的发展时,都肯定《唐音》承接南宋严羽所倡导的尊盛唐的诗学理论,同时开启了以高棅《唐诗品汇》为代表的明代唐诗学。但是这一定位忽略了《唐音》产生的元代江西地域自身的诗学发展,也忽略杨士弘所受到的元代文学、诗学影响。对《唐音》的诗学思想,学人往往从严羽的诗学观、或者从明人的言论中寻找解释,忽略了明人对《唐音》的解读同时带有明人自身的诗学倾向。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分析杨士弘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唐音》在元后期出现有其必然性。要解释为何《唐音》产生于元代后期,必须要先理解元代诗学的地域性、时代性特征,其地域性主要表现在,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三大地域:北方（以大都为主）、江浙、江西,在“宗唐复古”共同的口号下,发展着各自的诗学观念。北方文学与江浙、江西组成的南方文学在元初又呈现南北差异。随着统治者政策调整,南方儒士陆续北上,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至元仁宗时期,南士逐渐在大都形成自己的文学集团。在元文宗时期,以虞集为首的南士成为大都文坛的领袖,南北文学合一,共奏“盛世之音”。在这一时...
<正>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单元,都有宗主文坛的领袖人物,引领风气、陶铸群才。如宋之欧阳修、苏轼。清人彭蕴章《题元人诗十二首》其六亦称:"一代文章谁巨擘?欧曾以往数奎章。""奎章"就是元代主盟文坛的馆阁大老虞集。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成宗大德六年（1302）为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子助教,仁宗时为集贤修撰,泰定初为秘书少监,升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时任奎
《虞集年谱》分年类编元人虞集的生平事迹,资料翔实,编次得当,是今人了解和研究虞集的重要文献。该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难免有疏误之处,本文对此进行了补正。
虞集有着浓烈的江南情结,其诗词中的江南在地域上侧重江西地区,而其心中的"江南"则以摆脱官场、复归乡土的精神为导向。地域上的特指和精神上的指向构成了虞集江南情结的独特内涵,而这一情结也是由南入北的江南文人群体在蒙元朝廷历经仕宦悲辛后所产生的共同心理取向。
本文主要探讨元人虞集的诗文集《道园学古录》在成书及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首先阐明《道园学古录》的成书过程,在《道园学古录》编纂者方面,肯定黄溍"类目皆公（虞集）手所编定"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在与《道园类稿》之间关系方面,澄清《道园类稿》并非《道园学古录》的大字本,欧阳玄序及其《致刘伯温书》非为《道园学古录》而作。既而在版本方面,厘清"嘉靖本"与景泰本的区别,并证实"嘉靖本"即是元刻本。
作为第一个以游牧民族统一中国的土朝,元朝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言及元代的书画艺术,除了众所周知的文人绘画在中国艺术史上成就斐然之外,在其特殊的皇权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生发的种种宫廷书画活动同样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具有“中原皇帝”和“蒙古大汗”双重身份特征的元代统治者,如仁宗、英宗、文宗、顺帝等人,都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书画,甚至他们还经常亲染翰墨,能书会画。同时,对于一些已出仕或欲出仕元朝的汉人文士们而言,他们有时也会主动利用书画或颂诗赞文等形式帮助统治者歌功颂德或藻饰太平,以期获取皇帝之嘉赏,或表明元朝的政权统治实为天命所归,进而表明他们出仕元朝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这种元代君臣间利用书画、赞文等艺术媒介进行的艺文活动并不仅仅为文人雅士之间的闲情逸致,实际上很多时候都包涵了耐人寻味的政治策略等丰富的政治意涵。所以,本文选择从“艺术为政权统治服务”的视角对元代皇权意识下一些较为突出的书画活动,如“书画鉴藏”、“御赐宸翰”、“绘祀御容”、“大汗出猎”、“龙舟汉宫”、“图说农桑”、“远方职贡”、“瑞图呈祥”等,结合社会史及政治学的相关知识进行了情境考察和研究。简而言之,...
