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也先
别名：额森、厄僧
字：
号：
谥号：
性别：男
所处时代：明朝（瓦剌）
国（旗）籍：
出生时间：1407年
死亡时间：1454年（1455年存疑）
祖籍：
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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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太师淮王
学位：
工作机构：
1439
>1446
>1450
>1368年,朱元璋结束了元末群雄逐鹿中原的战乱,从各路翘楚的争霸中脱颖而出,建立大明王朝,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随后出兵攻克大都,驱逐元朝皇室。明朝在经历明太祖、明惠帝、明成祖三朝的恢复发展以及明仁宗、明宣宗父子共创的“仁宣之治”,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败北远走的元末政权退局漠北之后继续与明朝分庭抗礼。正统十四（1449）年,瓦剌也先太师率军南侵,正值盛年的明英宗亲自率军出城作战。同年七月,在土木堡几近倾巢而出的明军由于高层指挥失误、物资供应不足、军士体力透支等原因惨败,英宗也不幸成为俘虏,被迫羁留蒙古长达一年之久,史称“土木之变”（亦称“己巳之变”）。这场惊天巨变使原本蒸蒸日上的明王朝由盛转衰,一度面临迁都南逃的不利局面。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直都有后继王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所以在英宗的儿子宪宗继位后,立即组织史官修纂前朝的实录。但在修纂实录时,发现朝中缺少英宗被俘瓦剌这一年的史料。因此,明宪宗下旨让曾经经历过北狩之事的大臣撰写相关书文上交朝廷,为史官修英宗实录提供资料。在此背景下,袁彬的《北征事迹》应运而生。《北征事迹》是由英宗北狩期间身边的侍从袁彬所著。本部史料记...
公元1368年,朱元璋取代了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在中原的帝位,建立明朝。公元1644年,明思宗朱由检自缢身亡,清世祖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这一时期除了明政权,在中国的北方有蒙古族为中心的政权,在东北有女真族各部。明朝与蒙古族政权、女真各部相始终,直至17世纪初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崛起,整合女真各部,建立独立政权“大金”,并征服了蒙古各汗王,这三部势力最终融合为一个整体。作为承接中国大一统政权元朝与开启中国大一统政权清朝的中间点,明朝与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思想研究尤为重要。明朝作为一个汉族政权,在“中国”认同方面有自身的特点,除了认为自己是中国外,还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与明朝并存的蒙古族政权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元朝的后裔,也认同明政权是“中国”。女真各部的“中国”认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期认同明政府的管辖,自认是明政权的一部分,后期努尔哈赤建立独立政权“大金”,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金朝的接续者。本文以1368年-1644年的明政权、蒙古族政权、女真族各部为研究对象,除绪论、结语外分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对三者的“中国”认同进行分析论证:第一部分对明朝的“中国”认同进行研究,按照明朝“中国”认同...
<正>也先抓获明英宗后如获至宝,感觉整个大明朝都在自己的手心儿里了。有了这样一张王牌,当然要好好用一用。英宗刚刚被俘,为保证自己的性命和安全,也积极配合对方的敲诈。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六日（9月2日）,朱祁镇的车驾到达雷家站（今河北涿鹿县新保安镇）。英宗在这里安排锦衣卫校尉袁彬给怀来守将写了一封信,因为不知道守将的姓名,只好笼统地称呼。
金元之际,契丹人纷纷投效蒙古。归附的契丹人,尤其是其中占多数的契丹军,随蒙古军队征金灭宋,统一全国,为蒙元政权立下了赫赫功勋。契丹军归附后,在蒙古国时期,主要是作为千户制下的军事武装力量,以及北方汉人世侯麾下的武装力量,随蒙古人攻伐金国。自窝阔台派阔端征蜀以来,南下作战成为契丹军发展的主流,在其后蒙哥征宋与忽必烈灭宋的战争中,都有契丹军参与其间,为蒙元王朝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元朝承平之际,契丹军镇戍南方,维护地方稳定,是一股重要的镇戍力量。而契丹军在归附蒙古政权后,其变迁则呈现两个方向:一为随蒙元军队南下,征战、镇戍于南方,进而世居其地,呈现汉化趋势;另一部分则依然在北方原居留地域内,呈现出蒙古化趋势。至元二十一年,元廷又从政策层面确认了这种分化的趋势。整体而言,南下的契丹军较留在北方的契丹军,记载更多,因此事迹更为显著;居留北方的契丹军则因等同于蒙古人之故,因而地位高于南下者。契丹军作为蒙元政权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也是蒙元政权忠诚而又坚定的维护者。蒙古人对契丹军一度很是倚重,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具体情境发生变化,由于在时空上打破了地域隔阂与族群壁垒,契丹军丧失了原有的民族特性,加之...
《两朝平攘录》明诸葛元声著,该书以纪事本末体的形式记述了隆庆、万历年间边疆地区的五件大事。书中对事件的记载十分详细且生动,而且又是较早出版的著作,因此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目前学界对该书虽有引用,但并未有针对文献本身的研究。本论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两朝平攘录》中的蒙古史料“卷一·顺义王”和“卷三·宁夏”为基础,利用历史文献学、史料学的研究理论、观点和方法,对文献进行一次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论文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对该书本身进行整体研究。首先,从社会、地理、史学、出版背景四个方面入手,分析该书的成书背景。然后,介绍该书的版本、撰写目的、成书时间。紧接着,介绍该书的史源材料。最后,借助《滇史》等书推断诸葛元声的生平。二、讹误考订。利用《明实录》《明史》《万历武功录》《万历三大征考》《梅国桢集》《皇明北虏考》《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阿勒坦汗传》等史料从版本、时间、记事、人物四个方面总结该书蒙古史料部分的讹误,并对讹误史料进行考订和分析出现这些讹误的原因。三、分析该书的价值和不足。
<正>小猕猴皮皮爱思考。这不,今天他突然问身边的乖乖兔、笨笨熊:"写一个场景,按先总写后分写的方法比较好,那能不能按先总写后分写的方法去写比喻句呢?"这样的问题,乖乖兔和笨笨熊是回答不上来的。于是,他们又去请教山羊老师。等弄明白了三个小家伙的来意后,山羊老师展示了一段话:"湿漉（lù）漉的马路,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一群放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期,即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学受到古学派挑战,也是徂徕学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本文结合荻生徂徕各阶段的著作,以及徂徕生平、活动的史料,考察这一阶段徂徕学的发展过程,并勾勒出儒学在近世日本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一方面,由荻生徂徕（1666-1728）构建的“礼乐”思想及其经世论,使得徂徕学在江户学界独树一帜。徂徕学的礼乐论包含了三方面内涵:首先“礼乐”处于徂徕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它经常被等同于“先王之道”,即“道谓礼乐者也”。其次,徂徕的“礼乐”是一种可以被实践的教养,通过“礼乐之教”来引导人“成德”,即“先王之四术”,这时“礼乐”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第三,“礼乐”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经徂徕之手,被转化为“祭政一体”的政治理念。需要注意的是,与当时日本社会内部儒者热衷于解读和实践《文公家礼》不同,荻生徂徕的礼乐论绝非是要恢复古代中国的礼仪和条文,而是意在重构日本的道德规范与社会制度。徂徕学派文士们所进行的教育（先王四教）、政治（三代追思）和对外交往活动（与朝鲜通信使之笔谈）,很大程度上是得以此理论为前提进行展开的。遗憾的是,徂徕的礼乐论未能被江户社...
蒙元时期,斡亦剌惕部主忽都合别乞因归附大蒙古国,受到成吉思汗的赐婚,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北元初期,斡亦剌惕人后裔正是瓦剌安乐王把秃孛罗部众的核心成员。北元后期,斡亦剌惕人后裔构成了四瓦剌之一蒙古辉特部。目前,学界对北元时期辉特部历史的研究还很薄弱。在严格意义上讲,本论文不是北元时期辉特部落史,而是以辉特人的视角、活动为轨迹,进一步揭示辉特人与其所处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的关系。论文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探讨辉特部的源流问题。主要涉及四个问题:第一,通过讨论斡亦剌惕、辉特、槐因亦儿坚三者的词源学内在联系,确认辉特部名称来源。第二,考订辉特源流、世系,及辉特与蒙元时期的斡亦剌惕之间的关系。第三,辨析斡亦剌惕与秃绵斡亦剌惕之间的关系。第四,概括辉特先民从忽都合别乞至瓦剌三王时代的历史活动。第二章专门研究了瓦剌三王之一安乐王把秃孛罗的历史活动及其时代背景,主要探讨瓦剌政局变化。马哈木死亡后,贤义王太平主导瓦剌。之后,安乐王把秃孛罗也曾短暂主导瓦剌活动,最终顺宁王脱欢击败其他二王,统治瓦剌。此外,本章探讨了贤义王太平、安乐王等人的卒年,考定了阿剌知院的身份,纠正前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第三章专门研究...
