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西林觉罗·鄂尔泰
别名：鄂尔泰
字： 毅庵
号：
谥号：文端
性别：男
所处时代：清朝
国（旗）籍：满洲镶蓝旗
出生时间：1680年
死亡时间：1745年
祖籍：
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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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院校：
官职：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大学士等
学位：
工作机构：
1680
>1716
>1721
>1732
>1745
>《南邦黎献集》是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所编的选本，所录作品多为其课士之作。鄂尔泰通过对这一选本的编纂，将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文教秩序的构建与社会风气的塑造之中。他通过编选《南邦黎献集》,进行厘正文体与整饬士风的具体实践，树立官方对“江南”的教化权威；又对儒家礼仪的规范和“教育场域”加以改造，进而利用塑造“盛世”“圣君”的手段，贯彻清初帝王融合“治统”与“道统”的意图。通过对《南邦黎献集》编选过程的立体透视，可见官方意志对基层文教格局的构建和塑造。
“上谕十一道”指的是雍正帝即位后,下发的十一道谕旨,涉及官员上至督抚,下至知县等地方各级官吏。这十一道上谕体现了雍正帝为政观念和吏治思想,主要包括重视“治人”、力辩“名”与“实”关系、注重“宽严相济”、强调“唯知有君,公忠为先”等思想。雍正帝在之后的执政中,也正是躬行“上谕十一道”中的吏治思想着手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改设制度以及用人实践的。雍正帝为实践其吏治思想所进行的吏治实践活动,改善了自康熙末年出现的吏治问题。其重视吏治的思想,统治时期创设的制度等,也为后来者所继承,进一步推动清朝盛世走向高峰。本文试图以“上谕十一道”为切入点,分析雍正帝的吏治思想,并通过其日后的吏治实践探析“上谕十一道”中吏治思想对其用人实践的影响,总结其统治时期吏治思想与实践在清朝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文章结构来看,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对雍正帝的吏治思想及实践进行梳理、研究:一、为绪论部分,简单介绍本选题研究的意义及目的。同时,交代目前与本文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并对文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二、介绍本文时代背景,由于康熙帝实行“仁政”,康熙末年吏治出现问题,存在吏治松弛、耗羡加征过度、钱粮亏...
乾隆《贵州通志》一百馀万字，是明清《贵州通志》中分量最重的一部。这部方志是记载贵州省在康熙、雍正两朝对贵州省行政建置调整完善后的一部通志，是我国古代贵州省唯一一部较完整、较全面记录贵州历史文献的《贵州通志》。由于乾隆《贵州通志》所收集的资料丰富、所辖疆域广泛，载录史事较此前志书为多，故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很大。但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志书并非尽善尽美，也有部分缺失存在。
鄂尔泰的文学思想与政事活动关系紧密。他的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教功用指向,即文章应以经书为本、以雅正质实为尚;诗歌发乎情而约于礼义。鄂尔泰借诗歌表达宦游情志,其诗展现了改易民风、蠲免浮粮、改土归流等政事的不同面相。他力求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旨归、以科举为导向的地方文教氛围。文学与政事的交互研究,更加丰富地表现了鄂尔泰的多维形象及其文学思想。
＜正＞《清史稿·土司传·序》中专门记录了鄂尔泰的一篇奏折,内容事关改土归流,一直为研究清代改土归流者所重视,其文如下:至雍正初,而有改土归流之议。四年春,以鄂尔泰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余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至滇省城亦仅六百余里。
雍正五年（1727）初发生的"镇沅事件",使清朝统治者对革除土司安插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措施进行了深刻反思,其态度与措置也发生了重大转变。"镇沅事件"发生后,雍正帝与一些疆臣边吏意识到,革除土司虽已徙置省城,但其对原籍社会稳定的威胁依旧很大。清政府遂将革除土司安插的重点放在严格稽查和控驭革除土司及其家口上,关键措施便是将革除土司的安插地域由省内改至省外,而且根据革除土司势力之大小与罪责之轻重等确定其迁徙距离之远近。清政府对革除土司迁徙安置的种种尝试与摸索,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为革除土司安插制度的最终创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之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史料阙如,学界历来对于清前期开辟的黔东南苗疆社会结构缺乏准确认知。《南征日记》中的口供、调查记录,一方面表明苗疆内部存在以牛皮箐为基准的不同空间和人群区分,另一方面则呈现在战时状态下以"苗王出世"的号召以及王、将、巴尚、老虎汉等称谓的阶序与组织形式。这些内容,较少见于清代官方档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全面地反映苗疆的社会结构,为理解清代黔东南苗疆社会的历史演进提供帮助。
云南是中国重要的井盐产区,清代云南盐业是地方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康熙末年云南盐政崩坏,雍正继位之初,任用李卫、鄂尔泰二人相继对云南盐务进行改革。他们的改革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的政治建设,从而加强了清朝政府在云南地区的统治。
＜正＞《清史稿》错误较多,这是尽人皆知的,读者稍不留意,就会落入陷阱。近读《清史稿·土司传》,其中即有这样一段文字:（雍正）六年,鄂尔泰总督三省,其土州安于蕃、镇沅土府刁瀚,及赭乐长官土司、威远州、广南府各土目,先后劾黜,惟刁氏之族舍土目煽纠威远黑倮复反,戕知府刘洪度。于是尽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安置。（1）对于这段文字的理解,应当是: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任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期间,重视云南水利建设,仅临安府建水州（今云南省建水县）一地,他亲自督修的治水工程,就有治理泸江、塌冲、象冲三河和开挖李浩寨水渠两项。此外,鄂尔泰提出的设立水利专项资金、水利官的理念,开创了云南建水以制度兴水利的先河。文章通过解读《临安修河教》《兴修水利疏》等文献,考证鄂尔泰对建水水利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其治水主张,于当代亦有借鉴意义。
