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元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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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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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间：1219
死亡时间：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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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元朝皇帝及高丽国王即位之宴飨、元朝皇太子受封册之宴飨进行专题研究,透过对宴会相关程序、诏书、心态等,发现其所反映的政治映像包括:不可过高估计元朝公主对高丽国王地位之影响;忠肃王在元英宗、元顺帝即位庆宴上之不同心态,体现了忠宣王、忠肃王父子对元武宗（及元仁宗）-元明宗-元顺帝一支帝系之政治依附的心态;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受册立后,元廷赐高丽之"孛儿扎宴"或成为其后恭愍王打击奇皇后家族以进行反元政治活动的经济以及个人动因。
《宋史》纂修及其评价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课题,但学界往往只注重元顺帝至正三年至五年这一时期的《宋史》编修,而对至正三年前的《宋史》纂修情况鲜有涉及。事实上,至正三年前《宋史》纂修只有部分成稿,而非学者一般所认为的早在至正五年《宋史》定稿前,相关内容已基本完成,且已流传民间,所谓脱脱等修《宋史》即在此基础上编排成书的看法缺乏有力论据。
元代科考分乡试、会试、御试三级,乡、会试第二场有古赋一项,是汉人、南人的考试科目。仁宗延祐二年到顺帝至正十一年各科的会试赋题皆已确定,至正十四年会试赋题目前普遍认为是《铜柱赋》,而《铜柱赋》实乃至正十年湖广乡试赋题,《九章赋》才是至正十四年会试赋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考证《九章赋》的作者徐恢是至正十四年进士,而非泰定元年进士。
伴随着红巾军起义的时代巨变,元顺帝时期的士风经历了一个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东南文士领袖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在此过程中引领潮流,持续了28年,吸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士,以其高雅的品质和清雅的格调而著称于世于史,形成了元后期至元末文士普遍崇尚风雅的文学文化现象,并为明清文人钦慕和效仿。以顾瑛及其玉山雅集为标本,可以深刻地洞察到元顺帝时期士风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并能清晰地观照到中国的雅文化在历史特定阶段的发展形态。
元顺帝朝的时运曾被当时文士赞为"千载一时",其文运,则达到了明初人所赞誉的"元末文人最盛"的局面。时人大量文章的相关记述,验证了这一史实,也表明了顺帝确是一位勤政爱民、拥儒重学的贤君。其后,红巾军起义,直接导致了顺帝朝的时运由盛转衰,并成为其前后期的分界线。实际上,整体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才是顺帝朝气运终结的根本原因。但顺帝朝的文运并未随时运衰落,反而继续响应着"盛世"写盛世之文的长久号召,循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乱世中继续攀升。论析元顺帝朝时运与文运的关系,对于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元后期至元末文学有重要的价值。
奎章阁、宣文阁及端本堂分别为元文宗、顺帝及其太子专属文化机构,在元代文化史上曾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对二阁沿革及宣文阁与端本堂的关系定位上存在一定失实。通过考辨正史、诗文集等史料,可证实宣文阁在奎章阁旧宫仅暂设一年便迁址大内,并于至正九年在奎章阁、宣文阁旧址设立端本堂,执掌太子教育。宣文阁改址表明其与端本堂并非设在同一宫阙,因此二者并非从属关系。
文章依据朵波巴的相关传记,对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邀请觉囊派上师朵波巴入京一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指出朵波巴于1344年接到邀请,但最终并未成行。同时就有关文本的叙述模式展开分析,找出了其所利用的故事原型,并就曲扎白所著传记中记载的朵波巴应使者之请所讲教法之内容作简要论述。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同样,要治理好今天的黄河,也需要了解和总结我国古代的治河经验和智慧。贾鲁是我国治河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治河思想和实践为明清时期的治河事业奠定了基础。——题记
《元顺帝词坛编年与考论》生动地还原了元顺帝词坛的整体面貌和历史细节。"编年"条理清晰,考辨精细;"考论"个案生动,阐发深微;所附各种统计表格,有力地增强了行文的说服力。该著有几大创新,一是研究内容的创新,如对元代情词的研究,对女真族词人兀颜思忠的研究等内容;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如编年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个体与群体、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方法;三是研究观点的创新,如张翥对姜夔的承继,词坛崇雅与脱脱崇儒有很大的关系,等等。
<正>奎章阁、宣文阁和端本堂是元中后期文宗、顺帝鉴藏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先后有虞集、柯九思、康里子山、揭傒斯、欧阳玄、周伯琦和危素等近百位善书儒士入侍燕闲,执掌经筵和品鉴书画,对元代后期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随着不同知识背景学者对元史研究的深入,"两阁一堂"逐渐引起历史、文学和艺术等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新进展,但对其沿革及彼此关系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台湾艺术史学者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1]一书堪称巨著,但忽视
<正>一三四二年八月十九日,一份呈送给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公元一三三二一三六八年在位）的外交礼物,激起了朝野的震动和喜悦。这是教皇本笃十二世（Benedict Ⅻ,公元一三三四一三四二年掌教）赠予的一匹雄壮战马,意在重振自一三二八年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公元一二四七一三二八年）逝
<正>彭曙蓉博士的专著《元顺帝词坛编年与考论》入选朱迪光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丛书",并于2016年9月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来自彭博士六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元顺帝词坛词风的建构与嬗变》中的附录部分以及博士毕业前后发表的相关考论文章;主要以编年考证与词人考论的形式,较为细致地呈现了元顺帝时期词坛词人活动史和创作史的面貌,内容涉及众多
