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孙奇逢
别名：夏峰先生
字： 启泰
号： 钟元
谥号：
性别：男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国（旗）籍：
出生时间：1583
死亡时间：1675
祖籍：
出生地：直隶省保定府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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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
学位：
工作机构：
1600
>1624
>1644
>明清之际,遗民大儒孙奇逢和"贰臣"孙承泽几乎在同时各自撰写了关于畿辅地区的人物传记,即《畿辅人物考》与《畿辅人物志》。两书在内容取舍和文字笔法上的异同,既反映了两人的出处背景,同时也都反映了当时的文字禁忌。孙承泽与孙奇逢在明亡前就已结识,入清后两人却没有什么来往。在撰写畿辅人物传记的过程中,彼此虽然互相知晓,但没有直接往来,而是通过祁州学者刁包居间传递信息。他们在修改各自著述的过程中,都参阅利用了对方的成果。直到晚年,孙奇逢与孙承泽才重新恢复了交往。
孙奇逢讲学百泉书院之说,目前几成定论。本文从孙奇逢的遗民心态、力辟讲学、师法孔子,清初的书院政策,以及孙奇逢在百泉的主要活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并对记载孙奇逢与百泉书院关系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孙奇逢讲学百泉书院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实系以讹传讹,应予更正,以还历史真面目。
自从“鹅湖之辩”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对于这长达五百年之“聚讼”,孙奇逢解决的理路是，既承认二者之别，又阐释二者之同，最终超越出“门户”之争，将二者“折衷”于“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虽为“本于天”的“天理”,但它不离人伦日用，故“体贴天理”只需“操功于日用食息间”。实际上，这种解决“门户”聚讼的理路可具有普适意义。
人格气象是理学家精神境界的直观体现，也是理学家理学范畴内思想体系架构的基础。作为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仗剑天下、乐观豁达与务实开放的人格气象特点促使他在理学实践上重视践履躬行，在天理内涵上主张理在实处，在道统架构上兼容并包，并最终影响和塑造了孙奇逢整体的理学思想体系。
孙奇逢《日谱》经孙奇逢删订，呈现出鲜明的私密化倾向，这暗涵清初理学日记的转变。《日谱》展示了明清学风的更替，彰显了孙奇逢亟欲为王学正名的努力，同时，也隐含孙奇逢对新朝的恭顺。孙奇逢日谱及其私淑弟子胡具庆的内省日记，逐步摈弃明代互质修身日记的传统，聚焦日用常行与家庭生活，显示清初理学日记内容、形式与用意的嬗变。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他一生处在明清变革之际的巨大社会动荡中。面对沉沦的世风，孙奇逢矢志通过讲学活动救助人心道德，其讲学风貌独特，教育理念完善成熟，对北方学术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
清代明立，如何在异族统治者塑造出的全新的政治、文化等环境中自处，成为所有汉族士人面临的巨大难题。其中，以滨州籍夏峰学派学者魏一鳌为代表的中下层士人，在忠于旧君与服务新朝之间反复摇摆，受心境与外物的影响，时仕时隐。对之梳理，可以从中了解政府、家族、师承等因素对士人选择的干预与影响，也可窥见清初中央政府的人才政策、士人与其所属学派作为整体对新朝的态度及应对措施等。
鹿善继（1575-1636）,字伯顺,号乾岳,今河北定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出身,历官户部山东司主事、兵部职方司主事、太常寺少卿等职,崇祯九年（1636）守城拒清死难,谥“忠节”。鹿善继师承北方王门第三代学者王以悟和晚明名臣徐光启,与孙承宗、孙奇逢及诸多东林党人过从甚密,是晚明北直隶地区学术的主要发起者和代表人物之一。鹿善继的学术思想本之陆王,兼融程朱,讲究“下学而上达”,“由博而返约”,并以之立身、讲学、从政,转玄谈为践行,本道学而兼经济,表现出学术转型的时代特色和燕赵文化的地域特征。《四书说约》乃是鹿善继晚年所作,为其一生思想的凝聚。其对《四书》经典的解释,多处表现出具有明清易代之际的士大夫阶层讲究经世致用的独到理解和其沙场经历的狂骨豪情,这一点与同为阳明后学的龙溪、绪山诸君子颇为不同。本文从梳理鹿善继的生平时代及学术著作入手,通过选取典型章目,依《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次序,考察鹿善继《四书说约》,一是通过阐述鹿善继以心为体,以“真”为“仁”,以“博约”两进为修养工夫,以“孔颜乐处”为教学宗旨,展示其以王为本、兼融朱王的学术特征;二是利用文本的形式更清晰的掌...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与江浙黄宗羲、关中李颙并称为“三大儒”,被推为“北学重镇”。他秉持以史经世、以史明道的宗旨，坚信“国可灭，史不可灭”,自觉从事明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其史学著述鲜明地体现出倡导实学、砥砺躬行，重视道统、崇尚节义，摒弃门户、主张和通的思想主张，也突出地反映了其重视当代史、地方史、学术史和人物史的特色，不仅在清初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学逐渐成为显学，何为儒学的问题，再度被提及。孙奇逢在反思明末儒学乱象的基础上，总结汉初至明末的儒学发展史，建立起以“本天之学”为根基的夏峰北学。夏峰北学并非偏于一隅之学，它揭示了何为儒学、儒学以何为根基的儒学根本性问题，强调天是儒家道统的源头，以“本天”作为评判儒学的根本。在此前提下，孙奇逢力图对儒学道统进行重构和整合，并对如何获知天命、遵循天道、与天沟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阐发。其对天人儒学的阐发、体认和践履，对当今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目前关于百泉书院讲学的既有研究存在诸多错误以及疏漏之处,本文结合现存三种《百泉书院志》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对百泉书院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现存史料不足以证明周敦颐、二程及赵复曾讲学苏门,孙奇逢讲学百泉书院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说法亦存在错误。此外,在明代书院官学化的背景下,百泉书院的讲学也日益举业化,即讲学为科举考试服务,同时,百泉书院是作为官学的补充而出现的,因此讲学同样也讲求明理修身,重视道德修养,故明代百泉书院讲学具有力求“德业”“举业”二者兼顾的特点。
《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日谱》是记载孙奇逢《四书》学思想的重要载体。据《四书近指》卷首所言,孙奇逢认为《四书》的内容大都为“圣贤立训,无非修己治人,亲师取友,理财折狱,用贤远奸,郊天事神,明理适用”（《四书近指》凡例）之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文献资料,从思想渊源、文本著述、思想内容、修养工夫、实学特色等多个方面对其《四书》学思想作进一步研究。全文开篇为绪论部分,对孙奇逢《四书》学思想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及创新点与研究方法作简单介绍。第一章是孙奇逢《四书》学思想之渊源梳理。立足于明清时期《四书》学史发展的大背景,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他的心路历程进行梳理,分为服膺心学、融汇诸家、归宗孔孟三部分。在了解其生平经历与整体思想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他的《四书》学内容乃至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第二章围绕孙奇逢的《四书》学著述展开。通过介绍文本内容与校勘工作,指出今人整理《晚年批定四书近指》《四书近指》中的问题。同时,对《四库全书》本中收录《四书近指》一书的校勘价值进行论述。第三章为孙奇逢《四书》学思想内容考。“学”这一行为贯穿了其《四书》学思想的始终,他认为万事万物均可以归结...