"七尸八命"案是发生在雍正年间的真实事件,在记录此案的、目前可见最早的笔记小说《霭楼逸志》中,作者将最终裁决此案的人书写成满洲贵族鄂尔泰;而在其后写就的两部章回小说《警富新书》《九命奇冤》中,则为孔大鹏。实际上,参加处理此案的当是满洲贵族鄂弥达。鄂尔泰成为雍正御批的钦差裁决者,反映了笔记小说娱乐自身、体现作者个人意趣以及代表下层民众发声的书写功能,凸显下层民众对雍正最欣赏的官员鄂尔泰的接受和理想政治的向往;章回小说中的人物改变为孔大鹏,一方面显示其小说功能重在教化和娱乐大众,在史实和叙事间寻找更加真实叙述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体现章回小说兼顾传播性和趣味性,体贴读者心理习惯等,形成更加有逻辑性叙事的需要。
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八年（1730年）,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统治,在雍正帝的允准下,担任云贵广总督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并于改土归流基本完成后在云南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川府的改土归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康熙三十七年（1698）改东川土府为军民府,设流官,但东川府的实际控制权,依然在当地的大小土目手中。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奏请东川归滇,以加强对今滇东北地区的控制。雍正八年（1730）,乌蒙事变,东川府遗留土目参与叛乱,鄂尔泰镇压叛乱后,对东川府进行"二次改流",并采取调整驻兵、抚恤土民、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等措施,加强了对云南东川地区的控制。
改土归流是中央政府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手段,通过革除土司实现国家对于土司辖区的直接控制,本质上还是为了实现国家政权的“大一统”。雍正年间,鄂尔泰受到清世宗的委任,前往云贵主持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此次改流规模之大,程度之彻底,都是前所未有。滇东北虽不是这场改流的起点,却是一个重点,后世学者对这场改土归流也有较多的争议。滇东北地理位置十分紧要,一有不妥则三省受其扰,所以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权十分重视。鄂尔泰一经上任云贵总督便在筹划此地区的改流事宜,充分的准备使得鄂尔泰的改流计划得以顺利推进。但他没想到在滇东北基本实现全境改流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司叛乱。鄂尔泰之前在此地的努力成果基本化为乌有,也改变了他对改流手段的认知。在平叛的过程中,鄂尔泰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给当时的社会形成了十分恐怖的氛围。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选取滇东北为研究对象,对雍正年间在滇东北的改土归流进行研究与梳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讨论滇东北之所以改流的必要性;第二,梳理雍正年间滇东北改土归流的具体过程,重点表现其过程的阶段性与反复性;第三,研究雍正年间对滇东北改土...
＜正＞关于遵义府划归贵州的时间,当前学界说法不一。作为黔北重镇的遵义府,其划归贵州的时间是非常有必要考证清楚的。一当前学界关于遵义府划归贵州时间的三种说法（一）雍正五年说。《贵州古代史》:"公元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划四川遵义府并所辖遵义、绥阳、桐梓、仁怀、正安五州县隶贵州。"（1）《人文遵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流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将遵义府划归贵州。"（2）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雍正帝因征讨准噶尔无功,派遣宠臣鄂尔泰于雍正十年七月往西路军经略军务。雍正帝变更原计划,又令鄂尔泰于十一年正月往北路军经略军务。鄂尔泰在西路军主要经略后勤,而在北路军主要调查将领罪状、管理后勤和规划兵力调配。鄂尔泰虽是经营一应军务,但并未直接指挥作战。鄂尔泰经略军务,得出准噶尔不能速灭的结论,成为促成雍正帝罢兵的一个重要因素。
康雍之际云南公件银两制度的创造与推行是清代财税改革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公件银两制度由云南巡抚杨名时于康熙六十年正月起首先在云南府昆明县推行,以后逐步向周边州县推广,至雍正二年七月,已在云南省除边远土司区之外的所有州县施行,至雍正六年六月鄂尔泰再次酌定后,云南公件银两制度化基本完成。公件银两征收后用于云南官吏养廉和地方公用经费支出。公件银两制度化实现后,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方经费征收制度,一直推行到清末。公件银两的制度化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为雍正朝实行耗羡归公等一系列财税改革和吏治整顿提供了某些启示和经验。
鄂尔泰治理西南期间,治苗思想不断演变,其中在黔东南地区的苗疆治理因耗时耗力最多,最具代表性。鄂尔泰治苗始终坚持"剿"、"抚"并行,但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谬冲之战后的诸苗归化让鄂尔泰自信通过"招抚"即可管理苗疆。八寨事件发生后,鄂尔泰"以抚为先",只对个别闹事苗寨的头人进行了严惩。丹江之战时张广泗动用了大兵,其中"以苗制苗"的手段既节省了朝廷兵力,又实现了苗寨之间的制衡,同时期方显在清水江地区的招抚顺利进行。治苗后期,由于部分归顺苗寨的反复起事,再加之来自雍正皇帝的质疑,急于求成的鄂尔泰开始迷信武力,治苗政策转为"以剿先行"。
清雍正时期,为收回安南蚕食云南开化府土地,高其倬、李卫等边吏主张朝廷境土尺寸必争,而雍正皇帝则主张"天下一家",不分中外,所失土地无须收回,两种不同的疆域观在"安南勘界案"中发生了强烈碰撞。边吏鄂尔泰也曾主张收复失地,但在雍正皇帝的皇权面前,更多的是迎合清世宗"天下一家"的疆域观。
马会伯是清代的一名军事将领,武进士出身,历经康熙雍正两朝,为官三十余年。作为一名武将,马会伯参与了清初平定西藏的战事,并积极主持整顿营伍,处理地方叛乱,立有军功。得到雍正帝的赏识,升任巡抚,参与到地方治理,政绩突出,在清朝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了解马会伯生平经历及地方政绩,展现出他所处的康熙雍正两朝的政治状况。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马会伯的家世背景,探讨马会伯的家族概况。马会伯家族在当时的宁夏地区属于武将世家,其曾祖父是明末大将马世龙,他的堂兄弟马际伯,马见伯,马觌伯都曾担任重要官职,家族成员数代皆从武,通过介绍家族成员从武及为官经历,研究马会伯家族整体状况。第二部分介绍马会伯的军事作为。作为一名武将,马会伯曾参与到平定西藏的战役之中,担任贵州提督期间以武力镇压川贩动乱,通过军事行动维护社会稳定。除此之外,马会伯还积极主持整顿营伍,训练士兵,补充军备,提高军队的攻防能力。第三部分主要介绍的是马会伯在担任四川、湖北巡抚期间如何管理所管辖地区,以及他取得的地方政绩。马会伯在担任巡抚期间,整顿吏治,挑选官员,惩治营私官员,整顿税务,革除巡抚衙门各项陋规银两;清查隐粮...