明英宗时期,蒙古向明廷贡马规模极大。无论贡马数量,抑或是贡马频率均为有明以来之最。该段时期贡马规模有三个特点.一,蒙古贡马具有极强的持续性,贡马活动几乎没有中断。二,兀良哈三卫贡马频率高于鞑靼、瓦刺部,但数量远低于后者。三,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贡马呈明显的阶段性,即频率、数量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通过统计贡马时间可发现,明英宗时期的贡马活动严格遵循着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时间规律。贡马马价,为贡马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明英宗时期,明廷按马匹品质优劣将蒙古贡马分成三或四个等级,并据此制定回赐马价。马价回赐内容主要以绢、纻丝、彩缎等珍贵纺织品进行支付。永乐至明英宗时期,马价较为平稳,变动不大。明英宗时期,明廷对回赐马价细节的完善是主题。通过贡马活动,明廷获得马匹这样的战略物资,缓解了境内缺马的状况;同时明廷通过经济羁縻的手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边危机。蒙古各部则通过贡马活动获得生活必需品,并对蒙古内部及明蒙格局产生一定得影响。
土木之变前后,也先曾向明朝提出过和亲要求,一次是通过使臣提及,另一次是向已成为俘虏的明英宗提出欲以其妹事英宗。意在通过和亲获得更多物质利益并为其夺取大汗之位而服务,同时顺应当时蒙古社会各阶层想与明讲和的形势。由于明朝君臣传统的华夷观念,及当时景泰帝和于谦对于瓦剌的强硬政策,明英宗个人出于尽早回归故土和日后史书形象的考虑。也先和亲要求均被拒绝但并不阻挡双方往来交流的趋势。
<正>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于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土木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统十四年六月,瓦剌首领也先大举进兵明境,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劝阻,七月明英宗令皇弟朱祁钰留守,亲率大军出征。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不允许文武大臣参与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
必阇赤是蒙古大汗怯薛的一种,前四汗时期的必阇赤长相当于汗国的行政长官。以必阇赤长为首的必阇赤们构成了行省、中书省的行政系统的雏形。学者们对此已有多种研究。但是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必阇赤制度的去向则不太明晰,有必阇赤出身的官员仕至宰辅,但更多的必阇赤及其后代则在翰林院或在文宗时代建立起来的奎章阁任职。本文主旨在探究必阇赤制度从大蒙古国时期到元朝时期,特别是在元代中后期规范化官僚体制中的发展和表现。全文分为六章阐述,第一章为蒙元朝的必阇赤制度作了一个总体上的概述,定义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怯薛必阇赤,并补充了一些前四汗时期必阇赤的一些人物信息;自前四汗至忽必烈时期,必阇赤在官僚系统中有三大表现,一是大必阇赤行政大权的淡化,二是必阇赤怯薛功能的保留,三是必阇赤文史职能的扩展。第二章首先对脱卜赤颜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主要包括黄金家族的世系和秘密、蒙古传统制度中的约孙、帝训、扎撒,以及功臣事迹。第二节则梳理了中晚期脱卜赤颜的撰者的人物信息,主要有朵来、忽都鲁迷失、阿怜帖木儿,其中阿怜帖木儿有较为清晰的身世信息,他来自一个文书见长的畏兀儿必阇赤家族。第三节讨论了与其同时代的其他三位怯...
明英宗朱祁镇在司礼太监王振的蛊惑下,不听于谦、邝埜等人的劝阻,亲帅大军征讨蒙古瓦剌部落。朝廷派出右都御史杨善、侍郎赵荣带着金银和书札前往瓦剌交涉。
<正>上集序幕旁白:"公元1449年7月8日,元朝残部瓦剌太师也先举兵24万,分四路大举入侵明朝的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区）、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和大同。瓦剌兵锋所向,大明城堡卫所纷纷陷落。7月11日,在山西省阳高县猫儿庄,大同右参将吴浩战死。7月15日,在阳高县阳和后山,三万明军殒命。在掌控朝政的太监王振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不顾群臣劝阻,用不到五天的准备,于8月4日即农历7月16日
克烈部汪罕和也速该交好,互称安达。成吉思汗在复兴乞颜部的过程中,得到了王罕的援助,并与之结盟。后来,汪罕与成吉思汗产生矛盾,以至兵戎相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有不少克烈部人留在其麾下,建立功勋。例如,克烈部人镇海,从成吉思汗共饮班朱尼河水,遂任大必阁赤,尽瘁于三朝元老。本文所述的克烈部人也先不花家族,世代为蒙古皇室效力,颇受重用。曾祖亦鲁忽蛮是汪罕的百户长,之后伯祖怯烈哥带四兄弟投附成吉思汗之后,被委任重要必闍赤长的职位,必阁赤之职也成为该家族的世职。其后代又袭多值宿卫。该家族“四世丞相者八人”。足见,其家族政治地位显赫。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克烈部也先不花家族作全面研究,仅是零星或分散的研究。这不利于了解该家族的整体面貌。因此,本文将从也先不花家族成员的研究入手,试图对该家族的整体情况做个详细的考证,探析其家族在蒙元时期的历史地位。
明代小说《英烈传》，就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为六十回本，属于早期文本，现存《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英烈传》、《英烈志传》三种明代刻本；一为八十回本，今存明刻本《云合奇踪》，明代以后的《英烈传》刻本均为此本翻刻。目前关于六十回本《英烈传》的研究，包括点校整理及其内部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六十回本与八十回本之间的演变等问题，依然存在相当大的空白，有待整理和研究。而针对《英烈传》的早期成书及之后的演变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文本校对的基础之上，通过细致比勘，包括同一系统内部之间的文字校对，以及六十回本与八十回本两种系统之间的比较研究，方可得出客观可信的结论。而这一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相关成果问世。本文主要通过点校整理，分析其内部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六十回本与八十回本之间的演变等问题，并按照文本内容，综合比较六十回本和八十回本两种系统。由此不仅提供出一个相对较好的六十回本《英烈传》的整理本，同时通过整理研究，还可以了解《英烈传》一书早期的成书过程，厘清六十回本和八十回本两种系统之间的演变关系，对探讨《英烈传》的作者问题也不无帮助。
“景泰和议”、嘉靖三十年和议以及“隆庆和议”是明廷与蒙古达成的三次和议,三次和议贯穿于明延与蒙古的不同时期,对明蒙双方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明实录》及一些当时、当事人著述作为主要参考资料,分析比较了明蒙之间的三次和议。文章的主体分为五个部分：一、三次和议中明蒙双方的态度及其对和议的影响；二、和议的主要内容；三、实现和议的原因；四、和议的历史意义及影响；五、小结。其中明蒙双方对待和议的态度及其对和议结果产生的影响、实现和议的原因、和议的历史意义及影响为本文的重点。
明朝初期,在中国北方大漠中分别先后存在有北元和蒙古族其它三个主要政权,即鞑靼、瓦刺、兀良哈三卫；瓦剌,是明代汉文史籍对西蒙古诸部的通称。15世纪前期,西蒙古瓦剌在马哈木、脱欢、也先三代人的经营下,巩固了政治、经济地位,加强了军事力量,统一蒙古及与周围诸族,称雄整个漠北草原。贡赐是明政府和瓦刺政权通过“上贡”和“赏赐”进行经济交流的方式,它既是一种政治关系,又是一种经济关系。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妥善处理与瓦剌的关系,采取了允许其定期入朝进贡、明朝给以丰厚赏赐并可在指定地区开展互市贸易的措施,这样就出现了瓦刺对明朝的贡赐关系。明朝之所以与瓦刺建立贡赐关系,有着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原因；分析这些原因是研究明朝与瓦刺贡赐关系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对15初一16世纪瓦刺使团前来明朝进行朝贡情况的详细的列表分析,归纳总结出瓦剌贡赐的特点及性质等；其次,对瓦刺和明朝的贡赐制度进行了全而的论述。明朝允许瓦剌进行贡赐贸易,看重的是通过经济交流来对瓦剌各部起羁縻作用,以便加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系和控制。同时还想通过朝贡及互市换取边防所需的战马,但客观上却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融合各方面的联系...
本文依据文献史料,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以明朝在不同时期与蒙古的经济交往为重点,研究明朝与蒙古贸易发展的轨迹,探索经济贸易关系对于民族关系及政治关系的影响。文章以明蒙贸易关系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段对明蒙贸易进行论述。其中从洪武到景泰年间,明蒙以朝贡贸易为主的时期为前期；天顺到嘉靖年间明蒙贸易方式的转变期为中期；隆庆以后明蒙以互市贸易为主的时期为后期。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了明朝前期明蒙朝贡贸易情况及少量的边境互市,论述了明蒙朝贡关系产生的背景、朝贡贸易制度的形成及完善、对明蒙关系的影响等。指出明蒙朝贡贸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明蒙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这种贡市一体的制度有很大局限性,最终导致明蒙各种矛盾的总爆发。第二章探讨了明朝中期明蒙的经济交流方式,内容包括天顺到弘治年间时断时续的朝贡及短暂的边境马市；明蒙贸易的一度中断；嘉靖年间私市的盛行；蒙古右翼俺答汗请求贡市及嘉靖三十年马市。其中重点研究了嘉靖三十年马市,认为是明蒙新的贸易交往方式的尝试。第三章重点研究了明朝后期明与蒙古右翼互市贸易情况。对明蒙互市市场、互市状况、互市种类、市场管理制度等进行了研究...
