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王莽
别名：
字： 巨君
号：
谥号：
性别：男
所处时代：新朝
国（旗）籍：
出生时间：约 公元前 45年
死亡时间：23年10月6日
祖籍：魏郡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
出生地：魏郡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
人物标签：
求学院校：
官职：
学位：
工作机构：
<正>20世纪,美国著名学者拉夫尔和贝恩斯合撰的《世界文明史》,对公元1世纪初一位夺取了皇位,并企图推行激进改革的人赞誉有加。这个人宣布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决定废除奴隶,发放低利息的政府贷款,帮助苦苦挣扎的农民们。如果他的改革成功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内侄。元帝的儿子成帝即位后,王莽有五位叔伯先后被封为大司马,执掌朝廷大权。不久,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从此走上仕途,
王莽主政后于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而平帝之前的西汉朝廷所立儒家经学皆今文经学,平帝时所立《左传》、《毛诗》、逸《礼》、《周官》、《古文尚书》皆古文经学,《乐经》自然不会例外。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压制一个半世纪后获得突破性发展,既体现了王莽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的政教理念,也反映了王莽"制礼作乐"追迹周公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儒家经学文献在西汉的遭遇中可以发现,王莽奏立的《乐经》文本既不是三代曲调曲谱,也不是阳成子张衡所作《乐经》,而是战国初年在魏国流传的《大司乐》。而孔子弟子子夏在魏西河教授儒学,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并在国内提倡儒教,故此文本应是子夏传授的孔子"乐教"文本。王莽利用《周礼》和《乐经》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今天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莽和戴克里先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在货币改革方面,王莽和戴克里先的办法十分相似,都是发行大钱,兑换流通中的小钱,以此收敛民间财富。
关于笔者所持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杨胜宽先生对我有所批评。根据《汉书》扬雄传赞及其他资料分析,扬雄离蜀进京时年当三十余,因此笔者在《亦论》里的结论是正确的,即扬雄《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长杨赋》作于元延三年。
被林纾先生盛赞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的《游黄溪记》,虽然写出了黄溪之美,但文章点睛之笔却落在"黄神"之"传"上,文眼在于"黄神""有道",体现出柳文"以史记游"的史笔特色,而其所传"黄神"为王莽后裔之说也颇有深意。据考,"黄神"之称古已有之,可以说,"黄神"形象实为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与王莽革新精神的结合,乃黄帝崇拜和王莽形象的合体;"黄神"之于柳宗元,无异于又一座"特立"之"西山",一位特殊的精神知己,使"孤臣"不孤。如此,较之《永州八记》,柳宗元《游黄溪记》的精神隐喻不仅有黄溪之山水,还有黄溪之神祇,其"以黄神作标准"的写法,更使其达到了"黄神即我,我即黄神"的精神境界。
<正>禅让本来是原始部落联盟首领传袭的制度,以传给贤能者为主要宗旨,如尧、舜、禹之传位。但一些篡权夺位,也常常被包装成禅让。禅让分为"内禅"与"外禅",内禅为帝王让位给同姓同族之人,外禅则是禅位于外姓。内禅以"血统论"作基础,基本上是顺理成章,波澜不惊。外禅则需要营造强大的社会與论,以所谓的"民意",为权力转移披上合法外衣。篡汉建立新朝的王莽,
汉长安城城南发现的十二座建筑基址群,黄展岳先生判断为"王莽九庙"遗址,认为除王莽自定的九庙外,另外还增加了帝喾、田和、田建三庙,合为十二庙。顾颉刚先生认为多出的三座应是王莽自留庙及预留给后世子孙有功德者而为祖、宗之庙。王恩田先生则认为这组建筑群是王莽为西汉王朝所建的祖庙。从王莽尊崇的周代宗庙制度来分析,依照"三礼"记载的宗庙"昭穆""迁祧"祭祀制度,顾颉刚先生的推断更为可信。而王莽之所以称"起九庙"而建十二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汉王朝生前立庙但不称"庙"的传统,因此王莽在世之时不能宣称为自己立庙。这种生前立庙但不能称"庙"的现象,有汉以来就存在,是汉王朝的固有观念。而各基址"四向五室"的格局则源于西汉时期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五行宇宙观。
<正>引言爲回應積極推進四川歷史文化名人揚雄及其傅世文獻研究的號召,筆者申報了揚雄名著《法言》研究的兩個小課題,一爲導讀,一爲今注今譯,得到了省學會的大力支持。課題意在以今天的接受語境爲出發點,精校、今注、今譯原著,并以導讀的形式,降低原著閲讀難度,普及揚雄略顯艱深的名作,使之具有更爲廣泛的接受群體。
<正>禅让本来是原始部落联盟首领传袭的制度,以传给贤能者为主要宗旨,如尧舜禹之传位。但一些篡权夺位,也常常被包装成禅让。禅让分为"内禅"与"外禅",内禅为帝王让位给同姓同族之人,外禅则是禅位于外姓。内禅以"血统论"作基础,基本上是顺理成章,波澜不惊。外禅则需要营造强大的社会與论,以所谓的"民意",为权力转移披上合法外衣。篡汉建立新朝的王莽,是民意包装的行家里手。
自青铜编钟出现以后,钟官成为青铜乐器演奏及铸造的重要职官。目前所知,周代有乐师、乐官、钟师,秦代乐府下设钟官。元鼎二年（前115年）汉武帝设置水衡都尉之前,少府中的乐府下设钟官,管理乐器或组织演奏,负责乐器及其他铜器的铸造;此后,钟官改属水衡都尉,是上林三官之一,专门负责五铢钱的铸造。建始二年（前31年）,汉成帝省技巧、六厩二官,只留下钟官负责铸钱。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把钟官分成前、后两官,共同负责钱币铸造。西安市鄠邑区兆伦村周围为汉武帝所设钟官所在地,亦即王莽时期的前钟官所在地。西安市长安区好汉庙附近应为王莽时期的后钟官所在地。
汉高祖7年（前200）由杨成延总体设计的、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未央宫建筑群中位于北面的石渠阁（与东面的天禄阁大体平行）为西汉时代的"王朝中央档案馆、皇家藏书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多位群贤司马迁、杨雄等先后工作、探究、"校书著述"于此地,并利用其丰富的档案及图书资料编撰了众多经典文献,其中"史家之绝唱"《史记》也诞生于此;石渠阁"硥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时为图书档案馆建筑一伟大之创举,也为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之"创新性"见证!调研后,有纠错足立喜六观点:"沧池"应在"台地（前殿）"西南;且有补充内容:考古图中所注"马家寨"应为"东马寨",西边对称位置有"西马寨";石渠阁毁于王莽末年之兵火中;石渠阁"王莽新政"时期改为铸造钱笵之场所?——发现有"大泉五十背面笵"等文物,待进一步考证——此乃一重大发现之探讨!该背笵呈红色,阴文。并对司马迁在此地所编撰的《史记》进行了探析。
《漢書·百官公卿表》《續漢書·百官志》等傳世文獻中比較系統地記載了漢代職官的設置情況,同時,在璽印、封泥、簡牘等出土文獻中亦存在著大量的漢代職官材料,這些內容對於研究漢代職官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廣泛搜1整理出土文獻所見西漢職官材料,與《百官表》進行比照,並討論相關問題。論文分爲上下編:上編爲研究篇。緒論介紹了出土文獻中所見西漢時期職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與方法、本文的創新與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獻所見西漢時期中央職官考述,分爲五節,將出土文獻中所見高祖至呂后時期、文景時期、西漢中期、西漢晚期的職官與《百官表》進行了對比,並總結了未見於《百官表》且無法判斷歸屬之中央職官。經過對比發現《百官表》所述職官體系至文景時才開始頗具雛形,至西漢中期方形成,而西漢晚期是“省減”期,注重機構的裁撤與省併。第二章出土文獻所見西漢時期王國及侯國職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獻所見西漢時期王國、侯國及未見於《百官表》且無法判斷歸屬的王國職官三節。漢承秦制,但其實劉邦稱帝前後都部分繼承了楚制,因此這一部分著重追溯職官至戰國時期,並對其職能進行概括總結。通過梳理發現,西漢早期侯國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
