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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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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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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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标签：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在位四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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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认真考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阮太冲集》作者阮汉闻的生平及其著述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与研究。
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官修北京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从分析其体例结构和纂修特点入手,将它与清人纂修的康熙、光绪《顺天府志》和乾隆《日下旧闻考》作了基本比较,指出志书究竟是篇幅宏大好还是简明扼要好,何为质量上乘的精品佳志,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认为从版本学、方志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而言,万历《顺天府志》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宛平知县沈榜撰写的《宛署杂记》,保留了万历前期该县大量的经济数据。通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的梳理,可以看出,当时该县已陷于入不敷出的财政窘境,主要原因是朝廷免除了下等铺户纳银,提高了契税的起征点并降低了税率,而该县承担的经费不但未能相应减免,反而逐渐增加。在赋役改革方面,该县取得明显进展,绝大多数项目都实现了纳银化或以银计算,夏税、秋粮内各项已合并征收,部分徭役摊入地亩。但也应看到,赋役改革远未最终完成,起运的地点和数量仍然极其琐碎分散,力役在徭役结构中仍然点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各地粮草物料的纳银化,北京的"商役"日益沉重,造成了经济凋敝和民生艰困。
北京最早的方志可追溯到秦代,《燕十事》和《燕丹子》有涉及燕国的记载。现存最早的方志为元朝的《析津志》;明代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方志;清朝光绪《顺天府志》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部志书,也是流传最广的府志。
A Discussion of Gazetteer of Shuntian Prefecture of the Kangxi Reign本文考证张吉午的经历及其同《康熙顺天府志》的关系,论述《康熙顺天府志》的成书时间、基本内容、版本特征、重要价值,提出《康熙顺天府志》为世间孤本的论断。
<正> 明代文人袁宏道集中有一篇颇受人们喜爱的短文——《答梅客生》,全文如下: 一春寒甚。西直门外,柳尚无萌蘖。花朝之夕,月甚明,寒风割目,与舍弟闲步东直道上,兴不可遏。遂由北安门至药王庙,观御河水。时冰皮未解,一望浩白,冷光与月相磨,寒气酸骨。趋至崇国寺,寂无一人,风铃之声,与?吠相应答。殿上题额及古碑字,了了可读。树上寒鸦,拍之不惊,以砾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大风吼檐,阴沙四集,拥面疾趋,齿牙涩涩有声。为乐未几,苦已百倍。 数日后,又与舍弟一观满井,枯条数茎,略无新意。京师之春如此,穷官之兴可知也！ 冬间闭门,著得《广庄》七篇,谨呈教。
<正> 北京历史文献,主要是指记述首都北京历史的专著。北京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自元代以来,它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记述北京历史的书籍日益增多,一些著名的学者,尽毕生的精力,编撰了大量的北京历史著作,给我们留下了难得而富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改朝换代,饱经沧桑,有些历史文献未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只能从历代编纂的经籍志、
<正> 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地方志,肇始久远,卷帙浩繁,而北京方志居其一。本文以年经志纬,就北京方志的源流、发展、兼及其特点、价值,作一探索与概述。
<正> 首都北京是一座驰名中外的文明古都,从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封召公于燕,至今已有三千零三十八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历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北京地方历史文献就是其中一种极为珍贵的历史
<正> 一 "宛署杂记"二十卷,题临江沈榜辑。卷首有万历癸巳（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顺天府尹谢杰叙及壬辰（二十年,公元1592年）自序,卷末有万历壬辰吴楚材后序。每页九行,行十八字。板心有刻工姓名。"钱塘朱世臣写,宛陵徐轩刊"。沈榜字子登,湖广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由举人历知内乡、东明、上元三县。万历十八年任宛平知县。万历初,宛平税契银顿减,时有李守约、王纪、沈杰等伪刻府县印板,遇买宅者公然税用,罔利行私。榜密访税课不足之由,逮捕律讯,追银入官。巡城御史邵以仁风闻不实,劾榜"滥罚愚民,食污可駭",乞罢其官。榜先后牒申,按臣上疏理之。部臣复奏以御史所劾为诬,仍留任。治宛期间,颇能