<正>元代的虞集与屈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既是其继承屈原精神的基础,也是其发挥自己才能进行文学创作的源泉。而虞集又是元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因此,从其与屈原创作相同的文体,即骚体赋上,可以探讨屈原对其的影响。一、屈原精神与骚体赋1.屈原精神众所周知,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而当世人谈及屈原精神的时候,读者往往以"爱国主义"概括其核心内容。然而,这样理解屈原精神是有误的,至少在文学的层面不能这样概括其精神
本文拟对现存山西省稷山县青龙寺的姚天福神道碑文本作纵深的研究和观察,结合史料,对姚天福的生平事迹做出更加准确的考证。
元代书法思潮的主流是书法的全面复古,即向魏晋传统回归、向二王笔法回归。元代书法复古观兴起与流变的过程不能归因于某一个人,而是群体共同推动的结果,书家群体中个体的书法观念与书法实践互相作用,最终对元代书风的形成、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按时期、地域、目的、核心人物等条件聚集起的元代书家群体,并分析书法复古观念在演化与发展过程中群体的作用。以时间为划分标准,我们将元代书家归纳为如下数个群体：元初期以“武林盛集”为代表的南宋遗民书家群；元中期以赵孟頫为核心的书家群,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在南方的江浙书家群和在北方的奎章阁书家群（奎章阁主要由赵孟頫的学生辈组成,其虽组建于赵孟頫逝世以后,但仍受到赵孟頫的直接影响）；元末期北方的宣文阁书家群和南方的“玉山雅集”书家群体。在元前期,鲜于枢、赵孟頫等人重新确立了王羲之在书法取法中的典范地位,这是元代复古观的第一变；到了元中期,这种推崇在实践中又逐渐转变为对赵孟頫（公认得到王羲之笔法）的推崇,这是复古观的第二变,这种观念由深受赵氏影响的南北书家共同推动完成,其中既包括赵孟頫晚年活动的江浙地区的书家群体,也包括在赵孟頫逝世后由其学生辈形成的奎章阁书...
虞集在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提倡当朝执政者独尊儒术,认为教在先,治在后,重视理学,对于朱熹的见解以及看法更是异常推崇。虞集还对音乐与医学以及女子的教育有所关注。在其教育理念中,虞集对于学生和教师以及教授的内容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文章从各个方面对虞集的教育思想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及概述。
虞集词风兼擅清婉深秀与高旷疏狂。前者表现仕与隐的矛盾、伤春悲秋的感怀,含蓄委婉,寄托遥深,长于对比,语淡情深;后者表达对世情的顿悟,对隐逸生活和心灵自由的向往,渴望在自然、神仙世界中得到超脱,物色洁净,意象幽邃疏旷。
元代诗文大家虞集共创作215篇传记作品,收录在《虞集全集》、《虞集年谱》中,占其现存古文数量五分之一。在蒙古族建立的疆域空前辽阔的大一统帝国之元代社会背景下,虞集的传记作品很深刻地体现出元代多民族性、多宗教性、文化差异等突出特征。本文通过对虞集传记作品进行细致梳理和详细解读,在掌握虞集的传记作品特点的基础上,以其创作传记的社会时代背景和生平交游作为研究切入点,对虞集的传记作品特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共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交待虞集其人及其各类著作的地位和研究现状,引出虞集的传记作品和研究情况,在指出虞集传记的研究价值后,系统地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虞集传记创作理论概述,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元代社会背景的角度切入,联系虞集的史学观念,论述虞集创作传记时存人以观人才、观品节,存史以知世事兴衰的观世理论；二是结合虞集经学家的学术意识,分析其在元代新事物出现的背景条件下讲求“究极本源、研精探微”的考释理论；三是虞集个人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切合的劝讽理论。第三部分论述元代文化与虞集多层次性传主选择。一是在元代宗教文化背景下,论述虞集传记中僧道类传主选择；二是...
张雨是元代中晚期著名的道士,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士。本文在研究张雨诗集文本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张雨的交游状况,并对其诗名大于实际成就的现象探因。文章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章是对张雨诗集的文本研究。经过认真校勘比较,《四部丛刊》本《句曲外史诗集》五卷本为影印元刊本,年代最早,质量最佳,当为底本。《丛书集成续编·武林往哲》本《贞居先生诗集》七卷本晚出,但收录作品最多,与《草堂雅集》所收张雨之诗,可作增补、校勘之用。三个版本差异共有202处,将其中的典型差异分类进行分析、辨正,即为本文研究张雨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可为今后学界整理张雨文集提供参考。第二章为张雨交游考论。张雨在京师结交的名士有虞集、萨都刺等,他们视张雨为道友仙人,酬赠之作多与道教活动有关；张雨在江南文化圈交往的雅士有杨维桢、黄溍等,他们在集会宴饮、游访山水的活动中,进行诗、书、画领域的交流,展现了江南文士雅致的生活；张雨所交隐士或道友有倪瓒、郑元祐、薛玄卿等,他们在精神上追求隐逸,将艺术审美点缀于日常生活,体现了元代文士的审美情趣。第三章探究张雨诗名大于其实际成就的原因。张雨在其生活的时代具有很深的影响力,远甚于今人对其文学地位的评价,...
