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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明代诗文作家。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人。4岁即能作径尺大字,一时有神童之称。天顺八年(1464)进士及第,年仅18岁,选为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弘治四年(1491)进太常少卿。次年,旱灾求言,东阳上书议时政得失,帝称善,擢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典诰敕。阁中疏草多出其手,疏出,天下传诵。弘治八年(1495)以本官直文渊阁参与机务。弘治十八年,孝宗临死,他与刘健、谢迁同受顾命。武宗立,太监刘瑾用事,内阁形同虚设。次年,他与刘健、谢迁同日辞位。中旨去刘健、谢迁,独留李东阳。其时,老臣、忠直士放逐殆尽,而李东阳却依附周旋,颇为气节之士所讥仪。但他尚能或明或暗地保护、营救了一批遭到刘瑾迫害的官员。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他上书求罢,慰留。后2年,以老疾乞休。家居4年而卒,年70岁。著有《怀麓堂集》100卷、《怀麓堂诗文续稿》20卷。 其诗作主要有3方面内容:1、拟古乐府诗。共有101首。对这些诗歌,他自视甚高。在其《拟古乐府引》中,对汉魏以还的历代乐府颇有微辞,认为自己的乐府是“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合意,外求合律”。其实,诗中甚多封建说教,体现他的历史观与伦理观,只有少数几首尚有意义,如《筑城怨》悲叹丁夫筑城之困苦,《文成死》讥讽欲成神仙的愚妄,《三字狱》感慨奸臣误国之可恨。2、馆阁时期所写的咏怀、唱酬、题画诗。这类诗较多地抒发了个人的情思,较为完整地表现一位官高事闲、雍容华贵者的形象。《院中即事》描写冬日的生活,《雨后与文明游城南马上和鸣治韵》描写春日出游生活,写淡淡的幽愁,写生活中的情趣。温雅和粹是这类诗的主要特点。3、几次外出京师的写实诗。这里有对官府弊端的揭露,有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如《白杨行》描写“出没无完裈”的饥民,觅得一点“可代盘间餐”的“沙中蚬”,竟然欢腾跳跃,境况相当凄惨。这类诗作,说明李东阳是一位头脑较为清醒、具有一定民本思想的封建官吏。其诗论强调学习盛唐,要从“法度音调”上入手。 他亦善作古文,《记女医》讥讽庸医的可恨和人们信奉庸医的愚味,《黎文僖公集序》能较准确地刻人物的内在个性,表现了他那“放言高论,不少为迁就”的可贵精神。这些都是较好的篇章。(来源: 马良春,李福田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 第四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2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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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李东阳

别名:

字: 宾之

号: 西涯

谥号:文正

性别:男

所处时代:明朝

国(旗)籍:

出生时间:1447

死亡时间:1516

祖籍:湖南茶陵

出生地:直隶顺天

人物标签:

求学院校:

官职:

学位:

工作机构: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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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二年(1447年),李东阳出生于京师的玄武湖西浒。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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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元年(1450年),李东阳能作径尺大的书法,被称为神童,明景帝下召验试,并赐给李东阳菓钞。
景泰三年(1452年),明景帝召请李东阳讲读《尚书》大义。
景泰四年(1453年),李东阳跟从老师展毓读书学习,拜展毓为外傅。
景泰五年(1454年),明景帝再次召请李东阳讲《尚书》大义,并下旨将李东阳送入顺天府学为诸生。
景泰六年(1455年),李东阳在顺天府学读书。
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复位,李东阳在顺天府受教于翰林院的黎淳。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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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六年(1462年),八月,李东阳参加顺天乡试,中举。
天顺八年(1464年),三月,殿试中李东阳取得二甲第一,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中受教于刘定之、柯潜。
成化元年(1465年),八月,李东阳被授编修之职,参与修纂《英宗实录》。
成化三年(1467年),八月,《英宗实录》修纂成书,皇帝赐李东阳白金文绮,品秩升为从六品。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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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八年(1472年),二月,李东阳奉父携弟,南归祖籍茶陵扫墓,途中所见所闻编写成《南行稿》一书。九月,李东阳的岳父岳正病卒,李东阳写有《祭外舅蒙泉先生文》一稿。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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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九年(1483年),李东阳任职九年秩满,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皇帝下召让李东阳充当纂修官修《宪宗实录》。
弘治二年(1489年),四月,职位升为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任侍讲学士。

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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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明宪宗实录》成,李东阳以纂修实录有功,职位升为太常寺少卿。
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李东阳与徐溥、刘健、谢迁受命为总裁官,修撰《大明会典》。九月,李东阳请纳长子李兆先为监生。
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月,皇太子出阁读书,赐李东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衔兼文渊阁大学士负责教导太子。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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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明孝宗赐李东阳红蟒衣一件。五月二十六日,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上言请求编写《历代通鉴纂要》,获准。
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李东阳与谢迁受命共同知经筵事。
正德二年(1507年),六月,李东阳进《历代通鉴纂要》一书。
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孝宗实录》一书成,李东阳率百官上表皇帝。四月十五日,李东阳以纂修实录的功绩,皇帝加李东阳享受正一品俸禄。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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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五年(1510年),九月,李东阳因为宁夏民乱平定,被皇帝加勋为特进左柱国,恩荫其继子李兆蕃为尚宝丞。
正德七年(1512年),九月二十四日,直隶、山东、河南、江西等义军被平,李东阳以运筹定议功劳被皇帝下旨赏银两表裹,并恩荫其子侄一人世袭锦衣卫正千户。十月四日,李东阳上疏恳求谢辞,皇帝下诏改荫为六品文职。十二月二十七日,李东阳以身老生病恳求退休,皇帝准许,赐敕褒誉李东阳,下令有司时加存问,给李东阳月食八石待遇,恩荫其侄李兆延为中书舍人。十二月三十日,李东阳上疏谢恩。
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二十日,李东阳以病而终于正寝。明武宗追赠李东阳太师,谥文正。九月二十八日,李东阳葬于京西城西直门外畏吾村的祖坟之地。
李东阳:一代文宗的自我修养

<正>研究古典文学的人都会知道,在我们读古书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篇文章,一旦依托不同的文集流传,文本的样貌往往会有所不同,可能是几个字的细微差别,也可能是句子、段落整个的变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版本的差异。因为有版本的差异,文献校勘就显得相当重要。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明代中期篆刻家钩沉与“前流派篆刻”概念的构建——以李东阳、乔宇、徐霖为中心的印史思索

明代首辅李东阳精于篆书,但印史未曾留名。他有多首诗作论及治印,并自述篆刻石章经历,可为篆刻史补阙。其传世用印风格统一,也与他的篆书侔合,通过其自用印"七十一峰深处"与文彭传世代表作"七十二峰深处"的比勘,更可窥见其印风对文彭的深刻影响。以李东阳为中心,可以进一步勾勒出其学生乔宇,以及徐霖等文彭之前的篆刻家群体,进而提出"前流派篆刻"这一新印学概念。 

黑白灰

<正>麦祖瑛小朋友的《夏日冰饮》画面冰凉清爽,充满趣味;李东阳小朋友的《红灯停,绿灯走》构图完整,提醒了小朋友们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陆薇琳小朋友画的《小公主》恬静可爱;欧阳雯莘小朋友的《好吃的鱼》采用了独特的俯视构图,画面空间感很强。 

李东阳诗学理论对《沧浪诗话》的接受

李东阳的诗学理论在明代文坛影响颇深,他的诗论见解独到,颇具情趣。李东阳主要受严羽诗学理论的影响,他在对《沧浪诗话》的接受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论观。本文主要以李东阳诗学理论对《沧浪诗话》的接受情况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李东阳和茶陵派对《沧浪诗话》做出了哪些继承与发展。同时还需分析李东阳在接受严羽诗论后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组织文章的整体框架,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的目的,该选题在学界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概括性的的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大体框架。第一章,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坛的审美趋势分析李东阳接受《沧浪诗话》诗学理论的原因。通过对李东阳诗学思想形成原因的分析,把握其诗学思想的内涵。重点阐述《怀麓堂诗话》和《沧浪诗话》二者理论的相通之处。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梳理,首先是对诗歌“格调说”“真情说”的标举,接着是“以盛唐为宗”“诗文辩体”的审美趋向,最后是对诗歌“妙悟说”的接受。第二章,茶陵派以李东阳为宗主,成员的诗论观多受李东阳诗学理论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分析茶陵派成员在继承、发展李东阳诗学理论的基础上对《沧浪诗话》诗学理论做出的... 

两则史料与《清明上河图》“残缺”问题的一点探讨

本文依托两则此前并未被学界重视的史料,探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本《清明上河图》是否"残缺",这一"清明上河学"中的老话题。本文的讨论证实:画幅卷末至少在明嘉靖年间严嵩收藏时就是如今的样子,并不曾存在所谓"金明池"的意象;而画幅卷首却很可能曾存有一段山峦,直至清乾隆年间陆费墀收藏时尚在,而至毕沅收藏时则已不存;卷首徽宗标题消失的时间应在严嵩收藏至于陆费墀收藏之间,大概率在明末清初,或与"太华主人"相关;卷末题跋残缺是有可能的,但学界曾关注的都穆跋、邵宝跋并不曾存在于宋本后。 

承流接响:李东阳格调论对严羽诗学的传扬

明初,台阁体末流把诗歌变成了敷衍应酬、歌功颂德的工具,追求典雅平正、雍容高华,讲求近体诗格律之严整,而丧失了诗之率真情性意致的表达,背离了抒情诗的优秀传统,徒具形式之华巧。李东阳远绍严羽诗学,接受严羽"诗者,吟咏情性也"——对抒情诗本质的重新界定,讲求格调,重视字法、句法之辨析,倡导声律风韵,通过诗歌的音律美以追求诗之真情,使师古能有一个切实的途径,为台阁体寻找合理的出路,进行理论上的建构,茶陵诗派兴盛一时。李东阳之格调论,以吟咏情性为诗歌之本源,从而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对后来的前七子有先导之功。 

墨韵书香

<正>三幅作品都是毛笔作品,李东阳同学的作品整体效果不错,但需要在笔画和结构方面多努力;文近悦同学的作品取法曹全碑,笔画较稳,但整体来看,字体大小方面尚存在一点小问题,需注意保持字体均匀;韦宇轩同学的作品,整体效果还可以,但如果能把笔画写得更精到一点,把笔画特点写出来,会更好。学海无涯,唯有努力,加油! 

