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孙承泽
别名：
字： 耳北，耳伯
号： 北海，退谷
谥号：
性别：男
所处时代：清朝
国（旗）籍：汉族（Han）
出生时间：1593年
死亡时间：1676年
祖籍：山东益都
出生地：顺天府上林苑采育（北京市大兴县采育镇）
人物标签：政治家、收藏家
求学院校：
官职：吏科给事中、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
学位：进士
工作机构：
1592
>1651
>1676
>自清朝中期以来,清朝官方将孙承泽载入《清国史·贰臣传》,对叛明降清者定下了明确的基调,严重影响了后来的官、私撰述对孙承泽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孙承泽研究才有了新变化,涉及方面相对较为广泛,如生平、交游、书画收藏鉴赏、学术著作等。步入新世纪,孙承泽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他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等方面。
<正>孙承泽（1593-1676）,字耳伯,号北海,晚年又号退谷逸叟, 顺天大兴人。先世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崇祯三年（1630）,乡试中举,时年三十八。翌年,登进士第,为三甲第一四五名进士。历任河南陈留、祥符等县知县,以表现卓异,授刑科给事中,历升户、工左右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庚午乡试,出姚希孟之门,辛未会试,出何如宠之门,而姚希孟、何如宠都是依附东林的士人,因此孙承泽也追随东林而力诋
孙承泽是清初既降顺又降清的双料贰臣,朱彝尊是清初享有很高声誉的遗民处士,因为金石书画共同爱好,两位能跨越身份和年龄的障碍成为莫逆之交。朱彝尊不因孙承泽大节有亏而有所避讳,一生始终对孙承泽以师相称,非常尊敬;孙承泽对这位后生亦非常器重,资助提携,呵护有加,可谓是艺术史上的一段奇缘。他们二人相与雅玩讨论金石书画艺术,孙承泽的金石书画收藏颇依赖朱彝尊的襄助为之考证,朱彝尊从孙承泽丰富的藏品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识见。
肇始于汉代,兴盛于宋代的金石学,在元、明两代走向衰落。清初,在孙承泽等学者的带领下,形成一股寻访碑刻、研究碑刻的热潮,随之,这门古老的学问重新兴盛起来。孙承泽的金石学研究范畴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宋代的金石学家只是利用金石文献来考经订史、辑录遗文,而孙承泽不仅利用金石文献作为考据材料,而且对金石书法投入更多的关注,他大量利用碑版来探讨历代书法史的风格变迁,评骘书法家优劣得失等书学问题,大大地突破了前人仅以墨迹与法帖论书的局限,拓展了金石学的研究视野,开启了清代金石学研究新的格局。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孙承泽《水利书》是目前所知《水利书》的唯一传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因"此书未见著录",以致误其为伪书,且误认与孙承泽所作《九州山水考》为同一部书。经我们研究发现,此本为孙氏后人所抄,且与《九州山水考》并非一书。《水利书》是孙承泽在水利建设方面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以清初画家王鉴的交游创作为脉络,梳理了明末清初南北方书画鉴藏界的关系网络,其中既包含传统文化世家、收藏家,也包括古董商和好事者,一方面,他们相互观赏或买卖书画,在民间形成一定的鉴赏风气和商业网络;另一方面,画家通过参与鉴赏活动,得以开阔视野,促进了其艺术风格的变化。王鉴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由追仿董巨"元四家"向泛宗多家绘画风格的转变。
孙承泽是清初既降顺又降清的双料贰臣,朱彝尊是清初享有很高声誉的遗民处士,因为金石书画共同爱好,两位能跨越身份和年龄的障碍成为莫逆之交。朱彝尊不因孙承泽大节有亏而有所避讳,一生始终对孙承泽以师相称,非常尊敬;孙承泽对这位后生亦非常器重,资助提携,呵护有加,可谓是艺术史上的一段奇缘。他们二人相与雅玩讨论金石书画艺术,孙承泽的金石书画收藏颇依赖朱彝尊的襄助为之考证,朱彝尊从孙承泽丰富的藏品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识见。
孙承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贰臣",仕清后,不得信任,于是他"老病告休"近20年,著书立说,写下了很多著作,其中包括著名的书画鉴藏著录《庚子销夏记》。然而,作为"贰臣",孙承泽的内心是矛盾的,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熏陶的孙承泽,内心始终备受煎熬,背负着"失节"的心理阴影。
孙承泽,作为明末清初的政治家、鉴藏家,在经学、史学以及书画鉴藏方面都有广博的钻研与著述。尤其以书画鉴藏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其著述《庚子销夏记》八卷在沿用明代以来的绘画著述体系的基础上,更是详细记载了他在收藏方面的经验,其中隐含他在书画鉴藏中的审美旨趣、品鉴方式以及评定标准。作为十七世纪鉴藏家代表,其书画鉴藏思想上承明代晚期以董其昌为中心的艺术观念,下启清代至今的鉴藏理念,对我们研究同期的书画鉴藏家具有典型意义。与此同时其特殊的贰臣身份,对其鉴藏活动亦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鼎革之际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来自故内及流落市井的书画藏品;另一方面身份的压力又推动他于书画中寄托情感,并进一步加深其渴望通过著述留名的心态。贰臣的身份亦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评价,加之清初粗疏的著述风气,其鉴藏成就及著述价值一度被低估。因此,对孙承泽鉴藏活动及其著述价值的全面认识和研究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通过分析孙承泽的生平背景及交友的经历,解读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接触书画收藏的机缘和撰述著作的动机,从而进一步理解孙承泽鉴藏活动及理念形成的原因;其次,对其书画鉴藏著述《庚子销夏记》的版本、内容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的名...
