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知识服务-北京历史文献平台--北京古籍丛书库

永宣艺术场域与台阁文学书写

明前期永宣时期兴起的台阁体,不仅是诗文概念,还属于书画概念,因而反映出时代整体的审美旨趣。由于院体画和台阁体书法的提倡,台阁文人通过会通诗文、书法和绘画的文艺制作,构建出以书画为载体的山林空间,以区别于庙堂之上的政治空间,他们在休沐闲暇之时畅神适意,恣意享受山林闲适之趣。馆阁文人的书画题咏借用图画比德模式,鸣盛颂美,求得性情之正,实现山林与台阁、个体与家国的和谐统一,改变了宋元以来形成的山林文学书写模式,从而建立了属于有明新王朝的盛世文学。

洪崖山房诗画与明初阁臣间的交游

洪崖山房是明初阁臣胡俨在江西南昌建造的宅邸,胡俨十分喜爱家乡城西的洪崖山,在那里依山建造归隐后居所,并请诸友绘画、题诗唱咏,遂成一段佳话。围绕着因洪崖山房或引申出的诗书画,便可以探索胡俨与当时同僚或友人之间的交游,欣赏和鉴考他们的诗文题跋。整个书画艺事活动由胡俨洪崖山房而起,以此母题创作的书画作品有:陈宗渊《洪崖山房图卷》、胡俨《行书题洪崖山水册页》、胡广《行书题洪崖山房图诗页》,涉及的人物主要有:陈宗渊、胡俨、王绂、胡广,还有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人。

杨荣与明初政局（1402-1440）

杨荣建文二年（1400年）入仕,在朱棣取得“靖难之役”（1399年-1402年）胜利后加入朱棣阵营,成为首批内阁大臣之一,深受朱棣器重。永乐时期,杨荣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较大贡献,并曾一度出任内阁首辅。仁宗宣宗时期,虽然其首辅位置为杨士奇所取代,但作为次辅的杨荣仍然尽心竭力辅佐二帝,创造了为后世所称道的“仁宣之治”。杨荣入仕之初,正逢“靖难之役”,是明初政局较为动荡的一段时期,可以说杨荣的政治生涯正是明代政局由动荡逐步走向稳定的一段时期,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杨荣参与了多次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决策,比如迁都北京、成祖北伐、平定汉王、弃置安南等事件,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杨荣作为内阁首批大臣之一,见证了内阁制度的发展,在他出任首辅和次辅的几十年中,内阁权力逐渐增大,地位逐步提高,可以说杨荣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内阁制度的逐步完善,也对明前期的政局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本研究基本涵盖了杨荣在明初期政局上的主要活动和主要贡献,并借此来分析杨荣在明前期政局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进一步确认他与明前期政局发展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与背景、国内外...

《历代名臣奏议》的编纂及其史学影响和价值

《历代名臣奏议》为永乐间黄淮、杨士奇奉敕主编的奏议类文献汇编。是书始纂时间当在永乐七年（1409）二月至十二年九月之间,参纂人员除黄、杨二人外,可考者尚有周忱、卢翰、林志、陈循四人。此书无序及编纂官衔名,其根本原因在于立储之争,由此而导致监纂官黄淮身陷囹圄。就史源问题而言,该书先秦部分有大量的内容取自刘向《说苑》;唐及五代部分,有学者认为有取材于《旧唐书》《旧五代史》,实则不然。《历代名臣奏议》推动了后世"经世文"以及奏议文献的编纂,在当今的历史文献编纂、辑佚等方面仍有较高的价值。

王直诗歌研究

王直字行俭,为明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永乐五年擢为翰林编修。历事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五朝,德高望重,官至吏部尚书。王直为典型的台阁体作家,作品在明代广为流传,“四海皆来求其文”。王直自幼端重好学,在面对“土木堡之变”与“夺门之变”后的政局时,仍谨慎稳重,不急功冒进,实有大臣之风。本文主要以王直诗歌和诗文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章主要介绍王直的生平和他的作品,王直的现存作品有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抑庵文集》前集十三卷,后集三十七卷;明刘教《明别集丛刊》中收录清刻本《西昌王抑蓭集》。第二章主要介绍王直的诗歌,从内容与风格上来看,王直的诗歌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颂圣诗,这类诗歌主要为应制唱和之作,内容上多歌功颂德;一类是题画诗,主要描写山水之景、田园之乐或表达隐居幽居之情;一类是赠别诗,多为与同僚之间的送别之作,其中不乏与友人的深厚情谊;还有一类便是写景诗,多为借景物抒情之作,风格清新自然。第三章主要探讨王直的诗歌理论,分别从创作论和风格论来看,从创作上来说,王直遵循的仍与传统诗教相同,主张诗歌应该具有兴寄的功能,诗歌创作源于内心的情感,言语的表达能够看出作者的内心;从风格论来...

杨溥的行事及思想研究

杨溥被大家熟知的身份就是明初“三杨”之一。作为明初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杨溥的从政时间长达四十七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初仕时期,从杨溥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入仕担任翰林编修,到出狱以前的这段时期;第二个阶段就是阁员时期,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到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这时期杨溥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了显著提高;第三阶段是主政时期,杨溥成为明初的元老重臣,进入内阁核心机构,逐渐主持内阁事务,“位进三孤”。杨溥的一生受生活时代、家族亲人、交游活动的影响,相反,杨溥也对明初社会、家学传承和同僚朋友有反作用。杨溥有不少的政治作为,注重对君王的规劝,确保政策、决策的正确;开经筵以修君德、明君智;选试提拔后辈有为之士;维护封建秩序,缓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作为人臣和儒者,他都循规蹈矩、恪守本分、尽职尽责。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这些政治实践背后都传达着杨溥的政治思想,这些政治主张主要有共成致治的治国理念、忠义事君的臣道思想、德政济民的民本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才思想和揣分知足的廉政思想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杨溥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刻的。他肯定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忠诚...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

仁宣盛世的幕后英雄

<正>明成祖朱棣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拉开了仁宣盛世的帷幕。仁宣盛世,是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国家出现盛世的局面,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朱高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皇帝。他很胖,可以说是臃肿不堪,小时候得病成了瘸子,

明代官学书籍刻版私用考——以明初大臣杨士奇藏书题跋为例

明代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有国子监、宗学等国家教育机构,地方官学有各府州县、都司卫所的儒学和其他专门学校。这些官学除各自承担不同的教学任务外,刻书印刷也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活动。官学刻书在保障学生的阅读需求之外,其印刷用的一些刻版也有被私人利用的现象。目前虽然对国子监的刻书种类、藏书等问题都有一些研究,但有关于官学书版私人利用的专题研究较少。现就关于明初五朝名臣杨士奇私人藏书题跋的一些记载,考究明代国子监书籍刻版之私用及其管理情况。

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明初,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沿袭太祖朱元璋的文化政策,尊崇孔子与孔子之道,对程朱理学"益张而大之",命臣僚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尽管永乐时期的儒士更加谨守程朱之绳墨,但如杨士奇等台阁重臣的道学主张中仍带有一定的心学色彩,更有道衍及其所撰《道余录》对于程朱理学的抨击,表明永乐时期儒学与思想界隐含着复杂或者说是多样的形态。