<正>第一章绪论一、关于明代朝贡体制的研究现状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和邓嗣禹就已对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进行考察,费正清提出把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看成是构成"中国世界秩序"的核心,并据此把与中国交往的周边地区划分为——汉字圈、亚洲内陆圈和外圈三部分。可以说,费正清是朝贡问题研究中的发现问
谷应泰主编《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是清人所著明代史中成书较早的一部,比清廷官修《明史》早八十余年。在《明史纪事本末》问世前,《通鉴纪事本末》等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历来不受好评。这是因为它们仅仅依据“母本”单一史料编写,并无新的资料和史实,因此,值得称道就只有体例上的创新这一点了。与之不同,《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料来源突破了以往纪事本末体史书专据“母体”一部史书改编、史料来源单一的局限,在史料运用方面博采众史,用纪事本末体例重新编写了明史。正因如此,其史料价值被学界重视,甚至在明史研究中经常被当作原始资料运用。《明史纪事本末》全书共80卷,明十六朝重大历史事件,基本上均于涵括。它虽不是专门记述蒙古史的著作,但对明蒙关系上的重要事件都有专题叙述。这些专题基本按时间顺序记叙蒙古特别是明蒙之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因史料集中、内容系统经常被研究者利用。因能力所限,本文不能对《明史纪事本末》全部内容进行史料学、文献学的研究。只好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择取有关蒙古及明蒙关系的14卷专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等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试图“以一斑窥全豹”,...
金元时期的石抹也先家族是可考的最后见诸记载的奚人家族,从金代的石抹库烈儿到元末的石抹宜孙,其家族八代有着详实的历史记录。元代还有另外一个奚人石抹氏家族——石抹扎剌儿家族。
本文拟通过对明蒙通使关系的研究来探析明蒙关系,研究双方的政治、经济及各方的内部斗争,以及双方在“外交”斗争中采取的策略。本文侧重于有明一代明朝与蒙古的通使关系,双方相关机构和使臣、使团的构成及性质、通使的背景及派遣或中断的原因等,深入挖掘资料,发现细节。同时,将明朝与蒙古通使与明朝其他蕃国通使作比较,指出其在各方面的不同之处。既从纵向深入考察,又作横向之比较,以把握明蒙古通使的特点与规律。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明蒙通使关系总论,梳理了明蒙通使概况以及归纳了明蒙双方的使臣接待制度。明朝遣使由积极主动走向消极被动,最终停止向蒙古派遣使臣,对蒙古使臣由积极招徕走向消极应付,对其限制逐渐增多,甚至一度断绝与蒙古的使臣往来。第二章分析了蒙古使团的构成及分类、使臣身份、贡道及入贡凭证。第三章分析了明朝使团的组成,使臣身份、待遇及经济活动等。第四章围绕明蒙通使关系重要转折点的“土木之变”,对其前后的通使关系进行梳理。
《皇明北虏考》是明人郑晓撰著的一部当代蒙古史著作。记事始洪武元年（1368）,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记事贯通明朝十二帝,按年、月记述了其间的蒙古史事和明蒙之间的往来关系,包括明蒙双方的致书、征讨、朝贡、封王及蒙古的社会状况、首领世系、汗位更替、部落驻地等,可以说是明人撰著的第一部有头有尾的当代蒙古史著作。本文评析了《皇明北虏考》的史料价值,主要是将该书与同类史书,特别是蒙文史书进行比较,评析其史料价值。
<正>1.羞耻在明英宗朱祁镇的记忆中,1449年秋天是他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日子,即便是头顶九月朗照的秋阳,让他一回想起来也满是肃杀的寒意。以万乘之躯,集大明朝鼎盛之际之国力,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竟然落败于一小小的瓦剌部落,自己也做了异族的俘虏,这不能不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陷入深深
贵族联姻是两个不同的贵族集团或贵族政权之间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结成的一种姻亲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策略,贵族联姻在古代社会的政治交往中被广泛采用。卫拉特蒙古政权为了协调好自身的内外关系,也采取了贵族联姻的策略。而这里说的卫拉特贵族是指各阶段的卫拉特执政者、首领等统治阶级上层,这其中有卫拉特蒙古贵族与蒙古黄金家族间的联姻,有卫拉特蒙古各部贵族间的联姻,还有卫拉特蒙古贵族与其他民族权贵间的联姻等形式。这些多种形式的贵族联姻,有的是出于对某种从属关系的认同,有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政治联盟关系,有的则是一些权宜之计或阴谋。卫拉特蒙古贵族的联姻,酿就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悲喜剧,留下了众多真假难辨的历史传说,更形成了褒贬不一的历史争议。卫拉特蒙古贵族的联姻史,充斥着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政治理性与婚恋感性的情感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本文以相关史料为基础,以部族或个人为单位,按照时间顺序,对卫拉特蒙古贵族各种形式的联姻进行考析,以揭示卫拉特贵族联姻的目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论文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章节:一、绪论部分,主要概述卫拉特贵族联姻策略这个论题背景,学术界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论题的学术价值与现...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刺南下,于土木堡俘虏明英宗,明军大败。这是继“靖康之难”后再次出现的中原皇帝被异族政权俘虏的大事。围绕明朝迎复英宗与瓦刺送还,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冲突、使臣交涉,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南归,结束“北狩”生活。这既是明朝中央权力转移、朝臣经世思想变更的过程,也是瓦刺内部矛盾显现、经济依赖明朝供给的反映。英宗南归后,景泰、天顺年间,明朝内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对蒙政策上,也以“土木之变”为鉴,日趋保守。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料,结合当朝和后世出现的私人著述、官方史料,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涉及“土木之变”的若干问题,澄清相关史实,力求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了也先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通过分析事变爆发的背景形势以及相关史料的成书背景和渊源,对“朝贡矛盾”和“结姻不成”做进一步分析；第二章对“土木之变”的过程做了梳理,通过对明朝重要边城失守、明军仓促出战、明军行军路线等的阐述,分析了明军失利的原因；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围绕迎复英宗出现的使臣派遣、军事冲突。景帝即位之初,派遣使臣只言报聘,不及迎复,瓦剌以为英宗“...
本文从训诂学、语源学的角度对《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版）中王先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近人对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王先谦多从生平、刻书、思想、政治等角度进行广泛地研究,很少有人从训诂学角度进行系统地研究。作为声训开山之作的《释名》,它汇校补注最好的注本是《释名疏证补》。而最新的相关著作中,大都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释名疏证补》。因此从训诂学、语源学角度重新审视王先谦的研究,对促进湖湘文化研究不无裨益。本文共分四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简略介绍王先谦以及《释名疏证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同时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任务、意义以及本文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旨在分析、归纳《释名疏证补》中王先谦的汇校、补注。并通过对书中汇校和补注的形式和内容的分析,初步总结王先谦研究的方法。第三章基于王先谦在《释名疏证补》中新系联的同源词,从语源学角度探讨他研究的成就与贡献。王先谦在《释名疏证补》系源和推源中,补充理据,探求语源,并新系联部分同源词,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新系联的异词同源词显性和隐性同源词中。第四章总结《释名疏证补》汇校补注的价值,并分析王先谦研究由于音韵学发展历史局限带来...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举朝震惊。对也先发动此次战争的原因,诸多史料记载不一,后人的看法亦有歧异。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事变爆发的背景形势,探讨重要史料的成书背景和渊源,认为朝贡矛盾是促使也先挑起战争的主要原因。至于"结姻不成"一说,虽有史料记载,但通过分析它们的编纂背景以及对比其他著述,本文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可信。
明蒙关系是明代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明蒙朝贡体制作为明蒙双方交往的桥梁,反映了明蒙双方关系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通过明蒙朝贡体制下的两次冲突事件——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的原因、经过、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对两次事件的本质和明蒙朝贡体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是与明蒙朝贡体制息息相关的两次明蒙冲突,其爆发原因与明蒙双方在朝贡体制运行上的失误密切相关。把这两次事件置于明蒙朝贡体制长期运行的大背景之中,可以得出明蒙关系密不可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逐步融合的结论。
近代以来不少著作,在述及梁漱溟家族先世时,大都认为其家族元代的一世祖梁虓（蒙古名也先帖木儿）就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孙营王（最初封云南王）也先帖木儿,所以其家族系出蒙古皇族贵宗。笔者在梳理《梁氏世谱》相关记述的基础上,结合对元代云南王世系的考证,得出结论认为梁虓（也先帖木儿）与元代营王也先帖木儿其实只是蒙古名相同,并非同一人,梁虓（也先帖木儿）很可能是兼取了蒙古名的汉人。
《四夷考·北虏考》是明人叶向高撰著的一部蒙古史,也是明人系统记述有关蒙古史事的重要的专题著作之一。记事始洪武元年（1368）,迄隆庆末（1567-1572）,记述了其间的蒙古史事及蒙古与明朝的关系。明朝末年,社会动荡多变、纷乱复杂,为此,叶向高撰《四夷考》作为其处理边疆事务的指导。由于作者位居枢要,闻见博洽,所以该书取材丰富,颇受人们重视。然而,重视不重用,学界在发掘利用明代汉籍蒙古史料时,或取《明实录》、或取郑晓《皇明北虏考》,在利用《四夷考》的资料方面下得功夫甚少,而对其本身的研究则更不用说了。《四夷考》因涉及女真,曾被清朝列为禁书,从而影响其流传。现主要有万历间刻本、《颜宝堂秘笈》续集本、民国文明书局印本。《四夷考·北虏考》的史料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史料来源,其史源文献主要有《明实录》,明代时人著述诸如《皇明北虏考》、《殊域周咨录》、《北虏始末志》、《庚戌始末志》、《俺答前志》与《俺答后志》等,以及明臣奏议和内阁所藏档案。同其它文献一样,《四夷考·北虏考》也存在颇多瑕疵,给世人的使用造成不便,如时间错乱、记事错误等。以其它文献相佐证,考订其错误。明人记蒙古的专题著述不少,除《四夷考...