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官修北京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从分析其体例结构和纂修特点入手,将它与清人纂修的康熙、光绪《顺天府志》和乾隆《日下旧闻考》作了基本比较,指出志书究竟是篇幅宏大好还是简明扼要好,何为质量上乘的精品佳志,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认为从版本学、方志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而言,万历《顺天府志》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向比较繁荣,但由于资料稀缺,对于作为社会经济重要指标的物价和工资,却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研究。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保存下来的物价资料较为丰富,应当系统地加以搜集、整理和分析,为最终建立一个物价变动的时间序列奠定基础。在分别纂成于万历九年（1581）的《万历会计录》、万历二十年（1592）的《宛署杂记》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工部厂库须知》中,保存了多种物品和劳务的价格,其中部分物品的价格可以进行前后比较。
<正> 劳动的直接掠夺与剥削,是以社会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的原始性为基础的。与土地关系结合着的工役制,和封建统治关系下“力役之征”的所谓“国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之类的属于赋税性质的徭役,是一致的。工役制是在分地制下等于实物工资式的一部分无偿劳动,亦即所谓“徭役”。但与属于封建皇朝赋税性质的力役不大同,虽然它
<正>蓟州自明初以来,军事征伐不断,且有驻军操练镇守。然蓟之始为重镇,则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设置经略蓟镇总督之后。鉴于有关记录蓟镇军事沿革的典籍,大多迄断于隆庆末万历初,而蓟镇自谭纶、戚继光去职,颓势已经显现。由是,笔者于近日查阅到的袁黄所撰《复抚按边关十议》的论文,遂成为全面反映万历中叶蓟镇军事运作情况、滋生弊病和纠绳建议的难得的资料。现依据该资料的内容,
回回经学教育是指中国讲汉语的穆斯林“回回”的伊斯兰经学教育。本文利用清代的《经学系传谱》与《冈志》、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伊斯兰碑刻与家谱等,重点考察明万历至清康熙约150年间的回回经学教育及其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形成的重要意义。本文在简要导言之后分为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从总体上研究回回经学教育。一般认为,中国回回经学教育由胡登州大师开创。本文在利用中外文献,推证唐宋时代回回经学在华存在的逻辑可能之后,着重从《世界征服者史》中发现的Madaris在华兴办的记载,结合4方元碑的记录,证明元代汉地已存在回回经学教育;继而从3方明碑的记载,考证回回经学教育在明代前期的继续存在。由此说明胡登洲大师是回回经学教育的集大成者,而非开创者。本文还利用《明实录》的记载,考证教授胡登洲的天房进贡缠头叟,可能是明万历四年（1576）入华的天方使臣;并指出他在教育上的两大贡献。本文通过对明万历至清康熙间的回回经学教育的考察,归纳出汉地回回经学的四种类型及两种教学层次;并从财政来源、经理学务、讲堂、学舍及管理制度五个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回回经学教育的运转;统计出当时中国回回经学的地理分布,并讨论了当时的15个教学中心...
明代是继汉唐宋之后,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农业、商业、手工业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发展达到了鼎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明代又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缓慢时期,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可以说明代是一个很矛盾的时期,既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也是一个落寞的时代,而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变化很快,且有别于其他朝代,更和明代前期也有不同,是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明会典》是一部官修政书,记载了明代的典章制度,具有行政法典的性质,为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据,同时也补充了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凡《明史》所未载者,多有交代,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献。《明会典》前后一共修定了多次,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万历《明会典》和正德《明会典》两部,那么两部《明会典》记载的内容,虽然大部分会相同,但是也一定出现内容不同的地方,这正好可以反应出明朝前期和中后期社会经济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或者说是变化,再通过这些变化提取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比较两部《明会典》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对其进行研究,发现明代社会经济变化发展,最终得到纠结伦...
