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爱新觉罗·玄烨
别名：康熙帝、蒙古汗号恩赫阿木古朗汗、西藏尊称文殊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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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性别：男
所处时代：清朝
国（旗）籍：满族
出生时间：1654年5月4日
死亡时间：1722年12月20日
祖籍：
出生地：北京紫禁城景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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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
>1661
>1681
>1722
>＜正＞从唐贞观二年（628）房玄龄等人奏请以颜回配享（1），到民国八年（1919）李塨从祀，横跨1300多年的孔庙从祀制度，不仅是从中古到近世知识圈士人维系文化核心的精神枢纽，也是游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跑马竞逐之场。孔庙从祀制度的表面是儒家道统谱系中四配、先哲、先儒、先贤的从祀、升祀或罢祀，隐微处却暗含着来自统治现实中的政治权力渗透。
董其昌作为明代十分有影响力的书画大家,他极具史学家的眼界以及名家体系意识,在理论、绘画、书法方面都有着较高的成就。作为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董其昌凭借一己之力,在明末那个动荡的年代,振兴了云间书派,在晚明已经声名远播,影响以松江地区为最。在他去世后,清王朝入主中原,董其昌书风得以延续,并深得清圣祖喜爱,在康熙朝牢牢地占据了书法文化的主流地位。虽自乾隆朝后,董其昌书风的地位不再有昔日辉煌,但大势已定,香光馨远,泽被后世。董其昌在清代之所以被推崇,并进一步影响到清代书坛上百年,主要是康熙崇董的结果。而康熙帝之所以推崇董其昌,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董其昌的书风适应了上层统治者所需要的儒家传统审美要求。董其昌的书法淡雅率意,在晚明已是声名远播,所以能在几百年间不间断地传承,绵延不绝,他的书法作品把握住了传统士人的心态——中庸,这便是把握住了传统中国书法的主脉,中庸平和、清雅中正之书风,普遍适用于科举应试与实用书写。其次,康熙崇董是其政治统治的需要。董其昌这样一位前朝的高官,在书画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是文人阶层的楷模和书画领袖,特别是在江南文人中的影响更大,对这样一位前朝大臣和书画巨匠的推崇,...
王起元在康熙年间长期担任内阁学士、广西巡抚等职务,是清代在任时间最长的广西巡抚。由于史料的匮乏,其相关事迹一直鲜为人知。细挖《康熙起居注》等相关记载,可以得知王起元担任内阁学士和广西巡抚的基本情况。借助王起元的事迹,还可以观察康熙帝的治国理念与用人之道。
在梵蒂冈图书馆中藏有来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研读《易经》的一批中文手稿，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在这批手稿中，白晋从象数的角度对《易经》的研究及其对中国易学研究所作的重大贡献、第一次将传统中国易学的象数学转变为近代数学，却未引起人们关注。同时，白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与康熙皇帝互动，两人共同讨论有关数学问题，对康熙产生了影响，并写下了《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论文。另一方面，白晋的象数研究以及索隐派对《易经》义理的研究，切合了康熙皇帝的“西学中源说”。因此，白晋与康熙帝就《易经》象数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是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事件，本文对这一历史做全面研究。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御制耕织图》版画，与绘本版本的“唯一性”不同，因其“复数性”而具备了传播的属性。本文通过梳理《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等记载中康熙帝南巡赏赐《御制耕织图》的相关材料，结合张鹏翮翻刻版本的颁行，分析康熙帝将《御制耕织图》赏赐的官员具体情况、皇帝的用意及官员受赐后的回应，展现南巡期间通过版画赏赐引起的君臣互动的过程。结合康熙帝第二次与第三次南巡赏赐之变化，分析康熙帝利用版画媒介的传播属性，渗透统治理念，以拉拢、教化臣工之用意。
文治是康熙帝削弱华夷之辨、建构清朝正统性的重要政治策略，为张英的应制创作设定了特殊的生成场域，催生了其应制创作以昭示、宣传、建构正统性为目标的功能追求。其应制书写在褒显功德、颂赞升平的雅颂传统诗学语境中，以文学叙事介入礼制、一统与仁德、文德书写等政治叙事，采取彰扬礼制内涵、以“仁德”统摄“一统”、引入南书房翰林视角等写作策略，以之指向塑造理想帝王与盛世王朝进而将清帝纳入正统谱系的政治诉求。其审美品格迎合康熙帝宗唐的风格构成，规范于唐人应制风貌，为康熙朝的馆阁文学树立了文学范式。
明末欧洲数学传入中国后，明清士人就将其用作研究传统数学文本的工具。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最古老的历算典籍《周髀算经》,以此来探求中西数学之间的关联。徐光启基于欧洲几何学，对勾股术进行了最早的反思。康熙皇帝和清初数学家梅文鼎对传统数学文本、尤其是对《周髀算经》产生兴趣，有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深层原因。《周髀算经》还引起了传教士的注意，像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1665—1741）和宋君荣（1689—1759）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关注，影响了伏尔泰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定位与解读传统典籍，一直是自明清西学传入以来国人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周髀算经》在明清的际遇，可以作为文化交融绝佳的例证，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的意义。
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1642-1714）是清康熙时期著名藏传佛教人物，在清廷任职二十余年里，曾被授予“呼图克图“”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等封号，参与解决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土谢图汗部纷争，负责校订清内务府官刻藏文《甘珠尔》，赴藏主持六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等重要历史事件，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和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以《章嘉二世·阿旺洛桑确丹传记》和清宫史料为依据，对其一生的社会活动进行概括和论述，并对二世章嘉与康熙帝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
＜正＞清代寿皇殿内存有大量帝后嫔妃容像,其中包括康熙皇帝的慧妃、端嫔、成妃、安嫔以及和妃的容像。在康熙皇帝一生五十余位妻妾中,她们五位恰好代表五种不同的命运:或短命夭亡,或默默无闻,或出宫依子,或下落成谜,或备受尊崇……她们虽然拥有截然不同的宫廷生活,却都以容像的方式留下了痕迹。
康熙十八年明史馆开局是清代史学、政治、文化、学术、文学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就诗歌史意义而言，它与博学鸿词科考试、冯溥对诗坛的整饬一道，促进遗民群体分化，增强了文人的王朝认同，对文人思想心态与诗文创作、诗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明史馆开局目的、意义及其与博学鸿词科关系的认识中，学界主要存着两种论断，一种观点以为明史馆开局是博学鸿词科考试目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康熙帝惩于后者收效甚微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明史馆开局是一种历史偶然现象，一些清朝官员企图用修纂《明史》的难度来削弱康熙帝对考试录用人才的器重，因而这两种论断均失之武断。虽然倡议者的初衷偏离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宗旨，然而明史馆的开局客观上却有助于康熙博学鸿词科意图的实现。
明清鼎革之后，民间学者在学术反思中逐渐由王学转重程、朱。清初一些官员在从学、交游中汲取了民间理学，并传衍于清廷内外；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在奏疏、经筵和日讲中引导了康熙帝的儒学走向，使之独尊程、朱，彰明道统，清廷文治遂由泛泛“崇儒”转向明确“重道”;清初理学人物大体都讲求躬行实践和“居敬穷理”,但康熙帝对其诠释仍侧重于“治道”,并凸显了道学的“忠诚”内涵。故清廷的崇儒重道本质上仍是文治策略而非学术信仰，且康熙中期以后治统完全兼并了道统。清廷在转向“重道”及治道合统的过程中体现了对民间学术的认同及二者道统观的歧异。
＜正＞若论清朝历代皇帝谁最看重清官，无疑首推康熙。他力主“官以清廉为本”，表彰的清官如“实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至今仍传颂于世；他嘉赏的清官在谕旨中更是屡有所见：郭琇“鲠直敢言”，彭鹏“有胆量，无朋比”，于成龙“廉能称职，诚心爱民”，施世纶“操守果廉”……
康熙五十九年秋至六十一年是清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由依靠蒙古和硕特部间接管理，向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调整的关键时期。期间，青海蒙古首领期待恢复和硕特汗廷、重新控制西藏，但进藏清军的最高指挥官延信反对青海蒙古留驻西藏。清中央政府扶持藏族噶伦政权，康熙帝又坚持驻兵西藏，青海蒙古只能失望退出西藏，蒙古各部控制西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这是一次“割据”与“一统”博弈的过程“，一统”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开启了清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西藏的新纪元，推动了清朝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正＞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康熙帝因其在治国安邦、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诸多业绩，一直是清史学界所关注的重要人物之一。学界在对康熙帝的文化政策、宗教活动等方面的研究中，常会涉及他对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利用，尤其是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的内容。但是这些研究较为零散，而且多附着于其他主要研究内容之中。因此，康熙帝被后世赋予的“科学家皇帝”称号也仅仅被视作他特殊兴趣爱好的产物，他与西方科学的关系并未十分引起学界的重视。
随着我国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廊道的成功申报,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开始关注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并且逐渐成为新时代的主流内容。本文旨在对清代康熙帝东巡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廊道构建,以使廊道内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点得以系统化管理。通过构建完善的遗产廊道,为线路内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奠定宏观性基础,推动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点所在跨区域建设合作保护机制,进而丰富我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城乡经济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基于东巡的三条原始线路作为廊道的构成依据,并以“清代康熙帝东巡”为主题,来构建清代康熙帝东巡物质文化遗产廊道。首先,对康熙帝东巡物质文化遗产廊道中的遗产资源进行判别和登录;其次,使用2018年Landsat8的遥感技术影像数据为基础数据,结合康熙东巡物质文化遗产廊道的自然生态、人文风俗等特点,进行阻力因子的选取,并以高程、土地利用类型和坡度为条件因素,结合适应性分析法,制作出相关的遗产资源综合阻力面;再次,以遗产直方图中的阻力转折点作为参考,结合遗产资源权重值,制作出康熙东巡物质文化遗产廊道适应性分区图;最后,根据遗产资源节点、综合阻力面、...