<正>吏部尚书偰哲笃为了迎合脱脱的意思,建议改变钞法,以纸钞一贯文,代替铜钱一千文为保证,铸造至正通宝铜钱,铜钱为子,代表纸币流通。开河和变钞引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元顺帝命令脱脱率军前去镇压。不料,脱脱离开朝廷期间,他的死党汝中柏与宣政院使哈麻之间矛盾骤然加剧。哈麻担心被汝中柏害死,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向奇皇后进谗言,诬陷脱脱阴谋阻碍朝廷授予奇皇后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皇太子册书宝玺。于是,奇皇后做了一些手脚,使元顺帝解除了脱脱的兵权,将他流放云南。为了消除后患,哈麻派人追上脱脱,假传圣旨,用毒酒将他毒死。变更钞法开河是治理黄河,变钞则是变更钞法。为了筹措治理黄河的资金,脱脱奏请朝廷印制"至正交钞"纸币,用来购买治河物资。结果,印制纸币过多,造成物价疯狂上涨。百姓因为物价上涨,手中的货币贬值缩水,迅速陷入生活困境。所以说,开河使韩山童趁机发动了以河工为主力的红巾军起义;
<正>元朝末年,京城大兴土木,一时间都城异常繁华。元顺帝还未登基时,特别喜欢看古建筑类的书,一看起来就通宵达旦,他盼着有朝一日,自己能设计出一幢独一无二的建筑,以彰显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当上皇上后,每天处理完朝政,便钻到皇宫后面的青木苑,沉浸在他的木工世界里,如痴如醉。这个青木苑是他让人专门腾出来的木工房,那里
<正>脱脱实行的开河和变钞,直接导致了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从而将元朝引上了灭亡的轨道。脱脱是元朝末年元顺帝朝廷的首相,主政期间做了三件大事——开河、变钞、修三史,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脱脱实行的开河和变钞,直接导致了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从而将元朝引上了灭亡的轨道。官宦家庭脱脱,字大用,蔑儿乞氏,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出生在一个蒙古官宦家庭里。脱脱的父亲马扎儿台做过元朝的首相,伯父伯颜也做过元朝的首相。
<正>贾鲁（1297-1353年）,字友恒,元代河东高平县（今山西省高平）人,多次主持治理黄河水患,其中,他主持的"白茅堵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黄河堵口活动。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黄河在山东白茅堤决口,水灾遍及豫东、鲁西南、冀南等地,洪水泛滥长达七年之久。不仅危及人民生命财产,而且冲毁了会通河,切断了南粮北运的运河航道。在这种情况下,元顺帝特令工部尚书贾鲁任水监,沿黄河巡视水情,考察地理形势。
<正>使人惧不若使人爱,使人爱不若使人敬。—清代教育家/李惺1368年明朝建立,徐达北伐的大军到达了河北通州。距元朝国都大都不远,也就一两天的路程了,很快便可抓住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徐达偏偏在通州什么也不干,待了7天。7天时间,对于元顺帝逃跑,已经足够了。元顺帝似乎明白对方的意思,果然在半夜打开健德门,跑了。
<正>在14世纪的中国,公元1348年到1368年这二十年时间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几乎遍及全国,且无一幸免。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从东南到西北,从西北到中南,到处都有农民起义军的身影。按照当时的局面,由于农民起义军太多了,元朝的官员们也管不过来,因此到最后,他们只认一个"死理":只要你敢称王称霸,他们就派兵打你,绝不能容忍另外一个政权存
<正>《通鉴博论》是一部明初官修史书,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奉敕所撰。朱元璋敕撰此书的目的在于垂鉴子孙,因而它只是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读本,并无太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它评价甚低,学界也很少关注。但是,《通鉴博论》一书所反映的天道报施历史观是继"德运说"之后又一重要的历史理论,富于特色,值得重视。一朱权与《通鉴博论》的纂修朱权,号臞仙,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受封宁王,逾二年就藩大宁。靖难兵起,燕王朱棣挟之同行,为己草檄,且与之约"事成中分天下"。永乐元年,朱棣称
<正>1333年6月,元顺帝继承皇位。但这时的元顺帝年纪不大,朝中的大权都由伯颜和燕铁木儿两大家族把持。元顺帝不喜欢燕铁木儿家族,他表面上尊重他们,但暗中逐渐扶植伯颜的势力与之抗衡。元顺帝任命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兼任奎（kuí）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太史院、四回、汉人司天监事。这样一来,燕铁木儿家族的官位就在伯颜之下。元顺帝还让伯颜统领彰德威武卫,掌握了部分兵权。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势对此很不满,他几次想刺杀伯颜,但都没有成功。伯颜也在暗中观察,准备找机会除掉这个死对头。
有关元顺帝的相关记载,汉文文献除了正史《元史》以外,还有很多私人著述的杂史和笔记小说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以权衡所著杂史《庚申外史》最为详细,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将顺帝在位36年的重大事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记载。除《庚申外史》外,其他笔记小说,如《山居新话》、《南村辍耕录》、《草木子》等私人笔记小说中亦有相关零星的记载。蒙文文献主要以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中开始出现有关顺帝的记载。本文主要对上述汉文私人著述杂史笔记中的有关顺帝的记载和17世纪及以后的蒙古编年史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找出蒙汉两种文献记载的异同之处,从而进一步探讨蒙汉两种文献作者对顺帝所持的不同的看法及态度,并对两种文献记载异同的原因进行浅析。
元顺帝妥懽贴睦儿在位三十六年，几乎占元朝统治时间的三分之一，从后至元末到至正初的十余年间，其重用丞相脱脱，推行新政，对元代中期以来的弊政进行了一系列较为彻底的改革，使社会政治风气为之一新，是其执政生涯中最有作为的时期。蒙古统治者自进入中原后，从草原游牧经济转变为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经济基础的这一变化，迫使蒙古贵族不得不调整统治方式。采用“汉法”对于蒙古贵族能否在中原站稳脚跟，元朝统治能否长治久安，并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元顺帝在位初期，正是元朝统治面临风雨飘摇的困境时期，在丞相脱脱的主持下实行的“至正更化”，成为元代有史以来的一次重大变革。脱脱更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儒术治天下，在改革初期，元朝出现了一些“中兴”的气象，但由于蒙古贵族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至正更化”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其中的原因复杂而耐人寻味，通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探求元代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元末至正更化的历史背景概述；分别对元朝中后期以来的弊政及弊政带来的社会危害作出阐述。第二部分着力探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分别从元末严重的河患与灾荒及统治阶级内部...