<正>时间现代地点东海某海滨城市人物吴美娟中学语文教师,五十三岁马也先某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五十五岁,吴美娟的丈夫马晓明大学毕业后刚工作,吴美娟的儿子李娜马晓明的未婚妻彩云吴美娟的同事,好友李格文李娜的父亲,马也先的同事
本文在前人搜集介绍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搜集调查,通过文献比勘和历史研究,阐述清初三史翻译的心理文化基础及翻译人员的生平事迹,解析《元史》满蒙译文的编译特点、史料取舍及和蒙古文献的相互影响关系。全文由研究篇和资料篇两大部分组成,研究篇分三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论。资料篇是《元史》汉、满、蒙古三种文本的校勘集注。绪论,介绍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选题意义、研究概况及研究方法。第一章,历史研究,分三节,阐述三史翻译缘起、翻译过程及翻译人员的生平事迹。细察《清世祖实录》,利用《实录》所载历史信息大体刻画查布海、能图、叶成格及杜当、索纳木、塞棱等人的生平事迹。第二章,文本研究,分四章,介绍《元史》满蒙译文的版本,探索《元史》满蒙译文的底本,解析译文的编译特点及史料取舍,并揭示和蒙古文献的关系。满蒙译文的编译特点、史文编排及加注项目和汉文《元史》大为不同。满蒙《元史》在编译体例上彻底打破汉文《元史》的纪传体例,完全按照编年体例编排史文,所以在文序上焕然一新。满蒙《元史》在史料取舍或内容结构上以皇帝本纪为主线,参以志表列传的内容,尤其大量采译人物列传,从而达到基本勾勒历史概貌的效果。《元史》满蒙译文太祖朝部...
元裔脱脱不花汗不仅与权臣脱欢、也先分营而治,还能不顾权臣的干涉,单独与明朝频繁往来;他在异姓贵族威胁的情况下,派己弟为右翼蒙古的吉囊,试图恢复元朝设"晋王"的官制,并自择汗位继承人。这些举动在脱脱不花之前的北元蒙古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与前代多位大汗相比,脱脱不花不仅在位时间较长,而且有很多建树,可以说是此傀儡非彼傀儡也。
《皇明北虏考》是明人郑晓撰著的一部当代蒙古史著作。是其所撰纪传体明代史《吾学编》中为北方蒙古所作的传记。记事始洪武元年（1368），迄嘉靖二十九年（1550）。记述其间的蒙古史事及蒙古与明朝的关系，是明人有关明代蒙古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论文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该书之史料来源，评述其史料价值。主要论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郑晓与《皇明北虏考》，考述作者的生平、著述与《皇明北虏考》的成书。二、探索《皇明北虏考》史料来源，认为《皇明北虏考》的资料来源，正德以前资料主要取自明实录，兼采时人的著述及大臣文集、奏疏等；嘉靖年间记事的资料是直接源于当时的兵部档案、情报，时人著述、名臣疏奏及作者的闻见。三、评述《皇明北虏考》的史料价值，主要是将该书与同类史书，特别是蒙文史书的比较，同时引述后代研究者的研究利用，评价其史料价值。
公元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入蒙古，在蒙古地区生活了一年时间，经过明蒙之间的曲折交涉，于1450年南归明朝。历史上称之为明英宗“北狩”事件。记述明英宗“北狩”期间事迹的资料，有李实《北使录》、杨善《使虏记》、袁彬《北征事迹》、哈铭《正统临戎录》、《正统北狩事迹》等五种直接记载，是研究明英宗“北狩”事件的第一手材料。此外有史官刘定之的《否泰录》，也是研究明英宗“北狩”事件的基本史料。这几种文献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官修《明英宗实录》时，有关明英宗在蒙古期间的史事，多采信以上几种著述。李、杨、袁、哈、刘之书及《明英宗实录》中关于英宗在蒙古期间的记事，是此后历代记述明英宗“北狩”史事的史源。
郑晓，字室甫，号淡泉，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所著《吾学编》开了用纪传体撰写当代史的先河，同时他也是明代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记载了当时与明王朝有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各个民族及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的学者。本文重在把郑晓的主要著述与明朝中后期时存在的少数民族史料相对照，较为系统地考证了郑晓著述中有关少数民族史料的记载，凸显出郑晓的民族史学的价值，以便人们更为全面地了解郑晓对史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从而有利于更为客观地评价郑晓在史学上的地位。文章首先简要叙述了郑晓的生平，着重考证了郑晓一生的著述，通过与现在所能见到标为郑晓所著述的文献作比较，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郑晓的主要著述，使我们对他的著述有一个更为清晰地认识。诸如关于《吾学编》，我们得知嘉靖二十年他开始编著《吾学编》，嘉靖三十五年由于李默事件他烧毁已著述的《吾学编》，幸得家人抢救，保留了一部分初稿，后来经过他的补编，以《吾学编》问世。还有一部分经郑晓的后人整理编排，以《吾学编余》问世。又如《今言》，现在我们见到的版本一为《今言》，一为《今言类编》。通过详细比较发现，《今言类编》是在《今言》的基础上，通过对《今言》...
答言罕收服右翼三万户，是答言罕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之一，也是元裔蒙古收回蒙古汗权，置诸部于自己子孙统治下，重建蒙古封建统治秩序的关键之举，在明朝蒙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归纳、辨析史料，对这件大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进一步的考述，并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认识。全文分为四部分：前言；一、元裔蒙古重振汗权的历程；二、答言罕收服右翼三万户；三、对答言罕收服右翼三万户几个问题的分析认识。
<正>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日,因与大明发生贸易摩擦,蒙古汗国决定诉诸武力,分兵四路向明朝发起进攻。七月十四日,明英宗接到边报后,决定亲征。他指定主要大臣从行,安排异母弟（成阝）王朱祁钰"居守"。次日,英宗率在极短时间内调集的二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从京师出发,前去征讨犯边的"虏寇"。此次出征不幸失败,英宗本人也在
<正>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日,因与大明发生贸易摩擦,蒙古汗国决定诉诸武力,分兵四路向明朝发起进攻。七月十四日,明英宗接到边报后,决定亲征。他指定主要大臣从行,安排异母弟（成阝）王朱祁钰"居守"。次日,英宗率在极短时间内调集的二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从京师出发,前去征讨犯边的"虏寇"。此次出征不幸失败,英宗本人也在
本研究以明朝与蒙古的双边政策和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体制为中心，探讨明蒙关系发展演变问题。 正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明朝对蒙政策和蒙古对明政策。文章以土木之变和俺答封贡为限，分为明前期、明中期和明后期三个阶段进行论述。明前期明朝对蒙政策中论述了洪武时期的对蒙政策，包括统一全国战略下的军事攻伐和政治诱降政策，对峙局面下的北边防御政策，对降附蒙古人的安置政策；永乐时期对蒙政策，主要谈其封贡互市政策及对北边防御体系的调整；仁、宣以来对蒙政策主要是安抚和防御，即一方面继承永乐封贡政策以羁縻蒙古，另一方面进一步收缩北边军事防线，加强防卫。明中期明朝的蒙古政策日渐走向消极保守，转变为一种固守应付政策。明后期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贡市和战守互相结合的政策；其二是宗教文化政策。 在论述明朝对蒙政策的同时，文章也相应探讨各个时期蒙古对明朝的政策。明前期北元君臣的对明政策中分别谈大汗和权臣对明朝的不同态度和政策：元朝灭亡后，北元君主始终与明采取敌对态度，政治上不承认明朝合法地位，而仍以正统自居；军事上不时南下，抗衡明军。蒙古贵族权臣比大汗有着更为灵活务实的态度，他们向明朝俯首，目的不...
<正> IBM公司在高端服务器的技术上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他们往往能够在客户需求出现之前就准备好相应的解决方法。早走半步随着FTP、WWW、E-Mail等各种服务的普及,网络服务器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一个较大规模的公司动辄启用上千台服务器已经
<正>（一）"淮王":隐含"监国"大约正统四、五年（1439、1440）间,瓦剌脱欢去世,子也先嗣位。正统五年十一月,也先首次入贡明朝,次年正月,明给瓦剌使臣的敕书,称也先为"太师淮王",并说"太师继承祖父爵位,恭事朝廷"云云。马哈木、脱欢自称"太师",史有明文,也先"淮王"一衔是否亦由父祖承袭,没有证据。但不管怎么说,也先在继脱欢为太师之初,即有"淮王"头衔。
<正>（一）"淮王":隐含"监国"大约正统四、五年（1439、1440）间,瓦剌脱欢去世,子也先嗣位。正统五年十一月,也先首次入贡明朝,次年正月,明给瓦剌使臣的敕书,称也先为"太师淮王",并说"太师继承祖父爵位,恭事朝廷"云云。马哈木、脱欢自称"太师",史有明文,也先"淮王"一衔是否亦由父祖承袭,没有证据。但不管怎么说,也先在继脱欢为太师之初,即有"淮王"头衔。
“土木之变”与回回人马建春＂ＭｕｔｉｎｙｉｎＴｕｍｕ＂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ｉ－ｈｕｉｐｅｏｐ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Ｊｉａｎｃｈｕ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ｕｔｉｎｙｉｎＴｕｍｕ＂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Ｍｉ...