清雍正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改变了这一地区闭塞、落后的社会形态。改土归流主帅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改流中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策略对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末至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前,云贵土司地区的法治存在严重问题,具体表现在土司违法普遍,"夷霸""生苗"横行,以及官府遇事失职推诿、地方吏治腐败等方面。在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前,雍正帝与大臣鄂尔泰就此进行调研,确定了彻底治理的思路。
继南诏、大理割据统治以后,作为西南边疆的云南进入了元明清“大一统”统治时期,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逐步推进。进入十八世纪以来,清帝国步入了鼎盛时期。在史家笔下,这一时期往往被称为“康乾盛世”,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程度都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东亚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时间点。在这一阶段中,清帝国的统治者对云南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使当地的制度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推动了当地社会的迅速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督抚官员为核心的官僚体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完善,成为大一统政治在西南边疆推进的主要标志,对边疆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滇省与内地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也引发了一系列地方吏治问题,官场日渐腐败,在乾隆年间接连发生了数起高官贪腐大案。基于这样的历史状况和特点,我们对雍正、乾隆时期云南吏治的研究,就成了深入认识西南边疆一体化进程中新问题新矛盾的关键,有助于推动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发展;同时,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和研究的学术背景下,雍乾时期云南吏治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史、清代吏治史研究的全面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乾隆初年的许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展现了盛清时期大大小小的京官与商人、平民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以京城为舞台,通过社交网络相联系,互相谋求经济、文化生活便利,乃至政治利益的复杂图景。政治信息的传递,是京官社交网络政治属性的基础。一些围绕朝廷重臣如鄂尔泰形成的社交圈子,具有较强的内部凝聚力,政治属性较为明显,孕育着皇帝眼中的"朋党"。仲永檀等部分科道官员试图利用朝廷权力整肃社交活动,但他们自己同样身处社交网络之中,并深受其政治属性的影响。皇帝一方面希望整顿官场风纪、肃清朋党,另一方面又要控制打击范围,维系朝廷体面,皇权对京官社交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暧昧态度。
鄂尔泰是雍乾重臣,其"朋党"案是清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考察,事关对鄂尔泰的评价和对雍乾政局的认识。通过考察鄂尔泰的政治势力及其政治实践状况,剖析鄂尔泰是否存在主、客观上的结党史实。最终认为,鄂尔泰并无心结党,只是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势力。乾隆帝对鄂尔泰势力的压制与打击是巩固皇权的一种体现,反映了清朝皇帝高度集权的特点,鄂尔泰政治势力的覆灭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正＞西林觉罗·鄂尔泰（?-1745年）,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清代水利专家。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由举人世袭佐领,官至军机大臣兼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在职期间,注重发展水利事业,曾提出"水利为第一要务"的主张,尤其对云南水利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人有"元代则赛典赤,清代则鄂尔泰,厥功至伟"的赞誉。鄂尔泰曾几次查勘太湖,后又详细调查直隶的河道,提出了整修永定河的全面规划。雍正三年至十年（1725-1732年）,在总督云、贵、广西期间,他的治水成效更为突出。据史料粗略统
张广泗最大的功绩是开辟苗疆和平定雍乾苗民起义,因此这两个历史事件蕴含了张广泗民族治理思想的精华。长期以来,人们对张广泗的评价较低,其实,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重新梳理,可以看出张广泗对于民族治理思想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与传统的看法不大一样。
本文基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参考社会学的社会控制理论并以此为视角,围绕清代前期云南和贵州地区的土地问题、土司和苗疆问题、客民问题、私盐贩卖和人口贩卖问题、矿业衰落问题等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就清廷针对以上社会问题进行的调控和治理的过程、经验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本文认为,离开社会问题也就没有边疆社会的存在。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从研究云贵地区社会问题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内在经纬等来尽量还原边疆社会的历史真实,总结归纳历史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清初云贵地区土地问题异常尖锐突出。吴三桂专制云贵后,把明代的沐氏旧庄变为吴氏“藩庄”;同时,土司占有大量土地。下层民众中少地、无地的现象日益增多,由土地占有的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一触即发。在这一背景下,清廷对土地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包括从顺治朝开始的大规模的垦荒行动,康熙年间废除庄田、改革屯田、推行军屯等,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后对土地问题又进行了持续调控。云贵地区地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战略地位显要,处理好云贵地区民族和社会问题,土司和苗疆...
本文以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的变化为背景,提出“汉奸”治理成为清朝治边的重要任务,归纳了清朝统治者对“汉奸”危害的认识和治理“汉奸”的对策,并在此基础上对清代“汉奸”治策的得失进行分析,剖析了清代“汉奸”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的原因,并对“汉奸”词语在清代的使用特点做了分析,指出“汉奸”词语在鸦片战争前主要是一个用于边疆治理问题的词汇。雍正朝在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不法汉人为自身利益而教唆土司和苗民抵抗清政府的改土归流,边疆地区的汉奸问题开始显现。改土归流改变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外来汉民和新设流官政权对夷民的欺凌成为边疆地区的主要社会矛盾,导致了新的汉奸形式的出现。煽惑土司和苗夷的不法行为、盘剥土司和夷民财产、包揽和教唆诉讼、协助藩属国损害清政府利益和参与藩属国内部斗争,构成清代汉奸违法活动的主要形式。“汉奸”的一系列行为严重影响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引起了清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一是主使土司和苗民的不法行为,具体表现为主使土司抵制改土归流、挑起土司之间的争斗、充当苗人叛乱的策划者和教唆夷民烧杀抢劫。二是参与土司和苗民变乱,具体表现为参与土司的反叛斗争、充当苗民起义的参与者和追随者及...