本文是对蒙元时期（1206-1368）约一个半世纪的诗序的整理与研究。简言之,“诗序”是指依附于或关联着诗歌的序文。它是以《毛诗序》为源头,逐渐与诗歌创作活动结合（关联）在一起的一种散文形式。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处于诗题与诗歌正文之间的诗前序为主,兼顾处于卷首（尾）的诗集（稿）序以及少量的诗文合集序、诗词合集序。“绪论”先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与研究思路作了交待,然后对诗序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主要介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诗序研究状况：《毛诗序》的研究仍是热点,《毛诗序》之外的断代诗序研究方面,唐代诗序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宋代诗序研究有少量成果,蒙元诗序研究相当薄弱。第一章是对诗序及元前诗序的概括性研究。首先深入探讨诗序渊源,从文字学意义上考察,“序”字本义为“东西墙”,又假借为“叙”或“绪”,因而具有“次弟”、“次序”、“开端”、“端绪”等引申义；其次考察了“序”的文体内涵及起源、诗序的别名、诗序与诗题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综合诸说,采用明代吴讷等人的“序起《诗》大序”之说,本文认为《诗》序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诗序。元前诗序的大体情况是：两汉魏晋南北朝现有诗序数量共144篇,诗序的主题是“赠答”、“宴游”。...
本文从文士与道士的交游出发探索元代江南道士与文士的生活。经分析发现,文、道交游网络的道士多为江西、浙江籍贯,以玄教道士为主。文士也多为江西、浙江籍贯,尤以翰林集贤院学士为多。元代有大批的儒士投身道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儒士自幼笃志于道,因热爱道教文化而入道。二是家庭贫困,因无法改变现有状况而被迫入道。三是父母之命,一些父母因子女身体不好或是家庭贫困无法求学而选择送子女入道。四是因仕途难进,一些士人饱受官场打压,对社会失望而选择入道。五是将道门作为另一条“入仕”之道,以期在道门显达而入道。由此可见,元代道士成分较为复杂,多儒士出身,这也是江南道士文士化的主因。所谓道士的文士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道士的自身才艺与文士对道士的认可,另一方面是道士具有济世济人的儒士情怀。道士的儒士情怀主要体现在关心时政、荐良纳贤、发展儒学、关心民生四个方面。促成江南道士的文士化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批儒士投身道门,提高了道士的整体文化水平；二是张留孙、吴全节等主张道士学习儒家文化,江南道门由此兴起了学习儒家文化的风潮,促进了江南道士的文士化。文士与道士的交往方式主要有宴游唱和、登门拜访、...
宣城贡氏是元代重要的文学家族,从贡士溶到贡性之,有四代人主要活动在元代,有诗文作品传世者达二十余人,其中贡奎、贡师泰、贡性之均有别集传世。宣城贡氏文学创作的连续性与活跃性,在元代文学家族中实不多见,其创作实绩、艺术成就以及对元代文学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尤可视为元代文学家族的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对宣城贡氏家族兴衰、文化传承与文学交游等多方面的考察,展示贡氏一族在元代文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了解元代不同时期江南士人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变迁,从一个侧面把握元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本文分为绪论、正文七章及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其次指出宣城贡氏作为元代重要文学家族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并对从元代至今宣城贡氏的研究状况加以梳理,最后陈述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宣城贡氏的家族渊源,分为三节。首节介绍宣城贡氏之起源及其与丹阳贡氏的血缘关系,第二节梳理元代宣城贡氏之谱系,第三节对元代有诗文流传的贡氏作家群体做一统计。第二章,宣城贡氏家风、家学及文学活动,分三节。首先介绍贡氏善、孝、节义之家风,其次介绍以儒学为主的家学传承,最后介绍家族文学活动的开展。第三章,宋元易代之际宣城贡氏生活状态与诗歌创...