<正>宦官干政,大多没有好事。朴不花为情自阉,本属可怜,而后干政,就讨厌了。在元朝历史上,朴不花（也叫王不花）是一个特殊的人物。首先,朴不花是一个宦官;其次,朴不花不是中国人,而是高丽（今朝鲜）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籍宦官;再次,朴不花对元朝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朴
本文依据《山居新语》及相关文献的记载,就沙剌班、世杰班父子在举荐帖木达世为中书右丞等重大政治活动中的态度和影响进行了的探析。
元朝统治末年,国势日危,内有帝后之争,外有反元起义和军阀混战,元顺帝心力交瘁,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六年间做出避乱的决定。济州岛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主权背景成为顺帝首选的避乱之地,但因时局突变,未能成行,最后仓皇北逃至上都、应昌。
畏兀儿氏沙剌班家族在元顺帝朝的政治作为和表现,前人关注不够。本文依据《山居新语》及传世文献的记载,拟就沙剌班、世杰班父子在罢黜伯颜以及举荐帖木达世为中书右丞等重大政治活动中的态度和影响进行全方位的探析。此外,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元代的畏兀儿人沙剌班是《金史》的编修官之一,其实并非如此。笔者通过研读史料发现,参与编修《金史》的沙剌班又名刘伯温,是张掖人,与畏兀儿人沙刺班无涉,他们两人在元代的经历亦各不相同。
<正>"天高皇帝远"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口语,出自明朝人黄溥编纂的《闲中今古录摘抄》,原文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显然,这是宣告封建社会官逼民反不得不武力抗争的合理性。那么,"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指的是谁呢?据元史学家杨讷所著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朝至正八年（1348）,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提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正>一、"秀"成皇后"真是太美了!"刚刚登基成为皇帝的元顺帝看着花园中的一个宫女,强忍着流到嘴边的哈喇子这样赞叹道。这天,把朝政处理完毕,元顺帝到后花园来散心。满园春色
元顺帝统治时期,元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黄昏阶段: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起义不断。面对这样的局面,元顺帝还是实施了一些比较有效的防灾救灾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主要表现在灾荒救济、医疗救助、徭役减轻、慈善收养制度等方面。但由于政府腐败导致防灾救灾措施实施不力,反而激发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速了元朝的覆灭。同时这些防灾救灾的措施对明初相关政策的出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天高皇帝远"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口语,出自明朝人黄溥编纂的《闲中今古录摘抄》,原文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显然,这说的是一次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武力抗争。那么,"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指的是谁呢?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皇帝"并非针对某一个皇帝,而是对所有封建昏庸皇帝的泛称。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元顺帝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与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恢复科举,持续不辍;兴举学校,造育人才;选拔贤才,崇儒优士。这些政策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维系元末政权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族群等级观念、政治格局诸因素的影响,其间又存在民族歧视、重吏轻儒、科举不公等不足。
<正>"天高皇帝远"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口语,出自明朝人黄溥编纂的《闲中今古录摘抄》,在原文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显然,这是一次封建社
<正>朴不花,高丽人,又名王不花,元顺帝最为宠幸的一名太监,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外籍太监。与元顺帝的皇后奇洛尔,是"青梅竹马"。朴不花入宫后,权倾一时,祸乱朝纲,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一个中国幅员最为辽阔的封建王朝的崩解。
<正>《光明日报》2007年10月6日第4版所刊《探访马可·波罗出生地》一文中说:"（马可·波罗等）于1275年夏抵达元行宫上都,见到了元顺帝忽必烈。"
脱脱蔑儿吉台氏是元末少有的宰相、政治家、忠君之臣。他曾为元朝建立过汗马之功,却落得被贬、遇害的下场。关于脱脱之流亡处,史料记载不同:有脱脱亡滇说、中途被害说、亡于淮安说。笔者利用正史、地方志、私人著述等史料考证脱脱最终流亡地,指出后两种说法之谬。据有关线索初步认同脱脱亡滇说。
明初和平统一东北之战略是明太祖为集中力量消灭元顺帝及扩阔帖木儿集团、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军事之需要,其策略是在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慑纳哈出部及东北其它元军。其目标则是通过政治、军事手段相结合而实现和平统一。明初和平统一东北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政治诱降阶段、军事威慑阶段、军事打击阶段及政治招谕阶段。
人都有打探并传播他人隐私的癖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对此津津乐道。高墙深宫内的宫闱私事自然比任何其他秘闻更能激起此辈的兴致,连许多术业精深的大家也未能脱其窠臼,这也是宫闱秘史在野史里一枝独秀,至今在荧屏上屡见不鲜的原因。元明更替之际,宫闱秘闻因蒙古族入主中原当了元朝皇帝,更多了一重扑朔迷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围绕着元顺帝与明成祖两位皇帝的身世,产生了一些离奇的说法,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好事者纷纷加入进来,于是就有了不少稗官野史,小说家言。尘埃落定后的今天,只有平心静气地慢慢掀开蒙在其上的神秘面纱,才能逐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正>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是个既凶残又昏聩的人,整天吃喝玩乐,一点也不管百姓死活。老百姓恨透了他,纷纷起来造反,眼看皇帝的宝座摇摇欲坠。到了这个时候,元顺帝才惊慌起来,他一面派兵镇压各路义军,一面施展他的欺骗手段,宣扬太平景象,以挽回民心,巩固自己的统治。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年幼时曾被贬居桂林,得以较多地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和南方人文环境的影响,为他后来在书画、文学、工艺等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养成了他较好的文化心态。但是,作为元朝的最高统治者,妥欢贴睦尔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剥削阶级的本性,他在执政后期,“怠于政事,荒于游宴”,致使全国政治腐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加剧,曾经盛极一时的元帝国终于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覆灭,而他本人也成了元朝的末代皇帝
<正> 1995年,乌盟钱币学会赴兴和县搞钱币普查时,在钱币爱好者董茂处发现一枚背铸"十"字、星、月的至元通宝。笔者拓片.又到出土地详细调查后,觉得此钱是一枚出谱钱,值得介绍给众方家译释,利于共同探讨元末顺帝（惠宗）的币制改革。
<正>1995年,乌盟钱币学会赴兴和县搞钱币普查时,在钱币爱好者董茂处发现一枚背铸"十"字、星、月的至元通宝。笔者拓片,又到出土地详细调查后,觉得此钱是一枚出谱钱,值得介绍给众方家译释,利于共同探讨元末顺帝（惠宗）的币制改革。
<正> 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为元世祖。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建都大都（北京）。1368年即元顺帝（惠宗）二十八年,顺帝被逐出大都,败走应昌路（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二年后死于应昌路,元朝灭亡。共经历十帝九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年）六月废宋铜钱,实行钞制,元代通货以钞为主,断续
<正>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为元世祖。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建都大都（北京）。1368年即元顺帝（惠宗）二
元顺帝作为一代亡国之君，常被认为是昏庸不堪的帝王，予以全面否定。其实不然，他在统治前期，为挽救元朝统治危机的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社会整顿和改革，应该说他是具有改革精神的“好皇帝”。只是在改革失败之后，失去了治理社会的信心，急剧地腐化堕落，最终成为历史上最昏庸腐朽的帝王。对于其变化过程，有否定亦应有肯定，不能以偏概全。
<正> 殿试也称廷试,是当朝皇帝对会试取录的贡士在殿上亲发策问的考试。自元顺帝时起,殿试分为三甲,每甲只限三名。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
元顺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连绵不断，就是在国家即将灭亡之际也不停息，其激烈程度，史之罕见。这些斗争绝大多数为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它严重地涣散了军心、民心和国心，极大地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直接导致了元朝末年的政治混乱，史治废驰和官僚机构的解体。
<正>元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仅有88年的历史,但元朝末帝顺帝妥懽贴睦尔却统治长达36年之久（1333—1368年）,占去元朝历史的一少半.因此,对于元顺帝的评价是元史研究与教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评价封建帝王有其客观标准,即看这个帝王在统治时期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起了何种作用.结合顺帝在位36年的历史.以上述标准来评价,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应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一、昏聩无能,朝令夕改人的天赋有高下,能力有大小,性格各异,学养不同,这是正常的.但在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做为皇帝,他的天赋、能力、性格、学养则对全国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古代帝王特别重视“为君之道”.
<正>明洪武二年（1370年）四月,元朝末代皇帝渥温妥欢帖睦尔因痢疾死于应昌（今内蒙达来诺尔西南）,年51岁。消息传到南京,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为“顺帝”。妥欢帖睦尔虽入“知天命”之年,但他是“知顺天命”,还是逆“天”行事?纵观他的一生,自能得出结论。
镇平县王氏蒙古族始祖问题辨析嘎尔迪，王兆良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今河南省镇平县居住的蒙古族人口有２１８１９人。这些蒙古族人口主要分布在镇平县的晁被乡、贾家乡、老庄乡、王岗乡、石佛寺乡、马庄乡、杨营乡等地。该地蒙古人的由来，历来说法不一，《镇平晁...