为能加强对乌蒙山地区的控制与开发,清王朝力求破除这一区域割据状态,武力消灭彝族土司土官势力,强化王朝政治已属必然。云贵总督鄂尔泰力推改土归流,其要旨在三省分治态势为稳前提下,对乌蒙山区彝族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结果,牢固王朝政治,武力割除这一区域割据势力、行政区域归属流官治理,从而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长远的基础。
贵州苗疆遥居腹里之地,山箐阻深,素来民风刁悍,因此内地官员多不愿到此赴任。为更好的解决贵州苗疆的官员就任问题,同时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缓和流官与土民之间的矛盾,雍正帝在这一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不同于汉地的官员选任制度。文章以《清实录》为主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析、比较。正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意义、研究动态、研究方法及文章涉及到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主要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族环境及主观人为因素四个方面分析雍正朝“开辟苗疆”的原因并简单介绍开辟苗疆的范围及在此设置的军政机构。第三部分首先介绍雍正朝地方官员的一般选任方式及几项特殊的选任制度,在此基础上分析雍正朝设置贵州“苗疆缺”的原因、贵州“苗疆缺”的范围及其内部差异。第四部分主要利用史料分析贵州苗疆区官员选任制度的独特之处：官员就近保题；二,回避较为宽松；三,苗疆缺管理更为严格；四,官员任用较为机动灵活；五,最艰难地区的苗疆缺升迁较快；六,赏赐优渥,且惠及家人。第五部分简要探讨雍正朝贵州苗疆官员选任制度的深远影响：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贵州苗疆到任流官和当地土民之间的关系,客观上加深了苗汉之间的交流沟通,加速了苗...
清代乾隆时期的彭家屏案一般被认为是文字狱,但实际上彭家屏之所以被杀,有着深刻的党争背景。他是李卫的亲信,在与鄂尔泰的派系斗争中充当急先锋。他的升迁、被重用,到失宠、被杀,与当时的党争形势,特别是鄂派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乾隆帝在背后做推手,这反映出乾隆帝本人驾驭党争手段的变化。本文通过使用大量未刊档案,揭示了彭家屏为官经历,以及他与乾隆帝、鄂派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文字狱或许只是专制帝王整肃派系、消除党争残余的手段。
普洱茶在清代获得很大发展,成为云南地区的"大钱粮",进贡朝廷及远销各省,享誉省内外。普洱茶很快兴起趋于繁荣,与藏区茶叶消费市场的开拓、普洱茶主要产地社会环境的优化,以及清廷的积极支持和有效管理有关。普洱茶的崛起和兴盛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的发展,两者有如影随形的密切关系。
雍正时期,鄂尔泰近六年的西南管理使得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得以加强与深入,其直接治理的少数民族对象除了土司首领外,还有普通民众。其中,鄂尔泰奏折中所见的有关滇南"凶猓"、广西"贼蛮"的治理即是一例。此外,鄂尔泰对少数民族民众的治理与对土司的治理同时进行,并且存有差异又互相影响。同时,鄂尔泰奏折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描述直接影响了雍正帝的民族认识。
＜正＞节俭是一个人的重要品质。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大手大脚随便浪费的人能创造一番事业,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中国有句古训:成由勤俭败由奢。成功由勤劳节俭开始,失败因奢侈浪费所致,即使到了很富裕的时候,这个朴素的真理也不会过时。鄂尔泰在清朝雍正时做云贵总督,后来任武英殿大学士。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简朴,曾多次告诫自己的子女及家属万不可奢侈享受,否则祸必从侈起。他训诫弟弟奢侈一事尤为后人称道。
清代是满族文学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满族家族文学的兴盛是其表现之一。鄂尔泰家族是清代满族文学家族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对鄂尔泰家族成员的相关生平事迹、文学创作活动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对其家族成员诗歌创作进行全面把握,进而对鄂尔泰家族整体的文学特色进行归纳与总结,揭示清代满族家族文学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以及在中国古代家族文学史中的重要意义。
清初,贵州与广西交界之处犬牙交错,地方争斗不断,官员相互推诿。雍正五年,两省以红水江为界,江北属黔,江南属粤。十年,广西庆远府的荔波县划归贵州都匀府。两次划界不仅使贵州向南扩展了,还影响了两省政区的调整。同时,也基本确定了今日黔桂的边界。
雍正朝是清代处理边疆问题的关键时期。雍正帝提出了以"六合大一统"为特征的民族观,并积极运用于边疆治理的实践中。雍正帝为解决西南苗疆问题,在不同时期提出了"怀柔之法"以及"恩威并用"的策略,并通过武力征剿、改土归流、发展经济、兴办文化教育等措施,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及发展,加速了清代边疆"大一统"的进程。
在清代出现的"汉奸"一词,作为官方语言初指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不法汉人,此后指称范围有所扩大,亦指损害国家利益的中国人。改土归流后,"汉奸"的不法行为造成西南边疆地区的动乱和汉夷矛盾的加剧,成为西南边疆地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防止汉奸产生和作恶的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清政府以汉夷隔绝为出发点,因而未能彻底解决汉奸问题,但其处理汉奸举措的得失也可为当今民族关系的处理提供借鉴。
清代改土归流的严重中大体可以看到所谓"改土归流"之"土",乃是指"一切不符合中央行政建制的地方行政权利体制",当然也包括土司在内,但废除土司并不能涵盖改"土"的全部内容,而废除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行政权利体制,也是改"土"的主题之一,从相关历史记载以及开辟的后果看,"生界"的开辟,也属于了"改流"范畴。"改流"的原因,主要是强化边疆统治,增加地方赋税,将未曾设立土司制度的"生界"纳入流官管理体系之中,主要是改变中央王朝权利失控与真空的被动局面。