元代诗学"宗唐复古"成风,作为"元诗四大家"的虞集也对唐诗推崇备至。在对诗学的评论中,他从儒家传统道德出发,注重性情之正,主张冲和雅致。这既是元代延祐处于社会上升时期必然要求,也是他受诗学和乡学的诗学影响结果,更是诗学发展流变的必然选择。
元代诗人虞集诗歌的真实细腻情感往往被人忽视。他的诗歌情感大致经历了早年的太平盛世之歌、在朝的寂寞畏祸之感与思乡归隐之志、退隐山野后的闲情等阶段。与此同时,虞集的自我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翩翩才俊司马相如到消渴的文园,从执戟扬雄到寂寞校书的扬子云,这种角色改变和他在朝经历分不开。把握虞集诗歌情感与自我角色的变化,有助于更好了解虞集在朝在野的复杂思想心态。
元代著名诗人虞集仕宦生涯的复杂心态在诗歌中有较多流露。一方面,出于对盛世文明的认同,他很多诗歌流露了颂盛忠君的思想;另一方面,在朝屡受排挤和迫害,他也有一些诗歌流露孤独、无奈甚至愤懑的消极情绪。但颂盛忠君一直是他思想的主线,他的归隐之念从未超出过他的仕宦期待,他的仕元立场显然比赵孟頫和袁桷更热忱和积极,他诗歌的情感基调也一直是颂美盛世、感念君恩。把握虞集,离开这条主线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偏颇和有失公允的。
<正>虞集是元代著名的诗文大家,据《元史》之《虞集传》所言,其平生为文万篇,可惜所存者仅为十之二三。虞集文集之编定,自其在世时已始,如李本等所编之《道园学古录》即应为经虞集审定之本。现知存元代刻本者,即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道园遗稿》、《伯生诗续编》、《翰林珠玉》五种,明清两朝也多有翻刻本。此外,明代至民国也多有名家重编或选编虞集文集。以下即就元代至民国所编选的虞集文集作简要的梳理,并钩沉其现存版本及收藏情况。
乡学家学是虞集思想学问的重要来源,而家园之思更是虞集诗文作品的一大主题。文章通读细读《虞集全集》作品并钩沉其他历史文献中论及虞集乡里的有关资料,对虞集及前先人籍贯迁徙过程进行梳理,重点考察在虞集诗文中屡屡出现的会稽、雍州、仁寿、成都、吴门、长沙、崇仁等地,为进一步的虞集思想、文学、文论研究提供最基础的生平研究资料及考证依据。
本论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首先，是元代散文的多元创作群体的构成问题，元代散文的创作主体始终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群体特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的演进出现了动态的衍变。其次，是包容性的散文观念的生成问题，元代散文是在批评金代、南宋散文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文道并重的文道观和唐宋并尊、上追秦汉的复古趋向，并且在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元人散文观念也出现了新的超越和延伸。其三，是元代散文主题的多重演变与题材的扩展问题，元代散文风格的多元构成与新变问题。第一章，元初北方散文在批评救弊金代平弱文风的同时，在创作主体、散文观念、主题、风格等方面呈现出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元初北方散文创作主体的多元构成问题，元初北方作家群主要由隐逸群体、世侯幕府群体、入仕元廷群体构成。其次，散文主题的新变与题材的扩展问题，在王朝鼎革的背景下，元初北方散文表现出了强烈的兴亡之感、黍离之悲；由于战争导致大量文献的散佚，元初北方散文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存史意识。另外，由于处在蒙古进行扩张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元初地理空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这使得散文的题材得到了扩展，散文内容表现出了较多的异域风情。其三，元初北方散文风格与散文观念的新变问题，一是...