元顺帝时期党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了元朝末年的政治混乱、吏治废弛、经济萎缩和军事解体，严重地削弱了元朝统治，终于使元朝不足百年而亡。元顺帝时期党争激烈的主要原因，是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在这些人的头脑中作怪，也是元代中期党争的继续．党争是剥削阶级官僚政治的痼疾。
<正> 他是元朝第一位皇帝忽必烈的五世孙,元朝第九位皇帝明宗的儿子,生于1320年4月。传说他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女,虽然这一传说难辨真假,但它却给这个男孩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童年时代,他几经劫难,倍受冷遇。9岁那年,叔父将他父亲明宗毒死,篡夺了皇位,以他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为借口,将他放逐到高丽的一个海岛上,在那里过了17个月与世隔
<正>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是元朝末代皇帝,宋恭帝赵显是南宋亡国之君,二人既不同族,又不同朝,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元末以来,不少学者钩沉发微,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元顺帝原来是宋恭帝的儿子!如果这只是骚人墨客的游戏文字,自可置之不论,令人惊讶的是,一向以治学谨严著称的清代史学家万斯同、赵翼、近人王国维等人,竟也推波助澜,极力证明此说不诬。建国以来,只有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尧教授发表过《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一文,指出此说荒诞不经。王文虽然搜罗宏富,但其结论仍有可商兑之处。
<正> 元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顺帝妥欢贴睦尔诏命24名政府官员分赴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江南湖广、河南江北、燕南山东、河东陕西、山北辽东、甘肃永昌、海北海南广东与京畿等十道,及云南、四川两行省、宣抚民众,史称奉使宣抚。这是元顺帝在位期间为挽救统治危机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奉使大臣如此之多,宣抚地区如此之广,这在元朝历史上是仅见的。与以往的检括户籍或经理田粮不同,这是一次全面的综合性的社会治理。元顺帝在诏书中明确宣布了这次奉使宣抚的任务:“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默陟,……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百姓们对奉使大臣的到来寄予很大希望。“传闻奉使之来,皆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輶轩未出国门,而四方万里至于海隅,苍生寒饥滯
<正> 宋恭帝（也称祐帝、少帝、幼帝）赵显是南宋亡国之君,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是元朝末代皇帝,两人既不同朝,又不同族,本来毫不相干,但是自明代以降,经过骚人墨客的渲染傅会,元顺帝竟成了宋恭帝之子。如果单是文学家率尔操觚,耸人听闻,此事本不难澄清,出人意外的是,一向以治学谨严著称的清代史学家万斯同、赵翼,近人王国维等人竟也推波助澜,极力证明此说不诬,于是,元顺帝究竟是不是恭帝之子,遂成了一桩聚讼不决的历史公案。
<正> 元、明两代,曾流传两个关于皇帝出身的神奇传说,其一说元顺帝是宋末帝赵显之子,其二说明成祖乃元顺帝之子。这两说见之于很多野史、笔记,也见之于文人墨客的诗咏,自清以后,许多杰出的史学家还卷入了史实真伪的考据和争论。现在看来,这显然都是无稽之谈,但这种传说的产生却有其时代的思想背景。本文拟分别介绍这两说的由来,并从思想史的角度作出自己的解释。
<正> 据欧洲历史记载,我国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元顺帝在致罗马教皇书中曾称欧洲为“七海之外”。在中世纪阿拉伯的地理记载中也称自今地中海至中国海之间有“七海”。如阿拉伯地理学家和科学家爱德利奚的著作中就曾说到“七海”。那么,什么是“七海”呢?按爱德利奚的说法,“七海”即中国海、红海、绿海、大马士革海、威尼斯
<正> 关于一三六八年以后蒙古史的研究,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体系”,即用“明代的蒙古”来套这一时期的蒙古历史。这就导致中国史进入明代,蒙古也必须同时进入明代;明朝被满族贵族灭亡进入清朝时期,蒙古也必须进入清朝。这样势必抹煞蒙古历史发展的本身规律,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本文仅就所谓“明代蒙古”的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发表几点意见。一、关于一三六八年后的蒙古政权问题
<正>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首先遭到蒙古铁骑袭扰的是中国北方的金国和西夏。1227年,成吉思汗先是消灭了雄霸西北的西夏,7年之后又灭了当年威震中原的金朝。之后用了将近半个世纪,彻底终结了偏安江南的赵氏家族,统一全国。
元末河南掾史范孟杀省臣案,发生在元顺帝后至元五年（1339）冬至日,被杀的官员有河南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等人。《庚申外史》记载的诸细节如黄蜡丸、劫铺马等,并非传奇演义。范孟案发生后暂未泄密,但开封城内早有官吏识破其骗局。元廷对该案的处理,最初有扩大化倾向,随着伯颜倒台和脱脱秉政,不久以元顺帝赦免诖误而结案。但在案发五年后,中书宰臣提出重审旧案,或许另有别儿怯不花与脱脱、哈麻朝堂政争的背景。
<正>各位朋友好,鼎鼎我又来和大家讲自己见过的那些事儿了。今天我要和你们说的是元朝,一个战斗力超强、威慑（shè）力满满的朝代。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和元朝首先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位英雄,他就是铁木真。没听说过?那"成吉思汗"你们总知道吧?铁木真靠着坚定的意志和雄才大略统一了蒙古草原的各个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国,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
<正>在中国历史上,元朝之后的朝代是明朝。实际上,明朝建立7个月后,元朝才灭亡。公元1368年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建立明朝。到七月二十八,徐达和常遇春攻入大都（北京）,元朝末代皇帝北逃,正统意义上的元朝灭亡（以后的元朝叫北元）。在这中间的7个月时间内,明朝和元朝共同存在于中华大地上。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庙号元惠宗,朱元璋给他加了一个谥号叫"元顺帝",朱元璋意在表明自己
元代山西人吕蒙甫曾经在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长期任职,可是清代桂林地方志对其记载很少,而且将其姓名误记为吕流。今据元代文学家虞集所写《吕公神道碑》,介绍吕蒙甫在广西桂林及广西南部的感人事迹,为地方志提供新资料。元顺帝在广西时还曾手书"恒斋"两字赐予吕蒙甫之父。
洪武二年、三年,明军两次征讨上都一带的元顺帝及其随属。目前对这两次战役的进程和相关地点的讨论,学界因对锦川、大兴州、红罗山等关键地点的认知差异,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文章系统梳理了这两次战役的进程,并对一些关键地点做了新的考析。
<正>教学设计思路《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从此可见,学习历史,不仅仅要了解史实,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历史事件,领悟其中的潜在智慧,端正三观,从而服务社会。从这个角