泗城改土归流,在雍正朝广西改流中规模和影响最大。它是在雍正帝的大力支持下,由云贵总督鄂尔泰统筹指挥,滇、黔、粤西三省大员通力合作的一次有组织、有策略的改流。改流的目的,是为结束广西势力最大又长期肆虐不法的土司政权,划分黔、粤疆界,促进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改流的手段是以武力震慑土司,以宣传动员土民,力求以较小的代价完成改流。改流的善后措施完备妥当,缓急适宜,未造成被参革土司的反抗和被改流地区的动荡。
＜正＞他,有志有猷,有才有守,功勋至上,是雍乾时期满族著名股肱重臣;他,不遗余力,不负众望,改土归流,开创历史基业,促进了边疆稳定和繁荣;他,修建滇池,发展水运,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促进云南水利发展。他,就是清代名臣,保和殿大学士傅文端公鄂尔泰。鄂尔泰（1677-1745）,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中举。雍正元年正月,鄂尔奉被钦
康熙、雍正两朝在云南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两朝治理吴三桂叛乱造成的创伤,采取积极措施经营云南,使云南地区逐渐走上顺利发展的轨道。康熙、雍正两朝经营云南地区,具有注重规划、强调治理,重拳出击、解决时弊,以及健全制度、注重管理等特点,同时提出了一些治理云南的策略思想。康熙、雍正两朝对云南地区的治理,在实践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为乾隆朝对云南地区进行全面、深入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正＞一、问题的起源、研究现状与本文研究重心汉奸研究是作者近十年来进行的死刑史研究中,涉及20世纪死刑制度实践演变的一个重要个案。众所周知,20世纪是中国政治司法的断裂转型期。这一百年中,中国的司法领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制度性转化:清末改革、民国六法的建立、新中国前后三十年立法与司法的特殊实践。在20世纪的死刑适用对象中,政治罪尤为突显,相应呈现的是,特
雍正三至六年,中越在滇越接壤地带的大、小赌咒河流域发生领土争议。此次边界交涉过程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清廷虽然三次重新设立边界,但最终的边界依然维持不变。在清廷边界处理过程中,传统的宗藩理论起着指导作用。此外,负责边界处理的地方大吏以及军事威慑在边界争议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开辟苗疆的研究中虽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如开辟苗疆主张是谁提出的、开辟苗疆的手段、开辟苗疆贡献最大的人和开辟苗疆性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会进一步促进开辟苗疆问题的认识。笔者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雍正五年的湖广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进,出现了大量苗民逃往湖广及兵源粮饷紧张的局面。而湖广土司区的存在,不但影响西南军需的供应和保障,而且也影响整个西南改土归流的战局,因此,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边防,策应西南云贵广西改土归流的需要,趁势顺带地将湖广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
普洱茶在清代获得很大发展,不仅成为云南的"大宗钱粮",而且享誉省内外。普洱茶很快兴起并趋于繁荣,与藏区茶叶消费市场的开拓,普洱茶产地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清朝的积极支持与有效管理等有关。普洱茶的兴盛,与滇南社会获得良性发展是如影随形的关系。
＜正＞本刊2013年第4期第62页刊登的《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一文的作者为张姗,原文作者"刘姗"处有误,应更正为"张姗"。
清代大学士鄂尔泰才能卓著,为雍正皇帝重用。《硃批谕旨》中,二人以上谕、朱批和奏章的形式进行的文笔交往内容丰富、交流广泛,其中可见雍正对鄂尔泰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滇粤河道的开修是雍正时期中国西南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发生有着深刻的经济与历史背景。清世宗对开修滇粤河道一事极力支持,可谓是声势浩大,耗资颇多,但竣工之后并未起到最初所预计的巨大作用。因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因素,滇粤河道竣工不久后便被废弃,最终成为一场劳民伤财的历史闹剧,而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缺乏民主思想的君主专制制度所致。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时，因时因地的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羁縻制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种民族政策在中国古代史的进程中自身也不断的发展变化。 羁縻思想源于先秦的“五服制度”，就是少数民族或是各小邦国向中原王朝朝贡，表达臣服之意。两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的时期，唐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繁荣时期，而清初期的强大但难以阻止其作为封建王朝的衰落，与其相适应的“羁縻制”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进程，它形成于汉，完善于唐宋，衰于明清。汉代羁縻制度形式为属国制，唐代为羁縻府州制，明清为土司制。 历代中央政府对广西地区进行管理时，均包含羁縻统治的思想。秦在岭南地区设三郡，把岭南置于中央王朝统治之下，为汉在西南地区推行较大规模的郡县制打下了基础，秦汉在这地区的统治是一个趋于完善的过程，虽然两朝在大多数时候更多的要求是形式上的依附关系，所设机构规模和管辖区域并不强制要求一致，只是为达到形式上的统治。 公元621年，唐派李靖率大军平岭南地，隋朝刺史丘和、萧铣先后降于唐军，这样唐基本上解除了隋末割据势力，唐得以对这一地区行驶有效的控...