李东阳历史形象塑造的考察

明代李东阳在文学与政治上均有很大建树,但他在刘瑾乱政时妥协退让,饱受争议。后世之人因为立场与动机各异,建构了多重的李东阳形象。透过当世、近世、易代三个视野,可以展现李东阳形象的历时流变。从文体学的视角出发,能考察记载李东阳形象的这些文献特点以及它们是否可靠。通过对李东阳争议的几个话题的讨论,可以还原一个历史上较为真实的李东阳形象。 

《清翁方纲题李东阳像罗聘补竹》图考

《翁方纲题李东阳像罗聘补竹》图轴原题《清法式善画李东阳像罗聘补竹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图在翁方纲举行纪念苏轼生日的寿苏会至少展示过两次(1794年、1797年),在法式善为纪念李东阳的生日雅集展示过一次(1780年),深具历史意义。本文探讨本图的画题、创制过程、图像来源、题跋及其内在意涵。研究发现:本图的画题应该作《清王穆峰画李东阳像罗聘补竹》图轴,王穆峰所画李东阳像绘于1777年,以《甲申十同年图》上的李东阳像为依据。罗聘补竹于1794年,和李东阳画像组合装帧于1794年。本图与翁方纲收藏李东阳《种竹诗卷》及沈周绘《移竹图诗卷》有关。虽然画面上没有苏轼,但是从题跋得知"种竹"的意象源于苏轼,翁方纲制作本图的用意也在纪念苏轼。 

李东阳

<正>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茶陵(今湖南茶陵),明代政治家、文学家。开创茶陵诗派,对当时文坛有重要影响,沈德潜在《明诗别裁》中评价:"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论诗侧重从文学本身探讨诗歌的艺术审美特征,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声调节奏等法度的掌握。诗歌创作内容丰富,既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新见李东阳撰宦官墓志铭考述

新见李东阳撰《明故御用监太监掌浣衣局事傅公墓志铭》《明故司设监太监韦公墓志铭》,记述了明代宦官傅庆和韦记的生平及内廷任职情况。在明代,一些宦官权如外廷元辅,一度和士大夫分庭抗礼。李东阳位居士大夫阶层的顶端,却频频为宦官撰写墓志,所撰墓志又均未载入其文集,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士大夫阶层与宦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论明中叶吴中文学的两极化生存状态

明中叶是明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弘治正德年间,台阁体、茶陵派崛起于前,前七子继之于后,文学复古之浪潮风起云涌。在这股文学复古的大潮中,吴中文学的地位尤为特别。吴中文人一方面以豁达开放的心态与主流文学进行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又以坚韧执着的心态维护着本域文学之基本特色。在热闹的明中叶文坛上,处在这种格局中的吴中文学似乎有些尴尬。其实,文学即是"人"学,吴中文学的矛盾性正是源自吴中文人内心的矛盾状态:身居林泉却心存魏阙;徜徉自然又关注自我。或许正是这种包容而独立、息心又立志的两极状态,玉成了斑斓多姿而又风韵独具的吴中文学。 

明中期文柄旁落下的文坛变局

明前期所谓"文柄"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体现皇权意志的文学话语权力。文柄处在文学与政制的边界,连接着多重事项和多方势力;因而具有特定的文学间性,是策动文坛变局的受力面,且每一项变局的受力面,都在文柄旁落之间性上。就明前期政制与文学关系而言,洪武朝文柄为皇帝朱元璋操控,永宣年间文柄转入馆阁重臣杨士奇手中,成弘年间移交李东阳所领导的馆阁翰苑。因文柄为政治上层所掌握,文坛格局总体呈向心态势。然正德朝以后,文柄开始旁落,先由馆阁翰苑移置科曹郎署,再由中央庙堂散落省郡藩府,文学话语权力分化,文坛格局发生剧变,其向心态势逐渐逆转而走向离散,文风也由笼盖朝野流为多样并存。 

“前七子”书写简史

李梦阳、何景明、边贡等人在世时并未形成结盟的文人集团,"前七子"的名单是康海和王九思在嘉靖时期凭回忆"遴选"出来,由王九思和张治道、李开先等人传播开来的。从嘉靖时期到明末,弘德"七子"之说并未被主流文坛接受,包括"嘉隆七子"和胡应麟在内的复古派也不曾使用这一说法。到明末清初,才经过钱谦益的采纳,逐渐传播开来,此后经过官修《明史》和《四库全书总目》的传播而广为流行。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被文学史书写为"前七子复古运动"。 

江湖与庙廊:李东阳行纪的空间书写

李东阳是明代中叶的馆阁重臣、一代文宗,受其政治地位的影响和制约,他一生的诗文写作内容相对偏狭,颂圣、应制、酬答之作连篇累牍,缺乏个性的抒写,未能真正摆脱"三杨"台阁体的庸肤之习。然而,当他一旦离开朝廷庙堂,行走于江河湖海之上,却能够创作出独具特色的诗文作品,有别于台阁体的陈陈相因、空洞乏味。 

格高调逸

“格调”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一个极具集成性与包容性的概念,一直贯穿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但“格调”并非从一开始就以自觉、成熟的形态存在,而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萌芽与唐宋元的沉淀,直到明代格调诗论才成熟与完善,“格调”在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其具体内涵亦不同。为此,本文以“格调”为研究对象,对古代诗学进程中的“格调”进行细致梳理,注重把握不同阶段“格调”的内涵变化,明确茶陵派格调论在格调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及其成员的格调理论,探究李东阳格调论乃至于整个明代格调诗论的理论作用与历史意义。本文的绪论首先明确了本论题的研究缘起,对以格调与茶陵派为对象的研究著作、学术论文进行梳理,厘清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与成绩,进而表明了本论题的研究空间与价值意义。本文的第一章先对“格”与“调”的基本涵义进行梳理、阐释,对“格调”一词的涵义进行初步界定。进而从众多文论专著中爬梳“格调”一词的发展变化,明晰“格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进程中的演变历程。该部分以明代格调理论为界,将古代格调诗学分为三段:前格调诗学、明代格调诗学与后格调诗学。其中,前格调... 

李东阳印鉴研究

李东阳鉴藏印的真伪辨别,是李氏旧藏书画鉴定中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作为明代历仕四朝的贤相,李东阳不仅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且天资英迈,少负盛名,善诗文、精书法,通鉴藏,造诣尤高。目前来看,对李东阳及其茶陵派的研究,仅限于文学成就、书法风格的阐释。而在其鉴藏生涯留下诸多经典墨迹的同时,一大批精妙绝伦的私用印章,值得学者予以关注。李东阳的书画钤印较为复杂,通过李东阳印章的搜集整理,结合古籍著录以及同文同形印的逐一分析,对李东阳的钤印规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经对比,推断有四十四方印章较为可靠。其中,二十二方为图像清晰且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印章,仍有三十余方印章真伪存疑。在梳理过程中,重点考证了李氏常用的一方闲章——“七十一峰深处”,对其真伪作了深入探讨。上述内容的确定,为进一步研究李东阳书画及私印使用情况奠定基础。 

李东阳、庄昶交游及其诗学意义

李东阳与庄昶的交游及其诗歌创作,是明代成化、弘治时期文人活动与诗学发展的缩影。文章首先从"茶陵派非‘派’"之说谈起,进一步反思"流派"与"群体"的意义所在。进而从个案入手,梳理李东阳、庄昶交游及其诗学生命轨迹:从文学与政治的矛盾出发,或者出入台阁,或者投身山林,最终在内心世界的"诗心"里求得二者的平衡。通过梳理这一同源、殊途、同归的交游与创作历程,探究其诗学意义。 

罗璟及其文学研究

本文以罗璟为研究对象,正文共计三章,主要内容包括罗璟的生平、家族成员、著述情况、交游情况及以《罗冰玉先生文集》为中心的罗璟诗文创作研究。附录有罗璟年谱与《罗冰玉先生文集》整理点校本。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罗璟生平、家族成员与著述情况。罗璟,字明仲,号冰玉,晚号醒翁,明代江西吉安府泰和人。天顺八年(甲申,1464)由进士第入翰林后,历官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修撰、司经局洗马,后外调南京礼部主客司员外郎,升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六十五岁时致仕。罗璟死后门生宗家为作行状,李东阳为作墓铭。曾祖罗子理,为明初德安府同知,有德政之名,坐累谪戍西安。继娶陈氏,即杨士奇的母亲,因此杨士奇是罗璟的表伯祖。父罗进善,母陈粉娘,弟罗玙。罗璟一生著述颇丰,可惜的是,著述晚遭火灾,留存下的很少,目前他的作品集仅存藏于江西省图书馆(老馆)的《罗冰玉先生文集》一种。除该集外,罗璟佚作颇多,本文搜罗到了一部分。本文第二章主要考述罗璟的交游情况。通过门生在给罗璟写的行状中可以知道的是,罗璟所结交之人多为天下名士与同年好友,但罗璟与好友的唱和诗文所存较少。幸运的是,与罗璟交游之人的文集中多有与罗璟唱和之作,因此罗... 

