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您的位置: 首页 > 知识服务

爱新觉罗·福临 又称 方喀拉(原名)、ᡶᡠᠯᡳᠨ(满语)、顺治帝
福临(1638—1661)清朝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皇太极第九子。母孝庄文皇后。1643—1661年在位,年号顺治。崇德八年(1643)嗣位,时年6岁,由叔父济尔哈朗与多尔衮摄政。顺治元年(1644),乘明亡之乱入关,定都北京。于江南镇压反清斗争。二年,下圈地令、剃发令,激化了民族和阶级矛盾。三年颁发《大清律》,四年,由多尔衮独揽国政。五年,允满汉通婚。八年,多尔衮死,始亲政。首正多尔衮罪,继而坐其党羽罪,对骄横贪墨者立正典刑。同时,直接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限制和削弱旗主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在位期间,虽一袭多尔衮时所施大政方针,但亦多建置。九年,为提高君权,停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设宗人府,定京察例。十年,定服冠之制依满式。十一年,定秋审决犯例。十二年,设日讲官。十三年,定治赃例。十六年(1659),设置内阁学士,此外,规定圈地还原主、置各省巡按,遣大臣理刑狱等等皆为革除积弊之政。其建置、措施虽未有当,但政治规模初具,为尔后康熙盛世奠定了基础。为加强封建统治,提出“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打击一批贪赃枉法官吏。重用汉官,博览汉文经典。著力箝制思想,使文人学士潜心经史,严禁聚众议论时事。继续镇压山东榆园农民起义军、李定国抗清北伐军、李来亨抗清起义军等。晚年,发布“迁海令”,强令北自渤海湾南到广东惠州、连州一线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里,阻碍了海外贸易发展,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庙号清世祖。(来源: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 1995-12)
阅读全文

人名:爱新觉罗·福临

别名:方喀拉(原名)、ᡶᡠᠯᡳᠨ(满语)、顺治帝

字:

号: 臆庵道人

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性别:男

所处时代:清朝

国(旗)籍:中国

出生时间:1638年3月15日(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

死亡时间:1661年2月5日(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祖籍:

出生地:盛京永福宫(今沈阳故宫)

人物标签:

求学院校:

官职:

学位:

工作机构:

1638

>
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三十日,福临生于盛京,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

1643

>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他安排吴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一共三次进给皇上预览,皇帝三次亲自斟酌,刚到晚上才决定。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与世长辞了。福临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手捧遗诏去奏知皇太后,马上向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人宣布。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福临崩后,梓宫放在了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执行火化仪式。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后世累有尊谥,至乾隆元年(1736年)尊谥加为二十二字: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顺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多铎陈兵江北,于五月初九占镇江。多铎遣贝勒尼堪、贝子屯济等率军追击弘光帝于太平。不久,多铎将弘光帝及伪太子一并解往北京斩首。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福临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征四川。增定俸禄给养的规定:最高的是摄政王年俸银两千两,最低的是骁骑校三十两。二月,罢黜江南旧设部院,派遣在京户、兵、工三部满汉侍郎各一人驻江宁,分理各部事务。十月,和硕德豫亲王多铎还师北京,福临亲自出城迎接并慰劳。太和殿、中和殿修缮完成。制定皇帝行幸迎送的大礼。十二月,位育宫(即保和殿)修缮完成。福临规定诸王入朝乘坐的轿子及列朝坐次的礼仪。
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福临因郑亲王济尔哈朗府邸殿堂的台基逾制以及擅用铜狮、铜鹤,罚银两千两。三月,《大清律》修成,福临下令停止圈地。七月,福临加封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多尔衮因为抓住把柄罢免了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的权力,由此,多尔衮开始一人独揽朝政。并且摄政王对皇帝停止行跪拜礼。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因罪被降为多罗郡王。肃亲王豪格获罪,但是福临以不忍心处置他,将其幽禁起来,不久便为多尔衮害死了。闰四月,恢复济尔哈朗和硕亲王的爵位。七月,初步设立六部汉人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规定诸王、贝勒、贝子、公、公主、和硕格格等人应该使用的金器数目。八月,福临规定允许满汉官民互相嫁娶。十一月,福临于圜丘举行祭天大典,祭祀太祖皇帝。追尊太祖以上的四世为皇帝。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定内三院的官制。三月,豫亲王多铎薨,摄政王多尔衮还京奔丧。四月,太宗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薨。六月,英亲王阿济格向摄政王多尔衮争叔王衔,被多尔衮论罪并罢免他的职务。

1650

>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猎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逝世,使得福临可以提前亲政。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福临开始亲政,时年十四岁。同年八月大婚。多尔衮病逝后,顺治开始摆脱傀儡地位,对多尔衮实行了削除封号爵位、罢撤庙享谥号、籍没家财等身后惩处。为加强皇权,他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例,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的措施。尽管福临很想有番作为,也颇为中原文化所吸引,但终因他周围尚未形成一支以他为主导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致使他的计划暂时搁浅。
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福临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三月,为加强君主集权,福临取消诸王、贝勒、贝子管理六部事务的权力。四月,福临采纳了礼部的建议,规定皇帝一月三朝,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经筵。设置宗人府-。规定一切礼制。九月,福临拟定亲自出迎西藏的0-。十二月,顺治帝于南苑召见五世0-。在每旗设置宗学,只要是未受封的宗室之子十岁以上均可入学。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生。六月,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修《顺治大训》,并且编纂《资政要览》。四月,下诏修《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病逝。六月,福临封博果铎为和硕庄亲王。命名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苑南台为瀛台。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严禁内监干政。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董鄂妃被册为“贤妃”,十二月,晋封为皇贵妃。
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开始接触和尚,成为佛教信徒。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带领下到了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生性聪慧,福临和他交谈非常契合,因此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所以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德高望重的人。他得悉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形,对他们非常向往。
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福临遣使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不应召,使者不许。
顺治帝废皇后下落考

<正>蒙古科尔沁部和硕卓里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额尔德尼布木巴是顺治帝的第一任皇后,她与顺治帝成婚两年之后被废黜皇后尊位,降为静妃。此后,关于废皇后(静妃)的下落,清代官书讳莫如深,朝鲜王朝史料和田野口碑资料则指出她被接回蒙古本家,更有回到蒙古后又诞育顺治帝之子等说法。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发现了五件涉及废皇后(静妃)的档案。本文即拟通过这五件官方档案,综合朝鲜王朝史料以及口碑资料, 

以书致治:清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

清初顺治朝统治未稳,但仍注重利用书籍的出版与颁赐建构清初的统治路径。多尔衮主持节译并出版颁赐自皇太极时就备受关注的辽金元三史,是为强化满洲源流、历史认同,翻译颁赐《洪武宝训》表明"遵行洪武定制"的姿态;顺治帝亲政后出版颁赐《资政要览》《表忠录》则为帮助稳固以儒家政治理念为核心的集权统治。顺治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或为鼓励臣下学习,汲取统治经验;或为警诫群臣,劝谕臣子唯忠唯正;或为宣扬文教,奖学立范。清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活动研究,在目前学界较多关注民间书籍经济的"书籍社会史"之外,聚焦于统治阶级的"书籍政治史"。 