顾太清是清代文坛上一朵耀眼的奇葩,满族文界的佼佼者,也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文学艺术全才。太清本是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大学士鄂尔泰侄曾孙女,乾隆曾孙贝勒奕绘侧室。但却以"顾春"、"顾太清"之名、字行世,清宗人府档案也称她是"顾文星之女"。近现代学界曾围绕着太清"冒名报档子"原因展开讨论,其相关结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太清祖父鄂昌因胡中藻逆诗案获罪赐帛,"罪状"传谕八旗,"罪人之后"的身份与荣王府声誉有违;二是西林觉罗氏的望族血统与王公贵族的纳妾制度不符。二者都因缺乏史证而难以采信。查诸史籍,太清"冒名报档子"的根本原因是她与奕绘的姑侄名分触犯了"尊卑为婚"的《大清律例》。
关于改土归流研究的文献已浩如烟海。以滇东北地区为例,对这一区域的改土归流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可看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
清代著名政治人物鄂尔泰,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长期关注。本文搜集整理了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学术界对鄂尔泰的研究成果,并按其侧重点不同,从"改土归流","地方管理","少数民族统治","水利、经济、整顿人口贩卖、社会改革"等四个方面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分类总结。同时,对收录鄂尔泰奏折的《朱批谕旨》、《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进行了对比和说明。虽然此前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但侧重点多集中在政治方面特别是"改土归流"上,同时对鄂尔泰奏折的利用还不充分,因此今后的鄂尔泰研究仍有余地。
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众多,但最根本原因当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需要,为中国疆域发展形成之大势所趋。为保证云南社会稳定与边疆安全,雍正朝最初采取和平方式改流,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随着雍正朝对改流认识的深入,改流方式逐渐发生了从和平到武力的转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使改流地区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雍正朝实施了完备的善后措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推行内地的治理模式,从而加快了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可以说雍正朝改土归流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
雍正皇帝在其朱批中有一套较为独特的治人理念,主要包括其重人思想、推广引见制度以及利用密折建立严密监察体系三个方面。雍正通过这三点措施,在客观上为官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正＞一、明太祖:垦荒屯田整顿赋役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著名的开国皇帝之一。他前期是农民起义领袖,富有才略,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经济措施,使他能越战越强,消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一统中国;他后期作为开创新朝的封建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巩固了统治,发展了经济,使明王朝成为传年较久的中国古代重要王朝之一。
雍正朝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笔者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了本次改流之目的、实现改流的手段、改流的不同类型、改流后的社会状况等问题,对过去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同时总结了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乾隆朝上谕档》是乾隆一朝上谕副本的汇集,其中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吏治方面的文献,为深入研究乾隆帝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是乾隆帝总结康、雍两朝的吏治得失慎重提出的,具体表现为恩威并施,执两用中,这一策略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固和帝王的权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正＞时龙年春分,闻《筑城广场诗选》有鄂尔泰《甲秀楼》（二首）,有感而作。封疆鄂公讳尔泰,治苗有功铁柱载。铁柱已去诗作代,恍若金戈声又来。地下苗骨非铁身,那容铁马再踏践。甲秀古楼已蒙羞,客厅怎可落尘埃。鄂尔泰,清雍正朝任云贵总督时,奏准"开辟苗疆",声称"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欲改土归流,非用大兵不可。宜悉令献土纳贡,违者剿"。于是用大兵开路,苗民不堪忍受,遂起而反抗。史称"雍乾起义"。鄂尔泰气极,责令清军"惟以重兵弹压为要,不可惜费省事。"并书示统兵将帅"愚非好杀,但恐今日不杀少,他日必杀多"。杀戒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胡中藻案是乾隆借文字狱的形式打击朋党的一宗大案。乾隆整治的对象实是分别以鄂尔泰、张廷玉为首的两大党派,而试图通过胡中藻案杀一儆百,以进一步加强君权统治。乾隆及查案大臣刻意误读胡中藻诗句含义,并且严查胡中藻的结党行为,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对江西的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章对"雍正安南勘界"的缘起、双方划界过程中的争执以及最后结局进行了梳理,认为双方虽有不同的划界依据,但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自然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这也基本上符合现代国际划界的原则。只是这样的原则在实际划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由于受当时清王朝与安南宗藩关系的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观念或者文化心态成为此次划界的决定因素。
胡中藻文字狱案是乾隆前期文人因诗文遭祸的一宗大案,乾隆因此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江西籍官员裘曰修等人也受到牵连。裘曰修曾无意透露胡中藻诗集被查的消息,实际其与胡中藻并无交往,也没有刊刻、传播胡中藻诗集等直接行为。乾隆虽未将裘曰修治罪,但江西的其他涉案官员则遭到了相应的处罚。
滇铜是清代矿业兴盛的主要表现之一,因之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关于清代滇铜外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京运方面,对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关注不够。从两者所铸铜钱的流通范围以及促进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方面而言,各省采运滇铜的作用和影响并不亚于京运。
张廷玉是清代前期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在雍、乾二朝长期居汉官之首,是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中惟一配享太庙的人。一方面,张廷玉深得雍正帝的信赖,在雍正时期荣宠达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张廷玉在有恩于乾隆的情况下,仅以小过,却受到了乾隆的无情打击,名誉扫地。纵观雍乾两代皇帝对待同一个汉族大臣,反差天壤之别,这其中的缘由很值得思考和研究。 剖析张氏与满洲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是研究雍、乾两朝政治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依据习见的材料,通过前后对比的方式来考查造成张廷玉仕宦沉浮的根源,并从中窥视当时的满汉关系,探究汉族大臣在清廷的地位。全文正文共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分析雍正为什么会置“尊崇满洲”的祖制于不顾,打击满洲贵族,优宠汉官,甚至不惜使汉人势力膨胀做大。接着考查张廷玉有何德、何能、何功,何以如此受雍正皇帝的抬爱和垂青。最后评估雍正打击满洲勋贵,优宠汉官的做法,在背离祖制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第二部分：首先考查张廷玉对乾隆初政的作用和影响。接着通过重点分析乾隆的君权思想及其民族观,鄂、张党争产生的原因、规模、对皇权的危害程度,以及在配享太庙的风波中乾隆和张廷玉君臣的双向互动情况等来揭示乾隆...
