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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张之洞又称张香帅

清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同治进士。授编修，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四川学政。与宝廷、陈宝琛、张佩纶纠弹时政，号为清流。光绪七年(1881)授山西巡抚。十年升两广总督。中法战争中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曾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矿务局，立广雅书院，以图自强。十五年调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芦汉铁路。中日甲午战争时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巡阅江防，购新式炮，筑西式炮台，编练江南自强军，广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学堂，主张改革科举。《马关条约》签订后，以约文许日人在中国设厂，劝江苏二状元张謇、陆润庠兴办实业。二十一年列名北京、上海强学会，后授意查禁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回任湖广总督。二十四年在《劝学篇》中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义和团运动时期，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倡“东南互保”，镇压反洋教斗争及自立军起义。二十七年与刘坤一上变法三疏多被采纳。次年充督办商务大臣、署两江总督。二十九年任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大学堂章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有《张文襄公全集》。（来源：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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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人名：张之洞

别名：张香帅

字：孝达

号：香涛、无竞居士、抱冰

谥号：文襄

性别：男

所处时代：清朝

国（旗）籍：汉族（Han）

出生时间：1837年9月2日

死亡时间：1909年10月4日

祖籍：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

出生地：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

官职：两广、湖广、两江总督，军机大臣

生平经历

1837

道光十七年（1837）9月，张之洞出生于兴义府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

1841

1848

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之洞五岁入家塾，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

道光二十八年（1848）张之洞，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

1850

1852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

道光三十二年（1852年），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

1863

1864 1866

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五年（1866年），大考二等。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职务。

1876

1879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任文渊阁校理。

光绪五年（1879年），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

1880

1881 1883 1884 1885 1886 1889

光绪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历迁左春坊左庶子、日讲起居注官。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

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至1884年）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

绪十年（1884年），法国在越南猖獗，边疆告急。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

1893

1892 1897 1894 1896 1895

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

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

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

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

绪二十一年（1895年）11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1902

1900 1905 1909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

研究文献

张之洞《书目答问》学术思想研究

张之洞刊行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书目答问》是继18世纪晚期问世的《四库总目》之后,对传统旧学的再次总结与全面反省。《书目答问》著录旧学文献2200余种,每一书下有小注,交待文献作者、版本、内容等信息。并通过经、史、子、集、丛五部类目及其次级类目的细分组织群书,各类多有简要之序言、案语,介绍类目设置的原则、收书标准等问题。这一系列的书目形态,对以《四库总目》为代表的古代目录不乏继承。张之洞基于洋务运动时期日趋沉沦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以实学励士”的学术理想与人才诉求。而“实学”以“考订”与“经济”为具体内容,并分别指向时间维度上的“古”与“今”。为此,《书目答问》之著录、小注、分类、序言以及案语等书目形态,皆独具个性特点,以期揭示学术发展上的转型细节、反映张之洞学术思想的自我认知。要而言之,《书目答问》通过“慎择约举”的文献选择以及对传统四部分类体系的分并改隶,重新梳理了经史子集四部体系中的“实用”知识,使其从传统知识结构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改变传统学术“昧于世事”的知识版图。《书目答问》也以其方向感极强的书目编码模式,创造了一种自主的思想体系。由此,《书目答问》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文献整序体系,而是要通过表象的文献整理,建构旧学知识的合理形态,明确回应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并在导读指向的书目规划中,伸张张之洞个人的知识观和人才观,最终达到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合理性规划,表现出明确的“出位之思”。文中还基于大数据理论,分析《书目答问》对扬州学者学术著述的著录、分类与评价,揭示扬州学派在经史子集诸学术门类中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在全国总体学术版图中的地位与影响。扬州学派的个案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书目答问》在学术思想的认知与表达上的得失。

对李鸿章、张之洞洋务思想的对比

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张之洞和李鸿章。二人的洋务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习价值,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对二人洋务思想的解读对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尤其史料比较教学有益,促进学生对洋务运动深入的学习。

“秋风宝剑孤臣泪”——从张之洞、李鸿章角度论开办矿业的必要性

通过张之洞和李鸿章二人开办铁矿必要性论述比较二人的洋务主张以及差异,是历史教学尤其史料比较教学的一种细化和学习的深入。

破除陈言，还原真相——《苍凉的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增订本)》评介

张实先生所著《苍凉的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一书，早在2010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后张先生不断搜集资料，补充和修订该著。2022年人民出版社以增订本方式再版该著。该著以1890年创办的汉阳铁厂为中心，对百年前张之洞创办的钢铁工业给予重新评价，尤其是对百年来学界关于张之洞创办钢铁工业中的“三大错误说”予以澄清，还原了历史真相。该著有四个突出的亮点和特色：一是厘清源头，挑战陈说；二是长于考证，史料丰富；三是回到历史现场，视野开阔；四是可读性强，学术味浓。张实先生积十余年之功力，撰成该著，其中“专注于一”“追赶时日”“坐冷板凳”的三种精神是该著成功的重要因素。

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之历史平议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之问题存在不实指摘，究其根源，与民国元年叶景葵撰《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一文有关。该文在学术界研究汉阳铁厂创建史时被广泛利用，然此文所述张之洞订购汉阳铁厂炼钢设备的细节存在诸多失实之处，不应被采信。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过程中，受时代局限，固然有诸多考虑不周之处，但在各界訾议最多的订购炼钢设备环节，亦不乏理性考虑。汉阳铁厂后期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责任不能完全由其承担。张之洞一手缔造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联营企业，推动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由思想讨论向实践探索转变，其成就足以用“丰功伟业”去形容。

抚晋期间科技启蒙与张之洞洋务思想之嬗变

针对“晚清中兴名臣”之一的张之洞由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转折点是发生在其主政山西还是两广期间这一论争，文章从科技与社会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析，认为张之洞思想的转变发生在他首次作为封疆大吏抚晋的两年多期间。抚晋治晋的艰难和传统治国理政方式的式微都从现实上促使他不再拘泥于做一名儒臣，其一系列政策主张和治理举措已经反映出他由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变革性过渡，这主要得益于李提摩太关于科技功能观的启蒙。正是源自对科技社会功能的认知以及抚晋期间的奠基之作，促使张之洞在随后的宦海生涯中因深谙“西学”之精义而莅官所至必有兴作。

情报获取与饷械筹运——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援台举措

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意图“据地为质”。因台湾孤悬海外，清廷屡饬沿海督抚援台。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对台援助积极，随着战局的变动，不断调整援台策略，反映其相关判断及利益考量。依靠沪、港、闽相关人员，张之洞与台湾建立联络，获取台湾情报，并转运兵勇、饷械。法舰封锁台湾后，张之洞派遣坐探赴台，并秘密札派委员于闽粤交界小口对台潜运军火。中法战时，张之洞对台情报获取与饷械转运，助推了台湾抗法，牵制了法军力量，终以镇南关大捷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对张之洞而言，其积极援助台、越，获得醇王奕譞和军机处的赞许，为其赢得了一定的政治退路，摆脱了马江之战后的政治困境。

张之洞入枢与丁未朝局

光绪三十三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爆发激烈政争，慈禧太后借机调整朝局，调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处，此举基本奠定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年的政治格局。张之洞入枢的动因，时人及后世学者多认为是出于慈禧制衡袁世凯起见，但事实上内情复杂，与当时满汉矛盾的激化、国步艰危的朝政有着密切关联。有关此事的台前幕后不乏风闻，折射出光宣之际的政治网络与权力运作的复杂样貌。在各方寄望瞩目之下，张之洞反而对入京觐见游移观望，满汉矛盾、派系纷争、新政分歧、地方事务、京内起居均为其考量因素。结果如其所料，初入枢垣，虽竭力周旋，却难以平衡朝局，终陷入窘境。

张之洞外放山西的前因与高层政治

光绪七年六月初，张之洞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借两江总督刘坤一开缺、军机大臣左宗棠补授江督之机，李鸿藻运作援引张之洞入直枢府，但未能实现。当时亦有引张之洞入总署之说，也为人所阻。李鸿藻愿意提携张之洞，与晚清同光中枢政局变化，内忧外患下清流力量渐起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举荐张之洞入枢，或许是李鸿藻主持枢府后的布局之一。此事之未成，乃囿于当事者之阻碍，也说明慈禧太后有意制约、平衡各方势力。因此才有了是年十一月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之结果。