从“展孝思”到“告成功”:清帝东巡的缘起与奠基

康熙帝以"告成功"来补充"展孝思",将前者作为东巡的主要目的,把顺治帝基于个体孝思的东巡之议付诸实践,并出于对当时东北的局势及其内外社会条件的准确把握,成功地将之改造为帝国事业,使清帝东巡具备了政治的合法性,也为东巡活动的充实奠定了历史基础。 

顺治帝的文学修养——兼及清初满洲的汉化进程

以《弘觉忞禅师北游集》为中心,辅以其他文献,可知清顺治帝阅读范围,除了泛览所及的史书、类书外,重心在今日所谓文学领域,包括戏曲、小说、史传文、诸子文、辞赋、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文、元明人别集、《列朝诗集》乃至八股文。顺治帝对于戏曲、小说没有流露出教化偏见,可能因为喜爱戏曲,他对声韵之学还颇为了解。他偏爱绮丽的文字,而因为身体状况、生命体验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他尤为欣赏带有强烈生命意识或包含宗教哲理的文字。顺治帝名下的诗文真赝难辨,但他在书、画方面的艺术实践则有明确记载。虽然顺治帝的文学赏鉴能力和文艺创作能力并不突出,但他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曾付出心力学习汉语、汉文,临习汉字书法,追摹汉人绘画等,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从中可略窥清初满洲在"旧制"与"汉俗"的撕扯中逐渐汉化的进程。而从语言习得及文学接受的角度看,清初满人学习汉语、汉文的路径选择及文体偏爱亦可见一斑。 

顺治丁酉科场案背后的朝局纷争

顺治丁酉科场案的背后,充斥着南北党汉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于新生政权来说,整顿晚明以来的官场积习,重振科场、士子风气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顺治帝杀伐果断,处置严酷,实乃宽严相济的帝王之术,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广大新科举子摒弃"师生"意识,强化自己"天子门生"的思想观念,加强朝廷对士阶层的提控力度,意图杜绝新科举子结党行为的发生。针对汉官团体中业已形成的朋党局面,顺治帝在科场案的处置上有意控制南北党势力的平衡以稳固皇权。科场案在无形之中滋长了告讦风气,从而对士人的心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顺治帝在科场案中的严刑峻法,也未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员的朋党行为,伴随着政治氛围的缓解,官员在保举中的结党行为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与顺治帝的初衷也是相违背的。 

顺治帝的绘画及相关问题略考

顺治十一年,顺治帝在宫中开展了绘画活动,并在十二年、十三年达到高潮。他令官员进献画作,一同品评,与其交流绘画心得,并设有书画供奉。顺治帝作画一方面是出于爱好与消遣,另一方面,他给大臣画像并赏赐官员画作,以笼络臣僚。顺治帝在绘画上的成就,成功地塑造了"文治"的帝王形象,而以绘画笼络官员,则直接加强了汉人对清王朝的向心力。 

能臣与贰臣:金之俊仕清生涯研究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在现实政治与伦理道德的双重冲击下,士人在这场历史漩涡中不能自已。贰臣成为了这一时期社会的必然衍生群体,他们反映着由明入清的汉官的普遍特征。然而,由于学界研究的热点多倾向于在明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学者身上,其研究方向也一直囿于“贰臣”视角。所以,以金之俊为代表的在清初政坛上身居要职,但文学成就罕有声名的仕清汉官,并未得到学界关注。金之俊初入明仕途,因受阉党排挤被迫退出朝堂,明末才被委以守卫京师的重任,但终究无力挽回明亡的局面。明亡后,李自成入京肆意烧杀抢掠的残暴之举,对比清廷实行安抚百姓等措施,让战乱中的百姓看到了希望,同时也笼络了很多明末士大夫降清。金之俊身处政局变幻中,最终以“十从十不从”之策作为降清条件,开始了仕清生涯。金之俊提出的“十从十不从”政策,表面上是他向清廷妥协的理由,但实际上是他能为明末百姓在“剃发令”中争取的最后利益。金之俊在清朝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清初他频频上疏建言,得到了皇帝的倚信,充分证明他身为能臣不凡的处政能力。如他提出剿抚流寇、漕运改革、整顿吏治等政策,其实施对解政治之困、谋百姓之利都产生了实际效应。因此,金之俊在清初... 

清顺治时期对紫禁城中轴线上建筑的重修

<正>紫禁城中轴线初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南起午门,北至神武门,全长960米1(图一)。紫禁城中轴线建成后由于战乱、火灾等原因不断重修,其中顺治时期(1644—1661)对紫禁城中轴线上建筑的重修是其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一环。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文献为线索,尝试梳理顺治时期紫禁城中轴线上各建筑重修的历史,并分析重修的原因,以加深我们对紫禁城中轴线发展变化的认识,并为紫禁城的发展变化及相关历史研究构建可靠的时间框架。 

清顺治帝关注戏曲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戏曲史意义

清朝顺治皇帝亲政后,积极推进汉化政策,将一些汉族通俗文学作品译成满文,用以指导满蒙贵族修习汉语,同时对以《西厢记》为代表的汉族戏曲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戏曲的音韵、腔调、曲文评点等方面颇有见地。顺治帝还借戏曲宣示教化,指派汉族戏曲家编撰以明代嘉靖朝忠臣杨继盛与奸相严嵩斗争为题材的剧作,如吴绮的《忠愍记》一度传唱于内廷。顺治帝与戏曲的因缘遇合,促成了戏曲在清初宫廷的流布,并对满清上层社会的文化风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成就清代二百余年宫廷演剧兴盛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道家政治思想史流变探析

道家以伏羲和黄帝为远祖,以伊尹和姜太公为近祖,在春秋末期由老子著《老子》而正式成立。道家以“道”为其哲学之宗,注重身国同治,守正可以治国出奇可以应变。自从道家产生以来,由于其哲学根基之厚重,使得道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同时道家注重顺应时势破旧立新,所以道家思想逐渐演变成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道家政治思想就是道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是截取道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经典著作、实践运用,试图探析道家政治思想的历史流变。通过本文的探索和分析,目的就是希望重新认识道家政治思想,破除对道家政治思想的偏见和误解,学习和借鉴道家政治思想中的精华。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序言。第二章主要分析老子和庄子的政治思想,第一部分分析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以“道法自然”为其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也为后世的道家政治思想奠定了最根本的哲学基础。作为帝王师的老子,非常注重帝王的个人修行,设计了一整套修行理论,这也是后世道教修行的理论源泉。关于政治思想的实践观,老子提出以“无为而治”为宗,这也是后世道家政治思想的理论源泉。老子政治思想的理想国就是“小国寡民”,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必然归宿,也是老子面对社... 

《1581-1669年耶稣会布道团在中华帝国传播基督信仰的进展》第十五和第十六章翻译与笺注

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领域,来华传教士作为最重要的群体之一为学界所重视。德国来华耶稣会士汤若望(1592-1666)作为在明清两朝都任有官职的代表,其于两朝更替之际与最高统治者多有接触,尤其与清顺治帝之间存在亦师亦友的密切交往,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作为极少拥有如此经历的来华传教士,汤若望与顺治帝之间交往及传教的历史细节常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高度重视。汤若望在华著作多以中文撰写,以向中国各个阶层进行科学、宗教、社会等领域的文化传播。其外文著作主要向欧洲传播个人的来华经历及中国社会观察。其中代表性的文献便是汤若望的拉丁文著作《1581-1669年耶稣会布道团在中华帝国传播基督信仰的进展》,该文献以汤若望个人经历及观点为主体,细致记载其来华传教的整体过程,更是着重记载了汤若望与顺治帝交往过程及传教的历史细节。本研究以此为研究对象,选取相关章节进行翻译,并予以笺注。第一章绪论部分重点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并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进而提出研究思路与创新性。之后对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汤若望其人及核心文献进行介绍,并说明有关顺治帝与汤若望关系及传教活动章节的重要性。在第三、第四章中分别对本文献的十五及... 