<正>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参考大量史书以及文献,向我们讲述了公元1587年,也就是明朝万历皇帝的第十五年,紫禁城内所发生的巨变,以及一个王朝的衰落。这本书共七章,分别是"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从标题可以看出,每一章都有一个核心,似乎独立成章,但是
《万历十五年》于1981年出版,除影响了史学界对于历史书写问题的研究,也从多个方面丰富了对万历皇帝的研究。黄仁宇以六个主要历史人物为主题,以介于商业性和学术性之间的方式阐述对明朝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通过对明朝文官制度以及万历身边人物关系的研究,黄仁宇描绘了一个多维立体的万历形象——作为一个皇权符号与作为一个人之间的矛盾,作为拥有皇权的皇帝与代表绅权的文官之间的矛盾。
<正>权力是改革的必备条件,要改变朝廷的腐败局面,必须掌握真正的权力。张居正多次试探万历皇帝对他掌权的态度。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御史刘台疏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目无朝廷;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一些同僚参劾张居正父死不奔丧,在于留恋首辅大权;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弹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独揽朝纲。面对汹涌舆论,张居正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以谢弹劾之人,都被皇帝恳切挽留而止。
《万历十五年》于1981年出版,除影响了史学界对于历史书写问题的研究,也从多个方面丰富了对万历皇帝的研究。黄仁宇以六个主要历史人物为主题,以介于商业性和学术性之间的方式阐述对明朝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通过对明朝文官制度以及万历身边人物关系的研究,黄仁宇描绘了一个多维立体的万历形象——作为一个皇权符号与作为一个人之间的矛盾,作为拥有皇权的皇帝与代表绅权的文官之间的矛盾。
<正>权力是改革的必备条件,要改变朝廷的腐败局面,必须掌握真正的权力。张居正多次试探万历皇帝对他掌权的态度。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御史刘台疏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目无朝廷;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一些同僚参劾张居正父死不奔丧,在于留恋首辅大权;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弹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独揽朝纲。面对汹涌舆论,张居正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以谢弹劾之人,都被皇帝恳切挽留而止。
明代中期以后,黄河的频繁决口给运河治理带来了很大困难。漕运中断,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隆万之际,开泇河以避黄行运与开胶莱河通海运之议再起,其间政治斗争复杂多变。在经历了两次挫折后,面对重开新水道困难较大、难以实现的事实,张居正等把注意力集中到治理黄河上来。运河的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命运密切相连。
张居正主政期间户部除编纂《万历会计录》清理本衙门负责的经费外,还于万历七年至九年对原本不属于户部核算范围的地方衙门公差、公费（即"四差银"）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和清理,并且编定了册籍。这一改革是明代户部全面掌握地方徭役折银收入的首次系统尝试,是明代财政集权化过程的重要一环。由此产生的数据也可以为我们推断万历初年全国四差银规模提供参考。
《万历邸钞》系明代万历年间的邸报摘录。这本书未著作者姓名,学界多认为系明人所编纂。由于明代流传至今的邸报并不多,《万历邸钞》就显得十分有研究的必要。学界多从宏观角度上对《万历邸钞》进行理论的概括。相比较之下,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万历邸钞》的成果较少。这篇论文正是通过史料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万历邸钞》的史料价值。文章梳理了学界目前关于《万历邸钞》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相关研究的不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万历邸钞》进行了概述。重点围绕《万历邸钞》的作者问题提出了一点看法。小野和子提出《万历邸钞》系钱一本编纂,这一观点十分新颖。但小野和子所找到的证据并不能确定《万历邸钞》系钱一本所编纂,《万历邸钞》只是有很大可能系钱一本编纂。同时,《万历邸钞》也有可能出自其他人之手。甚至也有可能由钱一本和吴亮两人合著。毕竟吴亮和钱一本关系紧密,志同道合,且两人都有“邸钞”的著作,故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万历邸钞》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内容广泛。通过将《万历邸钞》中材料分类并与其它文献的记载相互比较可以看出《万历邸钞》所涵盖内容十分广泛,从皇室生活到天灾天象皆有收录。且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万历邸钞》...
<正>中国政治有阴有阳,这个道理年轻气盛的万历帝不懂;张居正把自己包装得过于成功,反而造成了身后的失败。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早在万历九年的上半年,在进行了一次割除痔疮的手术之后,张居正就开始生病。虽然请的是名医动刀,但是术后张居正就下不了床了。他向皇帝汇报说:"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