浅谈苏轼书法经典之美——以张之洞学习苏轼经典为例

苏轼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其独特的书风，以及运笔方法，造就了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书坛中有大量对其欣赏的赞誉者。苏轼书风面貌独特，融合众家所长，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倾注了大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张之洞书法取法主要来源于苏轼书风，本文着重由张之洞学书历程入手，结合其学书历程中对苏轼不同书体，尤其是经典代表作的学习与剖析，从而能深入了解苏轼书风中值得学习的部分。笔者分别从章法、用笔、字形结构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希望能以此从古人的学书方法中借鉴学习。

译员·教习·幕僚:张之洞督鄂时期所聘日本军人再考

出于湖北军事近代化的需求,张之洞督鄂期间不仅开创了近代中国聘用日本军人的先河,而且陆续作出了数量可观的聘任。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他曾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招聘计划,虽因戊戌政变而未能立即付诸施行,但在日后逐渐得以实现。他聘用的日本军人起初是旨在翻译日本军事书籍的译员,随后以军事教习为主,占湖北所聘日本军人的大多数,完全压倒了原有的德国教习。此外,还有少数日本军人成为张之洞的“军事幕僚”,尤以铸方德藏的表现最为突出。大量日本军人来鄂应聘,促使湖北的军事改革从“师德”转向“师日”,这也是甲午战后日本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一种体现。

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再析(1869-1881)——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考释

借助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对张之洞致张佩纶有关书札进行考订释读,可以追觅“清流”时期的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早年交往、密谋、合作与分歧。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以“洋务”立身鸣世,与李鸿章有了合作的基础,张李二人渐有直接往来与合作。为应对时局,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内、外朝相互呼应,共同配合琉球罢约、光绪七年沿海督抚调整及左宗棠的外调。这些事件凸显张之洞的主动性,而非仅为李鸿章的拉拢或张佩纶的穿引。探讨张李二人的早年交际,证实张之洞从“清流”向“洋务派”转变的论述模式存在可商榷之处。对近代史所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进行刊布,亦可补各版本《张之洞全集》之不足。

张之洞《书目答问》学术思想研究

张之洞刊行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书目答问》是继18世纪晚期问世的《四库总目》之后,对传统旧学的再次总结与全面反省。《书目答问》著录旧学文献2200余种,每一书下有小注,交待文献作者、版本、内容等信息。并通过经、史、子、集、丛五部类目及其次级类目的细分组织群书,各类多有简要之序言、案语,介绍类目设置的原则、收书标准等问题。这一系列的书目形态,对以《四库总目》为代表的古代目录不乏继承。张之洞基于洋务运动时期日趋沉沦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以实学励士”的学术理想与人才诉求。而“实学”以“考订”与“经济”为具体内容,并分别指向时间维度上的“古”与“今”。为此,《书目答问》之著录、小注、分类、序言以及案语等书目形态,皆独具个性特点,以期揭示学术发展上的转型细节、反映张之洞学术思想的自我认知。要而言之,《书目答问》通过“慎择约举”的文献选择以及对传统四部分类体系的分并改隶,重新梳理了经史子集四部体系中的“实用”知识,使其从传统知识结构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改变传统学术“昧于世事”的知识版图。《书目答问》也以其方向感极强的书目编码模式,创造了一种自主的思想体系。由此,《书目答问》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文献...

《湖北商务报》与晚清内地商务讯息传播

自外报传人中国以后,也将西方通过报刊来传播商务讯息这一做法带入中国,而报刊也因时效性、便利性等特点,逐渐成为了传播各种商务讯息的主要阵地。随后部分民报也纷纷效仿,官方由于对报刊态度的转变,也逐渐参与进来,以图主导舆论。最终,在一批仁人志士的呼吁创办商务报以图富强的潮流影响及强力推动下,湖北地区的首份官办商务专报《湖北商务报》应运而生。《湖北商务报》以“开商智、振商务”为宗旨,而且身具“官报、商报”双重身份,亦肩负着为湖北这个内陆省份发声及承担商务局“机关报”的双重职责。为此设置了“谕旨、局收发文牍、本省商情、外省商情、外国商情、译东报、译西报、商务表、商务通议、商务专案”等常设栏目。同时为了扩大报刊的影响力,增加报刊销量,亦采取了咨送、派送、以及在全国设立代销处的发行方式,而且采用了当时刚兴起的邮政与传统民信局相结合的寄递体系。《湖北商务报》是湖北“商务新政”的产物,因此自创立后也积极参与“新政”的报道中去,并利用报刊传播的优势,对新设立的商务领导机构劝工劝商局和汉口商务局的商务举措和职能行驶展开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以树立其“新”机构的形象。报刊还通过对市场与商品讯息、商务表下的数据讯息...

基于使用后评价的武汉市体育公园景观优化策略研究

体育公园作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城市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国家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对体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使用者对于多元化、功能化的体育公园需求逐渐增加,新的体育公园在建设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建设符合使用者需求体育公园,增强使用者满意度,不仅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武汉市为例,选取张之洞体育公园和汉江湾体育公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公园现状进行调查,了解来园人群的基本信息,初步掌握使用者的来园目的、使用偏好、使用时长及频率。其次参考体育公园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和体育公园建设效果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确定评价因子,制定调查问卷。分别采取满意度评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法及参与性观察等使用后评价方法,深入了解儿童、青年、中老年等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于公园服务设施、自然环境、公园管理维护和公园整体空间四个主要成分的使用满意度,再进行整体分析。研究发现,受年龄不同的影响,使用者对于体育公园的满意度也有一定的差异:（1）在服务设施因子中,由于张之洞体育公园儿童游乐设施和智能健身器材较为丰富,儿童组和中老年组满意度整...

张之洞的幕僚群体

晚清时期，张之洞幕府是继曾国藩幕府之后，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幕府。因为清末地方事务十分繁巨，必须添设非正式的机构来应对处理，同时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充任。张之洞幕僚群体主要由旧日门生、官场失意旧友、留学归国人员、新式学堂毕业生、外籍人员等构成。其幕府已经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幕府人员走向了职官化。幕僚群体推动张之洞幕府担负起管理地方各项事务的责任，形成了许多宾主相知、建功立业、革新社会的佳话，如冯子材、梁鼎芬、赵凤昌、辜鸿铭、黎元洪等是其中的著名者。

中国近现代史料在论文中的运用——以张之洞相关史料为例

史料是认识历史事实的基本条件，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中国近代史料通过档案、奏议政书、书札、日记和报刊等形式呈现，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张之洞作为晚清名臣，其一生经历丰富，关于他的史料记载浩如烟海，为我们研究近代时期的众多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由于近代史料的局限性，在运用史料时，应注意从史料价值、史料主客观性和史料真伪性三个方面进行史料甄别。

张之洞幕府中的“崇苏”观念

苏轼书法在张之洞的湖广幕府中影响力较大，学苏者众多。从社会文化环境来看，这与“同光体”诗词创作过程中的取法对象密切相关，诸如陈三立、郑孝胥等在诗词取法上即推崇宋代苏、黄诸家；从内部环境来看，作为幕府之主的张之洞的“崇苏”情结无疑起着以上率下的作用；另外，从自然环境来看，东坡赤壁地处黄州，这也成了此地士人的“崇苏”因素之一。

《文创产品设计》课程思政设计与实践——以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项目为例

《文创产品设计》课程设计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作为文创设计主题内容与重要载体，教学设计基于“重温张之洞历史故事”主题项目开展，通过项目解读进行任务构建，并进行任务分解。同时将非遗大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课堂，培养学生守正创新的核心设计理念，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为课程的核心教学内容，通过完成任务达成课程目标，实现课程方案的最终落地，并进一步迁移其他主题文创产品设计。

“八表”之语、“书生”习性与“儒臣”风格——张之洞的一个侧面

“探花”张之洞经不止一任外省考官和学政历练，回到京师后又成为“清流”先锋。光绪七年冬被授山西巡抚，开启了其疆吏生涯。在他初任晋抚的谢恩折中，因有“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的语句而备受奚落和讽刺。及至“庚子议和”,又因事被李鸿章指斥其“书生之习”不改。张之洞闻知后大为光火，激愤地以“中堂习气”反讽李氏。刘坤一等人从中斡旋，张之洞久不能平。此乃“官书”所载，无可置疑。由此又衍生出诸多传闻，虽所述具体情节有异，但大旨上也基本相符。考其实际，张之洞终为“儒臣”的风格始终未变。