两汉之际州制变革最为剧烈。王莽依据儒家经典改变西汉州制,先后于元始四年改行十二州制,始建国四年改行九州制。东汉建立,复用元始四年十二州制。见于扬雄《州箴》的十二州制,是研究两汉之际州制变革的重要史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儒家经典诠释与现实政治运作的关系及其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王莽《大诰》属于诏书律令一类的典雅体正式书面语。本文将其与《周书·大诰》比较分析,认为汉代正式书面语与口语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分离。
秦及汉初,江水祠蜀,是秦人的传统。汉宣帝改祠江于江都,源于革除秦制,立汉制度。据胡场神灵名位牍,祠江于江都,不是蜀地传统的移徙,而是将江都原有的江水祠祀,擢升为国家层面的江渎祭祀。某种意义上,是以楚俗取代秦制。新莽更广陵郡为江平郡,作为渎平四郡之一,与王莽平水土、定九州的制度造作有关。
<正>20世纪,美国著名学者拉夫尔和贝恩斯合撰的《世界文明史》,对公元1世纪初一位夺取了皇位,并企图推行激进改革的人赞誉有加。这个人宣布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决定废除奴隶,发放低利息的政府贷款,帮助苦苦挣扎的农民们。如果他的改革成功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内侄。元帝的儿子成帝即位后,王莽有五位叔伯先后被封为大司马,执掌朝廷大权。不久,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从此走上仕途,
王莽主政后于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而平帝之前的西汉朝廷所立儒家经学皆今文经学,平帝时所立《左传》、《毛诗》、逸《礼》、《周官》、《古文尚书》皆古文经学,《乐经》自然不会例外。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压制一个半世纪后获得突破性发展,既体现了王莽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的政教理念,也反映了王莽"制礼作乐"追迹周公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儒家经学文献在西汉的遭遇中可以发现,王莽奏立的《乐经》文本既不是三代曲调曲谱,也不是阳成子张衡所作《乐经》,而是战国初年在魏国流传的《大司乐》。而孔子弟子子夏在魏西河教授儒学,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并在国内提倡儒教,故此文本应是子夏传授的孔子"乐教"文本。王莽利用《周礼》和《乐经》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今天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莽和戴克里先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在货币改革方面,王莽和戴克里先的办法十分相似,都是发行大钱,兑换流通中的小钱,以此收敛民间财富。
关于笔者所持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杨胜宽先生对我有所批评。根据《汉书》扬雄传赞及其他资料分析,扬雄离蜀进京时年当三十余,因此笔者在《亦论》里的结论是正确的,即扬雄《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长杨赋》作于元延三年。
被林纾先生盛赞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的《游黄溪记》,虽然写出了黄溪之美,但文章点睛之笔却落在"黄神"之"传"上,文眼在于"黄神""有道",体现出柳文"以史记游"的史笔特色,而其所传"黄神"为王莽后裔之说也颇有深意。据考,"黄神"之称古已有之,可以说,"黄神"形象实为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与王莽革新精神的结合,乃黄帝崇拜和王莽形象的合体;"黄神"之于柳宗元,无异于又一座"特立"之"西山",一位特殊的精神知己,使"孤臣"不孤。如此,较之《永州八记》,柳宗元《游黄溪记》的精神隐喻不仅有黄溪之山水,还有黄溪之神祇,其"以黄神作标准"的写法,更使其达到了"黄神即我,我即黄神"的精神境界。
<正>禅让本来是原始部落联盟首领传袭的制度,以传给贤能者为主要宗旨,如尧、舜、禹之传位。但一些篡权夺位,也常常被包装成禅让。禅让分为"内禅"与"外禅",内禅为帝王让位给同姓同族之人,外禅则是禅位于外姓。内禅以"血统论"作基础,基本上是顺理成章,波澜不惊。外禅则需要营造强大的社会與论,以所谓的"民意",为权力转移披上合法外衣。篡汉建立新朝的王莽,
汉长安城城南发现的十二座建筑基址群,黄展岳先生判断为"王莽九庙"遗址,认为除王莽自定的九庙外,另外还增加了帝喾、田和、田建三庙,合为十二庙。顾颉刚先生认为多出的三座应是王莽自留庙及预留给后世子孙有功德者而为祖、宗之庙。王恩田先生则认为这组建筑群是王莽为西汉王朝所建的祖庙。从王莽尊崇的周代宗庙制度来分析,依照"三礼"记载的宗庙"昭穆""迁祧"祭祀制度,顾颉刚先生的推断更为可信。而王莽之所以称"起九庙"而建十二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汉王朝生前立庙但不称"庙"的传统,因此王莽在世之时不能宣称为自己立庙。这种生前立庙但不能称"庙"的现象,有汉以来就存在,是汉王朝的固有观念。而各基址"四向五室"的格局则源于西汉时期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五行宇宙观。
<正>引言爲回應積極推進四川歷史文化名人揚雄及其傅世文獻研究的號召,筆者申報了揚雄名著《法言》研究的兩個小課題,一爲導讀,一爲今注今譯,得到了省學會的大力支持。課題意在以今天的接受語境爲出發點,精校、今注、今譯原著,并以導讀的形式,降低原著閲讀難度,普及揚雄略顯艱深的名作,使之具有更爲廣泛的接受群體。
<正>禅让本来是原始部落联盟首领传袭的制度,以传给贤能者为主要宗旨,如尧舜禹之传位。但一些篡权夺位,也常常被包装成禅让。禅让分为"内禅"与"外禅",内禅为帝王让位给同姓同族之人,外禅则是禅位于外姓。内禅以"血统论"作基础,基本上是顺理成章,波澜不惊。外禅则需要营造强大的社会與论,以所谓的"民意",为权力转移披上合法外衣。篡汉建立新朝的王莽,是民意包装的行家里手。
自青铜编钟出现以后,钟官成为青铜乐器演奏及铸造的重要职官。目前所知,周代有乐师、乐官、钟师,秦代乐府下设钟官。元鼎二年（前115年）汉武帝设置水衡都尉之前,少府中的乐府下设钟官,管理乐器或组织演奏,负责乐器及其他铜器的铸造;此后,钟官改属水衡都尉,是上林三官之一,专门负责五铢钱的铸造。建始二年（前31年）,汉成帝省技巧、六厩二官,只留下钟官负责铸钱。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把钟官分成前、后两官,共同负责钱币铸造。西安市鄠邑区兆伦村周围为汉武帝所设钟官所在地,亦即王莽时期的前钟官所在地。西安市长安区好汉庙附近应为王莽时期的后钟官所在地。
汉高祖7年（前200）由杨成延总体设计的、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未央宫建筑群中位于北面的石渠阁（与东面的天禄阁大体平行）为西汉时代的"王朝中央档案馆、皇家藏书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多位群贤司马迁、杨雄等先后工作、探究、"校书著述"于此地,并利用其丰富的档案及图书资料编撰了众多经典文献,其中"史家之绝唱"《史记》也诞生于此;石渠阁"硥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时为图书档案馆建筑一伟大之创举,也为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之"创新性"见证!调研后,有纠错足立喜六观点:"沧池"应在"台地（前殿）"西南;且有补充内容:考古图中所注"马家寨"应为"东马寨",西边对称位置有"西马寨";石渠阁毁于王莽末年之兵火中;石渠阁"王莽新政"时期改为铸造钱笵之场所?——发现有"大泉五十背面笵"等文物,待进一步考证——此乃一重大发现之探讨!该背笵呈红色,阴文。并对司马迁在此地所编撰的《史记》进行了探析。