<正>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读,其中,笔者认为,家庭教育是塑造中国人性格的基础过程。在繁重的课业之中,小皇帝万历（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因此又称万历帝）其实只有一项真正喜欢,那就是书法。因为需要批答奏折和题字,书法是皇帝必备的修养之一。在老师的安排下,万历从赵孟頫的字习起,并临摹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名家。皇帝家的条件自然是普通人不能比的,小皇帝身边常携带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虞世南的《乐毅论》、米芾的《文赋》等字帖,没事就拿出来揣摹一番。因此,十多岁时,神宗已能写出
<正>曾被寄予"千古圣君"厚望的朱翊钧,为何最终只为历史留下了"明朝亡于万历"?朱翊钧（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因此又称万历帝）小时候在学习上本来很自觉。朝鲜使臣记载,小万历帝勤政好学,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模范:因闻皇上讲学之勤,三六九日,则无不视朝,其余日则虽寒暑之极,不辍经筵。四书则方讲孟子,纲目至于唐纪。日出坐殿,则讲官立讲。……虚心好问,而圣学日进于高明。下怀尽达,而庶政无不修,至午乃罢,仍赐
史学界历来认为张居正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晚明危机,抑制宫廷消费是其财政改革的内容之一。翻检《明神宗实录》,从明神宗即位到万历十四年,大致是张居正实施改革与其死后被清算的历史过程,通过宫廷财政重新审视张居正改革,既没有在撙节宫廷消费上取得成功,也没有养成明神宗的俭德,宫廷财政的恶性膨胀在张居正死后走向新高峰。
张居正对朱正色十分赏识,朱正色则对张居正敬重有加。这正符合张居正与湖北地方官关系的一般模式。但朱正色对张府权势的冒犯则迥异于这一模式中湖北地方官员对张府的纵容包庇。尽管张居正本人不断向湖北官员表达"兢兢自守"之意,但权力极易滋生腐败,其远在荆州的老家却仍然存在"门户失守"的问题,并由此成为其"过在身家"的一个重要罪证。朱正色这一案例为观察和理解张居正这一争议性人物提供了一个特定视角。
<正>北京国子监"十三经碑林"展厅内,有一通明代"国子监题名记"碑。碑通高206cm,宽85cm。碑身断为三截,左下角亦断。该碑系就元碑洗磨后重刻,原在国子监辟雍殿东厢正堂之右,南向。由于久经风雨剥蚀,碑文磨泐殆尽,幸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该碑拓片一通（北京8370-1）,额题"国子监题名记",篆书;上截右题"国子监祭酒司业题名记",记文大部分清晰可辨;中刻祭酒题名,碑文大半磨泐不辨;下截刻司业题名,字迹完全磨灭,记文与题名俱楷书。
<正>万历皇帝喜爱书法。毕竟是一国之君,挥毫写字,从来不把福禄寿之类的吉语嘉言放在首位,而是"讲政治",讲道统。一五七四年,万历皇帝十岁,一天,他在紫禁城文华殿读书,大学士申时行侍读。根据张居正等人的安排,万历皇帝每天的课程有经书、书法、历史。这三项,万历皇帝无不喜爱。
<正>发掘于1977年的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合葬墓位于北京海淀区八里庄。李伟的棺椁已被盗掘,残存器物很少;其夫人王氏的棺椁虽朽坏但未被盗,出土器物较多,其中两件带铭文的银器尤为值得重视。一件为银盆,外底正中直行镌"慈寧宫",环行镌"大明万历壬午年御
万历皇帝生性懒惰,刚过30岁,就借口身体不好,躲在后宫一连数月不上朝,连内阁大臣都轻易见不着他。一位有责任心的御史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连上三道奏疏,让他出来上朝。万历笑呵呵地扣下奏疏,留中不发。又命亲信太监悄悄地去给这位御史家里送去100两银子,叫他以后不要再乱提建议。是奖励,还是贿赂,不得而知?
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官修北京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从分析其体例结构和纂修特点入手,将它与清人纂修的康熙、光绪《顺天府志》和乾隆《日下旧闻考》作了基本比较,指出志书究竟是篇幅宏大好还是简明扼要好,何为质量上乘的精品佳志,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认为从版本学、方志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而言,万历《顺天府志》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明代对于贪腐问题的治理方式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关注,这一关注以往主要集中在明代的前期。明王朝建立初期,元末政治腐败带来的后果使明太祖朱元璋触目惊心,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对贪腐行为采取“重刑主义”严加惩处且贯彻始终。在《大明律》中,对于贪腐行为的处罚要远较唐律与元律为重。而且,为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还制定了《明大诰》,其用刑又远较《大明律》严酷。即便如此,在处理与贪腐有关的案件时,还存在着大量酷烈的法外用刑。但是,“重典治贪”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终洪武一朝,贪腐行为始终存在。此外,朱元璋还规定子孙后代不得变更他所确立的“成宪”。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不断地发展变化,“祖宗成宪”在规范、调整社会关系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再加之条例开始出现冗杂与相互冲突矛盾,对法律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俱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因时对法律进行修订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一系列的论争,终于在弘治十三年颁布了《问刑条例》,自此“律例并行”。《问刑条例》在嘉靖朝与万历朝进行过两次修订,并于嘉靖朝正式附于律后,万历朝则开创了“律例合刊”的法典编排形式,这一形式也为清律所直接继承。《问刑条例》的出现,首要的进步性在于打破...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几经修订，最终于万历年间定稿。现在人们使用的一般是万历年间的修订本，常见的有中华书局的本子和《续修四库全书》的本子。通过对这两个本子卷209至卷211“都察院”部分的逐条比勘，结果发现：中华本与续修本共出现63处错讹，其中中华本表述错误的有13处，续修本表述错误的有50处。故认为：万历《明会典》卷209至卷211“都察院”部分，中华本的文献质量、史料价值优于续修本。