<正>也先,又译额森、厄僧等,是明代蒙古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曾经联结东西蒙古诸部,巩固两翼,拆除明廷的“西域屏障”和“辽海藩篱”,并挥戈南下,大败明军,俘获英宗,威震中原。对于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数百年来,在双重正统观念（黄金氏族正统观念及汉族等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下,其形象往往是被歪曲的。在具有浓厚的成吉思汗系黄金氏族正统观念之封建史学家看来,他是“叛逆”、“篡位者”;在汉族等统治者的眼里,他是“诡诈百端的虏首”、“杀掠犯境的逆贼”。因此,到底如何评价也先,成为五个世纪以来的悬案。究竟哪些方面应予以肯定,哪些方面又该予以否定?目前在史学界尚有分歧。笔者认为,综观也先戎马倥偬的生涯,论析其功过,他应是蒙古史上有作为的首领,完全可以与达延汗等同样彪炳青册。为说明此点,笔者主要从其巩固东西蒙古的统一,打破传统观念和排除习惯势力的障碍,成为非黄金氏族的蒙古大汗;对瓦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土木之役后及时达成景泰和议等三方面进行考察。
<正> 也先,又译额森、厄僧等,是明代蒙古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曾经联结东西蒙古诸部,巩固两翼,拆除明廷的“西域屏障”和“辽海藩篱”,并挥戈南下,大败明军,俘获英宗,威震中原。对于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数百年来,在双重正统观念（黄金氏族正统观念及汉族等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下,其形象往往是被歪曲的。在具有浓厚的成吉思汗系黄金氏族正统观念之封建史学家看来,他是“叛逆”、“篡位者”,在汉族等统治者的眼里,他是“诡诈百端的虏首”、“杀掠犯境的逆贼”。因此,到底如何评价也先,成为五个多世纪以来的
瓦剌脱欢统一蒙古,但不得不拥立脱脱不花汗。也先的最终政治目标是取代黄金家族,成为蒙古大汗。为此他东征西讨,发动了1449年的对明战争。土木之变是明军不战自溃。北京围城不下,则蒙古内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君臣终于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汗败亡。也先称汗,但他无法解决造成封建割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而为人又心胸狭窄,荒于酒色,终于兵败被杀。
<正> 风云一时的明代蒙古可汗也先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有关历史论著中.他的事迹或者作为蒙古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叙述,或者在论及明朝政治腐败而招致外患和称颂于谦保卫北京之功时被提到.那么也先曾经成功地统一了蒙古而后却遽然失败、他与明朝的通贡贸易在突然演变为一场大战之后又立即恢复了和平,其原因究竟如何?怎样来评价他的骤然沉浮的一
<正> 正统十四年（1449）,明统治者与蒙古瓦刺贵族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处于紧张状态,双方之间发生了两次大的军事冲突。到景泰元年（1450）,明统治者与瓦刺贵族即达成了和议,蒙汉关系又重新和好。对此,历史上曾作过一些评述。王鏊《震泽长语摘抄》云:“英宗北狩蒙尘,虏人悔祸旋奉驾归,此自古之所无也。”①然而,在谈到达成和
陇山左右,即大六盘山南段的陇山东部和西部地区,亦即金代京兆府路、鄜延路、庆原路、凤翔路、临洮路辖境。在陇山左右已知的11口金代大钟内,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6口,就其铭文记载的女真人做一分析,进而证明女真人在陇山左右活动的历史事实。陕西省岐山县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所列人物众多,跨越历史漫长。虽然岐山完颜氏四世祖完颜也先帖木儿、五世祖完颜福得等人在洮岷地区的活动见诸岷县地方志乘,但是多数完颜氏族人依然以赐姓王氏行世而不署原姓完颜,因此其女真遗民的真实身份亦不易被察觉。岐山完颜氏的活动集中于洮岷地区,又不局限于洮岷地区,甘肃平凉、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同样也有。岐山完颜氏与汉、吐蕃、蒙古、女真、契丹等多个民族建立了婚姻关系。宗族关系方面,虽然陕西岐山、甘肃泾川的女真遗民皆姓完颜,但是岐山完颜氏绪出女真朮虎部落,泾川完颜氏绪出女真完颜部落,二者族源相同,祖源不同。甘肃省榆中县女真遗民汉氏祖先原活动于燕山以北地区,金元之际进入中原地区,明代洪武初年改姓汉氏,并于弘治末年迁居榆中。因为明代初年禁止胡化的文化政策,使用文化符号意义分外明显的女真复姓“蒲察”的榆中蒲察氏族人于是以“蒲”为姓。
本文主要对于谦题材系列小说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涉及作品为《于少保萃忠传》（七十回本）和《于少保萃忠全传》（四十回本）,主要从《于少保萃忠传》的文本生成、版本变迁、人物形象类型、艺术特征、对后世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研究史料笔记对于《于少保萃忠传》文本生成的意义。本章通过比较《于少保萃忠传》凡例所列史料笔记与相应小说情节,考察作者对史料笔记与小说虚实关系的处理方式。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对史料笔记或照搬照抄,或将其改头换面,进行加工改造。第二章主要探讨《于少保萃忠传》的文本变迁。《于少保萃忠传》分为七十回本与缩编版四十回本,从诗词韵语的大量堆叠到小说情节的紧凑流畅,其变化不仅体现在情节方面,也体现在小说的“副文本”之中。七十回本是小说最早刊行的版本,但更为流行的却是四十回本。本章通过比较两大版本系统的异同,分析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第三章分析《于少保萃忠传》的人物形象类型。《于少保萃忠传》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主要分为三类:以主人公于谦为代表的忠义之臣,以王振为代表的奸佞之臣,以英宗、孙太后为代表的帝王后妃形象。从历史到小说,从小说到笔记,探究其人物形象类型,有助于我们...
<正>"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明史·鞑靼列传》内讧迭起公元1450年八月初三,瓦剌首领也先将英宗皇帝送还北京,结束了与明朝的战争。此举大约也不出乎时人意料。早在一年之前,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就听到了辽东传来的流言——瓦剌以兵三千送英宗返明。为此,朝鲜朝堂上还发生了一场派去北京的"朝天使"究竟该用英宗的"正统"年号还是代宗的"景泰"年号的争论。
<正>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升任兵部尚书,他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战备,粉碎瓦剌骑兵的进攻。正如《大明一统志》记载北京形势所说,京师"左环沧海右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天下"。宣府、大同乃京师之屏障,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白羊口乃燕都之咽喉。
<正>烟冥露重霜风号,声悲色惨侵征袍。残阳如血,战后的疆场伏尸遍野,血流漂杵。不计其数的战死者中,包括两位大明勋贵——西宁侯宋瑛与武进伯朱冕。这是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五日,大同城东北部的阳和。不久前,也先率瓦剌骑兵进犯大同的军报传入京师,英宗下旨从京营调拨精锐驰援。七月中旬,京营部队与大同守军联合行动,在大同总督军务宋瑛、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将领统率下,明军开出大同城至阳和（今山西阳高县）,与瓦剌军也先部发生激战。此役十分惨烈,
林梅村先生所著《蒙古山水地图》一书,据称所依据的是从日本回流的原明宫廷所绘制的一幅地图。林先生判定这幅图叫做“蒙古山水地图”。这个名字来自图背面的题签,题签为民国尚友堂商人所题,并不附带任何如此称名的依据说明。林先生在书中判定该题签所题就是该图原名,并且将自己的这本著作的也定名为《蒙古山水地图》。另外,林先生判定这幅地图的绘制年代在明代嘉靖三年到十八年之间。因为该图以嘉峪关为起点向西伸展,这就相当于提出一个看法:在嘉靖前期明朝人的意象中,蒙古各部皆在嘉峪关以西。然而纵观嘉靖中期以前的蒙古各部,其主要活动区域在长城沿线以北。自永乐至正德时期,蒙古的驻牧地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动。第一次发生在永乐时期,由于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加之鞑靼部和瓦剌部互争雄长,导致这一时期鞑靼、瓦剌的驻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二次发生在土木之变前,在脱欢、也先父子的努力下逐渐统一了蒙古草原,使得蒙古各部的驻牧地再一次发生大规模变动。也先死后,蒙古再次陷入分裂,这种连年不息的战争状态一直持续到达延汗时期。达延汗在恢复了大汗对东蒙古的统治之后,对领地进行了重新划分,这是第三次变动。在嘉靖前期,蒙古鞑靼部分为六个万户,驻牧在从...
《韩非子集解》是晚清《韩非子》集大成之作,汇集了从先秦至清代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是对前贤研究成果比较全面的总结。本文主要从校勘、注释两个角度切入,分析其校注条目所用方法及内容,并将同时代《韩非子》的校注之作与之对照,来探求《韩非子集解》的校注特色与其在韩学史中的地位与意义。本文第一章设立“清代学风与《韩非子集解》的成书”,内容循序渐进,先是从整个晚清子书整理的风气入手,以明《韩非子集解》的成书背景;然后通过考察王先慎的生平和学术成果,究其作《集解》的原因。笔者主要从王先谦对其学术启发与他自身的学术觉悟两方面分析《集解》成书的原因;最后,探析了《韩非子集解》的编撰体例与版本依据。第二章是《韩非子集解》校勘研究,通过研究其所用校勘方法、所重校勘内容,力图探求其校勘特色,分析其校勘不足。王先慎善于运用他校法和综合校勘法,注重校字、衍、脱等,形成了属于其独有的校勘特色。王氏注重异文材料,为了使校勘结果更精准,在众多材料中,选取有校勘价值的进行文献互证;并且他会依据不同文章的性质与内容,有针对性的选用材料;学术态度严谨,对自己无法解释的内容,留有存疑。而关于其校勘不足,笔者也作了简略地论述。第三...