《漢書·百官公卿表》《續漢書·百官志》等傳世文獻中比較系統地記載了漢代職官的設置情況,同時,在璽印、封泥、簡牘等出土文獻中亦存在著大量的漢代職官材料,這些內容對於研究漢代職官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廣泛搜1整理出土文獻所見西漢職官材料,與《百官表》進行比照,並討論相關問題。論文分爲上下編:上編爲研究篇。緒論介紹了出土文獻中所見西漢時期職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與方法、本文的創新與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獻所見西漢時期中央職官考述,分爲五節,將出土文獻中所見高祖至呂后時期、文景時期、西漢中期、西漢晚期的職官與《百官表》進行了對比,並總結了未見於《百官表》且無法判斷歸屬之中央職官。經過對比發現《百官表》所述職官體系至文景時才開始頗具雛形,至西漢中期方形成,而西漢晚期是“省減”期,注重機構的裁撤與省併。第二章出土文獻所見西漢時期王國及侯國職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獻所見西漢時期王國、侯國及未見於《百官表》且無法判斷歸屬的王國職官三節。漢承秦制,但其實劉邦稱帝前後都部分繼承了楚制,因此這一部分著重追溯職官至戰國時期,並對其職能進行概括總結。通過梳理發現,西漢早期侯國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
两汉之际州制变革最为剧烈。王莽依据儒家经典改变西汉州制,先后于元始四年改行十二州制,始建国四年改行九州制。东汉建立,复用元始四年十二州制。见于扬雄《州箴》的十二州制,是研究两汉之际州制变革的重要史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儒家经典诠释与现实政治运作的关系及其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王莽《大诰》属于诏书律令一类的典雅体正式书面语。本文将其与《周书·大诰》比较分析,认为汉代正式书面语与口语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分离。
秦及汉初,江水祠蜀,是秦人的传统。汉宣帝改祠江于江都,源于革除秦制,立汉制度。据胡场神灵名位牍,祠江于江都,不是蜀地传统的移徙,而是将江都原有的江水祠祀,擢升为国家层面的江渎祭祀。某种意义上,是以楚俗取代秦制。新莽更广陵郡为江平郡,作为渎平四郡之一,与王莽平水土、定九州的制度造作有关。
扬雄所作《剧秦美新》一文历来被学者们所争讼,案扬雄崇尚儒学又好古而不争,却为此文。学者们或以为非扬雄所作;或以此断定扬雄表里不一,谄媚新莽;或有为扬雄争辩为委屈之作。本文从《法言》中所表现出扬雄的思想,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及其境遇,认为《剧秦美新》确是扬雄所作,且并不是"谄文",而是扬雄怀揣"德政"的社会理想,赞同王莽新政的表现。
西汉后期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因朝政不稳,各种政治集团利益争夺激烈,为改变政局危机,各种社会思潮开始涌现。刘歆是腹有诗礼传承的楚元王世家的后继者,因此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刘氏宗室,又是儒学大师。而王莽是汉成帝以来在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外戚王氏家族的一员,自然也得到皇帝重用。二人本是朝廷中不同集团的势力代表,在西汉后期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却走向了政治合作,这加速了西汉刘氏王朝的瓦解和新朝的建立。
王莽末年,王涉、董忠等人拟推举刘歆为天子,但他却坚持等待太白星出现才可发动政变,因此谋泄自杀。这一事件显示哀、平之后,数术、方技一类知识逐渐成为了刘歆这种级别士人的一种信仰,他们相信这些是客观的自然知识,而不再像董仲舒、刘向那样,把自然异象当作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或说辞。这是两汉之际学术嬗变中的一个方面,却大体能够显示出一种深层的变化:知识开始由言说的工具,变成了理解的对象。可以说,知识的客观化是两汉之际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战国时代开始兴起的"务为治"的学术渐趋终结,汉唐之间的注疏经学则慢慢成为主流。
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胡适比较关注,且于论战尚未结束之时借论王莽改制而谈起"社会主义"。他对王莽改制举措作出"社会主义"的解读,认为王莽的"六筦之令"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对其失败予以同情。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胡适所欣赏和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这已是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德式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
<正>新莽,是继西汉之后出现的朝代,为西汉外戚王莽所建立。公元8年12月,王莽废黜西汉最后一位君主刘婴,改国号为新,取自于其最初受封的新都侯,又因新朝为王莽所建,故世称"新莽"。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后,为了削减刘汉统治集团的势力,以货币改制来掠夺天下钱财,可谓不遗余力,以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以“禅让”方式夺取政权、却又旋即失败的特殊人物,在班彪、班固父子所著的汉代官修正史——《汉书》中,王莽是作为篡权乱国的“乱臣贼子”形象出现的,此后近两千年里,备受历代史家学者的口诛笔伐。20世纪以来,在西方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为王莽鸣不平、甚至全面肯定之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人物的评价成为学界长期探索、争鸣的问题,王莽成为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对其生平史事的研究较以往更为丰富、深入,总体评价也更为公正、客观。然而,近年来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翻案”成风的现象,对王莽的评价也出现了罔顾史实、过度拔高的不良倾向,值得认真考察和辨析。本文分三个历史阶段,系统梳理了自《汉书》成书至今,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史家学者对王莽的研究和评价。结合各历史阶段的时代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作者以王莽为个案,比较对其历史评价的异同,并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旨在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理论方法进行有益的反思与总结。
新莽简的辑佚为研究新莽历史提供了新的史料。近年出版的肩水金关和悬泉汉简中都有新莽时期的简文,为我们的辑佚提供了新的资料。在对新莽简进行辑佚的过程中,除了有明确纪年的新莽简外,还有不少没有明确纪年的新莽简,这就需要从简文中的地名、职官等具有新莽时期特殊特征的内容,进行辨析、确认。肩水金关汉简数量较多,悬泉汉简（壹）中的新莽简数量较少,均按照纪年和非纪年两个部分进行辑佚。纪年简中,始建国二年闰月应以十一月为准。在对非纪年简的判断中,不将“廿”作二十,数字“桼”看作简文的判断标准。新莽时期,是两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王莽改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改革。王莽改制的内容,在汉简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本文就简文中反映的新莽时期的官职、爵制、地名等的变化进行了论述。针对简文所见新莽职官问题,金关简所载“肩水掌官士吏”一词,“掌官”与主官相通,“掌官士吏”连用,有主持候望事务的士吏之意,这与普通士吏是有区别的。同时,新莽时期应符命,对武官类职官多有更名,大尉,偏将军,裨将军,常见于西北汉简中。大尉一职,并不像西汉以地名区分,而是冠以前后左右之称。司马类职官中,奋怒司马,宣司马皆为新莽所设。新莽爵位问题在汉...