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以"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的学术思维注解《四书》。在《四书近指》的《孟子》部分,孙奇逢认为《孟子》一书"无处非学",孟子的"道问学"包括性善论、修身论、仁政论和辩正论。其中,性善论即"尊德性",是贯穿于孟子之学的根本、核心与目的。
明清更迭引发的大动荡,对社会很多层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对浸润于儒学文化传统的士人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一时代难题,被誉为"北学重镇""河北学者之宗师"的孙奇逢,以对"耻""意见""胆"的新诠释,彰显了其对如何立身、为学、处事的思想意趣。他强调,"知耻"是人生第一义;基于一己之偏见、自以为是、是己非人的"意见",是第一要治的"病";"胆"既是"处事之道"不可或缺者,也是修史应具备的重要因素。这些思想或理念,不仅对当时的弊端具有针砭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甚至直到现当代,依然有学者对此问题做出了不谋而合的遥相呼应。
孙奇逢的法哲学亦心亦理,心理并重。夏峰之"理",并没有形式化、固定化,只是抽象假设的"无字"之理、"不定"之理。而夏峰之"心",实际上是人之连续不断的自我意识。这种等同于全部规范的自我意识,亦即夏峰之"吾"。树立起真诚的自我意识,则正确的规范判断自然可得。但是,存在于经验世界的自我意识,无往而不与环境相互作用。为了保持自我意识的正常状态,孙氏建议采用的方法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的干扰,实质则是不与他人产生直接冲突。夏峰之学仍应归入阳明学的范畴,和后来的"实学"没有直接联系。孙奇逢法哲学的最大价值,可能是将此前日益神秘化的"心体"拉回到可以在经验层面把握的愧怍心理,这对于批判泰州学派的极端偏激之论十分有益。
儒家道统思想自诞生之日始就自生"攻乎异端"的内争传统,至于宋明,程朱陆王二学旷日持久的正统之争,严重阻碍了儒学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孙奇逢深哀亡国之痛,抱定"明道救世"目的,回归先秦孔学,抉发"圣学本天"的思想资源,重新定义"理学"实是自尧舜至于明清的儒家学说。以此为出发点,重建"一致而百虑"的认知论,确立"明道"旨归,以"主辅"原则和"内外"原则为依据,重建涵摄汉唐经学和宋明心学的道统谱系,以此建构起"代各有人"的道统发展观。将道统建设引向摒弃内斗和相互包容的发展正途,为儒学通过自身健康发展来发挥正人心的社会功能开辟出可能性。
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直隶保定容城县人,因晚年在辉县夏峰村讲学,多称夏峰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先后被明清两朝征聘多次入朝做官,均坚辞不赴,终身布衣,又尊称为征君先生。他潜心学问,著述等身,一生躬行实践,开堂讲学,主张“实学”“实用”“实行”,大河南北学者多受其影响,被视为北学宗主、学术泰斗。孙奇逢先生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统合者,又是清代实学思潮重要的开启者。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给予高度评价,称“夏峰先生是一位有肝胆、有骨气、有才略的大学者”,称之为北学重镇。在当时与关中的李颙、浙东的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孙奇逢弟子汤斌评价老师孙奇逢之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纵观孙奇逢先生的一生。门人弟子申函光誉之为“始于豪杰、终以圣贤”。孙奇逢先生针对明朝后期理学和心学弊端,在对程朱理学后学的“词章繁兴”落入“支离”,陆王心学过度追求“内在心性”落入“虚玄空无”的分析中,不拘门户之见,找到各自立足点、共通处,指出所谓弊端,是后学执一端的偏激而为,两者本是“知行合一”自然...
《圣学心传》是明末清初著名天文学家、儒者薛凤祚编纂的唯一一部儒学书籍,此前被认为已失传。本文以新发现的存本为对象,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就内容与成书而言,该书是对鹿善继与孙奇逢《四书》著作的合抄,乃在薛氏完成天文学工作之后,于康熙十六年（1677）刊刻。其次,通过该书提供的新材料,本文探讨了薛凤祚六十年儒学研究过程,消除了前人认识的误区。最后,从书中强调的体用不离等思想出发,讨论了儒学研究对薛氏天文学工作的影响。上述工作对于认识古代儒学与科学关系、修正李约瑟等学者观点具有重要意义。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一生专于学问,著书讲学。同时,他又注重教育族中子弟,给子孙后代留有《孝友堂家训》以及《孝友堂家规》两部传家宝训,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在治理家庭方面,他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在为人处世方面,他强调待人宽容、交友诚信、处世谦谨;在处理政事方面,他强调为官廉洁、为政勤勉、为人淡泊。孙奇逢家训中的家庭美德观对当代和谐家庭与家风建设,处世道德观对现今社会公德建设和人际关系处理,从政道德观对于当前的官德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魏象枢被视为清朝直臣之冠,深受康熙皇帝爱重;亦为理学名儒,绝重躬行实践,以济时用。他与夏峰学派巨擘孙奇逢交游历时不为久,但情谊深重。他们相互砥砺理学,提撕共进。魏象枢与孙奇逢的论道切磋,启发丰富了他以德践履和以实行为重的哲学思想。
明末清初的北方儒宗孙奇逢,调和程朱陆王,为理学开一代新风。南北士子翕然响应纷纷来学,人才辈出,形成盛极一时的夏峰学派。诸弟子中,名列"范阳三烈士"之一的新城张果中追随乃师于大河内外,侠儒并举,义名弥满天下。孙奇逢与张果中之交游,与张氏成为夏峰学派的重要成员关系甚巨。
嵇文甫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不仅对阳明学、船山学有着深入的研究,更是将研究视角延伸至清代北方学术中,并在该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嵇文甫学术思想主要受到传统旧学、河南近代学人以及北大求学期间新学影响,从而形成了“中西兼容”的学术特点。而河南教育实践以及苏联留学经历使嵇文甫形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研究学术的特点。嵇文甫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研究清学史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研究方法、路径进行创新。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方法构建了清代北方学术史研究的整体框架,并分述孙奇逢学派、颜李学派发展脉络,从而发掘其内在关系。嵇文甫通过对清代北方学术史研究的初步尝试,对孙奇逢、颜元、李塨关系的初步梳理,也进一步深化了理学史研究。嵇文甫之所以能在清代北方学术领域取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是因为其深厚的旧学功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优势以及“整体史”的研究思路。正因其具有“中西兼容”的深厚学术底蕴加之他对新方法的灵活运用,嵇文甫才能在清代北学领域取得突出贡献,并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为清代北方学术系统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框架与方案。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三鱼堂文集》包括陆陇其的《三鱼堂文集》与《三鱼堂外集》,整体分为研究与校注两部分,研究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为陆陇其生平与人物形象研究。陆陇其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少时以坐馆家教为生,四十六岁开始做官,几经沉浮,历官嘉定知县、灵寿知县、四川道监查御史,尤以在灵寿待的时间最长,也充分展现了他为官理政的才华,五十四到六十一岁为官灵寿期间,也是他理学思想的成熟期,写作了大量的优秀文章。陆陇其少时学习王阳明,“三十以来,始沉潜反覆乎朱子之书”,后专宗朱熹,排斥陆王。陆陇其是一位著名的循吏和理学家,他一生清廉、敢于为民请命、施行德政、重视教育及地方文化建设,在学术上,独尊程朱理学,有理学家的务实精神;同时品德高尚,他善良真实、一心为他人、知恩图报,为了感念三条鱼对曾祖的救命之恩,遂名其居为“三鱼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并非完人,他没有同理心,不能体会他人的感受,一直在以己度人,偏执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尊程朱,还可怜佛祖“生西土”,“未听尼山讲五伦”。第二章为《三鱼堂文集》版本研究。《三鱼堂文集》版本众多,《清人别集总目》著录有15个,《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有7个,版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孙奇逢学术倾向问题,向来纷纭众说。《理学宗传》为其平生大著,稿经三易,年逾三十,是孙氏学说的晚年定论。该书计26卷,本主辅内外之原则,传自董仲舒以迄周汝登等汉唐宋明之170位儒者,先作评传,次辑录其所著或语录,于眉端或段落中施批注,最后给出对其学行之总评。从这些批注对诸儒学术的判断及对诸儒学术思想文献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及其在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基本见解。孙奇逢不只在程朱陆王之间无分轩轾,而且还在儒家道统的演进中给自己编排了位置,表明了自己要做新时代儒家道统完成者的学术志向。为此,他严辨儒释,分其所不当合;融汇朱王,合其所不当分,一生躬行实践,以经世为蕲向,以励行为途径。本文从批注的角度来阐述孙奇逢重构道统、严辨儒释、力合朱王,最终归宗孔孟的学术思想。