天子出巡,自古有之。清朝皇帝常有出京巡视地方的活动。而这些巡幸活动中,东巡盛京最为特殊。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源地和清入关前的大本营,在清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盛京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和都城,在入主中原之后,不仅扮演着陪都的角色,还是维系关内外统治的政治中心。而东巡盛京也是清朝持续时间最长、涉及皇帝最多的巡幸活动。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仍惦念着祖宗基业,自顺治帝起,就提出了东巡盛京,拜谒祖宗陵寝的想法,但因当时天下未定,民生未稳,只得暂时终止。终清一代,康熙帝、乾隆帝、嘉庆帝和道光帝四位皇帝先后举行了十次东巡盛京的活动。此举虽为赴盛京谒陵,但对巡幸地方、加强军备、奖励农垦、察吏安民、抵御外国入侵、安抚少数民族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嘉道二位皇帝共进行了三次东巡活动,嘉庆帝第一次东巡是平定白莲教起义后,前往盛京,告慰祖宗保佑。而后嘉庆帝统治中期,内政疲败、社会动荡、起义频发、财政危机,但为了重塑清王朝统治的威严,延续东巡盛京的古制,激励八旗子弟,嘉庆帝克服重重阻碍,举行了第二次东巡活动。道光帝也继承祖制,在平定了张格尔叛乱后,赴盛京拜谒祖陵。这是清帝最后一次东巡,就此中断。嘉道二帝...
中俄两国都是文化大国,各自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随着两国友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双方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紧密,翻译在两国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翻译实践报告基于俄文版《中国通史——从远古时期到21世纪初》第六卷《清史》（节选）的翻译实践,记录、分析和总结了译者在历史题材文本的俄汉翻译过程中个人的见解、积累的经验、遇到的难题以及心得体会。俄文版《中国通史——从远古时期到21世纪初》是由已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谢·齐赫文斯基任总主编,第六卷的主编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俄罗斯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奥·涅波姆宁。本报告作者选取了该卷第一部分第3章作为翻译实践语料,该部分记述了从康熙帝（1662—1722）到乾隆帝（1736—1796）执政时期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该文本体裁为历史文本,语体主要为科学语体,兼有文学语体和口语语体。针对历史文本的翻译,要求译者不仅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储备,有时甚至需要考证文本与史实是否吻合,而且还要深刻理解文本,选用恰当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进行指导。此外,专业术语的翻译以及写作风格特点...
清盛期京城西郊皇家园林是康、乾二帝通力创作的一座完整的皇家园林。康熙帝营造西郊第一座完整的皇家园林畅春园，是为了满足其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和居园理政的五大治国功能要求。可推定康熙朝畅春园是由畅春园居园、西花园、西厂三个区域组成，占地达5千亩，而西花园又包括西花园居园、圣化寺和御稻田。乾隆帝全盘继承皇祖康熙帝治国造园思想，扩大并完善了康熙时期的京城西郊皇家园林，至乾隆中期，京西皇家园林形成了一个无缝衔接的整体，占地超过京城：东起京城连畅春园之御道，西至香山静宜园、健锐营，北沿清河、圆明园护军营、十方普觉寺，南沿长河与南旱河之间地带达京城西城垣，畅春园、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泉宗庙、乐善园等诸多居园，均以园中园的形式并存于乾隆朝京城西郊皇家园林之中。因而判断清朝盛期的皇家造园实绩，宜避免囿于传统私家园林的“园墙”之见，而应移情于多民族、多语言的泱泱大国之圣王君临天下的视角。
“上谕十一道”指的是雍正帝即位后,下发的十一道谕旨,涉及官员上至督抚,下至知县等地方各级官吏。这十一道上谕体现了雍正帝为政观念和吏治思想,主要包括重视“治人”、力辩“名”与“实”关系、注重“宽严相济”、强调“唯知有君,公忠为先”等思想。雍正帝在之后的执政中,也正是躬行“上谕十一道”中的吏治思想着手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改设制度以及用人实践的。雍正帝为实践其吏治思想所进行的吏治实践活动,改善了自康熙末年出现的吏治问题。其重视吏治的思想,统治时期创设的制度等,也为后来者所继承,进一步推动清朝盛世走向高峰。本文试图以“上谕十一道”为切入点,分析雍正帝的吏治思想,并通过其日后的吏治实践探析“上谕十一道”中吏治思想对其用人实践的影响,总结其统治时期吏治思想与实践在清朝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文章结构来看,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对雍正帝的吏治思想及实践进行梳理、研究:一、为绪论部分,简单介绍本选题研究的意义及目的。同时,交代目前与本文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并对文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二、介绍本文时代背景,由于康熙帝实行“仁政”,康熙末年吏治出现问题,存在吏治松弛、耗羡加征过度、钱粮亏...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正＞康熙帝行书“录元张可久词”,纸本,扇面,钤有“康熙宸翰”阴文印、“戒之在得”阳文印。作品内容为元代散曲家张可久小令《开玄堂上》:“花有信春来春去,客无心云卷云舒,开元堂上辋川图。冰梅栖翠羽,水藻漾金鱼,雪松摇玉麈。”末注:“张小山词。”张小山即为张可久,小山传为其号。康熙帝（1654—1722）,庙号圣祖,本名爱新觉罗·玄烨,8岁登基,14岁亲政,
康熙帝是一位励精图治、博学多闻的皇帝。他一生作诗一千多首，除了表达对儒家文化的喜爱，也在诗中强调和弘扬满族文化。研究分析康熙帝御制诗中的满族特色，理清康熙帝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对于传承和弘扬满族民族文化、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康熙帝择址热河兴建避暑山庄至今己三百余年，其以热河(承德)独特地理环境为本，融汇汉满蒙藏等多民族文化，是中国古典皇家园林发展成熟并达到高峰的典型代表。以古为鉴，相承保护避暑山庄周围形胜在历史层面，有利于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层面，对于承德的城市发展以及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康熙帝在推行诗教与乐教的目的下选拔了大量江南士人来编纂《钦定词谱》，并以浙西派词人为主导。浙西词派所偏爱的词学文献成为纂谱的重要依据，该派所追求的醇雅词学观念也随之渗入其中，促成了这一地域词学的官学化。这种政治与文学的互动缘于醇雅词学观与清廷文治需求的契合，并在客观上推动了词律的规范和词体地位的上升。
本文依据档案及臣僚奏牍、人物传稿及实录等多种文献，详细考证清初四川总督的设置沿革与治所变迁。四川总督在顺治康熙年间经历10次沿革变化，督臣驻地有8处。其变迁以军事因素为主导，国家职官体系及地方治理思路也发挥重要影响。政区置废与治所变迁相互关联，政区置废会引发治所变迁，治所选择反过来亦可以作为探究政区置废的重要切入点。这一四川总督的研究案例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清初督抚制度。
＜正＞雍正帝继位之谜，历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于产生了“矫诏篡位说”“弑父夺位说”“遗诏传位说”等几种观点。近年来，学者们引用满汉文档案、西方文献开展研究，基本排除了矫诏、弑父的可能，肯定了雍正帝继位的正统性。然而对于康熙帝属意继位的人选，人们仍有疑问，尤其是对于“矫诏篡位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皇十四子胤祯（后更名允禵），康熙帝派其出征西北，