“政”在体、用之间——“西政”对晚清“中体西用”典范的冲击

“中体西用”一度是晚清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思想典范，却在后来遭遇冲击乃至被认为失效。甲午前的“中体西用”说主要是为处理中西学间关于教、艺二者的关系。“西艺”为用，“中教”为体，二者有着相对清晰的界线。甲午后“西政”知识大规模的进入，则冲击了体与用的分界。张之洞在“用”上主张“西政为要”,在“体”上却又拒斥“西政”中的民权、自由，体现了“政”和体用框架的紧张。张之洞的批评者也觉察到此问题。保守的简朝亮和趋新的何启、胡礼垣都承认“政”的重要性，却批评张之洞割裂体用；杜亚泉虽能分享区分中西体用的看法，但批评张氏不当视“政”重于“艺”。究其原因，中西不同的政教关系使“政”具有介于体用之间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挑战了旧有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框架，使近代“中体西用”典范受到冲击。

粤汉铁路建设过程中的对美交涉（1900—1905）

1900—1905年是清政府利用美资建设粤汉铁路的阶段，美方却屡违合同，中方为此与美方进行了反复交涉。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是否“保全合同”，作为清廷中央代表的铁路总公司与铁路沿线三省民众存在明显分歧。面对三省民众不断扩大的抗议浪潮，清政府将对美交涉之权交给作为地方督抚的张之洞，而将外务部、铁路总公司完全旁置，实际带有转嫁责任的意味。张之洞主导下的对美交涉虽草拟“赎约”协定，但却因程序合法性问题被美国政府一再诘问而陷入失败边缘。清政府虽最终将粤汉铁路收回，但也付出巨大代价。中方在这一过程中的无所适从、被动应对，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工商实业面临的困境。

抗论世局，评骘时流——屠寄书信中的清末民初政情社会与士人生活

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意思是书信如同一个人的脸面，要注意书写规范，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但屠寄则把自己和赵凤昌的尺牍书疏视为他们之间的当面晤谈一般。从赵凤昌收藏的屠寄32通信函来看，的确如此。屠寄之信如倾积愫，放言无忌，不仅饱含真情实感，而且信息量大，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资料，既反映他们二人之间的日常生活和人情往来，也记录不少屠寄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涉及官场生态、地方民情等，真实地再现清末民初政情与社会的多元面相和鲜活图景。其中的屠寄自述经历更是研究其生平历史的一手素材。

“北黎冲突”前中法越南交涉与张之洞因应(1881-1884)——张之洞未刊书札研究

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可从中探究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对中法越南交涉的因应。北圻问题发生初期，张之洞即从张佩纶处获取李鸿章的相关情报，并表达了相应意见。随着中法事态的变化，张之洞参与起复阎敬铭、李鸿章，颇有为中法越南交涉考虑的意味。至中法衅起，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广派委员，建立其作为地方大员独立的情报渠道。借助中法越南交涉的契机，张之洞主动谋求调离山西，朝廷终命其署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中法越南初期交涉中的地位虽不如东南督抚般重要，更无法与李鸿章、曾纪泽、赫德、总署各员相比，但其相关因应与人事关涉甲申朝局变迁，是窥测相关事态变动的主要人物之一。

中国电影的《张之洞》现象：成因与对策

院线电影《张之洞》因史无前例的超低的排片率、观影人次和票房数据，被视为2022年中国电影的第一热点事件。其实，类似“《张之洞》现象”的小成本主旋律电影在国产电影中一直占有不小比重，只是过去这类《张之洞》式影片没有被媒体如此突兀地呈现于众。主创和出品方对《张之洞》的“躺平式”宣发是造成其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双败北的重要原因。在新时代中国电影深入推进电影强国建设之际，《张之洞》现象亟须正视、反思和应对。

张之洞的“不讲”和“必讲”

＜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的张之洞，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私利不可讲”。张之洞一生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很多，在广东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又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业。筹建如此多的新式企业，张之洞如果想聚敛财富，有的是机会和条件。

“经”“权”之辩——辜鸿铭与张之洞的文化分歧

＜正＞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风流人物”，以辜鸿铭之睥睨傲世，同时代之康有为、严复等都遭其贬损、讥笑，却甘为张之洞之幕僚下属，历时二十余年，可见其对张之洞的推崇。然而，张之洞的代表性的著作《劝学篇》，“中体西用”的文化思想，以及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却遭到辜氏诟病。为此，张之洞批评辜鸿铭“知经不知权”，辜鸿铭则反唇相讥：“张文襄之所谓权，乃术也，非权也。”辜氏一方面对张之洞的操守表示尊敬，一方面对其“中体西用”提出批评。主要有二：其一，“中体西用”企图调和中西，在“中体”与“西用”、

张之洞与守旧派比较研究

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趋势的逐步加深,当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之时,清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也形成了多种对抗,趋新者与守旧派之间的斗争更是长期僵持不下,致使晚清政坛呈现出纷杂的政治局面。张之洞作为集趋新与守旧于一体的中间式人物,系统阐释了“中体西用”的内涵,对新、旧两方面进行折衷、调和,且主要是对旧的方面加以改造,其“新旧杂糅”式的思想特征对缓解清廷新旧纷争具有重要意义。甲午战后,张之洞更是积极向清廷建言献策,对清廷的变革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相反,守旧派则主要作为张之洞的对立面,拘执顽固,反对开新,当朝廷力图变革之时,守旧派表现得相当谨慎,对涉及西学的内容或审慎裁夺或横加阻挠,即便是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也会担心西学会造成“以夷变夏”的后果、变法会触动儒学传统根基,从而成为中国向近代化发展的阻力。因而,当清廷力求变革之时,张之洞与守旧派的反应也就不尽相同,双方各有侧重,主要涉及变法态度及育才兴学、整军经武、吏治民心、废科举等诸多方面。以朝廷政令为线索,从张之洞与守旧派之间交往、心态、个性行为、政治言论等方面进行考察,通过具体观点、策略的比较,窥探清朝统治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以及守旧派作...

张之洞与湘淮系比较研究

晚清时期,地方封建官僚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探求自强求富之路,逐步形成洋务一派。其中关于洋务派最主要有湘淮两大派系,他们的洋务思想渊源纷歧,相关代表人物的政见主张既有着相似之处,又存在着不同。张之洞身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下,同许多近代史人物一样具有矛盾的性格,身上反映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纵观张之洞一生,早年作为清流健将,针砭时政,遇事敢为大言,转变为洋务派后,在洋务实践中有着许多突出成就,对待外来侵略坚持御侮,兴办实业推动国富民强,任湖广总督期间所做的洋务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清末新政改革对推动中国迈向近代化也有着重要意义,多年的官场生活使他拥有着良好的政治敏锐度,能够在时代发展中迅速转变自己的角色,最终成为洋务官僚中的佼佼者。以甲午中日战争为节点,早期洋务派以湘、淮系为主,致力于发展重工业以“自强”、“求富”,甲午中日战争后,后起之秀的张之洞活跃于历史舞台,然而他却未依附于湘淮两系,而是践行着自己的洋务实践,成为“非湘非淮”的典型代表。张之洞与湘淮系在兴办洋务时有着诸多互动,剖析他们之间的互动既能充分了解洋务实践下各派错综复杂的关系,又能够更深入探究他们之间的异同及对时代的影响。本文选...

张之洞《书目答问》研究

《书目答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它是晚清重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为回答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作的。该书将所收录书籍分门别类,大类下分小类,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在重要之处,有按语加以说明或指点。不论是在目录学领域还是在版本学领域,该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值得深入研究。此外,《书目答问》也反映出作者张之洞的学术思想,并非单纯只是列举书目用于科举考试,而是强调读书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基于此,通过对《书目答问》的研究,探究张之洞的思想;通过对张之洞生平经历的梳理,也可进一步分析《书目答问》的成书背景与价值。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首先是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现状的分析;第二部分则是《书目答问》的作者争论与张之洞生平介绍,通过梳理张之洞生平经历来探索《书目答问》成书背景与编纂思想;第三部分为《书目答问》的体例特点及主要内容,分别对其收录情况、按语类型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挖掘该书所反映的张之洞学术思想;第四部分是对《书目答问》价值的分析,分别对其目录学价值、版本学价值、金石学价值以及该书对清代学术史的影响等方...