崔蔚林为清初夏峰学派中坚,弱冠进士及第,未及而立即为康熙帝讲授理学,旋师从孙奇逢,广交理学名家。后以坚守夏峰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向康熙帝阐释其学,违逆庙堂理学宗朱之势,有忤帝心,虽遭廷斥,仍矢志不渝,终至罢归。崔氏对夏峰学派的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与康熙帝的论争尤能体现当时理学发展动态。
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向来众说纷纭,《理学宗传》可谓其晚年定论。该书本主辅内外之原则,对自董仲舒以迄周汝登等汉唐宋明之170位儒者,先作评传,次辑录其所著或语录,于眉端或段落中施批注,最后给出学行总评。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他试图通过"严辨儒释"实现归宗孔孟的学术志向。
清初遗民与贰臣交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遗民孙奇逢和贰臣张缙彦在顺治年间有着较为密切的互动。本文在考察二人交往过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孙奇逢的君子人格、友道观念以及"继绝学为世用"的文化担当精神,认为清初遗民与贰臣的交往,体现了"道尊"与"道行"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的社会文化认同。
清初孙奇逢南下苏门,形成了声动朝野的夏峰学派,这在中原地区引发了广泛的思想冲突。然而,因为孙奇逢的治学特点及其人格魅力,这场思想冲突呈现出相对和谐的状态,门户之争也逐渐消弭,各派学者最终在夏峰思想的统摄下整合出一套包容宽和、笃实践履、暗然自修的治学路径。这一治学路径不仅支配着有清一代中原思想界,而且极大推动了宗族的发展,对中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读易大旨》一书,可谓是孙奇逢的人生体验与易学思想相结合之精华。他的读《易》路径如同他的学术大旨一样,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读《易》学《易》时,他传承了明代学术的余绪,并为其注入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使之与时代相贴合。他身处的时代环境及个人的人生经历也对他读《易》路径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将孙奇逢与同时代的黄宗羲、李二曲的治《易》方式及易学思想特点进行对照,有助于直观地把握他的易学体系,在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中,掌握和体会他的易学思想及其价值。
明末清初"三大家"之容城孙奇逢,调和程朱陆王,为理学开一代新风。南北士子翕然响应纷纷来学,人才辈出,形成盛极一时的夏峰学派。诸弟子中,名列"保定四士"之一的定兴马尔楹追随大河内外,于孙氏生前随侍左右、逝后整理师说。孙奇逢与马尔楹之交游,与马氏成为夏峰学派的重要学者关系甚巨。
百泉书院是河南省较为著名的书院之一。其声名之由来,盖因宋元理学诸儒及清初大儒孙奇逢倡道苏门有关。故在有关百泉书院的现有研究当中,多集中阐述宋元时期名儒教育思想及其讲学之举。事实上,真正以“百泉书院”命名并建书院办学则到了明代。百泉书院历经明清两季,办学不辍,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其发展一直延至清末改制。如此长的时间内,其办学的具体情况实未可知,而讨论其内部相关建设的研究也多是浅尝辄止。所以,本文以梳理百泉书院历史发展的脉络作为首要且关键的一环,通过考证相关文献,详细阐述了书院从创建到改制的发展过程。其次,通过考察外部环境的选择及内部相关建设,分析书院选址、修建及命名之由来,考察其学规、藏书和祭祀活动,揭示了其“明人伦”的教育宗旨与培养贤人的教育目标;然后通过深入探讨师生教学活动的具体情形,揭示其“讲习相辅”的教学特点;最后,在恢复和重现明清百泉书院历史真相的同时,达到揭示百泉书院对地方教育具有促进作用的目的。
国内对于辉县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上,目前辉县市旅游业的发展多依赖于自然风光资源,相对缺少对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本次课题以辉县市历史名人孙奇逢先生的思想为主进行考察,将悠久历史文化资源与景色相结合,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从而推动旅游业更高层次地发展。
孙奇逢学术倾向问题,向来纷纭众说,久无定论。关于其生平与学术思想的首出作品是门人汤斌、耿极等编纂的《孙夏峰先生年谱》,到黄宗羲辑《明儒学案》时,其人其学才进入学术史的视野。传统学术视野下对夏峰之学的论断,不同的观点有:一是归本陆王,二是兼采朱陆,三是主于实用。现代的夏峰学开始于梁启超、谢国桢师弟。李之鉴、陈祖武、张显清等深入研究孙奇逢的生平、哲学思想、治学特点、学术精神及夏峰学派与其他学派的学术关联,把孙奇逢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青年学人投身于孙奇逢研究,共同把孙奇逢研究推向高潮。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的北方大儒,耿介为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是孙奇逢晚年所收重要弟子之一。孙奇逢与耿介亦师亦友,情谊深厚而师友之道传。通过详细梳理二人交游的具体情况,可以明晰耿介晚年向学的具体情况和他在弘扬和发展夏峰学术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能了解二人在志节、思想等方面的颇多细节,意义重大。
清初中州理学家张沐为夏峰学派中坚与起庵学派创始人,一生讲扬儒学,著述丰赡,对清代理学的传承与发展贡献甚巨。以年代为序,考索其生平行状,可为廓清清代理学面貌提供助力。
孙奇逢的精神生命导师是先秦五子和宋明十一子,他的文化生命主脑是圣学而以仁义为内核、以真儒为主体,全面推阐其儒学至大、经学至美、道学至善、理学至诚、心学至真、实学至用、外学至补的思想,用此生命学问切磋于师友、传教于众徒,力图构建纯正广大的儒家学统,支撑万世信守的道统与一代通行的政统。其从信念、学术、政治、人生、技艺、工夫、教育等多方面影响了先生、同辈、后进、世俗、朝廷。但其学问体系开创不足而集成性有余,留存历代儒者言行精粹与经典著述却未真正融贯成新学认知体系、启引来者。这是明清绝大多数儒式思想家的文化使命与历史宿命,既要顽强捍卫传统圣学的余晖荣光,又难以彻底超越其认知窠臼、做异端外道。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的北方大儒,戴明说则以诗、书、画闻名于世,但他晚年拜孙奇逢为师,潜心向学的事迹则鲜为人知。孙奇逢与戴明说相交十余年,亦师亦友,情谊深厚而师友之道传。通过详细梳理二人交游的具体情况,可以明晰戴明说晚年向学的具体情况和他在弘扬和发展夏峰学术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能了解二人在志节、思想等方面的颇多细节,意义重大。
明末清初"三大家"之容城孙奇逢调和程朱陆王,为理学开一代新风。南北士子翕然响应纷纷来学,人才辈出,形成盛极一时的夏峰学派。诸弟子中,定兴耿极从游最早且最久,追随大河内外,于孙氏生前随侍左右、逝后讲扬师说。孙奇逢与耿极之交游,与耿氏最终成为夏峰学派的重要学者及其对夏峰思想的传承之功关系甚巨。
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首先面临大崩溃,孙奇逢以王阳明心学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会通程朱、陆王以“直指孔子”,主张“躬行实践”,提倡经世致用。在整个学术环境内,创造出一套兼采程朱、陆王新学说。这种新学说,将学术彻底贯彻实行于社会实践,在北方及整个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学说以开放性的视角和全局性的战略回答了由于程朱陆王之争而导致理学极度空虚而带来的社会危机,解决了明清之际因政权交替而带来的深层次问题,缓解了“理”与“心”之争,为清代学术发展重新开辟道路。由此,孙奇逢成为夏峰北学及“实学”的开山之祖。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之下,迅速聚集了一大批儒生,由此形成了以孙奇逢为开山的夏峰学派。由于孙奇逢学术思想的特殊性,而使得其后学的学术倾向往往各有主张,如主张程朱理学的有魏一鳌、耿介、申涵光等人,主张通过体认天理、躬身实践来印证理学的经世致用,并基于以孝治天下的基础来维护社会秩序。而主张陆王心学的薛凤祚、耿极、王余佑、王之征、赵御众等人,在体认圣人之心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挥闲邪存诚,主张以慎独修身。还有如主张程朱、陆王二者兼融的汤斌、费密、张沐、胡具庆等人,通过道归孔子,主张二者兼...