＜正＞畅春园作为康熙帝的御园,承担着避喧听政、颐养天年和避暑赏景的主要功能,更是康熙帝处理民族关系及中外关系的重要场所。[1]康熙五十九年（1720）岁末俄国伊兹玛伊洛夫使团抵京,康熙帝前后六次在畅春园内接见该使团,给予使臣及其成员前所未有的优待。作为亲历者,使团医生约翰·贝尔记述了该使团来华的沿途见闻及在北京的觐见经过,
康乾南巡期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与江浙地区的文人士绅群体积极互动,通过特恩加试、官绅书赋能力测试等方式考察和延揽人才,并积极搜寻典籍或接受文人士绅进献书籍画册。帝王对江浙地区文人及文化资源的吸纳,为其在京师和江浙地区以汉文化典籍刊刻为核心的典籍编纂事业储备了力量,并在南巡中及南巡后,将经过清政府重新调整、系统整理后的文化典籍颁赐给江浙地区,而江浙地区颁赐典籍的贮藏之所多为南巡影响下的行宫或名胜景观。
康熙帝以"告成功"来补充"展孝思",将前者作为东巡的主要目的,把顺治帝基于个体孝思的东巡之议付诸实践,并出于对当时东北的局势及其内外社会条件的准确把握,成功地将之改造为帝国事业,使清帝东巡具备了政治的合法性,也为东巡活动的充实奠定了历史基础。
清政府为抗击沙俄入侵，先后在黑龙江开辟三条驿路。第一条驿路自吉林乌喇，经卜奎、墨尔根至黑龙江对岸旧瑷珲城。第二条驿路自旧瑷珲城，经额苏里、呼玛尔至雅克萨。第三条驿路自墨尔根，沿大、小兴安岭之间北行至雅克萨。三条驿路的开辟为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是清政府经营北部边疆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北部边疆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庭训格言》汇集了康熙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对诸皇子的训诫之言。康熙帝在文化上一方面致力于继承满族旧典,维系王朝统治根基;另一方面倡导"尊孔崇儒",崇尚中华文化正统,强化"满汉一家"的文化认同,体现了满清政权自身汉化及接续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内需驱动,反映了满汉民族、文化不断交流交融的历史实际。《庭训格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交融思想,顺应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逻辑,对康熙以后几代皇帝的品行修为和满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清朝入关后二百余年的大一统王朝统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构建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康熙帝为解决噶尔丹问题,先后三次用兵。用兵期间,清军所需军粮如米、面等,主要由京通仓及杀虎口、古北口、陕西、甘肃等地仓储调拨,构成了清军军粮的主体。为确保军粮供应,清政府还积极开捐和采买牛、羊等肉食,成为清军军粮的重要补充。此外,清政府还通过允许官员和蒙古各部捐献军粮、克敌资己、捕猎等途径补充军粮。清政府采取多种途径筹措军粮,基本确保了军粮的供应。但清军军粮主要依靠仓储调拨、市场采买和开捐等政府主导的供给方式,清军自身解决军粮供给的份额较少。同时,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清军军粮的筹备和运输,对此后清政府经略西北边疆中的军粮供应产生了很大影响。
明末清初的中西历争在"夷夏之辨"的背景下展开,同时受到儒家纲常伦理的深刻影响。杨光先、康熙帝、王锡阐作为历争中的代表性人物,在这一事件中做出的选择表面上看似各异,其实在思想内涵上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关于康熙帝书法活动,历史学、书法艺术、文博学界都有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存在一些争论。对康熙帝书法活动的探讨主要体现在文物、书法、政治三方面,康熙帝书法活动及政治性表现在南书房的书法活动、书艺观、统治术、赏赐书法等多方面;他的书法艺术受到董其昌、沈荃等书法家的影响,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书艺水平存在不同看法;遗存康熙帝书法甚多,见于博物馆、名胜古迹与寺庙,档案、碑刻、匾额、拓本多有发现。研究康熙帝书法不仅要讨论文物、作品以及个人爱好,还应当作为重要的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康熙帝一生喜爱书法,书写大量作品,存世甚多,在今天成为重要文物,学者不仅重视其书法价值,也对康熙帝书法活动的政治意义产生了兴趣。在此,笔者将近二十年来学者对康熙皇帝书法活动的探讨分为文物、书法、政治三方面予以论述。
利用内务府档案就康熙帝对三藩余部的处置问题进行考察,发现清廷的基本对策就是首恶严惩、宽严相济;分散各处,不使聚居。清廷根据三藩余部与罪藩关系的亲疏、罪过的轻重,酌情处置:或编入京旗汉军、八旗驻防、各地绿营,或编入内务府管领、庄屯,或安插东北台、站。清廷此举影响深远:消除了三藩余部尾大不掉的隐患;加强了南北疆军事防御;为中俄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开发,不失为清朝统治由大乱走向大治的一项卓有成效的战略措施。
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源地和清入关前的大本营,在清朝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盛京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和都城,在入主中原之后,则扮演着陪都的角色。清朝统治者统一全国后,依然惦念着祖宗的基业,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共进行了十次东巡。但由于各次东巡活动的历史背景和国家政局不同,它们在时间、路线、规模、作用等方面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文章对康熙朝珐琅钟表进行研究分析,着重讲解画珐琅传入清朝,并且受到康熙帝重视的历史,通过相关的史料,引出中国人第一次制作珐琅表的话题。虽然目前研究珐琅的文章和著作不胜枚举,但是,将研究视角放在珐琅与钟表结合的专题仍然很少。笔者认为,无论从中国珐琅艺术史的挖掘深度而言,还是从中国钟表文化史的拓展广度来说,对这个专题的引入与延伸,都将有助于重新理解钟表和珐琅作为技术与艺术双重载体的重要性。
入清以后,帝王在宋、元、明三代以褒封与谕祭推崇妈祖的基础上,又增加颁发御书匾额与对联的新形式,这对妈祖信仰在清代的传播与繁荣,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雍正帝颁赐的"神昭海表"匾额,被视为清代湄洲祖庙的最早御匾,也是祖庙所获的第一方御匾,复制悬挂于新修的祖祠正殿。然而查阅档案,清代赐予湄洲祖庙的第一方御匾并非已知的雍正帝御匾,而是康熙帝的"弘仁普济"匾。其颁发,则可能与康熙二十三年施琅修缮、崇祀祖庙的史事相关。
康熙末年,夺嫡和党争日益激烈。康熙帝秘密赋予负责京城治安的九门提督"风闻言事"和密折奏事之权,替皇帝探听在京的皇子宗室及各部官吏的隐私,另替皇帝秘密调查"风闻"事件的真实性。此段往事掩藏于满文奏折档案中,鲜为人知。在康熙末年政局暗藏危机的环境下,康熙帝通过九门提督的"风闻言事",加强了对京城政局的掌控。
古代帝王倡导以儒家礼教教育皇子、教化万民,重视家训文化的建设,为其培养统治人才、治国理政打下坚实基础。《庭训格言》是一部记载康熙帝教子训词的家训,共计246则,涵括了治学、处世、为政和养生等多方面的内容,代表着古代帝王家训发展的顶峰。目前学界对《庭训格言》的研究并不多见,所以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十分有必要。康熙帝家教思想形成的因素,首先是历代帝王重视皇室教育的文化传统,其次是清初以儒治国统治政策的转变,其三是康熙帝启蒙教育和经筵日讲学习的个人因素。这些因素使其尤为注重儒家礼教对皇子的影响。康熙帝崩逝后,后继之君雍正帝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伦理教化,与诸兄弟追述康熙帝晚年训词,并编纂成书,命名为《庭训格言》。较之历代帝王家训,康熙帝家教思想及《庭训格言》的编纂成书,具有特殊的形成因素和政治动因。《庭训格言》凝聚着康熙帝的家教智慧。首先,思想内容丰富全面。治学方面,康熙帝既重视传统的读书明理,又强调技艺学习和生活常识的掌握;处世方面,康熙帝要求子孙积善修德,做到心存善念、践行孝道、诚信主敬、慎独节制、以义为利、崇俭勤劳,循序渐进地由凡至圣;为政方面,康熙帝强调要施以仁政、重视民生、勤政爱民,...