本文主要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研究两汉时期的南阳郡,以期通过展现南阳郡在两汉历史发展过程中行政区划的变迁、政治地位的变化,考察政治和社会活动与南阳郡变迁的关系,探讨不同王朝的政治地理格局对于地方区域的影响。南阳郡,战国时期秦国置。在此之前,战国时期韩、魏、楚、齐等国皆存在以南阳为名的区域,对各国的南阳地进行考辨,有益于追根溯源,了解两汉南阳郡初置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基础。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南阳郡初置之后,其政区结构、幅员、边界、形态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发生改变。西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南阳郡归为汉郡,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割南阳郡东部西平、郎陵、阳安与其他侯国置汝南郡,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 14年）割丹水、析归弘农郡。此后西汉南阳郡属县便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载。伴随着南阳郡的政区变迁,其政治地位也有所变动。新莽时期,王莽改制,易南阳郡为前队郡,称宛为南市,设置五均司市师,南阳郡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演变成为屏障京畿的重要区域。东汉时期,南阳郡政区变迁主要有建武十五年（39年）,丹水、析二县由弘农郡来属和献帝朝析置章陵郡及南乡郡。复原南阳郡政区沿革,有助于形成对于南阳郡的整体认识,...
<正>《大新王莽》再现了西汉末期的乱世场景,还王莽及大新帝国以历史的公正和真相,矫正后世对大新朝这个历史时代的忽略与记忆,给人们提供了科学而辩证地审视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多元视角和广阔视野。又一部开国皇帝的奋斗史。两千多年来,王莽,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一个传奇式的帝王。既饱读经学诗史,洞悉乡间民情,却弄权于庙堂,玩汉皇于股掌,谈笑间翻天覆地,立为大新天子。追圣于大周,致力于改革,然食古不化,而命运多舛。
<正>新莽,是继西汉之后由西汉外戚王莽建立的朝代。初始元年（9）十二月癸酉朔,王莽废汉孺子刘婴为安定公,改汉历寅正为丑正,改元始建国,改国号为新,建都常安（今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王莽称帝后进行了多项改革,又称王莽新政。其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革币制,又更改官制与官名以及地名等。至西汉末年王莽当政,他企图通过货币改革,摆脱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居摄二年（7）,王莽在五铢钱以外,又加铸"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和"大泉五十"。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于始建国元年（9）废止"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和五铢
光武帝與杜林在郊祀以"堯"還是"高帝"配天的問題上有分歧。光武根據"周祀后稷",以配天者爲始祖而非受命祖,主張祀堯。杜林以高帝身兼始祖和受命祖,認爲應恢復高帝配天制度。雖稱之爲祖宗故事,强調本朝是漢家"中興",杜林之議實本於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實施的高帝配天制,顯示了他的西漢復古派立場。光武的堯觀念與兩漢之際流行的"漢承堯運"同中有異,祀堯在形式上模仿了新莽始建國年間的祀黄帝,呈露了光武不同於"中興"的"創革"思路。祀堯與祀高帝之間微妙的角力背後,是對新漢朝乃創業或前漢中興的商討,顯露出兩種正統觀念。王莽兩個時期意義不同的禮制遺産返魂於其中。
西汉初年,以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通过批判秦政与法家,掀起了一场以"奉天而法古"为号召的更化善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根据学术取向的不同,可以把当时的儒生分为两派:一是好言灾异的奉天派,借助灾异占验探究天人之际神秘而又可畏的感应关系,本天道以立人道,批判君主专制,限制君权;一是好言礼制的法古派,通过古今对比揭示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以古礼准今制,确立礼教先行、刑罚为辅的治理模式,抨击时弊,移风易俗。西汉末,王莽利用奉天派的灾异论取代刘氏政权,推行新政,将法古派的礼制论付诸政治实践,从而将西汉儒生的更化善治运动推向高潮。由于王莽一朝对灾异论的滥用以及对礼制论的拘泥不化,在导致新朝覆灭的同时也宣告了复古更化运动的失败,但这场运动为此后中国的政治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周公是中国古代史、经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历来学者对他摄政或称王,说法纷纭。西汉儒去古未远,对周公的评论为后代研究周公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汉儒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对周公一生的事迹提出一些说法,主要有周公摄政或"践天子位"说,周公与成王的关系,周公诛管、蔡,周公是道统代表,是孝子等,由此可见周公在汉儒心目中有重要的地位。在汉代,孔子也被尊奉为圣人。汉儒还称赞孔子是孝子,是继周公之后的道统继承者。他们认为孔子与经学的关系极其密切,尤其是孔子撰写《春秋》,为汉制法。汉儒把孔子之言奉为言行的圭臬、指导原则。通过比较,可见周公、孔子都是汉儒心目中的圣人、孝子,汉儒更多引用孔子之言,孔子对汉儒各方面的影响要比周公广泛,但在政治思想领域,汉儒更偏重于尊崇周公。这与汉儒通经致用的思想不无关系,周公成为汉儒心目中的道统、圣王合一的代表。从西汉儒家对周公的论评,可从另一角度窥见西汉儒学的发展及学术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正>尼禄的货币改制具有从民间敛财的性质,其货币改制使百姓的货币资产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缩水。尼禄掠夺了百姓,百姓要起来造反了。公元23年,中国西汉末年新朝皇帝王莽在连续实行4次大规模货币改制之后,被起义军斩杀于渐台。14年后,遥远西方罗马帝国的贵妇小阿格里皮娜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尼禄。尼禄16岁成为罗马帝国的元首,后来在罗马实行货币改制。与王莽一样,尼禄在货币改制之后也遭到叛军的攻击。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尼禄选择了自刎,结束了罗马帝国的第一王朝——尤利亚·克劳狄王朝。
<正>一、艰辛的过往公元8年12月1日,寒风吹彻了嵯峨的未央宫殿,54岁的王莽正式宣告取代刘汉。"十二月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汉书》）在登极诏书中,王莽高声诵读:"昔周公代成王摄政,最终使成王归位。如今我为天命所迫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此时心中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正>众所周知,汉代的经学有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之分。所谓今文、古文,最初只是指称不同书体,今文是指秦汉人使用的篆书和由其简化而成的隶书,古文是指先秦诸国（秦除外）所使用的其他书体。而汉代的今文经学,是指汉人研究今文所记述的儒家经典的学问;古文经学,则是指汉人研究古文所记述的儒家经典的学问。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自西汉后期开始便纷争不断。儒家经典在汉代被定
依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结了《太行一号国家风景道陵川段（古郊至夺火）环境影响报告书》对王莽岭省级风景名胜区和王莽岭国家地质公园的生态影响评价主要内容,为涉及生态敏感区的旅游公路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评价提供一定参考。
