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荣禄
别名：
字：
号：
谥号：
性别：女
所处时代：
国（旗）籍：
出生时间：
死亡时间：
祖籍：
出生地：
人物标签：晚清重臣，参与戊戌变法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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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入枢,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高层最为重要的人事变动之一,它不仅直接造成政务处与军机处两大中枢在机构人员方面出现高度重合,也使得政务处职能面临实际调整。奕劻入枢后,清政府相继设立财政处、商部、练兵处等新机构,在顺应新政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政务处既有职能不断被分割,作用地位亦逐渐弱化。这一结果,既符合新政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奕劻的政治目的。其后虽因日俄媾衅,迫使慈禧调整高层人事以应付危局,并试图通过增派人员加强政务处的作用,实则已无法改变政务处日渐削弱的现实。此后在伍廷芳与戴鸿慈的推动下,政务处职能开始由"行政"转向"议政",最终丧失了"新政统汇"的地位。
首都博物馆馆藏晚清重臣荣禄的随葬器物里,有八件金锭较为独特。金锭呈长方形,亦可称为金条,其中六件锭身戳记中带有"標（骠）金"字样。民国时期,在上海黄金市场上,金货交易以标金为主。建国以来,标金实物却鲜有发现。荣禄墓出土的这些金锭是否就是当年用于黄金交易的标金?本文将结合文献资料以及近年来货币领域中专家学者的论著,考察荣禄墓中的这批"标金"金锭。抛砖引玉,求得同道者对标金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探讨。
庚子西巡中西安成为"陪都",地位顿时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因之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庚子年陕甘总督由湘军大将魏光焘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这既与魏光焘勤王不力不无关系,也是慈禧太后彼时更信任旗人的鲜明体现,还与复杂敏感的董福祥善后问题密切关联。与庚子年"惩处"董福祥问题已经较为清楚不同,辛丑回銮过程中的二次"惩董"问题尚扑朔迷离。崧蕃与曾经的西北大员、现任军机大臣荣禄和鹿传霖主张用怀柔之法,而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力主处死董福祥,各方都有过刀光剑影的秘密运作。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正在陕甘地区悄然发生。
荣禄是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质珍品,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这批藏品里有一件带"丙申"赐款的足金制葫芦形器甚是独特。多年来,金葫芦仅作为奢侈品供大众观赏,对它的用途尚无研究。本文从金葫芦的构造入手,通过类比相关器物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其功用进行探讨,得出结论,即金葫芦应是一件大体量的鼻烟壶。同时,文章还将就荣禄受赏的实质以及鼻烟对清代社会风俗的影响等问题试做粗浅分析。
<正>这是一封刘荣禄写给杭州和绿城的百年情书文化在此交叠,时光在此碰撞,不再只是再现经典,而是为桃源小镇再创造。建筑化作生活的容器,为阅历风云者绽放摩登时代的花样年华。在时间的长河里复刻经典的印迹,于一砖一瓦一扇门的繁华书页上,回望风华绝代的倩影。世界久仰摩登时代西方的艺术价值与东方历史底蕴碰撞下交织出璀璨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情境,它是精致的、优雅的、贵气的。基于现代纯粹素净的框架之上,Art Deco所代表的摩登艺术符号和城市精神,为建筑肌理融入了贵族沉淀的气质。
<正>2014年,在配合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五路商务楼项目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清理了一座竖穴砖石墓,该墓后室东棺椁前方出土买地券一方,据券文可知为明代荣禄大夫谷奉买地券。谷奉买地券并盖,方形,青石切割打磨而成,长、宽均为63厘米,厚8厘米。盖横排篆书"阴券文",其下竖排篆书"天圆地方,六律九章,符命告下,永镇墓堂",中刻由文字及一些象征符号组成的三个符篆,竖排。券盖文字及符篆均用朱砂批点。合
郝彬为元朝初期名臣,一生政绩卓著,《元史》有传。根据墓志铭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可以得知,郝彬年少入仕,历任扬州路治中、淮西道宣慰司事、江淮财政总管、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后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位列副相。通过对郝彬的婚姻、入仕等考释,不仅可以对其家族世系进行系统梳理,而且对元代官员婚姻及入仕途径等研究也提供了相关史实。
本文以翁同龢家藏《致太世叔函》为线索,厘清了该函作者沈鹏由常熟到京城在翰林院苦读细节,以及翰林院诸生的构成及苦读状况;并阐述沈鹏成为编修后仗义执言,不顾生死的壮举。在慈禧等守旧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后,他大胆上书,为光绪皇帝鸣不平,要求朝廷改弦更张,严厉惩处军机首辅荣禄、军机大臣刚毅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三凶",因而遭到清廷及两江总督鹿传霖等人的残酷迫害,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最后,由于外人干涉,清廷虽然被迫提前释放沈鹏,但由于他长期饱受折磨,出狱不久便与世长辞。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改变了甲申易枢后清廷的权力格局。比较显著的表征是满洲贵族荣禄权势的激升,以及中兴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势力的衰败。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逐步取代了淮军集团对北洋的长期控制,出现满洲贵族集权的一丝曙光。在权力交替过程中,受到慈禧太后宠幸的荣禄,迅速升迁;李鸿章则不甘落败,伺机而动,谋求发挥影响,二人关系十分微妙。如果考虑到慈禧驾驭臣下的灵活手腕和满洲贵族内部、汉族官员之间的派系利益之争,荣、李应对的形势更加复杂。事实上,他们周旋于复杂的派系之中,虽有分合,总体上仍保持着政治合作的态势。
奕劻、李鸿章作为清政府授命的"全权大臣",是对议定《辛丑条约》直接负责的外交代表。"全权"并非义和团运动后产生的新问题,其产生过程与战争性质、战时交涉情势以及中枢和地方关系的变动密不可分。清朝议和代表的确认历时数月,列强凭借其军事实力及在华政治影响力,干预清朝内部人事安排,从侧面反映了列强之间的竞争关系。战后和谈不仅是清朝与列强的谈判,其内部也存在西安军机处、北京"全权"、东南督抚以及驻外公使等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因多元外交的特性,某些时候中枢与地方确可相互配合、争取利权,但清朝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处于弱势,加上官僚政治、派系斗争等因素,外交权分散的状况反而导致大面积暴露传统交涉方式的局限。庚辛之际的"全权"问题,牵动清朝内政、外交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到历史长远走势。
北京地区出土的《明故特进荣禄大夫怀柔伯施聚墓志》是一方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石刻文物。墓志主人施聚声名显赫,镇守辽东数十年。经过考释后发现墓志内容涉及到明朝诸多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可与《明史》、《明实录》等史料互补,对研究明初辽东地区边政提供有益的历史信息。另外通过对志文内容重新释读考证,对其他学者观点进行尝试性补充和更正。
庚子事变时期,清廷内部的南北畛域的分野显著,"东南互保"看似与北方大势格格不入,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大员却自认为是"留东南以救社稷",他们将奕劻、荣禄视作向慈禧太后进言、以图挽回时局的最主要管道,尤其盛宣怀更有相当激进的主张。在京外人士的表述中,常以"庆、荣"并称。不过稍显区别的是,较之奕劻强烈的自我禁抑,荣禄似更为敢言,对载漪一派的制衡作用也更明显。通过梳理南北函电往来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虎城密电"等关键文本的考证分析,可从东南视角观察奕劻、荣禄的政治作用,对当时复杂的南北关系有所理解,同时也证明孔祥吉先生关于"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的论说存在误读。
庚子"归政照会"事件,学界向来众说纷纭。通过对当时人记载的梳理与勘比,基本上可以勾勒出"归政照会"事件的来龙去脉。即由罗嘉杰搜集情报后于五月二十日上书荣禄,情报涉及归政、兵马、钱粮等条目,荣禄据以秘呈,慈禧在二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上隐去归政条目后以"照会"的形式出示群臣。庚子五月并没有真正的"归政照会",所谓"照会"出自慈禧的"移花接木",且察析时人的认知,"归政照会"就是庚子宣战的主因。
庚辛议和时期,清政府的政务程序十分特殊,行在朝廷、全权大臣与东南的刘、张二督之间形成三角政治。有关研究已有所揭示。本文重点梳理三方关系的前后演变,考察各方在"祸首""俄约""赔款"等关键条款上的立场和幕后互动,认为议和期间南北议和大臣大致是各行其是局面,且自"俄约"交涉开始,矛盾愈演愈烈;中枢则以调和为基调,为维持双方关系不惜以牺牲条款利益为代价。《辛丑条约》之所以代价巨大,三方关系之不协是重要原因。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是一篇以弹劾大学士荣禄为主旨的上书,被"康党"、新党的诸多报刊竞相转载,影响巨大。但对于该上书的作者,目前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本文通过爬梳相关史料,考订该上书的真实作者,着重分析不同观点提出的缘由,进而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
本文通过对易顺鼎致梁鼎芬、荣禄等函札的考释,在其生平行迹的研究上,做了若干补正,揭示了他与当世名流刻书相赠的情形,以及干谒权贵的微妙、复杂心态,以此揭示晚清湘军末期,文人游幕的结局与人格特点。
<正>咏义设计创始人刘荣禄,是台湾设计师中个人特质鲜明的一位,他的作品不囿于某种固有的风格思维,而是基于完善的机能、淬炼精良技术,不断追求美学创新与突破,以理性思维呈现感性的浪漫写意。他以深厚的艺术积淀投身建筑与空间设计,以理性、执着、谦逊的态度完成艺术与设计的转换、交融,完成了诸多兼具用与美并引领未来方向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咏义设计也完成了以作品为导向的市场识别度与认知度。
<正>清末显宦陈夔龙在其自传《梦蕉亭杂记》中,曾如此概括满族重臣荣禄病殁之影响:"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陈于清季政坛得以发迹,荣禄其间多有庇佑回护,故此番评论,不免有溢美之嫌。然揆诸晚清政局,荣氏一人在军政两界之份量与作为,确也堪称"枢纽",无怪乎《清史稿》称其"久直内廷,
奕劻入枢,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高层最为重要的人事变动之一,它不仅直接造成政务处与军机处两大中枢在机构人员方面出现高度重合,也使得政务处职能面临实际调整。奕劻入枢后,清政府相继设立财政处、商部、练兵处等新机构,在顺应新政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政务处既有职能不断被分割,作用地位亦逐渐弱化。这一结果,既符合新政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奕劻的政治目的。其后虽因日俄媾衅,迫使慈禧调整高层人事以应付危局,并试图通过增派人员加强政务处的作用,实则已无法改变政务处日渐削弱的现实。此后在伍廷芳与戴鸿慈的推动下,政务处职能开始由"行政"转向"议政",最终丧失了"新政统汇"的地位。
首都博物馆馆藏晚清重臣荣禄的随葬器物里,有八件金锭较为独特。金锭呈长方形,亦可称为金条,其中六件锭身戳记中带有"標（骠）金"字样。民国时期,在上海黄金市场上,金货交易以标金为主。建国以来,标金实物却鲜有发现。荣禄墓出土的这些金锭是否就是当年用于黄金交易的标金?本文将结合文献资料以及近年来货币领域中专家学者的论著,考察荣禄墓中的这批"标金"金锭。抛砖引玉,求得同道者对标金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探讨。
庚子西巡中西安成为"陪都",地位顿时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因之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庚子年陕甘总督由湘军大将魏光焘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这既与魏光焘勤王不力不无关系,也是慈禧太后彼时更信任旗人的鲜明体现,还与复杂敏感的董福祥善后问题密切关联。与庚子年"惩处"董福祥问题已经较为清楚不同,辛丑回銮过程中的二次"惩董"问题尚扑朔迷离。崧蕃与曾经的西北大员、现任军机大臣荣禄和鹿传霖主张用怀柔之法,而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力主处死董福祥,各方都有过刀光剑影的秘密运作。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正在陕甘地区悄然发生。
荣禄是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质珍品,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这批藏品里有一件带"丙申"赐款的足金制葫芦形器甚是独特。多年来,金葫芦仅作为奢侈品供大众观赏,对它的用途尚无研究。本文从金葫芦的构造入手,通过类比相关器物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其功用进行探讨,得出结论,即金葫芦应是一件大体量的鼻烟壶。同时,文章还将就荣禄受赏的实质以及鼻烟对清代社会风俗的影响等问题试做粗浅分析。
<正>这是一封刘荣禄写给杭州和绿城的百年情书文化在此交叠,时光在此碰撞,不再只是再现经典,而是为桃源小镇再创造。建筑化作生活的容器,为阅历风云者绽放摩登时代的花样年华。在时间的长河里复刻经典的印迹,于一砖一瓦一扇门的繁华书页上,回望风华绝代的倩影。世界久仰摩登时代西方的艺术价值与东方历史底蕴碰撞下交织出璀璨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情境,它是精致的、优雅的、贵气的。基于现代纯粹素净的框架之上,Art Deco所代表的摩登艺术符号和城市精神,为建筑肌理融入了贵族沉淀的气质。
<正>2014年,在配合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五路商务楼项目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清理了一座竖穴砖石墓,该墓后室东棺椁前方出土买地券一方,据券文可知为明代荣禄大夫谷奉买地券。谷奉买地券并盖,方形,青石切割打磨而成,长、宽均为63厘米,厚8厘米。盖横排篆书"阴券文",其下竖排篆书"天圆地方,六律九章,符命告下,永镇墓堂",中刻由文字及一些象征符号组成的三个符篆,竖排。券盖文字及符篆均用朱砂批点。合
郝彬为元朝初期名臣,一生政绩卓著,《元史》有传。根据墓志铭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可以得知,郝彬年少入仕,历任扬州路治中、淮西道宣慰司事、江淮财政总管、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后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位列副相。通过对郝彬的婚姻、入仕等考释,不仅可以对其家族世系进行系统梳理,而且对元代官员婚姻及入仕途径等研究也提供了相关史实。