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 

浅谈新编历史故事剧《魏象枢》中对魏象枢直臣形象的塑造

新编历史故事剧《魏象枢》以新颖的艺术构思呈现出魏象枢为民争利的戏剧行动,通过特殊戏剧情境的变化、充满情与趣的人物关系和颇具戏剧性的内心冲突巧妙地设计并塑造了魏象枢为民争利、直言谏君和激浊扬清的直臣形象。 

顺治朝南北党争研究

南北党争是清初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政治斗争,贯穿整个顺治一朝。它既是汉官集团内部的党派冲突,又与满汉矛盾关系紧密,对政局影响较大,是顺治朝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南北党争的形成,源于清廷对前明官员的吸纳。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人口较少,要保证满洲贵族的稳定统治,必须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其中一部分汉官为获得更大政治利益,一面依附满族大臣,一面培植自己党羽势力,逐渐形成南北二党,其党魁分别为陈名夏与冯铨。以陈、冯二人为首的南北二党,在用人选择上,分歧最为明显,呈现出“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的现象。除陈、冯二人外,北党主要有刘正宗、宁完我、成克巩等,南党则有陈之遴、龚鼎孳、孙承泽等。这些成员因地域、引荐、师徒及姻亲等关系在朝中形成各自的利益团体,他们的政治言行与其党派利益紧密相连,互相攻讦,引发了多次较为激烈的政治案件,呈现出南北对峙的形势。南北双方本有矛盾,加之清初统治者对党争的推波助澜,使得顺治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面对党争流弊的影响。不过,相较于明末,清初南北党争对朝局的影响却小得多,清廷在仿行前明旧制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进是其重要原因。监察制度在明末已沦为党争的助力,清... 

顺治帝手书“敬佛”考述

出于个人情感表达的需要,痴迷于佛教的顺治皇帝为江南高僧木陈道忞、山晓本皙等人亲笔手书"敬佛"二大字。随着地域与空间的变迁,顺治皇帝御笔的"敬佛"二字,经由获赐僧人及他们的弟子之手,先后被制成匾额与碑石,分别供奉在北京万善殿、法海寺,浙江天童寺、金粟寺,江苏慧因寺、包山寺等各个佛教场所,作为寺院受到皇家护持的荣耀而存在。本文充分利用文献材料,结合现存实物,对顺治帝手书"敬佛"二字的流传与散布情况,做了详细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顺治帝"敬佛"二字对当时及后世的多方面影响,做了进一步剖析。 

清代睿亲王世系研究

崇德元年(1636),多尔衮被册封为和硕睿亲王,开启了清代睿亲王世系。相对于其他世系而言,睿亲王世系在爵位的继承上存在中断。有清一代,睿亲王一系共七代十二位睿亲王,其中包括四位追封睿亲王。根据睿亲王世系爵位的中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入关前至顺治时期前两代睿亲王,受多尔衮地位的影响,使得睿亲王在这一时期位于政治的核心,极大程度的参与清代政治;第二阶段是康熙初期至乾隆中期四位追封睿亲王,因爵位较低在政治上并未起太大作用;第三阶段是乾隆中期至宣统时期的第三代至第七代睿亲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虽重新册封,个人能力不足与政治核心逐渐远离。通过梳理睿亲王世系在爵位继承上的三个阶段,可以清晰看到睿亲王世系与清代政治关系的变化,变化的过程取决于其与皇权关系的紧密程度。 

顺治朝南北党争探析

顺治朝处清朝定鼎之初,其官僚队伍大量吸收了明朝旧臣,明末党争风气也因此传入,再加上清初统治者对汉官集团的利用策略,终致南北党争形成。其间较为重要的四次争端,皆由科道官弹劾而起,但最高统治者的抉择,才是决定争端走势的根本性力量。监察制度在明末沦为党争的助力,清初基本沿袭明制,使得顺治朝仍需面对监察制度带来的政治弊端。鉴于明末教训,顺治帝十分注意监察官员的结党行为,并限制其权力,使之难以干预部院政务,因而顺治一朝的政局较为稳定。 

方拱乾父子流贬文学研究

方拱乾是清初“别有认识意义”的一位诗学名家:他出身桐城科举望族,与其流贬出关的五子,同属于顺康之际知识分子的精英群体,也是最早活跃在京城诗坛的一批桐城诗人。本论文结合方拱乾《甦庵集》康熙刻本、黄传祖《扶轮广集》《扶轮新集》诗歌选本和相关地方志等新材料,在完成方拱乾年谱简编和方孝标“认工赎罪”时期诗歌作品系年的基础上,通过对方氏父子在此期间诗歌创作的全面梳理,探讨他们的理论和创作特质,进而把握他们乱世流贬的独特生存状态和对清初诗坛、包括桐城诗学的重要影响。第一章:剖析方拱乾父子流贬的时代背景因素。主要把握两个问题:首先聚焦导致方氏父子流贬的直接原因——“丁酉科场案”,尝试将其放在顺治“文治”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对他们流贬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再探讨。其次,着力分析学界一直倍感困惑的、方拱乾流贬前“非典型性”贰臣身份形成的原因。一方面通过梳理方拱乾短暂的崇祯时期仕宦经历及其遭遇的“万死”考验,来探讨其在时代戾气伤害下,对朝廷产生的疏离感和自保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挖掘方氏家族文化中科举传家精神内涵的形成与传递,探讨方氏父子在乱世之中仍坚持儒者“兼济天下”的理想及由此对科举出仕的始终不能忘怀。第二章:梳... 

《红楼梦》隐射清顺治帝之考辨

《红楼梦》的作者有意隐藏了作品的时代特征,通过文本阅读找到写作时代留下的时世特征对解读小说具有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文本中存在一位隐形皇帝,运用历史文献对这位皇帝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论证,认为文本中所指的"今上""当今"等即顺治皇帝,被作者所隐蔽的"时世"当为顺治执政时期。 

季开生被流放黑龙江考论——清代诗人丛考之一

季开生因为上书顺治帝谏止在江南选女子入宫而被流放黑龙江,背后原因有二。一是他不忍江南地区又遭到骚扰,二是顺治帝很可能确实派人到江南选女子入宫而拒不承认。后来清廷没有大规模在民间选秀女入宫,民间也没有由此而引发骚动,季开生之上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顺治帝深夜求医治 乐显扬意外成御医

<正>明永乐年间,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世代乡医乐良才因家境不好,跟着患难与共的武昌人丁鹤年来到北京。北京在永乐准备迁都以后,迁来大批居民和大量匠人,大兴土木,市面甚是兴旺繁荣,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车往。丁鹤年在北京有家底,很快开办鹤年堂药铺,乐良才在京城仍为走街穿户的铃医。不过,乐良才家是祖传的世医,其宗亲乐显勘和乐肃宏都在南京的太医院里当过医官,乐良才医术高明, 