<正>一天马来朝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七月十八日,拂郎国使团来到元上都的慈仁殿,除带来教皇的信件和礼物之外,还献上一匹高头大马。这匹马神骏卓绝,"身长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揭傒斯《天马赞》,《揭文安集》卷一四,四部丛刊本）,全身纯黑,只有两只后蹄为白色（《元史·顺帝纪》）。元朝最常见的蒙古马、藏马和川、滇马平均肩高不足四尺,与之相比只能算是矮马。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描写过从波斯湾出口到印度的阿拉伯骏马,"日
<正>后至元六年（1340年）,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六年后,突然颁布一道令人匪夷所思的诏书,痛斥先帝文宗"稔恶不悛","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又私图传子,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元史·顺帝三》）对此,不但引发元廷震动,世人也哗然一片。按说元顺帝已贵为天子,竟仍要以圣旨明诏的形式强调自己的皇室苗裔身份,表明在皇室内部有其继位合法性的质疑。而这一质疑竟然与一位亡国之君
<正>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出身盐贩的苏北泰州人张士诚,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等聚集盐丁,起兵反元,占领泰州、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由于高邮扼守南北大运河冲要,元朝右丞相脱脱亲自率领大军征讨张士诚,眼看破城在即,元顺帝却听信谗言,下诏削去脱脱的兵权,元营军心大乱。张士诚乘机出兵反击,
<正>我国唯一仅存的摩尼光佛、摩尼教寺庙,位于晋江华表山南麓。是研究世界宗教史及中外交通史之重要实物依据。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草庵始建于宋代绍兴年间,初为草筑故名。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卯年）改为石构歇山式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檐下用单挑出拱。正厅内依崖凿一圆形佛龛,直径19米,圈内浮雕一尊摩尼光佛坐像,佛身高152米,宽0.83米,面容圆润,眉毛隆起,散发披肩,颚下二条长须,脸、身、手三部分巧妙地利用岩石不同的自然色调构设,风格迎异。背雕毫光四射纹饰,世称"摩尼光佛",
宣扬祥瑞之应以作为国祚兴盛、天下太平之征兆,藉此用来为政权服务,是历代王朝惯用的一种政治修辞手法。图绘祥瑞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现天命有归的盛世吉兆,让一贯信奉"眼见为实"的民众似乎更加能够相信祥瑞所预示的盛世光景。在元代艺术史上,就有多件关于祥瑞之应的书画作品,其中如嘉禾图、瑞鹤图、天马图等,便是在当时皇权意识的影响下,由朝中君臣相互配合应运而成的。无论是描绘《嘉禾图》《瑞鹤图》,抑或是诏画《御马五云骥图》或《拂郎国献马图》,元代统治者通过绘制祥瑞图像在朝廷的君臣面前反复再现,同时配合着赞文颂诗等进行进一步地渔释和强化,从而使得画中祥瑞象征的天命成为朝廷上下的普遍认知,进而使得其中的政治修辞意涵有了流传更广并且更为明确之可能。
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覆亡,元顺帝逃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再逃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湖西岸）。随着蒙古势力的衰落,分布大漠东西的蒙古人分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卫。其余的蒙古人有被迁往内地者,有融入东乡、保安族者,有迁入云南、河南、陕西、山东、甘肃、湖北等地者,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的大移民活动。
<正>近获一枚至正通宝折十大钱,甚是喜欢,欣赏之余也对它的历史背景产生了兴趣。至正通宝为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始铸,正面钱文楷书对读,端庄秀丽;背穿上则以蒙文纪年或记数,分别铸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字样。是品至正通宝折十大钱（见图）,直径45毫米,厚3豪米;背穿上以蒙文纪值。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重视农业生产,使得农业有了极大的发展,逐渐代替了畜牧生产。由于元朝的疆域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
《金鬘》是一部叙述蒙古诸汗世系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喇嘛与蒙古诸汗和清朝诸帝之间的关系往来的政教史。作者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左翼旗第五代札萨克固山贝子衮布旺扎勒。成书于1817年。该书对于研究蒙古佛教史、蒙藏关系史、清朝与西藏格鲁派关系和清朝的对蒙古的政策等问题的不可多得的史料。本论文,首先探讨了《金鬘》的成书背景和作者的史学观点。其次,与其他蒙文文献,如《黄史》、《蒙古源流》、《黄金史》、《水晶鉴》,相互比较,剖析该书的特点。最后,探研《金鬘》的史料价值。主要分析其记载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喇嘛与蒙古诸汗、清朝诸帝之间的关系往来的内容,评价该书独特的史料价值。
《金鬘》是一部叙述蒙古诸汗世系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喇嘛与蒙古诸汗和清朝诸帝之间的关系往来的政教史。作者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左翼旗第五代札萨克固山贝子衮布旺扎勒。成书于1817年。该书对于研究蒙古佛教史、蒙藏关系史、清朝与西藏格鲁派关系和清朝的对蒙古的政策等问题的不可多得的史料。本论文,首先探讨了《金鬓》的成书背景和作者的史学观点。其次,与其他蒙文文献,如《黄史》、《蒙古源流》、《黄金史》、《水晶鉴》,相互比较,剖析该书的特点。最后,探研《金鬘》的史料价值。主要分析其记载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喇嘛与蒙古诸汗、清朝诸帝之间的关系往来的内容,评价该书独特的史料价值。
恢复科举是脱脱更化的首要举措,对于振奋士气和笼络人心有重要作用,也对元顺帝词坛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科举词中登科者效忠元廷的心态与落第者坚守科考改变命运的理想。元顺帝时期科举词的产生,还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即统治者希望通过科举激励忠义,加强士人忠君爱国的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国家衰颓的命运。
咏物词作为中国词史上一种重要的题材，自宋以来在词人手中得到充分发挥。元代词人张翥（1287—1368）133首词中以咏物为多，此类词作也最能体现其词的风格特色与艺术成就。本文从张翥词作和相关文献与研究材料入手，结合已有的年谱并联系张翥一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事件，对张翥及其咏物创作展开详细的论述，以了解他高蹈、超然的文人心态。论文在绪言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背景与研究价值，包括对张翥的社会角色进行定位，并论述有关此题的研究，概述了张翥的生平与创作。从张翥创作所涉的文体上看，他诗、词、文作品都有，尤其是有词而无曲创作，说明他的文体观并非词曲统一的“乐府”观，而是将词与曲严格区分的，他追求的是传统诗词雅文学的创作。论文第一章，梳理了咏物词在宋、金、元的发展脉络。先简要说明咏物及咏物词的渊源，再分别将北宋、南宋与金、元代的咏物在题材、格式、语言和代表词人与贡献等多方面的发展演变与轨迹作了统一梳理，为下一步探讨张翥咏物词作好足够的背景铺垫。第二章，主要探讨张翥咏物词的基本定位。在对所有张翥词进行题材分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他的咏物词，并确定咏物与题画词的关系，认为题画词属于广义的咏物词，张翥43首咏物...