金幼孜诗歌研究

金幼孜（1368-1431）,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进士。金幼孜早期在东宫讲学时曾上呈《春秋要旨》三卷,随帝北征时著有《北征录》与《北征后录》,后又与胡广、杨荣参与编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宣德六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赠少保,谥文靖,葬暮膳山,后人集其遗文辑成《金文靖集》。本文将以《金文靖集》中的诗文为研究对象,对金幼孜诗歌进行文本解读。首先从其家世背景与生平事迹的角度论述金幼孜的创作背景,阐述金幼孜在政治、军事、修书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其次,探讨金幼孜与台阁体之间的关系,概括金幼孜的文学成就与台阁体在明代及其之前的创作特点,尤其是明代台阁体的特点在金幼孜诗文中的体现。再具体分析金幼孜的诗歌,一方面对金幼孜诗歌进行分类,主要分为应制诗、交际应酬诗、抒情咏怀诗,又从送别、题赠、唱和、挽诗和庆寿的角度将交际应酬诗分为不同类型,从咏怀、怀人、托物言志等方面抒发个人情怀;一方面在形式与风格层面分析金幼孜诗歌的艺术特点,并将金幼孜的诗歌与台阁体其他文人诗歌进行比较。最后,通过对金幼孜诗文的分析,探讨金幼孜的文学观,包括文以载道观念对金幼孜创作的影响及在其诗文中的体现,同时主张诗歌要发于...

杨士奇佚文《何景明公墓志》考释——兼及《东里年谱》小补

《东里年谱》不载杨士奇洪武十六至十七年、洪武十九至二十一年两个时间段之行踪。通过考释杨士奇佚文《何景明公墓志》,可初步推断,杨士奇洪武十九年后曾在江西宁都、广昌一带活动,此后可能漫游至金陵。此外,佚文还可补正杨士奇入翰林院修史的日期,并有助于研究他与金幼孜、解缙的交往史。

杨溥廉政思想研究

杨溥,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官至内阁首辅,一生颇为传奇,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其事迹在荆楚大地广为传颂。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充分了解历史,才能积极学习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本文通过以有关杨溥的史学资料及其本人奏疏上表、文学作品、家教箴言等为基础材料,从中全面梳理杨溥的廉政思想,挖掘其富有现代价值意义的思想精髓,为当代社会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积极资源。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杨溥廉政思想的形成。具体从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个人因素进行分析,时代背景包括社会背景、家庭背景,思想渊源包括传统儒家思想和诸子百家思想,个人因素包括治学修养出众和十年牢狱影响。第二部分总结杨溥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以律己、率人和报国为出发点,从克己奉公、清廉自律的修身之道,勤政为民、主张仁政的民本之道;任人唯贤、察言考行的用人之道,忠诚同心、共扶朝政的为官之道;整顿吏治、严惩腐败的反贪之道,居安思危,抚养兼修的德治之道六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第三部分辩证分析评判杨溥的廉政思想。从思想特点分析其忠君爱国的价值导向、廉洁自律的伦理属性和仁政...

明代江西宰辅笔记研究

本文选取明代江西籍宰辅笔记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明史》宰辅年表中所记明一代宰辅,对八位江西籍宰辅的十种笔记作品进行研究。笔者以《中国古籍总目》为依据,梳理、介绍本文研究的江西宰辅笔记存世版本、馆藏情况及笔记内容提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分析笔记中记录的明代科考轶事,考察明代科举取士背景下文人生活与文人心态。根据笔记中有关山林大儒言行举止的记载,对明代江西讲学之风盛行背景下,明代官方对山林思想的态度以及朝中文臣心态进行关照。在政治方面,通过宰辅笔记对成祖北伐、英宗“北狩”、“夺门之变”等重大史实的记载,探析笔记创作者在记录时的史臣意识和史臣心态,以及笔记中反映出的成祖、英宗等帝王心态和政权更迭背景下的明代官场生态。在文学方面,台阁体是兴盛于明代前中期的庙堂文学,在当时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以台阁盟主杨士奇为代表的江西宰辅群体的作品在台阁体中具有代表性。考察宰辅笔记,可以补充对台阁体的研究。笔记中所记载的一些事件带有传奇色彩和志怪成分,具有政治教化和劝惩的作用。笔记中记录的掌故轶事,塑造了众多独具性格、真实鲜明、立体丰满的帝王、后妃以及臣子形象。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与明代政府藏书目之编纂

杨士奇等编纂《文渊阁书目》是以文渊阁藏书的收贮位置与顺序为书目著录顺序,而非以文渊阁所藏之书的书籍形态为准,其目的是"永远备照",以便于对文渊阁藏书的查阅,而非目录学视域下的部类划分。故而,《文渊阁书目》不可避免地要恪守文渊阁以"国朝"为尊与维护政权统治作用为搜访、收贮图书的原则,这也是对明初钳制异端维护政权统治的直接反映。

明初江西书家群研究

江西书家群主要活动于明初,是明初重要的地域书家群体。明初江西文人多活跃于文坛、政坛,相继取得了文坛与政坛的领导地位,同时他们多擅书艺,相互交游,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书风特征。因此,对明初江西书家群进行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首先对明初江西书家群生成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江西文坛群体意识对书坛群体意识的激发、以书取仕制度促使江西书家群体的壮大以及政治群体优势促使江西书法家群的最终形成等问题;其次,根据江西书家的文集、作品,对明初江西书家群的构成和书法交往进行研究,籍以呈现这一群体极其密切的内、外部交往,为这一群体的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再次,着眼于江西书家的书法作品、书论以及时人、后世对其书法的评述,对江西书家的书法艺术进行细致探析,得出江西书家以师法唐、元人为途径,上溯“二王”为目的的结论;最后,纵向分析江西书家的书法作品以及书论,发现江西书家在明初已经显现出师法宋人的迹象以及中书体掩映下不趋时贵、追模古人的特点,对明中后期书坛具有启示作用。

杨士奇与明初台阁体研究述评

明初台阁体是研究明代文学史不可越过的一段,学术界对台阁体名称的由来、馆阁体与台阁体、台阁体的形成原因与存在时间、创作内容和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研究者对台阁体总体上持批评态度,普遍认为台阁体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以粉饰太平为功用,文风雍容典雅,并无太多可取之处。亦有研究者注意到台阁体在雍容气象下掩盖着"天趣之真"。台阁体的形成与明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台阁体应该具体分析,不应轻作论断。

台阁体“颂圣”“鸣盛”主题的演变

<正>"颂圣""鸣盛"是台阁体文学的创作主题。①人们对它普遍持批评的态度,就其内容价值而言,自然无足称道。然而,从一种文化和文学话语形态来看,这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历代馆阁都有鸣盛之作,它们之间是不是全然千篇一律的主题重复?有没有体现特定政治和文化议题的焦虑、要求?它们是如何回应这些焦虑和要求的?"颂圣""鸣盛"主题焦点的位移对馆阁文学风貌的变迁有无影响?更重要的是,这

从南北卷到南北中卷——明洪熙、宣德间会试分区配额政策之演变

明初会试取士不分南北,凭文而取,中试者中南人比例往往远超北人。仁宗即位后,有意革除科举之弊,包括南北人才悬殊问题。为此,阁臣杨士奇从制度设计入手,提出分区而取的南北卷方案。该方案得到允准,成为明代首个分区配额政策。后因虑及四川等地举人不能"概以南省并校",又立中卷区,南北卷被调整为南北中卷。然而史籍对其调整的时间及南北卷是否行用,说法不一。通过对宣德至正统初年会试相关科次各卷区录取情况的考察,大体可以推知,这一政策调整当于宣德二年会试之前完成,并于该科付诸实施。即是说,就明代会试分区配额政策而言,经历了由南北卷到南北中卷的演变,但在实践层面,南北卷可能未曾行用,南北中卷当是实践层面的唯一制度内容。