张之洞与清末湖北留日教育研究

甲午战后,面对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图谋,清政府统治者认识到若要求富自强,必须积极求变,学习先进。其中留学教育作为学习西方的重要途径,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尤为瞩目。聚焦甲午战后兴起的留学热潮,湖北地区留学教育的发展速度极快、成效显著,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中又以留日教育为盛。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湖北留日教育迅猛发展、后来居上的原因,可以发现与张之洞督鄂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措施密不可分。以史为鉴,关照现实。通过剖析张之洞推动湖北留日教育的具体举措,吸取经验、规避教训,可以对新时代我国留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启示和借鉴。因此,探究张之洞与湖北留日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围绕“张之洞与湖北留日教育”这一主题,文章从张之洞推进湖北留日教育的背景、措施、特点、成效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国内留学教育形势的发展改善以及日本优惠政策的吸引、湖北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新式教育发展的要求、张之洞留学教育思想的引领等方面共同构成张之洞推进湖北留日教育的背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为加强对留学生的选派管理,张之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善留学生选派制度、健全留学生监管体系、优化留学生考聘机...

一波三折的“假光绪案”

＜正＞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昌却突然冒出一个“光绪皇帝”，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各种传言四起，让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为之头疼不已。【神秘主仆】光绪二十五年（1899）10月，武昌的一位候补官员想把位于金水闸的公馆出租。招租启示发出不久便顺利租了出去。租房者是一老一少，少者20多岁，身材修长，长得白白净净；老者约50岁，没有胡须，说话带有女声。二人均操北京官腔，以主仆相称，少者为主，老者为仆。

吴大澂致张之洞信札辑佚

吴大澂和张之洞都是晚清名臣，两人均喜好诗文和金石书画，且是儿女亲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的三通未见刊布的信札勾稽出两人交游之轨迹，据此可略窥其基于同僚、亲家和同好基础上的交谊，并可由此洞悉晚清时期士大夫的政治生态与文化因缘。

从王懿荣的几封手札看其与张之洞的交谊

＜正＞王懿荣比张之洞小八岁，二人在晚清金石收藏界和政坛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懿荣字正孺，号廉（莲）生、钝根、养潜（泉）居士。他是清末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为发现和大批收藏甲骨文，并断代其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曾三任翰林院庶吉士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是伟大的爱国志士。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壶公、抱冰、无竞居士。16岁就夺得顺天乡试的解元，“一时才名噪都下”（见《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同治二年（1863）,26岁的张之洞殿试高中探花，此后一直被晚清的政坛所宠，

张之洞书学思想研究

张之洞,晚清朝廷的肱骨之臣,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张之洞虽为名臣,实则饱含书生气味,如此显赫的政治名声掩盖了其文人的一面,尤其掩盖了在书法文化上的贡献。本文首先对张之洞书学思想的形成进行解读,其处在一个苏书运动热潮高起、碑学盛行、中西文化冲突的大环境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次对张之洞的信札、著作等进行深入挖掘,总结其书学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对其书学实践进行归纳、提炼,得出张之洞书学实践与书学思想是相匹配的。最后,探讨张之洞在与其幕府学人的交游中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也因其显赫的幕主地位对晚清书学风气产生推动作用。

山西丁戊奇荒灾后治理及其经验教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每一次的自然灾害都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痛。丁戊奇荒是光绪年间华北地区发生的一场世所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这场灾荒波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等众多省份。相较而言,丁戊奇荒给山西所造成的破坏性尤为强烈。因此山西地区在丁戊奇荒之后所做的灾后治理工作就极为重要本文通过通过整理归纳历史资料,运用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力图通过三部分内容来阐述丁戊奇荒之后山西的灾后治理工作。第一,通过阐述丁戊奇荒之后山西所面临的凄惨状况,并且分析造成山西如此凄惨境状的具体原因,来分析丁戊奇荒为何会给山西造成的伤害如此之大。第二,通过对史料的详细查阅来分析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地区的灾后治理工作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第三,通过分析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地方政府的灾后治理政策及其所起到的实际效果,来探析这些灾后治理政策中有何经验以及教训可以为现代灾后治理工作提供借鉴。总的来说,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地区采取了多项积极的灾后治理举措,力图将丁戊奇荒之后的山西从灾荒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但在之后的工作实践中,这些积极的灾后治理举措大多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知行不一”:张之洞的骈文理论与骈文创作

张之洞是晚清乃至清代骈文名家。他既注意到骈文发展的时代性差异，指出清代骈文家效法的对象有汉魏体、晋宋体、齐梁至初唐体、中晚唐体、北宋体五类，其中朴雅遒逸的晋宋体最受时人推崇，而唐体、宋体则备受冷落；又认为骈、散两体本不能截然分开，中唐以后才分为两体，然其实则一，古文重“实”,骈文重“雅”;还对清代代表性的骈文家，如陈维崧、汪中、洪亮吉等加以点评。与理论上推崇晋宋体骈文不同，他整体上反感六朝的道衰文弊，转而学习博大昌明、典雅富丽的宋四六与盛唐张说、苏颋的庙堂骈体。他的骈文与政治、仕途关系紧密。体国经野，润色鸿业，表彰忠义，宣扬教化为其骈文的主要内容；淹贯经史，用事雅切，对偶工整，文气流畅为其骈文的突出特征。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鸦片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李鸿章、冯子材等重要人物都体现在其骈文书写中。同时，他通过创办书院，培养学生的辞章（包括骈文才能）,为晚清骈文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之洞幼儿体育思想及其现实镜鉴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张之洞幼儿体育思想进行研究,为我国当前幼儿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4岁发蒙,9岁读完四书五经,年幼的张之洞一度被称为"神童",13岁成为秀才,16岁中解元,26岁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从翰林编修一直做到军机大臣,成为左右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人物。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园——湖北幼稚园,颁布了第一部幼儿教育法规,设立了第一所女子速成保育科。在长期的幼稚园,蒙养院以及女子师范学堂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张之洞系统的幼儿体育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制定实施幼儿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不断促进幼儿的早期发展和全面发展;《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再次提出落实妇幼健康促进行动。笔者拟对张之洞幼儿体育思想进行研究并以此为鉴,促进幼儿这一重点人群的身心健康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业化大生产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了谋生已婚妇女开始离开家庭,造成很多幼儿无人看管和教育,西方教会将其收留并进行西方宗教教育。但由于医疗环...

张之洞国家治理思想述论

张之洞的国家治理思想是随着晚清社会的变迁以及自己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是为应对千年局变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从在儒学中寻求医世良方到效西法以求自强再到擘画“新政”，他的治理思想在开新与守旧之间不断切换，经历了一个缓变渐进的过程。毋庸置疑，张之洞立足本土文化探寻国家治理方案是具有文化自信和国家情怀的，而且在实际治理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眷恋太深，固守儒家本位思想来调和中西、折中新旧，缺乏世界眼光，便难免落后于时代,再加上当时社会制度落后，整套治理体系弊病丛生，严重制约治理能力的发挥，从而使张之洞最终未能找到有效的国家治理之道。

张之洞与1903年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

1903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调集湖北、江苏陆军及南、北洋海军在江阴炮台举行了一次跨区域、跨军种的军事演习，这既是其军事改革理念使然，也是为了树立湖北新军威望、推广湖北练兵模式。在筹划阶段，张之洞选定江阴炮台为演习地点，致电各方商定参演部队、演习方案，并聘请在华的德国军官和日本军官提供协助。日本为刺探中国军事情报，积极派遣海军军官担任演习审判官。2月14日至15日，在江阴集结的陆海军按照预定方案分编为东、西两军，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水陆攻防演习。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对张之洞本人、江鄂两省军事局面及地方督抚的练兵决策均有直接影响，推动了清末新政初期的军事改革进程。

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政学之辩:张之洞、康有为的儒学思想比较研究

张之洞与康有为作为晚清儒学的代表人物，均感于时代之艰对儒学作出了实质性的转型努力。将二人的儒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二人均重视对儒家道的阐发，强调变法的重要，关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在选择时代危局的解决径路时，因时代解读和政治理想的不同，由寻求合作走向了最终的决裂。在比较中，可以厘清他们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问题意识，廓清二人在近代儒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理解他们的为人为学和时代精神，也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当下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清代南皮张氏朱卷研究——张之洞家世研究资料的新发现