<正>一序言中国的目录学是一门极为成熟的学科。自先秦孔子删定《诗》、《书》并作序始〔1〕,目录在中国的学术功能,就已不仅仅是为了"驭繁为简",或"编列序次"、"以博人览"的文献整理工作〔2〕,也非仅"仰屋著书,按目分类"〔3〕的单一目的而已。不论其著作的体例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或为有小序而无解题;或为小序解题俱无,但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终极的目的〔4〕。因此,目录成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5〕。由于目录学者常以解题、分类、部次条别的方式,完成对学术
高丽王朝受到了蒙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钳制压制,其中的贡女制度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一个缩影,而奇皇后又是贡女当中的一个特例。高丽国内,奇氏家族借此提高了家族势力,他们亲元的同时,在高丽恣意妄为,威胁到了王权。在元朝一方,高丽贡女与高丽贡宦经常相互勾结,形成亲高丽的政治势力,并且左右元朝的政治。以奇皇后为代表的在元得势贡女,对丽元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正>太监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畸形产物,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做法,也体现出封建王朝的极端残忍。一些贫苦出身的百姓为了生存,不惜割掉生殖器,进入皇宫中服侍皇上以及皇亲。身为太监,不仅要饱尝生理及心理的双重摧残。而且还要承担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他们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群。但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多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像赵高、李辅国、魏忠贤、李莲英等人,都受到了皇上的宠爱而权贵无比,但是你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曾有过洋人宦官、外国籍的太监吗?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元代时期,中
<正>唐昭宗李晔是大唐王朝的第十九位皇帝,在位期间被当时最大的藩镇朱温控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唐昭宗治国无策,却爱好遛鸟玩兽。他最喜欢的宠物是只猴子,这只猴子被训练得机敏通人性,且能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人模猴样地随班起居,取悦于百官。唐昭宗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它,并给猴子"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据唐朝的官服制度,五品以
<正>唐昭宗李晔是大唐王朝的第十九位皇帝,在位期间被当时最大的藩镇朱温控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唐昭宗治国无策,却爱好遛鸟玩兽。他最喜欢的宠物是只猴子,这只猴子被训练得机敏通人性,且能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人模猴样地随班起居,取悦于百官。唐昭宗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它,并给猴子"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据唐朝的官服制度,五品以
南阳是河南省蒙古族的集中聚居地,依据传说及史料考证,南阳王姓蒙古族可能是元朝宗室诸王之后裔,南阳李姓蒙古族可能是元朝部将木华黎之后裔。南阳蒙古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生产、消费、礼仪、节日等方面的风俗习惯已与汉族基本一样。
藏于内府的元朝画家周朗所绘制的《天马图》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至正二年（1342）,拂朗国使节携骏马历经四年,抵达上都,进献元帝。元顺帝大喜,遂命周朗绘制《天马图》,令揭傒斯作《天马赞》,朝廷文臣多应制写诗作序。这幅画与后至元二年（1336）元朝和罗马教廷的一次重要交往有密切关系。
蒙古入主中原之后,在坚持本民族固有制度的同时,对中原制度也进行了继承,纳粟补官即是其中之一。因元代的纳粟补官制度形成的土壤具有时代的特点,造成该制度与宋代相比亦有所不同,充满了时代的烙印。
<正>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大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元代,两国之间经贸关系良好,经常有使节往来。阿拉伯伟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作为印度德里素丹派往中国的使臣,亲身经历并写下了一段珍贵的中印交往记实,为"东方巨龙"与"南亚大象"历
在元朝时期,中国与高丽的关系,不是停留在传统的册封朝贡关系,而是直接的控制和干涉关系。在丽元百年特殊关系中,忠穆王代处于中期。中期丽元关系的特征,在政治上表现为王位更替频繁,国内政局不稳。学界对初期丽元关系的研究相对多些,而对中期,特别是忠穆王代研究很少,有研究的必要。忠穆王在民生困顿、国用匮乏之时即位,高丽国内需要整治。高丽整治活动受到元顺帝的积极支持,但因整治对象是亲元势力,主要是元奇皇后在高丽势力,导致整治草草收场。虽然整治失败了,但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参与整治的下级官吏,成为恭愍王代反元改革政治极为重要的人才基础。
<正>在太监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畸形产物,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做法,也体现出封建王朝的极端残忍。一些贫苦出身的百姓为了生存,不惜割掉生殖器,进入皇宫中服侍皇上以及皇亲。身为太监,不仅要饱尝生理及心理的双重摧残,还要承担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他们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群。但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多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像赵高、李辅国、魏忠贤、李莲英等人,都受到了皇上的宠爱而权贵无比,但是你知道中国历史上还
<正>巡检司为中国宋元明清时期在县级衙门设立的基层查勘单位,各地巡检司查验关津要道的船只船况;元朝黄任绍兴路长官期间,解决了"巡海官舸,例以三载一新"的摊派贪污问题;元末皇帝除在后宫自行设计龙舟外,还纵容皇后组织两支船队赴海外贸易,以补贴后宫开销。
<正>无论是怎样的情形,张士诚永远成不了帝王,因为他的患得患失,决定了他只能是个既得利益者,始终在徘徊中选择。把张士诚作为明朝的历史人物来记载,我一直以为这是个错误。1353年,张士诚在江苏大丰起事（那时为泰州辖地）时,朱元璋只是在郭子兴的红巾军中当差,充其量是个
<正>相传宋恭帝赵显死后许多年,某一天,明成祖朱棣在宫中观赏历代帝王画像,他的眼睛像一台锐利的DNA检测仪,一眼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当时他忍不住自言自语道:"为何顺帝不从元列帝之貌,而合宋列帝之相!"他看出了元顺帝长得不像他的爸爸或者爸爸的爸爸,反而和宋朝赵皇帝家外貌体征相似。朱棣的这句自言自语,或许被埋伏在宫里的秘密狗仔队听到了,很快流传于世,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公元1276年1月18日,从日子上看很吉利,适合结婚办喜事以及商铺开张。然而对于南宋,这一天却是国耻日。伯颜率元军兵临京城临安,南宋试着求和,如此情形下元军就是傻子也不肯放弃举手可得的胜利,于是南宋只好
在元朝时期,中国与高丽的关系,不是停留在传统的册封朝贡关系,而是直接的控制和干涉关系。在丽元百年特殊关系中,忠穆王代处于中期。中期丽元关系的特征,在政治上表现为王位更替频繁,国内政局不稳。学界对初期丽元关系的研究相对多些,而对中期,特别是忠穆王代研究很少,有研究的必要。忠穆王在民生困顿、国用匮乏之时即位,高丽国内需要整治。高丽整治活动受到元顺帝的积极支持,但因整治对象是亲元势力,主要是元奇皇后在高丽势力,导致整治草草收场。虽然整治失败了,但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参与整治的下级官吏,成为恭愍王代反元改革政治极为重要的人才基础。
<正>2010年9月-2011年1月,"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在美国纽约开展。这个展览由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作为承办方之一,组织了内地13
<正>河北迁安市读者张昭远来信说:我平时喜欢看历史类的文章,前几天看到"天高皇帝远"这句话,这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口语,但其中的"皇帝"指的是谁呢?