<正>王莽（公元前45年12月12日—23年10月6日）,是汉元帝刘奭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新朝开国皇帝。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因汉哀帝刘骜喜好男风,专宠董贤,26岁遂死,在皇权旁落的情况下,被王莽趁机窃取大权。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
东汉建武年间的两次礼议与两"汉"之间法统关系的梳理有关。光武帝同时设立"一祖二宗"的汉高庙和尊奉其父祖的"南顿四亲"庙,组成新七庙。士人张纯以"为人后者为人子"为由批评南顿四庙的设置,要求光武以汉帝为大宗,变四庙为皇考庙。王莽曾诠释"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之经义,并在新朝设立"九庙",两件事之间的逻辑关联显示光武立南顿四庙有自视为受命而非继统之意。"继统—绝统"的争议又见于封禅议中对圣王封禅两大条件的论述:张纯强调"治世之隆",凸显光武重振了衰微的前汉国运;而曹充强调"受命而帝",凸显光武乃汉绝统后兴起的创业新王。两场礼议对经义的诠释皆着眼于现实,反映了东汉立国之初一度存在"创革"与"中兴"两种观念的抵牾,光武最终择定"受命—中兴"说是对二者的整合。
王莽从居摄二年（7年）至地皇四年（23年）新朝灭亡,16年间进行了4次货币改制,每次货币改革都利用发行虚值大币来掠夺百姓财富,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频繁、猛烈、荒谬的货币改制导致百姓破产失业、造假盗铸之风盛行,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从而使新莽政权加速走向灭亡。
西汉建国后的近八十年里,因各种原因,儒家经典和儒学教育一直处于被忽视的沉寂状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并置博士弟子员,经过三十多年努力,才完成了儒家经典和儒学教育的制度建设。不过,武帝所立全是今文经学,且《乐经》未立学官,古文经学只在民间传习。宣帝时官方经学虽仍是今文经学的天下,但古文经学在民间得到较大发展,到成帝时已颇具影响。而今文经学内部的学派之争,也动摇着今文经学的学术信誉和权威地位。到平帝时,《毛诗》、《左传》、《周官》、《古文尚书》、《乐经》先后被立学官,奠定了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也形成了今、古文经学纷争的态势。由于古文经学立为学官的主要推手是刘歆和王莽,而王莽新朝短命而亡,刘歆为新朝国师,今文经学家遂指称他们伪造经典,居心不良。尽管《毛诗》、《左传》、《周官》后来得到广泛流传,而《古文尚书》、《乐经》却若存若亡,引起巨大争议。综合考察刘歆和王莽奏立古文经学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动机,结合传世文献,可以确证他们都没有作伪,今文经学家的指控不能成立。至于《乐经》文本失传与否,则需要跳出今、古文经学的思想藩篱来寻求解决。
<正>王莽（前45—23）,字巨君,山东济南章丘龙山平陵城人,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都哀侯王曼次子。原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重要成员,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末年,天下大乱。地皇四年（23）秋,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王莽共在位15年,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朝代之一。
<正>古代中国,人们以"三垣二十八宿"来划分星空。其中,紫微垣居于北天中央,又称之为中宫,乃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在紫微垣中,紫微星象征着帝王。古人常常想象,天帝手持北斗,掌管世间万物。公元6年,汉平帝驾崩,大权独揽的王莽将两岁的刘婴立为皇太子,自己则为"摄皇帝",暂时替代天子处理朝政刘氏宗室哪里能看得下去,这刘婴明摆着就是个"傀儡皇帝",于是,便起兵造反,另立新帝。不过,反军在王莽的镇压之下,终究没有成气候,这也就给了王莽称帝的念头。
<正>王莽岭风景区,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古郊乡境内,因西汉王莽赶刘秀到此地安营扎寨而得名。王莽岭是南太行的最高峰,这里风光秀丽,景色诱人,其云海、日出、奇峰、松涛、挂壁公路、红岩大峡谷、立体瀑布,形成了八百里太行最著名的自然景观。王莽岭一直素有"清凉圣境""避暑天堂""世外桃源"和"太行至尊"之美誉。毛泽东生前秘书、当代诗坛领袖李锐畅游景区后称赞道:"不登王莽岭,岂识太行山。天下奇峰聚,何须
濮阳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王莽时期"大泉五十"钱范,是存世的官方铸范精品,国家一级文物。此范对于我们研究王莽时期范模制作工艺、铸钱工艺、大泉五十版类及币制体系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正>西汉时期的"礼"与"殊礼"《汉书·礼乐志》言:"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学者饶宗颐先生认为:"礼与乐二者的突出,形成两颗牟尼珠型的人文观念可说是东方精神文明的重要成就"。儒家先师孔子就曾提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從西漢到北宋,揚雄在儒學界的地位比孟子高,程頤和朱熹要提高孟子在儒學界的地位,就以"仕莽""美新"批判揚雄"失節",以掃除孟子升格的障礙。後來,明太祖和清康熙也以"失節"批判揚雄,致使揚雄被淹没千年。本文認爲,揚雄"仕莽""美新"没有錯,因爲王莽奪取劉漢政權符合儒家"君輕民貴"的政治理念,王莽改革符合揚雄的改革主張,也符合揚雄主張社會公平的政治理念,也符合當時的農民利益。所以,批判揚雄"失節"是不公正的。
誰是"薦雄待詔"者的争論,已經持續了一千多年。文章在介紹分歧緣起的基礎上,從考證揚雄"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入手,得出揚雄離蜀至京時"年三十餘"的結論。這一結論,使有關揚雄生平的諸多謎團涣然冰釋,對維護《漢書·揚雄傳》的歷史權威性,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九卿在汉代经历了由最初泛指同一秩级的若干官职到逐渐特指太常、光禄勋等九个官职的演变历程。西汉前期,九卿泛指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及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改指中二千石中的同类官职。迄至西汉灭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职,不过西汉后期太常九职渐居同称"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王莽基于汉制传统及模仿尧舜禅让,缘饰以经说,创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类九卿形式。东汉承袭王莽九卿诸多设计的同时又接续西汉传统,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并通过整饬机构,最终建立成熟的九卿制度。九卿这一演变,显示其制度形成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及政治意图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唯一动力。
<正>我曾经写过《中国"货币"一词的初史》,刊登于《中国钱币》2016年第五期。主要观点是:中国古代属于货币性质的名称很多,如币、货、金、银、珠、玉、钱、刀、龟、贝、泉……等等。"货币"也是名称之一,不过出现的时间比较迟,不是在先秦。《汉书·食货志（上）》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
<正>作家简介跳舞,原名陈彬,江苏南京人,网络文学白金作家。201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江苏省网络作协主席。代表作品有四大西方奇幻小说《变脸武士》《恶魔法则》《猎国》和《天骄无双》;四大都市小说《欲望空间》《嬉皮笑脸》《邪气凛然》和《天王》。此外还有东方玄幻小说《至尊无赖》,都市异能小说《天启之门》等作品。《望古神话之选天录》是跳舞