本文以翁同龢家藏《致太世叔函》为线索,厘清了该函作者沈鹏由常熟到京城在翰林院苦读细节,以及翰林院诸生的构成及苦读状况;并阐述沈鹏成为编修后仗义执言,不顾生死的壮举。在慈禧等守旧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后,他大胆上书,为光绪皇帝鸣不平,要求朝廷改弦更张,严厉惩处军机首辅荣禄、军机大臣刚毅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三凶",因而遭到清廷及两江总督鹿传霖等人的残酷迫害,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最后,由于外人干涉,清廷虽然被迫提前释放沈鹏,但由于他长期饱受折磨,出狱不久便与世长辞。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改变了甲申易枢后清廷的权力格局。比较显著的表征是满洲贵族荣禄权势的激升,以及中兴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势力的衰败。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逐步取代了淮军集团对北洋的长期控制,出现满洲贵族集权的一丝曙光。在权力交替过程中,受到慈禧太后宠幸的荣禄,迅速升迁;李鸿章则不甘落败,伺机而动,谋求发挥影响,二人关系十分微妙。如果考虑到慈禧驾驭臣下的灵活手腕和满洲贵族内部、汉族官员之间的派系利益之争,荣、李应对的形势更加复杂。事实上,他们周旋于复杂的派系之中,虽有分合,总体上仍保持着政治合作的态势。
奕劻、李鸿章作为清政府授命的"全权大臣",是对议定《辛丑条约》直接负责的外交代表。"全权"并非义和团运动后产生的新问题,其产生过程与战争性质、战时交涉情势以及中枢和地方关系的变动密不可分。清朝议和代表的确认历时数月,列强凭借其军事实力及在华政治影响力,干预清朝内部人事安排,从侧面反映了列强之间的竞争关系。战后和谈不仅是清朝与列强的谈判,其内部也存在西安军机处、北京"全权"、东南督抚以及驻外公使等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因多元外交的特性,某些时候中枢与地方确可相互配合、争取利权,但清朝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处于弱势,加上官僚政治、派系斗争等因素,外交权分散的状况反而导致大面积暴露传统交涉方式的局限。庚辛之际的"全权"问题,牵动清朝内政、外交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到历史长远走势。
北京地区出土的《明故特进荣禄大夫怀柔伯施聚墓志》是一方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石刻文物。墓志主人施聚声名显赫,镇守辽东数十年。经过考释后发现墓志内容涉及到明朝诸多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可与《明史》、《明实录》等史料互补,对研究明初辽东地区边政提供有益的历史信息。另外通过对志文内容重新释读考证,对其他学者观点进行尝试性补充和更正。
庚子事变时期,清廷内部的南北畛域的分野显著,"东南互保"看似与北方大势格格不入,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大员却自认为是"留东南以救社稷",他们将奕劻、荣禄视作向慈禧太后进言、以图挽回时局的最主要管道,尤其盛宣怀更有相当激进的主张。在京外人士的表述中,常以"庆、荣"并称。不过稍显区别的是,较之奕劻强烈的自我禁抑,荣禄似更为敢言,对载漪一派的制衡作用也更明显。通过梳理南北函电往来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虎城密电"等关键文本的考证分析,可从东南视角观察奕劻、荣禄的政治作用,对当时复杂的南北关系有所理解,同时也证明孔祥吉先生关于"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的论说存在误读。
庚子"归政照会"事件,学界向来众说纷纭。通过对当时人记载的梳理与勘比,基本上可以勾勒出"归政照会"事件的来龙去脉。即由罗嘉杰搜集情报后于五月二十日上书荣禄,情报涉及归政、兵马、钱粮等条目,荣禄据以秘呈,慈禧在二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上隐去归政条目后以"照会"的形式出示群臣。庚子五月并没有真正的"归政照会",所谓"照会"出自慈禧的"移花接木",且察析时人的认知,"归政照会"就是庚子宣战的主因。
庚辛议和时期,清政府的政务程序十分特殊,行在朝廷、全权大臣与东南的刘、张二督之间形成三角政治。有关研究已有所揭示。本文重点梳理三方关系的前后演变,考察各方在"祸首""俄约""赔款"等关键条款上的立场和幕后互动,认为议和期间南北议和大臣大致是各行其是局面,且自"俄约"交涉开始,矛盾愈演愈烈;中枢则以调和为基调,为维持双方关系不惜以牺牲条款利益为代价。《辛丑条约》之所以代价巨大,三方关系之不协是重要原因。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是一篇以弹劾大学士荣禄为主旨的上书,被"康党"、新党的诸多报刊竞相转载,影响巨大。但对于该上书的作者,目前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本文通过爬梳相关史料,考订该上书的真实作者,着重分析不同观点提出的缘由,进而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
本文通过对易顺鼎致梁鼎芬、荣禄等函札的考释,在其生平行迹的研究上,做了若干补正,揭示了他与当世名流刻书相赠的情形,以及干谒权贵的微妙、复杂心态,以此揭示晚清湘军末期,文人游幕的结局与人格特点。
<正>咏义设计创始人刘荣禄,是台湾设计师中个人特质鲜明的一位,他的作品不囿于某种固有的风格思维,而是基于完善的机能、淬炼精良技术,不断追求美学创新与突破,以理性思维呈现感性的浪漫写意。他以深厚的艺术积淀投身建筑与空间设计,以理性、执着、谦逊的态度完成艺术与设计的转换、交融,完成了诸多兼具用与美并引领未来方向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咏义设计也完成了以作品为导向的市场识别度与认知度。
<正>清末显宦陈夔龙在其自传《梦蕉亭杂记》中,曾如此概括满族重臣荣禄病殁之影响:"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陈于清季政坛得以发迹,荣禄其间多有庇佑回护,故此番评论,不免有溢美之嫌。然揆诸晚清政局,荣氏一人在军政两界之份量与作为,确也堪称"枢纽",无怪乎《清史稿》称其"久直内廷,
<正>邝荣禄（1911.10.19—2001.5.10）是我国著名的禽病学专家,有"医药圣手"的美誉。他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后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医学博士。学成归国后,邝荣禄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在此期间,他成功研制多种动物疾病防治疫苗,轰动海内外学术界,为畜牧业发展壮大作出巨大贡献。为了让中国的畜牧兽医学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使中国兽医学在短短十多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本文对河南平顶山市郏县薛店乡张武楼村农田中发见的一块由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所书之石碑——"有元故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作出笺证,对元代哈刺鲁将领哈刺（?）一生之事迹作一钩沉,进而说明元代哈刺鲁人的历史变迁。
<正>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走近荣禄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的大臣说,
利用荣禄本人编、撰的《世笃忠贞录》、《先继妣颜札太夫人行述》及相关档案史料,对《行状》、《墓志铭》中所述荣禄早期生平进行辨正。在考订荣禄父系、母系、生年等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讨论其仕途登进。荣禄能迅速窜升为同光时期的重臣,主要是得益于当时权力格局的重组和清制对满人的关照,在官场内,荣禄交游甚广,与文祥、奕譞、翁同龢、李鸿藻关系尤密。
孔祥吉先生大作《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披露庚子召见单,据此质疑学界关于奕劻对义和团持反对立场的既有认知为"误读",并认为奕劻、载漪处于"同一阵营",而慈禧在用人态度上亲奕劻而疏荣禄。上述论断皆有可商之处。在政治史研究中对单件史料的解读,应避免脱离语境的字义推演或过度诠释,而尽量把历史文本放回时间脉络中来做处理,注意其与前后左右史事的关联;为了表述条理化,对政治人物或派系进行命名、定义是必要的,但应避免对其做本质化的理解。
<正>机关算尽的荣禄和那时的大清朝一样,一病不起,最终先后告别了历史舞台。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走近荣禄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
本文通过对《荣禄存札》做个案考察发现:晚清官场请托积弊严重泛滥,候补文官群体是其高发群体,官员的铨选、任用是其高发领域。受托官员对请托有排斥心理,然而受金钱等因素驱使,又普遍倾向于接受。在他们的卵翼下,请托成为官场内得缺、得差的捷径。统治者一直严禁官场请托,但屡禁不止。至晚清社会,由于专制政体一贯的内在缺陷,加上候补群体膨胀、督抚权力上升、新式事务不断涌现等一系列社会巨变,请托在一种特殊的土壤中滋生蔓延,最终泛滥开来,由此助长了贪污纳贿等其它腐败形式,严重破坏社会公正、加剧社会对立情绪,也为朋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在体制内、外为清王朝的灭亡增加了一批掘墓人。
<正>清末民初的沈阳政坛和学界,提起"满洲名士"金梁（金息侯）,几乎无人不知。而他最有意义的一段佳话,就是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夙愿得偿,使沈阳故宫从"皇家禁地"转化为一座著名的博物馆。请杀荣禄名扬四海金梁其实并不姓金。出身于满族望族瓜尔佳氏的他,如按后代的冠姓习
从《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传统认识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争赃"竞赛,谈判过程全为西人主导,清朝一方对议题几乎没有介入。这一种印象或结论的产生,主要是依赖外国一侧史料建筑史实的后果。议和过程中,清朝一方虽然对议题缺少发言权,却并非全无努力,其内部西安政府（那拉氏、军机处）、北京全权（奕、李）、东南督抚（刘、张、盛、袁）等多种力量互动频繁,唯因相互制约造成内耗,本来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未能形成有效的对外合力。这一现象也成为近代外交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本文拟从"惩董（福祥）"问题切入,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从一侧面观察当时清政府外交及内部政治关系的实状。
<正>说到晚清的历史,不能不说到慈禧太后;而说到慈禧太后,又不能不说到荣禄。荣禄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生追随慈禧太后,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是慈禧太后的一条忠实走狗,也是晚清一只凶狠的鹰。辛酉政变中为慈禧立下汗马功劳荣禄生于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字仲华,姓瓜尔佳氏,满族正白旗人,与慈禧太后有姻亲关系,可以说是"根正苗红"了。不
但凡提及袁世凯,多半带有贬义:投机政客、乱世权臣、复辟逆流、窃国奸贼,承认"二十一条"、破坏戊戌变法……然,这些解读就是完全的袁世凯吗?这个近代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反派,他对戊戌六君子的出卖是卖友求荣,主动告密,还是身不由己,被迫为之?请看清史大家戴逸先生如何在如山史料中抽丝剥茧,慧眼拨迷雾,还您一个袁世凯告密真相。
<正>巩昌便宜都总帅汪世显家族,是一个终元一代世代据有陕西行省西部,势力达到陕西、四川、云南等行省的显赫汉军世家。汪寿昌则是汪氏家族中仕宦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品级最高,生前地位最为尊显的一位。而《元史》卷一五五《汪惟正传》仅提及汪惟正"二子:嗣昌,武略将军、成都管军副万户;寿昌,资德大夫、江南行御史台中丞"。此外,
史学界把戊戌变法中的官员分为帝派和后派,荣禄多被冠以帝派的首领,多阻挠变法。然而,荣禄在戊戌变法初期并不反对变法。荣禄在变法初期军事方面,积极编练新军、习练洋操;文化方面,举荐人才、改革武备科举。由于直隶总督的特殊身份,措施成效显著,基本符合维新人士的请求和历史的潮流。对此,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肯定及评价,不应因其后来绞杀变法而加以否定。
<正>荣禄在晚清政坛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生前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曾经权倾朝野,荣华盖世,可谓登峰造极。去世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入祀贤良祠,哀荣备至。荣禄墓在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乡西花营村（有称"花园闸"）,据有关资料记载:茔地占地三十余亩,周以围墙,南墙中间开门,门前有石拱桥。门内有大型龟趺石碑两座。石碑北为坟墓,大小三茔,荣
<正>时间1898年地点大清国人物谭嗣同——33岁,江苏候补知府,后为军机章京。谭继洵——60多岁,谭嗣同父亲,湖北巡抚。闰娘——24岁,谭嗣同妻。荣禄——60岁,军机大臣,直隶总督。陈宝箴——50多岁,湖南巡抚。淮生——4岁,谭嗣同子。马摩提太——40岁,某国传教士。
荣禄早年由荫生以主事用,后入神机营,屡经升迁,历任西安将军、步军统领、兵部尚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曾参与戊戌政变、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等,是晚清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本文系统探讨荣禄的军事活动。荣禄在剿捻、编练新军及整顿旧军中崭露头角,得到清统治者的赏识。甲午战后,荣禄奉命组建武卫军,对武卫军进行训练,筹措军饷。同时,荣禄对清廷的军事工业提出了武器国产化和规格的统一等多项主张。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荣禄领导的武卫军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后因武卫军的溃败而丧失兵权。荣禄的军事主张与军事实践对晚清军事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荣禄在政策的贯彻执行、武卫军的内部体系以及军事工业改革等方面又有其历史局限性。
荣禄在清代历史上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对晚清的政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戊戌变法以后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北洋各军。他是怎样掌握军权的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在甲午至辛丑（1894-1901）年间，中国接连发生了甲午战争、戊戌政潮、庚子事变三大“国变”，政治风云诡谲异常，在其冲击之下，北洋局面接连发生变端，而北洋的变化又深刻地影响到了朝局时政。 本文即重点研究此间北洋变局，探索此变局与三大“国变”间由外而内的种种联系。其内容梗概为： 一、甲午战后，淮系北洋集团走向衰落，不仅李鸿章个人地位跌落，其权势之主要依恃—军队亦遭受重创，集团凝聚力亦行削弱，惟在外交一项，尚能发挥较大影响。 二、王文韶为北洋首脑期间，其事权较前大为削减，这既受多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又与王文韶的性格特征和政治资本条件密切关联；在北洋编练新军之权落入荣禄与袁世凯之手，为袁世凯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初基。 三、戊戌政潮期间，北洋首脑屡有变动，历经王文韶、荣禄、裕禄三任；其间袁世凯的角色亦颇显重要而微妙；戊戌政变后，北洋军权加以整合，荣禄成为其掌控者。 四、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直隶陷入无序状态，裕禄在窘境中自杀；荣禄军权亦在战乱中丧失；李鸿章复出，重整北洋秩序，但已无力恢复以往势力；在此期间袁世凯的实力则大为增强，并受列强和清廷赏识，最终在辛丑...