“治河之争”是康熙朝官员靳辅和（小）于成龙分别在权臣明珠与康熙帝的支持下,针对下河地区积水该采取“束水冲沙”还是“疏浚海口”方案进行排泄而产生的争执。本文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以康熙帝、明珠、靳辅、于成龙、乔莱、徐乾学等人物的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方法,以正史典籍为主,地方志、文人笔记等材料为辅,对“治河之争”中存在的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入的发掘,力求探索“治河之争”中的核心矛盾及这场争议带来的影响。“治河之争”表面上是靳辅与于成龙因不同治水方案而产生的争议,其背后却是康熙帝与权臣明珠之间的较量与博弈。康熙帝在“治河之争”的全过程中虽然极力支持于成龙,但他与靳辅并未有激烈的不可调节的矛盾,并且康熙帝对靳辅的信任也几乎贯穿始终。尽管保障河、漕是康熙帝的首要关注点,但两种方案都不能完美地处理下河地区积水问题,且这一问题的解决也不在一时一刻间,并不紧迫地危及全局,“治河之争”因而可以成为康熙帝打击明珠一党的借口,其内核是康熙朝不同政治路线斗争的局部爆发,是否放任土地兼并是两派争论的焦点,斗争的结果直接影响着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大量满汉族官员被卷入这一事件中,左右着事件的走向,...
＜正＞清军进入台湾后,所有粮饷皆取自福建等地,不用台湾百姓供应,只有日常食用的蔬菜在台湾本地采购,且不许官兵"侵取民间"、"占住民居",不准士兵毁坏台湾老百姓的作物和财物,以确保军民相安、赢得民心。明末,西方殖民势力已触及东亚,并试图以台湾为基地,扩张其在东亚的贸易和殖民利益。清顺治末年,郑成功挥师东进,赶走荷兰殖民者,为此后清朝统一台湾奠定了基础。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去世,年幼的康熙帝继位,实现大一统的历史重任便落在康熙君臣肩上。
明清鼎革之后,学术由王返朱,“心学亡明论”之说甚嚣尘上。在朱学独尊的局面下,心学经过李颙、孙奇逢、黄宗羲、李绂等人的努力修正,渐渐复苏;而程朱后学却固步自封,逐渐被统治者质疑。在这个学术变迁的关键时期,有两个学术人物的表现尤为典型,一是程朱阵营的陆陇其,他尊朱黜王,门户之见极深,但是理政能力较弱,一生沉寂下寮,吊诡的是逝后竟然获得从祀孔庙的殊荣;一是陆王阵营的李绂,他致力于纠正陆王,调和朱陆,由于理政能力较高,官至封疆大吏,有趣的是晚年丢官卸职,死后险些遭到文字狱牵连。纵观二人履历,学术与政治始终是他们人生中不可忽略的两大主题,从中也传递出清代学术变迁的重要消息。本文拟通过比较二人的人生履历、思想历程、仕途荣辱,及其与皇权的认识与纠葛等,进而管窥这一时期清代学术变迁状况,希望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一点臂助。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简介如次:第一章简述了清朝初年的时代背景,主要从专制强化、经济凋敝和思想钳制三个层面阐述。剧烈的社会动荡使陆陇其与李绂的人生跌宕起伏,对二人的思想与理政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章比较了陆陇其与李绂人生履历,分析二人人生际遇对学术的影响作用。陆陇其仕途多舛,从而尊奉朱...
＜正＞《格体全录》是康熙帝通过在宫廷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Jean-Fran?oisGerbillon,1654-1707）、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等人了解西方医学知识后,命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等用满文翻译的一部西方人体解剖和病理的著作,是18世纪初中西交流的重要成果。此书图文并茂,中、法、俄、日等多国有收藏,
和硕特部是卫拉特部之一。卫拉特部在15世纪初与东蒙古决裂,在也先执政时期卫拉特部强盛一时,统一了蒙古诸部。也先死后,卫拉特部逐步西迁,先后遭到了东蒙古与喀尔喀的打压。在17世纪初期,四卫拉特在和硕特部的领导下争取到了独立地位。1636年,在格鲁派的邀请下,顾始汗率领和硕特部南下占领青藏高原,建立和硕特汗国,在境内不同区域实行了不同的统治制度。康熙朝末年,和硕特汗国内部出现动荡,准噶尔部占领拉萨。清朝出兵驱逐了准噶尔的军队,随后又镇压了罗卜臧丹津之乱,彻底征服青海。随后,清朝拆解了和硕特汗国,并推行盟旗制以统治青海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在准噶尔部的打压下逃至甘肃地区,清朝对待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态度受到了准噶尔部、西藏等方面影响。新疆的和硕特部是随土尔扈特部一起东迁至新疆的,其部保持了原有的汗王体系。顾及到这一点,清朝保留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几年后才推行了盟旗制度。
《方略》书是清代特有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纵观整个清王朝,从官方到民间均留存了相当数量的《方略》和《纪略》,而所谓的《钦定方略》则是由众多大臣依据档案编纂并且经过皇帝亲自审阅后方可批准刊印的具有官方性质的史书,此类书籍大多记述某一战争的起因、经过与善后,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将重要的谕旨及官员上书合理编排,汇集成册,颁行天下。本文将以《亲征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以上四部《方略》均为经过皇帝亲自批阅过后方准刊行,所以统称为清代西北地区四部《钦定方略》。本文首先将以上四部《钦定方略》的体例、书名、成书时间、成书过程以及编纂人员进行了考释,然后又对其内容中所体现的官方属性、经世思想和史料价值进行讨论。本文的正文分为五章,各章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主要对清代西北边疆四部《钦定方略》的体例、名称及其编修过程分别予以详细论述,将《方略》史书放到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框架下,阐述其成书的过程以及相对于其他史书而言,在书名和书写规范上所具有的独特性。第二章则重点讨论此四部《钦定方略》的编纂人员。本章的切入点有二:其一为编纂人员的职官...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帝王巡省是指帝王离开京畿巡视地方与边疆的重大政治活动。历代皇帝出巡目的、性质、规模、评价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有清一代先后有四位皇帝十次前往盛京谒陵祭祖,康熙帝三次、乾隆帝四次、嘉庆帝二次、道光帝一次。四位皇帝出关亲临东北盛京、吉林等地谒陵祭祖等一系列活动称之为“东巡”。东巡除了祭拜祖先,“用展孝思”之外,还进行考察民情吏治、联络招抚蒙古、考察部署边备、行围狩猎习武、赏赐宗亲勋贵等活动。由此可见东巡除了祭祖之外还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集家事和国事于一体,对东北地区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康熙帝东巡正值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地区,面对这一影响东北“根本之地”领土完整与安全稳定的现实威胁,康熙帝首次东巡期间便开始筹划对策,将宁古塔将军分置吉林,并采取释放与安置流人,招抚新满洲等措施来增强边防力量;第二次东巡康熙帝加强了东北边疆边防,并开始部署反俄战争,最终取得两次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并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第三次东巡,虽然解除了沙俄入侵的直接威胁,为了东北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康熙帝在东巡期间对东北边疆防务进行调整与完善。可见康熙帝东巡除了谒陵祭祖的目的之外,还带有视察...