礼单上没有杨士奇

<正>明永乐年间,有一次明成祖朱棣突然召见时任左谕德的杨士奇进宫,好像有什么急事。杨士奇没敢耽搁,赶紧前去报到,不等行过大礼,朱棣就递给他一张纸,杨士奇仔细一看,原来是张礼单。礼单是广东布政使徐奇所写,他入朝觐见述职,顺便带了一些岭南出产的藤席,当作礼品馈赠给了一些朝廷大臣,不成想一时马虎,自己所列送礼的单子不小心遗失了,又不知被什么人拾到后,直接上报给了皇帝。原来朱棣对近年来地方官员给朝官送礼之风甚为不满,却屡禁不止,于是下令

浅析杨士奇的文风

本文从杨士奇代表作《东里文集》入手,对其中的25卷散文进行分析,选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散文总结其文风,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杨士奇的文学创作,证明除了引导了当时诗坛上歌功颂德、典雅雍容诗风的台阁体诗歌之外,他还有一些颇受欧阳修文风影响,文风朴实、简约有致的散文,从而对我们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杨士奇有一定的帮助。

《新建太学之碑》考略(上)

明初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因袭了元代的庙学旧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变和修缮,加之明初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和相关吏治陈弊,致使庙学建制颓废,太学学风沦落。明英宗在李贤等大臣的极力谏疏之下,终于下定决心新建庙学,并想借此宣扬德化,重振学风。因此,新建太学在最初就承担了建筑实体和学风风气两个层面的意义。

明初文化与文学演进研究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元统治,建立汉民族政权大明王朝。太祖、成祖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生态,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明朝立国到成化初年,受这一时期文化生态的影响,文学作家作品成就有限。在传统文学史的概括中,往往把明初洪武至成化初期文学作为明代文学的沉寂时期;此时期有成就的传统文学创作,除了由元入明的宋濂、刘基、高启外,其余丰富的作家作品都大致忽略;对于盛行文坛半个世纪之久的台阁体诗文,并没有过多的介绍。作为一百来年的文学发展历史来说,这是一种忽视。无论怎样,明初这一时期的文学都为成化、弘治以后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准备。论文以“明初文化与文学演进研究”为题目,以明初洪武至成化初年一百年左右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明代前期看似沉寂的文学,恰为后期文学的突变研究提供了参照,同样是文学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论文重在探讨明初文化相关要素,对于文学何以如此生成、如此演进的作用与影响,以明初文学的个案研究,丰富了文学发生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文学规律研究的探讨。论文把明初文学划分为洪武时期文学、永乐至正统七年（1442）文学、正统八年（1443）至成化初文学三个...

明代“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在明代文学中,"台阁体"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关于其具体的流行时间后人却莫衷一是,相关的说法有五种之多。以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为切入点,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台阁体"的具体特点等方面入手,对"台阁体"的流行时间作一重新检视,可以看到明代"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大致在永乐经仁宣而至正统前期,这一时间是与"三杨"的政治生命相终始的。随着"三杨"的逝去,政治生态的变迁,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台阁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自然就发生了变异。

薛瑄佚文《送何侍郎归广昌序》考释及其他

薛瑄为明代中前期重要理学家、文学家,其文章皆已收入《薛瑄全集》。新发现《送何侍郎归广昌序》为薛瑄佚文,考证此文写作时间,可补订《薛瑄年谱》"正统六年"条记载之失,使其行迹更为详尽。此外,佚文提及正统年间为何文渊送行的饯别会,牵涉杨士奇、李时勉等人佚文,由此揭示出薛瑄重入京城为官时的官僚交游圈。

杨士奇对靖难历史的调解及其后世形象的分化(1402—1644)

<正>前言明建文四年（1402）以燕王朱棣（即明成祖①,1360—1424,1402—1424年在位）攻下南京、取得胜利而告终的靖难战争,不仅结束了建文政权（1398—1402）的统治,也彻底扭转了大明帝国往后的发展方向。朱棣在战后发动的政治整肃及一系列抹杀、扭曲前朝历史的行动,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更使建文朝相关议题在往后成为一种禁忌,仿如暗影般笼罩着整个明代,困扰着身为成

《杏园雅集图》及其政治意蕴考论

《杏园雅集图》是明初宫廷画家谢环为杨荣、杨士奇等人的杏园雅集而创作的绘画作品,通过研究"三杨"等台阁重臣对《杏园雅集图》的吟咏,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文人雅集的政治化书写——沐浴皇恩的颂圣心态和"以礼自防"的理学思想——与他们的台阁体文学思想是一致的,而且其背后还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内涵,即以融洽和谐的雅集图景来展现朝廷重臣的和睦,这一方面迎合了帝王的需要,另一方面表现了理学思想和政治地位所要求的台阁大臣应该具有的德性涵养和宽广胸襟。

明臣杨士奇的武昌客寓生活

<正>杨士奇（13661444年）,明代重臣。明史载:"杨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今江西泰和县）人。早孤,随母适罗氏,已而复宗。贫甚。力学,授徒自给。多游湖、湘间,馆江夏最久。建文初,集诸儒修《太祖实录》,士奇已用荐征授教授当行,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杨士奇历仕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明仁宗时擢升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他

政治还是娱乐: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

《杏园雅集图》是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绘制于1437年的重要作品,对正统二年三月一日在杨荣的私家花园"杏园雅集"活动做了图像表现。这是一位宫廷画家在业余时间的绘画活动。雅集活动与图像涉及当时在职的九位朝廷文官,其中包括诸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王直、王英等朝廷重臣。本文对绘画对象中的人物背景进行梳理,发现这些人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馆阁诸公",具有很浓的地域政治特性。作者首次讨论了"杏园雅集"活动和《杏园雅集图》的图像模式的深层含意,破解背后的真实用意和功能。自始至终都以"政治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视角展开了彼此交织的一系列讨论。

好雅与附庸风雅——从谢环的案例看明代艺术家交游中的雅贿现象

"雅贿"即以书、画、古玩等风雅之物为媒介,对一定对象行贿赂之实的一种社会交往行为。当这种交往方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并成为一种风气之时,便构成了"雅贿"现象。因为与艺术品关系紧密,故"雅贿"又构成一定时期的一种艺术生态。艺术品多是艺术家创造的,考察一段时期的"雅贿"现象,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与一些艺术家也存在着某种关联,有的甚至关系紧密,一些艺术家凭借其"一技之长"作为得名、获利的手段。从历史上看,由于"雅贿"行为与传统社会中的许多艺术交往行为（如雅玩、应酬、馈赠等）有某种相似的特点,常常会模糊人们的视听,甚至可以欺骗律法,因此"雅贿"现象不仅长期为人们的观念所疏忽,还反映出对艺术领域里一些问题认识的模糊。明代在仁、宣之时,文官政治初步形成,成为国家主要的政权组织形式。崇文之风渐隆,好雅的文人渐多。帝王、士大夫的"雅好"给艺术家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竞争。他们的互动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艺术"性质,艺术生态环境逐渐变得多样而复杂,"雅贿"的风气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本文以当时的画家谢环为考察焦点,尝试讨论上述问题。