本文选取明代江西籍宰辅笔记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明史》宰辅年表中所记明一代宰辅,对八位江西籍宰辅的十种笔记作品进行研究。笔者以《中国古籍总目》为依据,梳理、介绍本文研究的江西宰辅笔记存世版本、馆藏情况及笔记内容提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分析笔记中记录的明代科考轶事,考察明代科举取士背景下文人生活与文人心态。根据笔记中有关山林大儒言行举止的记载,对明代江西讲学之风盛行背景下,明代官方对山林思想的态度以及朝中文臣心态进行关照。在政治方面,通过宰辅笔记对成祖北伐、英宗“北狩”、“夺门之变”等重大史实的记载,探析笔记创作者在记录时的史臣意识和史臣心态,以及笔记中反映出的成祖、英宗等帝王心态和政权更迭背景下的明代官场生态。在文学方面,台阁体是兴盛于明代前中期的庙堂文学,在当时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以台阁盟主杨士奇为代表的江西宰辅群体的作品在台阁体中具有代表性。考察宰辅笔记,可以补充对台阁体的研究。笔记中所记载的一些事件带有传奇色彩和志怪成分,具有政治教化和劝惩的作用。笔记中记录的掌故轶事,塑造了众多独具性格、真实鲜明、立体丰满的帝王、后妃以及臣子形象。
本文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鐫曾元贊書經發穎集注》（以下簡稱《書經發穎集注》）的標點、文字處理和校勘等整理工作,第二部分則是在點校整理的基礎上所做的研究。《書經發穎集注》作爲一本典型的坊刻科考用書,一方面,其題識和攀扯名士以爲作者的做法,都體現了當時坊刻科考用書爲了達到宣傳效果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其解經體例有很大的代表性,存留了明代科考方式的影響痕跡。它獨特的版本價值和思想史價值大大超出了其作爲“科考用書”這一身份的限定。第一部分的整理工作以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題名曾楚卿著、莊奇顯訂的六卷《新鐫曾元贊書經發穎集注》爲底本,以南宋淳祐十年（1250）上饒郡學呂遇龍刻本《書集傳》、明正統時期内府刊本《書傳大全》、明嘉靖二年（1523）贛州刻巾箱本《書經集注》作爲《書經集注》部分的校本,並附校記。第二部分則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在明代科舉制度影響下建陽坊刻的情況,其中以《書經發穎集注》的刊刻商龍田劉氏忠賢堂爲主要探究對象,並以題名和題識爲切入點,對撰者提出了質疑;二是《書經發穎集注》的解經特點,作爲科舉用書,該書分爲上中下三欄,涵括了《書經集注》、主意、講、鈔解等各個層次的内容,...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金蒙交際數十年間的“長城邊緣帶（漠南山後）”歷史。自成吉思汗於1211年攻入這一地區後,這一地帶就一直處於被征服以及重構的過程之中。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部分:本章主要考察了大蒙古國入據之前金帝國在這一區域內所施行的統治制度以及活躍在這一“邊緣地帶”中的邊民群體的成分、活動軌跡以及他們與金廷的關係等。通過研究,我們籍之對金朝在這一區域内所施行的統治政策、制度及其沿革流變等方面有了一個較為詳盡的體認。政治、經濟的二元乃至多元性是金帝國在這一地區的主要統治特色。第二部分:本章節主要就大蒙古國進入這一區域後所發動的一系列征服活動進行了再研究。文獻的零散性與各類記載的矛盾性致使金蒙之間所發生過的若干戰事及其發展過程晦暗不明。本文通過勾稽爬疏各類文獻資料,對在這一邊緣區內,於二者之間所進行過的若干戰事的發生時間、地點、進程以及參與戰事的人員等情況進行了詳盡的分析與考證,繼而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觀點。例言之,本文通過對比分析相關史文記載,認為成吉思汗親自率兵攻金的時間在金大安三年（1211,即元太祖六年）七月,而澮河堡戰役發生的時間在金大安三年（1211,即...
<正>一、当战争成为儿戏元朝灭亡之后,蒙古人只得退回旧居,并就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个部分。其中,瓦剌居于西部,实力最为强大。到了正统年间,他们已经控制了鞑靼和兀良哈,基本统一蒙古三部。正统四年（1439年）,贪婪狠毒的也先继承汗位。瓦剌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与明廷叫板。他们不时南下,掳掠边民,抢劫财物。
明朝与朝鲜在立国之初确立了宗藩关系,两国关系的发展虽有波折,但大体上是友好的。朝鲜作为藩属国,对宗主国明朝十分重视,明朝亦将朝鲜视为来朝国家的典范。因此,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双方都对彼此保持关注。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7月,蒙古瓦刺部大举南下进兵明境,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反对,御驾亲征。8月于土木堡被俘,史称"土木之变"。该事件的发生导致明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也引发了周边国家特别是朝鲜对此事的关注。本文试图在明朝发生"土木之变"这一事件的特殊背景下,围绕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对上国情报的搜集情况及做出的一系列反应和对策,以及明朝对朝鲜的戒备与要求来考察明朝与朝鲜间的交涉,从而探讨特定时期明朝与朝鲜关系的实态。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本章节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研究目的、意义,国内外有关本论题的研究现状,以及选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主要论述"土木之变"前明朝和朝鲜的内外局势。本章主要对"土木之变"前明朝和朝鲜的政治局势及两国的关系状况进行论述,是本文研究主题的历史背景。第三章主要分析朝鲜对蒙古瓦刺进犯明朝的反应。本章对蒙古瓦刺进犯明朝的情况、朝鲜对瓦刺进犯...
《韻略易通》成書于正统壬戌（1442）,《韻略匯通》成書于崇禎壬午（1642）年,两书相差两百年。《韻略易通》與《韻略匯通》之关係,畢拱辰在《韻略匯通·序》中作了如下陳述:正统中,蘭止菴先生編《韻略易通》一書,汰繁歸简,披覽如列眉,嘉惠后学甚殷。吾莱宿太僕二山先生付之剞劂。二東人士家傅而户購之;見南中亦有刻本,謂之《山東韻略》。壬申歲,遼左叛逆圍莱,原板散失,每用惋惜。今秋余持冀宁節,詰戎之暇,撿得原帙,僭為分合刪補。较原编更定者,什之四五,具悉《凡例》中。期於简便明備,為童蒙入門嚆矢。稍易其名曰《韻略匯通》。1前辈學者对《韻略匯通》十分看重,盛讚畢拱辰的"毫不客氣" 2,有"創造的精神" 3。畢拱辰所作序文是否實事求是?前辈學者对《韻略匯通》評價是否公允?针对以上問题,本文選取《韻略易通》高岐本和《韻略匯通》初刻本為研究对象,運用比较的方法,通過细緻的比较,對两書之间的關係进行重新審視。論文十五萬八千余字,分為以下幾部部分:第一章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選题意羲、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对蘭茂《韻略易通》及畢拱辰《韻略匯通》的概況進行簡要述述說。主要包括:作者生平、成書及傅世版本、先行...
本文以《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为基本史料,再辅以其他相关史料及资料,具体统计从明朝建立至俺答封贡（1368—1570）200余年间明朝与蒙古之间战争的时空分布情况,然后作出相应的时空分布图表。据此系统论述了不同时期明蒙战争时空分布所呈现的某些特点,并对其进行原因分析。在时间分布上,土木之变前明蒙之间的战争由洪武永乐时期的明朝主动进攻开始转变为永乐之后的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而随着明朝对蒙古态度的转变,蒙古扰边的次数开始逐渐增多,明朝的“北虏”问题开始形成。土木之变的发生对明蒙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明蒙之间的战争呈现高发态势,且绝大多数战争都是以蒙古的“侵扰”为主。景泰至正德年间,尤其是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套虏”问题的形成及影响,出现明蒙战争的第一个高峰。到了嘉靖时期,随着“套虏”问题的悬而未决及持续发酵再加上明朝对蒙古的长期拒贡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明蒙战争继续呈现高发态势,达到自明朝建立以来的一个巅峰。直到俺答封贡的达成,明蒙之间的战争才最终得以相对平息。在季节分布上,明朝主动进攻蒙古的时间一般遵循“春季准备或出战,夏季出战,赶在冬季之前撤回,以求尽量避免在冬季作战。”这一基本方...