张修育的道光己丑科会试朱卷、张名世的嘉庆丁卯科乡试朱卷、张志宁的嘉庆丁卯科乡试朱卷、张修育的道光壬午科乡试朱卷、张桐育的道光乙酉科乡试朱卷、张春育的道光甲午科乡试朱卷、张彬的光绪己丑恩科乡试朱卷、张楙的光绪己丑恩科乡试朱卷、张权的光绪辛卯科乡试朱卷均为清代南皮张氏朱卷。这些朱卷作者都与张之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张权是张之洞的儿子;张彬和张楙两亲兄弟,是张之洞的侄子;张名世是张之洞的再从堂伯叔;张志宁是张修育、张桐育、张春育的父亲,张之洞的族侄。因此这些朱卷为张之洞家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视角。

张之洞：近代币制改革者和首家商业银行创办者

＜正＞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抵制洋货、办企自救的呼声遍及全国，1895年至1913年，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步阶段，其间出现了两次投资工业的热潮，新创办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近500家，新投资总额达9822万元，年均新增投资约500万元。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工业以轻工业为主，直至汉阳铁厂的建立方显重工业。其创建者就是“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张之洞书法艺术探析

张之洞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首领之一,是近代重工业的创始人。他对晚清政局的变化、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新型教育的创办、中西文化的交融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张之洞崇尚平和中正的书法风格,主张"结体求丰,用笔求润"的书法观点,其书法笔意开张,典雅俊秀,自然丰润。

吴昌硕代撰挽张之洞联探微

＜正＞引言2021年11月8日,当笔者收到2021年第九期《西泠艺丛》期刊时,首先被封面上的这幅行书作品所吸引。细读之下,发现这是一副挽联,其中有"南皮相国"字样（图1）,左下方钤有"思源堂"（图2）和"钱君匋"（图3）二印。墨迹无款,但从字体和风格上看,当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所书;"思源堂"和"钱君匋"二印则显示,这件墨迹曾经西泠印社前副社长钱君匋收藏。因笔者是沧州人,又是西泠印社中人,看到这幅鲜见的吴昌硕墨迹和其中的"南皮相国"字样,便激发了探究其源流的浓厚兴趣。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较为罕见,学术期刊首次披露,引出了笔者探索艺术大师吴昌硕与中兴名臣张之洞之间关系的兴趣。

张之洞题画诗的思想内蕴与文人趣味

题画诗在张之洞的诗歌创作中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其题画诗或抒发思亲孝亲的情感,或体现山林隐逸的情怀,或摹写金石书画的意境,呈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张之洞通过"从陈列到重构"、"以思理为连接"、"以动机为主题"的方式为其题画诗构建起广阔深远的意义空间和文化景深。既丰富了画作的意涵,也体现出一代儒臣的家国之情与文人趣味。

吴大澂致高崇基信札考释

近期出现的吴大澂致高崇基信札，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些信札作于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吴大澂任广东巡抚期间；内容主要涉及调和同僚之间的分歧，广东地区州县官员的选任，税关釐金的抽取与押送，书院监院的选择等事宜。这些信札，对研究光绪中叶广东地区的日常政务运作与人事变动，对研究晚清督抚在官员任职中的话语权，对补充吴大澂与高崇基的相关研究，均有一定的价值。

大智眼界大爱情怀——试论冯天瑜先生的湖北武汉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冯天瑜先生对湖北及武汉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侧重于"事"（辛亥武昌首义）与"人"（张之洞与湖北新政）,一人一事,构成其湖北武汉区域史研究之两大侧翼。由于冯先生长期深耕中华文化史,长江文化与荆楚文化亦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他探寻长江文明的历史源流,从思想学术、宗教文化以及英俊人物等切入荆楚文化纵深考察,进而揭示湖北文化的区域特征和演进规律,为当下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张之洞巧筹款

＜正＞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今河北南皮县人，晚清重臣。张之洞于同治二年（1863年）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张之洞几乎经历了晚清几十年所有重要的军国大事，而且他历官显要，参与机密，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张之洞与武汉市政研究述论

学界在张之洞与武汉市政方面的资料编研、著作、论文成果颇丰,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资料的编研方面可以进一步发掘报刊资料和海外遗珠;在著述方面,有关张之洞与汉口市政的研究较为充分,有关张之洞与武昌市政、汉阳市政的研究却明显不够;对张之洞在武汉市政的作为缺乏比较研究,因而对其作为的区域特点探讨不足;研究范式与方法主要为现代化范式与史学实证,应探索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全面研究张之洞与武汉市政,或将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张之洞与武汉市政的专著尚付阙如,故而值得期待。

大智眼界大爱情怀——冯天瑜先生的湖北武汉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在为数不多的关注武汉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学者中,有冯天瑜先生这样的文史大家,以造福荆楚乡梓、复兴武汉文化的历史使命感,40年甘之如饴地奉献着自己的学术智慧,独树一帜引领湖北武汉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向,为湖北武汉区域史研究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资产。冯天瑜先生对湖北及武汉区域史研究肇始于辛亥武昌起义的研究。通览冯先生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系列成果,就会发现其对武昌首义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视角。他以辛亥武昌首义为基点,以“长时段”（地理时间）和“中时段”（社会时间）视野楔入湖北武汉区域史、经济史、社会史及文化史的研究。即通过晚清湖北武汉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状貌的述写,不仅探讨了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并首胜的背景和原因,而且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城市起义”的性质。区域史与事件史的综合、交叉研究视野,赋予冯先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纵深感和学术理论高度。冯先生持续40年区域研究的关注点除了“事”——辛亥武昌首义外,另一个关注点便是“人”——张之洞,一人一事,构成其湖北武汉区域史研究的两大侧翼。冯先生长期研究中华文化史,在对传统文化宏观研究的架构上,长江文化与荆楚文化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根据长江文...

晚清武汉地区近代法律教育刍议

晚清武汉地区的近代法律教育是随着张之洞在武汉创办洋务事业而逐步展开的,其主要集中于新式学堂教育、传统教育和专门性法政学堂教育三大形式。由于整个办学进程受到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晚清武汉地区近代法律教育整体发展情况较差,与其他法律教育较先进的地区相比,呈现出功利性突出、官方色彩浓厚、处于弱势地位等特点。

张之洞《輶轩语》里的为文之道

＜正＞《輶轩语》,晚清名臣张之洞（1837—1909）的一部书,现在已难看到原刊本。我看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的注释本,名为《輶轩语详注》,下署"司马朝军撰"。此书列为该社"国学初阶"丛书之一种。同书封底勒口上的丛书已出书目里,署名较为正规,道是:《輶轩语详注》,张之洞著,司马朝军详注。全书有两序,一是张之洞为《輶轩语》写的序,称为《原序》;一是今人冯天瑜为这个详注本写的序,称为《〈輶轩语详注〉序》。

共识何以达成：清末新政伊始外交改制的分奏、会奏与变通

在清末新政上谕"采西法"的语境下,清廷不少官员提出了诸如设立外交官专途、出使改为实缺、外交官选任和培养等改革洋务性外交体制的奏议。虽然这些看法略有些旧调重弹,但通过地方督抚、驻外公使、翰林、御史等人的分奏和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的联衔会奏,再经光绪帝的朱批认可和外务部的议复变通,已大致形成了一种深具权势的共识,实现了改革议论由"野"到"朝"的重大转变。虽说在改革共识之下,他们各有各的诉求,其建议也未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此后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转型基本是按此次达成的共识而展开。因而从改革共识的形成到最后的落实,要有"同而能异"的胸襟和力量。

张之洞的为官政绩和启示

张之洞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他读书、著述、为官、处事皆有独到之处,虽然在一些方面也深深地打上时代局限性的烙印,但是其个性鲜明的为政思想和开拓务实的工作作风、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敢于担当的大局意识以及公道直谏的为官品德、博学多识的为官智慧、成就大业的为官能力、勤政清廉的为官操守,对今天各级领导干部提升治理能力仍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张之洞家族源流浅议

＜正＞近年来,以张之洞包括其亲朋故旧作为主题的研究呈现出全面化、多样性的特点,但于挖掘丰硕、深邃的同时,亦由于史料阙如而存在个别细节说明不足、论证不够严密等缺憾,如因张之洞明代祖上源流未清,犹不免在实际操作中多有舛谬。《张之洞年谱长编》提及张之洞先祖及张氏族人与双庙关系时,认为:"张之洞先世为山西省洪洞县人。