《庭训格言》是一部记载康熙帝教子训词的家训,共计二百四十六则,体现了康熙帝对皇子的舐犊情深和谆谆教诲,对清中期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皇族内部而言,雍乾二帝继承和发展了《庭训格言》中的宽仁治国理念;从社会层面上看,《庭训格言》成为清代帝王进行社会教化的中间桥梁,实现了从"圣谕十六条"到《圣谕广训》的过渡,由帝王家教升华至社会教化;从家训文化发展的角度上看,清代帝王重视家教和士大夫家风训导,且追述编纂家训著述,其身体力行的举措推动了仕宦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
西花园为康熙时期海淀重要园林,为畅春园附属园林,由曹寅监造。本文梳理了康熙时期诸皇子在西花园的活动,对了解曹雪芹的园林观和大观园的设计有一定的意义。
＜正＞康熙帝笃爱数学、天文和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到了中年,康熙帝的数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种成绩的取得与他的刻苦钻研有关,也与他对数学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数学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数学与哲学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一门科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是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数学与哲学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本研究以清代皇子为研究对象,大量收集整理史料,挖掘清代皇子艺术教育信息,在还原清代皇子的艺术教育的发展历程、教育内容、教育制度、艺术成就等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清代皇子的艺术教育对于皇子艺术气质的塑造、满汉文化的继承、国家命运的延绵等方面的影响。根据皇帝对皇子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国家命运兴衰以及皇子的数量三个标准,本研究将清代皇子艺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前期（天命-顺治）、中期（康熙-乾隆）、后期（嘉庆-宣统）。前期皇子的艺术教育以“书法教育”为主,中期时,皇子艺术教育逐渐形成“家法”制度,后期主要表现为皇子教育逐步沦为帝王教育。本研究的核心内容有三点,一是总结了清代皇子的艺术教育内容主要有书法教育、绘画教育和音律教育,其中又以书法教育为核心,是皇子的艺术教育必修内容。二是研究了清代皇子的艺术教育相关制度,包括学习地点、教育年限、课程安排、艺术老师、伴读制度等。综合来看,清代皇子的学习任务繁重,每天早晨五点开始上课,下午三点才放学,一年之中假期很少;而这样的学习生活一般是从皇子六岁开始,直到皇子十五岁分府。三是笔者对清代皇子艺术教育成就的反思,包括四个方面:（1）清代皇子的艺术教育成...
《庭训格言》是康熙帝家训思想的载体,主要包括处世、为君、治学、养生等方面的家训理念,体现了康熙帝对皇子的舐犊情深和谆谆教诲。康熙家训中的治学理念以传统意义上的读书明理为基础,在此之上要求子孙重视技艺教育,谨慎对待西学,同时强调生活常识的学习。康熙帝《庭训格言》中所蕴含的治学理念,是对传统帝王家训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康熙帝独特的教子思想,在古代家训文化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明末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传入后,中国的地图测绘进入了向近代制图学发展的新时期。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五十八年（1719年）,在康熙帝的主持和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清朝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地理纬度测量,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这幅清康熙年间的地图,是中国首次根据实地测量而绘制成的带有经纬网的地图,在中国科技史上和地图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畅春园是康熙帝在明代武清侯李伟的私家园林清华园遗址上修建的作为清代第一座兼有生活和行政双重功能的大型皇家园林,同时也是三山五园中首座皇家园林,开启了清代皇家离宫苑囿的营建。三山五园是如今对北京西郊地区五座大型皇家园林的统称,虽然其规模奠定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但是其最早作为园林建设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所以三山五园地区因其悠久的历史而沉淀下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不仅作为我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巅峰之作,同时也是清代皇帝除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处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集生活与行政于一体的活动场所。但是虽然作为三山五园首座皇家园林的畅春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却是三山五园中破坏最为严重的,至今实物仅剩两座寺庙庙门。畅春园的主要营建者是康熙帝,作为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所营建的第一座大型皇家园林,畅春园不仅开创了满族皇帝居园理政的新模式,同时也将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逐渐交融的过程体现在园林的营建以及居住过程中。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满文化以及在发展的过程中汉族文化对于满族文化的影响在畅春园中的体现。本文通过查找大量的文献记载来梳理畅春园营建的缘起及历史沿革,理清畅春园的发展过程,为后文园中满汉文化的研究提供更清晰的思路。再...
＜正＞作为一代帝王,康熙帝勤学好读、兴趣广泛,自言"朕在宫中,手不释卷",史籍中亦记其"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除学习中国传统的经史文学外,康熙帝在数学、天文、地理、水利、医药、音乐诸多方面也广有涉猎。康熙三年（1664）,发生新旧"历法之争",康熙帝因此事而重视熟悉天文、历法、数学等科学的西洋传教士。他亲政后,在掌管天文、历法、气象演算的钦天监中安置传教士,经常召令传教士入宫讲解西洋科学理论和知识。传教士为争取在中国传教的机会,不仅极力按照康熙帝的要求讲解西洋科学,而且带来各种科学仪器和数学测量工具,进一步提高了康熙帝学习西洋科学的兴趣。
侍直制度是康熙朝起居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通过《康熙起居注》和会典记载,考察起居注官的侍直人数、满汉差异、宫内和扈从记注情况,梳理侍直制度的发展脉络。康熙朝处于侍直制度的形成、探索期,始终保持较高的随意性、灵活性和实用性。侍直安排具有制度化倾向,并遵循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尽管汉记注官人数占优,但满记注官侍直的机会更多,也更受皇帝信任,满汉之别在侍直方面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正＞中国古代书画拍卖场中,那些高精尖的稀缺品,从来就不缺买家的关注和追捧,尤其是清代皇帝御笔大多深藏清宫内苑,只少量赐与朝臣的书作流传在外。如清圣祖康熙帝的书法,历经沧桑世变,现在存世极为稀少,因此很受市场青睐,屡屡在拍卖市场创出佳绩。一、四件高价康熙帝书法2014年北京秋季拍卖季上,
清朝统治成功原因的讨论中有汉化、满化的争论,这种将满汉关系对立起来的分析模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的认识。康熙帝利用赏赐御制书法作品建构了新的满汉关系,从而实现国家认同。西安碑林坐落在原孔庙,在大成殿后自南向北延伸,清朝御碑晚出排在后面,然而这却象征着清朝接续中国的文化传统。西安碑林较多地保留了康熙帝的御书碑刻,这与西安的边陲位置、康熙帝爱好书法以及表达崇儒重道的文化认同有关。陕西地方官为清廷的西征贡献较大,康熙帝赐予前后担任川陕总督的佛伦、吴赫以及陕西按察使何嘏书法,佛伦、吴赫、何嘏则将这些书法作品刻石,表示与康熙帝的亲密关系以及歌颂皇帝的书法造诣和对汉族文化的深入理解。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西巡,这为康熙君臣互动以及展示康熙帝才艺创造了好机会。康熙帝的御书展示具有博得官民政治认同的深意。
康熙帝作为清代盛世的开创和奠基者,在武功和文治两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和理解。在康熙帝的治国理念中,传统戏曲被视为盛世清音的代表,其娱乐效果和政治功用都得到很大程度的发挥。康熙帝对戏曲的驾驭主要表现在"与民同乐"和"骋才御下"两个方面。康熙帝的戏曲理念及行为,较大限度地发挥了戏曲的娱乐功能、教化作用和宣示功能,使戏曲成为康熙盛世的重要表征,进而奠定了清代戏曲二百余年繁盛的基础。