《经世大典》是元代中叶由奎章阁学士院领修的大型政书,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期待和政治倚重,它的修撰几乎成为奎章阁学士院体现其政治影响,并借其政治影响力而发挥文坛领袖意义的分界性标志。而由撰修《经世大典》所确立的"朴雅"文风,通过奎章阁文人们的文坛影响在元代中晚期产生了深远影响。
揭傒斯著《奎章政要》一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奎章政要"条。根据与揭傒斯同时的欧阳玄为揭傒斯写的墓志铭、黄溍为揭傒斯写的神道碑可以确定,《奎章政要》是讹窜揭傒斯的《太平政要》所致。"奎章政要"条的描述逻辑乖谬,基本是杜撰,这与元季人士对虞集、揭傒斯才华的估定以及对他们的熟稔程度有关。人们以揭傒斯在《范先生诗序》中所提供的虞集关于"元诗四家"的诗评为导火索,对虞、揭关系的解读逐渐偏离事实,引发出许多讹谬。
高昌鲁氏家族崛起于元朝前期,因其家族成员或精通西域诸国语言文字,或在地方为官,造福百姓,渐次在政治、外交以及农业技术传播等方面得以名显当世。本文在认真研读元代墓志、碑刻史料和其他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就鲁氏家族成员的名号、出生地、为官经历等相关问题进行考述,并分析他们的处世态度和政治理想。此外,本文还对《农桑衣食撮要》的成书背景及资料价值略事探讨。
虞集是元代文坛上的一代宗师,在散文方面,位列当时"儒林四杰"之首,与姚燧并为元文二巨子。但当今学术界,却鲜有对虞集散文具体风格的论述。本文试从"平易精约,纡徐委备,有怏然通畅之风;以学为文,擅于说理,有弘才博学的大家风范;机用自杼,各识其职,有法度自成之态"这三方面入手来具体论述虞集这位一代文学宗师的散文风格。
奎章阁文人是活跃于元中叶文坛，以元文宗为中心的重要文学集团。奎章阁学士院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设立，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罢，1341年改为宣文阁，后又改为端本堂，存在时间不到十二年，但是却汇聚了元中叶以来最优秀的文人群体。奎章阁文人上联大德、延祐乃至世祖时期的重要文人，下笼元晚期以及后来在明初文坛有着举足轻重力量的一批文人，在元代文坛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奎章阁文人集团对于元代文学的鼎盛和文风的确立居功至伟，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在把握元代文学鼎盛时期的文风和发展方向，起着重要的作用。现有的元代文学研究中，很少有人整体地关注过奎章阁文人及其对于元代文坛的巨大影响，具体到奎章阁文人的辞赋研究更是无人涉及，故笔者有意以之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奎章阁文人的文学活动尤其是其辞赋的创作，以及其在中国辞赋发展史上的地位。本文共分为六章，各章节主要内容分别如下：第一章，奎章阁文人考。从奎章阁文人界定、奎章阁文人的思想、文学创作及文学风格四个方面对其作一个简要界定。第二章，奎章阁文人的辞赋创作研究。第一部分简述奎章阁文人的辞赋创作特点，第二部分对奎章阁中五位存有辞赋的作家...
元中期延祐诗坛上出现的"宗唐复古"、以"雅正"为尚的风气,标志着元诗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反映了中期文人和元政权取得了短暂的合作。但由于文人始终无法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怀抱"旁观者心态",元中期"盛世文学"最终流于表象。作为"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其诗学思想的双面性反映了"盛世文学"下汉族文人心态之纠结、诗学思想之复杂。这种尴尬,也预示着诗坛即将发生的另一种深刻变革。
鲁明善是元代著名的农学家,生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后迁居内地,著有《农桑衣食撮要》一书。此书流传至今,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在认真研读元人碑刻及其他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就鲁明善的名号、出生地、为官经历等相关问题进行考述,并分析这位畏兀儿农学家的处世态度和政治理想。
虞集是"元诗四家"的领袖,又是元"儒林四家"、"元文四家"的核心人物,也是元代中期奎章阁学士院的侍书学士。虞集所取得的成就、所具有的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在元代文坛无人能及,堪称扛鼎一代。本文力图从虞集的教育背景和人生际遇出发,精细简要地阐释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社会交游与文化主张,揭示虞集作为元代文坛尤其是元代中叶文坛"一代斗山"的真正原因。
明代嘉靖年间刊刻的《雍熙乐府》录有〔中吕〕套曲"虞伯生咏十花仙",虞伯生即虞集,元代大德以后的朝中显宦,世称"元诗四大家"之首,又是著名文章家,也是理学人物。明末曲家孟称舜以为"虞伯生咏十花仙"是虞集所作杂剧的一折。晚近戏曲史研究者大抵不予重视,唯有孙楷第先生认同孟说。本文即为讨论这个问题而作。
本论文旨在通过对元代女性墓志铭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把握元代女性的生存与生活状况,以及元代女性墓志铭的文学风格与文体特色。绪论部分对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框架及创新之处进行了概述。第一章研究“外命妇”这一女性群体。主要从“外命妇”的封赠,她们的学识、宗教信仰,以及相夫教子的社会功能方面进行探讨。进而得出外命妇作为妻子是贤明的劝导者,作为母亲是成功的教育者,作为主妇是胜任的管理者的结论。外命妇把这些社会赋予她们的职责内化为自身的内在价值追求,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二章聚焦于“隐士妇”这一女性群体。主要从元代的“仕”与“隐”的情况,“隐士妇”的婚姻选择,以及“隐士妇”复杂的心理状况方面进行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她们嫁为隐士妇是因为父母的崇儒情结,隐士优裕的经济条件,隐士的自愿入赘，以及双方的情投意合。她们在对待丈夫与儿子的人生选择上,多支持丈夫的隐居,但是希望儿子入仕。第三章研究“平民妇”这一女性群体。这里所说的“平民妇”指的是从墓志铭与其他辅助材料中难以看出确切身份,她们既不是“外命妇”也不是“隐士妇”,更不是其他身份很明确的女道士等,我们把这一类女性归到平民妇中去。主要从她们的贞节观念,寡居...