性聪憨朴与清初北京禅学

清初北京禅学的弘扬与发展,性聪憨朴是关键性人物。由于性聪憨朴北上京城弘法,受顺治帝的信任与青睐,创建了清初北京禅学传播谱系,乃至整个佛教的历史。本文将从性聪憨朴与顺治帝倾心禅学因缘,顺治帝"佛心天子"的参禅机缘,和性聪憨朴对清初北京禅学的贡献,三个层面论述性聪憨朴对清初北京禅学的弘扬与影响。 

顺治、康熙二帝的文化取向与戏曲的南北交流融合

<正>在封建时代,由于帝王的特殊身份,他们的文化取向和相关言行,对于宫廷戏曲乃至整个剧坛的状况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拟以清初顺治、康熙二帝为例加以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大方之家。(一)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逝世,顺治八年(1651)正月,顺治帝开始亲政,时年十四岁。对于这位年轻皇帝的言行,王公贵族不时援引太祖、太宗的遗训,加以引导和规范。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上奏: 

谈谈我对“顺治出家之迷”的看法

<正>关于清顺治皇帝是否出家当了和尚,史学界争论了300多年,至今意见分岐。清史专家大都与《清史录》《清史稿》等清朝官史保持一致。而有些野史则持否定态度,和"太后下嫁"等传闻一直在社会上传播。笔者并非史学专家,只是出于兴趣在读书中发现了一些顺治可能出家的线索,今借本刊和清史专家共同研究。 

顺治朝多尔衮神主升袝太庙浅考

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后,被尊为"成宗",神主升袝太庙,但不久遽因"谋篡"罪名,"罢追封,撤庙享"。多尔衮神主升袝太庙,是他任摄政王时熏天权势的逻辑发展,而清算其"谋篡"之罪,又是顺治帝亲政的客观需求。清代各种官修史书对多尔衮袝太庙之事讳莫如深。本文根据清宫流传下来的多尔衮享帝礼、袝庙与撤享的诏书,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对多尔衮袝庙经过、礼仪等问题进行考释。 

顺治帝与汉官集团之间的关系

顺治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在位十八载,前七年由多尔衮摄政,实际掌治天下十年左右。顺治在位期间,正是清朝由关外偏远帝国到成为统一中原内地的大一统王朝的过渡时期,随着统治领域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员投入清廷,顺治皇帝对此也颇为重视,既有对汉族官员大加任用,又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利用汉官集团之间的"南北党争",对汉族官员势力的扩张进行制约。综上所述,顺治帝对汉官的政策是较为正确的,使得清王朝在入关之后能够进行较为快速的发展。本文通过顺治皇帝重用汉官的原因以及对汉官制衡的手段逐一进行探讨。 

关于五世达赖朝清的两点思考

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是清初满藏上层间交往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与该事件紧密相关的某些重要问题仍值得探讨。基于此,本文主要对有关五世达赖入京的官员意见之争及五世达赖喇嘛的推病告归与顺治帝迟来的册封进行简要分析,以揭示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清代中轴线主要建筑的修缮与定型

<正>"帝王统御天下,必先巩固皇居,壮万国之观瞻,严九重之警卫。"①清军人关后,多尔衮为迎接顺治帝迁都北京,对一些大殿进行了略微修缮。作为封建政治象征的北京中轴线的真正恢复建设始于顺治,历经康熙、雍正两朝,至乾隆朝基本定型。顺治、康熙两朝百废待兴,其中轴线区域的修缮与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巩固皇居,即供皇帝后妃们居住使用;二是政治运作的宫殿, 

顺治帝御笔书画赐臣考

<正>清世祖福临(1638-1661年),即顺治皇帝,法名行痴,字山臆,号痴道人、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爱新觉罗氏,清朝第三代皇帝。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五日出生于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内院的"永福宫"(次西宫),其生母是庄妃(即孝庄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为科尔沁蒙古王爷之女,死 

论朝鲜朝使臣李窅眼中的顺治帝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臣李窅既敬佩顺治帝的勇武精神与豪俊气象,又恐惧其残暴与气狭性暴的性格。在他笔下,顺治被十分细腻地刻画成为"暴狞"、"荒淫自恣"的清帝形象,同时也描绘出其具有"力学中华"、"慕效华制"、"专厌胡俗"清帝形象的一面。如上的顺治形象,既是一种客观描述的结果,也是一种有意"文化误读"的产物。 

满蒙联姻视角下的顺治帝废后研究

满蒙联姻作为一项政策贯穿清朝的始终,对于清朝顺利入关以及政权的巩固都有着非凡的意义。然而,满蒙联姻并非一成不变,也经历着发展与演变。顺治帝废后便可以看做是满蒙联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由蒙古王公之女入嫁满族皇室到满族公主、格格入嫁蒙古的历史趋势。顺治帝废后不能仅仅看做处理个人感情问题那么简单,其直接影响着满蒙关系的走向,激荡着政治上的微妙变化。 

顺治朝满文档案札记

依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史料,我们断定,顺治帝福临6岁前的满语名字为fangkala(方喀拉);amba coohai ejen doro be aliha ho sˇoi mergen qin wang"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率清军进关后,改称号为doro be aliha wang hese be aliha amba coohai ejen"摄政王奉命大将军",彰显独一无二的"摄政王"地位;顺治十三年(1656年)底、十四年(1657年)初,顺治帝命将庙坛匾额去蒙古字,只书满汉两种文字。这些新观点,无不说明清初满文档案于清史研究独具的史料价值。 

雍正朝“台谏合一”原因探究

雍正帝“台谏合一”政策的推行,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首先,六科给事中自身的监察化趋势为这一政策的实行提供了内部条件,而给事中的监察化又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在制度设计上,从给事中的选任,再到升转,清廷视“俸资”为圭臬,没有建立起对言官群体的鼓励机制。此外,在认识层面上,清代统治者把明亡归咎于以六科给事中为代表的言官,为避免重蹈明朝的覆辙,清廷着手构建主流话语,主导舆论,并以此来钳制言路,将言官所条陈的事务刻意贬低,进一步挫伤言官上疏的积极性。从属于给事中的两大核心职能——“谏诤”、“封驳”也在统治者的有意压制下也无从行使,而清代前期业已形成的非制度化决策体制也强烈冲击着这两大核心职能,给事中只能言统治者所欲言,变得与一般的监察御史无疑。“台谏合一”政策的推行,也和雍正帝本人的好恶有关,科道官员参与了康熙末年的储位争夺,这无疑加剧了雍正帝对六科官员的反感,成为推动雍正帝改制的触发性因素。 

《顺治帝迎接五世达赖喇嘛图》及其叙事方式分析

<正>拉斯金(John Ruskin)说:"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辞之书、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读了其中两部才能理解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1]以画记史,寓史于画,《顺治帝迎接五世达赖喇嘛图》作为清代西藏重要的历史题材壁画,直观再现了顺治帝在北京南苑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的场景。 

顺治帝整治“学历注水”

<正>在古代官场,有进士出身头衔,比现在有博士头衔还厉害,进士出身的官员,自觉别人也认为比其他出身的同级官员荣耀得多。因此,古代官员的学历注水,就主要表现为科举考试中的舞弊。一般来说,科举考试到了会试阶段,舞弊的难度相当大。舞弊多发生在乡试,因为乡试是在省区范围内由地方官主持。因此,主持考试的地方官自主权比较大,有机会暗箱操作,徇私舞 

