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1780年1月),在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于敏中死后,阿桂位居大学士班次第一,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短短数年时间,阿桂已成为清廷“综理部务,赞襄枢要”的第一重臣。。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阿桂抵浙后,“悉心履勘,度潮势之缓急,沙性之坚软,工力之难易”,修筑鱼鳞石塘、柴塘和范公塘。上述工程完成后,又奉命顺道往清江,查勘陶庄河道及高堰石工。 同年秋,黄河又在河南青龙冈决口,阿桂自甘肃赶赴河南,会同河道总督李奉翰督办堵塞决口。他仍按照成规,在决口处的两端筑坝。十二月,当两坝将要合龙时,副将李荣吉向阿桂建议,水势很盛,应缓一段时间再让两坝合龙。但阿桂不听,仍督促下属加快合龙进度。不久,两坝合龙,官员们都来向阿桂贺功,只有李荣吉不来,并对来使说:“坝不可恃,不敢离也。”过了两天,东坝果然塌落,黄河再次决口。阿桂赶快前往察看,见李荣吉已坠落水中,悬赏千金,使人救起,并解下所穿的御赐黑狐端罩,盖在李荣吉身上。事后,阿桂上疏自劾,并请派熟悉河工的大臣来河南督办。乾隆帝颁旨说:“近年诸臣中经理河务较有把握者,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另筹妥办。”乾隆帝对阿桂的信任,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不久,他“奏请将青龙冈迤下至孔家庄、荣华寺和杨家堂引河一律加宽,以期河流宣泄”。乾降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又奏请“另于青龙冈迤上自兰阳至商邱添筑大堤,挑挖引河,并于北岸建筑坝基,逼溜南趋,以期截溜全归新河”。这种下流疏引河,上游筑大堤,宣泄与堵截相结合的方法收效很大。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工程完工后,决口被堵住。阿桂赶赴热河行宫,不久后又返河南,审定相关章程。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人控告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有舞弊行为。于是乾隆帝又命阿桂赴浙江按治。阿桂抵浙后,严鞫陈辉祖,将其在抄家时,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将王亶望的赃物窃为己有的罪行查清,陈辉祖遂被革职逮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因又揭露出陈辉祖任内,浙江全省存在严重的钱粮亏空,乾隆帝一气之下就赐他自尽。
这以后,阿桂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八月又“督河南睢州堤工”,经“三阅月工竣”。乾隆五十年(1785年)八月,他再赴河南,勘察微山、睢州工,并察洪泽湖、清口形势。 当时由于黄河屡屡决口,运河河道淤塞,影响了漕运的正常进行。阿桂仔细了解情况后,提出了“引黄济运”的方法,被采用施行。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回民在新教阿訇田五等人的领导下,在甘肃通渭石峰堡再次起义。甘肃提督乌济克忒·刚塔率军镇压。田五在战斗中阵亡,马四圭和张文庆继续率众斗争,攻占通渭,并设计歼灭清西安副都统明善及其部下一千二百名士兵。清廷闻讯极为震动,下令逮捕李侍尧、刚塔,改命富察·福康安和海兰察统兵进攻义军,同时还命阿桂领健锐、火器营士兵赴甘肃督师。六月,阿桂至甘肃后,义军已放弃周围小据点,全力固守石峰堡,“堡踞万山中,四面削险,沟堑纵横”,十分险要。义军凭借天险抗击,使清军伤亡惨重。阿桂仍采用断绝水源和围困的手段,欲图迫使义军就范。义军孤立无援,无法突围。七月,石峰堡被攻陷,起义失败。阿桂因镇压有功,被授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七十岁的阿桂又赴清口,勘察堤工。六月到浙江督海塘石工。闰七月,勘江南桃源安东黄河漫口情形及堵筑事宜。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黄河在河南睢州十三堡处决口,阿桂于这年六月赶到那里,督促堵塞。十月,睢州拦黄坝合龙后,又奉命勘江南临湖砖石堤工,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始回京。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荆州万城堤溃决,长江水从西、北两门涌入荆州,大片土地被淹。同年七月,阿桂奉命察看荆州被水情况。他经过一段调查了解后,主张采用先筑坝,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同年十月,阿桂回京,但随即又于次年(1789年)四月,再次勘察荆州堤工。 阿桂在数十次奉命治理河工海塘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出超越前人的治水方法,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为患的问题,但他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克服困难,尽心尽力地堵塞决口,修筑堤坝,这对减少水患带来的损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乾隆帝命福康安统军讨伐,并向当时在外地治水的阿桂咨询关于用兵的方略。阿桂建议福康安应当扼守要害,分道并进,先通诸罗县道,扫清后路,再自大甲溪进兵。乾隆帝谕旨说:“(阿桂)所见与朕略同,已谕福康安奉方略。”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视察荆州堤工返京后,直到嘉庆二年(1797)病逝的九年时间内,他一直在京城处理政务,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段里程。此时,朝廷的政局已为和珅及其同党所把持。和珅善于揣摸和迎合乾隆帝的心意,深得宠信。阿桂虽以勋臣为领班军机大臣,地位在和珅之上,但因他十余年间经常外出,很少在京城处理政务,使得和珅乘机窃取大权,作威作福。阿桂对和珅专权乱政很是痛恨,但碍于乾隆帝年事已高,加之自己年已古稀,力不从心,因而也无可奈何。然而他不愿和和珅同流合污,平日除乾隆帝召见议政外,不与和珅有任何往来。但凡站在御阶旁,阿桂一定离和珅有十几步的距离,以示“愕然独立”。即使和珅主动与他商谈政事,阿桂也只是随声应付,不移一步。
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举办千叟宴,阿桂奉命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