杨士奇何以能救太子而保身

<正>明成祖朱棣是一个生性多疑而又嗜杀的人,他的次子朱高煦也是心狠手辣、心机重重之人,因此深得他的宠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朱棣的太子朱高炽忠诚老实、宅心仁厚,却为这两父子所不喜,前者担心朱高炽提前抢班夺权,后者则想通过扫除哥哥来绕过立长不立幼的规矩成为太子,进而当上皇帝。朱高炽的地位和生命可以说是

能力互补的“三杨内阁”

<正>每一种社会、每一个单位、每一级组织、每一届政府,都需要人才能力互补。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可以列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然而,我认为能力互补的最佳组合是明仁宗、宣宗时期（14251435年）的"三杨内阁"。考诸史籍,"仁宣盛世"的出现,与这三个人之间的能力互补有很大关系,"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

杨士奇的智慧

<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句话,在杨士奇身上再次得到印证。明成祖朱棣是一个生性多疑而又嗜杀的人,和他一起造反的次子朱高煦也是心狠手辣,深得宠爱。忠厚老实的太子朱高炽却为这父子俩所不喜,前者担心朱高炽提前抢班夺权,后者想通过扫除哥哥成为太子。朱高炽的地位岌岌可危,就连为太子朱高炽说好话的官员也都厄运难逃。

古藤雪花席

<正>治理贪腐,让送礼也成了难事……明成祖年间的一天,各路官员进京朝拜。担当着反腐任务的东厂特务如临大敌,派出巡视官员在城门口对官员所带物品进行检查。很快,广东布政使徐奇的车驾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的车上居然有很多藤席。他不是商人,带这么多藤席干什么?

明朝内阁首辅杨士奇的政治地位及贡献

杨士奇,明朝内阁首辅重臣,历经五朝,深受明仁宗、明宣宗重视,尽心尽力辅佐皇帝,加强内政建设,积极改革吏治,推荐优秀人才,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也为明朝国泰民安做出了巨大贡献。

老土匪的个人隐私

<正>1五年前的春天,公维山出殡。那天上午,杨士奇去赶了一次集。第二天,云蒙湖边的山岗上,面对连绵的群山和湖水,杨士奇和我并排而坐,谈起那个缠绕他一生的人——公维山85岁去世,去世前两年患上老年痴呆,亲属皆不认,只记得杨士奇,一见他,便一脸惊恐,像犯错误的小儿般躲避到秫秸垛的另一边,呆立不动。桃花正艳,送葬的人群穿过赏花的游客,给春光一道人文的风景。邻村的大集上,杨士奇刚卖了三斤苹果,四斤胡萝卜,收入二十二块六毛钱。

《张迁碑》的发现及其流传问题考辨

<正>《张迁碑》是著名汉碑之一,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自问世以来,即引起诸多学者的重视,从明、清至今,研究成果甚夥。但其中亦存在很多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直至今日。在此仅就《张迁碑》的发现与流传等问题进行考辨,以求教于诸方家。《张迁碑》的发现及出土年代关于《张迁碑》发现及出土年代,明清以来众说纷纭,未有确论。有疑为宋时出土者,如翁方纲云:"郑耘门

永乐皇帝论秘书之道

<正>永乐皇帝是明朝第三任皇帝,也是明朝继太祖朱元璋之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即位不到两个月,就先后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直文渊阁,参与机务。这七人品秩均未过五品,挂衔翰林而无公开身份,但从性质来说,近于皇帝的顾问或机要秘书。七人中的杨士奇著有《三朝圣谕录》,记叙了永乐皇帝对秘书的一些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落井不下石

<正>杨士奇是明代一位重臣,曾五朝为官、三朝辅政,历任内阁辅臣40余年,首辅21年,深得数位皇帝的信任和赏识,堪称奇迹。都说伴君如伴虎,那么杨士奇是如何在权力中心自如玩转的呢?永乐五年,杨士奇被升任为左谕德,主要负责太子的文件往来和学习等相关事宜。一天,明成祖朱棣（dì）截获了一张礼单,是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前准备的,不知什么原因遗失了,却落到皇

不欺

<正>永乐年间,有人在国都北京的大街上捡到一份礼单,上交给了明成祖朱棣。礼单是广东布政使徐奇所写。他入朝觐见述职,顺便带了一些岭南出产的藤席,馈赠给了一些朝中大臣。朱棣仔细看过礼单后,发现他所信任的几位重臣都赫然在列,唯独杨士奇不在名单上。于是,朱棣下令召见杨士奇。杨士奇看过礼单,平静地回答皇上:"臣受命赴广东时,群臣都作诗文赠给徐大人,为了答谢诸位大臣,徐奇才馈赠了这些藤席。因为当时臣有病在身,未曾作诗

浅析杨士奇的文风

本文从杨士奇代表作《东里文集》入手,对其中的25卷散文进行分析,选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散文总结其文风,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杨士奇的文学创作,证明除了引导了当时诗坛上歌功颂德、典雅雍容诗风的台阁体诗歌之外,他还有一些颇受欧阳修文风影响,文风朴实、简约有致的散文,从而对我们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杨士奇有一定的帮助。

《新建太学之碑》考略(上)

明初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因袭了元代的庙学旧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变和修缮,加之明初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和相关吏治陈弊,致使庙学建制颓废,太学学风沦落。明英宗在李贤等大臣的极力谏疏之下,终于下定决心新建庙学,并想借此宣扬德化,重振学风。因此,新建太学在最初就承担了建筑实体和学风风气两个层面的意义。

明初文化与文学演进研究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元统治,建立汉民族政权大明王朝。太祖、成祖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生态,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明朝立国到成化初年,受这一时期文化生态的影响,文学作家作品成就有限。在传统文学史的概括中,往往把明初洪武至成化初期文学作为明代文学的沉寂时期;此时期有成就的传统文学创作,除了由元入明的宋濂、刘基、高启外,其余丰富的作家作品都大致忽略;对于盛行文坛半个世纪之久的台阁体诗文,并没有过多的介绍。作为一百来年的文学发展历史来说,这是一种忽视。无论怎样,明初这一时期的文学都为成化、弘治以后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准备。论文以“明初文化与文学演进研究”为题目,以明初洪武至成化初年一百年左右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明代前期看似沉寂的文学,恰为后期文学的突变研究提供了参照,同样是文学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论文重在探讨明初文化相关要素,对于文学何以如此生成、如此演进的作用与影响,以明初文学的个案研究,丰富了文学发生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文学规律研究的探讨。论文把明初文学划分为洪武时期文学、永乐至正统七年（1442）文学、正统八年（1443）至成化初文学三个...