尧舜禹的禅让传说,经由先秦诸子或宣扬、或批判的探索和理想化塑造,为后世对于理想政治的讨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指引,成为批判现实政治的一种理想参照。秦汉之后,禅让学说与五德终始说、符瑞灾异说、天人感应论以及谶纬神学等多种元素相结合而形成其独特面貌,并最终在王莽那里成功演绎。尽管王莽尽力模仿尧舜禹以禅让的形式成为皇帝,但仍有所损益。此种损益,由历史变迁与理论发展共同塑造,亦是先秦至秦汉儒家禅让理论嬗变中的重要一环。
<正>刘秀于新朝末年,平定内乱,统一天下,重兴汉室,史称东汉。沁阳,东汉时为河内郡野王县。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刘秀及其将领们曾多次在野王县（今河南省沁阳市）活动,现在,沁阳许多村名与他们有关。传说,王莽攆刘秀,刘秀从县城向西逃约20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后边王莽人马呐喊声清晰可闻,便慌慌张张跑进沁河堤跟的村子。村中一条小胡同口,一老妇在烧火炸肉丸,
<正>它是远古神话传说《愚公移山》的发生地它是道家始祖老子西行路过并创作《道德经》的地方它是新朝皇帝王莽和汉光武帝刘秀斗智斗勇的古战场它是俞伯牙创作古代十大名曲《高山流水》的地方它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经羊肠坂登太行赋诗的地方——这就是王莽岭
两汉之际的文学创作,传世的作家作品并不多,但是自有其文学思想史价值。仔细梳理分析这个时段存世的文学作品,可以勾勒其时的文学创作思想概貌:文学创作与政治关联一如既往地紧密,但是在文学表现上颇有新的时代风貌,尤其是文体开拓方面,有着较为长足的进展。
<正>清代学者、钱币收藏家戴熙在《古泉丛话》中说:"（王莽）为古今第一铸钱手,人皆有一绝,王莽为钱绝。"这说的是汉代王莽时期铸造的一种形状奇特的钱币。公元8年,王莽代汉建新,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为了打击刘氏势力,同时为了能够解决西汉末年国库空虚的情况,王莽在没登基之前就开始对整个国家实施了货币改革,从公元7年到公元14年这七年间,先后对全国进行了四次货币改
敦煌漢簡和地灣漢簡中有關西漢末期捕亡辛興的文書,對於認識漢平帝時政事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平帝時王莽專權,采取了打擊勢家舊族、重用新貴的政策。吕寬之獄正是矛盾沖突的激化點。王莽通過吕寬之獄誅滅了平帝外家衛氏和不附己的勢家大族,西漢舊族辛氏也因此被誅滅。敦煌、張掖發現的西漢逐捕辛興的文書,正是新莽時期朝政變化的生動反映。簡文反映出王莽對舊族勢家的打擊之嚴、牽連之廣,是外戚專權與朝政交替的典型反映。
滑塌构造又称滑陷构造,是指已沉积的沉积层在重力作用下发生运动和位移时所产生的各种同生变形构造的总称。其触发因素多种多样,研究滑塌构造有助于了解沉积历史和古地理特征。本文对山西省王莽岭国家地质公园景区内发育于寒武系与奥陶系之间的大型滑塌构造的下伏层、滑塌体和上覆层所具有的构造与沉积几何特征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并通过滑塌构造体典型剖面中碎屑流的厚度分布、泥砾含量对比、流向指示等运动特征研究,再结合震积滑塌体伴生褶皱的规律,表明王莽岭景区大型滑塌构造的成因为地震诱发所致,且震积滑塌体的滑塌方向为自北东向南西。此次研究分析成果提高了景区地质科学内涵,同时对我国境内的震积滑塌体的构造体系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科学借鉴意义。
扬雄在蜀四十年,在京城长安三十年。蜀中的两位老师严遵和林闾翁孺为其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基础。青年扬雄极为推崇屈原和司马相如,创作了模仿屈原的系列思索人生的名篇。扬雄追慕司马相如,创作大赋实现人生价值。扬雄具有深沉的圣人情结和浓厚的学者特质,又具有率性的诗人本色和安贫乐道的精神。扬雄的辞赋带有明显的司马相如的风格,后人常扬、马并称。扬雄的散文,展现了文人风骨和思辨特征。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扬雄为其大唱颂歌,为后人所不齿。扬雄为王莽所写的赞颂文章,其深刻用心是全身远祸,不得已而为之;王莽新政,部分内容也与扬雄的社会理想相契合。扬雄对后世最重要的贡献是大力推广儒家经典,并选择性地接受了道家思想。这种兼收并蓄的态度,被魏晋玄学大家陶渊明视为榜样。
从思想内容来看,谶纬与今文经学关系更为密切,而其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则给人以相互敌对的印象。其实,谶纬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东汉之前,古文经师对于谶纬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在思想上还影响了谶纬,如刘歆的很多思想在谶纬中都有体现。王莽一方面利用"符命"和谶纬为自己篡夺政权积极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在政治改制上则主要依靠古文经学。到了东汉,谶纬取得了"国宪"的地位,虽然遭到一些古文经师的批评,但由于其不可置疑的地位,古文经师也积极从图谶中寻找资源以争取上层的认可。
王莽篡汉,士大夫阶层纷纷依附王莽政权,从积极支持王莽改制到人心思汉,其态度前后反差不免让人感慨。忠君观念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亦是维持王朝统治的教化方式之一。文章试从儒士支持王莽这一看似不忠的行为来分析西汉后期的忠君观念。虽然西汉时也强调忠君的重要性,但相比东汉的"君为臣纲"尚不够强化。西汉时期的君臣观不仅有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内涵所在,更深受天命维德思想的影响,王莽篡汉更是集中体现了士大夫在忠君上的选择。
王莽从贵戚低层向权力核心靠拢并以和平方式登上皇帝宝座,与西汉后期社会舆论导向关系密切。汉末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易姓改命"和"再受命"思潮渐为时人所接受,为王莽改朝换代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王莽折节恭俭、谦约退让、克心履礼、折节行仁、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等不同时俗的行为举止,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使其成为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圣贤之人",朝野内外颂声并作,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拥戴与支持,为其代汉做了舆论上的引导;符命瑞应舆论的制造昭示着其代汉是天命所归,王莽在舆论的推动下"不得已"完成新汉政权的和平嬗代。总之,舆论引导与制造推动了汉新政权的顺利更迭,舆论战在王莽禅汉的道路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王莽九庙遗址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制建筑物遗址,它背后所隐含的宗庙文化及历史记忆是中国人整体情感的依托。伴随着西安城市规模的扩大,王莽九庙遗址已淹没在现代城市之中。建设在王莽九庙遗址之上的中钢厂是建国以来陕西省建设的第一个冶金机械生产厂,其充分见证了西安冶金工业从无到有的历史。伴随着西安城市结构的更新,中钢厂已停产搬迁,由曾经的生产厂区转变为如今的工业遗存后,为城市核心区留下了大量的工业景观和空间资源。除此之外,中钢厂旧厂区中还尘封着遗址考古的记忆和无数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的工人们的记忆,这些记忆都不能轻易的被抹去。针对一个特定的城市地段,从历史到现在,存在着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也存在着不同历史遗迹的叠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城市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针对一个特定的场所,按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观点来审视,场所中发生的所有“记忆”都是我们需要予以珍视的对象。本文以中钢厂旧厂区为研究主体,以中钢厂旧厂区场所中的王莽九庙遗址、工业遗存、工人及考古记忆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围绕场所探讨自王莽九庙一直到今天所发生的所有“记忆”的遗产保护问题。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等方法的基础上,对王莽九庙遗址的...