＜正＞一、问题及材料相对其他地区,贵州开发较晚,明代建省后,今日贵州的大部分地区才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赋税体系,伴随移民的迁入,贵州得到一定开发。但是终明一代,军事目的远甚于经济开发,直到清代雍正时期,才认真着手贵州开发的事。考察这段时期的治黔策略、动因及影响,将有助于深化贵州地区史的研究,也有助于贵州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石漠化演化过程中人文因素的研究。
在清代治边史上,张广泗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的官宦生涯基本上都是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他的前途和命运也是与少数民族有关。张广泗率先提出“开辟苗疆”的主张,并亲自指挥对黔东南苗疆的开辟,成为开辟苗疆成功贡献最大的人。张广泗镇压苗民起义,巩固了开辟苗疆的成果。得到雍正和乾隆的高度赞赏和信任。并在这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后来,张广泗在第一金川战争中却因“调度失宜”、“失误军机”的罪名而被乾隆处斩。张广泗由于开辟苗疆和长期担任贵州总督兼巡抚,对贵州特别是黔东南苗疆地区的历史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张广泗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很不够,这与张广泗在历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因此,笔者试图对张广泗作一初步研究。本文对张广泗一生中主要参与的开辟苗疆、镇压雍乾苗民起义和第一次金川战争等三个历史事件进行一些探讨,以反映张广泗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通过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描述的对比研究发现,康熙时期文献显示贵州多山少树、田土多石,部分地区已出现石漠化景观,是一片穷荒异瘠的土地,地方官员劝垦的态度消极悲观,更多的是向康熙争取特殊政策。雍正时期地方官员以积极的态度在贵州实施劝垦,认为贵州气候适宜,即便气候异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证贵州不会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贵州的森林往往是"逆苗"藏身之处,成为剿苗的障碍,故"焚烈山泽"成为如同"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一样重要的政务。文章指出,两朝官员眼里的贵州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朝最高统治者治理贵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二是地方官员针对的地区相异。
云南、贵州、四川地区一直是苗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地方。明朝以及清朝前期,政府尚未在广大的苗疆地区建立深入的统治,土司仍然是这些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土司对当地统治的过程中,其制度本身的弊端也日益暴露,甚至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障碍,因此革除土司制度,改土官为流官就成为清政府在当地亟待解决的问题。 鄂尔泰是雍正帝极为倚重和信任的大臣之一,被誉为“模范督抚”,其在雍正帝的支持之下,从雍正四年开始,历经六年的时间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中,清政府将横行不法的土司一一惩治,将其家口内迁安置或者就地安插,置于流官的管辖之内,与此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来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改土归流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其历史局限性也是不能忽视的。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其条件,内容也兼涉土司制度的渊源及其横行不法的表现。第二部分是雍正朝的改土归流策略的产生及其措施。第三部分论述苗区的动荡。
鄂尔泰为雍正皇帝的股肱重臣,他饱学经史、兵书、理学,身居高位,被雍正誉为封疆大吏之楷模。雍正年间,鄂尔泰主持西南地区改土归流,这是鄂尔泰仕途生涯的顶峰时期。前人对云南改土归流和鄂尔泰多有研究,本文参考前贤研究成果,着重参阅近年公布的《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材料,就其奏折入手,探究鄂尔泰与云南改土归流关系
《档案学通讯》网络版（www.daxtx.cn）试运行一个多月以来,承蒙各位档案同仁的厚爱,每天都有不少网友发表许多极富思想性的博客日志与论坛帖子。为了奇文共欣赏、创意互交流,自此期起,本刊每期都摘录网络版（www.daxtx.cn）中的部分精彩文字,以飨读者。
鄂尔泰为雍正皇帝的股肱重臣,他饱学经史、兵书、理学,身居高位,被雍正誉为封疆大吏之楷模。雍正年间,鄂尔泰主持西南地区改土归流,这是鄂尔泰仕途生涯的顶峰时期。前人对云南改土归流和鄂尔泰多有研究,本文参考前贤研究成果,着重参阅近年公布的《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材料,就其奏折入手,探究鄂尔泰与云南改土归流关系。
＜正＞引言雍正安南勘界,是指清雍正朝时期中国与安南勘查云南开化府南部与安南接壤边界线事。民国年间（1930年6-7月）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第1、2、4、5期收录了有关这一段史事的史料,并命名为"安南勘界案",本编年沿用了这一名称。安南,即今越南北部,古称交趾、安南[源于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改交州都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是以方显和张光泗为代表的抚剿二派,在苗疆两个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的。在开辟的过程中,官兵以抚见效,以剿收尾,剿抚两条线交织并行。开辟苗疆最终以剿收尾,是因为主剿派官员无视当地文化习俗的特殊性,兼之治军无状,下属争邀军功,治理"未得善策",一误再误所致。
清初的国内政治、国防形式以及西南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雍正朝加强对西南的治理,认为雍正朝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防御西南地方势力转化倒戈,策应漠西蒙古南下,以巩固清朝内陆边防之需要。
鄂尔泰是清代雍正年间的重臣,在任云贵总督期间,在云南实施科学治水,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积极开辟航运交通,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及周边省份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朝在对贵州“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鄂尔泰发现了从事贩卖人口并借机蛊惑“苗民”的川贩,并与之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由此着手对这些川贩采取惩治行动。川贩这一现象有着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吏治、伦理道德乃至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许多情况,对当今社会规范和治理也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正＞西林觉罗·鄂尔泰（公元1680-1745年）,姓西林觉罗,字毅庵,清朝满洲 镶蓝旗人。官至军机大臣兼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在其任职中,十分注重兴修 水利,发展当地生产,确保一方平安。 周洋规划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鄂尔泰出任江苏布政使。一上任,他就深入到太 湖流域对其现状进行全面调查,深切地感到,太湖的运行与当地的农业生产密切 相关。由于多年没有彻底疏浚,太湖的淤积已经相当严重,湖的容量缩小很厉
对黔东南苗疆“改流”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各种观点相互歧义,归纳起来,主要如下:第一,开辟苗疆是否为“改土归流”;第二,开辟苗疆的历史原因究竟何在;第三,开辟苗疆的历史过程是如何展开的等。查阅相关文献,大体可以看到所谓“改土归流”之“土”,乃是指“一切不符合中央行政建制的地方行政权利体制”,当然也包括土司在内,但废除土司并不能涵盖改“土”的全部内容,而废除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行政权利体制,也是改“土”的主题之一,从相关历史记载以及开辟的后果看,“生界”的开辟,也属于了“改流”范畴。“改流”的原因,主要是强化边疆统治,增加地方赋税,将未曾设立土司制度的“生界”纳入流官管理体系之中,主要是改变中央王朝权利失控与真空的被动局面。“改流”手段,主要是以抚见效,以剿收尾,剿抚两条路线,同时交织,彼此并行。由于主剿派官员要杀人立威,忽略了当地特殊的文化习俗,“改流”最终也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苗疆“改流”是一次进步的政治大变革,强化了清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改变了当地封闭、落后的状况,促进了社会生产发展,巩固了国家边防,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因此...