清初西山退谷文人活跃的时期,即孙承泽隐居此地的顺治十年至康熙十五年期间,也恰好是顺康之际文坛新旧交替之时。退谷虽为皋壤,却与皇家园林一墙之隔。退翁隐居此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忘怀儒家的积极用世的情怀,是入世的隐士之代表。在与之交往的仕人中,吴伟业代表了在仕清与不仕清之间徘徊,内心与外在不一致的具有两面性的名士心态;在与之交往的处士中,朱彝尊代表了文人心态正在逐渐发生改变的时代特征。西山退谷浓缩了顺康之际,希望为清廷服务的心态逐渐占据上风的过程,预示了清初文坛新的时代的到来。
<正>"碑学"与"帖学"是清代书法发展的两条主线,这一观点已然在学界达成共识。这两条线索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融通,赋予清代书法极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书法鉴藏方面,碑帖两条主线的发展轨迹则通过金石碑版与法书墨迹的鉴藏状况反映出来。清初,当朝廷的主要精力还在巩固政权、适应汉文化之时,私家书画鉴藏较为活跃,市面上流通的也多是明代中晚期江南地
孙承泽是明末清初鉴藏界的重要人物,他的《庚子销夏记》是清代第一部鉴藏类著作,承接了董逌、黄伯思的写作传统,《四库提要》也对这本著作予以“鉴裁精审,叙次雅洁”、“考古者所宜取资”的评价。鉴于当今对明清艺术鉴藏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孙承泽著作的不断刊布,以及对孙承泽个案研究的持续推进,因此研究他的《庚子销夏记》不仅符合当下学术的潮流,而且从资料上业已变得可能。本文主要从孙承泽的鉴藏圈交游情况,《庚子销夏记》中绘画、书法观念,孙承泽的鉴定方法这四个方面对于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中艺术观念的进行系统阐释。本文的第一章对孙承泽的交游圈进行探讨,根据孙承泽交往对象的不同身份将他的鉴藏圈朋友们分为三类,分别探讨孙承泽与年纪稍小同侪鉴藏好友曹溶和梁清标的交游和鉴藏活动;孙承泽与从事艺术创作的好友王铎的交往和鉴藏活动;以及孙承泽与学生辈的鉴藏好友周亮工、朱彝尊以及宋荦的交往和鉴藏活动。主要通过孙承泽著作中的记载、孙承泽友人文献中的记载以及具体书画题跋上的记载进行横向分析,勾勒出孙承泽在鉴藏方面交往的大致面貌,以及在鉴藏观念上的认同与抵牾。第二章对《庚子销夏记》文体和鉴藏观念的进行厘定和判断。首先主要运用文...
孙承泽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他是明末清初北方收藏圈的泰斗型人物,他的许多收藏成为清初及其后许多收藏家的重要收藏品,其中包括梁清标、安岐等人,并成为了日后清内府的重要藏品,这些藏品在中国艺术收藏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本文以孙承泽为研究对象,对其生平经历、交游关系、著录藏品的真伪、来源及去向以及孙承泽本人的艺术成就经行研究分析,从而更加全面的去了解孙承泽作为收藏家的一面,同时对明末清初北方的收藏情况获得更全面的认识。本论文从孙承泽主要的收藏书画著录《庚子销夏记》入手,对其收藏的183件法书碑帖进行分析,以其中存世或可见于其他收藏著录的作品进行分析总结出孙承泽的收藏情况、鉴定方式以及收藏品的来源去向。结合孙承泽的行状、著述、题跋、史传以及其他明末清初的文人官僚的文集考证出孙承泽的生平经历、孙承泽的交游情况、藏品的来龙去脉以及孙承泽的艺术造诣。总结他的收藏特点和鉴藏标准以及他对明末清初收藏家的影响。孙承泽作为明末清初的收藏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给所有同期及其后的收藏家建立了收藏尚古、雅的标准和收藏的纯心;他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他为保留先人留下的经典篇章将它们一一上石...
李光地是清初易学大家,孙承泽是明末清初为人景仰的"儒宗",由于乾隆年间孙承泽被收入《贰臣传》,孙承泽的易学成就很少被后人提及,李光地的易学思想受到孙承泽易学成就的影响同样也被后人忽略。李光地易学受到孙承泽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以孔子"十翼"为治《易》门径和以辅翼朱子易说为学术指归。
本文是关于清初北方第一大鉴藏家孙承泽法书碑帖鉴定方法的探究。孙承泽的法书碑帖鉴定,秉承传统的书画鉴定方法,以"赏鉴"为主,具体而言,主要从作品的气韵、神采、风骨、时代风格、个人风格、师承等方面去把握。"赏鉴"而外,他还会使用史实、文字、著录、题跋、印章等考据方法和纸张、毡拓、装池等材料工艺手法作为旁证,以增加作品真伪的可信度。
<正>清初孙承泽法书碑帖鉴藏是我近年来重点研究的专题,目前已经有六篇论文在专业性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入选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以后我还会对该专题作拓展,持续深入研究。研究缘起近五年来我的学术兴趣逐渐从书法史论研究转向碑帖鉴藏研究,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发觉作为清初北方第一鉴藏大家的孙承泽目前并没有受到学界足够的重
《庚子销夏记》开清代"消夏记"式书画著录的风气之先。孙承泽梳理寓目名迹和自己所藏,详加考订又能自抒己见。其本意虽旨在"消夏",把自己早年收集的书画珍品编订整理以便检阅,但客观上为今天保留下数量众多的历史材料,特别是集中反映了许多珍贵书画作品在明末清初的保存现状和递藏线索,展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风尚和孙承泽的书画观念,对明清书画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正>明代的张丑在其《清河书画舫》中说:"赏、鉴二义,本自不同,赏以定其高下,鉴以定其真伪,有分属也。"[1]虽已明确提出书画"鉴赏"与"鉴定"之不同,然而,在我国古代,书画鉴定并没有成为专门之学,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书画鉴定家,所谓的书画鉴定学是近代伴随着博物馆学的兴起而产生的。古代的书画鉴定家,大多是由书画家、美术史论家或收藏家担当,他们并没有系统学习过鉴定知识,也不会总结自己的鉴
<正>本馆所藏《庚子销夏记》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八卷,目录一卷,一函六册。（清）孙承泽撰。版框（高×宽）19×13cm,正文半叶十行二十字,细黑口,双黑鱼尾,左右双边;版心题书名、卷数及页码,首列乾隆辛己卢文弨等二序,钤有朱印多枚。书前有多人手书题记。《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艺术类。