至南宋末，书坛因尚意书风的笔法自由化而积弊难返，书法的审美标准已严重偏离古典传统审美风格的轨道。奎章阁书家群体认同元初赵孟頫预设的书法最高审美理想——“晋韵”书风，他们不仅在书法实践上以回归书法古典传统为己任，还通过频繁的法书鉴藏活动在书学思想层面上对这种复古实践作了理论支撑。本文以复古书风和法书鉴藏为研究视角，将元中期的奎章阁书家作为一个群体进行整体考察，一方面深入研究该群体在回归中国书法古典传统的实践过程中对时代“复古书风”的解读，及其书法实践中的保守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以法书鉴赏品评为主线，重点分析法书鉴藏对该群体书学观形成的影响及其书学退化史观的新变。最终探讨在时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宏观视野下，书法与绘画、诗文之间的互通性，以及该群体在回归书法古典传统上的实践努力与理论渊源对现代书坛的启示。
虞集为元代文学巨擘。其生平之曲折、交游之广泛、对元中期文坛影响之巨大,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迄今为止,学界仅仅局限于文学上对他诗文的内部研究,很少放在元代整个历史环境中去专门论述。本文拟从虞集个人的生平、仕宦、交游出发全面关注元初中期南方士人在元朝的境遇。根据虞集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三个阶段,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虞集的家世、早年经历、人生选择和前期的交游。青少年时期的虞集主要通过游学和与江西故老耆卿的交游,来增长见闻,为将来入仕打下坚实的基础,包括学识和社会网络。第二章,虞集在京师二十年,仕途上并不得志。这一时期的虞集主要与同样来自江南的文人交往,较为重要的如赵孟頫、袁桷、杨载、范梈、柳贯、贡奎等人。在勾勒虞集的交游圈时发现在元初中期的大都,存在一个紧密联系的南方文人圈,他们驰骋清要、翰墨往复、相互援引。对于它的形成原因和社会网络的建构,笔者做了浅显的探究。这一章为本文的主要部分。第三章,经泰定一朝,虞集的仕宦生涯在文宗时达到顶峰。虞集受知于文宗,仕宦显融,但娼嫉者多。虞集入奎章阁,这一时期虞集的交游具有明显的元代之特色,那就是与多族士人的交游,到元中期时,不少蒙古色目士人受汉文...