长城，凝结了古人无可比拟的聪明智慧，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最伟大的防御工程之一，乃华夏文明和中华精神的象征。长城的修建，始于春秋时期的燕国，终于明代。现在我们所说的万里长城大部分是明代修建的，而迁安境内的45公里长城除了一段北齐时期的长城，其他大多属于明长城。长城附属的文物作为研究长城历史的最重要佐证，逐渐被考古发掘出来。其中，石碑是最重要的研究载体，上面的文字以最为客观的角度诉说着当时的历史，可以说是长城历史“活”的讲述者。
明朝首创京察制度的目的是有效规范京官行为,净化官场风气。明前中期京察制度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至明后期,特别是万历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京察成为政争的工具。对万历时期京察进行研究,首先需要了解明代京察制度的大致情况:京察制度的建立过程;吏部、都察院掌察官员以及科道官员在京察中的职责,阁臣在制度规定上没有考察官员的权力,但在皇帝有意无意的特许之下常常能够干预京察的过程和结果;对四品以上和五品以下京官不同的考察方式;以及皇帝下发吏部上呈的考察疏后科道官随即开始的拾遗工作。了解明代京察的制度背景,也为后文的论述提供了必要的知识铺垫。万历时期京察无法正常运行,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关。其一,明神宗对朝政态度的转变。万历中期以来,明神宗长期的消极怠政,对京察影响最大的是不理朝政、奏疏留中、官缺不补。其二,明朝阁部制衡的政治体制。吏部具有铨选和考察官员的职权,当内阁权力扩大,为安插私人,排除异己,便要侵夺吏部用人与考察之权。若吏部服从内阁,则阁部矛盾可暂时缓解,当吏部坚持自身独立的行政职能时,阁部矛盾便会尖锐。其三,明中后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刺激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社会上掀起一股奢...
<正>一引言对中国古代官文书格式、用语、行移关系的研究,由文书档案学界和史学界分别展开。在文书档案学界,许同莘、徐望之在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公文的体系和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研究①。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清朝档案整理的展开,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四川大学档案系的单士魁、殷钟麒等一批学者对清代政府档案做了进一步研究并编成教材和工具书②。在史学界,则以唐代和元代的积累最为深厚,中村裕一、田中谦二等先学做出了奠基性贡献③,黄正建等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中国古文
<正>明代统治者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吸取了以前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制定、实行了系统的监察制度,且通过有关法规制度的调整、改革和完善,逐渐建构了在机构设置、人员选配、运转协调诸方面系统而缜密的监察体系。作为一部明代官修的专述有明一代典章制度的典制体史书,万历《大明会典》"反映了明代皇权之下各部职能的结构和诸司职掌的基本情况和历史变化"①,对明代监察体系及其构建有较为翔实的记载。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②,拟就万历《大明会典》中的有关记载做一梳理
明代杭州府志有七次编修,万历《杭州府志》是最后一部,也是杭州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方志,但迄今未有对此研究者。本文从"修"的五种形式颇具特色、文献引用与记述多有创见、人物记述归属得当三个方面,探讨万历《杭州府志》的编修特点。
明代言官是明代官僚集团中司职监察的一个特殊群体，由给事中和御史组成，其组织机构为都察院和六科。明代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善的言官制度，对言官的职权、选任、地位和升黜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是言官实现其政治功能的重要保证。由于明初建制的影响以及言官可贵的直谏勇气的支撑，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言官在维护皇权、澄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边防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朝进一步腐朽衰亡的步伐，使明朝在经历明中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之后，并没有立即灭亡，而是延续了许多年的统治。但与此同时，由于嘉、隆、万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明朝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言官因制度的崩坏，信仰的动摇，特别是皇权的摧抑等因素，而发生大面积的蜕变，敷衍塞责，贪污腐化，明哲保身，趋炎附势，党同伐异，混淆国是，加剧了明中后期政治腐败，毒化了社会风气，抵消了忠正言官所起的积极作用，加速了明朝的衰亡，并最终和明王朝同归于尽。此间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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