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知识服务-北京历史文献平台--北京古籍丛书库

李鸿章集外文再补

李鸿章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李鸿章全集》,收集甚备,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但亦有疏漏,前曾辑集外文六篇迻录,今复得补辑九篇,以备相关研究参考。

晚清洋务派名臣曾国藩以安分守拙的道德主义政治观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发展演变及最终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幕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极为器重的幕僚,得到后者悉心栽培与提点。由于时代变化以及个人经历、性格的差异,李鸿章形成了不拘成法的功利主义政治观。与曾国藩"用兵在人而不在器"的观点不同,李鸿章的西洋武器观是见利则力求效法。通过介绍西洋武器的实战功效,强调西洋武器对自强的帮助,组建新式淮军取得战果,李鸿章对曾国藩晚年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之逐渐认识和接受西洋武器。曾国藩晚年西洋武器观的转变,为其实践"取夷智、制夷器、以夷制夷"的洋务思想扫除思想障碍,促进了晚清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化发展。

因“势”“利”导:李鸿章与近代早期湖北煤铁的开采

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在湖北用西法开采煤铁,直接源于洋务企业对煤铁资源的迫切需求,根本上则在于清廷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既是其抢先控制战略资源、抵御列强军事威胁的应急之举,也寄托着其开辟利源、借"利"生"势"的远期考量。李、盛主张通过煤铁自给维护经济利权,将"利导"作为"话语"论证西法开矿的合理性,隐含了其借洋务成绩提升政治权力的功利心态。他们用经由洋矿师的勘矿报告等途径获得的矿产新知识指导实践,采取了"先煤后铁、土法先行"等措施应对资金、人才缺乏诸问题。为减弱机器开矿对地方经济—社会生态的冲击,李、盛以"动之以利、结之以义、控之以势"为原则,逐渐摸索出一套对地方利益的补偿机制。

《字林西报》报道与李鸿章媒体形象的建构

通过运用跨文化的视角,聚焦晚清在华影响较大的英文外报《字林西报》,搜集该报1900-1902年有关李鸿章报道的原始报刊资料,探究《字林西报》如何塑造晚清重要历史人物李鸿章的媒体形象,分析这一媒体形象所蕴含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考察与李鸿章媒体形象相关的新闻生产以及李鸿章形象被《字林西报》建构的过程。

咸同年间李鸿章家族转型问题探析

李鸿章家族由传统科举家族向军功家族的成功转变,是咸同时期家族转型的典型范例。咸同军兴,内忧外患,李鸿章家族成员多投笔从戎。他们或专办团练守卫地方,或转战各地立下军功,更有李氏族人在征战的同时,也根据形势需要不断从事厘金、粮台、营务等多项事务。他们多有因军功而得到朝廷升赏者,更不乏位至卿相之人。李鸿章家族的转型成功,不但有助于家族的发展,其家族也成为稳定地方的重要力量。

李鸿章：辛丑画押，涕泪长流

<正>李鸿章的人生和其外交历程走到了尽头,但他对世界政治经济大势的判断,则在更早之前被记录下来,耐人回味。在近代中国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是否就是"千古罪人"?两个甲子以来,人们对此多有争论。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外交舞台上的"剧情"如何上演,台上的"演员"当然留下了最直观的印象,但在背后主宰的"编剧"和"导演",永远是不可抵挡的国际大势、历史潮流。并不是一句"千古罪人"就能包揽其中所有内涵。

目中无人遭奚落

<正>李鸿章是晚清最受争议的大人物。有的赞他为"中兴之臣",有的称他为"东方俾斯麦",有的骂他是卖国贼,有的说他是替罪羊,有的讥他是裱糊匠。李鸿章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对其下属,往往傲慢无礼,令人反感。梁启超曾评价他:"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可谓准确到位。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时,有一天正在批阅文件,秘书递上一张名片:某县长求见。李鸿章从窗口往外望去,果见一位身着官服的人进得大院,缓缓而来。心里想:此人来干嘛呢,汇报工作?得夹个公文包啊;跑官送礼?没背银袋子啊;惹出麻烦来谢罪?那也得捎点土特产吧。可是这位官员,却是两手攥空拳,啥也没拿啊。