《輶轩语》的学规属性及书院传播

《輶轩语》为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过程中的产物,既是晚清书院改革趋势中张之洞教育热情的充分体现,也是张之洞早期教育主张的集中表达。出于张之洞学政身份的教士职责,以及配合书院教育的现实目的,《輶轩语》的文本体例表现出明显的清代书院学规属性。《輶轩语》集修身、治学、举业三大功能于一体,受到晚清士人的普遍重视,经多种路径传播而风行海内,对晚清书院的教学内容、治学取向、价值追求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末文教转型致使《輶轩语》走向没落,也令《輶轩语》与《书目答问》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但至民国,《輶轩语》仍以"读书法"的形式继续流传。

甲午战争中张之洞的外债备战策略与实践——兼评张之洞早期外债思想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采取严格限制举借外债政策,外债只是其作为财政应急的临时策略。甲午战争中,张之洞力主借债备战;为扭转战局,张之洞还提出借巨款来重整海军,突袭日本本土计划;为了保住台湾,张之洞不惜以借巨款,将台湾抵押给债权国为诱饵,以实现"押款保台"的目的。张之洞的这些外债主张和实践体现了其"外债救国"思想。张之洞借债备战主张主要出于对财政的应急性补充,并且表现出对外债依赖的趋势。而"押款保台"策略充分体现了其举借外债的政治性目的,而这种政治性借款对甲午战后晚清外债导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之洞督鄂期间翻译赞助行为研究

文章依据张之洞的奏章、公牍与书信等考察这位晚清重臣任职湖广总督期间对其幕府译员的赞助行为。研究发现,他多方招募、高薪稳固并屡次荐奖各类中外翻译人才。由于恪守"中体西用"的原则,张之洞赞助翻译包含五个前提:（1）严格管理和监督新学堂和留学生的翻译活动;（2）赞助译员的最终目的是要消解翻译;（3）严格选拔和监督洋译员;（4）排斥与其意识形态相左的译者;（5）对翻译东文东籍前迎后拒。

张之洞：“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稳健改革者

＜正＞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凝聚共识对于改革成败的重要性时,他特别提到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指出他"是有改革观念的一个人",并引用张之洞名作《劝学篇》中的话——"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强调在形成改革共识时,一定要把握好守成和变革的分寸。

《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局)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转型研讨会论文集》出版

＜正＞晚清重臣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创办了广雅书院（局）,广雅书院几经历史变迁,一直是广东重要的教育机构,是今天广东乃至全国名校广雅中学的前身。广雅书局为粤省有书局之始,其刻本精髓于民国年间由徐绍棨汇集成为《广雅丛书》。2005年广州市启动《广州大典》编纂后,《广雅丛书》被整体收入《广州大典》之中,成为《广州大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广州“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的城市定位,

“保国”以“保天下”:《劝学篇》文明-国家重建的筹划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观察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演进的重要窗口。以往的研究,要么多从旧与新或顽固派与改良派立场的两端出发来勾画《劝学篇》作为过渡时代思想作品的"居间性"整体品格,要么多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或现代法权体系的理想这些规范视野启发下,讨论其具体政治与文教筹划的得失,《劝学篇》独立的理论特征往往遭到忽视。只有回到《劝学篇》的本文和内在理路,深描其辨分中西的战略意识,分析其捍卫中国"天下-国家"体系的文明逻辑,品评其设学堂、改科举的文教筹划,凸显其"保国"以"保天下"的理论进路,《劝学篇》所提出的中国文明—国家重建战略的整体思想特征才能够得到深入揭示。

清末癸卯学制的制定和落实探略

癸卯学制是在晚清重臣张之洞主持下制定完成的,是中国正式颁布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学制。文章通过对清末癸卯学制制定和落实的梳理,形成对癸卯学制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阐明该学制的近代内涵及后续调整对其"近代性"的加强,以彰显这一学制对推动中国教育体制向近代转型的作用。

人事嬗递与行政实践:清末湖北提学使研究

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是清末地方教育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聚焦湖北一省,提学使虽由学部奏请简放,但张之洞在世时对实授提学使的选任有重要影响;而暂署者均出自湖北道员,得到时任督臣的信任是其关键;加之提学使任职期间出现的"由学署藩""由学升藩""由道署学"现象,均反映出从学政到提学使转变的实质在于提学使成为督抚属官,署任与升转均比照按察使。对于提学使主政下的湖北教育,从立宪背景下承令学部的统一兴学、禀承总督创办存古学堂的湖北经验和学款支绌下因地制宜的勉力维持,可见提学使受学部与总督双重节制,湖北教育逐渐淡化张之洞督鄂时的地域特色而融入学部领导的统一兴学浪潮。

从“文物展示”到“历史叙事”：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策展设计理念分析

文章以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为例,探讨了在文物资源不足、展厅空间不规则的情况下,如何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将"展览策划"转化为"展览创作",进一步探讨近现代历史展览中对人物与城市关系的表现方法,以及这种表现方法对观众的启迪与影响;其主旨在于与同行和读者探讨:近现代历史的展厅如何突破教科书式陈列,成为以观众为中心的思考空间。

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两江总督为清朝东南第一要缺,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例兼南洋大臣,人选更为重大敏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湘人江督格局",即江督非湘人不可。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后,江督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东南湘军随之衰落。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强势南下密不可分。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1904年,有北洋和淮系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奕劻和袁世凯支持,出人意外地南下署理江督。随后两年,周馥大力裁撤湘军、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汲取南洋资源支持北洋练兵、利用北洋模式和北洋官员推进南洋新政的一系列举措,不仅终结了湘人江督格局,而且加速了"北洋下南洋"的形成。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清季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

古都记忆——晚清京师清流群体黄金时节回望

清代京师南城（主要是宣南）地处宫廷的边缘,在清代满汉分城而治的政策下,形成了特定的地域环境、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这里居住生活着翰詹讲官与科道言官等清要、名士群体,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精神特质。康乾时期,他们是世人眼中充满诗文才情的"神仙人"。自咸同以降,他们开始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在同光两朝二元政治的特殊格局下,在朝廷广开言路的积极导向下,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擢升与任用。他们以名节相标榜,"慨然有经世志",频频"上书言时政得失",评议时政,掀起议政高潮,被称为"清流"。这些清流骨干,多为翰詹出身,由其出手弹劾大吏,往往朝野震惊,成为京师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最为耀眼的群体。他们在黄金时节的种种政治参与的深度、政治参与的范围、政治发言的内容等,积淀成为古都的深刻记忆。

张之洞与清末湖北留日教育的发展

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的重臣名儒,不仅政绩卓著,而且在教育领域颇有建树。在他督鄂18年间（1889年—1907年）,湖北留学教育得到极大发展,尤其是留日人数居全国前列。这离不开当时国内外形势、湖北区域环境以及张之洞留学思想的推动。在兴办留学教育过程中,为了贯彻"中体西用"的理念,张之洞对留学生的选派、监管以及考核任用采取了相应措施,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留学质量。这些学生归国后投身文教、军事、法政和实业等领域,推动了湖北乃至全国的近代化历程。他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对新时代留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公案再考

＜正＞盛宣怀接办铁厂一案之所以引起争议,很可能源于梁启超看似非常符合逻辑,且形成时间最早的说法。他向后人透露了数个事实:一是甲午战后淮系势力被清算,盛宣怀作为集团中坚,亦被朝廷下旨开缺,并由"南（张之洞）北（王文韶）洋大臣查办复奏";二是盛宣怀因被朝野弹劾,在张之洞的政治胁迫下,"不得已"而同意接办铁厂。张之洞亦因铁厂亏累,也"不得已"而应承盛宣怀的要求,

规画靡遗:督鄂时期张之洞工业布局动因探析

张之洞作为晚清朝廷的高级官员和洋务运动的领袖,其历任省级地方主要军事行政官员长达三十余年。张之洞督鄂期间,在湖北尤其是省府武汉三镇兴办了大量官办形态的近代工商企业,尤以汉阳铁厂和武昌布、纱、丝、麻四局为典型。张之洞在长期推动晚清工业化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体西用"特色的工业建设规划思想。张之洞督鄂期间工业建设思想研究的发轫和深入,对近代武汉的城市形态嬗变和工业分布选址规划动因等历史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驳正以往的谬误具有积极意义。