清顺治帝亲政后之“御制”书考释

清顺治十二年到十三年这两年的时间内,顺治帝"御制"了大量书籍。这些书籍字数少,资料范围限定于经史,且多有大臣写后序,并有内府刻本,但实录对这些书籍的记载并不规范。考各种官修书籍对顺治帝"御制"书的记载,发现各书的记载相当混乱,甚至否定这些书籍为顺治帝"御制"。从"御制"书的性质来看,有十分明显的教化性,应该与顺治帝效法明太祖有关,并借此争取人心、鼓励言官进谏。顺治十三年以后,顺治帝的兴趣转向佛教,加之不善创作,不再重视相关书籍的纂修。 

从温莎公爵和顺治帝的爱情看中英文化异同

温莎公爵和辛普森夫人的爱情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大陆,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爱情也同样受世人瞩目,他们的结合都曾受到当时正统礼制的反对,最终因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的不同有着不同的结局,本文将通过对比这两位帝王的情感经历来探讨中英皇家婚姻文化的异同。 

清代“太后当家”与太后陵寝

<正>太后作为皇帝的母亲,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有清一代,共有11位皇太后,她们是:顺治朝2位(孝庄、孝端);康熙朝2位(孝康、孝惠);雍正朝1位(孝恭);乾隆朝1位(孝圣);道光朝1位(孝和);咸丰朝1位(孝静);同治、光绪两朝2位(孝贞、孝钦);宣统朝1位(隆裕)。这11位皇太后虽然称谓一样,但差别很大。有的在新皇帝即位之初就去世了,显然对皇帝产生不了什么重要影响,比如孝端、孝康、孝恭就是这样的皇太后;有的虽然很长寿,但是,当今皇帝并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也不可 

清初皇帝的海洋思想

本文主要论述满清入关后顺治皇帝与康熙皇帝的海洋思想。顺治帝由中国的东北入主中原,大概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帝对于海洋持有较为审慎的态度,对盘踞沿海岛屿的郑成功势力采取"迁界"政策,予以削弱。其根本思想是将断绝海上贸易、动摇其经济基础作为强大的武器,从根本上断绝郑成功势力的生命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也扼住了中国大陆与东亚进行贸易的咽喉。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当时的东亚首屈一指,东亚各国极其渴望得到中国的高档手工艺品和丝绸制品。而顺治帝认为,阻断这类商品由大陆输出的通路,可以给郑成功势力的海上贸易活动以致命打击。但这样的措施,同时也给沿海地区的民众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顺治帝之后的康熙帝,采取了与之不同的海洋政策。康熙帝对海洋的认识较有远见,他看到了海洋的价值。在平定台湾的郑氏势力后,康熙帝开始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民众的海外贸易活动。康熙帝认为,如果对民众正常的海外贸易加以限制,走私者和海盗等地下势力将会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康熙帝实行推进民众海上活动及海外贸易的政策,中国民众的海上活动呈现出积极和活跃的局面。 

五世达赖喇嘛入京朝觐史实研究

五世达赖喇嘛入京朝觐是清朝初年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对清藏双方来说都影响颇深。早在满清入关前,清统治者就看到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影响力,为拉拢蒙古各部归附清朝,遂确立了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清皇太极在位时就积极采取行动延请藏传佛教高僧来京传法,而西藏格鲁派与五世达赖喇嘛也因自身面临的困境,在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的推动下遣使盛京,与清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在双方的积极努力和协调下,终于在顺治九年完成了西藏最高宗教领袖与清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在五世达赖入京朝觐的过程中,尽管也出现了许多争议和反复,但清对其实施的高规格礼遇和接待使双方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五世达赖归藏途中,清廷赐予了五世达赖金册金印,正式册封其为西藏地区最高的宗教领袖,这标志着从此之后,历代达赖喇嘛的继位都需要经过中央的册封,另一方面,固始汗也在五世达赖入京朝觐后获得了清廷的册封,正式成为清统治西藏的代言人。而清廷通过对两者实行“政教分封”的办法成功将西藏地方纳入到中央的管辖之中。五世达赖喇嘛朝觐之行确立了清与西藏之间的隶属关系,也为清最终实现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在前辈学者对五世达赖喇嘛及清藏关系... 

多情天子——顺治帝

清朝十二帝中,顺治帝是入主中原的第一帝,其在位十八年,是位24岁就离世的年轻君主。世人多认为他的短暂一生中没有多少作为,在清朝历史上影响不大,无足轻重。人们关于他的比较熟知的是他美丽风流的额娘下嫁小叔子的"丑闻"、爱妃董鄂氏的身世之谜,以及到五台山当和尚的传闻。其实,认真阅读史书就会发现还真是冤枉了这位年轻天子。 

从五世达赖朝清看西藏地方与清政权关系的历史演进

从1639年(崇德四年)皇太极致书藏巴汗和五世达赖至1653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进京朝见顺治帝,共经历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西藏地方和中国内地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本文试图用清政权敦请五世达赖进京及达赖陛见顺治帝的史实,来探析当时西藏地方与清政权之间关系的历史演进。 

顺治皇帝御用玺印

<正>历朝历代的帝后玺印存世者寥寥无几,唯明清两朝有较多的遗存。特别是清代帝后玺印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除少数因战乱散失民间和海外,绝大部分现仍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为故宫博物院颇具特色的藏品类别,是研究清代制度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宫廷史的重要资料。 

清世祖《御注道德经》研究

清世祖《御注道德经》是现今唯一保存有初刻本的皇帝注释《道德经》作品,被视为古籍善本,也是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从时代、学术背景考察清世祖《御注道德经》,能够洞悉少年天子注老以求治道的实际意图,也有助于理解《御注道德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思想包容的清世祖兼采儒、释、道思想解读《道德经》,明显体现了清初“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平实浅显、细致详明的注释艺术和反对“虚无寂灭”阐释的主张则折射出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从寻常日用入手,务实准确的解读方式与通达流畅的行文风格,使文本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思想史上,皇帝通过注老以求治道的象征意义相当突出,清世祖《御注道德经》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也显示出理论与实践脱节等历史局限。 本论文的绪论部分,着重回顾清世祖《御注道德经》的研究现状,概述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以及拟采用的学术路径和创新点。 论文第一章,以文献学视角观照清世祖《御注道德经》的著录情况、注释体例以及版本源流,通过对校不同版本,获得较好的研究底本。 论文第二章,从《御注道德经》产生的时代背景、学术思想以及注释者自身情况等三个角度,探讨主、客观条件对文本产生及其特征的影响... 

顺治皇帝出家之谜新解

<正>民间传说顺治帝不愿意当皇帝,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顺治帝确实出家当了和尚吗?有确切的证据吗?清世祖顺治帝,名爱新觉罗·福临,生于清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一六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卒于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终年仅二十四岁。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皇帝。父皇为皇太极,母后为孝庄文皇后。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在盛京沈阳暴崩。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一六四三年十月八日),六岁的福临在沈阳继位, 

清顺治朝“首崇满洲”问题简论

<正>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建立起的封建政权,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之后,清朝由地方政权跃升为全国政权。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优势地位,把"首崇满洲"确立为清朝的基本国策,尤其在顺治朝表现得更加明显。尽管清朝人关后就采取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起用明朝旧臣,顺治帝亲政后更是重用汉臣,以达到"以汉治汉"目的,但是一旦发生威胁满洲贵族利益的事件,"首崇满洲"这一基本国策就起到了突出作用,其影响贯穿于有清一代。然而,几乎未见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因此,笔者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顺治朝,并以顺治朝的中央行政机构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够有所突破,有助于清史研究的深入。 

顺治怎样和黑道势力过招?