<正>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却躲在房间里写作那条叫樱桃沟的山谷。今人只见莳植花开,携手相游朗朗艳阳天下,春和景明,万象新颜,却已不知这条山涧之中曾经的隐士茅屋,僧家别院,已被岁月漶漫湮灭。时间以不经意的姿态星移斗转,散落的陈年旧事难以寻觅。北京有两处叫"樱桃沟"的地方:一处名符其实,以盛产优质樱桃而闻名,即门头沟妙峰山下的樱桃沟村。每年采摘季节,紧锁的樱桃园大门敞开迎客,城里人欢天喜地涌入采摘。采摘的价格必定是昂贵的,但城里人消费的是山村里纯天然的新奇感。
孙承泽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政治家、史学家、书法家与收藏家。他历仕明朝、大顺、清朝诸政权,入清以后,郁郁不得志,遂退隐山林,专志于著书立说,兼收藏金石书画。他著述等身,数量多至四十余种,涉及史学、经学、书法鉴赏诸多领域。就史学著述而言,如《山书》、《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畿辅人物志》、《益智录》、《学典》、《四朝人物略》、《元朝典故编年考》等十余种,分属别类、传记类、政书类、地理类。至晚年,他热衷于经学研究,尤推崇朱子理学,与魏象枢、熊赐履等理学家多有研讨。早年的政治抉择及复杂的政治经历,使他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饱受政治伦理道德批判的历史人物。孙承泽身处明清之际,受到特殊时代及政治变迁的影响和激发,尤注重探讨晚明历史这一“当代史”问题。其史学研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注重晚明史料的蒐讨,以汇集诏谕、奏疏、邸报等大量珍贵史料的特殊形式来保存晚明历史;二是其学术宗旨在于以史为鉴,追索明亡的历史教训,“痛心亡国,追源祸患之由来”;三是重视历史人物研究,以探讨人才之兴衰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孙承泽的史学著述亦暴露出体例不严、堆砌史料、不善叙事等问题;因其自身气节有亏,并受到清朝官方...
<正>孙承泽一生以儒学正宗自居,在书画鉴藏中时时体现着儒学倾向。首先他注重人品与艺品的统一。这是典型的儒家伦理艺术观,艺术是心之所发,能表现出艺术家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规范,即所谓"艺品即人品"。唐穆宗曾问柳公权笔法,柳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朱熹《书字铭》言:"握笔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这都是历史上典型的艺品人品论调。项穆的《书法雅言·心相》篇,更把艺品人品的伦理关系阐发得深入透彻:"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
清初顺、康年间,有一部分私撰史著的贰臣,笔者将其概括称为“贰臣史家”。他们是清初史学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其明史著作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在这类史著作中,孙承泽的《山书》具有较典型的意义。目前学界对于“贰臣史家”的明史著作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山书》为主要对象,进而从整体上探究“贰臣史家”的主要成果。清廷因修撰《明史》而广泛征集民间的明代史料、学界私家撰史的社会风气以及明末大量邸报等流传,是《山书》修撰的主要客观条件;而孙承泽个人“为故国存史”和为自己洗刷“贰臣”污名的意愿,使得他更关切明史著作的修撰。《山书》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影响下成书的。《山书》是一部私家修撰的“崇祯朝实录”,保留了大量的明末诏令、奏疏以及著者亲见的君臣交流场景等。《山书》是《明史》的一本重要史源书籍,足可见《山书》史料价值之高。但通检《山书》全文,几乎没有一个单独条目涉及明廷与后金（清廷）相关的史事,这是由于政治环境日益紧张、著者畏惧的心态使其描述了一段“没有后金（清廷）”的明末场景,可以看出著者采用了一种为两朝回护的立场。本文进一步分析“贰臣史家”和他们的明史著作。从他们笔下的著作可以发现,以孙承泽为...
明末清初,由于战争的破坏,致使延续百年的苏州、嘉兴、徽州等江南一带士人书画鉴藏家群体走向衰落。而在北方,以孙承泽为领袖的士人们积极搜寻流落于市的故国文物,北方士人鉴藏家群体随之兴盛起来。孙承泽藏品丰富,鉴赏能力高,对清初北方鉴藏家有着范式的影响力,故士大夫们能突破不同身份的壁垒乐从之游,如王铎、周亮工、曹溶、梁清标、宋荦、王文荪等等。他们或各取所需互换藏品,或往来雅集借画赏画,或为彼此的藏品鉴定题跋,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书画交往圈。清初北方鉴藏家群体的兴盛,从清朝建国到乾隆初年,共历一百余年左右。乾隆初年,皇家大力搜求民间书画,致使私人手中藏品大多流进清内府,北方士人鉴藏家群体重又走进低谷。
<正>孙承泽是清初书画收藏第一大家,除墨迹外,他非常热衷于法帖的收藏与研究。他的《闲者轩帖考》一书与《庚子销夏记》的部分章节对历史上的代表性法帖作有详细考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创见性论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学问总是有论争的,个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以下笔者仅以《淳化阁帖》与《绛帖》为例,对孙承泽关于丛帖考证存在疑问之处作再探讨。
本文是关于清初第一书画鉴藏家孙承泽晚年生活状态的研究。孙承泽晚年由于受到党争的影响,被迫致仕,退居京郊西山退谷,读书著述与书画玩赏成了他生活中的两大主题:以著述为首务,借读书著述来修复其因身仕二朝而受损的道德操守,重塑儒家人格理想:以书画为清伴,借书画玩赏来排遣山居的寂寞、怀念旧日的友人、疏导心中的郁结,潇洒送日月。
自清朝中期以来,清朝官方将孙承泽载入《清国史·贰臣传》,对叛明降清者定下了明确的基调,严重影响了后来的官、私撰述对孙承泽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孙承泽研究才有了新变化,涉及方面相对较为广泛,如生平、交游、书画收藏鉴赏、学术著作等。步入新世纪,孙承泽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他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等方面。
<正>作为清代学术文化中心,一方面北京大量的内廷藏书和档案,为清代官办学术工程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诸多藏书家的丰富收藏也为清代北京的学术发展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士人学术交流提供了助力。与江浙地区相比,清代北京地区的私人收藏并不兴盛,但依然先后涌现了孙承泽、黄叔琳、朱筠等著名藏书家。一、孙承泽藏书及其学术交游据黄虞稷、周在浚《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称,清初藏书"惟北平孙北海少宰、真定梁棠村司农为冠,少宰精于经学,司农富于子集"①。孙承泽（1592-1676）,字