本文将庚子事变中的五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被杀”事件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分析被杀的五大臣在庚子事变中对内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主张避战求和的动因,并对五大臣的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揭示在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势下理性爱国的重要性。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述五大臣被杀前思想观念和社会经历,探索庚子事变前后他们言论与作为的内在联系,下编综述五大臣被杀的背景、原因、影响及死后平反,在此基础上对五大臣被杀现象作历史思考。最后对广为流传的“三疏”作出考证和分析。各章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历八国以将周,使四方而不辱”——许景澄。许景澄在公使任上,参与了中法战争、中同战争及中俄西北、东北边境的交涉,亲身体会到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既狼狈为奸又矛盾重重,同时,感受到中西之间的差距,提倡洋务改革,参与建设海军。11年的外交经历使他对国际形势有更多的了解,养成了坚韧、理智的思维方式。第二章“素性慷直,无所欺隐”——袁昶。近10年的总理衙门和近6年的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任上的仕官经历,使袁昶更多地了解时务与民情。他勇于进谏,主张“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这与他在庚子事变期间御前会议...
立足于研究历史问题必先重材料之考据与辨别的认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完成的是清代江西进士研究的资料考据。全篇共分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 绪论是本文写作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的写作出发点。绪论的分节与正文部分大致上是对应的。第一节介绍了本文所集中参考的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类工具书的编纂与利用情况,它们包括《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同时探讨了科举研究中进士群体量化统计之社会史研究这一分支所存在的考据欠缺的问题。第二节探讨各种明清进士工具书在进士籍贯和姓名方面的刊误,并分析了各书出现刊误的原因。第三节探讨《光绪江西通志·选举志》有关清代江西进士的刊误,指出作为“志坛双璧”之一的《光绪江西通志》中,对清代江西进士的收录大致存在六类错误。第四节集中分析了其他相关资料刊载清代江西进士所存在的问题,这些文献资料包括清末、民国时修的《民国江西通志稿》、各府志、县志,《清代朱卷集成》、缙绅全书等。 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是针对学界进士群体量化统计之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考据误区而作,共分二节。第一节利用十一种清代文...
荣禄在1900年的庚子国变中担任重要角色。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截然不同,并通过“已亥立储”和“归证照会”把清政府一步步推向战争的深渊。战后,由于他手中的军事权力而最终能脱身事外。
作为晚清重臣的荣禄 ,以其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而闻名于世。而在这两大历史事件之前 ,荣禄经历了近 2 0年的宦海沉浮 ,其坎坷的官场生活使荣禄总结出一套适合于慈禧当政的为官之道。荣禄在后半生中的表现与其早期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
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 ,并参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 ,对先前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 ,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 ,并做出相应的补正与修正。本文以大量的档案史料 ,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也对先前研究各说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真实力自不必说，但俗话说得好：不会做饭的看锅，会做饭的看火。我们分析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与其一味地研究外资银行这口“锅”的质地与大小，不如换个角度探究一下它的“火”的走势与强弱。
荣禄作为晚清重臣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并非一味地反对任何改革。相反 ,在练兵、办学、兴办工商实业等方面 ,荣禄都有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主张和表现。但荣禄的改革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全方位变法是有本质区别的 ,因此荣禄成为协助慈德镇压维新运动最为凶恶的帮凶。而天津阅兵“兵变”一说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荣禄在戊戌变法期间的表现应做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
<正>父亲突患脑溢血,躺在病房里已经二年了。二年来,前来看望他的各级领导没有断过,老战友、老同事也络绎不绝。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也终日守候在身旁。令人惊奇的是,处在深度昏迷中的父亲每当听到洪水,丹江口,黄龙滩,葛洲坝,清江,长江三峡这类字眼时,紧闭的双眼会突然睁开,神情会异常激动。而每当丹江口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长江葛洲坝工程局,清江开发公司,长江三峡
<正>黔江中学校是一所具有70多年光荣历史的省（市）级重点学校,其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在黔江开发区首屈一指。学校地处黔江商贸繁华地段,占地3万多平方米。现有教职工200余人,
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一个本来并不杰出的女性竟能牢牢掌握最高统治权力达48年之久。众所周知,这个人就是慈禧。她当政时间之长,离不开一批朝廷重臣的死命维护,其中荣禄对维护她后期的统治尤其功不可没。
本文在考察荣禄的片奏、函电、文牍以及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具体阐述了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的变法思想和举措，以及政变后荣禄在北京主持枢垣，竭力消除政变造成的消极影响，维持大局，并继续主张为图强御侮而实行相应的改革，从而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荣禄看作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人物
<正>当总禧庇拳,诒荣禄炮轰使馆,荣急召武卫中军炮队长张怀芝令执行.荣愚戆,方受后宠,如徇后意行事,则乱子闹得更大.怀芝为人（饣睿）心计且有胆识,谓荣说:“怀芝走卒耳,不知有上谕,果决意炮轰,请中堂更发手输给我.” 荣初局促,说:“太后如不闻炮声,我如何去复命?”怀芝笑笑说:“此易事
翻番致富的排头兵──记湖南省劳动模范、麻阳县绿溪口乡陶伊村党支部书记刘荣禄刘少农，张吉忠在湘西武陵山脉的麻阳苗乡，人们谈富裕，自然要说陶伊村．特别是对该村的显著变化，都表示出钦佩和羡慕。陶伊村地处锦江河畔，远远望去，小楼鳞次栉比，一幢幢崭新的农舍和村...
本期以较大篇幅,刊发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建伟的新作《温故戊戌年》。这是作者继《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之后推出的又一篇力作。“戊戌变法”曾经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事件。由它和其它历史事件构成的中国近代遭遇,直接诱导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今天我们正走在发愤图强的路途之中。站在二十世纪的边缘上,中国百年来的历史重负,不能不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感兴。正基于此,我们发表了张建伟的这部作品。我们高兴地看到,面对一段我们熟识的史实,作者作出了富有见地和智识的发见和阐释。百年前中国的国运如何,中国的政治家在如何谋划,中国的文化人在承受如何的心灵磨难,这都是历史所包含的应有内容。张建伟的贡献在于,他力图复现康有为、光绪、慈禧、袁世凯等历史人物和本来面貌,从文化背景、心理性格、行为逻辑上探究他们在这一重大事件中的作用和对事件进程的驱动,从而,作者借助于对遮蔽的事件过程作出的独到体解和辨正,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和思考一个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的新的可能性。这是一件十分文学化的工作。正是这种还原和呈现,使这部作品具备了厚重的文学魅力。
稻花香飘公仆情──记前郭灌区红光农场场长、党委书记王荣禄刘晓英前郭尔罗斯是松辽平原上的一块黄金宝地。这里，松花江波光粼粼，沃土流金滴玉。在这块风光旖旎的草原上，坐落着一个绿水人家绕、稻花百里香的“塞北江南”小镇，即驰名遐迩的前郭灌区国营红光农场。昔日...