明代“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在明代文学中,"台阁体"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关于其具体的流行时间后人却莫衷一是,相关的说法有五种之多。以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为切入点,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台阁体"的具体特点等方面入手,对"台阁体"的流行时间作一重新检视,可以看到明代"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大致在永乐经仁宣而至正统前期,这一时间是与"三杨"的政治生命相终始的。随着"三杨"的逝去,政治生态的变迁,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台阁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自然就发生了变异。

薛瑄佚文《送何侍郎归广昌序》考释及其他

薛瑄为明代中前期重要理学家、文学家,其文章皆已收入《薛瑄全集》。新发现《送何侍郎归广昌序》为薛瑄佚文,考证此文写作时间,可补订《薛瑄年谱》"正统六年"条记载之失,使其行迹更为详尽。此外,佚文提及正统年间为何文渊送行的饯别会,牵涉杨士奇、李时勉等人佚文,由此揭示出薛瑄重入京城为官时的官僚交游圈。

杨士奇对靖难历史的调解及其后世形象的分化(1402—1644)

<正>前言明建文四年（1402）以燕王朱棣（即明成祖①,1360—1424,1402—1424年在位）攻下南京、取得胜利而告终的靖难战争,不仅结束了建文政权（1398—1402）的统治,也彻底扭转了大明帝国往后的发展方向。朱棣在战后发动的政治整肃及一系列抹杀、扭曲前朝历史的行动,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更使建文朝相关议题在往后成为一种禁忌,仿如暗影般笼罩着整个明代,困扰着身为成

《杏园雅集图》及其政治意蕴考论

《杏园雅集图》是明初宫廷画家谢环为杨荣、杨士奇等人的杏园雅集而创作的绘画作品,通过研究"三杨"等台阁重臣对《杏园雅集图》的吟咏,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文人雅集的政治化书写——沐浴皇恩的颂圣心态和"以礼自防"的理学思想——与他们的台阁体文学思想是一致的,而且其背后还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内涵,即以融洽和谐的雅集图景来展现朝廷重臣的和睦,这一方面迎合了帝王的需要,另一方面表现了理学思想和政治地位所要求的台阁大臣应该具有的德性涵养和宽广胸襟。

明臣杨士奇的武昌客寓生活

<正>杨士奇（13661444年）,明代重臣。明史载:"杨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今江西泰和县）人。早孤,随母适罗氏,已而复宗。贫甚。力学,授徒自给。多游湖、湘间,馆江夏最久。建文初,集诸儒修《太祖实录》,士奇已用荐征授教授当行,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杨士奇历仕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明仁宗时擢升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他

政治还是娱乐: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

《杏园雅集图》是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绘制于1437年的重要作品,对正统二年三月一日在杨荣的私家花园"杏园雅集"活动做了图像表现。这是一位宫廷画家在业余时间的绘画活动。雅集活动与图像涉及当时在职的九位朝廷文官,其中包括诸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王直、王英等朝廷重臣。本文对绘画对象中的人物背景进行梳理,发现这些人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馆阁诸公",具有很浓的地域政治特性。作者首次讨论了"杏园雅集"活动和《杏园雅集图》的图像模式的深层含意,破解背后的真实用意和功能。自始至终都以"政治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视角展开了彼此交织的一系列讨论。

好雅与附庸风雅——从谢环的案例看明代艺术家交游中的雅贿现象

"雅贿"即以书、画、古玩等风雅之物为媒介,对一定对象行贿赂之实的一种社会交往行为。当这种交往方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并成为一种风气之时,便构成了"雅贿"现象。因为与艺术品关系紧密,故"雅贿"又构成一定时期的一种艺术生态。艺术品多是艺术家创造的,考察一段时期的"雅贿"现象,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与一些艺术家也存在着某种关联,有的甚至关系紧密,一些艺术家凭借其"一技之长"作为得名、获利的手段。从历史上看,由于"雅贿"行为与传统社会中的许多艺术交往行为（如雅玩、应酬、馈赠等）有某种相似的特点,常常会模糊人们的视听,甚至可以欺骗律法,因此"雅贿"现象不仅长期为人们的观念所疏忽,还反映出对艺术领域里一些问题认识的模糊。明代在仁、宣之时,文官政治初步形成,成为国家主要的政权组织形式。崇文之风渐隆,好雅的文人渐多。帝王、士大夫的"雅好"给艺术家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竞争。他们的互动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艺术"性质,艺术生态环境逐渐变得多样而复杂,"雅贿"的风气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本文以当时的画家谢环为考察焦点,尝试讨论上述问题。

杨士奇何以能救太子而保身

<正>明成祖朱棣是一个生性多疑而又嗜杀的人,他的次子朱高煦也是心狠手辣、心机重重之人,因此深得他的宠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朱棣的太子朱高炽忠诚老实、宅心仁厚,却为这两父子所不喜,前者担心朱高炽提前抢班夺权,后者则想通过扫除哥哥来绕过立长不立幼的规矩成为太子,进而当上皇帝。朱高炽的地位和生命可以说是

能力互补的“三杨内阁”

<正>每一种社会、每一个单位、每一级组织、每一届政府,都需要人才能力互补。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可以列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然而,我认为能力互补的最佳组合是明仁宗、宣宗时期（14251435年）的"三杨内阁"。考诸史籍,"仁宣盛世"的出现,与这三个人之间的能力互补有很大关系,"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

杨士奇的智慧

<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句话,在杨士奇身上再次得到印证。明成祖朱棣是一个生性多疑而又嗜杀的人,和他一起造反的次子朱高煦也是心狠手辣,深得宠爱。忠厚老实的太子朱高炽却为这父子俩所不喜,前者担心朱高炽提前抢班夺权,后者想通过扫除哥哥成为太子。朱高炽的地位岌岌可危,就连为太子朱高炽说好话的官员也都厄运难逃。

古藤雪花席

<正>治理贪腐,让送礼也成了难事……明成祖年间的一天,各路官员进京朝拜。担当着反腐任务的东厂特务如临大敌,派出巡视官员在城门口对官员所带物品进行检查。很快,广东布政使徐奇的车驾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的车上居然有很多藤席。他不是商人,带这么多藤席干什么?

明朝内阁首辅杨士奇的政治地位及贡献

杨士奇,明朝内阁首辅重臣,历经五朝,深受明仁宗、明宣宗重视,尽心尽力辅佐皇帝,加强内政建设,积极改革吏治,推荐优秀人才,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也为明朝国泰民安做出了巨大贡献。

老土匪的个人隐私

<正>1五年前的春天,公维山出殡。那天上午,杨士奇去赶了一次集。第二天,云蒙湖边的山岗上,面对连绵的群山和湖水,杨士奇和我并排而坐,谈起那个缠绕他一生的人——公维山85岁去世,去世前两年患上老年痴呆,亲属皆不认,只记得杨士奇,一见他,便一脸惊恐,像犯错误的小儿般躲避到秫秸垛的另一边,呆立不动。桃花正艳,送葬的人群穿过赏花的游客,给春光一道人文的风景。邻村的大集上,杨士奇刚卖了三斤苹果,四斤胡萝卜,收入二十二块六毛钱。

《张迁碑》的发现及其流传问题考辨

<正>《张迁碑》是著名汉碑之一,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自问世以来,即引起诸多学者的重视,从明、清至今,研究成果甚夥。但其中亦存在很多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直至今日。在此仅就《张迁碑》的发现与流传等问题进行考辨,以求教于诸方家。《张迁碑》的发现及出土年代关于《张迁碑》发现及出土年代,明清以来众说纷纭,未有确论。有疑为宋时出土者,如翁方纲云:"郑耘门

永乐皇帝论秘书之道

<正>永乐皇帝是明朝第三任皇帝,也是明朝继太祖朱元璋之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即位不到两个月,就先后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直文渊阁,参与机务。这七人品秩均未过五品,挂衔翰林而无公开身份,但从性质来说,近于皇帝的顾问或机要秘书。七人中的杨士奇著有《三朝圣谕录》,记叙了永乐皇帝对秘书的一些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落井不下石