康熙帝中式肖像艺术思想主导了宫廷肖像艺术活动,探究其早期肖像艺术观是深入研究康熙朝宫廷肖像艺术史的基础。从文物和第一手文献史料出发,分析康熙帝早期中式肖像艺术观的内容、特点与影响。首先,康熙帝的早期肖像艺术观以满族文化为本,通过宫廷肖像艺术传达巩固满族文化传统的信号。其次,青年康熙帝借肖像艺术强化政治联姻、荣宠臣子、宣扬教化,以巩固其政治统治。再次,康熙帝年轻时追求正面肖像构图的庄严感,喜欢写实性强的肖像画,支持宫廷肖像艺术风格多元化发展。康熙帝的早期中式肖像艺术观包含文化、政治和审美意识,对康熙朝乃至清代宫廷肖像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
＜正＞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世祖顺治帝第三子,生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在位61年。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帝在位期间勤政爱民,平三藩、清漠北,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了长达134年的"康雍乾盛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清档案中,保存有康熙帝的亲政诏书。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康熙帝举行亲政大典,颁亲政诏书,恩赦天下。这份诏书为黄纸墨书,宽80.6厘米,长380厘米,以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合璧书写,诏书左侧为满文,右侧为汉文,骑缝及年月日处钤有满汉合璧的"皇帝之宝"印。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冬,康熙帝进行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西巡"。"西巡"过程中,他通过大量赏赐御书笔墨,与臣下进行了良好的沟通。这些赏赐,密切了君主与臣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宣扬教化,激励西北将士的士气,培育地方良好的社会风气,增加地方自豪感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书画是松江古代文化的精粹,也是松江古代文化享誉全国的杰出标志。历史上以书法驰名天下的松江人就不在少数,而松江区博物馆就收藏有许多松江名人的书画真迹,其中不乏明代董其昌、清代沈荃、沈宗敬,以及王鸿绪、张照等"云间书派"代表人物的作品。艺术碑廊中有堪称"第一章草"的明刻《急就章碑》,元代《赵松雪法书》,明代董其昌临怀素《自叙帖》石刻,清康熙临董书碑,清代沈荃《落纸云烟帖》石刻等,无一不是书家推崇的法书摹本。本文试以从一幅馆藏的沈荃肖像画着手,引出沈荃传授康熙帝书法,引领全国以董书为尊的风潮,传承和延续董书笔意风格的角度,阐述沈荃对于"云间书派"再次崛起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庭训格言》是雍正帝追述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对皇子的训诫而编成的一部语录体帝王家训,共计246条,涉及修身养性和治家、治国、治学等方面的内容,记录了康熙帝对子孙后代的舐犊深情和谆谆教诲,堪称古代帝王家训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探讨《庭训格言》思想对清代史及思想文化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国家对家风家教日益重视,传统家训文化研究逐渐兴起,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庭训格言》家训思想,探析帝王家庭教育理念,可以促进当代家风家训和家庭教育研究更趋全面与深入。
清代将帝后举办大规模祝寿活动称为万寿节、圣寿节。自康熙帝开始,出现用纪实性绘画和书籍记录祝寿庆典场面的惯例。广仁宫、万寿寺和五塔寺三座寺观在各庆典图、记中出现多次,是当时京城外祝寿活动的缩影。本文通过分析三座寺观的位置、沿革,结合绘画、史料考证其绘于图中的用意。以这三座寺观为代表,庆寿图、记中寺观的出现及庆典布置既可显示帝王们祝颂皇家福寿无量的心愿,又传达他们祈福社稷万载千秋的理想,更揭示上层阶级利用宗教巩固统治的意图。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李光地一生"谨慎清勤",康乾盛世三位君主都对李光地的政绩、道德文章予以充分褒扬,这在清一代唯李光地一人享此殊荣。此外,统治者还对李光地家族褒奖有加,这是罕见的恩宠和荣耀。"修身、齐家、治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透过御赐匾额诗联,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闽南山区群星灿烂的"文武世家",更凸显了李光地家族的家国情怀。
＜正＞清代圆明园始建于哪年,以往说法甚多。周维权认为,圆明园所在之地,早先是明代的一座私家园林,"康熙四十八年赐给皇四子允禛的一座‘赐园’"。持此观点的还有魏开肇等。（1）此外,侯仁之提出"圆明园的始建时间大约在1700年（按,即康熙三十九年）前后。"（2）常润华则认为:"作为‘三山五园’之首的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3）张恩荫先是同意《钦定日下旧闻考》所记,即"圆明园为世宗宪皇帝藩邸赐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
安珠护是康熙朝第六位盛京将军,在顺治时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在康熙朝历任宁古塔副都统和盛京将军,也都实心任事、极为称职,两代帝王都屡次嘉奖。可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第二次东巡盛京之后,安珠护的人生就此发生重大转折,四年以后被贬为索伦总管,而且祸及子孙,连其爵位子孙都不得承袭。东巡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通过对多方史料进行分析,找出安珠护人生转折的真实原因。
＜正＞史料实证作为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备受重视,但是日常的课堂中,史料要么多余成为摆设,要么空缺导致证据不足,或者仅有"求证"形式而缺失求证的本质。教师没有从背景和当时环境对史料进行筛选,通过问题引导学生渐次进行剖析、论证,缺失了应有的人文关怀。本文笔者结合近期参与听课活动中的案例,对此简略一论。
廉政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一个分支,无形之中影响着统治阶级的治国蓝图和施政方针,也指导着廉政的具体实践。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重视修身、治吏、用人、民生和刑狱之事,通过研究帝王们治国理政的各项举措可以管窥其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奏折,是清代一种特殊的上行文书,它记载了不少正史中未曾录入的信息。硃批,是皇帝以朱笔对奏折进行的批复,是清帝处理政务的一种方式。臣工具折,皇帝硃批,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真情实感,许多为政理念和廉政思想也直观地予以展现出来。硃批奏折犹以康雍乾三朝内容最为丰富,也最具有研究价值。本文选取康熙帝的廉政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两种史料汇编进行解读,辅之以《清史稿》《东华录》《清实录》等资料进行佐证。具体言之,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起、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以及研究材料及方法。第一部分简介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和满文硃批奏折的内容、书写格式和特点,使读者对康熙朝硃批奏折有一个大致了解;第二部分通过对汉文、满文硃批奏折的归纳整理,从修身自律、人才选用、治理官吏、爱民慎刑四个方面重点分析康熙帝...
康熙初年辅政体制的形成,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以鳌拜为首的部分满洲贵族趁机攫取了更多政治利益,擅权僭越,结党营私,排挤异己,欺压汉官,严重威胁到皇帝的权威,危及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康熙帝基于客观政治需要,开始倚重汉官,积极学习儒家文化,进而形成了君主专制、"教化为先""崇尚宽大"和国家"大一统"的治国理念,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庭训格言》作为我国古代帝王家训的代表作,内容广泛而具体生动,汇集了康熙皇帝教育皇子皇孙的训言思想,共计二百四十六则。此书贯穿着康熙皇帝尊儒崇礼、经文纬武、统一寰宇、开启盛世的生平政绩。《庭训格言》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修身治学方面,康熙提出以“仁”、“礼”为核心的为人处世思想和以“尚学”、“知行结合”为核心的治学思想;在循医养生方面,康熙主张顺应自然之道和医学的养生思想;在孝道齐家方面,康熙倡导“孝治天下”的孝道思想,将常识礼法传授皇子皇孙;在治国理政方面,康熙谕教皇子们敬天祭祀应亲力亲为,同时以任贤纳谏、施行仁政、关注民生的治国思想和自己的行军经验训导皇子们。《庭训格言》承继满清先祖之智慧,融汇儒道思想之光华,集合康熙个人经历之精粹。因此,其思想具有内圣外王统一、满汉文化融汇、中西文化兼顾和严督亲教结合等特色。在康熙的训言思想指导下,成长起一批集学问品行、文治武功于一身的优秀皇子和两位杰出的帝王:“以勤先天下”的雍正皇帝和“以才、寿名史册”的乾隆皇帝。此部训言还深深影响到清朝后世几代皇帝的为君处政,并主导了清朝后世的皇室教育思想,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庭训格言》所体现的...