<正>顺治帝福临6岁即位为大清皇帝,翌年进关。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为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开创的长达138年之久的三世之春建立了安定的基础。光凭这一点就让人对这位小皇帝感 

顺治帝对贪官的整饬

清军入主中原后,大量吸纳明朝的文武官员,为清朝迅速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同时也把明末官场中的贪污成风的陋习继承了下来。顺治帝亲政后,开始制定相关政策对官吏贪污进行打击限制,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汤若望:皇帝的洋爷爷和通玄教师

北京阜成门外一片密林深处,静静地矗立着几座墓碑。其中的一座很奇怪:两米多高的墓碑,上方残缺一段,中部有水泥粘连的痕迹;墓碑倒置,本该出现在背面的碑文却密密麻麻地刻在正面,而这段饱含深情的祭祀碑文,竟出自康熙帝之手。那么墓主究竟是谁?他何以得到如此高规格的追思呢?转到墓碑背面,答案揭晓——"耶稣会士汤公之墓"。墓主正是明末清初德国来华传教士汤若望。"残首断腰"、背向而立的墓碑,似乎要给每位前来瞻仰的游人讲述东西方交流进程中几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顺治帝对贪官的整饬措施

清军入主中原后,大量吸纳明朝的文武官员,为清朝迅速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也把明末官场中的贪污成风的陋习继承了下来。顺治帝亲政后,开始制订相关政策对官吏贪污进行打击限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传教士汤若望为何能在明清两朝游刃有余

<正>明末清初,一批欧洲传教士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都与欧洲不同。传教士要对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传教,困难是很多的。利玛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 

顺治帝对官僚队伍中明末陋习的整饬

清军入主中原后,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并大量吸纳明朝的文武官员,为清朝迅速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同时也把明末官场中的陋习继承了下来。多尔衮摄政时期,由于军事斗争频繁,未能对这些陋习大力整顿。顺治帝亲政后,反清势力局限于东南,西南一隅,清朝统治日趋稳固,顺治帝开始对明末陋习进行大力整顿。 

清初对江南缙绅的政策及其变化

清初,降清的大批故明汉官成为清朝入关后政治、军事不断取得胜利和稳固统治的重要力量,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依靠、任用汉官,将其视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在涉及满汉矛盾和动摇满洲贵族集团根本利益问题上,毫不犹豫地惩治汉官中异己分子。顺治帝亲政后大胆任用汉官,同时对降清汉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特别是对江南籍汉官的猜忌和打压尤为明显。严厉惩处江南籍汉官和严禁结社订盟的政策,表明顺治帝对江南文人崇尚气节、复明排满情绪以及可能出现蔓延之势的极度忧虑和恐惧。清初对江南缙绅的猜忌、提防和弹压,是在清朝入关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冲突的反映。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臻巩固和关外守旧满洲贵族的逐步消失,面对新形势,清统治者对江南缙绅的政策也产生了某些变化。 

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与谏议——以顺治朝为例

董仲舒在论证君权神授,以确保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同时,为避免皇权的过分膨胀阻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提出了限制王权的灾异谴告说。天人感应理论把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通过灾异示警,迫使统治者省察自身、广开言路;而臣子也会借此对皇帝的某些不当行为,以及当时亟待解决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谏言。通过顺治朝灾异发生时君臣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王因灾异下诏求言和臣工因灾异进言已成为谏议制度的内容之一。 

清代经筵制度沿革

清代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经筵制度的最后形态,其本身可以分为确立、鼎盛、变质、停滞、衰亡五个时期。清代经筵制度在顺治末年得以确立,其主要内容是经筵、日讲和"进呈经义"。日讲在康熙二十五年停止,"进呈经义"在乾隆时期结束,每年一度的经筵仪式在咸丰十年以后也消失了,同治、光绪年间所保留的只不过是对康乾盛世的留恋与回忆。 

顺治出家了吗?

<正>民间盛传,顺治在二十四岁那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到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 

清宫疑案揭秘(连载二)

清朝凡295年间,宫廷发生了许多疑案,流传较广的如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世宗夺嫡、雍正被刺、乾隆身世、慈安暴薨、同治之死、光绪猝亡等。这些疑案影响很大,疑点多多,主人身份亦高(涉及5个皇帝、两个太后),百多年来的小说、野史、戏曲多有反映,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影视作品,无论“正剧”还是“戏说”,涉猎清宫疑案题材的,可谓林林总总,热闹非凡。为使广大读者获取正确的历史知识,通过对疑案的揭秘了解历史真相,本刊从今年第3期起,连载石玉新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 

漫谈《顺治与董鄂妃》里对立面人物吴克善的塑造

<正>1989年,佛山青年粤剧团排演了新编历史传奇粤剧《顺治与董鄂妃》(编剧:李悦强)。历经第三届广东省艺术节、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中南),第三届中国戏剧节、第一届羊城国际粤剧节,并出访美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地区,好评如 

越剧 四姐妹从艺七十载

<正> 1 电视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2 《木兰从军》1944年,袁雪芬饰花木兰。3 《顺治帝》1948年,徐玉兰饰顺治帝。4 《单恋》1947年,范瑞娟饰宣武野。5 《黄金与美人》1944年,傅全香(右)、徐玉兰(左)。6 《十八相送》1939年,袁雪芬饰祝英台(左)。 

顺治帝福临继位原因新析

皇太极逝世后,由六岁幼童福临继位,是清朝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以维护皇权力量为代表的两黄旗大臣,审时度势,率先提出“必立皇子”的正确方案。并采取措施,调动军队包围诸王议立帝位的会场,以武力迫使豪格退出竞争,多尔衮主动妥协。福临得以继位,是因为皇太极生前有意安排,使他的嫡长子身份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皇太极十几年来加强皇权,抑制王权的胜利。 

顺治帝的童年时代

<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孩提时期,对于幼年继位的封建帝王来说,他们的童年往往不同寻常,更富有斑斓色彩。明清两代544 年历程,总计26位皇帝(清太祖、太宗不计在内)。其中7人是10 岁前登极,在紫禁城的金銮宝座上,度过他们的童年时代。7位封建社会晚期的髻龄天子内,当属顺治帝福临的童年,最为坎坷不幸。福临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崇德三年十月三十日(1638年3 

顺治帝的童年时代

<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孩提时期,对于幼年继位的封建帝王来说,他们的童年往往不同寻常,更富有斑斓色彩。明清两代544 年历程,总计26位皇帝(清太祖、太宗不计在内)。其中7人是10 岁前登极,在紫禁城的金銮宝座上,度过他们的童年时代。7位封建社会晚期的髻龄天子内,当属顺治帝福临的童年,最为坎坷不幸。福临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崇德三年十月三十日(1638年3 

顺治帝与董小宛?