刘佶《北巡私记》记载了元顺帝北逃的过程，以及该过程中北元中枢政权政略的大要。依托该书记载，元顺帝北逃有三个地理节点：京畿、上都、应昌，随着重要地理节点的失去，元顺帝的复国梦想也随之破灭。元顺帝北逃时期的政略具有应激性与消极性的特点，且将领中失败情绪蔓延。与明朝北伐的战略战术及高级将领的主观能动性相比，元顺帝北逃后处在政略与军略的双重弱势中，这在客观上为明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宋史》纂修及其评价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课题,但学界往往只注重元顺帝至正三年至五年这一时期的《宋史》编修,而对至正三年前的《宋史》纂修情况鲜有涉及。事实上,至正三年前《宋史》纂修只有部分成稿,而非学者一般所认为的早在至正五年《宋史》定稿前,相关内容已基本完成,且已流传民间,所谓脱脱等修《宋史》即在此基础上编排成书的看法缺乏有力论据。
元代科考分乡试、会试、御试三级,乡、会试第二场有古赋一项,是汉人、南人的考试科目。仁宗延祐二年到顺帝至正十一年各科的会试赋题皆已确定,至正十四年会试赋题目前普遍认为是《铜柱赋》,而《铜柱赋》实乃至正十年湖广乡试赋题,《九章赋》才是至正十四年会试赋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考证《九章赋》的作者徐恢是至正十四年进士,而非泰定元年进士。
伴随着红巾军起义的时代巨变,元顺帝时期的士风经历了一个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东南文士领袖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在此过程中引领潮流,持续了28年,吸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士,以其高雅的品质和清雅的格调而著称于世于史,形成了元后期至元末文士普遍崇尚风雅的文学文化现象,并为明清文人钦慕和效仿。以顾瑛及其玉山雅集为标本,可以深刻地洞察到元顺帝时期士风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并能清晰地观照到中国的雅文化在历史特定阶段的发展形态。
元顺帝朝的时运曾被当时文士赞为"千载一时",其文运,则达到了明初人所赞誉的"元末文人最盛"的局面。时人大量文章的相关记述,验证了这一史实,也表明了顺帝确是一位勤政爱民、拥儒重学的贤君。其后,红巾军起义,直接导致了顺帝朝的时运由盛转衰,并成为其前后期的分界线。实际上,整体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才是顺帝朝气运终结的根本原因。但顺帝朝的文运并未随时运衰落,反而继续响应着"盛世"写盛世之文的长久号召,循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乱世中继续攀升。论析元顺帝朝时运与文运的关系,对于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元后期至元末文学有重要的价值。
奎章阁、宣文阁及端本堂分别为元文宗、顺帝及其太子专属文化机构,在元代文化史上曾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对二阁沿革及宣文阁与端本堂的关系定位上存在一定失实。通过考辨正史、诗文集等史料,可证实宣文阁在奎章阁旧宫仅暂设一年便迁址大内,并于至正九年在奎章阁、宣文阁旧址设立端本堂,执掌太子教育。宣文阁改址表明其与端本堂并非设在同一宫阙,因此二者并非从属关系。
文章依据朵波巴的相关传记,对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邀请觉囊派上师朵波巴入京一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指出朵波巴于1344年接到邀请,但最终并未成行。同时就有关文本的叙述模式展开分析,找出了其所利用的故事原型,并就曲扎白所著传记中记载的朵波巴应使者之请所讲教法之内容作简要论述。
《元顺帝词坛编年与考论》生动地还原了元顺帝词坛的整体面貌和历史细节。"编年"条理清晰,考辨精细;"考论"个案生动,阐发深微;所附各种统计表格,有力地增强了行文的说服力。该著有几大创新,一是研究内容的创新,如对元代情词的研究,对女真族词人兀颜思忠的研究等内容;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如编年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个体与群体、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方法;三是研究观点的创新,如张翥对姜夔的承继,词坛崇雅与脱脱崇儒有很大的关系,等等。
＜正＞奎章阁、宣文阁和端本堂是元中后期文宗、顺帝鉴藏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先后有虞集、柯九思、康里子山、揭傒斯、欧阳玄、周伯琦和危素等近百位善书儒士入侍燕闲,执掌经筵和品鉴书画,对元代后期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随着不同知识背景学者对元史研究的深入,"两阁一堂"逐渐引起历史、文学和艺术等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新进展,但对其沿革及彼此关系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台湾艺术史学者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1]一书堪称巨著,但忽视
＜正＞彭曙蓉博士的专著《元顺帝词坛编年与考论》入选朱迪光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丛书",并于2016年9月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来自彭博士六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元顺帝词坛词风的建构与嬗变》中的附录部分以及博士毕业前后发表的相关考论文章;主要以编年考证与词人考论的形式,较为细致地呈现了元顺帝时期词坛词人活动史和创作史的面貌,内容涉及众多
＜正＞《通鉴博论》是一部明初官修史书,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奉敕所撰。朱元璋敕撰此书的目的在于垂鉴子孙,因而它只是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读本,并无太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它评价甚低,学界也很少关注。但是,《通鉴博论》一书所反映的天道报施历史观是继"德运说"之后又一重要的历史理论,富于特色,值得重视。一朱权与《通鉴博论》的纂修朱权,号臞仙,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受封宁王,逾二年就藩大宁。靖难兵起,燕王朱棣挟之同行,为己草檄,且与之约"事成中分天下"。永乐元年,朱棣称
＜正＞《通鉴博论》是一部明初官修史书,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奉敕所撰。朱元璋敕撰此书的目的在于垂鉴子孙,因而它只是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读本,并无太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它评价甚低,学界也很少关注。但是,《通鉴博论》一书所反映的天道报施历史观是继"德运说"之后又一重要的历史理论,富于特色,值得重视。
有关元顺帝的相关记载,汉文文献除了正史《元史》以外,还有很多私人著述的杂史和笔记小说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以权衡所著杂史《庚申外史》最为详细,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将顺帝在位36年的重大事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记载。除《庚申外史》外,其他笔记小说,如《山居新话》、《南村辍耕录》、《草木子》等私人笔记小说中亦有相关零星的记载。蒙文文献主要以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中开始出现有关顺帝的记载。本文主要对上述汉文私人著述杂史笔记中的有关顺帝的记载和17世纪及以后的蒙古编年史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找出蒙汉两种文献记载的异同之处,从而进一步探讨蒙汉两种文献作者对顺帝所持的不同的看法及态度,并对两种文献记载异同的原因进行浅析。
元朝统治末年,国势日危,内有帝后之争,外有反元起义和军阀混战,元顺帝心力交瘁,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六年间做出避乱的决定。济州岛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主权背景成为顺帝首选的避乱之地,但因时局突变,未能成行,最后仓皇北逃至上都、应昌。
元顺帝统治时期,元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黄昏阶段: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起义不断。面对这样的局面,元顺帝还是实施了一些比较有效的防灾救灾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主要表现在灾荒救济、医疗救助、徭役减轻、慈善收养制度等方面。但由于政府腐败导致防灾救灾措施实施不力,反而激发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速了元朝的覆灭。同时这些防灾救灾的措施对明初相关政策的出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顺帝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与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恢复科举,持续不辍;兴举学校,造育人才;选拔贤才,崇儒优士。这些政策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维系元末政权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族群等级观念、政治格局诸因素的影响,其间又存在民族歧视、重吏轻儒、科举不公等不足。