新见《麓堂诗话》明抄本、评点本考索

《麓堂诗话》初印本为"辽阳王铎"序刊本,后来"崇祯末年"又有了孟津"王铎"刊本。《麓堂诗话》明刻本今已不见,存世校早的为新发现的《艺海汇函》丛书所收明抄本,流传较广者为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麓堂诗话》最初未收在李东阳《怀麓堂稿》中,以抄本、单行本行世,书名、成书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已知《麓堂诗话》明本五种,清本及今人整理本十六种。艺海本的发现对还原《麓堂诗话》原貌,理解《萤雪轩丛书》本中近藤元粹评点及深入阐发《麓堂诗话》的诗学思想和明代诗学生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复古诗学及其实践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是明代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复古是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认为音乐性是诗歌的根本属性;强调诗歌的言情性;以崇唐宗杜为主的兼师众长。这三点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李东阳复古主张提出的原因,其诗论内在的逻辑联系及其文学创作对主张的践行有着深层的文化背景。 

明代复古派对“自然之音”的回归——兼及乐论对文论的影响

"自然"是明代复古派尊奉的潜在美学原则,其实现途径是对文学音乐性的回归。在复古派眼中,音乐与文学都是广义的"天地自然之文",对"音乐文学"传统的恢复是他们复古的重要方面。因此,李东阳首倡"自然之声",李梦阳以"诗者,天地自然之音"步武其后,唐顺之强调"文法"的"本来面目",最终王世贞完成了以音、律、调为基础的文学之"格"的建构,使复古派的"格调"论变得成熟。除此之外,复古派通过"以先秦乐论指导现实文论""以乐理类比文理"两种方式,实现了乐论与文论的勾连。尽管明代复古派存在明显缺陷,但其对以音乐性为基础的"自然之美"的强调,为我们重新认知复古派诗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角度。 

试论李东阳对明代杜诗学的贡献——以诗学理论和现实主义创作为中心

李东阳作为明代前中期承先启后的诗人,引导了明前中期文坛由台阁体"冗沓肤廓"文风向复古风气的转捩。不同于宋代理学家和明初台阁体作家们过分强调文学批评表达"明道立教"的社会功用性,李东阳将推崇"杜诗学"理论批评的着眼点,转向于对杜诗成就的揭橥、格调意境的探赜和现实主义创作的实践。李东阳提出的杜诗批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旨在恢复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理想,使其在馆阁环境的束缚下获得突破并使之走向诗学正路,以期革新和置换明初以来文坛的风气。 

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

中国古代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在培育、艺植、观赏与题咏花卉的过程中,与花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并联结上“情感的共鸣”。有明一代,花卉园艺与园林活动兴起发展,游赏之风渐行、花卉文学书写繁盛,人们对于花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有了更进一步地感知与了解,檃括继承并深化了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体认能力,花卉植物的生活实用、审美观赏与文学艺术等价值在相应领域内重新得到了抉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本课题结合了历史时间(明代)和区域空间(北京)两个考量因素,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出发,宽领域、多维度地综合考察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相关情况。第一章: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首先,明代前期花卉园艺的发展在经历元代沉寂之后有所承继与突破,明代中后期更是获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花卉资源分布及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花卉栽培技术的综合提高和花卉种类、品种的增加;花卉商品基地出现与市场贸易的兴起;园艺理论系统科学化并涌现大量花卉文献专著。其次,明代前期受政治环境约束和国家政策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相对保守,花卉园艺发展举步维艰。大概从明宪宗成化时期、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后,明初以来的这种淳朴... 

试论古代文人的籍里混同与客徙——以明代京畿文人李东阳、程敏政等为例

古代文人存在郡望、祖籍与本籍混同的现象。明代京畿文人李东阳、程敏政、廖纪本人及各类官私史料多以其祖籍地来称记,由李东阳的祖籍地还引生出"茶陵诗派"之名;实际上他们的一生极少关涉祖籍地。这样的籍里混同,使人们对特定时代的文学地理分布产生认识误区。明代京畿文人的分布具有表面中空的特征,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与孝道观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与衣锦还乡意识;祖籍地因特定目的而攀附挖掘的行为。 

天子门高

<正>李东阳是明代著名诗人,曾做过大学士、少师。儿童时代,他能文会诗,4岁的时候就能写大楷,还善于对子,聪明过人。这事传到皇宫里,皇帝感到十分惊讶,便宣他进京。当时李东阳才六岁,他一到京城,进了皇宫,可是皇宫的门槛很高,由于他人小跨不过去。皇帝见了,不禁笑了起来。太监把李东阳双手抱起,李东阳这才过了门槛,进了大殿。皇帝见李东阳满脸稚气,十分可爱,便说道:"神童足短。"他想用上联问住李东阳。谁知,李东阳不假思索地续道:"天子门高"。此时,站在旁边的官员们笑得前仰后合。 

法式善论体散文语言艺术论略

法式善论体散文在语言运用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在言意关系上具有简而周的特征,语言简洁精炼,旨意周详丰富,以少胜多,一以当十;在表达方式上则以曲而中为特色,"广大悉备,无所不中","纡徐散朗",言而中的;在语言形式上,追求骈散结合,具有散中有骈、骈中有散、骈散互见、运用灵活的特点。 

《守南安送行诗卷》:张弼与李东阳的情谊

<正>4月1日下午,香港苏富比2019年春拍"中国古代书画专场"在香港举槌。其中,张弼、李东阳等《守南安送行诗卷》以95万港元起拍,经过一番持久竞价,以2300万港元落槌,加佣金最终以2777.5万港元成交,超拍前低估价23倍(拍前估价120万至180万港元),成为本次专场"黑马",同时也成为2019年香港春拍首轮中最贵的书法作品。 

储巏诗文研究

明弘治、正德年间,作为政坛与文坛上皆活跃的人物之一,储巏以“西涯为师,空同为友”,在茶陵派、“前七子”推动的文学复古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性格端默正直、虚怀若谷,且交游十分广泛,与李东阳、李梦阳、王守仁等当时的大家关系密切。不仅在政治上有口皆碑,而且诗歌散文也有很大的创获。本论文共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兹列于下:第一章是考察储巏的家世门风、生平政绩与交游状况。储巏生于吴地泰州,其家族从山东曲阜迁移而来,受儒家文化和吴地文化的熏陶,为官廉直有声,政绩斐然。他一生多游宦两都,所交游者包括硕德耆宿、同榜僚友、后起之秀,其中不乏文学翘楚。第二章是对储巏诗文著作的考释。《千顷堂书目》《传是楼书目》等藏书目录均有关于储巏诗文情况的著录,《柴墟文集》尚有传世。本章试图查阅别集、丛书、方志等古籍资料和一些电子数据库,重点整理今存《柴墟文集》的版本和在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情况,并对《柴墟文集》内未收录的诗文进行辑佚与考释。第三章是对储巏诗歌的研究。本章主要从题材内容和艺术特征两方面论述,诗歌内容主要包括宴饮雅聚、赠答送别、闲游乐情、客旅怀思、祝寿贺喜、挽人哭悼、题画等。诗风典雅而不失恬淡,清远而不失洒... 

明代诗歌发展观研究

明代是中国诗学史上的繁荣期。明代诗学流派众多,流派间的争鸣非常激烈。在一系列的论争中,不同流派的诗论家不断有针对性地完善自己的诗学主张和诗学观点,从而推动明代诗学不断深化和发展。较之以往各代,明代诗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程度都有明显提升。各诗学流派的论争是诗论家在反思诗歌发展的困境后针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指导性理论,其目标共同指向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明代诗论家较之以往的诗论家更加自觉地关注诗歌发展,并对诗歌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思、分析与探讨。绪论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点进行了总结,并对本选题的主要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本文采用“理解之同情”、文本细读和现代阐释等方法研究明代诗论家对于诗歌发展的看法。受到诗学流派研究思维模式的影响,当前学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明代诗论家自觉的调和意识和辩证的思维模式,亦因过度强调各流派诗学主张的差异而忽视了各流派诗学观点的共性。本文通过整合与比较不同诗学流派诗论家的具体观点,找出他们相同或相近的诗学主张。明代不同流派诗论家论争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打破诗歌发展的僵局或扭转诗歌发展的病态趋势。通过考据和比较“发展观”、“文学发展... 

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

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以“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蜚声遐迩,是福州府重要的科举与文学家族。该家族兴起于明永乐年间,经林元美、林瀚、林庭?、林庭机、林燫、林烃等,家族声望达到鼎盛。入清之后,林氏科第香火不绝,只是在仕宦上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本文以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勾勒还原明代林氏家族的历史地位以及探讨明代林氏家族成员的诗文创作成就。明代林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是林瀚,其奠定了林氏经史传家的文化传统,经其子孙世代相继,形成较为稳定的家族文化传统。林瀚治《春秋》,林氏子孙也大多治《春秋》经。林瀚入翰林院编修国史,其子孙林庭机、林燫踵武其后,也相继进入翰林院。在子孙婚配问题上,林瀚拒绝豪贵之家,以科举门第作为首要因素,确立了林氏选择姻亲的标准。在诗文创作上,林瀚温柔敦厚的文学观以及清新自然的诗学风尚也对林氏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文学家族,有明一代,林氏代不乏人,能诗文者甚众。林瀚是林氏第一位走向全国的作家。成、弘年间,他与李东阳、吴宽、程敏政等翰林院作家往来密切。林瀚的诗文台阁特征明显,其诗歌风格雍容典雅,平正纡徐,其古文崇理尚雅,尊经重道。拨开林瀚馆阁词臣的身份,林瀚也是一位... 

明代复古诗学与乐教文化关系研究

在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史中,诗乐合一是诗歌生发的源头。随着诗乐分离、儒家对诗教理论的不断丰赡,乐教成为诗歌发展中的潜流,在诗歌脱离音乐以文字呈现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以乐教理路来反思文字诗的审美状态。这种以乐观诗的诗学思路在文字诗各种题材、体裁接近完备和饱和的中国古典诗歌末期以一种诗乐一体的审美理想指引着诗歌发展的道路。笔者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观照明代复古诗学,挖掘复古诗学于宗唐、宗汉魏之外在探索诗歌发展中对乐教的体认。本着这一研究思路,笔者首先从乐教与诗教的区别与联系谈起,溯清后文以乐论诗的源头,继而从文字诗发展到高潮,出现乐教对其反抗的南宋诗学入手,引出明代复古诗学中乐教审美因素的复兴,最后探讨了乐教在明代复古余音中的影响,以及在乐教理路的观照之下复古诗学的价值和局限。本文的绪论首先明确了本论题的缘起和研究思路,从以明代复古诗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著作、涉及明代复古诗学的理论著作、论文等方面梳理了目前学界的研究成绩,并表明了本论题的研究空间和价值与意义。本文第一章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了诗教与乐教的起源,阐明了诗教与乐教作为儒家的两大教化理路在后世的并行不悖。同时概括了乐教的五大审美因素并对之进行阐发... 