南京图书馆藏孙承泽手批明末清初卢世氵寉的《杜诗胥钞》,为传世孤本。明末清初贰臣孙承泽对《杜诗胥钞》的批点是研究其对杜诗诗论、思想性、艺术性的重要材料,明确指出了杜诗多样性风格的源流演变,开创了以书画论杜诗和以体裁论杜诗的先例,从议论和描写的角度点出了杜诗与《史记》并论上的发展。他不仅指出了其继承风骚传统、儒家思想和诗教精神,而且还以史学家的辩证求实精神,对杜诗的思想评价持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并由此总结出诗人作诗的素质要求,还指出其艺术上精于炼句、曲折含蓄、言浅情深等特点,内容广涉思想性、风格、书画、体裁、与《史记》论杜诗、结构语言艺术。此批点可以说是杜诗学评点的集大成者,在杜诗学研究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杜诗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是清初私人书画著录的代表著作。他的书学思想不仅受到书画收藏风尚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清代学风的影响,加上他本人的特殊身份,由此形成了推崇汉、晋书法之美的思想观念。
<正>"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①在清初京籍士人群体中,无论是孙承泽还是王崇简,他们的治学和"出处"都围绕着反思明亡和社会秩序重建这两个问题。与当时政治军事领域的统一进程相应,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反思王学的过程中走向了新的整合。在官方推动下,程朱再次被确定为庙堂之学,而且像张烈、张能鳞等北京籍的理学士人在清初政治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还有一股深受明遗民学术影响的学风,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和
<正>"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①在清初京籍士人群体中,无论是孙承泽还是王崇简,他们的治学和"出处"都围绕着反思明亡和社会秩序重建这两个问题。与当时政治军事领域的统一进程相应,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反思王学的过程中走向了新的整合。在官方推动下,程朱再次被确定为庙堂之学,而且像张烈、张能鳞等北京籍的理学士人在清初政治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还有一股深受明遗民学术影响的学风,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和
<正>王鹏沖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明末清初第一代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因为流传至今的举凡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及《斩琴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关仝《关山行旅图》、无名氏《溪山无尽图》、东汉《西岳华山庙碑》宋拓本（长垣本）等大名鼎鼎的名作都曾收入他的囊中,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几乎被遗忘的书画鉴藏家,因为提到上述名作时,人们大多只提它们为孙承泽、王铎、梁清标、宋荦等人鉴赏或收藏过,提到王鹏沖的不
孙承泽和王铎是清初两位身居高位的"贰臣",也是清初书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个重要人物,入清后二人来往密切,相携游玩、共赏书画。在清统治者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自身身事两朝大节有亏的负罪心理双重作用下,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王铎消极逃避,借助酒和书画,佯狂适世,颓废自放,而孙承泽则能积极面对,著书"立言",玩赏书画,潇洒送日月。
<正>西北师范大学是发端于一九○二年所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百年老校,内藏书画作品过百幅。在这些作品中,一幅明代著名画家丁云鹏的白描长卷《兰亭图》非常引人注目。
魏象枢，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清朝初期著名的大臣、学者、诗文家。明崇祯举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病乞休，谥敏果。居官参劾权贵，举荐贤能，有直声，时号“尚书门第，秀才家风”。魏象枢作为言官，敢讲真话；作为能臣，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大功；作为廉吏，他“誓绝一钱”，甘愿清贫；作为学者，注重真才实学。后人以“好人、清官、学者”六字，对他的一生进行了概括。魏象枢的诗歌创作在当时朝野具有广泛影响，其《寒松堂诗集》存诗849首，体裁广泛，内容丰富。相对于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和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言，长期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显得零散单薄。本文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魏象枢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绪论部分简述选题缘起和研究价值，并对魏象枢及其诗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回顾与梳理。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三章构成。第一章概述魏象枢的生平、著述与交游，将他的一生分为求学应试，首次从政，乞休终养，二次出仕四个时期，并根据文献考述其生平事迹，在交游部分列举了魏象枢与五位代表性人物的交游活动。本文的重点是研究魏象枢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第二章以魏象枢所创作的...