<正>杨士奇是明代一位重臣,曾五朝为官、三朝辅政,历任内阁辅臣40余年,首辅21年,深得数位皇帝的信任和赏识,堪称奇迹。都说伴君如伴虎,那么杨士奇是如何在权力中心自如玩转的呢?永乐五年,杨士奇被升任为左谕德,主要负责太子的文件往来和学习等相关事宜。一天,明成祖朱棣（dì）截获了一张礼单,是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前准备的,不知什么原因遗失了,却落到皇

不欺

<正>永乐年间,有人在国都北京的大街上捡到一份礼单,上交给了明成祖朱棣。礼单是广东布政使徐奇所写。他入朝觐见述职,顺便带了一些岭南出产的藤席,馈赠给了一些朝中大臣。朱棣仔细看过礼单后,发现他所信任的几位重臣都赫然在列,唯独杨士奇不在名单上。于是,朱棣下令召见杨士奇。杨士奇看过礼单,平静地回答皇上:"臣受命赴广东时,群臣都作诗文赠给徐大人,为了答谢诸位大臣,徐奇才馈赠了这些藤席。因为当时臣有病在身,未曾作诗

礼单上没有杨士奇

<正>明永乐年间,有一次成祖朱棣突然传召时任左谕德的杨士奇进宫,好像有什么急事。杨士奇没敢耽搁,赶紧前去报到,不等行过大礼,成祖就递给他一张纸,杨士奇仔细一看,原

礼单上没有杨士奇

<正>明永乐年间,有一次成祖朱棣突然传召时任左谕德的杨士奇进宫,好像有什么急事,杨士奇没敢耽搁,赶紧前去报到。不等行过大礼,成祖就递给他一张纸,杨士奇仔细一看,原来是张礼单。礼单是广东布政使徐奇所写,他入朝觐见述职,顺便带了一些岭南出产的藤席,当作礼品馈赠给了一些朝延大臣,不成想一时马虎,自己所列送礼的单子不小心遗失了,又不知道被什么人拾到后,直接上报给了皇帝。成祖对近些年来

礼单上没有杨士奇

<正>明永乐年间,有一次成祖朱棣突然传召时任左谕德的杨士奇进宫,好像有什么急事。杨士奇没敢耽搁,赶紧前去报到,不等行过大礼,成祖就递给他一张纸,杨士奇仔细一看,原来是张礼单。礼单是广东布政使徐奇所写,他入朝觐见述职,顺便带了一些岭南出产的藤席,当做礼品馈赠给了一些朝廷大臣,不成想一时马虎,自己所列送礼的单子不小心遗失了,又不知道被什么人拾到后,直接上报给了皇帝。原来

杨士奇与明前期政局

杨士奇于建文时期被举荐为编修。“靖难之役”后,他归顺朱棣,被选入内阁。永乐时期,杨士奇用儒家治国理念辅导太子。仁宣时期,杨士奇辅佐仁宗、宣宗,成就了明朝的“仁宣之治”。在明朝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的历史时期,杨士奇参与了一些重大决策。宣德初年的平叛汉王、弃置安南等大政,都有杨士奇的影响。杨士奇在明前期政局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代表的士大夫群体的治国理论和政治思想也渗透在整个明前期的政治转变之中。杨士奇对内阁权力的迅速提高起到关键作用,士大夫群体由此增加了政治话语权,逐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使明前期政局走向平稳。全文内容涵盖杨士奇在明前期的活动,借此来研究其与明前期政局的关系。本文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并交代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视角。第二部分为“杨士奇其人及后人的评价”,简要地介绍了杨士奇的生平,以及明代、清代、民国、当今史家和学者对其褒贬不一的评价。第三部分为“杨士奇的政治理念和人格特色”,从其君臣观、为官标准、个性特点和行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加以叙述。第四部分为“杨士奇与明前期大政”,论述了杨士奇持有的主张和起到的作用,...

以杨士奇及其诗文为标本审视台阁体

在文学研究史上,明初文学的研究一直处在消索落寂的状态。而作为明代前期重要文学现象的台阁体,也不太被人所关注。至于台阁体盟主的杨士奇,前人对其研究也不够深入,大都把他与杨荣、杨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忽略了其个性,且笼统用“台阁诗人”一言蔽之,并大多持否定态度。后人往往人云亦云,未能就其诗文作全面深入具体的考察,因而就不能正确评价其诗文的地位。本文在深入考察杨士奇全部诗文的基础上,结合其生活经历及当时社会背景,揭示台阁体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其影响。由此对杨士奇及其诗文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对台阁体进行深入客观分析,以史实为根据,用事实说话,发掘出了台阁体合理积极的一面。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杨士奇简介及杨士奇与台阁体的关系。杨士奇出生于历史文化名城江西庐陵,且有浓厚的家庭文化背景。但其命运坎坷,凭借自己的努力,直到中年才步入仕途,此后多年任内阁首辅。这些背景和经历对其台阁体诗文的形成及流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以其为台阁重臣的身份,引领明初文坛,遂使台阁之体风靡天下。第二部分主要是以杨士奇及其诗文为标本,来明确台阁体的分类及范围,并考察台阁体形成繁荣的背景及原因,主要从时代背景、政治气候、文...

最深奥的学问

<正>明朝洪熙、宣德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盛世之一——仁宣盛世,说及这一盛世的缔造者,恐怕还轮不到"仁宣"两位皇帝,这一荣誉的花环要戴在著名的"三杨内阁"的首辅杨士奇头上。奇怪的是,杨士奇居然没有任何学历,这在科举制度已经相当完善的封建社会是非常罕见的。但没学历不等于没学问,杨士奇的学问很大,大得在一些人看来有些高深莫测,不然怎么能历经

最深奥的学问

<正>明朝洪熙、宣德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盛世之一——仁宣盛世。说及这一盛世的缔造者,恐怕还轮不到仁宣两位皇帝,这一荣誉的花环要戴在著名的"三杨内阁"的首辅杨士奇头上。奇怪的是,杨士奇居然没有任何学

玉堂遗音:《杏园雅集图》卷考析

明初宫廷文化圈中,书画作品的交流、欣赏,主要是一种政治公关手段,书画在文人士大夫社交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统二年（1437）,翰林院（玉堂）中的九名阁臣齐聚杏园雅集,并绘制图画以志此事。本文力图将绘画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解读,并以作品为线索,勾勒出一幅15世纪上半叶明代宫廷的文化图景。图画与跋文的内容和功能,是本文的首要关注之处。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明初的翰林官员在桑榆之年如何利用绘画艺术来博取身后令名。

《明史》杨士奇“举三事”说质疑

清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称杨士奇奏请张太后,为建文帝修《实录》、弛方孝孺诸臣文禁等三事,并称建文帝为建庶人。本文对该一史事的史源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指出所谓的杨士奇"举三事"并不存在,明成祖朱棣亦未废建文帝为庶人,建庶人乃指建文帝少子文圭。