政争背景下的杨慎研究

杨慎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为其步入仕途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加之父亲杨廷和的翼护,杨慎本有希望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然而在嘉靖初期,杨慎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因在“大礼议”事件中触怒世宗而遭遇贬谪。目前学界关于杨慎文学方面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是将杨慎置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中,研究其政治活动的文章较少,为本文留存了展开空间。论文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家世及求学经历对杨慎的影响,旨在说明官宦家庭的背景和良好的教育为杨慎步入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杨慎在家庭教育和求学经历影响下形成的个人性格,也影响了杨慎在其后政治斗争中的抉择。第二章主要论证了在杨慎政治生涯的初期,父亲杨廷和对其影响很大。另外,在这一章也分析了杨慎在正德朝时期政治心态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的矛盾带来的落差感。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在“大礼议”事件中皇权与阁权之间力量的对比变化,也分析了杨廷和阁权的消长对杨慎政治生涯的影响。另外,在此章节也着重分析了杨慎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政治活动以及其政治生涯结束的原因。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杨慎在贬谪永昌后依然怀有报效国家的政治理想,并且对时事多有关心。但是由于... 

论“古学渐兴”与复古诗学的原初意义

从弘治十一年(1498)至正德二年(1507)是文学复古运动的早期阶段,所谓的茶陵派与复古派共同构筑了这一"古学渐兴"的黄金时代。从表象上看,复古派与茶陵派的分道扬镳是正德政治恶化——丁卯之变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分歧根植于李梦阳与李东阳在诗学理念上的微妙区别,只不过正德初年的政治危机使得诗学趋向与政治抉择绾结起来,也使得李梦阳诗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得以明晰地展现出来。李梦阳与徐祯卿等以汉魏古诗为典范,要求诗歌创作要"宣志而道和""因义抒情",其"考德以言"的诗学批评标准根源于明代社会的道德危机,体现了他们重塑明代士人精神的理想情怀。 

诗人李东阳与茶陵诗派

<正>一明弘治年间(1488—1505),湖广籍诗人彭民望自京落魄返湘,好友李东阳挂念不已,作《寄彭民望》诗: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彭民望收到寄诗,读前四句黯然不乐,至后四句乃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并对其子说:"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论文耳。"不到一年,彭民望抑郁而逝。 

《献徵录》引明别集考

《献徵录》是一部篇幅巨大、内容丰富的人物传记文献史料汇编,全书共汇录明代自洪武至嘉靖二百年间的历史人物资料,包括《实录》、传记、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等,并按照人物的身份(官衔)进行分类整理。书中所征引的文献以明人文集中的各类碑传文字为最多,但在抄录过程中,焦竑并非一字不落,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改,与其搜集的原始材料相比,产生了许多异文。本人将《献徵录》与明别集对比,试对这些异文进行分析,一窥焦竑在征引明别集中的文章时的意图。本文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绪论阐述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献徵录》目前研究状况。正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献徵录》征引明别集数量进行考察。对《献徵录》中所有篇目进行筛选,从中挑出现存个人作品集作者及其作品数,并以表格形式进行著录,并针对《献徵录》中收录作者并非现今收录该文章的文集作者情况进行简单分析。第二部分:重点论述《献徵录》中出现的异文问题。将所出现的异文情况按其类型进行系统分类,分析《献徵录》的征引文字与别集中的差异性。第三部分:分析《献徵录》征引明别集所出现的异文原因,根据不同的错误类型进行分析,揣摩焦竑的收录意图。结语部分是对自身... 

明代诗话与唐诗艺术学

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唐诗代表着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到了明代,明人紧追唐人的脚步,提倡复古,以期在诗歌方面能够达到唐代的繁荣。这使得诗话在明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代诗话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广,是中国诗话发展的第二高峰。在“崇唐抑宋”的复古派主流思想的影响下,明代文人对唐诗艺术呈现出多角度、递进式的批评局面,广泛涉及唐诗的编选辑佚、诗歌史流变、艺术风格、审美追求等多方面。本文将立足于明代的重要诗话,力图将明诗话家对唐诗艺术批评的大致脉络与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提取有代表性和创见性的诗论进行论述,以此来探究明人的唐诗批评观与价值所在。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简要介绍明代唐诗学研究的现状,以及本论题的研究价值,提出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对明代唐诗艺术学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诗歌的“辨体”观上,明人注意到体制与诗歌的相辅相成的作用。不同的诗歌体制对诗歌的遣词造句,甚至是兴象主旨有着不同的要求,当各用其体。特别是在唐人五古和唐人七律上,明人论断颇多。同时,明人也注意到了字、句、篇章在诗歌中的地位与作用,注重诗歌的字词章句的赏析与运用。第三章论述明人对唐代重要诗人艺术风格的批评。明... 

律诗吟诵与明代诗声

明人喜好探讨诗学,热衷从不同角度去研究、总结诗歌创作鉴赏的经验。近年来伴随研究深入,明代诗学重“声”的特点变得清晰起来,明代诗声理论的轮廓初显。发声地吟诵诗歌是古人创作、鉴赏诗歌的重要辅助,但由于声学保存方式上的局限,古人如何借助发声地吟来艺术实践的记录仍未引起大多数研究者重视。从诗歌发展早期的吟咏性情到明清时期蒙学借助吟诵来教育幼童,都是借助声来启发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吟诵是根据诗歌韵律节奏来读诗的方式,当下会吟诵的人多是曾接受过私塾教育年逾古稀的老先生,口头相传少有明确的理论标准,因此保存、学习和传播都比较困难。本文以明代诗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立足明代卷轶浩繁的诗话、诗社活动的文献及选本评点之中有关诗声的资料,以尤其讲究声韵和法度的律诗为切入点,力图揭示明代诗声理论的研究价值,凸显中国古典诗人以声赏诗、论诗的真实变化。研究从问题出发,主要分为六章来说明:第一章律诗吟诵与明代诗声研究缘起,陈述研究的主要问题并进行概念界定。首先对声读等基本概念进行追溯和阐释,分析古法吟诵的内在机制。其次明确吟诵作为古人诗歌创作、鉴赏必备要素的理论价值。第三节围绕“律变”和“律诗吟诵”之间的关系来阐释律... 

诗贵情思:论李东阳诗学体系中的“真情”意识

作为明代承先启后的诗人,李东阳站在诗歌的转捩点上,试图突破理学思想及馆阁文学所造成的思想上的樊篱,以一股"清新婉丽"之风标举"真情"意识——崇尚真情实意、力主自然之情、提倡唐人之情;其诗歌创作,与之桴鼓相应地将其"真情"意识融汇贯通地表现在他的婚恋诗、历史人文诗、山水风光诗之中。李东阳诗学体系中的"真情"意识和其诗歌创作实践,引导恢复了古典诗歌审美理想中"重情"的特质,打破了当时"台阁体"诗歌题材局限于应制颂德的桎梏。"真情"意识流播所及,实是明代中后期文学关于"真"的讨论的滥觞。 

李东阳对沈周绘画的鉴藏——兼论北京文官与沈周的互动

沈周与北京文官群体的交往,是关于沈周其人其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明中期文坛领袖并积级参与绘画品评的李东阳,是北京文官群体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且与沈周往来颇多。本文从李东阳对沈周绘画的鉴藏入手,结合存世绘画作品与文献记录,考察交往的建立与收藏途径、题跋与品评、鉴藏行为与沈周绘画的互动等细节,试图厘清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明中期北京文官群体对沈周及其绘画的态度。本文得出结论如下:沈周与北京文官群体的交往,有赖于苏州籍北京文官的促成,书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沈周的绘画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产生需求,与北京文官的持续关注和频繁的鉴藏活动相关。北京文官的鉴藏行为,曾对沈周的绘画产生影响,而沈周在绘画主题与风格上的选择,也积极地回应并参与到了北京文官的生活和文化空间之中。 

人眼中的人

<正>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同一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印象。别人眼中的自己和自己眼中的自己不一致,自然也不可避免。人眼中的自己,并非那个真实的自己,他本身已是一个全新的人了。客观上所掌握的信息差异,会造成别人眼中的自己和自己眼中的自己不一致。明朝时,刘瑾等宦官窃取朝政,残虐天下,刘建愤然弃官,而李东阳被强留辅政。刘建由此认为李东阳是个胆小懦弱之人。但李东阳不这么看,他 

李东阳及其《怀麓堂稿》研究

李东阳,是明中期历经四代的政治元老,也是操柄文坛的文学巨擘。他幼年聪慧而早立声名,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奉旨入顺天府修学,十八岁中进士,随后走上漫漫的仕宦升迁之路,官至内阁首辅大臣。在文学上,李东阳冲破台阁体的束缚,创立茶陵派,著《怀麓堂稿》,为大雅之作。本文从政治与文学两方面对李东阳进行剖析,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李东阳的家世与生平。本文第一节追溯李东阳宗族至唐朝陇西的李晟,又梳理了其家族的变迁史,即从陇西到江西再到茶陵,又到北京,其家族文化底蕴深厚,这也为李东阳的潜心向学提供了良好氛围。第二节则概述了李东阳的生平,即从神童到进士、从翰林庶吉士到入直文渊阁、从内阁大学士到致仕、致仕后的闲逸生活。第二章是李东阳的交游及其“依附”刘瑾论。本章将李东阳的交游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与恩师的交游、与同僚的交游、与茶陵派成员的交游、李东阳“依附”刘瑾辩。当中,又对李东阳“依附”刘瑾的问题作了较大篇幅的论述,综合各种史料记载来剖析李东阳的真性情。第三章是《怀麓堂稿》的创作内容。第一节梳理了此书的版本源流情况,这也侧面反映了它的传播状况。第二节按照诗文体裁,对其分为七大类,即叙事评史类、心系民生类、向往... 