西汉和东汉被誉为经学的“昌明时代”和“极盛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两汉经学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展现出不同的风貌。而处在两汉之间的新莽时期堪称两汉经学发展的关键节点,历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新莽经学受政治和经学自身发展的双重作用独具特色,东汉以后的经学发展同样因这两方面原因深受新莽经学的影响。通过对新莽经学的研究,既可以揭开这一时期经学发展的神秘面纱,同时又可以藉此辐射整个两汉经学,探索两汉经学发展的规律。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西汉中后期逐渐兴起了一股以恢复周制为表征的复古潮流,进而引发了在礼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复古改制。此前一直在民间流传的古文经学顺势走向学术、政治舞台的中心,并由此广为人知,为以后的繁荣发展堤的伏笔。王莽作为外戚权臣,顺风借势,推波助澜,推行复古改制,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西汉自武帝以降的这股复古潮流,正是孕育新莽经学的政治背景。王莽秉政后立古文四经,对于今文经学也并未抑制,今古文经学在新莽时期都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经学各派对于新莽政权的态度则不尽相同:有支持派,如“齐诗”“大小夏侯尚书”“公羊春秋颜氏”和古文诸派;反对派则有“鲁诗”“韩诗”“欧阳尚...
元城王氏家族是战国时期田齐王室的后裔,齐国被秦灭后其家族迅速衰落。在西汉元帝时期,元城王氏家族以王政君入宫为契机,开始转变为外戚并步入政坛。虽然元城王氏家族在元帝朝的权势不大,但他们得以在朝臣与宦官的政治斗争中保存实力,为此后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成帝即位后,元城王氏家族的势力迅速崛起,他们广树党羽,打击政敌,基本左右了成帝朝的政局。至哀帝时,元城王氏家族虽然受到了君主的打压,但哀帝朝国祚短暂,并没有对元城王氏造成真正的伤害。继之而起的汉平帝和孺子婴均是由元城王氏扶植的傀儡皇帝,因此元城王氏最终发展成移鼎之势,实现了代汉自立。元城王氏家族的发展深深地影响着西汉后期政局的演变。元城王氏以多种方式对政局施加影响。一方面,他们通过与各势力集团的联合不断增强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西汉后期的阴阳灾异思想和谶纬学说也成为元城王氏打击政敌的有力武器。通过对其家族势力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西汉后期的大司马制度与外戚势力的结合为其家族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此外,元城王氏家族的内部团结和杰出成员的贡献也是其家族兴盛的重要原因。元城王氏家族以外戚身份步入行政中枢并最终取代汉室的史实给后代统治者留下...
桓谭是两汉之际有名的学者,与同时代的刘歆、扬雄齐名,当世即为学者所宗。但是由于桓谭的思想过于超前、激进,不能很好地匹配历代君王的统治理念,加之其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的逐渐亡佚,影响力逐渐减弱,故而仅为少部分学者所知。随着清儒对辑佚工作的重视,对桓谭的专门研究这才开始加温加热。桓谭的生卒年问题是学界一直讨论的热点,前后时间长达近一个世纪,共提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看法。本人通过梳理过去学者们的意见,综合各位大家观点,吸取现代学者的补充研究,得出了桓谭生卒年的区间应是不早于前42年,卒于公元36年。如学者张子侠所言,这个时间如果还想更精确一些的话,就只能有赖更多的文献资料出土了。桓谭的生平在《后汉书》中记载比较详细,但是对于其在王莽时期的记载,我们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通过《王莽传》《翟义传》等人的传记记载,桓谭在该时期实际上是很受王莽重用的。且二人在此之前同朝为官,对文学有着相似的爱好,交往是比较密切的。对于桓谭这一时段的记载,范晔是进行了曲笔隐晦的,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桓谭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新论》一书中,但在流传过程中不幸亡佚。清人在各大丛书中对其进行了辑佚,此外还有《仙赋》一篇,奏疏两篇以及...
异象是对带有神秘或玄幻色彩现象的总称,包括祥瑞、灾异、鬼神、天象等范畴,多富含政治色彩。汉魏时期的统治阶级对天人之事密切关注,史籍中对于超出常事常理范围的异象事例多有记叙。于汉而言,异象制造与宣传是一把“双刃剑”:对于高祖立国、武帝治国、光武中兴等颇有建功;而在王莽代汉立新和汉末三国时期,异象又多为其他势力所用,成为否定刘氏皇权的思想武器。异象宣传对取得民众支持,提高权威等获取政治优势方面有一定帮助,汉魏时期诸集团较重视异象,在一定程度上,该时期的政治甚至可看作是“异象政治学”。异象思想在汉朝的发展,离不开董仲舒、刘向、刘歆、王充等人对于天人之事的讨论,尽管众人对于异象存有不同的看法,或赞同或批评,然则该时期的思想家们围绕异象做出的解释和规定,却与史学家合力在史书记叙中形成一股浓厚的神异气息。汉一朝思想家们对于异象的认识与解释进一步规范化,为后世的异象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联系打开了新的视角。汉祚倾颓,神器易主,逐渐形成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提高威望与树立正统贯穿各个政权始终,是一件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而在汉一朝对异象的认识与规范上,三国时期直接将其运用于激烈的政治舆...
东汉前期乐府诗歌的发展与东汉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有密切关系,同时与诗歌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密切相关。本文将乐府诗歌文本和乐府活动的相关史料,放在东汉前期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细致研究光武帝、明帝、章帝这三个时期乐府活动的规模、特点以及乐府诗歌创作的内容与艺术特征,剖析东汉前期乐府诗歌发展演进的基本脉络和文学史意义。论文主要研究三大问题:一、光武帝时期社会转型对乐府诗歌的影响。剖析此期社会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想状况;分析乐府活动的具体情况,认为此期乐府活动的主要职能为宗庙祭祀、维护封建君臣关系和谐、维护宗法制亲亲功能,在具体演奏中有向“雅乐”回归的趋势;考辨马援《武溪深行》,认为“武溪”应作“五溪”;分析作于此期的34首民间歌谣,把握东汉战争局势和“采诗观风”的选官制度对乐府诗歌的具体影响。二、汉明帝时期社会转型对乐府诗歌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此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在加强中央集权、恢复生产、重视经学与制礼作乐等方面的表现;分析乐府活动的情况,认为这时期乐府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在风格上延续了“雅乐”;分析这时期作家乐府诗歌,认为其总体风格是“润色鸿业”;此期...
