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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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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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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间：
死亡时间：
祖籍：
出生地：
人物标签：明成祖朱棣年号，开创永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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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津志》是迄今所知北京地区最早的方志,传本久佚,今见《析津志》是据《永乐大典》辑录而来。《永乐大典》本《析津志》除了一般方志类文献所具有的史学价值之外,志中交通和民俗方面的史料价值尤为突出。对《永乐大典》本《析津志》进行系统辑佚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为《永乐大典》研究和北京史地研究等相关领域提供良好的学术基础和典型的研究范例,而且也有助于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等学科门类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相关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显著。
<正> 一、缪氏抄校《永乐大典·顺天府》的由来《永乐大典·顺天府》存卷七至卷十四,系缪荃孙从《大典》中抄出,原为缪氏旧藏,后归李盛铎,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书用缪氏专为抄书印制的绿格竹纸所抄,前半叶左方栏外印有“艺风钞书”四字。艺风,缪氏晚年别号。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全书有缪氏朱笔校字。首册书衣有李盛铎题字:“此书乃从《永乐大典》抄出,共存八卷,凡三册。”卷端有缪氏“荃孙”、“云轮阁”二朱文长方印和李氏“麐嘉馆印”朱文方印。《永乐大典目录》天字韵下列《顺天府》二十卷,即从《大典》卷四千六百四十四至四千六百六十三。此《顺天府》八卷应为《大典》卷四千六百五十至四千六百五十七。
在北京的历史文献中,地方志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地方志是专门记载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著述,而且大多数是由政府主持纂修的。在北京历代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寺庙的记载,这些记载有不尽相同之处,本文通过选择几部重要志书为例,梳理出这些寺庙资料的传承关系。
清代学者最早何时开始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向来为学界所重视。前贤认为康熙年间徐乾学已有"辑录《大典》之议",甚至将其推为"清代倡议《大典》辑佚第一人"。但从《补刻编珠序》一文看,徐乾学虽然已经注意到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并有"刊录颁布"的想法,但没有明确提出辑佚的主张。与徐乾学过从甚密的朱彝尊曾寻访《永乐大典》,且收藏过辑自《永乐大典》的易祓《周礼总义》。《周礼总义》可能是清人最早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一部典籍,但具体辑佚人物、时间和动机尚难考知。《永乐大典》在康熙朝重新受到学者关注,背景应该是当时官私层面大规模的编纂图书活动。
<正>明中叶以来,许多人认为永乐年间胡濙的出使,与访寻建文帝有关,并因此经常提及其事。而在关于其出使的诸多说法中,实际上臆说与传闻的成份颇不缺乏。我们觉得,不管他出使的目的是什么,尽量搞清他出使本身的情况都是必要的,所以,本文以胡淡几次出使的行程及与行程有关的一些问题为考察内容,希望这些研究,能丰富对胡淡出使的认识,并为大家思考相关问题提供线索。
靖难之役后,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摆在明成祖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对于开国功臣家族的处置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国功臣家族或者从被打压到被拉拢,或者从被拉拢到被打压,或者被大力拉拢,或者被创立为新的家族,各家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而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巩固。
明初,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沿袭太祖朱元璋的文化政策,尊崇孔子与孔子之道,对程朱理学"益张而大之",命臣僚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尽管永乐时期的儒士更加谨守程朱之绳墨,但如杨士奇等台阁重臣的道学主张中仍带有一定的心学色彩,更有道衍及其所撰《道余录》对于程朱理学的抨击,表明永乐时期儒学与思想界隐含着复杂或者说是多样的形态。
<正>永乐皇帝是明朝第三任皇帝,也是明朝继太祖朱元璋之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即位不到两个月,就先后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直文渊阁,参与机务。这七人品秩均未过五品,挂衔翰林而无公开身份,但从性质来说,近于皇帝的顾问或机要秘书。七人中的杨士奇著有《三朝圣谕录》,记叙了永乐皇帝对秘书的一些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正>北京觉生寺内大钟楼,悬有明代永乐年间所铸大铜钟一口,今人多称之为永乐大钟（图一）。钟体通高5.5米,下沿口径3.3米,重约46吨,内外表面满布约23万字佛教经文①。历经近六百年的时光,大钟仍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现作为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一项展品存在,每至新年时都会被敲响。
<正>永乐大佛钟从铸钟厂到汉经厂;从汉经厂到万寿寺;再从万寿寺到觉生寺,之所以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这样一件耗银、劳民、费力的移钟大工程,本质上就是帝王对政教关系的一种调整,是加强国家控制力的一种表现。
北京大钟寺藏永乐大钟是世界古钟中铭文最多的,具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声学特性、铸造工艺和科学合理的力学悬挂结构。它大约始铸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竣工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其铸造地点在德胜门内旧鼓楼大街铸钟胡同附近。明清两朝,它经历了三次搬迁,功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在中外各国不断搜求永乐大典残部的下落,他的搜寻分为七个阶段,著成七大目录,庞杂笼统。通过梳理他的七大目录,可以分观民国时期各个阶段永乐大典在中外各国储藏的情况,各个阶段的新增发现,以及永乐大典在中外储藏的综合情况。