顺治帝与董小宛?告诉你真实的老故事不知从何时起,“戏说”一两百年前的事引起了先是港台后是大陆影视创作者们的兴趣,于是编导出了一部部系列连续剧,《戏说乾隆》、《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慈禧西行》、《日落紫禁城》等等。百年间演义出的故事好,电视... 

顺治帝的幼儿时代

<正> 一个人的幼儿期,是指从周岁到6、7岁这段时间,它是人生的最初阶段,对于每个人的成长发育起有关键性作用。像所有的人一样,封建帝王也有自己的幼儿阶段。若以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帝福临而言,他的幼儿生活就能折射出十七世纪前期满族社会的 

顺治帝与十三衙门

明代的宦官之祸影响及清季.然而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却设立了宦官衙门——史称“十三衙门”;康熙皇帝即位后,迅即取消了十三衙门而设内务府,避免重蹈明亡之辙.本文主要研究顺治帝设立十三衙门的原因、情况及结果. 

五世达赖喇嘛入觐述论

五世达赖喇嘛法名阿旺罗桑嘉措,是西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为清初加强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权的关系,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也得到了清政府的确认,从而为藏传佛教的广为传播创造了条件。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对五世达赖喇嘛入觐问题的研究尚不系统深入。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蒙、汉文档案史料,论达了五世达赖喇嘛入觐这一清初重要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及其意义。 

杨绍武智耙国舅

杨绍武智耙国舅柯国政杨绍武富平老庙笃祜村人清朝顺治年间任浙江绍兴县令他为官清正疾恶如仇至今还流传着他智耙国舅的故事说的是顺治帝之小舅崛居绍境依仗皇权横行乡里胡作非为一次强纳一村姑为妾村姑坚决不从他便指使人硬抢在虎狼淫威下... 

顺治帝历史作用浅析

满清王朝在汉族集聚地之所以能有几百年的发展,顺治帝的奠基之功不可没。首先,改多尔衮的“勤兵黩武”为抚剿并重,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其次,恢复经济,整顿吏治,改善政治,提高国家机器的行政效率,以增强发展自己的实力。再次,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汉化政策,摆脱“极弊之势” 

汤若望谏止顺治帝亲征

<正>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初,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从根据地舟山出兵北上,以少司马张煌言为监军,率师伐清。郑军从海路入江苏,佔领瓜州、镇江,并进兵围攻南京(清朝时称江宁)。又派张煌言另率一支部队,攻打芜湖一带。江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相继纳款归降。一时之间,清朝半壁江山震动,几乎成为恢复朱明社稷的一次极好机会。 

清代顺治、康熙两帝最初的寝宫

<正> 北京故宫,自明代永乐十八年建成后,朱棣即以内廷后三宫之一的乾清宫作为自己的寝宫,相沿至崇祯帝朱由检,先后有14位皇帝在乾清宫居住。清入关后,将明故宫作为有清一代的皇宫,一切建置均沿袭明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虽然在形制上承袭了明制,但在使用上与明代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例如坤宁宫,明代曾是正宫皇后的寝宫,清初仿盛京清宁宫的形制,对坤宁宫前檐的外檐装修及室内进行了改建,将坤宁宫 

严惩贪官──顺治帝治吏的一个重要特点

严惩贪官──顺治帝治吏的一个重要特点杨洪榜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公元1638—1661)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他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治国十年,二十四岁便英年早逝。他亲政的十年里,可以说并无重大建树,没有康熙乾隆那么多的“显绩”,但他... 

《顺治帝》出版

《顺治帝》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远廉研究员撰写的第一部全面、深入论述顺治皇帝福临的学术专著《顺治帝》,已于1993年6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本书共分九章:傀儡幼帝朝不保夕;乾纲独断欲创伟业;困境求存减贡蠲税;惩贪除霸察吏安民;... 

论清初顺治帝的改革

<正> 清入关后,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其前人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摄政王多尔衮改革的基础上,参照明制继续进行社会改革。顺治帝的改革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满族入关以后,面临的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封建社会,而且当时社会正处于王朝交替、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期。各种势力都在重新组合,各种矛盾和斗争交 

金圣叹与顺治帝

<正> 金圣叹于其言行中涉及顺治者有二:一在《沉吟楼诗选》中之《春感八首》及序;一在哭庙案刑讯中之“口呼先帝”。金圣叹对顺治的真实思想究竟怎样,这是正确评价金圣叹晚年思想之关键所在,也是金圣叹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正确评价的前提是弄清事实。在《春感八首》序中,金圣叹曾自云:“顺治庚子正月, 

清初满洲贵族集团内争与皇权加强

<正>清初政治斗争的复杂化,造成统治阶级成分构成的复杂化和斗争内容的多样化。满洲贵族围绕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问题而展开的矛盾斗争,是清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本文拟就此问题作初步的评述。 一 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是满洲贵族之间矛盾的基本线索。 

顺治帝繼位之謎

皇太极去世后,围绕皇位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太宗十一弟多尔袞在与太宗长子豪格经过几番较量之后,拥立太宗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从而实现了自己掌握实权的目的。 

顺治帝与清初的“法明”政策

<正> 孟森先生曾经指出:“明祖有国……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而后亡。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底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他的这个见解是很值得重视的。清朝之所以能够取代明朝,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清初 

清东陵石牌坊夹柱石浮雕瑞兽造型之考与辨

清东陵石牌坊位于清东陵的正门位置,是顺治帝逝后由康熙帝为其所修建的门洞式纪念性建筑,也是文章所研究内容的载体,附带有“引魂升仙”的天门寓意,是帝王“魂气”飞升时应跨越的第一道门槛。文章主要以清东陵石牌坊夹柱石浮雕瑞兽造型作为研究点,考证瑞兽浮雕在清东陵石牌坊中的具体运用寓意,该寓意主要围绕“引魂升仙”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根据浮雕中瑞兽雕刻种类分为双狮滚绣球、云龙戏珠和蔓草异兽浮雕三个部分进行研究,通过对浮雕整体构图分布和使用纹样寓意,论证三类瑞兽浮雕的使用均符合石牌坊“引魂升仙”的主体寓意;其次,通过对前两类瑞兽浮雕的起源意义、造型种类、造型演变和寓意变化,分析出双狮是对帝王“魂气”进入“引魂升仙”过程的喜悦与祝福之情,云龙是表现出帝王“魂气”附魂于龙的飞升过程;再次,通过对蔓草异兽瑞兽造型进行名称辨析、造型研究和寓意分析,总结出蔓草异兽为“含花龙”,是由摩羯纹与夔龙纹相结合而形成的历史产物,以及蔓草异兽浮雕的运用寓意为“引魂升仙”的前提条件,是对修行者进行的一种心灵考验,也是通往彼岸的心灵之路;最后,通过三类浮雕的造型研究及各自运用寓意,分析出三类瑞兽造型的运用,受到建筑物主... 