孙奇逢作为明末清初夏峰学派的创始人,鼎革之际避乱河南辉县夏峰村,以课徒著书为业。大河内外士子翕然响应,纷纷来学。诸弟子中与孙氏交往最为频密者,当属赵御众。赵氏于乃师生前随侍左右,从习理学;于其逝后,萃集心力,整理遗著。孙奇逢与赵御众之交游,与赵氏最终成为夏峰学派的中坚以及他对夏峰思想的传承之功有密切关系。
作为明清之际北方学术名家,孙奇逢始终关注家乡河北一地学术的整理与阐扬,在多部著述中有意识地对北学谱系进行建构。魏一鳌秉承师命,编撰《北学编》,首度将北学脉络加以系统梳理。数十载后,直隶籍显宦尹会一接续孙、魏之作,修正学脉,补充人物,完成《续北学编》,终使相对完整的北学谱系趋于定型。几代学人的合力建构,为后世研究北学提供了赖以凭借的范本与依据,亦透露出顺康雍乾四朝学风递嬗之信息。
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先由明代学术激变出"清初新理学",再由之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的"二次转换"。以清初遗民集团为主体的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兼容并包,致力于中国17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清初新理学"是清初时代主题在学术上的反映,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是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对清初政治,特别是满人统治集团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时代主题及地域学术格局的变动,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图像,前者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三大儒"为领军,后者重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
理学史著是认识宋明理学存续发展演进的基本依据之一,但由于理学史著撰写者所秉持的理学史观的差异,不同作者笔下的理学发展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在这方面,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以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为我们描绘了明代后阳明学时期的丰富的理学图景,通过对这三者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理学史著对于历史事实叙述的作用与局限性。
清初遗民治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明清鼎革后,孙奇逢多次坚拒清廷征聘,隐居不仕,自"附于三代之遗民"。他晚年勘破贫病之关,提出"治生亦学者事",率子弟亲友耕读夏峰,终成一代大儒。孙奇逢的治生思想,是清初社会环境、儒家传统观念和实学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明遗民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孙奇逢是博学且极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时代责任感的史学家。其史学著作主要有《理学宗传》《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乙丙记事》等,这些著作体现了其崇理学、倡实学、善叙事的史学思想,是研究孙奇逢其人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那个时代依据自身经历,总结时代兴亡教训、寄托家国之思的文人史家的见证。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与黄宗羲、李颙并称的三大儒之一,而魏一鳌则是继承孙奇逢衣钵的重要弟子,二人自顺治二年以来交往三十年,亦师亦友,情谊深厚而师友之道传。通过详细梳理二人交游的具体情况,可以明晰魏一鳌在弘扬和发展夏峰学术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能了解二人在志节、思想等方面的颇多细节,意义重大。
孙奇逢讲学百泉书院之说,目前几成定论。本文从孙奇逢的遗民心态、力辟讲学、师法孔子,清初的书院政策,以及孙奇逢在百泉的主要活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并对记载孙奇逢与百泉书院关系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孙奇逢讲学百泉书院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实系以讹传讹,应予更正,以还历史真面目。
由于理想与现实、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如何在内圣外王层面知行合一成为明清之际儒学的时代课题。清初,孙奇逢在儒学体系内严格圣人标准,拉出孔子来会通程朱陆王,把知行关系细化为寻、行"孔子之道",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和在"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礼理合一"的外王实践为之弥合。颜元在孙奇逢基础上,在圣人取舍上采取更加严格态度,只承认周公孔子圣人品格而剔除三代后儒学各派领军,以寻、行"周孔正道"为旗帜,回归于三代圣王及孔子,熔铸"三事六府"、六艺实学、文武等资源。费密把孙奇逢寻、行"孔子之道"细化与重构为寻、行"中实之道",建构"道统""道脉",批判宋明理学重视汉唐儒学,致力王道政治。颜元、费密探索是对孙奇逢学术推进的不同路向,由于根植于清初不同学术生态,有不同命运。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更迭时期,与社会动荡、朝代鼎革相谐而行的,是传统儒学的道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其时南北学人同声共气掀起一股"明道救世"的学术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外在体现,以梳理学脉、传承道统为旨归的学术史著述相继涌现,遽成一道独特的学术盛景。在这一时代学术语境下,"北学重镇"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应运而出。不同于一般宋明理学史著作,《理学宗传》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越于门户之上的"大心胸",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从而在清初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明清更迭之际,整个社会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尤其对学人来说,在立身、为学等方面做何取向,更是关系到思想、学术、文化走向的大问题。大儒孙奇逢之孜孜于学问的探寻、道统的赓续、文化命脉的传衍,从而谱写出很不平凡、"别有天"的人生篇章,无疑是学人众多取向中的一类典型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杨天放作词、尹晔谱曲的《夏峰歌》,则对孙奇逢的这一立身、为学旨趣,做了既通俗易懂又简洁凝练的展现。因此,通过考察《夏峰歌》的创作、流传情况,以及由此观照孙奇逢的立身为学旨趣,或可对深入探析他的人生风范,观察明清之际的士林风气、学术走向等,提供一个研究的视角和维度。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更迭时期,与社会动荡、朝代鼎革相谐而行的,是传统儒学的道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南北学人同声共气掀起一股"明道救世"的学术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外在体现,以梳理学脉、传承道统为旨归的学术史著述相继涌现,遽成一道独特的学术盛景。在这一时代学术语境下,"北学重镇"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应运而出。不同于一般宋明理学史著作,《理学宗传》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越于门户之上的"大心胸",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在清初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百余年来孙奇逢及夏峰北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民国时期,徐世昌、谢国桢、嵇文甫等人极力表彰孙奇逢学术,对孙奇逢的学行及夏峰北学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梳理。其中尤以嵇文甫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改革开放后,李之鉴、陈祖武、张显清等人深入研究孙奇逢的生平、哲学思想、治学特点、学术精神及夏峰学派与其他学派的学术关联,把孙奇逢研究向前推进一步。21世纪以来,一向比较冷落的孙奇逢及夏峰学派的研究出现了繁荣,一批青年学子选择研究孙奇逢,把孙奇逢研究推向高潮,相关研究领域得到拓展,问题得以深化。今后的研究要在三个方面下工夫,继续深入挖掘孙奇逢的思想和学术价值;深入研究夏峰学派特点及夏峰后学的学术思想;加强对孙奇逢及其后学文献的整理。