＜正＞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日亥时,太祖逝世。当夜即敛,七日而葬。皇太孙朱允坟即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随后削藩遂起,演成靖难之变。藩权与君权的冲突一直是个古老的命题。明太祖与先朝开国之君一样为了皇室利益、皇朝利益和集中权力树立君主权威,采用分封自己的兄弟
＜正＞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新旧王朝的兴衰更迭,京师的确立或迁徒,屡见不鲜。然而,它们多出现在新王朝肇建之时,或王朝将亡的偏安一隅。惟有明代在其立国不久,永乐帝朱棣就由南趋北,遥遥千余里,进行了京都的大迁移,这无疑是明代的重大事件,抑或在封建社会里也是罕见的。永乐帝为何要迁都北京?此举对明王朝的巩固和发展究竟起到什么作用?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质之高明。
＜正＞朱棣迁都的原因说法甚多,有言北平是朱棣燕王的"龙兴之地"者,有言他不习惯于南京的生活,有言他在南京杀人太多而不安于内廷生活。此类说法仅从帝王一人之好恶判断国家都城之所在,显然过于简单,因为都城是一个国家政治和军事中心,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中枢,都城的选择一定有周密的考虑。对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研究成果颇多,像国内的明史学者毛佩琦、商传、晁中辰,中国台北学者朱鸿、日本学者新宫学等都有论著探讨成祖迁都的背景、目的、影响和评价等,相关论文更是丰富。虽然学者在诸多问题的观点有明
永乐末年明太宗朱棣迁都不久的火灾之后,群臣应诏直言之举迅速演变为一场反对迁都的风波,不仅暴露出了迁都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也暴露出了朱棣与群臣在开创和守成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虽然群臣因直言超过了朱棣划定的范围而受到镇压,但严酷的现实迫使朱棣停止了下西洋等部分消耗巨大的活动,减免了百姓的一些负担。反迁都风波表明,在永乐后期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坚持守成、反对开创的政治派别,并开始扭转国力透支的局面。因此,这场风波实际上是后来"仁宣之治"的前奏,客观上为明代前期开拓向稳定的历史转折做了一定的准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明朝创立初期,太祖出于内外因两个角度,将国都定在南京。明成祖继位后,立即采取移民、挖河、建宫等举措,不久便将明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迁都原因中北京优越的各方面条件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根本上则是由朱棣的性格决定的。
首都,作为一个朝代的统治中心及政权存在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迁都,要利弊权衡众多的要素方能做出抉择,由于朝代和当局条件的不同,一国之君所看重的因素也不同。明成祖朱棣实行两京制,迁都北京,同时保留南京,使得明初宫廷绘画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早期以江南区域绘画为中心,突出江南绘画的地位和价值,到永乐之后兼受两宋院体的影响,围绕着这些改变,窥见明初宫廷绘画中特有的江南文化的历史图示。
永乐迁都北京是中国都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创建南京和北京的两京体制，将南北方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明朝在南北方实施有效统治成为可能。为进一步笼络儒士大夫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也为了进一步平衡南北文化发展的差异，明成祖在巡幸期间采取在北京官修经书、举行会试殿试等措施，使得北京官方经学达到一统，禁锢了参加科举考试的众多儒生，造成士人经学思想的僵化和循规蹈矩地墨守官学，借此也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思想的统一和稳定，为永乐朝最终迁都北京提供了社会思想文化的保障。
＜正＞自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开始,到正统六年（1441）明英宗朱祁镇最终确立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的两京制度为止,明朝的定都问题前后经过长达70余年的反复最终尘埃落定。定都问题的长期反复,不仅是明代前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明初乃至后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而永乐十九年（1421）的迁都北京（以下简称"永乐北迁"）,则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节点。因此,在永乐迁都600年后的今天,仍有必要重新回顾和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移民成果，经过靖难之役的摧残，大都荡然无存。永乐年间开始新一轮的移民。随着首都的北迁和政治中心的北移，河北地区的移民具有与以前不同的特点。概括地说，永乐时期的移民规模比洪武时期更大，人口更多；其中军籍移民已经超过了民籍移民。民籍移民以山西人为主，军籍移民则以南京北迁的军卫为主。永乐移民重建了河北的人口。本文依据《明实录》的有关记载、地方志中的屯社资料和地名志中的自然村资料这三类资料撰写而成。根据三种资料的对勘比照，确立了对于《明实录》没有记载的地区运用其他两种资料进行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明永乐时期，朱棣以“法原于情”为由驳回刑部关于高邮州杀子案的判决，移交并不承担司法职责的吏部重审，并据此改从轻判。此案暴露出人情与律法之间的冲突，即具体的疑案审理不可偏执一端。朱棣对此案的处理表面上是尊老与重情的惠政，实则蕴藏恢复太祖旧制与构建祖宗之法的用心。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彰显出，君主在干预案件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帝王心术，意在强化君主意志，维系政权稳固。
<正>一引言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期间,在方孝孺等儒臣的辅佐下,锐意实行宽仁之政,实施了裁并行政区划、更定官制、减轻江南赋税、宽减严刑、削除藩王等一系列的新举措,被史家统称为"建文新政"。①其中官制改革方面包括裁撤冗官,改变都察院等机构职能,提高六部、詹事府等机构和官员的品级等措施。其用意涵盖了提高士人政治地位,调整机构行政职能和优化行政效率等方面。建文帝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十六日即位,不到一个月,六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