试论“台阁体”诗人杨士奇的诗歌

"台阁体"是明初一枝独秀、支撑百年的文学形态,杨士奇正是其代表作家。他的诗歌内容雍容华贵,艺术手法却平易质朴,集中代表了"台阁体"诗歌的最高成就。

杨士奇“溺”令智昏

<正>明代贤相杨士奇（公元1365—1444年）,是一位"雅善知人"、通晓大体的政治家。他在北京任宰相10余年,慧眼识珠,先后不拘一格地举荐了50余人出来做官。历史上有名的民族英雄于谦、能臣

仁宣两朝纪事

<正>1.夺嫡皇室的权力争夺风波还是没个消停。这壁垒分明的两大集团,一边是太子朱高炽和儿子朱瞻基,以及文臣杨士奇、杨溥、杨荣、夏原吉、蹇义、黄淮等一班东宫僚属。他们都是朱棣为太子挑选的当代最知

“莫向兰亭羡二王,杏园前辈忆三杨”——茶陵派与台阁体文化心态的比较

茶陵派与台阁体作家在文化心态方面既有雷同,又有革新。其同是:馆阁身份地位的相似性与为人处世的刚柔相济。其异有三:一是"三杨"时代朱学独尊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和动摇;二是时局的恶劣使得茶陵派增添了忧患心态;三是茶陵派徘徊在台阁与山林之间,多了与台阁政治和庙堂文化的离心力。茶陵派的文化心态决定其创作有别于杨士奇等人,多了对台阁文化的背离与抗挣,这三点革新是茶陵派能够继"三杨"之后雄霸文坛,独领风骚近五十年的关键所在。

杨士奇“护”子玷英名

<正>明代贤相杨士奇（公元1365-1444年）是一位"雅善知人",通晓大体的政治家。他在朝庭任宰相十余年,慧眼识珠,先后不拘一格地举荐了50余人出来做官。历史上有名的民族英雄于谦、能臣干吏况钟、周忱、曹鼎等人,都是由于他的赏识器重,历练而成了国家的栋梁

杨士奇台阁体诗歌研究

对于杨士奇及其“台阁体”诗歌的研究,学界并没有客观详尽地评述这一盛行半个世纪的文学流派,更是充斥着批评和贬斥声。“台阁体”的孕育与诞生和明朝的政治体制——翰林制、内阁制密不可分,也与时代太平、文化专制血脉相通。对于杨士奇台阁体诗歌的渊源,本文主要从江西地域、江西乡贤和杨士奇自身因素出发,探讨其台阁诗文创作及作为台阁领袖的原因。杨士奇台阁体诗歌唱出的是治世之音,流露的是安闲之气,其风格或雍容典雅,或清真淡丽,其基本特征是:意象富丽,色彩明艳;用语雅正,不尚奇崛;用典意明,毫无晦涩;情抒感恩,旨在颂圣。杨士奇及其“台阁体”诗歌将前人具有台阁气息的诗体光大到了极致,即使到了衰退时期也还影响到了茶陵派领袖李东阳的诗歌创作,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明代“台阁体”盟主杨士奇诗文取向初探

杨士奇的诗文透露出很浓的台阁气息,多应制、应人之作,雅音,风格雍容平易,逶迤有度,醇实平正。他的诗歌题材较广泛,数量也多,虽然有时会因为题材相同而显出浅易单调的毛病,但总体上应该值得肯定。其文多序跋、墓志铭、墓表等应用、应酬之文,继承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关乎教化,温柔敦厚。而其散文如游记与传记,虽然数量不多,但往往能代表他散文的最高成就。杨士奇诗文的总体取向是台阁体,但其有些作品也呈现出另一种诗文气象。其实,对于杨士奇的诗文取向及台阁体,我们均应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

“莫向兰亭羡二王,杏园前辈忆三杨”——论茶陵派与台阁体文化心态的异同

<正>李东阳与台阁体在文化心态方面既有雷同,又出现了渐变。一个作家文化心态的改变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因此,研究李东阳与台阁体作家的文化心态的相似和相异,有助于了解这两个文学流派在创作上的继承和变异。李东阳与台阁体作家文化心态的雷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身份地位的相似性。他们的身份、地位基本相同,都是长期身处内阁的大臣,杨士奇身处内阁达四十三年之久,金幼孜三十余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李东阳

解读明代台阁体领袖杨士奇的应制诗

应制诗向来不受读者欢迎与学者好评,但笔者认为不同时期或不同作家所写的应制诗作,应给予不同的理解与评价,如对于明代台阁体领袖杨士奇的应制诗,虽然高唱时代赞歌,但却不是纯粹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而是一种内心的真情流露和创作的自觉追求,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和时代意义。笔者结合具体作品,从三个层面来解读这一特点,揭示其创作心理机制及其所蕴涵的特定社会文化意义。

台阁体新论

多数研究者都将明代的"台阁体"视为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上层官僚诗文创作,其实,这个被文学史所接纳的基本认识并不十分准确,其中包含着延续了数百年的认识偏差。本文通过对"三杨"自身的文学态度,以及"台阁体"用法的产生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尝试着对这一流传百年的理解偏差做出新的诠释。

浅析“台阁体”与杨士奇诗歌——杨士奇诗歌所展现的台阁风貌

"台阁体"文学在明代初期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文学现象。本文试图浅析"台阁体"的形成原因,并就"台阁体"代表人物杨士奇的诗歌进行分析,简述杨士奇诗歌里所展现的"台阁"风貌。

明初翰林院江西籍作家传承研究

明代初年,江西刘崧为代表的西江派影响了明代的翰林院作家。江西籍作家成为有明一代翰林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西江派成为庙堂文学的机缘,在于杨士奇成为内阁重臣,长期主持文坛,影响一时的创作风尚,培养大批作家,在文学上形成多条衣钵传承关系。

明宣宗与宣德宫廷诗坛研究

明代宣德年间,文学史上产生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宫廷诗坛,是为宣德宫廷诗坛。它以明宣宗为核心,以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文学重臣为主要创作成员,占据了宣德诗坛乃至文坛的主流,对当时及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宣德宫廷诗坛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昌隆兴盛的经济环境、河清海晏的政治环境、宽松开明的文化环境是其产生的重要背景因素。政务之暇,明宣宗常与其身边的宫廷诗人论诗作赋,积极开展文学互动,共同营建了宣德宫廷诗坛。考察明宣宗及宣德宫廷诗人的诗歌观念及诗歌创作,可以发现,他们在诗歌主张上都崇尚雅正、推尊盛唐,在诗歌创作上均体现出雍容典雅的宫廷特色。此外,频繁的诗坛互动也致使他们的诗歌观念和诗歌创作呈现出趋同特征。宣德宫廷诗坛的诗歌作品,既迥异于陈代宫廷诗坛的艳情诗歌,也略别于贞观宫廷诗坛的多样化风格,在诗歌风貌上呈现出的是一致的雍容典雅、中正平和,彰显出独特的文学意义,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说“杨稷案”

杨士奇长子杨稷杀人夺产被判死罪,此案是明前期地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典型案件。一方面,杨士奇读书入仕身居高位之后,杨稷在家乡扩充产业,激起民怨,反映了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的兴衰过程。另一方面,经过元末兵燹之后,杨士奇家乡泰和县的故家大族以读书入仕争取政治地位,以修订族谱重建宗族组织,以复兴祖业为名争夺各种经济资源,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竞争激烈,矛盾尖锐。杨士奇一家裹挟其中,又有权势可以凭恃,"杨稷案"因此发生。