正德《明会典》与万历《明会典》经济部分记载对比研究

明代是继汉唐宋之后,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农业、商业、手工业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发展达到了鼎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明代又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缓慢时期,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可以说明代是一个很矛盾的时期,既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也是一个落寞的时代,而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变化很快,且有别于其他朝代,更和明代前期也有不同,是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明会典》是一部官修政书,记载了明代的典章制度,具有行政法典的性质,为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据,同时也补充了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凡《明史》所未载者,多有交代,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献。《明会典》前后一共修定了多次,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万历《明会典》和正德《明会典》两部,那么两部《明会典》记载的内容,虽然大部分会相同,但是也一定出现内容不同的地方,这正好可以反应出明朝前期和中后期社会经济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或者说是变化,再通过这些变化提取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比较两部《明会典》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对其进行研究,发现明代社会经济变化发展,最终得到纠结伦... 

明茶陵派辞赋研究

本文从三个方面研究了茶陵派的辞赋作品,对茶陵派的代表性辞赋作品从题材内容到艺术特征等多角度开展了细致地分析归纳,以期更为全面地分析、探究茶陵派辞赋创作的重要作用。从辞赋理论方面看,茶陵派辞赋理论主要集中于李东阳,杨慎等人,李东阳的辞赋理论包括:辞赋属诗、作赋追求“理”和“德”、强调辞赋形式美。受台阁体文风的影响,李东阳等人也十分强调作诗作文时应当规范辞藻、音律以及体式。杨慎的辞赋理论则可以简要的概括为:辞尚简要和转益多师,以学为赋两点。茶陵派辞赋作品主要可分为颂美怀古赋、抒情言志赋、写景状物赋和酬赠赋等。颂扬太平圣象是茶陵一派尚未完全摆脱台阁体文风束缚,所作之赋也是体现其强调文章与德行之间关系的具体表现;缅怀先贤借助古人古事抒发了赋作者自己的内心情感;抒发治国之怀、不平之鸣、隐逸之志是其作品最为主要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茶陵一派的真实情感;严酷的现实又致使他们或是寄情于山水之中,或是借室宇以述己感;此外,由于茶陵派成员众多、交往甚密,也产生了一类专写交友往来,互相赠酬的人事赋。茶陵派辞赋的艺术特征可概括为“祖骚”“宗汉”“崇尚六朝”。茶陵派辞赋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拟骚之作,在文句、描写... 

李东阳书法探析

李东阳不仅在文学上成就突出,其书法艺术、书画鉴赏水平也很高。其书诸体兼工,在篆、楷、行、草方面都有代表性作品。除传统教育的需要外,其对书法的喜爱主要源于家学传统、友朋影响和茶陵地方风尚。其书法艺术成就主要有三:浑圆雅正,融于一时;各体皆工,不拘一格;创新求变,自成一体。 

尤侗《拟明史乐府》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因革

尤侗是明清之际的重要作家,其《拟明史乐府》对明代历史有着重要的补史证史作用,且在命题方式、句式运用、描写内容上与李东阳《拟古乐府》一脉相承。相较于李诗,尤诗在添加自注、扩大咏史范围以及手法和风格上都有创新,更好地凸显了诗歌记录历史的价值。 

诗赋拟恨与情志写真——从《恨赋》看辞赋拟古与诗歌赋化的书写谱系

唐代李白与白居易,乃至明代李东阳等诗赋作品中,对江淹《恨赋》的拟古与变创,及其诗赋书写的融合会通现象,其中诗歌与辞赋往往互为表里,交相辉映,从而体现诗歌与辞赋二者在文学史长河中,彼此流变与回旋的互涉关系。因此,借由前代辞赋经典对于后代诗人辞赋书写及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牵动,得以具体而微地揭示出古典诗学中,由于诗赋两种文学体类间的交融与合流考察,应可为中国诗学谱系的历史建构与现代考察,提供另一足资参考的观照窗口。 

诗应独步难同调,字岂必工终不俗——茶陵派的诗歌艺术特色与诗学理论体系

茶陵派在形成和壮大过程中,力图形成诗派的创作特色和诗学理论体系。其诗歌艺术特色主要有:深厚雄浑,思味隽永;法度森严,不逾典则;尽脱凡近,古意独存;天趣溢发,随意所如。其诗学理论体系包括:诗文各体而不相乱;诗必具格亦必主声;诗贵创新而风致自别;健笔雄词,起伏顿挫。形成原因主要有三:台阁末流弊端的深度刺激;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的两难抉择;诗派自身地位确立的迫切需求。 

西涯后身:法式善与《西涯图》的图绘与传播

本文以众位画家为乾嘉文人法式善所绘的多幅《西涯图》为研究对象,从创作缘起、图像内容、传播影响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以居近西涯一地为契机,以尊崇李东阳为宗旨,加之翁方纲的协助,法式善征集了大量与西涯有关的图像与诗文。这反映了乾嘉时期帝京士人热衷于雅集游赏、为古人做寿以及地理考据的风气。法式善频繁邀人于西涯雅集,通过一系列图像与题咏追忆明代前贤李东阳,与此同时也提高了自我的声名,被时人冠以"西涯后身"的美名,并与巨儒翁方纲相比肩,加强了其个人对于西涯的影响力,西涯一带也随之成为京师内城重要的文化中心。 

举手之劳

<正>一刚来公司的第一天,正好就碰上了每周一次的例会。外联部、营销部、财务室等各个部门,二十来号人,都在会议室里坐好了。李总还没来,大家坐在那里低着头,或是看自己的笔记本,或是刷手机,但没有一个人说话,静默的空气像是要凝固了一般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时间过去了十几分钟,李总还是没有来,大家依旧没有说一句话。我因为是个新人,所以选坐在最角落的位置。等到这个时候,我不免有点儿坐立不安,抬 

一场三分钟的演讲

<正>一打小,李东阳就是一个腼腆的孩子,他不爱讲话,即使脑子里装满了各样的话题和奇妙的想法。在小区的院子里碰上了住在隔壁的赵爷爷,对方年逾花甲,算是看着李东阳长大的,此刻正笑盈盈地冲他打招呼:"呀,东阳,小伙子又长高了!"可李东阳却对这样的热情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他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只好把眼光落到地面,羞赧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很想落落大方地 

李东阳智除刘瑾

<正>李东阳,湖南茶陵人,"茶陵诗派"领袖,是明朝一位颇有影响的名臣,官居首辅大学士(宰相),位列三公。其为官清廉,《明史》载,他死后连葬礼也无钱操办,靠其门生、故吏凑钱才草草安葬。特别是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智斗宦官刘瑾,振持纲纪,匡正救善,为世人称赞。牵头奏请诛刘瑾李东阳47岁时,因其《应诏陈言奏》如实反映民情、针砭时政、 

茶陵派陶诗接受与批评初探

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作为明代复古文学运动的滥觞,他们否定了明初台阁体从理学角度批评陶诗的做法,对陶诗的审美特征有了深入的把握。使得陶诗批评逐渐脱离理学思想阴影的笼罩,重新走向诗学正路。同时,茶陵派成员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徘徊于庙堂与山林之间,表现出越来越依恋田园山林的隐逸心态。这种心态趋向使得陶渊明成为他们诗歌中的日常书写,表现出对陶诗的喜爱之情。 

论谢省与“茶陵诗派”

谢省是"茶陵诗派"重要作家谢铎的族叔与启蒙老师,其理学以儒家仁义观为毕生践行之道,注重礼教,更兼有浙东学术特有的"经世致用"思想,后两者对谢铎影响颇深。谢省与"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常有诗歌唱和,二人绝非浮于粗浅的泛泛之交,而是志同道合,彼此间能相互影响的深交挚友。谢省诗风与"茶陵诗派"有着诸多契合,导夫前路。他们同反"台阁体"雍弱浮华的文风,关心民生疾苦,"台阁体"所缺少的色彩、灵动、情韵等构成诗歌风神骨力的元素在谢省诗中皆有呈现。谢省身前身后均有一定影响,其诗集情致隽永、深厚,流传至今仅余其半,应当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和注意。 

李东阳声乐诗学复古之实质

明代李东阳是台阁之后到前七子一承上启下的人物,其诗学深深影响着明代文坛。试梳理李东阳声乐诗文批评,对比分析其与当时与之后一些重要诗论的关系,以探明李东阳诗文复雅之实质。 

谢迁研究

明代中期,大明王朝在百姓晏安的表面下,军备废弛、盐法败坏、皇室人口激增、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等情况愈演愈烈。弘治时期,谢迁进入内阁,他一方面利用日讲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弘治皇帝进行积极的引导,培育君德;另一方面与另外两名内阁大臣刘健和李东阳精诚团结、同进同退积极与一切对国家和政治不利的行为抗争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他的这种一心为公、刚正不阿的作风不但赢得了弘治皇帝的信任,同时也得到了满朝文武大臣的广泛赞誉。在皇帝与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等能臣的积极治理下,明王朝出现了史称“中兴”的局面。当然在种种不恰当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下,这种“中兴”并没能彻底解决上述的问题,而仅仅是对风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控。正德皇帝继位以后,他听信近臣,嬉游无度,很快使国家进入到一种混乱的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顾命大臣的谢迁、刘健、李东阳在苦心劝说仍然无效的情况下准备主动出击,想要一举消灭整日以奇技淫巧吸引正德皇帝的刘瑾等阉宦近幸,但却一击不中功败垂成,谢迁等一大批忠正之人被迫致仕。之后刘瑾等人取得实权,大肆贪污、肆意妄为、打压忠正之士,使得国家动荡不安,士气为之一变,埋下了明王朝覆灭的种子。我们可以看到... 