＜正＞序例高其倬（1676年一1738年）字章之,号芙沼,又号种筠,奉天铁岭人,汉军镶黄旗。先后任广西巡抚、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职,"所至有声",其重大政绩建树于雍正时期的云贵和闽浙地区。官至户部尚书、内阁学士、太子太保。诗词造诣颇高,称"一代作手",有诗集《味和堂集》六卷传世,他以谨慎稳健的施政风格和精通堪舆之术倍获雍正帝青睐,成为雍正宠幸倚重的臣僚之一①,以待属吏宽仁
乾隆帝即位初，就实行以宽仁治国的施政方针，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了政治风气由严复宽的转变；但是，大约乾隆六年始，限于宽仁施政产生的一系列弊端，乾隆帝施政方针重又趋于严猛。在这种由严入宽，由宽复严的政策调整背景下，发生了一桩重大政治案件——乾隆十六年孙嘉淦伪稿案。此案因其史料不足且分布零散等因素，学术界涉足不多，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考察孙嘉淦伪稿案与乾隆朝政治之间的关联这一角度入手，阐述孙嘉淦伪稿案的历史背景、办案过程，以及此案与乾隆朝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出该案对乾隆朝政治的重要影响。 本文在结构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伪稿案的大致经由及其伪稿内容；进而以内容为核心，论证此案的性质是一桩严重的政治案件，而不是有人所说的“文字狱”。 乾隆十六年发生的孙嘉淦伪稿案，由乾隆帝亲自指挥查办，历时近两年，涉案人员两千人以上，内地十七行省均有涉案人犯，举国上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最后却仍然未能将首犯抓捕归案。 伪稿案不是一般所说的“文字狱”。文字狱最大的特征是统治者曲解文字文意而锻炼成狱，犯案者是无心、被动的，立案者是有意、主动的...
本文主要以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为背景，通过对清政府在黔东南苗族聚居区——贵州“苗疆”的开辟及其经营全过程的梳理，剖析“开辟”苗疆、雍乾苗民起义、咸同苗民起义等重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总结清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得失利弊。进而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影响贵州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的归纳，探讨清代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绪论”部分主要是就论文写作的相关问题作一简要交代。一是说明论文选题作说明，同时提出本文拟解决的“清政府开辟贵州苗疆动因与策略”、“清政府开辟苗疆的经过及主要举措”、“清政府开辟苗疆的历史作用与得失”、“清代苗族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等主要问题；并强调本文对于苗族史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开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二是介绍本文相关的学术研究状况，总结过去学术界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薄弱环节，点明本文针对的问题和切入点。三是就论文涉及的“苗与苗族”、“苗疆与贵州苗疆”、“生苗与熟苗”等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与说明。 第一章 清代以前中央王朝对贵州民族地区治理概述。主要是简述清政府“开辟”贵州苗疆的历史背景...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 ,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 ,高其倬再任云贵总督 ,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善后措施 ,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其中一个成功范例就是昭通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 ,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 ,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雍正朝成功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典型案例
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原则和策略是其施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鄂尔泰能审时度势 ,有切合当地实际的原则指导 ,加之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从而使其在云南、贵州、广西的改土归流得以顺利进行 ,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于“江外宜土不宜流 ,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提法 ,鄂尔泰在其改土归流中并未实践过
改土归流是一个包括革除土司和善后工作两方面的全过程。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包括调整疆界、选拔流官、设置营汛、查田编赋等 ,既有其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
鄂尔泰一生建树颇多，政绩斐然，但以其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云贵广西总督期间(雍正三年十月二十六日（１７２５年１１月３０日）至九年七月初六（１７３１年８月８日）的政绩最为突出。他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既扩大了清王朝...
文章综合记述了清雍正时云贵总督鄂尔泰进行的“改土归流”.
保和殿大学士傅文端公鄂尔泰，是雍乾时期一位有志有猷、有才有守、有重大贡献的满族著名股肱重臣。鄂在滇省与滇川、滇桂边境的改土归流和黔省开辟苗疆事业上，不遗余力，不负众望，作出了重大贡献。鄂在承办水利、屯田、钱法、主考、修书等事务中，功绩卓著。鄂功成名就，本应善始全终，但鄂的晚年却恰恰与此相反。鄂与老臣张廷玉互结朋党相争，朋党倾轧时有发生。这是鄂晚年骄矜自恃，违背朝纲国法所致。
雷公山战役中国清王朝镇压贵州苗族地区骚动的战役。清雍正年间在中国西南省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贵州东南部苗族聚居区建立古州、清江、台拱等厅。台拱苗寨首先起兵反抗，１９３５年骚乱蔓延到清江。古州等地。清廷调滇、蜀、楚、粤等６省兵力镇压。...
试述鄂尔泰对西南的社会改革王缨鄂尔泰（１６８０－１７４５年），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清朝满州镶蓝旗人。其祖上曾为清王朝开疆拓土，谒尽忠诚。鄂尔泰自幼勤奋，胸有大志，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二十六岁中举。进入仕途后，他在皇权机构中经过了默默于职守二十...
清代大臣鄂尔泰基于“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财不得理,则诸事不振”等思想,在兼任云贵总督期间,“改土归流”,铲除完全丧失进步作用的土司制度,设流官分治,使云贵边省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制定并实施了云贵边省经济开发战略。垦荒辟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兴建矿业,发展水陆交通,不仅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在边疆经济开发史上书写了不朽的一页。
＜正＞ 雍正二年（1724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间,贵州长寨地区（今贵州长顺县长寨镇）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史学界,对这次事件性质的评议分歧较大。有的同志认为,长寨事件是中央王朝通过对土司的战争,废除了野蛮的土司制度,取消了土司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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