<正> 戊戌后,荣禄因政变之功,领班军机,节制北洋海陆各军兼统武卫五军,权倾朝野,为有清所绝无仅有,弄清荣禄在嗣后庚子事变中的态度,将有助于了解此一时期的清廷政治.一所谓列强“归政”照会,历来被视为慈禧太后开衅八国的关键,而荣禄被视为祸首,其重要的一条原因即为该照会是由他进呈慈禧。但关于照会慈禧归政的记述。各家极不一致,此胪陈如下:《庚子国变记》:6月16日“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出罗嘉杰书示廷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正> 荣禄作为清末最受慈禧宠信的大臣,参与了清末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至今,人们还只是对荣禄在戊戌变法中扼杀维新运动的经历了解甚深,而对荣禄其人的全貌,他的经历,他在晚清历次重大事件中的作用,尚缺乏全面认识。本文力图对荣禄一生作一比较全面的评述。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历经成、同、光三朝,他的发迹主要是在光绪朝。荣禄出生在一个被清廷大加褒奖的“忠义”之家。祖父塔斯哈,道光初年官至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在遭光十年（1830年）九月的新疆回疆动乱中被难于阵。动乱平定后,清廷授塔斯哈都统衔,并予骑都尉世职。荣禄伯父长瑞袭世职,授三等侍卫,荣禄父长
<正> 7月27日,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戒严部队某部新闻报道组长于荣禄少校“共和国卫士”称号,以表彰他献身党的新闻事业的英雄事迹。今年四五月,极少数人在北京煽动学潮,制造动乱。于荣禄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感,对这种局势深为忧虑,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5月29日,他来到首都戒严部队某部集结地采访。短短四五天里,军报就发表了他采写的《疑虑、理解、热爱——京郊某地群众对戒
<正> 《紫禁城》第廿九期彭长卿之《太监寇连才》与赵蕙蓉之《荣禄其人》两文同载,使人觉寇职位卑微而心地光明,深明大义,迫于内忧外患,国势倾危,不惜以一身匡主殉国,故梁启超以“烈宦”称之。自来宦官
<正> 據溥儀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一書載:庚子年後,聯軍統帥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國為克林德公使被殺事道歉。載禮到德國後,受到了德國皇室的隆重禮遇。慈禧認為洋人對光緒兄弟的重視,這此維新派康有為更為叫她擔心,深怕載澧變心。於是她決心把“后黨”派的榮祿和醇王府撮合成為親家。就這樣載灃於光緒二十七年
<正>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等人主张维新,西太后、刚毅等人主张守旧,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两者的斗争中,还交织着统治阶段内部不同派别,即帝党和后党之间的斗争.不当权的帝党为了取得政权,联合了康有为等人;而当权的后党要维护既得利益,与他们展开了决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十分复杂的一幕.在变法到政变的全过程中,荣禄作为当时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的人物,自始至终地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
<正> 荣禄（1834—1903年）字仲华,瓜尔佳氏,满州正白旗人。出生于官僚之家,咸丰年间由荫生以主事用,因捐输军饷奖候选道。同治初年,赏五品京堂,充清廷禁卫军神机营翼长。同治七年（1868年）,张宗禹率西捻军由陕西出发,经山西、河南等省进入直隶,逼近北京。清廷一面急令各省督、抚火速带兵勤王,一面由恭亲王奕訢率神机营出京驻涿州,准备共同围歼捻军。荣禄参加了此次围攻捻军之战,有功于清廷,赏加头品顶戴,擢左翼总兵。后经大学士文祥推荐,改任工部侍
<正> 荣禄,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生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死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在1852年（咸丰二年）“门荫工部主事”步入仕途。由于他“工策划,富权谋”,深得慈禧的宠信,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成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后清朝政府中的关键人物。因此,全国许多大小官吏,特别是他的亲信爪牙,事无巨细都向他禀报或密陈,积累了大批函札。这些函札多已散失,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有部分《荣禄存札》（以下简称《存札》）,共三十二册,大都是《辛丑条约》签订前后的各方来函,对研究帝国主义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的一些过程,以及它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危害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等,都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笔者因参加整理,得先窥一斑,现略作介绍,供研究参考。
<正> 君讳炳南。字鉴亭。泰和千秋乡人也。本禾溪萧氏。宋绍兴初迁于东头。明初徙上田村。绵历千祀。枝条云蔓。父讳美璧。有二子。君其次也。生而母尤。岐嶷自成。年十二以贫学贾。随乡人入蜀。俄闻父丧。远不能奔。哀迫孤穷。勤力悴心。克修其业。忠信笃敬。孚于商旅。浸明浸昌。遂为巨翁。子孙文儒。乡举连科。豋三品階者六七人。出资助义。济公私求给■。前后捐金巨万计。海内名门。请为昏姻。声气所通。金钱流衍。京师扬梁。江湘■肆。田邸租税。所在腴殖。中遇兵寇。■货益恢。然谨身节用。不忘前戹。布衣徒步。老期无改。尤重儒术。敬事士夫。蕲州黄鹤云。前在兵部。文行有誉。遣子师之。云
<正>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因准备不足,在战场上屡战屡败。1894年11月22日,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失守,日军兵犯辽东,有进一步进逼京、津的趋势,慈禧太后决意与日本议和。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日本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借口清廷派出的和谈大臣"全权不足",将张、邵二人驱逐回国。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更是于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要和谈,需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
<正>关注琉璃厂老铺,缘于对近代铜刻文房的收藏。老铺早已不在了,可当年出版的书籍、制售的物件还有遗存,被收藏者珍视,于是关于老铺的话题时常被提起。荣录堂是琉璃厂最悠久的老店铺之一,是最有名的老搢绅铺。搢绅（也作缙绅）,指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搢绅录》（图1、图2）（又称《爵秩全函》《中枢备览》等）是记录全国范围官员名册一类的专书,详细记载清朝职官制度的基本情况和任职官员的履历,制度方面登载内外职官品级、赴任凭限、驿站路程、职官总目、官员相见礼仪等,
两江总督为清朝东南第一要缺,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例兼南洋大臣,人选更为重大敏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湘人江督格局",即江督非湘人不可。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后,江督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东南湘军随之衰落。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强势南下密不可分。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1904年,有北洋和淮系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奕劻和袁世凯支持,出人意外地南下署理江督。随后两年,周馥大力裁撤湘军、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汲取南洋资源支持北洋练兵、利用北洋模式和北洋官员推进南洋新政的一系列举措,不仅终结了湘人江督格局,而且加速了"北洋下南洋"的形成。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清季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
铁券肇始于西汉,一直发展到明代,才成为一项完善的制度。本文主要对现存的5副明代铁券文物进行整理,对其具体形制、券文内容、所属者生平及世系都做了较系统的研究。结合史料,统计出明代被赐予铁券的臣子202位,共计223副铁券和12篇铁券券文。明确了铁券的构造、颁赐条件、管理方式和使用权限等具体规定。明代铁券大量颁发于洪武、永乐年间,体现了明朝初年,铁券对巩固君臣关系、加强中央统治起到的重要作用。但从洪武朝开始,就已设立专门的法律来约束铁券特权。到明朝末年,超过一半拥有铁券的臣子被皇帝削爵夺券,券文中免死等特权,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说明铁券的颁发只是明朝维护皇帝专权的一种手段。
1900年,清廷在围攻外国驻华使馆的同时,同公使们维持了长达一个月的交涉往来,这是由外围战局决定的,也体现了清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势力消长。主和派渴望由公使转圜和局,荣禄及总理衙门同外国公使商议休战、护送出京、电报平安等问题,却无奈主战派不放弃围攻,形成了奇特的既进攻又和谈的局面。综合"战"与"和"在具体情境下的错综复杂状况,正是清廷的战和失据,导致交涉议和的最终失败,丧失了阻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机会。
从义和团运动初兴到使馆被解围,清政府和外国使馆区的交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使馆区人员从要求小批卫队进京到组成联军,其间和总理衙门发生多次龃龉;第二阶段,联军使诈攻占炮台,慈禧太后以拳御夷,使馆人员被迫留京;第三阶段,清政府下令围攻使馆区,但又担心列强会以此为借口开战,使馆区人员巧妙利用清政府的矛盾心态同清政府对峙到八国联军入京之时,使馆区人员出于各种原因不肯出京是八国联军最终入京的直接诱因。
同治十三年,清朝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去世,无子嗣位。慈禧太后违背礼制,扶持醇亲王奕譞长子载湉继嗣咸丰皇帝,承继大统。从此,清朝因皇嗣问题,陷入一系列的争端之中。同治皇帝死后不为其立嗣,同治的皇后在后宫名分尴尬,清穆宗、清德宗升祔太庙的昭穆次序,光绪帝本生父及监国摄政王的名分待遇,己亥建储牵扯出的大阿哥名分等问题,均引发了晚清时期激烈的大礼议之争。每一次礼仪问题发生时,朝廷总能通过集议的方式,暂时解决。不过,举朝上下对问题的讨论,并不会随之消失,自第一次立嗣光绪至第三次立嗣宣统,像同治后嗣的问题是贯穿其中的,并且由于立嗣溥儁而愈加复杂化,持续地引发着朝野的议论。礼是用来维系国家统治秩序的标准。当这种无形的制约遭到破坏或者产生变化的时候,清王朝的各阶层,都对其做出了反应,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和争议,甚至是外国列强也参与其中。在内外各种势力的作用之下,礼仪问题最终被解决,它背后的各种政治文化关系的勾连也逐渐显现出来。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正>1900年庚子年初,一则消息在武汉三镇开始流传:皇上来武昌了!因为光绪帝受够了太后的愚弄,从瀛台里逃了出来,找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保驾。连时在上海的宋恕都在家信中说:"十二月湖北、上海盛传一古今未有之奇案……自湖北来上海者,无人不如此说。""无人不如此说",不难推想此时湖北本地的传闻之盛。晚清经学大家皮锡瑞虽不大相信皇帝真去了湖北,但也认为事有蹊跷。他在日记中记道:
戊戌政变后,康党发挥自己的宣传优势,对政变过程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宣传,以证明政变的倒行逆施与自己出逃的合法性。其中,康党对政变主角的宣传经历了从戊戌年的"逆后"说到己亥年"贼臣"说的转变,这是康党依据戊戌己亥年时局的变动作出的策略调整。政变之初,康党对时局的判断是光绪帝将很快被废,甚至被弑,并据此形成自己的宣传策略,塑造"逆后"形象遂成为康党宣传的主要内容;进入己亥年,一方面光绪帝并没有像康党预判的那样被废被弑,另一方面康党求助于列强的希望也化为泡影。在此背景下,康党被迫调整宣传策略:由塑造"逆后"形象转变为诋毁"贼臣",调和两宫,为促成太后归政制造舆论。于是,"贼臣"荣禄取代"逆后",成为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康党宣传策略的调整得到了新党舆论的呼应,从而成为阻止清廷政治退化的重要力量。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了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之所以说是“遭遇”,这是因为其中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处在被动的局面。这种被动不仅来自于西方列强武力的征服,同时也因为随之而来的对新旧文化的判断与痛苦选择。在这一变局中,为了解决内忧外患,图国之富强,对西学的接引也从早期传教士的传播转向官僚阶层的主动学习、积极学习,同时并试图将其纳入中学为体的知识体系之中,西学中源之说亦盛行一时。尔后的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士绅阶层的文化自信,他们开始更广泛、更深入地学习西学,在此过程中,教育则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改革的对象,而被改革的教育又进一步推动了西学的传播,并在变革过程中完成了对西学知识体系的全盘继承。以《钦定学堂章程》为起点的清末教育制度的整体变革,在面对中学与西学的取舍以及知识结构的选择上,确立了以西学知识结构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础,将中学内容融入到西学知识体系的抉择,形成了我国现代学制以西学知识体系进行分科设教的格局。论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做出这一课程知识选择的决策,缘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文化所呈现出的强弱对比。决策者选择了“师夷以制夷”的改革策略,并在课程中确立了“中体西用”的知识配置方案,...