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于清初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持调和态度,努力熔诸儒学说于一炉,提出"以慎独为宗,体认天理为要,日用伦常为实际"的一整套学习内容和方法,而尤为注重践履,反对清谈。他一生培养了大批弟子,夏峰亦成为当时著名的学术胜地,被目为"北学重镇"。然而,学界关于孙奇逢的学术取向,见仁见智,迄无定论。本文分三个阶段,对孙奇逢学术取向的演进,做了进一步梳理。
在清代学术史上,清初学者孙奇逢具有六副不同的学术面孔,其学术思想不仅影响了清初学术的走向,而且也为后来的学者所汲取。对孙奇逢其人其学的深入研究,既是我们今天总结宋明理学的知识贡献与思想贡献的需要,也是重新审视清代思想史的应有之义。
由于明代制度设计导致的理想与现实双重失意,根植于皇权社会儒学普范性共识,晚明儒生重构道统论,开始新一轮儒学革新浪潮,但也导致儒生集团分裂及与皇权关系更加紧张。清初孙奇逢率先通过重构道统论来重建儒学体系,费密则通过对孙奇逢道统的展开与重构,建构其"中实之道",走向"王道政治"和汉唐儒学,体现了清初儒生建设新社会和重构儒学体系的一种蓝图。由于书生论政,外王方面,费密虽把道统论建构转化为"王道政治"构想,但除鼓励儒生更加积极、全面向专制权力靠拢外,了无新意,内圣方面,虽转化为对汉唐儒学的重视却又不从事具体考据学的开拓,所以隐而不彰。宏观来看,清学也正是在皇权社会儒学普范性共识基础上,在清朝不断汉化的制度设计中,通过各立道统的方式,各学派由此展开。
孙奇逢是唯一收入《明儒学案》,复又收入《清儒学案》的明清之际学者,全祖望将之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徐世昌编纂《清儒学案》,以《夏峰学案》为开卷首案,除遵循于《凡例》外,也是对孙奇逢学术的表彰和推崇。而就《夏峰学案》的纂修言之,其渊源则始于1914年徐世昌所倡修的《大清畿辅先哲传》及稍后的《大清畿辅书征》。同时,此二书的编纂也为《清儒学案》的纂修,特别是与畿辅人物相关的学案的纂修,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因此,从《先哲传》《书征》,到《晚晴簃诗汇》,再到《清儒学案》,于徐世昌的清代学术著作编纂是一个循序渐进、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本文以《夏峰学案》的纂修为中心,借此探讨《清儒学案》各案纂修情形之一端。
作为理学家的孙奇逢,其诗文创作可以视作其思想的补充与延伸。孙奇逢的经世笃实思想贯穿在其诗文中,深与明末清初的时代主流精神相契合。在经世观念的指引下,孙奇逢诗文创作强调情意真切,咏叹皆为心中实感,注重抒一己怀抱,因而甚见其为人。随着理学涵养之日深,其晚年诗文亦愈加醇厚平和,冲淡雍穆,诗文皆是其鸿儒气象的外现。因此,孙奇逢将文章作为明道之手段,主张文章创作与人伦日常相统一,重视诗文的教化功能,认为文须有用,要以载道求实为上。要之,孙奇逢诗文创作带有浓郁的理学色彩,是其体认天理、下学上达的实用学术旨趣的体现。
孙奇逢与元代理学的互动,首先源自其在地缘上与元代理学家的牵涉,使其在空间场域内与元代理学家展开对话,产生共鸣。在对元代理学进行整体把握与体察后,孙奇逢立足于理学与政治层面,对元代理学谱系进行书写,认为元代道统由北方理学家所掌握。而在此过程中,孙奇逢也透过元代理学,深入剖析了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与士人心态,找到了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平衡与调和,取得自我心态上的突破。
明亡清兴后,孙奇逢没有实现其外王的人生理想,而转向了对以人格完善为目标的内圣境界的追求。唯有追求内圣境界,强调深造自得的功夫,才可以完成内在的超越,达到人格的完善,实现与孔孟圣人的精神意蕴的相通。孙奇逢学术旨趣的转变,是对宋儒以来强调深造自得、回归孔孟的儒学范式的延续和发展,而学界对他这种体验式的思想旨趣的忽视,也正反映了中国学术从以道德修养论为核心向以知识论为重心的转变。
《理学宗传》作为孙奇逢最重要的理学著述,书名异读关系其学术旨趣。"传"字声读本无分别,伴随语音与词义系统的发展分而为二:在史传传统中,"传"字异读而承载不同的功能;学案体的出现,"传"字开始逐渐谓词化。《理学宗传》中谓词性的确定,有助于发掘其道统建构价值,推进孙奇逢的理学研究。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对朱熹与王阳明的调和是他最为显著的思想特征。孙奇逢从儒学道一、《朱子晚年定论》、贵在实践的哲学视角出发,调和朱、王二人的学术争端,提倡人们不要执著于朱、王之争,而要脚踏实地成就自己的德性,这对扭转当时的学风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2015年9月19—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兼山堂文物保护理事会主办,佐今明药业集团协办的"纪念清儒孙奇逢诞辰430周年暨《中华思想通史·封建编·清代卷》学术研讨会"在河南辉县市隆重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孙奇逢学术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清代思想
明朝中后期以来,随着学校、书院等教育文化设施的发展,北方地区文风得以兴盛,逐渐涌现出以大儒孙奇逢为首的士绅群体。他们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礼仪秩序的中坚力量。而在北方士绅群体不断崛起的过程中,受孙奇逢宗族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当地的士绅群体也不断地进行着本宗族的构建与完善。
朱子学与阳明学发展到了清初之际,逐步走向僵化,出现了"虚日益虚,实日益实"的学术局面。为对治这种流弊,作为清初北学重镇的孙奇逢,一方面吸收朱王的知行思想;另一方面把朱子的"格物致知"、王学的"致良知"一并纳入到"知行合一"思想当中,以此实现既会通朱王,同时救治王学末流重本体而遗工夫之弊。并在注重躬行实践的基础上最终走向经世致用,开启清代新的学风。
明清鼎革之后,明朝遗民在清初的社会伦理秩序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末清初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孙奇逢,贡献尤其突出。在清朝统治日渐巩固的情况下,他始终恪守民族气节,倡导经世致用,著述明道,化民成俗,通过大量著述来重建和维护儒学正统,并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实践,力图以儒家传统模式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秩序。孙奇逢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品格德行,对清初社会伦理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孙奇逢《理学宗传》三易其稿,历时三十载而成,是其学术代表作。然而,《理学宗传》的版本流传情况,学界鲜有研究,很有必要去开拓。是书付梓过程之不易,孙奇逢治学之艰深也值得我们仔细体味与学习。同时,也希望通过对《理学宗传》编撰、成书付梓、版本源流等情况的梳理与考证,为有志于孙奇逢《理学宗传》及其学术思想研究的学者提供一点线索。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思想界影响较大的人物,笔者从孙奇逢为女性写的碑志、祭文和传记来分析孙氏妇女观中较为进步的方面。概括说来分别是充分肯定并赞扬女性的家庭角色,充分赞美明辨是非、深明大义和有智慧的女性,肯定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话语权,理解女性、同情女性。