明清之际,遗民大儒孙奇逢和"贰臣"孙承泽几乎在同时各自撰写了关于畿辅地区的人物传记,即《畿辅人物考》与《畿辅人物志》。两书在内容取舍和文字笔法上的异同,既反映了两人的出处背景,同时也都反映了当时的文字禁忌。孙承泽与孙奇逢在明亡前就已结识,入清后两人却没有什么来往。在撰写畿辅人物传记的过程中,彼此虽然互相知晓,但没有直接往来,而是通过祁州学者刁包居间传递信息。他们在修改各自著述的过程中,都参阅利用了对方的成果。直到晚年,孙奇逢与孙承泽才重新恢复了交往。
周亮工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同时他也是著名的鉴藏家、画评家。周亮工一生收藏颇丰,阅画无数,更为重要的是周亮工与明末清初的很多重要画家都有交往,所以周亮工自身的画评画论、画作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是建立在其《读画录》等画评材料、自身画作兼及其它绘画相关活动之上的综合研究,力图为观者展示出一个作为鉴藏家、画评家的周亮工的完整形象,并总结出周亮工的画评特点与审美倾向。
清初降臣孙承泽于明朝末年考中进士并授官,1644年3月在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后投降新政权,5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又投靠清政权。1654年因陈名夏案休致罢官。在退居后的二十余年间,孙承泽由于气节有亏,在学术上力尊程朱,结交了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陆陇其和刁包等著名理学家。在与他们的论学往来中,孙承泽不仅将晚年生活沉浸在经史之中,而且也赢得了"老为经生"、"所学甚正"的口碑。
《庚子销夏记》是清初孙承泽重要的题跋文字。“题跋”认为在收藏和品评书法的研究中,应建立在王羲之书法的《兰亭序》为主要代表的晋法框架之内。这一思想不但显示了对碑刻书法的重视,而且对汉隶、清季隶书的振兴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使人们在收藏和品评书法时认识到初唐楷书皆取法于王羲之,并明显带有隶书的特点。唐代的楷体直到柳公权才意法皆备,达到了书法的最高境界,显示出居于正统地位的宋帖是以“气韵朴厚”为审美思想特征。
梁清标不仅是明末清初“南画北移”（吴其贞语,即指书画藏品从南向北的转移、鉴藏标准的变化、北方收藏中心的兴起的历史）时的核心人物,而且也是清初最大私人鉴藏家,他的鉴定水平一向被现代书画鉴定界视为上选,由他所鉴藏过的晋唐、宋元书画既是清朝内府的主要藏品来源,又是今天各大博物馆中国书画藏品中的上等藏品。本论文以梁清标为研究对象,旨在把梁清标作为鉴藏家的研究做深做细,并透过这一个案研究来折射出明清书画鉴藏史上的重大问题,如“南画北移”前后鉴定与收藏理念的演变、及从明代末年到乾隆时期鉴藏的知识形成过程之中所存在的问题等。 本论文从梁清标曾收藏过且传世的书画入手,辑佚出他鉴藏过的617件书画目录,结合梁清标家谱、手稿、著述、诗集、出土的墓志铭等第一手资料及明末清初文人官僚的数十部文集考证出梁清标的生平、梁清标的交游经历,梳理与分析他的书画收藏时间、收藏的作品、鉴藏的方式方法、藏品的来龙去脉等,探明他的鉴藏理念与标准、收藏来源、收藏功用,梁清标对同时代、对后来鉴藏家的重大影响及他在鉴藏史上的重大贡献等,从而引发出具有中国书画鉴藏史学科意义的研究方法的问题,文中还回答了一百多年来考据学家从翁方纲...
<正> 安徽会馆在和平门外,琉璃厂南的后孙公园胡同,其前身是“孙公园”的一部分,“孙公园”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承泽的花园别墅。 孙承泽祖籍山东益都,明成祖初年。朝廷从山东青州移民到顺天府上林苑（今北京大兴）,孙承泽祖上实际早入北京籍。明崇祯
<正>最近,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城南搞一个琉璃厂文化园区,包括一个中心区即东西琉璃厂;两座标志性建筑:东方古玩艺术大厦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戏楼,因邻近琉璃厂西街和南新华街,所以也打算和琉璃厂文化园区连成一片,作为文化名人故居。会馆文化、园林文化和古建筑文化列入其中。在北京市文物局和宣武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安徽会馆戏楼这个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已经修缮一新,这是继湖广会馆和正乙祠戏楼之
<正>孙承泽（1593-1676）,字耳伯,号北海,晚年又号退谷逸叟, 顺天大兴人。先世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崇祯三年（1630）,乡试中举,时年三十八。翌年,登进士第,为三甲第一四五名进士。历任河南陈留、祥符等县知县,以表现卓异,授刑科给事中,历升户、工左右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庚午乡试,出姚希孟之门,辛未会试,出何如宠之门,而姚希孟、何如宠都是依附东林的士人,因此孙承泽也追随东林而力诋
<正>孙承泽是明末清初著名史家.著述甚丰,但由于乾隆年间编的《贰臣传》把他收录其中,长期以来使他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其著述的史料价值也就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入关前后清收用明降臣及后来撰修《贰臣传》,都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则应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一个人物的功过是非。
<正> 孙承泽是明末清初的书画收藏大家,生活于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政权交替之际,曾经在明朝、大顺政权以及清朝都做过官,后来隐居西山樱桃沟,建退翁亭,号退谷。今之退谷、退翁亭即由此而得名。孙氏晚年在此著书立说,鉴赏书画,《庚子销夏记》就是他在退居期间所作的书画著录专著。
<正> 清初史坛大家孙承泽（1593—1676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其撰述二十三种,凡四百余卷。其插架之作,远比此多。但近三百年来,因薄其为人,兼及其言。兹就孙承泽所处的历史条件、宏富著述及学术地位,略作探述与刍议。
《潭帖》面世后,受到人们看重,且被一再翻刻,对其刊刻时间、内容等问题也引起了今人的争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潭帖〉残本》进一步证明,《潭帖》摹刻于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是翻刻自《淳化阁帖》而略有增入,其"字行颇高"。《〈潭帖〉残本》曾经孙承泽、周肇祥等人收藏。