＜正＞《光明日报》2007年10月6日第4版所刊《探访马可·波罗出生地》一文中说:"（马可·波罗等）于1275年夏抵达元行宫上都,见到了元顺帝忽必烈。"
人都有打探并传播他人隐私的癖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对此津津乐道。高墙深宫内的宫闱私事自然比任何其他秘闻更能激起此辈的兴致,连许多术业精深的大家也未能脱其窠臼,这也是宫闱秘史在野史里一枝独秀,至今在荧屏上屡见不鲜的原因。元明更替之际,宫闱秘闻因蒙古族入主中原当了元朝皇帝,更多了一重扑朔迷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围绕着元顺帝与明成祖两位皇帝的身世,产生了一些离奇的说法,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好事者纷纷加入进来,于是就有了不少稗官野史,小说家言。尘埃落定后的今天,只有平心静气地慢慢掀开蒙在其上的神秘面纱,才能逐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年幼时曾被贬居桂林,得以较多地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和南方人文环境的影响,为他后来在书画、文学、工艺等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养成了他较好的文化心态。但是,作为元朝的最高统治者,妥欢贴睦尔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剥削阶级的本性,他在执政后期,“怠于政事,荒于游宴”,致使全国政治腐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加剧,曾经盛极一时的元帝国终于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覆灭,而他本人也成了元朝的末代皇帝
＜正＞ 1995年,乌盟钱币学会赴兴和县搞钱币普查时,在钱币爱好者董茂处发现一枚背铸"十"字、星、月的至元通宝。笔者拓片.又到出土地详细调查后,觉得此钱是一枚出谱钱,值得介绍给众方家译释,利于共同探讨元末顺帝（惠宗）的币制改革。
＜正＞1995年,乌盟钱币学会赴兴和县搞钱币普查时,在钱币爱好者董茂处发现一枚背铸"十"字、星、月的至元通宝。笔者拓片,又到出土地详细调查后,觉得此钱是一枚出谱钱,值得介绍给众方家译释,利于共同探讨元末顺帝（惠宗）的币制改革。
＜正＞ 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为元世祖。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建都大都（北京）。1368年即元顺帝（惠宗）二十八年,顺帝被逐出大都,败走应昌路（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二年后死于应昌路,元朝灭亡。共经历十帝九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年）六月废宋铜钱,实行钞制,元代通货以钞为主,断续
＜正＞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为元世祖。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建都大都（北京）。1368年即元顺帝（惠宗）二
元顺帝作为一代亡国之君，常被认为是昏庸不堪的帝王，予以全面否定。其实不然，他在统治前期，为挽救元朝统治危机的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社会整顿和改革，应该说他是具有改革精神的“好皇帝”。只是在改革失败之后，失去了治理社会的信心，急剧地腐化堕落，最终成为历史上最昏庸腐朽的帝王。对于其变化过程，有否定亦应有肯定，不能以偏概全。
元顺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连绵不断，就是在国家即将灭亡之际也不停息，其激烈程度，史之罕见。这些斗争绝大多数为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它严重地涣散了军心、民心和国心，极大地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直接导致了元朝末年的政治混乱，史治废驰和官僚机构的解体。
＜正＞元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仅有88年的历史,但元朝末帝顺帝妥懽贴睦尔却统治长达36年之久（1333—1368年）,占去元朝历史的一少半.因此,对于元顺帝的评价是元史研究与教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评价封建帝王有其客观标准,即看这个帝王在统治时期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起了何种作用.结合顺帝在位36年的历史.以上述标准来评价,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应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一、昏聩无能,朝令夕改人的天赋有高下,能力有大小,性格各异,学养不同,这是正常的.但在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做为皇帝,他的天赋、能力、性格、学养则对全国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古代帝王特别重视“为君之道”.
＜正＞明洪武二年（1370年）四月,元朝末代皇帝渥温妥欢帖睦尔因痢疾死于应昌（今内蒙达来诺尔西南）,年51岁。消息传到南京,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为“顺帝”。妥欢帖睦尔虽入“知天命”之年,但他是“知顺天命”,还是逆“天”行事?纵观他的一生,自能得出结论。
元顺帝时期党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了元朝末年的政治混乱、吏治废弛、经济萎缩和军事解体，严重地削弱了元朝统治，终于使元朝不足百年而亡。元顺帝时期党争激烈的主要原因，是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在这些人的头脑中作怪，也是元代中期党争的继续．党争是剥削阶级官僚政治的痼疾。
＜正＞ 他是元朝第一位皇帝忽必烈的五世孙,元朝第九位皇帝明宗的儿子,生于1320年4月。传说他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女,虽然这一传说难辨真假,但它却给这个男孩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童年时代,他几经劫难,倍受冷遇。9岁那年,叔父将他父亲明宗毒死,篡夺了皇位,以他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为借口,将他放逐到高丽的一个海岛上,在那里过了17个月与世隔
＜正＞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是元朝末代皇帝,宋恭帝赵显是南宋亡国之君,二人既不同族,又不同朝,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元末以来,不少学者钩沉发微,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元顺帝原来是宋恭帝的儿子!如果这只是骚人墨客的游戏文字,自可置之不论,令人惊讶的是,一向以治学谨严著称的清代史学家万斯同、赵翼、近人王国维等人,竟也推波助澜,极力证明此说不诬。建国以来,只有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尧教授发表过《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一文,指出此说荒诞不经。王文虽然搜罗宏富,但其结论仍有可商兑之处。
＜正＞ 元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顺帝妥欢贴睦尔诏命24名政府官员分赴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江南湖广、河南江北、燕南山东、河东陕西、山北辽东、甘肃永昌、海北海南广东与京畿等十道,及云南、四川两行省、宣抚民众,史称奉使宣抚。这是元顺帝在位期间为挽救统治危机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奉使大臣如此之多,宣抚地区如此之广,这在元朝历史上是仅见的。与以往的检括户籍或经理田粮不同,这是一次全面的综合性的社会治理。元顺帝在诏书中明确宣布了这次奉使宣抚的任务:“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默陟,……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百姓们对奉使大臣的到来寄予很大希望。“传闻奉使之来,皆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輶轩未出国门,而四方万里至于海隅,苍生寒饥滯
＜正＞ 宋恭帝（也称祐帝、少帝、幼帝）赵显是南宋亡国之君,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是元朝末代皇帝,两人既不同朝,又不同族,本来毫不相干,但是自明代以降,经过骚人墨客的渲染傅会,元顺帝竟成了宋恭帝之子。如果单是文学家率尔操觚,耸人听闻,此事本不难澄清,出人意外的是,一向以治学谨严著称的清代史学家万斯同、赵翼,近人王国维等人竟也推波助澜,极力证明此说不诬,于是,元顺帝究竟是不是恭帝之子,遂成了一桩聚讼不决的历史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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