孙奇逢乃明清鼎革之际最具代表性的耆硕之一,而汤斌则以理学名臣享誉于世,二人自康熙五年丙午多有来往,亦师亦友,情谊甚笃而师友之道传。然学界对其具体交游鲜有研究。通过对二人具体交游情况的考证与分析,我们可以窥探出汤斌在孙奇逢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能得知一届鸿儒对我国学术特别是北方学术的关切与弘扬,意义重大。
明清之际的畿辅理学名家孙奇逢在《畿辅人物考》中对入传诸人持有切要的评论,类似的畿辅人物评骘还散见于《夏峰先生集》。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评骘具有几项特点:其一,基本旨归是以理学为宗,尊崇道德品行,重视济世事功。其二,既以包容的态度看待隐逸问题,又立足于儒家隐居以求其志的立场,对别有怀抱,有所作为的隐逸给予充分的表彰。其三,特别重视从足色、无愧的角度评论人物。这三个特点既体现了孙奇逢在理学方面的思考,又蕴含他身体力行而来的深切体验,以及时代激变引发的痛切反省。
《畿辅人物考》是孙奇逢晚年编纂的一部地方人物传记。该书在其生前未及刊刻,之后稿本又一度遗失。因此,同其姊妹篇《中州人物考》相比,该书长期埋没于世。书中所记载的许多明末人物与孙奇逢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其事迹来源于孙氏耳闻目见,对于研究明代畿辅人物和孙奇逢的生平交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在编纂体裁、体例和史论中都体现出了孙奇逢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也正是由于对实学思想的大力提倡,使得孙奇逢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重要推动者。
＜正＞明末东林学派遗绪入仕清廷是清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以往研究明代政治史或党社史的学者受断代史的局限,未曾延伸探究东林学派遗绪以及复社人士入仕清朝并对清初国家治理的贡献;二
＜正＞明末东林学派遗绪人仕清廷是清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以往研究明代政治史或党社史的学者受断代史的局限,未曾延伸探究东林学派遗绪以及复社人士入仕清朝并对清初国家治理的贡献;二是治清史者虽有学者关注清初学术源流,但因缺乏对晚明政治的分析,故对东林学派遗绪仕清的动机及其在清初的实政建树疏于考察;三是受清末民初章太炎等人夷夏之辨思想以及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清初理学名臣的评价褒贬不一,因而也极大限制了学
本文从教育目的为"学为圣人"、教育作用为"智愚习成"、教学方法为诱掖磨炼、注重对学习方法的研究四个方面对始于豪杰,终以圣贤——明朝时期孙奇逢的教育观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他在综合传统道德修养理论的基础上,对现实的道德实践提出了三个层面的理论要求,分别为处事之道、处人之道以及处己之道,从现代的视角来看,分别涉及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对朱学与王学的调和是其理学思想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孙奇逢所处的时代存在着明显的朱学与王学流弊问题,门户之争激烈,儒释道关系不明,孙奇逢有强烈的时代担当精神,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他试图通过调和朱学与王学来解决宋明理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具体来说,他是从朱学与王学内部学理上的整合与两大体系外部的调和两个主要方面来进行调和的,一方面,他从朱学与王学理论内部的格物说、尊德性与道问学以及知行关系等方面存在的分歧进行了理论内部学理上的整合；另一方面,他从“学以尼山为宗”、尊信《朱子晚年定论》、“非信文成,自信其心”的哲学视角出发,对朱学与王学进行了理论外部的调停。孙奇逢提倡人们不要执着于朱学与王学的门户之争,而是要各取所长,躬行实践,脚踏实地成就自己的德性。这不仅体现了孙奇逢个人的思想特征,而且对于扭转当时的学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宋明理学向清代哲学的新发展。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以刘宗周为代表的王学修正派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然而他们在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将"心"的弘忍根依于"理"的明净,摆脱了陆王派徒恃一心的傲慢,也克服了程朱派据理凌人的偏执,将扎实的日常功夫维系于对明净本体的坚守,为浮荡已久的世道人心重奠根基。同时,通过对天理的去魅将君主由天上拉到地下,使之由超然在上的天意代表还原为担负着沉重现实使命的文化符号,为对其权力合法性的质疑从内部、从正面打开了缺口。他们以保守的姿态应对现实的困境,宣布了一个传统的谢幕,也预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大儒,孙奇逢的诗作不仅明确地体现出理学家之诗的鲜明特色,而且深刻地表现了鼎革之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变化。因此,其诗作对于研究理学家的诗歌和探讨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心态都极具认知价值。孙奇逢与清初中州诗坛渊源颇深,许多中州诗人在其门下执贽受业,他对中州诗人的理学教化,对清初中州诗歌趋向于雅正深醇实际上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今人视为科学家的薛凤祚之所以离开孙奇逢而别求其他老师,原因不在于"王学空疏"而引起的思想离异,而在于孙奇逢当时所教的众多弟子之间"相隔太远"而引起的不便和孙奇逢所面临的家事及挚友鹿善继丧母而大病、丁忧还乡由此导致其不得不离开京师回老家。正是由于鹿善继、孙奇逢的首先引导,使得薛凤祚在晚明皇权主义颓废所导致的知识空间无限发展可能的环境中,以孙奇逢重构天人关系及"主于实用"思想为指导,在"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之间兼采中西知识资源,以《易》为蓝本,以传统的"天"意识为依托,以实用为归宿,以平分中西基础上会通为手段,思想逐次展开。正是这种会通模式的一致性,把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思路推向一个新境界,使得薛凤祚的思想与夏峰北学其他同仁一样显得与众不同。但由于清初皇权主义重建及其意识形态调控导致的知识空间的大幅萎缩,明清之际理学变革最终以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回归收场,正是在此情况下对夏峰北学学者思想的不断解构与重构导致会通必要性的消失,使得包括薛凤祚在内的夏峰北学都难以理解。
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领军人物的孙奇逢,集北方理学之大成,开创夏峰北学,为清学的展开提供了新平台。作为夏峰北学两大中心之一的中州夏峰北学,一方面主导清代河南思想界,另一方面影响了现代河南学术之渊源。其特点为:有主峰可指,有大脉络可寻;长于教化,短于实务;注重团体优势,与清代皇权主义建构积极互动;注重礼理合一,兼容并包。
孙奇逢、李颙、黄宗羲为明清之际儒学之宗,被时人并称为三大儒。作为明朝遗民,三人拒绝仕清,将精力转向了文化学术领域,私家讲学即是其重要的学术活动。通过对三大儒讲学经历及讲学内容、功用的考察,可看出其学术思想和清初儒风的嬗变。孙、李、黄同出于阳明学派,又都不同程度地对心学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在讲学时以包含实学思潮的理学、经世致用之学为主,戒空谈心性,主张由"虚"返"实",以"实"补"虚",表现出由阳明学返朱子学的倾向。
《孝友堂家规》是清代著名学者孙奇逢生前亲自撰写的一部家训文献,在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并且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统,而不同版本的《家规》无论是结构顺序,还是内容、文字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当是由孙氏子孙在整理、编辑、刊刻《家规》的过程中导致的,并体现了他们平时在管理家庭事务方面职责的不同。