虞集《中原音韵序》重视规范字声、倡导文律兼美、呼吁雅正风格、重视北曲地位等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礼乐自任"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蒙元统治的特殊背景的双向激发,另一方面与他生长在宋元鼎革之际所形成的宗国之思密切相关。序文还表现了他退出朝局之后的落寞心境,这种心境则要归因于他在朝任职时期所受的毁谤与排挤。
畏兀儿氏沙剌班家族在元顺帝朝的政治作为和表现,前人关注不够。本文依据《山居新语》及传世文献的记载,拟就沙剌班、世杰班父子在罢黜伯颜以及举荐帖木达世为中书右丞等重大政治活动中的态度和影响进行全方位的探析。此外,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元代的畏兀儿人沙剌班是《金史》的编修官之一,其实并非如此。笔者通过研读史料发现,参与编修《金史》的沙剌班又名刘伯温,是张掖人,与畏兀儿人沙刺班无涉,他们两人在元代的经历亦各不相同。
<正>袁桷是元代中期文坛上一位重要的文人。元代大德、延祐间,袁桷与以虞集为代表的"元诗四大家"共事一朝,相互唱和,共同推动了元文坛"盛世之音"的到来。历来谈及元诗,一般均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其它诗人很少被论及,袁桷也少有关注。对这位文人,《四库全书
<正>一一个朝代的文化发展必定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联系着,元朝推行的是民族歧视、压制汉文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自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度。从而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受到草原游牧文化强烈的冲击,尤其是中原文人饱受摧残和伤害,出现了"九儒十丐"、文人出仕无门的报国悲哀现象。此时,本是宋文人士大夫雅好娱乐的琴棋书画便成为元文人的精神寄托,汉文化面对不被国家上层人士重视、并禁止各族人们学习汉文字的恶劣形势,元代书家不得不高唱复古之歌来保卫汉
虞集诗歌主张"宗唐复古",既是出于乡学及师学的诗学渊源,也是时代更替,革新宋诗的要求,更是虞集自身博采众长,亦此亦彼的个人诗学取向的实践结果;具体体现则在于:一是诸体皆备尤长七律七绝,诗歌风格间学李杜,而时有魏晋隐士风度。二是格律精深,法度严谨,对仗工整,注重炼字炼句,自喻汉廷老吏。
张珪,元朝名臣。本文比较、分析了《中书平章政事蔡国张公墓志铭》的两个版本。以墓志铭的制作过程,结合元中后期政治背景,梳理出该墓志铭文本的流传情况,勾勒出张氏家族在元中后期的命运,并认为《元史·张珪传》的史源是墓志铭与元朝奏议档案。
<正>导言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元廷下诏开科取士,颁布的科举程序要求考生依据理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其他两宋理学先驱的经学著作撰文、作答。根据《元典章》收录的文书资料以及士人文集的相关记载,此后十余年间,元廷颁布的学官格例、官学学规,亦比照科举的独尊理学。熟稔理学学说被元朝政府视为理想文官应有的素质,14世纪养士、取士制度表露无遗,一套围绕着理学的完善文官教养体系于焉诞生。正由于官学教育配合着科举考试,而构成一套文官教养体制,我们完全不能低估元朝科举的独尊理学对于学术思想的影响力。已有学者提出,元朝科举的录取人数不过百人,其影响力不应该过分高估。投考科举的举子的数量,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可是,与科举配合、培养生员理学素养的官学教育,并不只教育出科举考生,也产生经由其他途径出
受庐陵刘辰翁的影响,元初江右文人崇尚奇崛、峭厉之风,下者则流于剿袭炫博、以文为事。大德、元祐之际,虞集崛起江右。他力接"庆历、乾、淳"余绪,倡平易晓畅的文风,诗歌则主张"崇唐得古",以雅正为旨归,从而使江右诗文风气为之一变,并深刻地影响了明代的"江右派"乃至馆阁文学。职是之故,清末赣人杨希闵将他列为乡邦诗史"三宗"之一。
<正>虞集,字伯生,号道园、邵庵,元代诗文大家。所撰《道园学古录》五十卷、《道园类稿》五十卷、《道园遗稿》六卷等,为元人传世巨制。然伯生平生所为诗文,"无虑万余篇"（黄溍《道园类稿序》）,遗佚犹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道园学古录》提要"即云:"集著作虽富,
本论文是对“草庐学派”的文学进行的研究。草庐学派以元代著名大儒吴澄为首,故学界往往只视其为理学派别,虽然草庐学派成员中不乏当时文坛、诗坛的领军人物,但尚无学者对该派的文学成就进行深入研究,仅对该学派吴澄、虞集、苏天爵等个别大家的诗文有一定的触及。本文试图在搜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草庐学派的文学主张、代表作家、对元代文学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行梳理,为草庐学派的文学研究做力所能及的基础性工作。“绪论”主要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草庐学派得名的由来、流派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概述了前人对草庐学派文学研究的情况,指出了对该学派文学研究的不足,交代了本论文的写作缘起。第一章“海宇混一下的草庐文人心态”,共分三节,分别从汉法汉治与儒士地位、远被遐荒的教育、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等方面,考察了元代社会情状对草庐学派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章“草庐学派与元代文风”,共分五节。第一节介绍元代文学的一般风貌,使读者了解草庐学派所处的文学大环境。第二节介绍草庐学派的规模与特色。第三节通过对草庐学派文人之序跋中大量的诗话进行疏理,归纳出了草庐学派具有代表性的三大重要诗论,即“理气观与文道合一”、“性其情与诗法自然”、“学识才气与酿...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元泰定元年即随行上都的经筵官虞集在泰定年间以何种身份兼职经筵,以及其在经筵中所从事的具体事务。