<正>北京作为封建时期的都城,仕宦汇集,名流涌至。他们在落寞时可以潜心向学,闭门著述;在国家民族的危机时刻亦可心忧天下,弃笔从戎。宣南地区位于今宣武门南部及广安门内外一带。自西周燕都时代始,这里就是古蓟城、唐幽州、辽南京和金中都的城址中心。明清以来,大量文人雅士在此寓居交游,贤才蔚起、名流汇集,形成了名贯一时的"宣南士乡"文化,其中包括了独具特色的会馆文化。明清时期宣南地区是会馆最集中的区域。位于今天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最初仅为李鸿章为首的淮系仕宦"联洽乡谊"之用,晚清以来这里一度成为维新志士的活动中心,见证了近代中国政治风云复杂跌宕的变迁历程。
<正>一、清初北方官僚鉴藏活动的兴起清朝建立后,定都于北京,一方面战乱打破了南方安稳的社会环境,使士人的文化交游圈受到破坏,明朝内府收藏的大量书画散落民间,另一方面,一些明代的旧臣以"贰臣"身份进入新的朝代,"清廷对明移臣的怀柔政策使得大批汉族文人聚集北京"[1],明代移民随之也带来了自己所收藏的古书画。官僚阶层拥有便利的人际关系,往往可以通过雅集交游等活动欣赏、鉴定以及交换书画作品,以孙承泽、梁清标、宋荦、周亮工为代表的北方官僚鉴藏群
<正>曹雪芹把自己几十年的所经所历和西山退谷中的山山水水融会在一起,终于建造出了一座惊世骇俗的"大观园",曹雪芹是西山退谷中真正的退翁。今年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先生逝世240周年。关于曹雪芹的生年与卒年红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我是赞成他生于康熙54年（1715年）卒于乾隆28年（1764年）,只有如此才能产生《红楼梦》。曹雪芹生于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的富豪官宦之家,其曾祖曹振彦是随顺治帝入关的功臣,官为山西吉州知州和
《庚子销夏记》是清初书画鉴藏大家孙承泽一部书画著录之书,目前所存版本有数十种之多,分藏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之中。由于时代和作者个人眼光的局限,书中颇多失误与值得商榷之处,在校疏的基础上对文中有异议之处分设案语予以指出,后罗列文献加以考证。
从孙承泽的生平遭遇、著录心态、收录的人物传记、诗赋作品考察孙氏编纂《天府广记》的意图,不仅仅是为北京编撰一部明代地方志,而是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原因,即标榜对亡明的忠义,为自己的变节行为作辩解,以求获得世人的谅解而名留青史。研究孙氏《天府广记》的编纂意图,对于探索明末清初的贰臣心态和方志的编撰意图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正>明末清初的书画鉴藏向为研究者关注,近年来,一位名叫张应甲（字先三）的山东籍收藏家引起了学者的兴趣。他于康熙初年间在苏州府一带活动,蒐集过手的古代名迹蔚为可观（张氏收藏的书画见文后附表）。根据同时代鉴藏家吴其贞（1607-1678）的记述,他的身份大略得以揭晓:先山,山东胶州人,阀阅世家。乃翁笃好书画,广于考究古今
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清代孙承泽所撰的清抄本《庚子消夏记》上有桂馥等人手写题跋,这些题跋记录了《庚子消夏记》有关版本的校勘情况,间及书林掌故、文本背景等內容,具有重要的画学研究价值。这些题跋不但揭示了《庚子消夏记》所承载的大量的文化信息,还凸显了《庚子消夏记》钞本后所附《元破临安所得书画目》的意义,而之前书画研究领域很少有人关注此书,作为《宣和画谱》及《宣和书谱》所载内容的佐证,《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来源可靠,其研究价值应该得到重新估量。
<正>"南画北渡"中"北渡"一词化自吴其贞《书画记》中多次提到的"北移",笔者将"北移"改为"北渡",并在前加"南画",明确指明是"南方鉴藏中心"的书画向北方过渡这一历史事件。明清朝代更替之初,大量的书画藏品在南方私人手中,但在清初很快被"北方
<正>关于《明实录》编纂的研究,粗的线索已经弄清①,但一些更为细化的东西,尚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加以丰富。明人留下的巨量文集中,有不少关于《明实录》编纂的材料,能大大加深《明实录》研究。②本文拟以《四库全书》明人文集材料为主,探讨《明实录》编纂的几个问题。同时想在理论上更上层楼,将《明实录》编纂放到传统国家史学平台上加以打量,从而发现一些前
<正>韩熙载夜宴图,设色画,五代（原迹已佚失,今版本为宋人临摹本）,作者顾闳中,绢本,宽28.7厘米,长335.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每每夜宴宏
<正>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的巨资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处购得《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以下简称安氏本）,此举与北京故宫高价购入《出师颂》堪称今年收藏界的两大热点,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不过,与《出师颂》究竟是真是假、质疑不断之情形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此四卷入藏上博之后,学术界尚无人明确表示反对意见。由于北宋《淳化阁帖》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官刻法帖,也是后世学习与研究书法的重要来源,有关它的真伪优劣的认定,实为关系我国书法传承与价值评判的重大事件。在经过反复稽考、核对有关材料后,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认定安氏本《淳化阁帖》绝非“传世最善本”!学术乃世之公器,绝不会因某些人的“一己之见”所转移,希望本文能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安氏本阁帖起到矫正的作用,并乞各方大雅不吝赐教。
<正>梁清标（1620—1691）,直隶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人,字玉立,号苍岩,一号蕉林,又号棠村,别号冶溪渔隐,斋号蕉林书屋。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顺治元年（1644）补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宏文院编修、国史院侍讲学、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保和殿大学士及兵部、礼部、刑部、户部四部尚书。梁清标文学修养甚高,一生诗作无数,著有《蕉林诗集》《棠村诗》《棠村随笔》《棠村乐府》《棠村奏草》等。
<正>樱桃沟,又名暖谷,俗称周家花园。它位在寿安山麓,从西山卧佛寺酉行,便进入了通往她的曲径,徐徐前行,来到一处幽静的峡谷,这就是闻名京城的樱桃沟,是处避暑胜地。昔日这里有座明代的庙宇,叫广慧寺,庙后庙前有果园,其中以樱桃最多,故而得名。进入樱桃沟,便可听得溪水瀑瀑,水清见底,两旁怪石林立,溪上拦水成池,可养鱼、游泳、浇灌林田。抚奇石,观游鱼,已足使人其乐无穷;而沿溪西北行,山间有野花,溪边有芳草,这野趣横生的地方,真使人流连眷恋。