《洛学编》是理学名臣汤斌在清初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编纂的一部学术史著作。康熙五年,汤斌奉其师孙奇逢之命编纂《洛学编》,康熙十二年成书。有清一代,该书被多次刊刻,流传甚广。从内容和编纂体例上看,《洛学编》较为系统地再现了自汉至明末洛学的发展授受源流,以人系史,简洁明了。《洛学编》受孙奇逢《理学宗传》和冯从吾《关学编》的影响,有明确的编纂原则,在选取人物时,不收录"治行不检"、"祖尚老庄"的中州学人;所收人物,均以是否与洛学密切联系为标准;强调"为论学而作",所取多为学术事迹,且与史书相表里。从史料来源看,《洛学编》不仅取自正史、地方史志,而且参考了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中州人物考》等著作。《洛学编》体现了汤斌的学术见解,一是熔汉唐经学家与宋明理学家于一炉,"经道合一";二是重视程朱,兼顾陆王,调和程朱陆王,主张"朱王合一,返归本旨"。
《孝友堂家规》是清代著名学者孙奇逢生前亲自撰写的一部家训文献,在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并且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统,而不同版本的《家规》无论是结构顺序,还是内容、文字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当是由孙氏子孙在整理、编辑、刊刻《家规》的过程中导致的,并体现了他们平时在管理家庭事务方面职责的不同。
《洛学编》是理学名臣汤斌在清初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编纂的一部学术史著作。康熙五年,汤斌奉其师孙奇逢之命编纂《洛学编》,康熙十二年成书。有清一代,该书被多次刊刻,流传甚广。从内容和编纂体例上看,《洛学编》较为系统地再现了自汉至明末洛学的发展授受源流,以人系史,简洁明了。《洛学编》受孙奇逢《理学宗传》和冯从吾《关学编》的影响,有明确的编纂原则,在选取人物时,不收录"治行不检"、"祖尚老庄"的中州学人;所收人物,均以是否与洛学密切联系为标准;强调"为论学而作",所取多为学术事迹,且与史书相表里。从史料来源看,《洛学编》不仅取自正史、地方史志,而且参考了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中州人物考》等著作。《洛学编》体现了汤斌的学术见解,一是熔汉唐经学家与宋明理学家于一炉,"经道合一";二是重视程朱,兼顾陆王,调和程朱陆王,主张"朱王合一,返归本旨"。
明清嬗变之际，学术界鉴于王学末流的空谈之风，兴起了反思王学的潮流，“由王返朱”成为一时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为了公正评价阳明学的地位、挽救其陷于空疏的弊端，孙奇逢主张摒弃门户之见，折衷程朱陆王，互补其短，共同尊崇他们的道统地位，并将这一思想落实到自己的学术史著作《理学宗传》上。关于此书，当今学界已在编纂宗旨、体例及所体现的学术观等方面有较多研究和成果，但关于如何确立阳明心学道统地位的问题研究还不够。所以，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以明清时期儒家道统重构为背景，以确立阳明心学的道统地位为视角，研究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是怎样将王学与道统相连接，确立其道统地位的。 道统是一个历史范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孙奇逢关于阳明心学的道统地位，主要从阳明心学与道统内涵相统一、与佛学相区别两个角度论证。具体来说，孙奇逢的论证路径有三：其一，折衷程朱陆王的学术宗旨，作为道统内涵，建构其道统观；其二，证明程朱陆王的一致性；其三，证明阳明心学与佛学的区别。 全文分作四章论述主题。 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学界关于孙奇逢、儒家道统思想的研究成果，陈述选题意义。 第二章，儒家道统思想发展...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又号岁寒老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之一,先后被明清两朝征聘11次,但都坚拒不出,故又被世人尊称为孙征君。孙奇逢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是明代理学的总结者之一,又是清代学术的开启者之一,更是清代汉学的倡导与推进者之一。他品行高洁,心存故国,一生耕读讲学,大河南北学者多受其影响,被当时学者视为学术泰斗,被梁启超称为北学重镇,在当时与关中李颙、浙东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 孙奇逢理学建构的态度是超越门户之见,建构的方法是“合会”,他通过融会传统社会不同思想家的思想,特别是朱熹与王阳明的理学思想,以孔子之道为准绳,参照易经哲学概念和辩证思维,从儒家传统经典中吸收养分,最终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理学思想体系。孙奇逢理学建构的核心概念是“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理论和宇宙论。他继承了传统理学家的理气说,认为天地有气有理,天理是天内在的运行规律,是气的主宰；他将“天”、“天理”、“太极”、“天命”、“天性”等进行整合并诠释,提出太极有阴阳,阴阳之理决定气的动静,按照天命运行,形成万物；万物秉承天理,一本万殊,为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提供可能。人作为理气的综合体,内含天理,...
明清之际乃一大的变动时代,变动不仅体现在王权更替上,更深刻地体现在思想转换上。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表现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总是在理学或心学之间徘徊与纠结,孙氏奇逢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本文将他的《四书近指》和《晚年批定四书近指》视作蓝本,以人我合一的角度剖析他《四书》观乃至整个哲学体系的建立。整个文章的思路是按照外→内→外的模式进行的。首先从思想性上考察历史上《四书》研究各有侧重点,宋明算是一个高峰,之后锁定明末清初这一时代,能够发现此时政治上少数民族统治现状造成整个学术研究氛围当然也包括《四书》研究氛围重心向形下考据倾斜,但是论述温和,思辨性不强使得思想冲突不明显,进而推出孙氏解《四书》有时代烙印,也综合当时众家所长加以注解的风格特色。这可以说都是在外围上给文章的主体部分做铺垫。本文的核心在于从原典出发,深入孙氏所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文本,分别选取不同的焦点总结论述,其中涵盖为政、为学、为人等多个方面。当然也反映了孙氏《四书》学思想的基点,即立仁心,合人我。当然,还有“为学”的旨归,在孙氏眼里,行政之术、为人之方都可以通过学去改善,这是他需要借助注《四书》而发扬的观...
汤斌的理学思想非常丰富和宏深。从学术渊源上讲，他的理学思想经历了一个前期到后期的变化，在前期，他的理学思想主要以“陆王”为主，同时也不薄“程朱”；在后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呈现出“学兼朱陆，更重程朱”的特点。这种变化既源于他对程朱、陆王两家之学的深刻认识，同时外界环境的变化也对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汤斌认识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是对道统的继承和发展，都在自己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扮演过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种弊端渐渐产生，不过弊端产生的原因在于两家之学的末流，并非两家之学各自的开创者。汤斌的授业恩师孙奇逢对汤斌前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汤斌晚年的从政生涯则对他后期的理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汤斌理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心体天机、性具善理、圣学存心、知行并进、注重力行”等几个方面。他认为心体原本就是天机，天机即天理，天理周流于万事万物，天理在人则表现为心性，而心性则是人最根本之物，在人的心性之中，是具有善理的，人性善是人躬行实践的最有力保障，人们要努力发明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中本有天理，同时也要注重于日用人伦之中探求天理，因为天理是周流于万事万物的，他特别反对讲学，认为讲...