<正>梁启超1902年,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正有待于统治者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然而作为当朝首辅的荣禄却满腹私谋,大肆操办爱女与载沣的政治联姻,并趁机敛财纳贿。梁启超对荣禄此举评论虽然尖刻,但也大体不差:"荣禄固数年来为我国政界中主动力之人也……虽中国之衰,其原因不独在荣禄,然数年以来,彼独揽大权,嘘焰扬波,绝我中国之生机,速我中国之死,期以一人之力,乃至大局败坏,不可收拾。"
<正>1898年八月初三日（9月18日）的颐和园里京胡悠扬、锣鼓锵锵。这天的内务府升平署为老佛爷安排的演出戏目是《丹桂飘香》《昭代萧韶》《庆安澜》,除了升平署的太监戏,还外请了"义顺和班"演了六出。戏从早上10点开演,一直演到晚上8点半。当天,光绪皇帝也在颐和园,请安、侍早膳、看戏,气氛一片祥和。到了中午,皇帝陪着皇太后吃过午饭后不久,大约下午2时许,便离开颐和园返回宫中,不过,这都是例
＜正＞1966年冬,清末重臣荣禄墓被发掘,出土小银锭31枚。这批银锭数量较多,形制相近,制作较精细,可能是清宫内务府制作的小银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一荣禄墓出土文物及银锭瓜尔佳·荣禄生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 4月6日,字仲华,号略园,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工部员外郎、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西安将军、
奕劻入枢,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高层最为重要的人事变动之一,它不仅直接造成政务处与军机处两大中枢在机构人员方面出现高度重合,也使得政务处职能面临实际调整。奕劻入枢后,清政府相继设立财政处、商部、练兵处等新机构,在顺应新政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政务处既有职能不断被分割,作用地位亦逐渐弱化。这一结果,既符合新政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奕劻的政治目的。其后虽因日俄媾衅,迫使慈禧调整高层人事以应付危局,并试图通过增派人员加强政务处的作用,实则已无法改变政务处日渐削弱的现实。此后在伍廷芳与戴鸿慈的推动下,政务处职能开始由"行政"转向"议政",最终丧失了"新政统汇"的地位。
首都博物馆馆藏晚清重臣荣禄的随葬器物里,有八件金锭较为独特。金锭呈长方形,亦可称为金条,其中六件锭身戳记中带有"標（骠）金"字样。民国时期,在上海黄金市场上,金货交易以标金为主。建国以来,标金实物却鲜有发现。荣禄墓出土的这些金锭是否就是当年用于黄金交易的标金?本文将结合文献资料以及近年来货币领域中专家学者的论著,考察荣禄墓中的这批"标金"金锭。抛砖引玉,求得同道者对标金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探讨。
庚子西巡中西安成为"陪都",地位顿时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因之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庚子年陕甘总督由湘军大将魏光焘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这既与魏光焘勤王不力不无关系,也是慈禧太后彼时更信任旗人的鲜明体现,还与复杂敏感的董福祥善后问题密切关联。与庚子年"惩处"董福祥问题已经较为清楚不同,辛丑回銮过程中的二次"惩董"问题尚扑朔迷离。崧蕃与曾经的西北大员、现任军机大臣荣禄和鹿传霖主张用怀柔之法,而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力主处死董福祥,各方都有过刀光剑影的秘密运作。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正在陕甘地区悄然发生。
荣禄是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质珍品,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这批藏品里有一件带"丙申"赐款的足金制葫芦形器甚是独特。多年来,金葫芦仅作为奢侈品供大众观赏,对它的用途尚无研究。本文从金葫芦的构造入手,通过类比相关器物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其功用进行探讨,得出结论,即金葫芦应是一件大体量的鼻烟壶。同时,文章还将就荣禄受赏的实质以及鼻烟对清代社会风俗的影响等问题试做粗浅分析。
＜正＞这是一封刘荣禄写给杭州和绿城的百年情书文化在此交叠,时光在此碰撞,不再只是再现经典,而是为桃源小镇再创造。建筑化作生活的容器,为阅历风云者绽放摩登时代的花样年华。在时间的长河里复刻经典的印迹,于一砖一瓦一扇门的繁华书页上,回望风华绝代的倩影。世界久仰摩登时代西方的艺术价值与东方历史底蕴碰撞下交织出璀璨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情境,它是精致的、优雅的、贵气的。基于现代纯粹素净的框架之上,Art Deco所代表的摩登艺术符号和城市精神,为建筑肌理融入了贵族沉淀的气质。
＜正＞2014年,在配合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五路商务楼项目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清理了一座竖穴砖石墓,该墓后室东棺椁前方出土买地券一方,据券文可知为明代荣禄大夫谷奉买地券。谷奉买地券并盖,方形,青石切割打磨而成,长、宽均为63厘米,厚8厘米。盖横排篆书"阴券文",其下竖排篆书"天圆地方,六律九章,符命告下,永镇墓堂",中刻由文字及一些象征符号组成的三个符篆,竖排。券盖文字及符篆均用朱砂批点。合
郝彬为元朝初期名臣,一生政绩卓著,《元史》有传。根据墓志铭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可以得知,郝彬年少入仕,历任扬州路治中、淮西道宣慰司事、江淮财政总管、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后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位列副相。通过对郝彬的婚姻、入仕等考释,不仅可以对其家族世系进行系统梳理,而且对元代官员婚姻及入仕途径等研究也提供了相关史实。
本文以翁同龢家藏《致太世叔函》为线索,厘清了该函作者沈鹏由常熟到京城在翰林院苦读细节,以及翰林院诸生的构成及苦读状况;并阐述沈鹏成为编修后仗义执言,不顾生死的壮举。在慈禧等守旧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后,他大胆上书,为光绪皇帝鸣不平,要求朝廷改弦更张,严厉惩处军机首辅荣禄、军机大臣刚毅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三凶",因而遭到清廷及两江总督鹿传霖等人的残酷迫害,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最后,由于外人干涉,清廷虽然被迫提前释放沈鹏,但由于他长期饱受折磨,出狱不久便与世长辞。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改变了甲申易枢后清廷的权力格局。比较显著的表征是满洲贵族荣禄权势的激升,以及中兴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势力的衰败。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逐步取代了淮军集团对北洋的长期控制,出现满洲贵族集权的一丝曙光。在权力交替过程中,受到慈禧太后宠幸的荣禄,迅速升迁;李鸿章则不甘落败,伺机而动,谋求发挥影响,二人关系十分微妙。如果考虑到慈禧驾驭臣下的灵活手腕和满洲贵族内部、汉族官员之间的派系利益之争,荣、李应对的形势更加复杂。事实上,他们周旋于复杂的派系之中,虽有分合,总体上仍保持着政治合作的态势。
奕劻、李鸿章作为清政府授命的"全权大臣",是对议定《辛丑条约》直接负责的外交代表。"全权"并非义和团运动后产生的新问题,其产生过程与战争性质、战时交涉情势以及中枢和地方关系的变动密不可分。清朝议和代表的确认历时数月,列强凭借其军事实力及在华政治影响力,干预清朝内部人事安排,从侧面反映了列强之间的竞争关系。战后和谈不仅是清朝与列强的谈判,其内部也存在西安军机处、北京"全权"、东南督抚以及驻外公使等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因多元外交的特性,某些时候中枢与地方确可相互配合、争取利权,但清朝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处于弱势,加上官僚政治、派系斗争等因素,外交权分散的状况反而导致大面积暴露传统交涉方式的局限。庚辛之际的"全权"问题,牵动清朝内政、外交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到历史长远走势。
北京地区出土的《明故特进荣禄大夫怀柔伯施聚墓志》是一方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石刻文物。墓志主人施聚声名显赫,镇守辽东数十年。经过考释后发现墓志内容涉及到明朝诸多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可与《明史》、《明实录》等史料互补,对研究明初辽东地区边政提供有益的历史信息。另外通过对志文内容重新释读考证,对其他学者观点进行尝试性补充和更正。
庚子事变时期,清廷内部的南北畛域的分野显著,"东南互保"看似与北方大势格格不入,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大员却自认为是"留东南以救社稷",他们将奕劻、荣禄视作向慈禧太后进言、以图挽回时局的最主要管道,尤其盛宣怀更有相当激进的主张。在京外人士的表述中,常以"庆、荣"并称。不过稍显区别的是,较之奕劻强烈的自我禁抑,荣禄似更为敢言,对载漪一派的制衡作用也更明显。通过梳理南北函电往来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虎城密电"等关键文本的考证分析,可从东南视角观察奕劻、荣禄的政治作用,对当时复杂的南北关系有所理解,同时也证明孔祥吉先生关于"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的论说存在误读。
庚子"归政照会"事件,学界向来众说纷纭。通过对当时人记载的梳理与勘比,基本上可以勾勒出"归政照会"事件的来龙去脉。即由罗嘉杰搜集情报后于五月二十日上书荣禄,情报涉及归政、兵马、钱粮等条目,荣禄据以秘呈,慈禧在二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上隐去归政条目后以"照会"的形式出示群臣。庚子五月并没有真正的"归政照会",所谓"照会"出自慈禧的"移花接木",且察析时人的认知,"归政照会"就是庚子宣战的主因。
庚辛议和时期,清政府的政务程序十分特殊,行在朝廷、全权大臣与东南的刘、张二督之间形成三角政治。有关研究已有所揭示。本文重点梳理三方关系的前后演变,考察各方在"祸首""俄约""赔款"等关键条款上的立场和幕后互动,认为议和期间南北议和大臣大致是各行其是局面,且自"俄约"交涉开始,矛盾愈演愈烈;中枢则以调和为基调,为维持双方关系不惜以牺牲条款利益为代价。《辛丑条约》之所以代价巨大,三方关系之不协是重要原因。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是一篇以弹劾大学士荣禄为主旨的上书,被"康党"、新党的诸多报刊竞相转载,影响巨大。但对于该上书的作者,目前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本文通过爬梳相关史料,考订该上书的真实作者,着重分析不同观点提出的缘由,进而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
本文通过对易顺鼎致梁鼎芬、荣禄等函札的考释,在其生平行迹的研究上,做了若干补正,揭示了他与当世名流刻书相赠的情形,以及干谒权贵的微妙、复杂心态,以此揭示晚清湘军末期,文人游幕的结局与人格特点。
＜正＞咏义设计创始人刘荣禄,是台湾设计师中个人特质鲜明的一位,他的作品不囿于某种固有的风格思维,而是基于完善的机能、淬炼精良技术,不断追求美学创新与突破,以理性思维呈现感性的浪漫写意。他以深厚的艺术积淀投身建筑与空间设计,以理性、执着、谦逊的态度完成艺术与设计的转换、交融,完成了诸多兼具用与美并引领未来方向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咏义设计也完成了以作品为导向的市场识别度与认知度。
＜正＞清末显宦陈夔龙在其自传《梦蕉亭杂记》中,曾如此概括满族重臣荣禄病殁之影响:"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陈于清季政坛得以发迹,荣禄其间多有庇佑回护,故此番评论,不免有溢美之嫌。然揆诸晚清政局,荣氏一人在军政两界之份量与作为,确也堪称"枢纽",无怪乎《清史稿》称其"久直内廷,
以往研究戊戌政变到庚子期间袁世凯的活动,多注重于"告密"疑案、练兵及其在山东的"剿拳保教"政策;对这个时期朝局中袁氏政治境遇的关注还不够。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除政见差异外,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斗争。新出版的《徐世昌日记》及未刊荣禄信札,为揭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正＞政治联姻是古今中外各政权、部族或家族团体,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经常采用的一种有效手段。庚子事变打破清王朝既有的权力结构,也使未来的皇嗣人选重新洗牌。醇亲王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的联姻,是其中关键的环节。不过载沣原聘之妻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对于两家的
庚子事变打破清王朝既有的权力结构,也使未来的皇嗣人选重新洗牌。醇亲王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的联姻,是其中关键的环节。不过载沣原聘之妻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的态度。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结果。荣禄嫁女时,适逢其人生权力的顶峰。他之赞成或曰有意识地促成此桩联姻,既是为了减轻参与戊戌政变的历史责任,也有固宠保位、转移中外舆论视线的政治考量。而作为当事人的载沣,虽然表面上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但这桩联姻,对于他的仕途发展乃至最终成为执掌国柄的监国摄政王,仍有着直接的关系。
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很少关注戊戌至庚子时期满洲权贵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个问题关乎庚子事件前后的内政外交决策,对政局影响至大。充分的资料表明,戊戌政变后军机大臣荣禄和刚毅争权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主线。在政变后汉族官员势力整体遭到裁抑的背景下,刚毅积极攀附端王载漪,藉此与荣禄抗衡,加强在中枢的影响力;双方在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人事争夺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虽然荣禄慈眷未减,终因投鼠忌器,在庚子年春因身体原因暂离中枢,此后清廷决策出现袒护拳民、仇视洋人的偏向,发生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一定程度上说,造成庚子五月京津局面失控和形势恶化,荣、刚之间的争权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正＞政治联姻是古今中外各政权、部族或家族团体,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经常采用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清朝历史上长期大行其道的"指婚",正是政治联姻的突出表现。其间起决定作用的,从来都是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非婚配双方的意愿。载沣与荣禄之女的联姻,也不例外。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1901年10月6日）,因八国联军攻陷京城而西狩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自西安起程回銮。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2年1月5日）,两宫驻跸保定期间,慈禧太后颁布懿旨,将大学
＜正＞马忠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39.3万字,65元晚清重臣荣禄在甲午战争后重新崛起,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事变、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既往学界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大多停留在策划戊戌政变、创办武卫军、围攻或"保护"使馆等具体问题上,对荣禄一生的事迹缺乏整体观照。由于史料过于分散,旧说先