张之洞诗歌中理想人格的建构

理想人格对于解读张之洞这样一位身处时代大变局中的历史人物来说是个重要的问题,而借助张之洞那些抒发真性情、真怀抱的诗歌来钩稽其理想人格乃较为可靠的门径。张之洞的诗歌中有表达个人所思所感的自抒怀抱,有对陶侃、杜甫、苏东坡等先贤的仰慕,也有对胡林翼、彭玉麟等今世英才的赞美,这些诗作互为补充、相互交融,共同建构了他集忠义仁爱的儒者、扶危定倾的豪杰、旷达睿智的名士于一身的理想人格的范型。

20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同文”主张与亚洲主义——以“汉字统一会”为中心的考察

"汉字统一会"是20世纪初期伊泽修二等在日本发起成立的文化组织。历史上,日本和韩国都长期使用源自中国的汉字,并将其作为本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文字改革方案频出,废除或限制汉字、重塑日本的"国字"等改革主张呼声甚高。在此背景下,日本国粹派提出"汉字国字论",主张从日本"国字"角度来选择和使用汉字,这为"汉字统一会"统一东亚文字的论调提供了思想资源。汉字统一会的"总设计师"是伊泽修二,他主张以汉字为东亚思想交流的利器。"汉字统一会"反对废除汉字,主张择取汉字中"共通实用"的部分,其实就是试图将日本的限制汉字政策推广到东亚。该组织整理汉字的目标不限于统一文字,他们还主张统一语言,实质是为日本侵略亚洲做文化准备。

张之洞幼儿体育思想及其近代价值

张之洞幼儿体育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广泛的理论来源。倡导体、智、德并重的幼儿教育宗旨,以游戏、体操为主的幼儿体育活动,蒙养之初即隐寓尽人为兵之意,重视父母对幼儿体育活动的指导,反对女童缠足、提出母强儿壮的主张,配置幼儿体育场地与器材构成了张之洞幼儿体育思想内核。张之洞幼儿体育思想开启了我国幼儿体育教育的先河,促进军国民教育思潮的萌芽,倡导女童放足并推动了女子体育的发展。

张之洞与鸦片问题研究

鸦片是影响晚清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既有研究集中探讨鸦片泛滥带来的社会问题,较少关注晚清官员对待鸦片态度的前后变化。清廷对鸦片采取弛禁政策后,虽有地方大员依旧推崇禁烟,却在“寓禁于征”与“以土抵洋”的禁烟主张中逐渐沉默。严厉禁烟与“以征为禁”素为处理鸦片问题的两种手段,而这两种手段在张之洞一生的仕途中均有所体现。初为疆臣时,他采取严厉手段治理鸦片问题,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后来却在处理鸦片问题上手段发生转变,最终成为晚清重用鸦片税厘办理洋务新政的代表性官员。张之洞处理鸦片问题的手段,在他丰富的仕途经历中得以体现。在山西巡抚任内,他深感山西鸦片问题所带来的的灾荒与社会矛盾,从禁种、禁吸、禁贩三个环节从严治理鸦片问题,取得了一定的禁烟成果。从晋入粤以后,张之洞所处环境发生变化,他逐渐开始重用洋药税,并创新土药税征收方式,从此逐渐改变处理鸦片问题的手段,成为“寓禁于征”的代表之一,而此时的张之洞更多的是在“征”而非“禁”。担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又创新土药税征收方式,意图征收更多的土药税收留归湖北使用,尽显疆臣与朝廷在财政博弈上的智慧与艰辛,也正是在湖广总督任期内,张之洞试图平衡“征”与“禁”的关系...

张之洞:武汉城市之父

4月8日,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在湖北省图书馆发表了题为《改变与新生——我的武汉印象》演讲。其间王石特别提到,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和武汉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洋务运动领袖、晚清名臣张之洞。说起张之洞,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由他主导发起的那场失败的"洋务运动"。但事实上,"洋务运动"对后来中华民族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之洞曾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说明他对武汉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大视野下的汉冶萍成败论

对于汉冶萍的历史,从民国至当代,"失败论"一直占据主流。即使对它的贡献有肯定,也是以"失败"为前提,其讨论则基本囿于近代钢铁工业范畴。如果转换历史视域,突破"短时段"的视域与"非成功即失败"的传统思维,把汉冶萍公司的工业实践放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脉络中省视,就可以对它的历史价值有新的发现。首先,汉冶萍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新纪元,其命脉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它培养的技术人才、购置的钢铁冶炼设备、摸索积累的采矿冶炼经验和教训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军工建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钢铁工业的孵化器;其次,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唯一完整经历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种体制的公司,每一种体制变革,都是中国钢铁工业先驱在历史空间中作出的艰苦努力,它的最后挫败,让后来者对钢铁工业建设的特殊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钢铁工业走国有道路渐成共识;再次,它作为"东亚第一伟业",以崭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打开中国人的传统眼界,成为其时工业启蒙的一面旗帜,并在抵御列强、"挽利权以塞漏卮"的工战中狙击洋铁与洋煤,被西人视为"黄祸"与"中国工战第一炮弹"。历史过程错综复杂,不能以所谓"历史局限...

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政治生涯研究

自明代以来,张曾敭家族便有族人入仕为官,因而在直隶南皮拥有较为尊崇的社会地位。仕宦世家的家庭背景使张曾敭得以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攻读科举路上较为顺畅,并进入作为清廷官员储备库的翰林院为官。张曾敭官至地方巡抚,是其家族的巨大荣耀,但因清末废除科举,传统社会的流通“管道”关闭,其家族亦因此逐渐走向衰落。张曾敭虽藉科举正途入仕,依旧升阶艰难,后利用赈捐迅速升阶,得获二品顶戴。在其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辗转多省,调动频繁,且因身体状况不佳多次萌生退意,但在张之洞、鹿传霖等人的劝勉下,一直在宦海中浮沉。他严格遵守并维护规章制度,且不惜因此与同僚生隙,多有刚直之风。其做事谨慎、细心的品行可助其少犯错误,却亦不免为规章羁绊。张曾敭的出身、仕宦经历让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儒官,并在西学渗透之时行卫道保教之举,未能对其思想进行反思与调适。张曾敭在巡抚任上用解决传统问题的程式化方式应对铁路风潮、革命党等新问题,最后因仓促杀害秋瑾,受到舆论攻讦,终致其政治生涯的结束。辛亥革命后张曾敭以清室遗民自居,并在“南皮张氏二烈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其坚守的文化作了最后一次抗争。可以说,张曾敭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典型...

电报、谕旨与时间差：庚子事变期间的重复宣战问题

庚子事变期间,清廷宣战引发了整个事件的高潮。经考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宣战上谕最初并未发给地方。袁世凯利用电报提前传达并对外隐瞒了同日廷寄谕旨的宣战态度,引发了东南督抚的自保因应。与此同时,五月二十九日南北失联后内廷首条电谕通过保定电局发出。由于信息机制的混乱,保定将宣战等谕旨也一并发递给地方,引发了第二次宣战危机。东南督抚与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继续控制电报消息,张之洞以谕旨之间的时间差化解了不利于地方的重复宣战,保证了长江一带的稳定。宣战谕旨的一波三折呈现了电报技术在晚清政局中复杂而关键的作用,以及在新旧信息媒介的时间差中内廷与地方在电报意识、信息使用与管控上展开的博弈。

《张文襄公四稿》的编纂与出版——以《赵凤昌藏札》为中心的论述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留下大量文稿。为整理这些遗稿,其幕僚许同莘呕心沥血,历尽艰辛,最终编成《张文襄公四稿》,奠定了张之洞全集的规模和体例,得到高度的评价。《赵凤昌藏札》收藏的相关书信,能够大致还原《张文襄公四稿》编辑出版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秘辛与曲折。

中日商约谈判与清末度量衡改革

在1902—1903年的中日续修商约谈判中,日本政府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迫切需要,提出了度量衡改革议题。度量衡改革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和货币改革共同构成一个条款,到"暂不入约,奏明办理";第二阶段是在张之洞、袁世凯的主导下,作为独立条款重返商约。谈判引发了清政府关于度量衡改革的严重分歧。最终,以沈瑜庆奏折获批准为标志,清政府终于达成共识,形成了以统一为核心目标、营造尺库平制为度量衡标准、渐进式改革为总体思路的度量衡改革方案,近代度量衡改革由此启动。

张之洞教育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以其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为基础,以"中体西用"为其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主体内容体现在其新型教育制度的构建和近代新教育的推行过程中。在新时代背景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深远的启示意义。

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研究

胡传,晚清时期文人、官员,民国学者胡适的父亲。光绪十三年（1887）受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澂派遣来到琼州,考察黎区设县开发等问题。而《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就是胡传考察实情的记录。而当时的海南社会和胡传考察亦受历史大背景的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天津条约》琼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其社会风貌也不断发生改变。中法战争的风浪亦波及到了海南,当地为此作了应对准备。而在胡传来琼之前,琼州的“黎乱”刚刚被冯子材镇压下来,冯子材执行的抚黎政策正在实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开通贯穿黎区的“十字大路”,胡传的考察也是对抚黎政策实施成果的检验。胡传穿越汉区黎区,记录了道路交通、村落聚邑、“黎匪祸乱”、自然地理、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官吏驻军、文化民俗等情况,反映了当时海南社会的大体风貌。胡传通过实地考察并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在记载并反映黎族历史事件、黎族文化乃至海南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共用了四个章节来对《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进行全面研究,第一章为胡传生平与《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的版本,第二章为胡传考察的时代背景与原因,第三章为《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对晚清海南社会的记录,第...