<正>一问题意识与前人研究回顾归化城即今日内蒙古的大城市——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市",又作"库库和屯",由晚明蒙古草原上著名的阿勒坦汗（1508—1582）所建,①用以发展对明贸易、作为引入藏传佛教的弘法地,并为渐趋定居生活的土默特部之政教象征和根据地,担负发扬、传承蒙古精神与文化的任务。阿勒坦即明代著名的俺答（亦作俺苔、安滩、俺答哈）,②是重新一统蒙古的达延汗伯颜猛可（1474—1517,依本文考证）之孙,伯颜猛可则是第4位被称作"小王子"的蒙古大汗。达延汗号称是
本文以钱大昕治元史之力作《元史氏族表》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史源、学术评价三个层次进行研究,主要有三点预期:一是通过校勘得到一个较好的整理本,二是考订《氏族表》的史源,三是评价《氏族表》的时代局限与当代价值。本文写作的难点,一是如何在乾嘉时期的历史语境下考察《氏族表》的写作及成书,二是站在今日学术发展的角度对《氏族表》进行评价。鉴于此,需要综合运用文献学、史源学和元史研究的知识和方法。在篇章结构上,本文分为绪论、上篇、下篇三部分。上篇的三个核心议题及结论如下:一是《氏族表》的写作背景与成书研究。首先是写作背景,元代之后的汉族知识分子对元代蒙古、色目群体的认知存在种种不足,《氏族表》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奠系世,辨昭穆”,理清治元史的障碍;由于受到时代限制,钱氏本人对元代非汉族群的认知,也不能完全跳出汉式宗法制的框架。其次是成书研究,《氏族表》的成书时间,学界普遍依据黄钟识语认为成书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笔者结合钱大昕年谱及重要史料获取时间考订得出,嘉庆三年（1798）是《氏族表》文本状态最接近刊本的时间,因此将这一时间视为《氏族表》的成书时间。二是《氏族表》的史源及《氏族表》与钱氏其他...
1436-1464年明蒙关系在整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态势：分庭抗礼的军事对峙,君臣封贡的礼尚往来,延绵不息的互市贸易,屡禁不止的武力冲突等交流从未间断。面对蒙古反复无常的表现,明朝对蒙政策先后经历了频繁调整。本文主要就明朝正统、景泰、天顺三个时期明朝对蒙政策进行研究,从中梳理出明朝对蒙政策演变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对明英宗时期对蒙政策的得失做出相应评价。最后通过这一研究尝试,试图探索明英宗前后执政对蒙政策经验,以求对当下发展中国多民族关系具有部分启示。
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是汇集了唐杨倞注及清人十五家注解的集大成之作,是《荀子》注本中最详尽和完善的注本,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总结。本文从训诂学的角度对《荀子集解》进行研究。绪论介绍《荀子》语言研究状况、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本课题的重点及难点。第一章《王先谦与<荀子集解>》。本章包括王先谦的生平简历、《荀子集解》内容及写作原因。第二章《荀子集解》的训诂体例及术语。本文对《荀子集解》的体例从编排体例和释义体例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王先谦所运用的训诂术语很多,根据上下文语境及其在注释中的主要作用,笔者将之分为解释词义的术语、疏通句子的术语、分章析句的术语、说明文字通假的术语、拟音的术语、说明修辞手段的术语和表示意见的术语七个方面。第三章《荀子集解》运用的训诂方法。论文所运用的方法有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据引辞书和古注、通语法、审文例、归纳通例和考异文。论文主要参考了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和郭在贻《训诂学》中对训诂方法的论述。第四章《荀子集解》对各家之说的继承与校补。继承和校补主要从文字关系界定、词汇意义诠释、句读三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五章《荀子集解》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训...
天历元年（1328）是元朝历史中至为重要的一年。是年八月,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去世后,爆发了大都与上都两个政权间的“两都之战”。在大都,武宗海山的旧臣燕铁木儿在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人的支持下成功发动政变,拥立武宗的儿子图帖睦尔即位,是为文宗。大约与此同时,上都的左丞相回回人倒刺沙、梁王王禅等拥立泰定帝之子阿刺吉八即位,此即天顺帝。随后,上都集团对大都发起了一连串的进攻,具体战场主要包括居庸关、古北口和迁民镇等地。在地方上,陕西、四川和云南行省也先后发动了反抗文宗政权的战争。大都集团凭借在经济、军事、地缘上的诸多优势,最终战胜了上都政权。上都投降后,四川、云南两省仍在对抗天历政权,直到至顺三年（1332）云南的叛乱才最终被镇压。关于本文的撰述,笔者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元史》的记载为主,旁及诸多地方志、碑刻与元人文集,在梳理两都政权的支持者的基础上,力求将两都之战与各地反文宗政权的叛乱这一题目全面化、深入化。
<正>一他6岁时,父亲给他出了一道复杂的算术题,他算了很久也没有算出来。有一种候鸟叫蓑羽鹤,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如果当天飞不过,鹤群就会返回宿营地休整,第二天再飞。所以,你也先休息,明天接着算。
明正统以后，由于朝廷腐败、国力疲弱，导致边防大坏、祸乱丛生。北部边防问题尤为严重，实力强大的蒙古族不断对明王朝发起进攻，使明政府疲于应对。蒙古族衰落后，东北部的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开反明，极大地威胁到明朝的统治。面对如此严峻的外患，小说家以极大的热情关心时政大事，秉持保存史料和传播新闻的写作态度，真实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北部边防的危机，创作出不少反映北方边患问题的小说，这些小说多属于万历年间诞生的“本朝小说”和天启、崇祯年间诞生的“时事小说”，具有鲜明的史实性和新闻性，对于了解明代北部边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从万历至明朝灭亡产生的六部以北方边患问题为叙述对象的“本朝小说”和“时事小说”。全文包括绪论和正文三章。绪论的第一节概述明代中后期的北方边患问题，主要简述了“土木之变”、“庚戌之变”和“后金犯明”三个标志性事件。第二节概述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第一章主要探讨晚明北方边患小说的产生背景、创作概况和创作意图，认为晚明空前的边疆危机和尖锐的民族矛盾是催生此类小说的主要原因，其次求实思想的兴起和清议之风的流行也是影响此类小说问世的因素。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小说家本着...
本文基于明清时期蒙汉文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对清代多部文献所记"杜尔伯特部也先长子后代、也先长子博罗纳哈勒"等说法提出质疑的同时并做了一些考证,试图纠正清代文献中对杜尔伯特部起源与早期世系记载的错误。
<正>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攻打明境。仅二万余人的瓦剌前哨在土木堡击溃二十五万众的明军,并且俘获明英宗朱祁镇（图1）。朱祁镇在蒙古地区生活了一年时间,后经过交涉南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及被封建史家讳称为"北狩"的窘事。在国
"土木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蒙古人押往塞外草原,并在一年之后得以全身而退。在其被羁押的日子里,朱祁镇凭借自己的明朝皇帝身份得到了蒙古各方面相应的照顾。他能够积极利用各种条件,以南归回京为主要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尽管他不懈的努力屡遭失败,但是心智得以提高。这为其日后的各种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明正统、景泰时期,是北方草原部族势力空前强大、对明朝威胁最严重的时期。与之相反,却是明朝开始走向衰败的开端,亦是明朝在北方大规模修边的时期。一朱元璋对故元势力及草原其他部族实施"固守封疆,防其侵轶","来则御之,去则勿追"的御敌方略①,决定了长城防御体系的构筑。
<正>明蒙朝贡体制是明代朝贡体制的一部分,是明人在其制度文化上的一项创造,亦是明人建立的明蒙交往秩序。太祖时期双方已有朝贡往来,成祖时正式建立了明蒙朝贡体制。此后,明蒙交往就一直运行于这种框架内,并得到了长足发展。"土木之变"这一明蒙冲突恰发生于明蒙朝贡体制良好运行的大背景之下,这件明蒙交往史中的突发事件蕴含了明蒙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正>九十九泉坐落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察右前旗、卓资县交界地带。其名历时两千余年,保留至今。历代史籍中其称谓稍有变更:《史记》、《汉书》中称"单于台",《魏书》中称"九十九泉",《契丹国志》中也称"九十九泉",《辽史》中又称"百泉岭",《金史》中称"官山",《元史》中称"官山"或"九十九泉",《大明一统志》中称"官山九十
明蒙朝贡体制是明代朝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明廷处理与蒙古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是明蒙交往的最好见证。有明一代,明蒙朝贡体制长期运行,这期间的明蒙交往常有和平往来,少有冲突与战争。而土木之变即是在明蒙朝贡体制顺利发展到高峰时期爆发的一次战争,它是一次偶然事件,与明蒙民族矛盾无关。
<正>九十九泉坐落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察右前旗、卓资县交界地带。其名历时两千余年,保留至今。历代史籍中其称谓稍有变更:《史记》、《汉书》中称"单于台",《魏书》中称"九十九泉",《契丹国志》中也称"九十九泉",《辽史》中又称"百泉岭",《金史》中称"官山",《元史》中称"官山"或"九十九泉",《大明一统志》中称"官山九十
<正>这篇包含《蒙古朝贡使团系年表》的文章,本想作为《明蒙关系:朝贡体制和外交使团》①一书的一章。在此,我把《系年表》单独发表并附简要说明,并未对朝贡体制概况及蒙古朝贡的某些独特方面做更多说明,读者可参考我的其他论著。分析《蒙古朝贡使团系年表》,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使团来贡的极度不规则性:多数使团在某些年份的记载很频繁,而在其他年份的记载却很少,甚至没有。比较15、16世纪
<正>第一章龙年1400一这是蒙古人逃离大都①、退回漠北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明朝的征讨追杀和蒙古各部落间的混战杀掠,使得蒙古汗庭急剧衰弱,汗位频繁更迭。如今在位的额勒伯克大汗,已是三十
在史学界开展对俺答汗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整个蒙古史和中蒙关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涉及如何评价俺答汗一生的功过和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俺答汗这位关键人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达延汗之后这一段复杂的蒙古历史。这一时期蒙古各部的构成、分布和变迁、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变化、蒙汉关系、喇嘛教传播蒙古的原因及对蒙古社会诸方面所产生的剧烈影响等。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论述选题意义、选题的范围、研究现状、本文的创新点和存在的问题作简要介绍与评述。第二章探讨俺答汗及其时代背景。用年谱的方式列举俺答汗的生平。此外,探讨了当时蒙古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讨论了关于鞑靼、瓦剌、兀良哈和其他诸部的状况和这些部落的关系和俺答汗统一诸部的斗争。第三章讨论俺答汗与明朝关系。重点讨论了嘉靖时期明朝与蒙古的关系,涉及官方的禁商与民间的通商、蒙古对明朝边境的骚扰的原因、嘉靖朝对蒙政策特点、俺答汗与明朝的谈判、俺答汗为重开谈判制造有利条件和俺答汗封贡问题。第四章讨论俺答汗修建呼和浩特城,涉及选择呼和浩特城的原因、修建过程呼和浩特与汉人参与等。第五章讨论俺答汗的杰出贡献。俺答汗接受黄教,官方禁止萨满教的...