《理学宗传》是清初大儒孙奇逢晚年最为重要的著作。其书编撰历时十余年,结构发生重大调整。通过考察成书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理学宗传》的主旨所在。《理学宗传》的编撰始于顺治四年,到康熙六年最终刊刻完成。初稿定名《诸儒语录》,乃是孙奇逢鉴于明末大乱,书籍散佚,出于保存文献的目的,做的文献汇编,在结构上是按时代编排。在顺治十一年听取张蓬元的建议后,孙奇逢对文稿结构做了重大调整,将全书分为《传宗录》和《宗传考》两部分。在《传宗录》孙奇逢构建了一个调和朱陆的道统传承谱系。《宗传考》则是将原来的初稿结合新的阅读心得重新整理而成,包括汉代到明代历代诸儒考。
本文主要论述了明末清初哪些经历了"神州颠覆,宗社丘墟"这一血与火洗礼的学者、思想家,在痛定思痛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明末空虚的学风乃至数百年来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理学。他们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大力提倡读书实践,致力于开启新的之学的途径和研究领域。本文主要就河北学人思想之嬗变进行了研究。
孙奇逢知行统一的主张贯穿其治学经世的整个过程,并逐渐形成了知行统一的处世风格,其核心是知行统一观。这一价值取向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立身方面,尊儒崇礼,内孝外忠,不但对儒学有着精到的研究,而且切身践行儒家道德规范,在行孝义方面树立了规范;在性格气质方面,正直坦荡,不慕权贵,既敢同阉党的邪恶势力抗争,又淡薄名利,行事端正,不依附权贵;在学术追求上调和朱陆,兼采理学和心学精华,并将学问和经世恰当地结合起来。孙奇逢治学和经世的态度是统一的,这种黜虚崇实的作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受后世赞誉。
孙奇逢（1585～1675）,字启泰,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与时儒李颁、黄宗羲并称三大儒。因各种原因,一直以来,对于夏峰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没有突出夏峰应有的历史地位。本文认为,夏峰在当时和其后一段时间内是有重要影响的,其思想有很强的现代价值,故希望通过一点尝试性研究,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夏峰学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进步,服务于文化改革发展与繁荣。 论文共分七部分。 文献综述部分梳理了前人对夏峰思想的研究脉络。民国以前,对夏峰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并不多,涉及其学的文章著述多以介绍其生平、学术生涯或简短评价为主。民国之后后,梁启超、嵇文甫、谢国祯、钱穆等人的论著中开始涉及或尝试研究夏峰思想,但多从全貌着手,相对来说少有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以李之鉴教授为中坚力量的系统研究才逐渐展开。本世纪初,一批年轻学者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夏峰哲学思想,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对夏峰其人其学进行一些尝试性研究,着力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创新性思考：一是论述总结夏峰内外兼修...
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面对家国式微、异族入主的困境,遥契孔子通权达变妙境,老而作《易》,求解于天道而终落于人道。他深味易之天人贯通之意涵与现实人生"时遇"之重要,在整体天下意识之下,形成其基于心性学视野下的易学思想。其学说以心性本体论为哲学根基,以从道趋时、进德修业之人生关怀为着落,是对《周易》"时"的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孙奇逢是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家,全祖望把他与浙东黄宗羲、关中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明清之际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天崩地解”的时期,当时的思想家把亡国原因归之于王学的“空谈心性”,而倡导实用的经世之学。孙奇逢之学虽出于陆王心学,但他并不是一个只谈心性的腐儒,而专注于躬行实践的学问,并且以程朱理学思想来解释陆王心学,意欲会通程朱与陆王思想,调和朱陆。孙奇逢于六十七岁高龄始研易学,师从三无道人李葑,其研易著作《读易大旨》也是自此开始,四订其稿而成。 孙奇逢的易学思想承自其对朱陆之学的调和折中,不可避免地既带有程朱理学特色又兼有陆王心学之征。本论文以其易学著作《读易大旨》为基础,并结合《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日谱》等其他著作对孙奇逢的易学进行深入分析,以呈现出孙氏易学的主要脉络和创见之处。 论文由绪论,正文与结语组成： 绪论部分介绍了孙奇逢的生平著述,学术背景及学界关于孙氏易学的研究现状,以期对孙氏易学思想源渊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第一章阐明了孙奇逢之易学观。孙奇逢解《易》承自程朱解《易》思想,首先他认为易道准天地之道,《易》之道即是天地之道,《易...
孙奇逢与张履祥都是清初著名的民间理学家,儒学气象分别受到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的熏染,展现出侠客精神与书卷气息的不同。在学术宗旨上,张履祥恪守程朱,孙奇逢却先陆后朱,主张和同。张履祥成为民间学者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关系甚大,孙奇逢却在理论上推动了汉族士大夫与异族新王朝的合作。然而,他们都是实践理学的代表,对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形成作用巨大:张履祥从理论上为民间理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则对当时学风的实际扭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孙奇逢作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不仅在思想学术方面造诣精深,而且其家庭教育思想也颇具特色。孙奇逢为教育家内子弟,专门制定了《孝友堂家规》,并十分注重对子弟进行以儒教纲常为主的品德教育。孙奇逢的家庭教育成果显著,其很多家内子弟成为当地名人,其教育思想对现今社会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正＞清朝初年,为适应思想文化统治需要,顺治、康熙两朝皆大力提倡儒学,并最终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使程朱理学在清朝重放光彩,而其最具光芒之处则在中州大地。据黄嗣东《道学渊源录.清代篇》统计,清代河南理学家总数居全国
孙奇逢《理学宗传》是明末清初理学巨著,其编写纲要为合会朱王,其编纂特点有四:一是"以天为本"的学统论;二是"循环前进"的学术史观;三是"下学上达"的写作目的;四是"主辅内外相成"的体例。
孙奇逢针对明朝后期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弊端,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分析和理解中,不拘门户之见,对各家学说进行调和和折中,进而返归孔孟,从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出发,承接了宋明理学和明清实学两种社会思潮,找到一条实学实用的道路。孙奇逢的思想中既包含了理学家的理之实,即孙奇逢思想中继承了本体实的一面,也没有放弃理学家的心之实,即孙奇逢同时也强调理学中心性论的道德实践的指向,在他晚年的讲学过程中也一直强调实学实用的重要性。在孙奇逢看来,理学在明朝末年逐渐走向没落,主要在于理学偏离儒学的轨道,而逐渐的走向异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以“实”为主线,试图把理学纳入儒学的大背景之下。同时,孙奇逢在把理学纳入儒学的正统,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合理性的道路上成就了自己的实学思想。就现阶段对孙奇逢思想的研究来说,一般都还是停留在对其理学思想的研究上,但经过对孙奇逢整体思想的把握,我们可以发现孙奇逢的理学思想更多的是在一种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出来的,具有明显的实学成分,并且这种实学的成分不仅仅是停留在方法论上,而且贯穿于孙奇逢思想发展的始终,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本文通过对孙奇逢生平及著述的分析...
＜正＞一、前言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年号岁寒老人,原籍明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属河北省）,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585年1月14日）,卒于清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元1675年5月15日）。明末清初是为一动荡的时代,这时的学术风气也随时代而有所改易。由于明代末年之大多学者往往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故在明王朝灭亡了之后,一群亡国遗老有鉴于虚无的学问足以误国,于是在学术的风气上也由"心性"转为务实的"实学",而在这样的时代往往会造就出色的大学者。孙奇逢正是生于这样的时代,其学行风骨也正符合大学
明清之际,遗民大儒孙奇逢和"贰臣"孙承泽几乎在同时各自撰写了关于畿辅地区的人物传记,即《畿辅人物考》与《畿辅人物志》。两书在内容取舍和文字笔法上的异同,既反映了两人的出处背景,同时也都反映了当时的文字禁忌。孙承泽与孙奇逢在明亡前就已结识,入清后两人却没有什么来往。在撰写畿辅人物传记的过程中,彼此虽然互相知晓,但没有直接往来,而是通过祁州学者刁包居间传递信息。他们在修改各自著述的过程中,都参阅利用了对方的成果。直到晚年,孙奇逢与孙承泽才重新恢复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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