＜正＞南侨机工,是指1939年南洋华侨响应东南亚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服务的华侨司机,是中国华侨史上一支最为集中、最有组织、人数最多的抗战主力军,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从永定土楼走出的苏荣禄正是3000多名南侨机工中的一位,投身抗战时,他只有12岁。1925年,苏荣禄出生于永定湖坑的振福楼（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六群四楼"中的"一楼"）,3岁时因生母去世,由婶婶带到新加坡,投靠在胡文虎报业集
提到荣禄,许多人就会联想到他与慈禧的特殊关系,这种传闻由来已久,从清末的野史小说一直到现代人写的史学和文学作品,都对他们的特殊关系有过各式各样的描述,本文就是要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研究,纠正人们对慈禧和荣禄关系的一些错误观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八国联军侵袭下,慈禧携光绪及若干亲王大臣仓皇西逃,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重新回到北京,历时共511天,横跨庚子辛丑年,官方史学美其名日“庚子西狩”。就在到达长安不久后,慈禧就颁布了实行新政的上谕,这即开启了晚清十年的新政,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何在此时满清统治者会以推动者的姿态同意新政?作为最高权力者的慈禧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她在切身经历庚子之变后,为何会从变法的被动者、乃至扼杀者变成推动变法的主动者等,都将在本文得到简要的梳理。 本文除附录、结语等,具体分为五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主要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分析了慈禧一行“西狩”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传统史学观点往往以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为其背景,而本文将此背景锁定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维新,以及晚清以来民间与官府积蓄已久的仇洋意识。一方面点明义和团被清政府所利用,尤其是因为作为最高权力者的慈禧与洋人素有仇恨,她的任何决策都带有决定性的效力,如此视之也就不应否认她对发起新政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在戊戌的背景下,以中枢人员变动为角度来梳理慈禧向六国宣战的助推力量。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
甲午之前,荣禄长期担任京官,虽有幕府,但规模应该不大,目前能考出者有员凤林、张裕钊二人。甲午之后,荣禄权力膨胀、事务繁剧,先后将李盛铎、陈夔龙、谭启瑞、奭良、聂时寯、杨文鼎、樊增祥等人罗致入幕。外放直隶和总统武卫军时期的幕府最为庞大,累计40余人。比起稍早的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荣禄幕府具有人数少、成分杂、贪员多、流动性大的显著特点,它不像是幕僚寻求知遇、成就事功之所,更像是得官得缺的一块跳板。幕府的局限正反映出荣禄本人的局限。
＜正＞刘吉同在1月26日的《羊城晚报》上撰文说,荣禄死于1903年4月,死前是慈禧倚重的心腹大臣。荣禄死后,据说太后比死了丈夫还悲痛,荣禄享受到的哀荣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民间对荣禄之死则是一片欢呼。报章评论无不拍手称快,《中外日报》甚至说:"恨其死之迟耳!"荣禄死的年代,官民矛盾严重对立。1901年的《集成报》的一篇社论就说:"中国之民皆好民,中国之官皆不好官。"人民如此"仇官",
本文着力于从晚清"练兵"问题的历史脉络中考察神机营的由来与建置。作为神机营早期的管理大臣、同光政局中的重要大员,荣禄在该衙门任职长达19年之久。此间经历深刻影响了他对练兵、自强、洋务等问题的认识。荣禄甲午之后权力、地位迅速上升,得益于其神机营履历。戊戌时期,荣禄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始终不遗余力鼓吹练兵、耗费巨帑编练武卫五军,也源于他在神机营时期形成的两个成见。
＜正＞受北仑区戚家山街道办事处和几位老同志重托,我不辞谫陋注释了这篇墓志铭。为慎重起见,解读时请教过蒋思豫、桑文磁二老。二老均已九十六岁,热心点拨后学,盛情感人。沙孟海书学院张忠良同志更冒奔走,为注释事尽力,贡献良多。墓志铭作者沈曾植（1850-1922）系晚清文学名家,书法有碑学大师之称。墓志铭文辞古奥,用事孔多,时见僻典;书法则追摹古贤,颇有与现行实体不同者。本文沈氏《海日楼
道咸以降的晚清官场,充斥着各种腐败,请托即为其中一端。由于专制政体的内在缺陷,加之候补官员群体膨胀、地方督抚权利上升、新式事务不断涌现等社会土壤因素的作用,导致官场请托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并进一步助长贪腐之风,严重破坏社会公正,加剧社会对立,也为朋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本文通过《荣禄存札》,对晚清官场请托进行典型考察。
＜正＞邝荣禄（1911.10.19—2001.5.10）是我国著名的禽病学专家,有"医药圣手"的美誉。他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后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医学博士。学成归国后,邝荣禄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在此期间,他成功研制多种动物疾病防治疫苗,轰动海内外学术界,为畜牧业发展壮大作出巨大贡献。为了让中国的畜牧兽医学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使中国兽医学在短短十多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本文对河南平顶山市郏县薛店乡张武楼村农田中发见的一块由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所书之石碑——"有元故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作出笺证,对元代哈刺鲁将领哈刺（?）一生之事迹作一钩沉,进而说明元代哈刺鲁人的历史变迁。
＜正＞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走近荣禄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的大臣说,
利用荣禄本人编、撰的《世笃忠贞录》、《先继妣颜札太夫人行述》及相关档案史料,对《行状》、《墓志铭》中所述荣禄早期生平进行辨正。在考订荣禄父系、母系、生年等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讨论其仕途登进。荣禄能迅速窜升为同光时期的重臣,主要是得益于当时权力格局的重组和清制对满人的关照,在官场内,荣禄交游甚广,与文祥、奕譞、翁同龢、李鸿藻关系尤密。
孔祥吉先生大作《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披露庚子召见单,据此质疑学界关于奕劻对义和团持反对立场的既有认知为"误读",并认为奕劻、载漪处于"同一阵营",而慈禧在用人态度上亲奕劻而疏荣禄。上述论断皆有可商之处。在政治史研究中对单件史料的解读,应避免脱离语境的字义推演或过度诠释,而尽量把历史文本放回时间脉络中来做处理,注意其与前后左右史事的关联;为了表述条理化,对政治人物或派系进行命名、定义是必要的,但应避免对其做本质化的理解。
＜正＞机关算尽的荣禄和那时的大清朝一样,一病不起,最终先后告别了历史舞台。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走近荣禄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
本文通过对《荣禄存札》做个案考察发现:晚清官场请托积弊严重泛滥,候补文官群体是其高发群体,官员的铨选、任用是其高发领域。受托官员对请托有排斥心理,然而受金钱等因素驱使,又普遍倾向于接受。在他们的卵翼下,请托成为官场内得缺、得差的捷径。统治者一直严禁官场请托,但屡禁不止。至晚清社会,由于专制政体一贯的内在缺陷,加上候补群体膨胀、督抚权力上升、新式事务不断涌现等一系列社会巨变,请托在一种特殊的土壤中滋生蔓延,最终泛滥开来,由此助长了贪污纳贿等其它腐败形式,严重破坏社会公正、加剧社会对立情绪,也为朋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在体制内、外为清王朝的灭亡增加了一批掘墓人。
＜正＞清末民初的沈阳政坛和学界,提起"满洲名士"金梁（金息侯）,几乎无人不知。而他最有意义的一段佳话,就是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夙愿得偿,使沈阳故宫从"皇家禁地"转化为一座著名的博物馆。请杀荣禄名扬四海金梁其实并不姓金。出身于满族望族瓜尔佳氏的他,如按后代的冠姓习
从《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传统认识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争赃"竞赛,谈判过程全为西人主导,清朝一方对议题几乎没有介入。这一种印象或结论的产生,主要是依赖外国一侧史料建筑史实的后果。议和过程中,清朝一方虽然对议题缺少发言权,却并非全无努力,其内部西安政府（那拉氏、军机处）、北京全权（奕、李）、东南督抚（刘、张、盛、袁）等多种力量互动频繁,唯因相互制约造成内耗,本来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未能形成有效的对外合力。这一现象也成为近代外交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本文拟从"惩董（福祥）"问题切入,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从一侧面观察当时清政府外交及内部政治关系的实状。
但凡提及袁世凯,多半带有贬义:投机政客、乱世权臣、复辟逆流、窃国奸贼,承认"二十一条"、破坏戊戌变法……然,这些解读就是完全的袁世凯吗?这个近代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反派,他对戊戌六君子的出卖是卖友求荣,主动告密,还是身不由己,被迫为之?请看清史大家戴逸先生如何在如山史料中抽丝剥茧,慧眼拨迷雾,还您一个袁世凯告密真相。
＜正＞巩昌便宜都总帅汪世显家族,是一个终元一代世代据有陕西行省西部,势力达到陕西、四川、云南等行省的显赫汉军世家。汪寿昌则是汪氏家族中仕宦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品级最高,生前地位最为尊显的一位。而《元史》卷一五五《汪惟正传》仅提及汪惟正"二子:嗣昌,武略将军、成都管军副万户;寿昌,资德大夫、江南行御史台中丞"。此外,
＜正＞荣禄在晚清政坛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生前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曾经权倾朝野,荣华盖世,可谓登峰造极。去世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入祀贤良祠,哀荣备至。荣禄墓在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乡西花营村（有称"花园闸"）,据有关资料记载:茔地占地三十余亩,周以围墙,南墙中间开门,门前有石拱桥。门内有大型龟趺石碑两座。石碑北为坟墓,大小三茔,荣
＜正＞时间1898年地点大清国人物谭嗣同——33岁,江苏候补知府,后为军机章京。谭继洵——60多岁,谭嗣同父亲,湖北巡抚。闰娘——24岁,谭嗣同妻。荣禄——60岁,军机大臣,直隶总督。陈宝箴——50多岁,湖南巡抚。淮生——4岁,谭嗣同子。马摩提太——40岁,某国传教士。
荣禄早年由荫生以主事用,后入神机营,屡经升迁,历任西安将军、步军统领、兵部尚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曾参与戊戌政变、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等,是晚清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本文系统探讨荣禄的军事活动。荣禄在剿捻、编练新军及整顿旧军中崭露头角,得到清统治者的赏识。甲午战后,荣禄奉命组建武卫军,对武卫军进行训练,筹措军饷。同时,荣禄对清廷的军事工业提出了武器国产化和规格的统一等多项主张。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荣禄领导的武卫军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后因武卫军的溃败而丧失兵权。荣禄的军事主张与军事实践对晚清军事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荣禄在政策的贯彻执行、武卫军的内部体系以及军事工业改革等方面又有其历史局限性。
荣禄在清代历史上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对晚清的政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戊戌变法以后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北洋各军。他是怎样掌握军权的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在甲午至辛丑（1894-1901）年间，中国接连发生了甲午战争、戊戌政潮、庚子事变三大“国变”，政治风云诡谲异常，在其冲击之下，北洋局面接连发生变端，而北洋的变化又深刻地影响到了朝局时政。 本文即重点研究此间北洋变局，探索此变局与三大“国变”间由外而内的种种联系。其内容梗概为： 一、甲午战后，淮系北洋集团走向衰落，不仅李鸿章个人地位跌落，其权势之主要依恃—军队亦遭受重创，集团凝聚力亦行削弱，惟在外交一项，尚能发挥较大影响。 二、王文韶为北洋首脑期间，其事权较前大为削减，这既受多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又与王文韶的性格特征和政治资本条件密切关联；在北洋编练新军之权落入荣禄与袁世凯之手，为袁世凯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初基。 三、戊戌政潮期间，北洋首脑屡有变动，历经王文韶、荣禄、裕禄三任；其间袁世凯的角色亦颇显重要而微妙；戊戌政变后，北洋军权加以整合，荣禄成为其掌控者。 四、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直隶陷入无序状态，裕禄在窘境中自杀；荣禄军权亦在战...
本文将庚子事变中的五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被杀”事件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分析被杀的五大臣在庚子事变中对内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主张避战求和的动因,并对五大臣的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揭示在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势下理性爱国的重要性。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述五大臣被杀前思想观念和社会经历,探索庚子事变前后他们言论与作为的内在联系,下编综述五大臣被杀的背景、原因、影响及死后平反,在此基础上对五大臣被杀现象作历史思考。最后对广为流传的“三疏”作出考证和分析。各章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历八国以将周,使四方而不辱”——许景澄。许景澄在公使任上,参与了中法战争、中同战争及中俄西北、东北边境的交涉,亲身体会到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既狼狈为奸又矛盾重重,同时,感受到中西之间的差距,提倡洋务改革,参与建设海军。11年的外交经历使他对国际形势有更多的了解,养成了坚韧、理智的思维方式。第二章“素性慷直,无所欺隐”——袁昶。近10年的总理衙门和近6年的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任上的仕官经历,使袁昶更多地了解时务与民情。他勇于进谏,主张“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这与他在庚子事变期间御前会议...
立足于研究历史问题必先重材料之考据与辨别的认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完成的是清代江西进士研究的资料考据。全篇共分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 绪论是本文写作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的写作出发点。绪论的分节与正文部分大致上是对应的。第一节介绍了本文所集中参考的四种明清进士名录、索引类工具书的编纂与利用情况,它们包括《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同时探讨了科举研究中进士群体量化统计之社会史研究这一分支所存在的考据欠缺的问题。第二节探讨各种明清进士工具书在进士籍贯和姓名方面的刊误,并分析了各书出现刊误的原因。第三节探讨《光绪江西通志·选举志》有关清代江西进士的刊误,指出作为“志坛双璧”之一的《光绪江西通志》中,对清代江西进士的收录大致存在六类错误。第四节集中分析了其他相关资料刊载清代江西进士所存在的问题,这些文献资料包括清末、民国时修的《民国江西通志稿》、各府志、县志,《清代朱卷集成》、缙绅全书等。 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是针对学界进士群体量化统计之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考...