谶纬作为流行于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对两汉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有着独特的社会意义。因而,研究这一文化历史现象反映的社会历史面貌和人们的思想以及表达方式将是一个有趣的课题。本文题目是《汉代谶纬传播研究》,核心关键是“传播”,所以笔者将围绕“传播”的五大要素,具体研究汉代谶纬的传播情况。绪论部分,概括汉代谶纬传播研究的现状、提出本题目的研究方法,整理有关学界关于“谶”、“纬”概念及二者关系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最初的“谶”指应验的预言,到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神秘预言和占卜吉凶的文字或图像,而“纬”是对经的解释和延伸。至于二者的关系,“谶”、“纬”产生之初,各自独立,两者发展到西汉末年时,受政治环境的浸染,逐渐合流。首先,探讨两汉谶纬的传播者,依据各自身份、社会地位的不同,分为帝王、大臣、百姓三类。列举各个阶层在谶纬传播活动的具体行为,分析各自的传播目的。其次,梳理汉代谶纬的传播内容,笔者从某一或一系列的社会历史事件中,探索谶纬内容的本质给汉代社会带来的独特作用。分为新五德终始说;王朝命运;抨击外戚,讽刺后妃;怨恨时政,抒发不满四类。接着,总结汉代谶纬的传播方式,依据传播学关于传播方式的...
本文利用长安县地方档案还原新中国成立初基层建政过程。地方政府在新解放区建政中推动政治、社会、生产、思想改造采取的一个基本途径是培养典型村和劳动模范,通过典型来产生带动效应,并取得经验加以推广。如何发掘、选定、培养典型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工作中居于核心位置。长安县新中国成立初最重要的先进村是王莽村,其带头人蒲忠智很快成为全国劳模,也是后来柳青所写《创业史》中"王宗济"的原型。柳青1952年初到长安县挂职时曾深度参与王莽村的整顿互助组、制订三年生产计划等一系列工作。只有先还原彼时王莽村各项工作所面临的诸种挑战与矛盾才能把握柳青如何经由"深入工作"来"深入生活",从而将其群众工作经验作为打开基层历史经验的切入口,将其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认识能量激发出来。
文章探讨王莽九庙遗址和中钢厂旧厂区工业遗存地层叠加时的共生保护与利用。文章首先对两个保护对象分别进行价值评估和保护利用的策略探讨,再对两者地层叠加时共生保护的策略进行探索,使得王莽九庙遗址和中钢厂旧厂区工业遗存的保护与利用自成体系又能相互对话。
桓谭从古文经的学术立场出发,引申出对谶纬符命之学的思想批判,并以此选择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从他与王莽的合作到分裂,以至利用《新论》对王莽进行批判,他在东汉前期对光武帝"天下事以图谶决之"的公然反对,都可以看出他是从古文经立场和对谶纬符命之学的否定出发的,学术立场决定了他的政治个性。在和同时代其他经学大家刘歆、贾逵等人的比较中,桓谭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和持守,显得特别突出。在皇权专制时代,能不屈服于专制君主的淫威,始终如一地坚守学术立场,是桓谭最可宝贵的品格。
黄晖等人指出王充、王莽均有孙、王二姓,且同出魏郡元城,乃是同族,然细考《汉书·元后传》《论衡·自纪篇》之记载,详玩汉人传记的通行文法,此说难以成立。诸般史迹表明,王充、王莽分属两个平行发展的独立家族,绝非同宗。王莽的宗姓在东汉一朝备受猜忌,王充对王莽之行事素无好感,《论衡·自纪篇》交待"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仅是陈述事实,并无攀附王莽之意。
刘歆"助莽篡汉"的说法自两晋以来渐次强化,至康有为而达鼎盛。钱穆等虽有辩证,但多流于片面或静止的思考和分析模式。需知,历史事物往往是动态的,而历史现象又往往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动态和复杂思维分析历史事物和现象。王莽从辅汉到篡汉,其野心渐次昭彰。而刘歆对王莽的态度也随之相应变化:从辅佐、内惧而走向背离。以王莽"居摄"为界标,之前,刘歆倡立古文、扼制谶纬、发明五德终始等辅莽助莽乃至媚莽的行为都是为了"助莽安汉"。之后,随着王莽篡政野心暴露,刘歆也由助莽到"内惧",最终走向背莽叛莽。从刘歆生平及其与王莽的关系变化看,刘歆"助莽安汉"是真,"助莽篡汉"是假。至于刘歆的理论和行为被王莽假借用以篡汉,则并非刘歆本意。毕竟,主观"故意"与客观"非故意"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正>王莽这个人是一个"奇葩",他为人既相当狡诈,又有浓重的书呆子气,所以大脑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他篡位之初,就开始仿照古书记载,进行了一系列花样百出的官制改革,新创了许多官名。比如他按照《周礼》的规定,设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这一下导致各级官吏数量一下子倍增,结果"国用不足",不得不大幅降低官员们的俸禄水平。一度自公卿以下,每月只有麻布二匹。这样一来,百官无法存活,贪污之风迅速刮起。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天凤三年,王
<正>"国宝金匮"向来被视为泉海奇珍。史载,王莽从摄政到新朝的十余年间,共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留下了品类繁多、五光十色的货币。王莽的币制虽然失败,但钱币艺术却达到了历代钱币的一个高峰。经考订,"国宝金匮直万"被认为是王莽最后一次货币改革时所铸。因价值太高,当时很少在市面流通,存世极罕,堪为国宝,是驰名中外的古币大珍。
王莽在中国历史中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是比较负面的,然而梳理王莽登基前后的历史,可以看到王莽的形象与人们口中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笔者认为:在《汉书·王莽传》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思想变迁,以及王莽推行的各种政策的结果,重新对王莽进行客观的评价是非常有必要的。
居延新簡E.P.T59:697號由於墨迹漫漶,很多文字模糊難辨。參照整理者的釋文以及學者們已有的校補意見,通過細審圖版、揣摩文意并結合相關文書格式和歷史背景,基本可以辨識出該簡的所有文字爲:"?司徒將軍尋、隆新公大司空將軍邑移雍州牧、西部監,告西河、武威、上郡、金武〈城〉張?西海遠大尹:詔書圖北牧之界,且先起西河竟城以西,至於張掖後部澤城,以屬内鄣。"該簡的年代範圍大體可以推定爲新莽始建國三、四年間,簡文内容很可能與當時新莽征伐匈奴的戰略部署以及"分州正域"的舉措有關。
在两汉之交政局变动的过程中,关中士人的政治态度存在阶段性差异。针对王莽代汉,关中士人不乏以批评、隐逸甚至武力相抗争者,但顺应王莽代汉,谋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亦是不少关中士人的政治选择。更始政权入关后,通过默认、招抚基层势力等手段,保持了关中社会的大体安定。然而,大量流寓在外的关中士人对更始政权缺乏认同感。东汉初年,鉴于关中数次易手,基层民众聚众自保的情形愈发严重。而面对东汉政权,关中士人群体的政治立场亦再次分化。随着光武帝派冯异平定关中,并将关中士人纳入体制内,关中社会对东汉政权的认同感逐步提升。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京ICP备18041318号
©2021 版权所有： 北京历史文献平台
版权声明：所有图片均受著作权保护，未经许可不得使用、转载、摘编。版权所有【北京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