康熙朝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以下简称“康熙三十六景”）集合了园林、诗文、书画三要素,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进行景观建构与意境表达。目前关于康熙三十六景园林意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史层面,园林理法研究重个体而轻整体。本文从总体上对康熙三十六景进行园林意境与空间理法研究,通过分析“意”的来源与“境”的生成,全面理解和把握组景背后蕴含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总结和归纳古典园林营造“象外之境”的思路与方法。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调研,结合御制诗文和绘画,对康熙三十六景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类,揭示组景系统的建构方法。对康熙三十六景选取的意象进行文化内涵溯源、经典范式总结,对其中典型环境所采用的共性化理法进行归纳,探究景观模式与意境表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康熙三十六景在“意”的来源上借鉴了神话传说与历史典故、传统文学和诗词书画、风景名胜的创作思路与方法,使园林在内涵上兼具自然与人文之美,外在表现上富有诗情画意,展现了帝王的政治抱负、哲学思想和美学理想。在“境”的生成上充分因借地宜、时宜,通过泉景、水镜、山景理法进行组景营造,体现了康熙三十六景景观的整体性和意境的关联性,实现了“言”、“象”、“意”的高度统一。
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创建清朝的帝王,其书法创作的艺术性往往容易为人所忽略。本文考察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帝的书法作品,呈现其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康熙帝拟董其昌,其行草古淡潇洒,追求逸趣;雍正帝所作书法重自娱而轻规矩,笔势凌厉硬朗;乾隆帝学赵孟頫,笔法圆活,字体俊秀。因此形成了康熙帝的字溢美,雍正帝的字放达,乾隆帝的字甜丽;相比之下,雍正帝的字更为舒展,意趣表达得更为自然的书风。
陆陇其（1630—1693）,原名龙其,字稼书,谥号清献,浙江嘉兴平湖人,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民国以来的清初学术史书写,对陆陇其的描述与评价,难抹时代建构之痕迹。回到历史分叉之前的清初语境,对陆陇其作一番“知学论世”的研究,显示出独特的必要性。陆陇其的学术思想,在理学之外的礼学、西学层面亦有阐发。陆陇其《读礼志疑》关于“禘”礼的论述,首先反对郑玄以感应之说附会禘礼,又对孔颖达承袭郑玄处存疑;在质疑程颐“别子”说同时,亦审慎择取朱子及其后学所论“禘”意,诸多论说,未囿于孔郑与程朱矩镬。陆陇其对西学的接触,曾发生从西洋器物到天文历算的兴趣转向,研习过程中,形成从西方天文历算到中古天文历算的知识迁移,并进一步促成其对某些理学概念的再认识。陆陇其“尊朱”的理学思想对清初学术史具有重要影响。陆陇其与汤斌的学术争辩、汤斌弟子彭定求对《三鱼堂文集》的批驳,是清初程朱派学者和陆王派学者在康熙朝争论的具体表现。作为两场论辩的中心人物,陆陇其以其辟王立场贯穿辩论始终。雍正初年陆陇其得以成为清代首祀孔庙学者,学术造诣之外更有时世推动之因。其从祀过程借助清初程朱陆王角逐过程中程朱一派的学术推力,以及康熙帝的理...
赵申乔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著名官员,他出身科甲,在康熙朝中后期担任巡抚近十载,虽然因个性屡遭斥责,但仕途平稳,最终官至户部尚书。赵申乔出身常州观庄赵氏,康熙九年第进士,至二十年以河南商丘知县起家,五年后行取为刑部郎官,后乞假回籍七载,因缘际会下,以李光地之举荐从一介小官超擢为浙江布政使,在任期间因居官甚清、实心任事而升任浙江巡抚,也实现了康熙帝对他清理浙江钱粮的期望,能力得到了康熙帝的肯定,但皇帝亦对其好受词讼颇为不满,赵申乔自此在康熙帝眼中被盖上了多事的标签。康熙四十一年,镇筸红苗为乱,赵申乔奉命前往处置,自此移调偏沅巡抚。到任后,除处理叛乱事务外,赵申乔还注意到了叛乱的深层原因,力图实现新开苗疆的内地化治理。而因康熙旨意,赵申乔尤其着意于清理私征加派,澄清吏治,振兴文教,纯良风俗。由于楚南地近两广黔蜀,境内民苗杂居,在此期间赵申乔处理了大量的汉苗案件,显示出了赵申乔是如何实现因俗而治的。康熙四十七年与宋大业及四十八年与俞益謨的互相参劾是赵申乔在仕途中的两次较大风波,二人参劾赵申乔的理由也极为相似,都包含属员过多,虽然均以赵申乔的胜出告终,但也加重了康熙帝对其性格苛急、不能容人的印象。虽...
清初继承的明制包括了高级官员的会推制度,然而此制在康熙年间逐渐没落。开列制与保举制的先后引入,使皇帝加强了对会推的控制,会推的质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但也产生了低效、徇私等弊,得人效果不佳。康熙朝官员参与会推的积极性较低,不愿承担保举责任。决策时,康熙帝常与大学士共议,并越来越多地行特简之权,但也因此造成了明珠等权臣借机结党营私。明清会推中皇权的强化,不仅是皇帝个人意愿的展现,更是政局现实与政治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编制课时教学目标是历史教学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落实课时教学目标是打造历史高效课堂的关键。课时教学目标的编制要以课程标准为基本依据,表述要准确,通过寻找关键词、扩展或剖析关键词、形成知识结构图等步骤,最终确定课时教学目标。课时教学目标在课堂落实中,导入时要重兴趣、重时序、重关联,新授内容要重设问、重引导、重落实,作业布置要重思考、重拓展、重多元。
御门听政是清代皇帝听取奏报、与大臣面商折本的一种会议形式。清帝通过御门听政处理内阁题本及各部相关政务,有助于政务处理和提高行政效率。因而,御门听政在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稳定政权、巩固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清代御门听政在清政务处理中的重要性,有必要整体管窥御门听政的相关内容。故而,本文先就清朝御门听政的原因进行分析,继而对御门听政的主要内容展开论述,尤其着重探讨顺、康、雍、乾四朝听政内容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分析得出御门听政内容的变化脉络。御门听政在后期逐渐走向衰落,通过对历朝听政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御门听政衰落的具体表现,即听政时间逐步推迟、听政频率逐渐降低、听政参与人员逐渐减少、听政内容不再重要、听政程序越来越繁琐、前期加时听政多。同时,通过对嘉、道、咸、同等朝御门听政次数和内容的具体探讨,深入探析御门听政在清中叶以后逐渐衰落及流于形式的原因。最后总结御门听政对整个清王朝统治的影响。综上所述,通过清代御门听政这一政务处理形式,既能够管窥清代政务处理的相关变化,也能把握清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的趋势,更有助于充实清代政治制度的相关研究。
清廷仿前朝易代修史之传统纂修《明史》。学界目前关于《明史》纂修过程、清前期诸帝与修史的关系、修史人员的建议与成果、史稿之源流考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关注《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考察其书写进程,并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对比前后论断之差异,探究清廷的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并透视清初学术与政治的互动。考察《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按照史家论史空间的大小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帝拒绝钦定之名,给史家论断明代历史留下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纂修官汪琬、尤侗、倪灿、毛奇龄、姜宸英、沈珩、王原、潘耒等皆留下序与论赞的成果。第二阶段,康熙帝的谕令对史家的论断产生影响,但裁定综合性史稿的主要负责人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的序与论赞书写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第三阶段,雍正年间,汪由敦、陆奎勋、陶贞一、金门诏、万邦荣等皆撰有部分篇目的序与论赞,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乃是秉持康熙帝之圣意来论断明代历史。第四阶段,乾隆帝以钦定之名对《明史》序与论赞作修改,史权完全服膺于君权。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与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国图藏《明史纪传》313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416卷、王鸿...