<正>《江山秋色图》是一卷被行家普遍认为其艺术水平超过《千里江山图》的传世经典青绿山水作品。它虽然远绍宋代,但最确凿的著录仅见于《石渠宝笈》。此卷一入清宫便极少有相关信息,直到1923年被溥仪以赏赐溥杰的方式带出宫,后流入庙肆,旋被东北博物馆收藏。1957年,《江山秋色图》与黄筌的《珍禽图》、李公麟摹韦偃的《牧放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并送往北京鉴赏,1959年正式划归故宫博物院。关于《江山秋色图》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之所以研究成果不多,一是它的作者无法确
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一书中"以史为""以成为宬""以龙为"等,是关于明代皇史宬门额题字最有影响的历史记述。通过文本校勘和相关文献追溯,纠正《春明梦余录》文本错误,恢复明代皇史宬门额题字的本来面貌,并透视嘉靖帝考文改字的用意。
身历明清鼎革的王铎,存世绘画不多,但山水作品别具一格。经梳理可知,他创作的山水画在晚明时较少,入清之后则渐次增多。其画构图专取五代荆浩、关仝惯用的高远之法,气魄博大沉雄,间或运用唐王维、五代董源的墨法,令画面不失于单调、重复。王铎的山水画成就多来自"临古"的艺术实践,他既能从中汲取古人优长,又能不拘泥于前贤绳墨,敢于突破"形似"的羁绊,强调藉简括朴拙的笔墨表现雄强高阔的万千气象。这正是他经由"临古"之途,实践"创新"之思,得以在画坛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此外,王铎笔下的山水别有幽微之义,或在排遣身仕两朝的纠结情绪之际,存有诠释林泉志向与期冀致仕的隐衷,或借思乡之情而传达出怀念故国的情绪。
清初诗经学总体特征为:汉宋兼采,多元发展,主张实证,全面总结。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为:不主一家,兼采众说;诗经学家在情感上表现为:亡国之痛,故土之思,忧患之情。这由孙承泽与王夫之二家的诗经学思想和著述即可见一斑。
元代锻冶大师朱碧山,虽然隐居,却并没有与时代隔绝。他注意剑文化交流给中国带来的新东西,设计出精巧的槎杯,把外米元素和古代神话的诗意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用来表现绝对中同化的、符合汉民族传统的士大夫式的超然和蕴藉
<正> 在我国私家书画鉴藏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重要时期。由于明末宫廷内府及私家藏品的大量散出,而清初全国尚未统一,朝廷无暇顾及大力搜求,于是清初出现了私家书画鉴藏史上的繁盛时期。而这种繁盛又如昙花一现,至乾隆时期,私家所藏源源不断流入内府。本文仅就当时特殊社会条件下,私家书画鉴藏所表现出的特点,作一初步探讨,就正于专家。一、明末清初,几经战乱,宫廷内府以
<正> 首都北京是一座驰名中外的文明古都,从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封召公于燕,至今已有三千零三十八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历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北京地方历史文献就是其中一种极为珍贵的历史
民国书家多是以收藏、评述碑拓为主,对刻帖的关注相对较少,偶有著录帖学的学者也多有"述而不作"之意,而张伯英则是民国书家中研究刻帖的集大成者。张伯英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首次对北宋以来几百种刻帖进行细致、周密的考订,提出"勿以代远为贵"的刻帖辑录观,又对前人的鉴赏能力进行品第。张伯英的帖学著述代表了民国书家研究刻帖的最高成就。
<正>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二十四岁的宋荦在北京结识著名鉴藏家孙承泽、王崇简、熊伯龙、周亮工等,时相过从,为文酒之会。后来出仕时结识汪琬和高珩,并通过汪、高二人结识了梁清标,现在可知他是在二十四岁开始的收藏活动,与画家、鉴赏家的交往也是在这段时间开始的。宋荦自己曾说:"余雅好法书名画,曩从孙侍郎退谷（孙承泽）、周
<正>随着吴三桂引领清军进入北京,大批明朝汉人文官旋即归附新朝,即所谓的"贰臣"1,以北方籍居多2。明清易代,社会巨变虽然对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产生强烈的冲击,但没有撼动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士林则更恪守传统伦理的底线,维持着清议的舆论力量,使那些国变之际进退失据、首鼠两端的失节之士,入清后多年都无法摆脱尴尬难堪的境地3。因此与明代相比较言,大多数北方贰臣文人的京师业余生活方式未变,但其内涵却产生了巨大差异。清
<正>研究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史,有六位重要人物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他们分别是:北宋米芾、宋徽宗、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清代梁清标和乾隆皇帝。正定的诗人梁清标能够跻身其间,成为一代书画收藏鉴赏大家,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探寻与思考。《大清畿辅先哲传》称其"搜藏金石文字、书画、鼎彝之属甲海内",因有"收藏家天下"之誉。由此可见梁清标在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地位与分量。梁清标,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文
论文在认真考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阮太冲集》作者阮汉闻的生平及其著述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与研究。
<正>第八章学隶三步曲——兼论学习《史晨碑》我们在第一章《绪论》中,提出了学习书法从隶书入手也是一条理想之路的观点。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学习隶书该从哪里入手呢?学书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取法乎上"。对此,唐代李世民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明代丰坊也说过类似的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这番话,已经被
<正>明代中期以来（一四六五—一五七二）,在江浙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太湖为中心,北起长江,南至钱塘江,西达皖南的徽州,东到东海