虞集题画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是有元一代之冠冕,对元代题画诗的兴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就图景再现、托画抒怀、品赏技法、追思前人等四方面对虞集题画诗的技巧及特色作深入的探讨。
1329年虞集进入奎章阁,成为元代诗坛的核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典雅平和之诗取代前期的故国旧君之叹。1333年,虞集离开奎章阁,随即失去了文坛的宗主地位,以其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走向衰落,他所倡导的典雅平和之诗也逐步被衰世动荡、纵情任性的元末诗风取代。
姚天福神道碑,全称“大元故通奉大夫参知政事大兴府尹赠正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平阳郡公谥忠肃姚公神道碑并序”,是元初名臣姚天福的墓碑。此碑字体端正遒劲,文章流畅,雕工精湛,可谓“三绝”,为山西元代名碑之最。其书者虞集,于有元一代,不仅文章学问冠冕一时,而且是继赵孟頫之后,主张复古思潮,力推魏晋古法的一名重要书家。其清劲雅正的书法风格突出于元中期书坛,是元中期奎章阁书家的重要代表。后人称其书“篆、隶得汉人笔意,行、楷直抵晋唐”,“古隶为当代第一”。然世人对《姚天福神道碑》及虞集都知之甚少,本论文欲对《姚天福神道碑》的文献价值,及其书者虞集的师承交游、书法史观和书法风格等进行探讨,以期填补元代书法史的一些空白。全文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姚天福神道碑》碑文进行介绍;第二部分,从历史上、文学上和书法上三方面来分析《姚天福神道碑》的文献价值;第三部分,对虞集的家世生平、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人格修养进行介绍;第四部分,论述虞集的师承交游和书法史观。虞集在奎章阁的活动以及其与奎章阁成员的交游也是其书法成就的组成部分。虞集师法王羲之,同时取法虞世南、柳公权、欧阳询等,始终“惟古为...
虞集是"元诗四家"的领袖,又是元"儒林四家"、"元文四家"的核心人物,也是元代中期奎章阁学士院的侍书学士。虞集所取得的成就、所具有的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在元代文坛无人能及,堪称扛鼎一代。本文力图从虞集的教育背景和人生际遇出发,精细简要地阐释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社会交游与文化主张,揭示虞集作为元代文坛尤其是元代中叶文坛"一代斗山"的真正原因。
元代诗文大家虞集共创作215篇传记作品,收录在《虞集全集》、《虞集年谱》中,占其现存古文数量五分之一。在蒙古族建立的疆域空前辽阔的大一统帝国之元代社会背景下,虞集的传记作品很深刻地体现出元代多民族性、多宗教性、文化差异等突出特征。本文通过对虞集传记作品进行细致梳理和详细解读,在掌握虞集的传记作品特点的基础上,以其创作传记的社会时代背景和生平交游作为研究切入点,对虞集的传记作品特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共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交待虞集其人及其各类著作的地位和研究现状,引出虞集的传记作品和研究情况,在指出虞集传记的研究价值后,系统地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虞集传记创作理论概述,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元代社会背景的角度切入,联系虞集的史学观念,论述虞集创作传记时存人以观人才、观品节,存史以知世事兴衰的观世理论；二是结合虞集经学家的学术意识,分析其在元代新事物出现的背景条件下讲求“究极本源、研精探微”的考释理论；三是虞集个人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切合的劝讽理论。第三部分论述元代文化与虞集多层次性传主选择。一是在元代宗教文化背景下,论述虞集传记中僧道类传主选择；二是...
虞集（1272—1348）于有元一朝，文章学问冠冕一时，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为“元代四大家”。其书法以隶书见长，与吾衍、赵孟頫并称。本文为虞集书法的专题研究。 本文集中探讨四个问题：首先从虞集以元大都为中心的书画交游圈入手，讨论书画交游活动对虞集书法观形成的重要影响；其次，从思想渊源来看，理学思想对虞集影响较大，虞集在评鉴书法中时有体现；其三，虞集的书法史观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其复古魏晋、取向“精”、“清”、道法宋人的书法史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四，虞集的书法史观与其书法创作相表里，其书法理论贯穿于他的各体书法实践之中，真、行、草、篆皆有法度，隶书堪称元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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