杨慎与明中期复古诗学

杨慎身处明中期的复古诗学浪潮中。较杨慎时代稍前的李东阳、前七子均倡言复古,以《诗经》为经典,通过对风雅传统的提倡,来洗清明前中期萦绕诗坛的台阁之弊与理学之风。但由于《诗经》时代悠远、难以追摹,只有另择一种能够承接它的作品作为典范,并以此上溯《诗经》,才能达成复古目标。为此,李东阳立足于诗学辨体的理论,明确提出在区分古近体的基础上,以汉魏、盛唐诗分别作为古体、近体的典范,其余时代诗歌虽然也有佳作,但评价它们仍要以汉魏盛唐诗为标准进行。前七子基本延续了李东阳的思路,只是对诗歌时代的限定更加严格,不但提出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宗旨,更认为六朝初唐及中唐以下诗均不足取。杨慎身为李东阳的门生,同前七子亦有交往,与他们一道列于复古阵营当中,但在以汉魏盛唐为宗尚的复古时风下,杨慎却变而提倡六朝初唐,成为了复古派内部的转捩点,也由此开创了六朝派,并对复古派后续诗学理论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杨慎为主要研究点、以复古派的历时发展为主轴,立足于李东阳、前七子、杨慎、六朝派、后七子等重要人物,探索复古一脉诗学思想的变化,在勾勒派系发展脉络的同时,着重分析杨慎对其他复古派诗人理论的继承拓展与批评改造,... 

夏言诗歌研究

作为一个政治家,夏言是嘉靖朝著名的首辅大臣;作为一个文学家,夏言身兼词人与诗人双重身份。夏言作为政治家和词人所取得的成就被学界重视,多有著述,然学界对于夏言的诗人身份少有关注,因此本文旨在对夏言的诗歌作出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重点论述其诗歌创作的特点。本文所分三章主要以夏言诗歌的特点为中心,第一章论述夏言的家世和生平,并从其诗歌创作出发,将诗歌的内容与之相结合,分解出夏言诗歌创作历程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时间节点——出使云贵和获罪入狱,将夏言的诗歌创作划分为四个时期,以纵向的时间维度考察夏言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风貌,并重点论述诗人在身处嘉靖党争这一特殊政治背景下的心态转变。通过第一章的分析可知,夏言诗歌不出馆阁体诗歌创作和复古倾向诗歌创作两类。故在接下来的两章里,主要分析这两类诗歌创作的具体特点,并将其与当时的诗坛背景相结合。从茶陵派到“前七子”复古派,是文柄从馆阁下移到郎署的过程,夏言身历此期,其诗歌创作呈现出兼受两派影响的特点,这与其和两派诸人交往密切以及具有很多相似的诗歌主张有关。具体来说,第二章主要以夏言馆阁体诗歌创作为中心展开论述,将其馆阁诗歌创作划分为应制和应酬两类,着重论述夏言应... 

杨慎书法研究

杨慎是明朝正德六年的殿试第一,他生于一个遵礼崇德的家族,因此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明朝中期的政治和文化困境下,对于宋明理学和阳明后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杨慎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回到唐以前的儒学,即回归原始儒家之道。他强调原始儒家学说,认为士人治学应该由博返约并且提出了“道以器寓”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王廷相气论的哲学思想,而他的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是统一之整体。议大礼之后,杨慎被贬谪云南三十余年,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云南写成并付梓。杨慎在云南与杨门七子以及众多奇人异士交友,他们一起泛游洱海,登览苍山,遍游滇地山水,诗文唱和,切磋琢磨,并编撰著书,勒刻金石,一时促成滇地文坛盛况。杨慎著述丰富,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金石书画、文字音韵等方面。有关这些方面的著述和期刊颇多,但是研究他书法思想方面的文章却比较少,并且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对杨慎的书法思想的论述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杨慎的生平、著述及家学,整体概述了杨慎其人其学,为研究他的书法思想提供一个生活及思想的背景渊源。第二部分是杨慎的书法交游,着重论述了杨慎的师承背景及其和友人的书法交游活动。第三部分论述了杨慎的书法思想,这部分也是本... 

闲章不闲的两个维度:志事与寄兴——以李东阳“七十一峰深处”为例

闲章是从秦汉吉祥词语印章演变而来,宋、元之后,书画作品钤盖闲章风气益盛,文彭之后,文人篆刻大盛,书画作品钤盖闲章已然成为一种风尚,继而发展成为书画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闲章内容取材广泛,大致可分为诗词文句类、抒怀寄兴类、履历志事类等。本文,笔者对李东阳经常使用的一方闲章"七十一峰深处"进行考察。就李氏常用的其他几方风格相似的闲章,结合其二十六岁回长沙府茶陵县访祖祭扫的经历。论证出"七十一峰"即是祖籍茶陵地区的七十一峰,闲章"七十一峰深处"既是对回祖籍经历的标志性记述,也是对祖籍地的恋念和幽思。"七十一峰深处"这方闲章集中呈现了闲章不闲的两个维度:志事与寄兴。 

石珤诗文研究

石珤是明中期茶陵派骨干人物,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以《易经》为家学渊源。因为人耿介清廉,石珤仕途非一帆风顺,三次乞归,其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皆受影响。石珤一生创作颇丰,但遗留下来的不多,可考的诗有728首,文128篇。据考证,其著作《熊峰集》有三个版本,一是《恒阳集》,现已失传;二是《熊峰先生文集四卷》;三是《熊峰先生诗集七卷文集三卷》。石珤自幼接受儒家思想,自觉传承儒家思想体系,维护礼制,提倡回归文治。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他将正心诚意作为体察世界的原则,体现在文学思想上则主张“诗生于心”。随着政局动荡,石珤自觉淡化身份意识,把幽逸怡然的精神追求放在首位,但又无法完全超然物外,因而在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的创作中呈现矛盾状态。在诗歌创作上,石珤诗歌思想内容主要有山水记行、咏史怀古、讽喻和赠酬唱和等几类。在艺术特色上,石珤有师法杜甫之倾向,以丽写悲,用对比的方式带来双重的情感体验,从而营造出丽与悲相照应的多层次审美境界;诗风以悲慨为主,体现为英雄失路的悲怆和面对永恒时间而失落的生命意识。在散文创作上,石珤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区分不同的散文文体,并让它们承载不同的思想内容,呈现不同的创... 

《清明上河图》原画卷长度问题新探

<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绘画的瑰宝,它以写实的笔法再现了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及自然风光,是了解和研究宋代汴梁的历史、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宝贵图像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清明上河图》流传至今已近千年,由于历史的久远,画卷也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原画卷的长度问题。本文仅就原画卷的长度问题进行探究。一、今本画卷的短缺李东阳(1447—1516),明朝中叶重臣,文学家,书法家, 

明代福州濂江林氏家庭文学研究

濂江林氏家族是明代福州极富盛名的科举家族、文学家族。该家族自其第21世子孙林镠于永乐末年考中举人开始,至崇祯年间,科甲相继,绵延二百余年。又该家族有著述行世者代有其人,创作实绩可观,着实是明代难得一见的名门望族。本文以濂江林氏家族为研究对象,力图在全面考察濂江林氏家族原始文献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考察明代濂江林氏家族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貌,深入探讨该家族文学创作得以世代传承不替的原因及其在明代文学发展史中的独特地位。本文分为绪论、正文与附录三个部分。绪论部分阐明选题意义,梳理研究现状,陈述研究思路。正文共八章。前四章为整体研究。第一章,明代濂江林氏的家族概况。首先从地域文化、历史环境两方面分析孕育出明代濂江林氏家族的外部环境。接着,深入明代濂江林氏家族的内部,阐明其渊源与世系、成员与科宦,并对明代濂江林氏文人的著述与存佚情况作一全面细致的考察,展示该家族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实绩。第二章,明代濂江林氏的文化传统。本章从“家学”、“家风”两方面阐明推动明代濂江林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关键因素——独有的文化传统。重点论述了该家族“学宗朱子”、“经史传家”、“诗书传家”的家学传统,以及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 

李东阳拟古乐府综论——以其创作实况、理论认识及后人批评为重点

李东阳是明代创作拟古乐府的代表诗人,其《拟古乐府》为乐府诗史上第一组大型连章体咏史之作,在明、清两朝影响深远。"因人命题,缘事立义","长短丰约,唯其所止","内取达意,外求合律",为李东阳拟古乐府理论的核心所在。时人与后人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批评,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太涉议论";二为"不取古题"与"不咏时事"。后者的批评,违背了李东阳的创作宗旨与《拟古乐府》的咏史特性,因而乃不可取。 

李东阳诗文辑佚

<正>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明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生交游广泛,著述宏富。岳麓书社出版的《李东阳集》(周寅宾校点,1984年版)(1)与《李东阳续集》(钱振民辑校,1997年版)(2)是目前所见收录李东阳著作最为完备的集子。然而,李东阳交游广泛,所作的题赠诗文颇多,偶有失收,实属难免。近年 

李东阳序体文研究

序文的出现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此后历朝历代都不乏序文的创作。明代初期,引领一代风气的文坛盟主李东阳曾写作大量的序体文,其数量约有160余篇,与其他文类相较,序文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所占比重最大。李东阳序文内容主要是由带有明确意向所指的见解性言论构成,它们凸显李东阳在诗文创作、政治态度和历史性认知等方面的思考和意见,有着较强的实用性。同时,这些序文在抒发情感、谋篇立意等方面又有着鲜明的艺术特征,从而显示出不可忽略的文学性。 

李东阳集外诗文考释

李东阳是明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生著述宏富。周寅宾校点的《李东阳集》和钱振民辑校的《李东阳续集》是目前所见搜罗李东阳作品最完备的集子。然因李东阳交游广泛,所做的题赠诗文颇多,仍有不少作品未收入全集。今新辑得李东阳佚文4篇、佚诗1首,并加以考释。这些作品对于全面考察李东阳的生平、交游及文学思想均不无裨益。 

李东阳诗论探微

李东阳作为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巨大的创作成就之外,系统的诗歌理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的尊唐抑宋的诗学观,以及对格调、声律、性情和辨体等问题的看法,既是茶陵派的指针,也对明代文学及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 