李光地任职直隶期间,治理子牙河、永定河,成效显著,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为治理黄河、淮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为清初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光地不仅是清初理学名臣,还是精明干练,善于为官理政的良吏,其巡抚直隶期间,勤政善政,政绩卓越,体现了清初理学名臣治学从政皆能无负其所学的本色。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
＜正＞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这漫长的六十一年中,他为后人留下了为数众多肖像画,目前这些肖像画绝大部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它们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为我们完整地展现了一位盛世君主不同的精神面貌和复杂的心路轨迹……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帝肖像画的情况及特征故宫博物院虽然庋藏的康熙帝肖像画堪称独占鳌头,但也仅仅有二十余件,其中绝大多数保存基本完好。具体内容约略可分作礼服（朝服、吉服、常服等）像、便服像;装裱方式有挂轴、屏风、单片,
康熙从小勤奋好学,精研经典,儒学造诣很深。在对待和处理三教关系的问题上,他首先确立了"崇儒重道"、以儒治国的基本方针,化民成俗,文教为先,使儒学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主导地位。同时,对佛教、道教也适度尊崇,并特别推崇藏传佛教,使其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康熙积极提倡孔孟正学,特别是程朱理学,而对佛、道多批评和限制,形成了以儒为主、道佛辅助治国安民的政教模式,为历代帝王处理三教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帝师作为帝王的教育者、思想灌输者,对统治者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顺治时期的帝师群体包括精通儒学的经筵讲官、佛教禅师、西方传教士。康熙时期的帝师群体经筵日讲讲官人数扩大,清廷对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政策,由允许传教逐渐转变为限制、禁止传教,没有为皇帝讲授佛教教义的帝师。帝师群体反映着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文化、宗教等政策。
新课程标准下的历史教学对培养学生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笔者所带的高二年级学生普遍缺乏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能力,而高二选用的历史教材是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这部分教材恰恰需要学生分析、评价历史人物,认识中外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笔者结合教学实践,尝试从三个方面对培养学生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进行探讨。
崔蔚林为清初夏峰学派中坚,毕生秉持乃师孙奇逢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经顿挫,矢志不渝。他与康熙帝的辩论,尤能体现当时庙堂理学由王转朱的趋向。
康熙帝一生射虎逾百,多在北巡、东巡时。康熙二十二年西巡五台,意外猎获一虎,并将此地赐名为射虎川。康熙帝本人、扈从词臣、地方官员和当地举人共同为射虎事件确立了"为民除害"的记忆范式。乾隆年间,射虎川这一地名承载了时人的盛世印象,历史记忆走出地方传统,"康熙射虎"变成了盛世之音。通过"康熙射虎"这一历史记忆的变迁,可以观察到国家与地方相互呼应的关系。
明末盛行的"波臣派"绘画艺术植根于传统"江南派"绘画存真求实的审美观念,在写真技法和审美格调上融合创新,开晚明画坛肖像绘画艺术之新风,并在清初久盛不衰。文章通过分析清初帝王御容像风格流变,结合客观史实,研究"波臣派"绘画在清初宫廷绘画的萌芽与发展,进而讨论总结"波臣派"绘画对青年康熙绘画肖像观的影响。
崔蔚林为清初夏峰学派中坚,弱冠进士及第,未及而立即为康熙帝讲授理学,旋师从孙奇逢,广交理学名家。后以坚守夏峰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向康熙帝阐释其学,违逆庙堂理学宗朱之势,有忤帝心,虽遭廷斥,仍矢志不渝,终至罢归。崔氏对夏峰学派的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与康熙帝的论争尤能体现当时理学发展动态。
张鹏翮（1649—1725）,字运青,号宽宇,清代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任浙江巡抚、江南学政、刑部尚书、两江总督、河道总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职。雍正三年（1725）病逝,谥"文端",祀于贤良祠、遂宁乡贤祠。人称"遂宁相国"。工诗善文,著有《治河全书》《张文端公全集》等。为清代第一清官、治河专家、理学名臣;亦是清代268年间四川官位最显赫、名声最响亮的人物。目前学界对张鹏翮的研究重视不够。十余年来,笔者在主编《张鹏翮研究》、校注《张文端公全集》时,积累了不少资料,撰成此谱,还原谱主一生行迹,见微知著,以期对清史、蜀学和四川地方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正＞一、小说揭启的异端学话说大宋天圣三年（1025）,河北东路贝州博平县大旱,冬春以来,寸雨不沾。官家已下令禁屠祈雨,本县寺观僧道,各依本教科仪,设醮修斋,念经祈祷。无奈数月下来,一切祝祷,全无效验。眼见旱魃肆虐,大祲将至,县令淳于厚只得招贴榜文,延师祈雨:四方过往,若能"说法降雨救济生民者",不拘何等之人,许以一千贯文酬谢!旱灾的延续,为平日名不见经传的宗教家揭开序幕。五十多岁的"女神仙"奚道姑,率领十来个仙官、仙姑,到博平县揭榜祈雨。县令对前来救旱的道姑毕恭毕敬,仙家建坛求雨的需索事项,也都一一应允。奚道姑则令男女徒弟,在县城北门十里之外的高阜之处,建起五龙雩坛,装成青黄赤白黑五色龙形,要行"月孛法";并向县里要来各坊各里"怀孕妇人的年庚",由她轮算一个,指为"魃母"1,接着不由分说,教县里拿到坛前施法。
为保证平准战争中的军粮运输,清政府十分重视运粮牲畜供应。在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运粮牲畜主要由官方牧场直接调拨。康熙末年,为解决运粮牲畜不足问题,清政府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军需转输地或西北前线设立专用牧场,牧放和孳生牲畜,以供调配。此外,清政府还通过采买、雇用或租借、官民捐献、由运粮者自行筹备等渠道来保证运粮牲畜的供应。总体来看,平准战争中清军运粮牲畜来源渠道呈现多样化,供应效果较为理想,但不同阶段供应侧重不同。平准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也为此后清政府在新疆大规模发展官营畜牧业提供了借鉴经验。
康熙帝沿运河途经山东以及江浙的南巡活动中,频繁在名胜古迹、寺院公署题写匾额、对联,赏赐大臣书法作品,尤以济南、曲阜、淮安、扬州、南京、苏州、杭州为多,通过欣赏山川、尊孔崇儒、强调治河、恪守官箴、讴歌名贤以及肯定明太祖,表达接续中国道统与治统,显示皇帝的文化修养与艺术造诣,以文化认同获取政治认同。康熙南巡可以视为文化之旅,影响了后世皇帝,成为一种统治方式和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既源自中国传统,又深深地打上了清朝的印迹。康熙南巡留下来的书法作品,是兼具艺术与政治的物质遗产和文化产品。
李光地作为清初名臣,在清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对相关史事的辨析,认为李光地不仅举荐施琅担任征台主将,而且在坚定康熙帝征台决心,以及对台湾善后事宜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朝鲜保存着《康熙帝遗诏》三个版本,若干相关资料,足以证明清朝政府掩盖了康熙驾崩实况,伪造并反复修改、毁灭档案,篡改《实录》之事实。自雍正以来,中国民间传说皇四子夺嫡,是有依据的,所谓档案和《实录》的背后,还存在剥茧求真的任务。
明珠家族出自满洲著姓叶赫纳喇氏,是满洲异姓贵族世家的典型代表,在清前期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均有重要影响。满洲异姓贵族是清朝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尤其在某些特殊时段,甚至成为主导朝政的力量。明珠家族就是这样的满洲贵族世家,对清前期、特别是康熙朝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聚焦于明珠家族的政治活动,重点关注明珠、揆叙等不同时期该家族家长和关键人物的政治生涯,分析其家族的地位和影响。以该家族为典型个案,进而管窥清前期满洲异姓贵族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清前期八旗制度和国家官僚体制的特点及若干相关问题。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绪论介绍本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创新点和难点以及研究目标与方法。正文分三章,分别是:第一章,对明珠的政治生涯进行梳理。从考镜叶赫家族源流开始,考察明珠的政治发迹史,首先是他在重大事件中的作为。具体内容包括:利用满文档案,披露其家族获取、承袭佐领的真相;对明珠政绩加以全面总结,说明他在荡平三藩、收复台湾、剿除噶尔丹势力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突出贡献;考察他在位极人臣的过程中,权势不断强固并纠集朋党把持朝政的情况;从八旗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其在当时八旗组织中的特殊地位;解析他...
探究式教学是近年来国家所推崇的教学方法,将其应用于历史教学当中,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落实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本文将根据探究式教学的简要环节,结合具体的历史教学内容,介绍在高中历史课堂中探究式教学的过程,然后对探究式教学展开一定的教学评价,从而为以后的教学活动提供良好的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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