清末湖北教育经费的困境研究——以“赔款改学堂捐”为中心的考察(1904—1911)

在清末湖北兴学过程中,教育经费是困扰教育发展的一大问题。《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筹集巨额赔款,于1902年向各省摊派"赔款捐",湖北省被要求每年摊派120万两,其各属州县摊派60万两。张之洞采取一系列整顿财政措施取得成效,将赔款捐全数免解,留充本地办理学堂,更名为"赔款改学堂捐"。张之洞为确保这笔经费物尽其用,制定了规章细则。"赔款改学堂捐"这笔学款促进了全省教育经费的增长、学堂数量的增加、留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使所属州县获得了一笔教育专款。然而经费在使用中出现各种争议,如省城与州县的学款之争;咨议局与鄂督关于这笔经费的分配之争等。"赔款改学堂捐"是透视晚清湖北教育经费困境的较佳窗口。

张之洞“鄂督”任前的御外军事运筹

张之洞早年即对外患深为忧虑且有意御之,同时还具有经世致用思想,有的放矢地关注西洋兵学,这些都是其御外军事运筹之前奏。及至任山西巡抚期间,他密切关注中法战事并屡有筹策。出任两广总督后,他开始为抵御法国而竭力运筹:积极筹措军费、布置海防,酌情增募勇丁、精心选贤调将,进行战略筹划和具体军事布置,最后对清廷"乘胜即收"之举更是着力抗争。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与实践也受其御外军事运筹之影响而有所发展,二者密切关联,互促共进。总之,"鄂督"任前张之洞的御外军事运筹已有了深入推进,其内涵丰富、意义深刻。

张之洞督鄂与湖北“中学”及“中国文学”

张之洞为清末学制、教育转型关键人物,考察其督鄂期间湖北"中学"教育状况,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书院期,两湖、经心与江汉书院以科举考试为教学导向,分别课以经史和制艺,教员多由张氏幕僚及旧式文人担任;书院改章期,随着张氏科举改革的推进,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在西学冲击下逐渐边缘化,仅两湖书院授经史之学,教习为江苏、广东地区古学专家;新学堂时期,科举废止,各学堂重设经史、文学课,"中学"教习多为鄂籍两湖、经心毕业生。纵观近代知识、教育转型的历史脉络,清末湖北地区"中学"教育的演变虽为地方经验,却因张之洞在晚清学制改革中的关键地位而具有普遍意义。张之洞倡行的"保存国粹"思想及文学观,对近代中国人文学科课程设置、"中国文学"历史形态的早期建构有重要影响。

张之洞与《廿二史札记》的经典化——兼论晚清时期史学地位之变

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但在大多数时间传统史学或隐或显受到经学支配,一度形成经尊史卑的学术格局。晚清时期,在时局动荡、西学冲击、科举改制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这一学术格局发生了转变,史学逐渐由学术边缘走向中心。张之洞在教育实践中强调读史以经世致用,并多次向士人推荐乾嘉学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他早年任四川学政时,即在《8轩语》和《书目答问》中积极肯定该书的价值,后又在《劝学篇》及科举变革中强调此书应时之需。这些举措顺应了近代学术发展的大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学风,为赵翼史学传播和史学经典化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有利契机。

张之洞与清末立宪补论——以《张总督松平顾问立宪问答》为中心

1905年张之洞聘请日人松平康国担任政法顾问,之后曾就立宪和官制改革问题向松平咨询。后者主张中国借鉴日本和英国的历史经验,逐步推进立宪;官制改革先京官后外官,裁撤军机处和内阁,设立责任内阁。张之洞不仅反对实行责任内阁制,对于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也颇多驳议,但他并不反对立宪,主张稳健推进,则又与松平康国的意见基本一致。事实上张之洞也长期务实地从事着立宪的准备工作,包括开办仕学院以开官智,聘请政法顾问咨询立宪改制事宜。张之洞对于立宪的理解并非成于朝夕之间,而是通过接触各种渠道的信息而形成的,松平康国的角色即为其中之一因素。

张(之洞)盛(宣怀)关系与晚清政局——以官办汉阳铁厂时期为探讨中心

1860年代以后,煤铁开采与冶炼成为清朝"自强之本计",由此而有"中国制造之权舆"的汉阳铁厂之创办。张之洞和盛宣怀在晚清官场上本分属不同利益集团,却因汉阳铁厂在命运上发生交集。盛宣怀介入湖北铁务先于张之洞,张之洞则因奉调湖广办理卢汉铁路而成为湖北铁务的主导者。在汉阳铁厂筹办过程中,张之洞积极寻求与盛宣怀的合作,并得到盛宣怀的支持,但两人关于汉阳铁厂经营路线的分歧已现。汉阳铁厂开办后,盛宣怀被排除在湖北铁务之外,但他始终通过各种情报渠道关注汉阳铁厂的经营,待机而动。甲午战后,朝廷财政窘迫,铁厂经营艰难,无奈遵旨招商。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中,盛宣怀入主汉阳铁厂,张盛二人关系发生易位。张之洞和盛宣怀皆是晚清官场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围绕汉阳铁厂创办、经营而结成的既互相声援,互相支持,又各怀心思、相互博弈的联盟,既是晚清政局的映现,又对中国近代钢铁工业乃至中国近代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湖广总督张之洞与继任总督赵尔巽之冲突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奉旨进京并任军机大臣前后,继任总督的人选问题颇费周折。尽管张之洞中意的继任者是吕海寰,但继任湖广总督的却是赵尔巽。张之洞本希望继任总督能"萧规曹随",以便继续对湖北施加影响。后因赵尔巽在湖北军政和财政领域频繁安插亲信,张之洞对其日益不满,故借机上奏将其调离。张、赵冲突的背后是张之洞对经营了近二十年的湖北大本营这一政治资源的重视及控制,其根源在于晚清以降的地方主义。

“中体西用”还是“中西同体”——儒学现代转型中的普遍历史叙述

晚清时期,由于中国自身的古今差异以及异质的西方文明的东来,传统普遍历史的有效性面临巨大挑战。出自张之洞士人圈的《劝学篇》以三纲为贯通古今中西的基本文明原则,对内强调三代与秦汉以降诸王朝的历史连续性,对外主张中国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文明同质性,普遍历史则被视为三纲原则创立、落实、传播与衰败的历史。这与其说是强调中西文明差异的中体西用论,不如说是以中西同体为前提的文明普遍论。而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则与《劝学篇》版的普遍历史内容相同而价值观相反,二者共同构成儒学历史观现代转型的普遍主义一翼,与以文明多元论为前提的民国新儒家迥然不同,也因此对当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论述更具启示意义。

清流、洋务“各有门面”?——以李鸿章与张之洞早期交往为线索

光绪初年以张之洞、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人物,皆以"知洋务"自许,较诸实际从事洋务事业的李鸿章,其视野非局限于因应现实需要的一舰一炮,主张"用人""经武"并重,规划更加宏阔。究其知识来源,则又不出书生闻见。他们对待被外界奉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多有"假借"和"挟持"之意,两者关系近于"交而非党";与李鸿章反而多有互动,并非如晚清世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那般疆界分明。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张佩纶而外,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不过,"清流"与"洋务"固有观念交集,然终究"各有门面",尤其对和战问题存在根本分歧,最终清流亦以战而败亡。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这一段早期交往,也是二人在庚子年（1900）以"书生习气"与"中堂习气"互驳公案的前史,本文的回溯工作旨在反思有关"洋务""清流"的既有认知,为理解这一公案厘清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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