李东阳佚作12则考释

周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的《李东阳集》为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然犹有未尽。通过使用少为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碑刻、书画等文献资料,辑得李东阳佚作12篇。其中《跋<夏忠靖公集>》对了解《夏忠靖集》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其余佚作对研究李东阳交游、书学观及其诗文系年也颇有帮助。 

问他经济有何曾

<正>嵌名联以讥讽为多,但也有朋友、熟人之间以之开非恶意的玩笑。明代李东阳会试名题金榜后,拜见某柳姓阁部大臣。阁部大臣见其拜帖,顺口说了一句:李东阳气暖。这便是一句善意的玩笑,或可称为文字游戏。阁部大臣虽是戏言,但李东阳在前辈面前却不敢戏言,只好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句:柳下 

李东阳诗文之乡土情结

明朝大学士李东阳虽然出生于北京,却是湖南茶陵荷木坪村的乡贤。他在以《南行稿》为代表的诸多诗文中表达了对故乡荷木坪的热爱与眷念,反映了其浓郁的乡土情结。李东阳的乡土情结既源于热爱祖国山河与各地风土人情的修养与爱好,也是源自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传统观念与知恩必报的传统伦理道德,加之祖辈与父亲思乡情结的影响。在我们今天力图重建乡贤文化之时,李东阳的乡土情结是值得注意的。 

论杨维桢、李东阳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及清人的全面接受

乐府体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从最初单篇零章的创作,到大规模地制作组诗乃至专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现存最早以乐府命题的咏史组诗是元人王恽《读〈五代史记〉作古乐府五首》,随后有杨维桢的大力提倡和创作,铁门弟子张宪等吟唱赓和。继而是明人李东阳以如椽大笔写作《拟古乐府》,以乐府体叙古事、论古人、抒己见,纵横捭阖,使乐府新声嗣响诗坛,从者甚众,影响甚大。咏史乐府发展至清代,形成一种集大成的局面,仅是单独成卷的大型组诗和独立成集的专门诗集就多达百余种,在继承杨、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繁盛空前。 

明代火器研究

火器自古以来就是军事家最爱的军器之一,自南宋发明突火枪这一最早的火器以来,经过宋元百余年的发展,到了明代,火器的生产技术日益精深,无论是火器的种类、数量、质量,还是其在战场上的威力和杀伤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不仅如此,明代的火器不仅是明代的军器和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具体的生产、管理等内容也牵涉到了明代的财政收支、工匠管理等社会经济史和相关科技史的内容,因此,开展对明代火器内容的研究,探究火器在明代发展和生产、装备的具体情况及其在战争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无疑是进一步深化明代军事史、社会经济史、科技史等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首先从原料、工匠、贮存发放及禁令四个方面来探究、概述明代对包括火器在内的各种军器的具体管理制度,认为明王朝对于火器有着较为完备、严格的各项管理制度,一开始严格控制在中央进行,到了中后期时则逐渐放松了对地方上火器的控制。接着从生产机构、原料来源、生产规模和产能,以及生产成本四个方面探讨了明代火器的具体生产内容,认为明王朝不仅确立了专门的火器生产机构,而且还采取了多种途径来保障火器生产所需原料的供给,生产规模和实际产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明代诗话对梅尧臣诗歌的批评

本文选择明代诗话对梅尧臣诗歌的批评,主要考察明代诗话对梅尧臣诗歌的批评情况,以明代诗论、诗话及诗文别集为研究的文献基础。在研究体例上,本文采取古典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研究体例,既注重对梅尧臣诗歌批评的统一和释读,又强调诗文批评理论的适用和阐释。根据宋诗在明代诗坛的整体背景,结合明代诗话的理论意识,研究梅尧臣诗歌的批评范例,呈现出当时诗坛的理论特征和批评观念。选择有代表性的诗话文本或文集,按照批评家、诗学流派与理论文本的结合模式,以动、静结合的探究视角,考虑明代思想、哲学、文献方面的横向背景,逐步对梅尧臣诗歌批评的纵向演变进行追本溯源,意在实现融会贯通的梅尧臣诗歌研究。论文引言介绍“明代诗话对梅尧臣诗歌的批评”的研究现状与理论依据,以及“明代诗话对梅尧臣诗歌的批评”的文献基础与整体结构。这是本文的重要前提,也是前期的工作准备和研究基础,能够在学术思维上界准论文选题的诗话倾向和批评程度。按照明代诗话的结构特征,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重点实现对梅尧臣诗歌批评的资料整合,体现其体系性、结构性的学术方法。综合明代梅尧臣诗歌研究的基本资料,提供撰写正文的整体思路和批评倾向,保证选题的合理性、科... 

李祁与李东阳诗歌及诗论比较研究

元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元代立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文学创作却异常的繁荣。文学创作的主体不仅仅有汉人,且包含着少数民族群体,元诗不仅融汇了唐宋诗风之长,而且兼情兼理,韵味深远。但是,从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元诗的时代特色和文学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元诗研究相对于其他朝代的诗歌来说,仍有着很大的差距。本文研究的对象之一即李祁,是元代末期著名的遗民诗人。他的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基本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的潮流走向。然而古今学者关于他的研究却鲜有顾及。但仅仅研究他一人在文学上的创作尚不完备。其与他共同构成茶陵李氏家族文学的成员还有李东阳与李兆先父子二人。本文之所以选择研究将元代李祁与他的五世族孙明代李东阳联系起来,是因为李祁的诗歌创作是茶陵李氏家族文学的源头,其五世从孙李东阳是文学发展的高峰,而李兆先的文学创作不足以与其父光辉相映。因此李祁与李东阳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能够深切的反映出族人隔代在文学创作上的承继关系。针对以上的研究目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李祁与李东阳的生平,二人的关系和共同的思想倾向;第二、三部分重点探讨二人在诗歌理论和文学创作实践方面的沿... 

邓显鹤《沅湘耆旧集》研究

《沅湘耆旧集》是由邓显鹤于道光年间编纂的湖南文学史上第一部较全面较系统辑录湖湘先贤诗作及相关文献的大型诗歌总集。此书集湖南文艺之大成,全书共收入诗作18000余首,作者2000余人。地方性诗歌总集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一直是中国诗歌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学术领域。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学、文艺学、思想史等多种研究方法,既注重对《沅湘耆旧集》的考订、校勘、辑录等基本工作,同时又努力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视野下对《沅湘耆旧集》作更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研究:绪论,结合目前学界对邓显鹤《沅湘耆旧集》的研究状况,阐释本文的研究缘由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第一章,以清代热衷编纂地方诗歌总集为背景,结合邓显鹤生平、著述、交游情况,论述《沅湘耆旧集》之编纂动机、成书过程与版本流传。第二章,《沅湘耆旧集》在编撰体例方面采取的是按作者分类的方式,以作者生活年代的先后顺序统贯全书。每位诗人条目都由作者小传、诗评、辑评、诗歌、按语五个部分组成。这种编纂方式,不仅体现出选家较为强烈的参与意识,同时也使文本具备了更为丰富的批评张力,将批评表现与文本编选实现了较好的融合,使读者... 

苦心谁系李东阳——评司马周博士《茶陵派学术档案》

《茶陵派学术档案》对百年来茶陵派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介,为学术界呈现一段清晰的茶陵派学术研究史,对茶陵派的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和研究线索。该著作特色有三:精当的价值评估;严谨的文献集聚;融通的学术视野。 

青春的另一个面孔—校园恐怖剧情片《完校》叙事策略阐释

校园电影和恐怖电影为两大重要且热门的电影类型,而校园恐怖电影则把恐怖元素植入于校园之中,这种植入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恐怖元素相关的往往是“校园暴力”等相关事件。由此,校园恐怖电影不仅仅是对校园生活的表达,也不并不仅是恐怖电影的感官刺激,而是一种对现实校园生活的戏剧性表达。校园恐怖电影的叙事策略,与校园电影、恐怖电影有诸多相通之处,又具有很多独特之处。本文一共包含了三章内容:第一章从整体上来阐述校园恐怖电影的研究意义与创作现状;第二章回归创作现实,为创作阐述,论述故事片《完校》在对校园恐怖电影策略上的应用于拓展,以及创作与拍摄。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和解决方案;第三章结合创作实践,提出当下校园恐怖电影应采取的叙事策略。 

明代新都杨氏家族研究

新都杨氏家族是明代集科举、政治、文化学术声望于一身的西蜀名门望族。自定居四川新都以后,杨氏家族成员不断地通过业儒以入仕,大者登台阁,小者为衙吏,在明代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新都杨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也历经兴衰起伏。新都杨氏源于江西吉安,中经湖北麻城,元末明初始定居于四川新都。开始两代人湮没无闻,直到杨玫通过业儒入太学,后出为吏,杨家才稍有起色。杨玫没后,杨氏家境如初,其子杨春起家易学,汲汲于科第,家声复振。杨廷和在杨氏家族兴盛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廷和先于其父中进士入仕,官至内阁首辅,股肱正嘉两朝,自是相业家声,为西蜀望族。此后,杨氏子弟不断登科入仕,遍布朝廷内外,杨氏家声到嘉靖初年臻至顶峰。明代中期,政治风云变化诡谲,朝廷党派斗争日益激烈,一场由嘉靖帝导演的“议大礼”政治风波,使得杨氏家族的家声顿衰。“议大礼”事件后,杨廷和致仕,杨氏翘楚杨慎贬谪滇南,杨门子弟相继远离政治中心。到第七、八代,虽有杨有仁举进士入仕,但杨氏终难复兴,杨氏没落矣!科举和教育在新都杨氏家族兴起和维持门第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科举社会里,科举往往与高官厚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登科入... 