《五世达赖喇嘛传》文学研究

《五世达赖喇嘛传》,又称《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传》《阿旺罗桑嘉措幻戏人间的故事——云裳》《萨霍尔僧人阿旺洛桑嘉措幻化游戏之传记·轻縠妙衣》等,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年)的自传,编写于1672年至1681年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僧俗信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称为“伟大的五世”,一生致力于西藏地方的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藏族与汉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关系的交流、发展,对于西藏地方的和平稳定以及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五世达赖喇嘛在宗教、历史、文学、历法和藏医药等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一生著述甚多,《五世达赖喇嘛传》就是其中之一。该传是在自己的见闻、司书人员的记录等各种资料的基础之上编写而成的,其中司书人员的记录是《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奠定了《五世达赖喇嘛传》“实录式”风格的基础,扩大了《五世达赖喇嘛传》的写作范围,增强了传记的文献价值。在内容上,《五世达赖喇嘛传》继承了藏族高僧传记的写作传统以传主的宗教活动为线索,突出传主“善巧、戒严、贤善”三功德,呈现了丰富的神秘文化,反映出深刻的佛教思想。同时,... 

康熙帝东巡与东北边疆防务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帝王巡省是指帝王离开京畿巡视地方与边疆的重大政治活动。历代皇帝出巡目的、性质、规模、评价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有清一代先后有四位皇帝十次前往盛京谒陵祭祖,康熙帝三次、乾隆帝四次、嘉庆帝二次、道光帝一次。四位皇帝出关亲临东北盛京、吉林等地谒陵祭祖等一系列活动称之为“东巡”。东巡除了祭拜祖先,“用展孝思”之外,还进行考察民情吏治、联络招抚蒙古、考察部署边备、行围狩猎习武、赏赐宗亲勋贵等活动。由此可见东巡除了祭祖之外还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集家事和国事于一体,对东北地区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康熙帝东巡正值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地区,面对这一影响东北“根本之地”领土完整与安全稳定的现实威胁,康熙帝首次东巡期间便开始筹划对策,将宁古塔将军分置吉林,并采取释放与安置流人,招抚新满洲等措施来增强边防力量;第二次东巡康熙帝加强了东北边疆边防,并开始部署反俄战争,最终取得两次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并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第三次东巡,虽然解除了沙俄入侵的直接威胁,为了东北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康熙帝在东巡期间对东北边疆防务进行调整与完善。可见康熙帝东巡除了谒陵祭祖的目的之外,还带有视察... 

从祁充格的宦海浮沉看清初政治演变

清初文臣祁充格由荣转衰、复荣再衰的仕途经历反映出清初旗主对旗人的影响远远超过皇权,祁充格的悲剧命运是由他的国家官员和隶属旗主的旗人双重身份决定的,是摄政王多尔衮与顺治帝权力更迭的必然结果。 

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顺治康熙时期的帝师身份研究

帝师作为帝王的教育者、思想灌输者,对统治者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顺治时期的帝师群体包括精通儒学的经筵讲官、佛教禅师、西方传教士。康熙时期的帝师群体经筵日讲讲官人数扩大,清廷对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政策,由允许传教逐渐转变为限制、禁止传教,没有为皇帝讲授佛教教义的帝师。帝师群体反映着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文化、宗教等政策。 

“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

“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 

崇德年间满藏互使史实考辨

崇德年间满藏互使是清初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清朝、蒙古、西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天聪年间,皇太极就表示日后可借道鄂尔多斯地区遣使西藏。崇德年间,喀尔喀欲与清朝共同出使西藏往邀达赖喇嘛,清朝为此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但由于皇太极与札萨克图汗政治上的对立和清朝对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不满,组建联合使团一事最终破产。崇德五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出使清朝。崇德八年,皇太极遣使随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进藏,清朝与西藏实现了首次互使。在此基础上,顺治帝正式代表清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实现了两人的历史性会面。崇德年间满藏互使是清朝构建治藏体系的基石,对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一家独大和西藏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此外,崇德年间满藏互使又是清朝将西藏纳入版图,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序曲,对西藏、对蒙古、对整个藩部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是清朝藩部二百余年和平与安宁的开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客观、全面地梳理崇德年间满藏互使的脉络,并对一些史实加以考辨。本文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清朝与西藏的早期联系。梳理了喀尔喀欲与清朝组建联合使团出使西藏的过程,并分析了联合使团最终未能成行... 

清代中轴线的修缮与建设

<正>北京中轴线是我国古代礼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象征,它最后定型并达到全盛面貌是在清代中期,尤其是清前期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对中轴线的恢复与建设,为清代中轴线的辉煌奠定了重要基础。顺治朝的修缮与重建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京师后,为了迎接顺治帝移驾北京,开始了对宫殿的修缮。这是清代建设中轴线的开始。清政权正式迁都北京后,中轴线区域宫殿的修缮陆续展开。立 

《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

《孝经》与清代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即《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的关系。自顺治帝将《孝经》纳入科举考试,以论体出题从而衍生"孝经论"的科举文体。这一科举文体成为清代科举选才的一个特殊标准,历经数朝的变动与争议,最终在乾隆末年退出科举乡、会试。探究"孝经论"的衍出及其流变,既可以展现清代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的用意,也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科举选才取向的复杂内涵。 

顺治皇帝的孚斋

<正>清世祖顺治帝是清朝入关后的首位皇帝,也是清朝倾心汉文化最深的皇帝之一。孚斋是顺治皇帝的书斋,顺治帝在位的最后几年中,日常俱在孚斋读书游息,召见汉族士人和僧人。然而顺治帝去世后,他生前对汉文化的热爱对汉族士人和僧人的亲近,都被孝庄皇太后和满洲亲贵大臣大肆批判。(姚念慈《评清世祖遗诏》,《清初政治史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孚斋作为顺治帝接受汉化的重要证据,斋名被清代官书抹去不提,斋中布局不复旧貌,甚至 

从清代满蒙文档案看“非汉”群体的中国观

本文主要利用清代遗留下来的满蒙文档案文献中的有关汉(尼堪)、中国(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记载、表述,考察包括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和蒙、藏以及中亚、俄国等地区和国家等"非汉"群体,在清朝初年对于新生的清朝政权的认识,进而探讨此类"表述"背后所体现出的满蒙藏各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清朝国家属性的认知。本文的"非汉"文献的解读结果表明,"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与学者们根据汉文官方文献所得出的中国观并无二致。 

清初统治者与曲阜衍圣公关系研究

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满清王朝。但由于"异族"统治,广大汉族百姓并不认可新政权。为维护统治,清初统治者一方面积极拉拢、利用作为文化意识标杆的衍圣公,对其"优渥";另一方面,对衍圣公的权利及行为也进行限制。而衍圣公也认清了当时的社会局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积极配合并执行新政权的政令,以示衷心。本文主要剖析顺治朝统治者与衍圣公的关系,并分析二者关系形成的原因,以此揭示二者互相利用的实质,展露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的黑暗面目。 

清内府刻满汉合璧本《御制劝善要言》考辨

成书于顺治十二年的《御制劝善要言》,是清代内府诸多刻书中的一种,流传下来的内府刻本有汉文本、满文本和满汉合璧本。数百年来对于此书的版本流传出现了两种错误:一是光绪帝误认为此书只有满文本而进行了重新翻译刊布,形成了满汉合璧本;二是近代以来将此合璧本误认作是顺治年刊成的。针对这两种错误认识,需对此书的版本刊布情况进行辨别清理。 

顾实汗及其与清朝政权的关系研究

清军入关前,顾实汗就遣使赴盛京向皇太极纳贡通好。清朝统一全国后,顾实汗以青藏高原为基础,一直与清朝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文章以此为线索,探讨顾实汗控制青藏高原藏区及其与清朝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