"观政进士"的创设是洪武帝对前代以来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在明代基本上是相沿不辍,推行到崇祯末年。明代推行观政进士制度的目的是对进士实授官之前进行岗前实习,增加一点从政的经验。进士的观政从取得进士资格以后就马上开始,观政主要在中央最高一级的文职行政机构"九卿衙门"中进行。观政进士虽不算是正式官员,但已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取得议论朝政的权利。进士观政给予所出身俸禄,进士观政时间的长短是不一的,观政进士需要定期考核。办事进士就是观政进士。观政进士制度是对科举制度的完善和补充,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正>宋、元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进士中式后均直接授予官职,因而,自《明史》以降,几乎均言明代"进士出身即被授予官职"①。而实际上,明代实行"观政进士"制度,进士中式后,并不立即实授官职,而是将其分派中央各衙门观政,之后方实授官职。由于有关明代典章制度的史书,如《明会典》、《明史·职官志》、《明会要》、《续文献通考》等,大多是以职官分类,而观政进士既非正式官员,且观政时又分派到中央各衙门,无所归类,故造成史籍对此制度没有系统记载,学界也少有人专论这一问题,只有颜广文②、高寿仙③、黄明光④、钱茂伟⑤探讨过这一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正>以优美的笔触描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是我国传统地理学发展到明代时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徐霞客及其《徐霞客游记》、王士性及其《广志绎》之外,比徐霞客略早些、以文学家享名的袁
<正>以优美的笔触描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是我国传统地理学发展到明代时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徐霞客及其《徐霞客游记》、王士性及其《广志绎》之外,比徐霞客略早些、以文学家享名的袁
<正> 陈乃乾编《室名别号索引》,出版于1957年。二十五年之后,再版问世,称为“增订本”。增订本有附录《补编》,篇幅大致与原编相当。补稿先后由安徽丁宁、广东何文广、北京雷梦水分别提供,再经出版社删并而成。这证明一本有用的书必然有生命力,也定能赢得广泛的关心和支持,自是读书界之幸,也是深可告慰于原编者的。增订本没有把补编各条目散人原编之中使之汇为一体,以致使用上较为不便,《读书》1984年六期曾有人提过意见;但原编因而得以
<正> 关于李自成的家庭出身,各书记载,颇有出入。总起来说,约可分为三类:一、是记载李自成的家庭较为富饶的,有吴伟业《绥寇纪略》和《鹿樵记闻》,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平寇志》,邹漪《明季遗闻》,查继佐《罪惟录》,钱（甹只）《甲申传信录》以及近人李文治同志的《晚明民变》等书。二、是记载李自成的家庭较为贫困的,有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边大绶《虎口余生录》,冯甦《刦灰录》,费密《荒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张岱《石匮书》,毛奇龄《后鉴录》,张廷王等编修的《明史》,徐薡的《小腆纪年》,以及
<正>何绍基是清代最为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他兼擅多种书体,在行草、篆书、隶书、楷书上均有较深造诣,并能将诸体融会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1）。向燊在评价何绍基的书法时说:"世称邓石如集碑学之大成,而于三代篆籀或未之逮,蝯叟通篆籀于各体,遂开光
文章主要论述清代贴黄制度的种类、具体形式以及发展改革过程,并且通过与唐、宋、明三个朝代贴黄制度的对比,更加深入地揭示清代贴黄制度的特征,以求对清代贴黄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正> "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四海诗名老放翁"（宋楼钥《谢陆伯业通判淮西小稿》）。独享高寿的陆游,诗作既多,声名复著。他一生成就的其他方面,如散文、史学、书法等,其光芒便或多或少地被遮掩住了。关于其书法,清人赵翼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放翁不以书名,而草书实横绝一时。其《自题醉中所作草书》云:"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醉中作草书》云:"醉草今年颇人微,卷翻狂墨瘦蛟飞。"《睡起作帖数行》云:"古来翰墨事,著意更可鄙。跌宕三十年,一日造此理。不知笔在手,而况字落纸!三叫投纱巾,作歌志吾
清初朱彝尊的學術著述深受宛平學者孫承澤的影響,其代表作《經義考》不僅取材於馬端臨《文獻通考》、朱睦楔《授經圖》及《經序錄》,也在相當程度上參照和利用了孫承澤的《五經翼》,而且書中豐富的材料也得益於朱氏從孫承澤家中所鈔錄的大量經學書籍;朱彝尊的另一代表作《日下舊聞》同樣受孫氏《春明夢餘錄》和《天府廣記》之啓發,而且直接參考利用了其中的大量資料。
清初朱彝尊的學術著述深受宛平學者孫承澤的影響,其代表作《經義考》不僅取材於馬端臨《文獻通考》、朱睦《授經圖》及《經序録》,也在相當程度上參照和利用了孫承澤的《五經翼》,而且書中豐富的材料也得益於朱氏從孫承澤家中所鈔録的大量經學書籍;朱彝尊的另一代表作《日下舊聞》同樣受孫氏《春明夢餘録》和《天府廣記》之啓發,而且直接參考利用了其中的大量資料。
《田间诗学》是钱澄之笺注、研究《诗经》的一部著作。本文详细地论述《田间诗学》的写作背景、注释体例和注释方法,进而概括钱澄之的诗学理论。并且通过与孙承泽、王夫之等遗民的《诗经》研究著作做比较,总结钱澄之《诗经》研究的成就和特色。本文还试图探讨钱澄之《田间诗学》在明清《诗经》学史中的地位和对遗民《诗经》学的意义。文章末尾附录完整的钱澄之年谱和家族世系传承表。
本文针对熹平石经（即汉石经）有关史料作出考证,辑考出王念孙佚文《跋孙承泽本汉石经残字》及江藩佚文《跋文选楼汉石经残字》;并指出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将宋代重刻汉石经的胡元质误作胡宗愈,对其致误之由也作了分析。
明清之际,遗民大儒孙奇逢和"贰臣"孙承泽几乎在同时各自撰写了关于畿辅地区的人物传记,即《畿辅人物考》与《畿辅人物志》。两书在内容取舍和文字笔法上的异同,既反映了两人的出处背景,同时也都反映了当时的文字禁忌。孙承泽与孙奇逢在明亡前就已结识,入清后两人却没有什么来往。在撰写畿辅人物传记的过程中,彼此虽然互相知晓,但没有直接往来,而是通过祁州学者刁包居间传递信息。他们在修改各自著述的过程中,都参阅利用了对方的成果。直到晚年,孙奇逢与孙承泽才重新恢复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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