泰和的宗族与区域社会

本文主要考察了泰和县桃源萧氏宗族的发展过程、组织化建设、宗族与国家地方政权的关系、社交及姻亲网络，剖析了一个大姓强宗在区域社会中发展宗族势力，维持其望族地位的诸种方法和手段。桃源萧氏是齐高帝萧道成支裔，数传至国子祭酒子云始迁峡江玉笥山，十七传至宣义郎伯原开基桃源。随着宗族势力的发展及人口的增加，萧氏挤走了早于他立基的八个异姓，由本村向本乡、本县、本省他县及外省拓展。桃源萧氏是泰和的一个世代为官宦、累世拥厚资、历世诗书植门户的宗族，这与宗族的组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其途径大致有三：一、通过修族谱、建祠堂、立牌坊来达到敬祖收族；二、通过重教育、办书院、育人才实现儒学文化的传承；三、通过尚礼教、设义仓、兴武功来翊辅教化，睦族强族，多管齐下，实现对宗族的有序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在与国家政权关系上，萧氏与政权之间有积极互动的一面，政权对萧氏信赖，萧氏也披肝沥胆，在民族危机之时挺身而出，在地方灾荒之时捐粮赈济。国家对萧氏也有打压的一面，反映了政权对大族管控到位。地方大族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萧氏借助政权力量打击他族，这是当时大族中常有的现象。在地域社会中，基本的社交关系就是姻亲关系。萧氏似乎更追求门第及文...

明初政治家——杨士奇

本文主要论述明初政治家杨士奇的政治事迹,以及他在辅政时期的一些主要政治活动和历史贡献。

伪《杜律虞注》补说

结合古今人对伪《杜律虞注》的考证,将前人已见和未见的明人材料冶于一炉,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别说明各自在证伪上的作用。指出古今人多有误读杨士奇《杜律虞注序》者,以致相沿成讹,以为杨士奇就怀疑《虞注》。另对《虞注》的作伪者、版本变化和注释风格等历史遗留问题,也做了探讨。

《秘阁书目》作者辨正

<正> 明代《秘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有著录,称"明钱溥撰"。今通行本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本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均题作"钱溥撰"。但考察其成书情形,旧题"钱溥撰",颇为名实不符。关于《秘阁书目》的成书情况,文献记载甚少。直接的文字材

明初泰和儒师杨士奇早年的学术与生活

<正>从当时人所写的传记,到近人的研究,杨士奇都以"明初名臣"或"台阁文臣"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他早年的地方儒师生涯相对地隐晦不彰,本文将重构他在建文二年应征出仕以前的事迹,既以补这段历史之阙,更为近世地方教育的研究提供一个有参考意义的例子。

杨士奇的早年教学生涯与元至明初吉安地区的师儒传统

<正>杨士奇是明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研究者对他的认识,大都偏重于其政治活动及台阁体文学。他早年的生活与思想背景,则向为人所忽略。窦德士（John Dardess）在《一个明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元末明初的罗性、杨自立、邓崇志三人的事迹,建立了一种所谓“杨罗邓模式”,是杨士奇等年青泰和士人的理想典范:令他们不避低廉的俸禄与崎岖的宦

杨士奇诗文研究

杨士奇（1365-1444）,初名遇,后改为寓,字士奇,号榖轩,江西泰和人,是历事明朝四主的著名政治人物;同时,他又以其宏富的诗文创作和对明前期文学的重大影响,而被誉为明代“台阁体之祖”。本课题立足于文本的解读和史实的辨析,首先从杨士奇的个性特征、人生际遇等出发,对其诗文创作进行细致的分类评析和研究;再从政治因素、理学影响、江右文学创作传统等几个层面来探寻杨士奇文学思想的成因及其特点;然后在这一主体研究的基础之上再来系统地观照明代台阁体,剖析它在杨士奇及其诗文创作的规范和引领下所具有的独特性质、时代意义和文化内涵,从而强化我们对明代台阁体的宏观把握,并把此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仁宣致治下的“台阁”标本——杨士奇诗歌解读

本文以“仁宣致治”为参照,解读明初台阁重臣杨士奇的诗歌,揭示了杨诗“治世之音”和“天趣之真”的内在底蕴及其成因。

时机选择——古代公文处理趣闻杂谈

<正> 公文处理要及时,这是对公文处理速度的原则要求。然而,在特殊情况下,由于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有着特殊的用意和需要,古人在处理公文时,往往要压一段时间,直到时机成熟,才对公文进行批复处理,这样做非但没有误事,相反还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以下三则趣闻,便是如此。这是一种高超的公文处理艺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

杨士奇散文艺术论

<正>杨士奇是明代台阁派的领袖人物,其文其诗都被时人、后人视为台阁体的代表作。明代以来,研究明代台阁派,评析其诗的言论很多,评析其文的较少。本文专论杨士奇的各种体裁散文的艺术特色,以期有助于对明代台阁体的深入认识。杨士奇著作很多,《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全集》分正、续二编。士奇曾自选其文,由其子（?）编定为《东里文集》二十五卷及《圣谕录》三卷、《奏对录》、《代言录》各一卷,并请黄淮为文集作序。后入编《东里全集》,即将《东里文集》作为正编,"续集乃士奇所自芟弃,非尽得意之作"①,而将《圣谕录》、《奏对录》、《代言录》列入《别集》。大抵最为士奇看重、确实具有文史价值的,是《东里文集》中的文字和"三录"之作。其中《圣谕录》是学欧阳修《奏事录》、《濮

试论杨士奇对明初社会政治的贡献

明初重臣杨士奇历辅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他身居内阁４３年，辅佐东宫，安定内外，体察民情，举荐贤能，尽忠朝廷，鞠躬尽瘁，对稳定明初政局与促进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杨士奇与《文渊阁书目》

杨士奇与《文渊阁书目》戴长江《文渊阁书目》是目前我国完整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国家书目，由明杨士奇等人于１４４１年编撰而成。自《隋书·经籍志》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后，《文渊阁书目》是我国历史上各朝代官修目录中唯一一部不遵四部之法的目录。它著录内容丰...

对杨士奇应做全面评价

对于“三杨”学界一向持肯定态度，但对其过失却很少论及。本文则通过对正统初政的考察，认为正统时期宦官坏政，而致“土木之变”，三杨尤其是杨士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振乱政虽已渐昭彰，“三杨”不但未对其有任何抗争，反而多承奉容悦之态，因而助长了王振的气焰，终于酿成土木之祸。这种局面的出现，当与三杨一向软弱圆滑的辅政作风和手法、为政不能处以公心以及他们的人品有直接关系。在三杨之中，而以杨士奇的人品最差，而且学行有亏，他所负责纂修的《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却有多处由于杨士奇“芟改失实”，曲笔回护。因此，对杨士奇的评价不应片面强调他在仁宣时期的功绩，也应看到他在正统初政中的过错和重大失误，从而对他做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与明代政府藏书目之编纂

杨士奇等编纂《文渊阁书目》是以文渊阁藏书的收贮位置与顺序为书目著录顺序,而非以文渊阁所藏之书的书籍形态为准,其目的是"永远备照",以便于对文渊阁藏书的查阅,而非目录学视域下的部类划分。故而,《文渊阁书目》不可避免地要恪守文渊阁以"国朝"为尊与维护政权统治作用为搜访、收贮图书的原则,这也是对明初钳制异端维护政权统治的直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