馆阁与郎署——文学话语权的争夺与明代文学之流变

明代成化、弘治以前,文学多为馆阁垄断,郎署官少有为之,他们与文学权力基本上是绝缘的。其后,郎署文学意识迅速觉醒,这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前七子迅速崛起于文坛,明中叶主流文风为之转向,文权开始向郎署分化。"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既是郎署文学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又是前七子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明中期主流学术的转向密切相关,且有一过程。从中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把握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同时也表明,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更加便于推行、强化自己的文学主张。 

明中期台阁诗风向格调论转变中的李白审美接受——以李东阳为中心

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一派,重拾台阁诗论中的音声世教观点,强调对唐诗"正音"的传承路径。他们对李白诗歌艺术境界与具体音声体制的联系分析,拓展了审美评价的理论内涵。他们将与李白诗歌对话中的人生态度问题,逐渐转化为艺术层面的对"台阁"与"山林"审美风格的对接和融合。李东阳在诗歌创作中对李诗的模拟和对众家风格的吸纳,亦反映出其对"复古"与独创的深刻理解。 

搜寻与反思——《茶陵派学术档案》评介

<正>司马君是湖南茶陵人,曾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硕博阶段均师从在明代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陈书录教授。故乡情怀和导师的影响使司马君与茶陵派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博士论文《茶陵派研究》后经修订,出版为《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是茶陵派研究的力作。近期,由司马君主编的《茶陵派学术档案》出版,这是他在茶陵派研究方面的最新收获。细读此书,笔者认为其有三个方面的特色。 

论明代李东阳的书法艺术

<正>明初所谓"永、宣之治"后,朝廷完全形成了一个由内阁代替原来中书省制定决策、统摄朝政的格局。内阁成员由永乐时只当顾问有势无权的五品官,变成了由部分尚书或侍郎兼任大学士,且多加之太子少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甚至少保、少师、少傅等衔的朝廷大员,从而使内阁成员成为了真正的朝廷相宰。此时的文化艺术,也随着皇帝的好恶及内阁成员们的风格特点而形成风气。"八股文"科举学业之外的诗坛、书坛都出现了"台阁体",成为当时朝野上下趋之若鹜的时尚。弘治之后,李东阳 

李东阳行草《自书诗卷》

<正>明朝近三百年间好书成风,皇帝和王公贵族大都喜好书法。"成祖好文喜书,尝诏四方善书之士以写外制。"1"仁宗则好摹兰亭,宣宗则尤契草书,宪宗、孝宗、世宗皆有书迹流传。孝宗好之尤笃,日临百字以自课,亦征能书者使值文华供内制。神宗十余岁即已工书,每携大令《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2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帝王们的喜好和倡导,明代的帖学如同宋代一样兴盛,而且大有超越之势。字写得好,能得到皇上的恩宠,升官晋爵,食禄朝廷。所以 

在意不在形——李东阳的书法观

<正>李东阳(一四四七—一五一六),字宾之,号西涯、寿村逸叟等。祖籍茶陵,占籍北京,茶陵明属湖广长沙府,自署"长沙李东阳",世称"李长沙",为"茶陵诗派"领袖。自幼聪慧,有"神童"之誉。立朝五十年,入阁二十年,卒赠太师,谥文正(图一)。著有《怀麓堂集》《怀麓堂诗话》《燕对录》等。一父教恩宠一神童李东阳父亲李淳:"茶陵人,号憩庵,精楷书。尝衍永字八法,变化三十二势,及结构八十四例,并为著论。景泰间上之。"1李淳的《大字结构八十四 

一代名臣

<正>李东阳,湖南茶陵人,"茶陵诗派"领袖,是明朝一位颇有影响的名臣,官居首辅大学士(宰相),位列三公。然而《明史》载,他死后连葬礼也无钱操办,可谓真正的"两袖清风",为官清廉。特别是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以巧于周旋的智慧和敢于担当的勇气,与当朝大宦官刘瑾明争暗斗,匡正救善,为世人所称道。李东阳与刘健、谢迁是朝廷的三大顶梁柱。刘健、谢迁辞官后,只剩下李东阳一个。刘瑾把焦芳拉进内阁任大学士,两人同流合 

李东阳 草书春园杂诗卷

<正>三月三日佳丽辰,五十五年衰病身。闭门一枕午时梦,江草江花无数春。庭下猕猴如小儿,攀花折果不复时。极知野意厌羁(?),放着林间高树枝。涧草园花随意春,野情偏与物相亲。养得山家短角鹿,尽日闲行不触人。庭前种竹不满地,长怪墙高多夕阴。纵使难成也难老,莫教移却种花心。刚道假山如画图,画图还是假山无。若见此山真面目,纵非南国也西湖。夜来一雪忽成雨,雨过西山青八楼。听人骑马看山去,又作思山一种愁。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评司马周教授《茶陵派学术档案》

茶陵派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百年来明代学术界对此研究甚多,成果甚丰。司马周博士的《茶陵派学术档案》一书对百年来茶陵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介,为学术界呈现了一段清晰的茶陵派学术研究史,对茶陵派的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研究线索。该著作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色和价值:评价体系完整科学;论著甄选精当;客观史料与学术立场相结合。 

学术史料与理性思辨交相辉映——评司马周博士《茶陵派学术档案》

<正>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在明初"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文学向明中叶复古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百年来,许多学者对茶陵派进行了各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一部茶陵派研究的学术史。司马周博士的《茶陵派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百年来茶陵派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评介,为我们呈现出一段清晰的茶陵派学术研究史。以下将从四个方面对该书的特色和价值略作评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跋文考释——兼考图文之遗缺

本文考订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画面接近完整,并在认同今刘临渊、戴立强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补证,即该卷的主要遗缺部分是明代邵宝等人的跋文。同时,作者分析了金元明三朝文人的跋文对该图的内容有多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和结论,因题跋者的思想和宦途经历的不同则结论亦不同,特别是元代李祁、明代邵宝等认为张择端是出于警世等创作动机,这对学界全面、客观、深入认知该图的本质内涵多有裨益。 

论王阳明早年经历及其思想形成

<正>关于王阳明心学或所谓"阳明学",迄今为止中国、日本及欧美等地区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属所谓"思想史"范畴,关注的对象主要在于阳明学思想的内容、结构、性质,及其与前后思想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伴随对思想的讨论而展开的,则有对思想家生平行实的考察,其中尤以对王阳明生平的研究开展最早、最为详细。最近的代表性作品,在我国有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①,在日本有冈田武彦《王陽明 

20世纪以来茶陵派文学创作研究综述

20世纪以后,学术界对茶陵派的文学创作日趋重视,研究成果日渐丰硕,既有对整个流派文学创作脉络的梳理,也有对流派具体作家文本的分析,还有对其文学创作地位和影响的挖掘,成果丰富,角度不一。研究呈现四个特点:一是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二是研究领域日趋宽泛;三是研究凸现创作特色;四是全面研究相对缺乏。 

李东阳智除刘瑾

<正>李东阳,湖南茶陵人,"茶陵诗派"领袖,是明朝一位颇有影响的名臣,官居首辅大学士(宰相),位列三公。其为官清廉,《明史》载,他死后连葬礼也无钱操办,靠其门生、故吏凑钱才草草安葬。特别是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智斗宦官刘瑾,振持纲纪,匡正救善,为世人称赞。牵头奏请诛刘瑾 

论吴宽与茶陵派之关系

吴宽是成化、弘治年间文坛上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与李东阳等人颇为交好,他们在诗文内容及理论等方面也有接近的地方,故被人认作茶陵派一员。但二人的文学理论并不能够一概而论。李东阳师法盛唐,吴宽偏爱晚唐,且二人对于同一诗人会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李东阳贬斥宋诗,吴宽则是借鉴;对于元诗,两人所欣赏的作家也不尽相同。故吴宽可以说是自成一派,不能完全算作是茶陵派的一员。 

林俊与李东阳及前七子关系研究

林俊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林俊作为李东阳的门生,文学史中将其归为"茶陵诸执友"一列,其创作深受其师李东阳的影响。与此同时,林俊也受到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影响,与前七子及跟前七子交往密切的文人亦有往来。 

明代颜真卿书法接受研究

明代是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大兴的时代。而颜真卿又在二王妍美书风之外开创了另外一种新的审美体系。那么在这种帖学背景下,明代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状态是怎样的?又对颜书有哪些认识?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论文通过梳理大量涉及到颜真卿书法的明人著录题跋以系统性的书法理论以及明代的各种书法材料,并参考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试对这一问题作一全面性的探讨。 

李东阳政治思想研究

李东阳的政治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有理斯有气”的本体论和以此为基础引发的“因物以求道”的认识论;二是李东阳认定人性本善,但由于各人的气质不同,且受家庭环境、地方风俗等的影响,导致后天各有善恶,但人通过后天学习能改变习性、变换气质。李东阳政治思想的内容比较丰富,可构成一个独有的系统。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李东阳非常注重君臣之间的互信,提出“人君一心”的观点。作为君主,应当懂得用贤。君主能辨别并用能言之士,不用小人和迂腐之人,修身以得人。作为臣子,应当要尽忠。万世大臣必须要有大德,方可“格君心之非”。真正尽忠的大臣,能以死相谏,为社稷安危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尽忠不止是自己做好,还要善于推荐有才有德之人。李东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民本,并提出以教、养为主的治民方法,具体体现为一是重视教育;二是节省用度。节用要从皇帝开始,减免苛捐杂税,罢停不急或无益之务,遏制侵夺和土地兼并。面对明朝复杂的政治环境,李东阳悟出了经权观。其经权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经”、“权”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二是每逢大事能以国家大计为主,坚持原则,毫不退让;三是在处理具体事情时能根据情势灵活应... 

试论古代文人的籍里混同与客徙——以明代京畿文人李东阳、程敏政等为例

古代文人存在郡望、祖籍与本籍混同的现象。明代京畿文人李东阳、程敏政、廖纪本人及各类官私史料多以其祖籍地来称记,由李东阳的祖籍地还引生出"茶陵诗派"之名;实际上他们的一生极少关涉祖籍地。这样的籍里混同,使人们对特定时代的文学地理分布产生认识误区。明代京畿文人的分布具有表面中空的特征,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与孝道观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与衣锦还乡意识;祖籍地因特定目的而攀附挖掘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