荣禄在1900年的庚子国变中担任重要角色。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截然不同,并通过“已亥立储”和“归证照会”把清政府一步步推向战争的深渊。战后,由于他手中的军事权力而最终能脱身事外。
作为晚清重臣的荣禄 ,以其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而闻名于世。而在这两大历史事件之前 ,荣禄经历了近 2 0年的宦海沉浮 ,其坎坷的官场生活使荣禄总结出一套适合于慈禧当政的为官之道。荣禄在后半生中的表现与其早期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
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 ,并参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 ,对先前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 ,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 ,并做出相应的补正与修正。本文以大量的档案史料 ,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也对先前研究各说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真实力自不必说，但俗话说得好：不会做饭的看锅，会做饭的看火。我们分析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与其一味地研究外资银行这口“锅”的质地与大小，不如换个角度探究一下它的“火”的走势与强弱。
荣禄作为晚清重臣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并非一味地反对任何改革。相反 ,在练兵、办学、兴办工商实业等方面 ,荣禄都有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主张和表现。但荣禄的改革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全方位变法是有本质区别的 ,因此荣禄成为协助慈德镇压维新运动最为凶恶的帮凶。而天津阅兵“兵变”一说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荣禄在戊戌变法期间的表现应做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
＜正＞父亲突患脑溢血,躺在病房里已经二年了。二年来,前来看望他的各级领导没有断过,老战友、老同事也络绎不绝。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也终日守候在身旁。令人惊奇的是,处在深度昏迷中的父亲每当听到洪水,丹江口,黄龙滩,葛洲坝,清江,长江三峡这类字眼时,紧闭的双眼会突然睁开,神情会异常激动。而每当丹江口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长江葛洲坝工程局,清江开发公司,长江三峡
＜正＞黔江中学校是一所具有70多年光荣历史的省（市）级重点学校,其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在黔江开发区首屈一指。学校地处黔江商贸繁华地段,占地3万多平方米。现有教职工200余人,
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一个本来并不杰出的女性竟能牢牢掌握最高统治权力达48年之久。众所周知,这个人就是慈禧。她当政时间之长,离不开一批朝廷重臣的死命维护,其中荣禄对维护她后期的统治尤其功不可没。
本文在考察荣禄的片奏、函电、文牍以及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具体阐述了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的变法思想和举措，以及政变后荣禄在北京主持枢垣，竭力消除政变造成的消极影响，维持大局，并继续主张为图强御侮而实行相应的改革，从而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荣禄看作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人物
＜正＞当总禧庇拳,诒荣禄炮轰使馆,荣急召武卫中军炮队长张怀芝令执行.荣愚戆,方受后宠,如徇后意行事,则乱子闹得更大.怀芝为人（饣睿）心计且有胆识,谓荣说:“怀芝走卒耳,不知有上谕,果决意炮轰,请中堂更发手输给我.” 荣初局促,说:“太后如不闻炮声,我如何去复命?”怀芝笑笑说:“此易事
翻番致富的排头兵──记湖南省劳动模范、麻阳县绿溪口乡陶伊村党支部书记刘荣禄刘少农，张吉忠在湘西武陵山脉的麻阳苗乡，人们谈富裕，自然要说陶伊村．特别是对该村的显著变化，都表示出钦佩和羡慕。陶伊村地处锦江河畔，远远望去，小楼鳞次栉比，一幢幢崭新的农舍和村...
稻花香飘公仆情──记前郭灌区红光农场场长、党委书记王荣禄刘晓英前郭尔罗斯是松辽平原上的一块黄金宝地。这里，松花江波光粼粼，沃土流金滴玉。在这块风光旖旎的草原上，坐落着一个绿水人家绕、稻花百里香的“塞北江南”小镇，即驰名遐迩的前郭灌区国营红光农场。昔日...
邝荣禄教授简历邝荣禄教授，１９１１年９月１２日出生，广东省台山县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是我国著名的兽医学家、禽病学家、兽医教育学家。邝教授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５年在燕京大学读书获生物学学士学位；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９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获兽医学博士学...
本文主要就董福祥与荣禄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其甲午战争后,在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合作与分歧等问题作了析论。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董福祥是荣禄拉上战车,紧接着又绑在一起,同唱一台戏。但由于特定的中外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历史原因,致使董福祥以悲剧而告终。
＜正＞ 戊戌后,荣禄因政变之功,领班军机,节制北洋海陆各军兼统武卫五军,权倾朝野,为有清所绝无仅有,弄清荣禄在嗣后庚子事变中的态度,将有助于了解此一时期的清廷政治.一所谓列强“归政”照会,历来被视为慈禧太后开衅八国的关键,而荣禄被视为祸首,其重要的一条原因即为该照会是由他进呈慈禧。但关于照会慈禧归政的记述。各家极不一致,此胪陈如下:《庚子国变记》:6月16日“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出罗嘉杰书示廷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正＞ 荣禄作为清末最受慈禧宠信的大臣,参与了清末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至今,人们还只是对荣禄在戊戌变法中扼杀维新运动的经历了解甚深,而对荣禄其人的全貌,他的经历,他在晚清历次重大事件中的作用,尚缺乏全面认识。本文力图对荣禄一生作一比较全面的评述。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历经成、同、光三朝,他的发迹主要是在光绪朝。荣禄出生在一个被清廷大加褒奖的“忠义”之家。祖父塔斯哈,道光初年官至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在遭光十年（1830年）九月的新疆回疆动乱中被难于阵。动乱平定后,清廷授塔斯哈都统衔,并予骑都尉世职。荣禄伯父长瑞袭世职,授三等侍卫,荣禄父长
＜正＞ 7月27日,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戒严部队某部新闻报道组长于荣禄少校“共和国卫士”称号,以表彰他献身党的新闻事业的英雄事迹。今年四五月,极少数人在北京煽动学潮,制造动乱。于荣禄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感,对这种局势深为忧虑,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5月29日,他来到首都戒严部队某部集结地采访。短短四五天里,军报就发表了他采写的《疑虑、理解、热爱——京郊某地群众对戒
＜正＞ 《紫禁城》第廿九期彭长卿之《太监寇连才》与赵蕙蓉之《荣禄其人》两文同载,使人觉寇职位卑微而心地光明,深明大义,迫于内忧外患,国势倾危,不惜以一身匡主殉国,故梁启超以“烈宦”称之。自来宦官
本文讨论的庚子事变中的三个“小人物”——金四喜、郑殿方、傅景涛，无一例外具有教民身份，属于社会边缘群体，亲历与见证了事变，也因缘际会，被推至历史前台。他们一度托庇于使馆，然后不同程度地介入战争状态下隐秘渠道的信息传递过程，对于战时交涉、使馆解围各自发挥了作用。他们的行动一度跨越了国别界限，特定时代的极端环境下看似“例外”的个人选择，显示了“社会机制的失灵”。这些“小人物”有过非常的行动，但始终无法自我表述，关于他们的历史记录，几乎全部出自他者。由各色“记忆”拼合而成的某一“形象”,可以验证特定时代重心所在，同时折射不同人群的观念立场。追寻“小人物”的线索，很可能找到打开“大历史”门户的锁钥。
＜正＞陈夔龙,又名陈夔鳞,字筱石,又作小石、韶石,号庸庵、庸叟、花近楼主,贵州贵筑人。袁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河南项城人。陈夔龙与袁世凯都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人物,经历了小站练兵、庚子事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洪宪帝制等重大事件。随着清末民初政局的变迁,他们在交往中,既有互助,又有冲突,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目前,学界关于陈袁交往的研究,散见于陈夔龙崛起原因①、陈夔龙抚豫期间改革②、辛亥鼎革之际陈夔龙与袁世凯的出处抉择③、
清末十年晚清政府基督教治理,总体上存在一个由外交到内政的发展大势。对外交涉、改订教约,为清方一大治理取径,此诉求在庚辛议和之际,被决策者赋予了相当的政治意义。北京全权、东南督抚以及西安行在三方,对教务的复杂度、敏感度存在认知落差,也导致三方在教约权重判定上,产生歧出。李鸿章对改订教约持消极态度,虽作出交涉之举,却也乐于接受对外专约降为对内章程;西安行在高度重视教约问题,但无力左右和议进程,对全权虽有不满却仍需倚重;张之洞系教约诉求主要发起者,积极联合刘坤一绕过议和全权,通过各国驻使,径自向英、法、美、德、日五国外交部门发出教约动议。列强对教务问题谨小慎微,持躲闪回避态度,使得清方教约诉求并未得到应有尊重,改订教约成为历史积留问题,为其后民教冲突酿下苦果,也为清廷基督教交涉、治理埋下伏笔。《辛丑条约》后,教约仍长期牵引着清廷的注意力。在东南督抚主持之下,1902年中英及同期稍后的中美续议商约谈判,清廷在教务交涉方面取得一定斩获,英国允诺会查教务,美约加入限制性教务条款。天主教被国人视为教案主要“祸首”,以保教自任的法国是清廷教约交涉的主要对象。1906年南昌教案后,被清廷膺寄重托的张之洞...
＜正＞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因准备不足,在战场上屡战屡败。1894年11月22日,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失守,日军兵犯辽东,有进一步进逼京、津的趋势,慈禧太后决意与日本议和。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日本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借口清廷派出的和谈大臣"全权不足",将张、邵二人驱逐回国。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更是于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要和谈,需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
＜正＞关注琉璃厂老铺,缘于对近代铜刻文房的收藏。老铺早已不在了,可当年出版的书籍、制售的物件还有遗存,被收藏者珍视,于是关于老铺的话题时常被提起。荣录堂是琉璃厂最悠久的老店铺之一,是最有名的老搢绅铺。搢绅（也作缙绅）,指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搢绅录》（图1、图2）（又称《爵秩全函》《中枢备览》等）是记录全国范围官员名册一类的专书,详细记载清朝职官制度的基本情况和任职官员的履历,制度方面登载内外职官品级、赴任凭限、驿站路程、职官总目、官员相见礼仪等,
两江总督为清朝东南第一要缺,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例兼南洋大臣,人选更为重大敏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湘人江督格局",即江督非湘人不可。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后,江督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东南湘军随之衰落。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强势南下密不可分。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1904年,有北洋和淮系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奕劻和袁世凯支持,出人意外地南下署理江督。随后两年,周馥大力裁撤湘军、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汲取南洋资源支持北洋练兵、利用北洋模式和北洋官员推进南洋新政的一系列举措,不仅终结了湘人江督格局,而且加速了"北洋下南洋"的形成。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清季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
铁券肇始于西汉,一直发展到明代,才成为一项完善的制度。本文主要对现存的5副明代铁券文物进行整理,对其具体形制、券文内容、所属者生平及世系都做了较系统的研究。结合史料,统计出明代被赐予铁券的臣子202位,共计223副铁券和12篇铁券券文。明确了铁券的构造、颁赐条件、管理方式和使用权限等具体规定。明代铁券大量颁发于洪武、永乐年间,体现了明朝初年,铁券对巩固君臣关系、加强中央统治起到的重要作用。但从洪武朝开始,就已设立专门的法律来约束铁券特权。到明朝末年,超过一半拥有铁券的臣子被皇帝削爵夺券,券文中免死等特权,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说明铁券的颁发只是明朝维护皇帝专权的一种手段。
1900年,清廷在围攻外国驻华使馆的同时,同公使们维持了长达一个月的交涉往来,这是由外围战局决定的,也体现了清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势力消长。主和派渴望由公使转圜和局,荣禄及总理衙门同外国公使商议休战、护送出京、电报平安等问题,却无奈主战派不放弃围攻,形成了奇特的既进攻又和谈的局面。综合"战"与"和"在具体情境下的错综复杂状况,正是清廷的战和失据,导致交涉议和的最终失败,丧失了阻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机会。
从义和团运动初兴到使馆被解围,清政府和外国使馆区的交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使馆区人员从要求小批卫队进京到组成联军,其间和总理衙门发生多次龃龉;第二阶段,联军使诈攻占炮台,慈禧太后以拳御夷,使馆人员被迫留京;第三阶段,清政府下令围攻使馆区,但又担心列强会以此为借口开战,使馆区人员巧妙利用清政府的矛盾心态同清政府对峙到八国联军入京之时,使馆区人员出于各种原因不肯出京是八国联军最终入京的直接诱因。
同治十三年,清朝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去世,无子嗣位。慈禧太后违背礼制,扶持醇亲王奕譞长子载湉继嗣咸丰皇帝,承继大统。从此,清朝因皇嗣问题,陷入一系列的争端之中。同治皇帝死后不为其立嗣,同治的皇后在后宫名分尴尬,清穆宗、清德宗升祔太庙的昭穆次序,光绪帝本生父及监国摄政王的名分待遇,己亥建储牵扯出的大阿哥名分等问题,均引发了晚清时期激烈的大礼议之争。每一次礼仪问题发生时,朝廷总能通过集议的方式,暂时解决。不过,举朝上下对问题的讨论,并不会随之消失,自第一次立嗣光绪至第三次立嗣宣统,像同治后嗣的问题是贯穿其中的,并且由于立嗣溥儁而愈加复杂化,持续地引发着朝野的议论。礼是用来维系国家统治秩序的标准。当这种无形的制约遭到破坏或者产生变化的时候,清王朝的各阶层,都对其做出了反应,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和争议,甚至是外国列强也参与其中。在内外各种势力的作用之下,礼仪问题最终被解决,它背后的各种政治文化关系的勾连也逐渐显现出来。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戊戌政变后,康党发挥自己的宣传优势,对政变过程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宣传,以证明政变的倒行逆施与自己出逃的合法性。其中,康党对政变主角的宣传经历了从戊戌年的"逆后"说到己亥年"贼臣"说的转变,这是康党依据戊戌己亥年时局的变动作出的策略调整。政变之初,康党对时局的判断是光绪帝将很快被废,甚至被弑,并据此形成自己的宣传策略,塑造"逆后"形象遂成为康党宣传的主要内容;进入己亥年,一方面光绪帝并没有像康党预判的那样被废被弑,另一方面康党求助于列强的希望也化为泡影。在此背景下,康党被迫调整宣传策略:由塑造"逆后"形象转变为诋毁"贼臣",调和两宫,为促成太后归政制造舆论。于是,"贼臣"荣禄取代"逆后",成为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康党宣传策略的调整得到了新党舆论的呼应,从而成为阻止清廷政治退化的重要力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夏季,义和团由山东蔓延至华北地区,清王朝的统治者剿抚不定,致使义和团在短时间内遍布京津地区,京师原有的秩序已消亡殆尽。继而由于义和团反洋教戕杀传教士,遭致八国联合侵华,并于二十一日攻破北京城,两宫闻讯,仓猝西逃。同一日徐桐在京内自缢,荣禄、崇绮、董福祥奔走良乡,朝中百官或逃亡或殉国,京城一时群龙无首,成为无主之城。本文主要以光绪二十六年北京城破后京官的随扈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笔者在爬梳了与庚子事变相关的档案、日记、笔记、报刊后发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两宫西逃后,预先指定的随扈各员大多未及跟出,数千名大小臣工被困守京城,出逃无门,后经联军锁城,道路通讯皆断,一时竟造成京师无主而行在无人的尴尬局面,清廷要想继续把控全国,督促京官西行重建中枢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慈禧自“西狩”始,就接连发布上谕督促各处京员迅赴行在,共维时艰,企图迅速完成中枢重建,平乱复国。但事与愿违,这些上谕大都因联军锁城、通讯中断、官员四散等诸多原因,无法在第一时间送达,而且就算谕旨侥幸送达,京员也都面临着川资不足、路途凶险等困难无法成行,所以这一阶段奔赴行在者寥寥无几。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行...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了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之所以说是“遭遇”,这是因为其中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处在被动的局面。这种被动不仅来自于西方列强武力的征服,同时也因为随之而来的对新旧文化的判断与痛苦选择。在这一变局中,为了解决内忧外患,图国之富强,对西学的接引也从早期传教士的传播转向官僚阶层的主动学习、积极学习,同时并试图将其纳入中学为体的知识体系之中,西学中源之说亦盛行一时。尔后的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士绅阶层的文化自信,他们开始更广泛、更深入地学习西学,在此过程中,教育则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改革的对象,而被改革的教育又进一步推动了西学的传播,并在变革过程中完成了对西学知识体系的全盘继承。以《钦定学堂章程》为起点的清末教育制度的整体变革,在面对中学与西学的取舍以及知识结构的选择上,确立了以西学知识结构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础,将中学内容融入到西学知识体系的抉择,形成了我国现代学制以西学知识体系进行分科设教的格局。论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做出这一课程知识选择的决策,缘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文化所呈现出的强弱对比。决策者选择了“师夷以制夷”的改革策略,并在课程中确立了“中体西用”的知识配置方案,...