明英宗时期明蒙之间的朝贡体制正处于鼎盛时期,它是明代制度文化方面的创造,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蒙古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是中华民族融合完成过程中所形成的凝聚力的具体历史表征。瓦剌部打败了鞑靼部而成为蒙古高原的霸主,从脱欢到也先无不重视与明廷的朝贡关系,在朝贡体制的运行中,明朝统治者特别注意对蒙古族各部首领政治上的吸引和笼络,每次朝贡使臣到京后均可获得明廷授予的官职,由此而使蒙古族的朝贡使臣获得双重身份和角色,成为明朝廷实现其在边疆地区羁縻统治的独特形式,铸造了蒙古族各部对明朝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及对明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标志着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最终完成,周边各族与汉族也基本融为一体。
<正>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糟糕的一个朝代,由于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个流氓无产者,一直轻视知识,不相信读书人。他在一批批地大杀功臣之后,决定废掉宰相这个职位,要六部官员都归皇帝直接指挥,都向皇帝负责,建立一套由皇帝一人说了算,完全
<正>明景帝朱祁钰是个幸运的人,因为幸运,他捡了个皇帝当,而且还碰到了忠勇俱全的于谦,挽救了大明的江山:但他同时又是个无能的人,因为无
<正> 1.土木堡英宗被俘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曾向明王朝进贡良马3000匹,实指望能得到明朝廷的厚赏,却因没有向权倾朝野的司礼太监王振行贿,因此不但未能得到期望中
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是《汉书》注释和研究中的重要著述,也是清代汉史研究的殿军之作。该书不仅全面继承了唐代颜师古《汉书注》的研究成果,而且汇集了唐以后至清末六十余家《汉书》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创见。成书体例完备,资料宏富,引证翔实,卓然而成为颜注后《汉书》注解集大成者,很有学习和研究的价值。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该书进行研究;第一、《汉书补注》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王先谦对颜师古注成果的全面继承、对颜注不足的校改和补充、以及王氏自己在颜注基础上的创新成果三个方面。第二、近现代学者对《汉书补注》的研究,包括对《补注》成果的继承、对《补注》不足的补充以及对其谬误的校改三个方面。全文从小学、错讹、制度、地理等等各个方面,全面总结该书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并试图分析其不足之处,探究其研究价值。
<正>一算命先生,自诩有神机妙算之术。对求签者实行三包,算不准,全额退款。某女慕名前来,称结婚钻戒不见了。先生思忖片刻,说:“非丢则偷也!先向东找,无、向西。从签上看,也不排除南北的可能性。”
国内外学者对马可波罗东方行程和年代的注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马可波罗何时出使云南这一问题上更是存在着激烈争论。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可波罗寰宇记》及《马可波罗注》为主要参考依据,对马可波罗出使云南的时间作了新的探讨,认为马可波罗出使云南应在1281———1282年之间。
研究表明,九十九泉,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区位条件,自古以来受到北方民族统治者的重视,成为他们的办公要地和避暑胜地。本文以九十九泉为载体,考证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六大游牧民族帝王活动;以九十九泉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线索,谈九十九泉在北方游牧民族史上的重要地位;试图用一个地点为节点,尝试阐述北方游牧民族历史。全文由三部分组成,各部分内容大致如下:第一部分:前言部分。说明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阐述选题的意义,介绍前人研究状况和资料来源。第二部分:考述北方六大游牧民族帝王在九十九泉的活动和在此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匈奴单于在九十九泉的活动;二、鲜卑统治者在九十九泉的活动;三、突厥统治者在九十九泉的活动;四、契丹统治者在九十九泉的活动;五、女真统治者在九十九泉的活动;六、蒙元时期的统治者在九十九泉的活动;第三部分:认识九十九泉在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的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今天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中的现实价值。
明蒙通使是明代蒙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明朝与蒙古二百多年的交往中,双方的使臣往来具有重要地位。明蒙间二百多年的和战变化,在使臣往来方面有直接的反映。使臣往来多因时势不同而有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臣往来的层面、方式、使命等都有不同的侧重。探讨这一问题,是深入研究明蒙关系的有益的切入点。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文献史料,对这一课题做了较为深入的考查和阐述。 全文分为两部分:一、明蒙通使的出现与变化曲折,勾勒了明蒙通使的总体面貌和发展脉络;二是、明蒙通使的史事,对明蒙通使的重大史事进行了排比钩沉,并作相应的分析;三、结语,对明蒙通使问题提出自己的基本看法和认识。
元末明初,瓦剌诸部在"元朝强臣"猛哥帖木儿管辖下,一方面由于自身部落繁衍,另一方面也由于不断吸收和联合周围蒙古与突厥语族其他部落,势力渐强,人数发展到4万户以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明初对蒙政策的实施结果,使北元国势衰微,可汗势力大大减弱,于是握有实力的权臣贵族们乘机雄据一方,形成了封建割据局面。由于东蒙古日趋衰落,而蒙古瓦剌势力从此坐大。随着瓦剌活动重心逐渐西移的漫长过程,与西域诸族发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对西域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为17世纪准噶尔政权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15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初的瓦剌,并不是像有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随着也先之死销声匿迹了,而是在西域诸多事务尤其在哈萨克等民族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域多民族社会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哈密是蒙古察合台后裔所统的一个独立小王国，入明后，依附明朝，成为明朝的一个羁縻国，明朝又于其地设卫，它与明朝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哈密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因而也就成为其邻近国家、民族争夺控制的目标。在明代，争夺哈密控制权的，明朝之外，主要是蒙古和土鲁番。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史料，对哈密羁縻于明朝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考述，努力搞清楚其时哈密国内部及明朝、蒙古、土鲁番等对哈密争夺控制的基本史实，并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认识，以期对明代哈密的研究有所推进。 全文分五部分：一、明代的哈密；二、明朝对哈密的经略与制驭；三、蒙古对哈密的侵掠控制：四、土鲁番兼并哈密；五、对明代哈密几个问题的分析认识。
杜尔伯特部是卫拉特四部之一，与准噶尔同祖，都是从绰罗斯部分出来的大部。明末清初，达赖太师主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强盛一时，不论在内部的和睦相处还是与其他部族、国家的战略关系上，都很主动。达赖太师去世后，杜尔伯特部不断发生内讧，在频繁的卫拉特内乱中屡遭重创，后来被卷入准噶尔内乱，走投无路，归附了清朝。清朝巧妙地利用了杜尔伯特的归降，使杜尔伯特部在征服整个卫拉特的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卫拉特被征服后，杜尔伯特被划分为左、右赛音济雅哈图二盟和十六旗，杜尔伯特动荡的历史告一段落。 本文发掘利用蒙汉文史料，考查研究了杜尔伯特部的历史，对杜尔伯部特部的起源、强盛、牧地迁徙、矛盾内讧、杜尔伯特的衰落、三车凌附清等重大历史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对文献中的某些错误记载做了纠正。 全文分四部分：(一) 早期的杜尔伯特人：(二) 达赖太师时期的杜尔伯特部；(三) 十七世纪中后期的杜尔伯特部：(四) 十八世纪准噶尔内乱与杜尔伯特部归附清朝。
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是蒙古对明朝发动的两次大规模战争。这两次战争虽然相隔近百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二者的起因、经过、结局无不与明、蒙双方贸易联系的恢复及发展息息相关,故明蒙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作为维系双方和平交往的纽带是无法斩断的。这正是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的实质所在。
于谦是明景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家 ,他所执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代表了明景帝的施政意图。于谦在景泰年间坚决反击蒙古、重点防范北方民族的决策是正确的 ,但他的南方民族政策并不成功 ,根本原因在于明朝不能摒弃封建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立场 ,失却了南方民族的信任
青海回族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以伊斯兰教信仰为纽带 ,经过国内外众多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民族数百年迁徙定居、繁衍生息、融汇组合 ,于元末明初形成的 ;形成后的青海回族又经过数百年的分化组合 ,实现了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 ,成为青海具有鲜明特色的世居民族之一 ,为开发建设青海、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文中还考证了元代西宁王、“卡力岗人”、冶土司、“红毛儿”、明代亦卜剌、“托茂人”等在青海回族史上有重要影响的 6个支脉的渊源、发展 ,为人们提供了必要的翔实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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