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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
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刘秀。西汉宗室、大臣、经学家,楚元王刘交五世孙,经学家刘向的儿子。汉成帝时,刘歆以通《诗》《书》,能属文而被召为黄门郎。河平元年(前28),奉命与父刘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举凡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后为中垒校尉。汉哀帝初,大司马王莽荐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又领校《五经》,完成父亲未竞事业,总群书而类别为《七略》。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建议立《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官。遭今文学博士反对,因移书太常博士责之,语甚激切。由此触犯执政大臣,出为河内太守。后历任五原、涿郡太守、安定属国都尉。汉平帝时,王莽执政,征入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使治明堂、辟雍,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又与甄丰、王舜等称颂王莽功德,议立安汉、宰衡之号。王莽代汉,拜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著《三统历谱》,计算出圆周率为3.1547,世称“刘歆率”。原有著作已佚。明张溥辑有《刘子骏集》收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人名:刘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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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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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刘歆与王莽的政治合作研究

西汉后期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因朝政不稳,各种政治集团利益争夺激烈,为改变政局危机,各种社会思潮开始涌现。刘歆是腹有诗礼传承的楚元王世家的后继者,因此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刘氏宗室,又是儒学大师。而王莽是汉成帝以来在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外戚王氏家族的一员,自然也得到皇帝重用。二人本是朝廷中不同集团的势力代表,在西汉后期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却走向了政治合作,这加速了西汉刘氏王朝的瓦解和新朝的建立。 

刘歆之死与两汉之际的经学新变

王莽末年,王涉、董忠等人拟推举刘歆为天子,但他却坚持等待太白星出现才可发动政变,因此谋泄自杀。这一事件显示哀、平之后,数术、方技一类知识逐渐成为了刘歆这种级别士人的一种信仰,他们相信这些是客观的自然知识,而不再像董仲舒、刘向那样,把自然异象当作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或说辞。这是两汉之际学术嬗变中的一个方面,却大体能够显示出一种深层的变化:知识开始由言说的工具,变成了理解的对象。可以说,知识的客观化是两汉之际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战国时代开始兴起的"务为治"的学术渐趋终结,汉唐之间的注疏经学则慢慢成为主流。 

谶纬与古文经学关系之再检讨——以刘歆为中心

从思想内容来看,谶纬与今文经学关系更为密切,而其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则给人以相互敌对的印象。其实,谶纬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东汉之前,古文经师对于谶纬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在思想上还影响了谶纬,如刘歆的很多思想在谶纬中都有体现。王莽一方面利用"符命"和谶纬为自己篡夺政权积极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在政治改制上则主要依靠古文经学。到了东汉,谶纬取得了"国宪"的地位,虽然遭到一些古文经师的批评,但由于其不可置疑的地位,古文经师也积极从图谶中寻找资源以争取上层的认可。 

刘歆“助莽篡汉”再议

刘歆"助莽篡汉"的说法自两晋以来渐次强化,至康有为而达鼎盛。钱穆等虽有辩证,但多流于片面或静止的思考和分析模式。需知,历史事物往往是动态的,而历史现象又往往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动态和复杂思维分析历史事物和现象。王莽从辅汉到篡汉,其野心渐次昭彰。而刘歆对王莽的态度也随之相应变化:从辅佐、内惧而走向背离。以王莽"居摄"为界标,之前,刘歆倡立古文、扼制谶纬、发明五德终始等辅莽助莽乃至媚莽的行为都是为了"助莽安汉"。之后,随着王莽篡政野心暴露,刘歆也由助莽到"内惧",最终走向背莽叛莽。从刘歆生平及其与王莽的关系变化看,刘歆"助莽安汉"是真,"助莽篡汉"是假。至于刘歆的理论和行为被王莽假借用以篡汉,则并非刘歆本意。毕竟,主观"故意"与客观"非故意"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