本文拟将元代僧官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中央僧官和地方僧官机构的设置、演变,人员的构成、沿革等,重点是对元代地方僧官体制的设置、双轨制管理体系以及僧职人员的特点进行论述。元朝时期疆域广大,吐蕃被纳入行政版图,区别于历代僧官体制的建制,元代在中央特设总制院、释教总统所、宣政院、功德使司,地方上除了与路府州县相适应的僧司衙门机构外,还设置行宣政院、诸路释教总统所等机构相配合,加之特殊时期的广教总管府、头陀禅录司、崇教所等机构,一律有品有秩,僧俗并用。藏传佛教逐渐成为元代的官方宗教后,出现了独特的帝师制度。皇帝的极力推崇与特殊的历史状况致使汉、藏两地僧司机构的不同。所以本文将分述汉藏两地的僧官体制,对二者制度、设置、政策方面进行探析,力求勾勒出元代僧官制度的完整脉络。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元代僧官体系的背景,包括历代僧官制度的沿革、元代崇佛状况的推进以及统治者需要。第二章考证元代中央僧官体制的设置、变化与特点,弥补前人研究的疏漏之处。第三章从帝师制度入手,进行新的探究,讨论元代地方僧官体系,根据元朝特点分述汉藏两地僧司衙门的构建与管理、人员配置,兼及寺庙丛林制度,这样能清晰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每...
赛珍珠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40年的美国作家,以写中国题材的小说而享誉世界,她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史诗般地呈现了 20世纪那个特殊而动荡的年代里中国人的生活与奋斗,成为第一位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十分关注妇女地位问题,她的多部重要作品都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一系列的中国女性形象,包括《大地》三部曲、《母亲》、《帝王女人》、《群芳亭》（又译作《庭院中的女人》）,描写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生活境遇以及她们为改变自身命运所做的抗争。其中《帝王女人》中的慈禧作为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独立意识的女性,一生中都在为自己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最终终于成为一代帝王,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这使得《帝王女人》成为女性精神觉醒的经典之作。本论文以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为理论视角,对《帝王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慈禧进行剖析,详细分析造成慈禧他者地位的根本原因,以及慈禧在摆脱他者地位过程中所做的种种努力。论文由四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赛珍珠以及《帝王女人》这部作品,并简要梳理该部作品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理论基础部分概述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阐述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即女性的处境、他者...
陈夔龙出身寒门,以科举正途入仕,由三甲进士签分兵部武库司行走,属于低级官吏。后遭逢机遇,在数年之间,由兵部候补主事擢拔为河南巡抚。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陈夔龙两任巡抚、三任总督,成为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疆吏任内,陈夔龙沉稳老练、勤勉任事,在内政与涉外活动中都做出了不小的实绩。本文通过对陈夔龙在清末最后十年间的从政活动进行研究,论述陈夔龙在疆吏期间的内政举措,认为其所主持的地方新政实践,改变了河南、湖北、江苏等地区的落后面貌,极大地推进了这些地方的近代化进程;并介绍了陈夔龙在地方任职内所参与的主要涉外活动,指出他所领导的对外交涉事务,挽回了部分路矿利权,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利益,表现出了初步的利权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从陈夔龙的仕宦经历开始,介绍了独特的人际关系在其政治生涯的重要作用,也见证了陈夔龙保守政治风格的形成过程。最后,在清末宪政改革过程中,陈夔龙的典型中庸性格、略显保守的政治作风,使其对政治变革表现出依违两可的模糊态度;而且伴随着晚清政治局势的变幻,其保守的政治理念逐渐强化,最终走向了反动。总而言之,通过对夔龙在新政期间的施政举措进行全面系统的考...
在庚辛议和过程中,奕劻因西人所重而得以与李鸿章同列全权大臣,以宗室懿亲临危受命,驰赴京师,整顿京师秩序,晤商各国公使,筹备议和。在议和交涉中,西人挟势凌压,使全权大臣并无多少斡旋余地。虽然大局难挽,但关系宗社安危,心余力绌的奕劻仍在"惩凶"、"赔款"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纵观奕劻在议和中的表现,虽无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堪称历任其难,始终以维护宗庙社稷、祖宗基业为宗旨。
在清代官僚体制中,中下层京官作为一个相当数量的官员群体,执行着中央机关的日常行政庶务,他们在政务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可忽视,其仕进与为官生活状态无疑是重点研究领域。本文从京官的日常生活状态谈起,即从他们的数量、铨选、日常公务、社交网络、经济生活以及休闲娱乐入手,探究京官群体与晚清社会变迁之间的动态关系。晚清京官队伍膨胀,候补人员冗滥,来源途径多样化,补缺及升迁不易。官员补缺升转主要依循资历,由吏部负责操作,新政以后,转变为依循能力与劳绩以及堂官的个人意见。为保护本民族利益,旗人和汉人之间官缺及铨选方式存在不平衡。政务中,由于司员冗滥,为明确办事责任,提高政务效率,清政府在旧有的部—司体系之下设立“乌布”差委制,由“掌印、主稿”实际负责司中事务,无差无缺的司官,特别是候补司官,平日并不到署办公。清末官制改革后,又出现了司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并且逐渐成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近代职官制度接轨。公务之余,社交应酬、购书读书、诗文雅集成为主要生活内容。在京官的社交关系圈中,同乡关系由于地缘的认同感和印结局、会馆等组织机构的存在,占据了最为重要和普遍的位置。大量的应酬花销,微薄的俸禄根...
设立督办军务处是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危机关头的一项救急之举,也是清统治阶层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结果。其建置:设督办大臣1人、帮办大臣1人、会办大臣4人;由文案、营务、粮饷等处构成;办公场所设于神武门外九门提督公所;办公经费由户部拨给100万两白银,根据办差需要,陆续支取。督办军务处在军机处"散值"之后继续商议军务,其主要职能是会商战局、部署军事、监督谕旨的落实、议奏条陈、查看被保举官员、接收各地军情奏报、管理近畿粮台、办理京师巡防事务、节制董福祥部等3支大军。由于无章可循、办事随意,督办大臣精力、才力严重不足,内部分歧严重等因,督办军务处在战局中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
陈夔龙是晚清重臣,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一生诗作颇丰,但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个人自述性质的《梦蕉亭杂记》,该篇自述其一生的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事,后由其儿整理成书。该书展现了陈夔龙自身的性格和政治立场,有助于后人对晚清重要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认识,也反映了清朝晚期的诸多弊病,对研究近代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近卫笃麿出身贵族,是活跃于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政治家。他对东亚问题抱有极大兴趣,作为"日清同盟论""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与不同背景的清朝人物有过交往。1899年和1901年,近卫笃麿两度赴中国视察,可以说正是实践其对华政策理念的劈山开路之旅。从现存近卫往来书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圈子,也基本以这两次访华为界:最先打交道的中国人,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梁;1899年游历华中、江南,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大吏建立关系;1901年访问华北,其交际圈扩展至荣禄、王文韶、瞿鸿禨、袁世凯等中枢大僚及奕劻、载沣、善耆、毓朗等满洲权贵。近卫笃麿以公务私谊为纽带,将人际关系渗入现实政治层面,对19、20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容小视的影响力。
＜正＞荣禄与晚清政局马忠文著2016年3月出版,65.00元作者"不只是停留在对历史人物个人经历的微观剖析,而是力求扩大视野,透过荣禄的研究,对晚清朝政的全局有比较宏观的考察,并做出自己的论断。"——金冲及清帝国的1905年刘强著2016年3月出版/65.00元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抵制美货运动发生,科举制度废除。革命党人成立同盟会,清廷终于尝试对祖宗之法进行变革……1905年,是清帝国"走向立宪"的重要一年。
蒙·元王朝的建立使大量西域色目人经征调、签发、招募等东迁,进入中原。不忽木家族即为其中色目人代表之一。自燕真起,不忽木家族数代于元朝为官,出仕中央与地方,颇多政绩,且习文读书,兴学倡教,与儒士名家交游唱和,在诗文、书法等方面成就显著。本文通过对不忽木家族世系及其成员之政绩品行、社交网络、汉学造诣的系统梳理与考述,探讨西域色目人文化认同之轨迹,及其逐步融入中华大家庭的具体过程。
《乱中日记残稿》为义和团历史研究重要文献,孔祥吉等学者曾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此学术公案迄未有定论。经对若干袁昶世存文献版本与内容的梳理,并将《袁京卿日记》与《乱中日记残稿》加以比对,可知两者为袁昶庚子日记的两种传钞本,内容有相当部分重合,主要差别在于《残稿》删略了若干条按语,并有少量文字变动,但不影响日记原意的表述。《残稿》另有部分内容系后窜入,可能是1905年《太常袁公行略》出版时由编辑者所添。又《袁京卿日记》本身富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学界利用仍嫌不足,本文据以对义和团运动中若干重要史事做考订与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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