李鸿章欧美考察记（下）

<正>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对外开放,从农耕文明被迫面对工业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开始有先行者将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遥远的国度,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西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西方试图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继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设立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不遗余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

基于生态翻译理论的旅游文本英译研究——以李鸿章故居为例

李鸿章故居是备受外国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高质量的旅游文本翻译可以促进合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推动当地文化走向世界。根据实地考察发现李鸿章故居的旅游文本英译存在着漏译和误译的问题。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以三维转换策略为指导,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入手,对该地旅游文本的英译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对不足之处进行改进。

李鸿章欧美考察记（上）

<正>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对外开放,从农耕文明被迫面对工业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开始有先行者将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遥远的国度,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西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西方试图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继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设立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不遗余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

利益交葛下的东西方观念冲突——袁世凯、德尼关系论

从1886年3月德尼入朝,到1891年1月德尼离朝,袁世凯与德尼的关系演化经历了总体尚可——渐行渐远——势同水火三个阶段。至于造成两人关系由热变冷、日渐恶化的原因,则是十分复杂的。在这中间,既有追逐权力的欲望,也有渴望金钱的私念,更有观念上的分歧。而当这一切与19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世界的变动交织在一起时,袁、德之间的冲突自然也就在所难免。概而言之,袁、德之间的冲突,是利益交葛下的东西方观念冲突。

李鸿章与女婿张佩纶

<正>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说:"我祖父出身于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后来张家也可以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在这里,张爱玲有一处错误,据笔者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今丰润区）黑山沟村的考察,张爱玲所说的"七家坨"应该是"齐家坨",理由是张爱玲并没有到过"齐家坨",而是在女佣的口口相传中,她误将"齐"读成"七",并且还想当然地认为"比三家村只多四家。"关于张佩纶的故事,

中缅边界问题的缘起——八莫之交涉

经过19世纪3次英缅战争后缅甸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为应对英国对缅殖民统治以及防止英国势力侵入滇藏地区,清政府驻英公使曾纪泽率先提出应力争缅甸边镇八莫为清之商埠,一则使云南商道经八莫直通伊洛瓦底江和印度洋,二则勿使英近我界。但清政府高层以力保缅甸朝贡作为谈判第一要义,对八莫问题未予高度重视,再加之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绕开曾纪泽直接与英国外交部私下交涉,由此形成清政府对英外交明暗两条线格局。尽管曾纪泽有清政府驻英使馆洋员马格里的支持和协助,但由于清政府高层的迟疑、赫德另拟交涉方案、李鸿章提出无法遥制八莫等现实问题,英方从考虑将八莫让与中国到允许中国在八莫设关取税再到断然拒绝中国有关八莫的提议,终使曾纪泽解决缅甸问题的方案落空。1886年中英签订《缅甸条约》,清政府承认英国对缅殖民统治地位,此后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不断深化。

曾国藩细节识人

<正>1853年,曾国藩决心组建一支湘军抗击太平军,于是便派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四处招兵买马,广纳贤才良将。一天,李鸿章从外面带回来三位青年才俊,想请曾国藩亲自面试后再量材而用。然而,让李鸿章颇感不解的是,对人才求贤若渴的曾国藩好像并不着急面试,他先命下人将三位青年带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等候,然后便和李鸿章边喝茶边闲聊起来。

李鸿章与守旧派互动研究（1861～1895）

1840年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不得不面对“千年变局”,清政府内部也不得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在鸦片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应对当时的危机局面,清政府内部官僚群体进一步产生了很大分化。1861年“洋务运动”爆发,洋务派官员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力图使中国在实力上追赶西方各国,李鸿章是这一官僚群体中较为突出的人物,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整个洋务群体的思想行为特征,李鸿章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的方式改变中国目前落后的情况。但是冲突也随之产生,李鸿章作为整个洋务官僚集体的重要组成人物,与当时和洋务派官员分庭抗礼的守旧派官僚在诸多方面的主张存在分歧,因而遭到了很大一部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守旧派官僚大多出身于科甲正途,饱受儒学熏陶,有非常强烈的卫道意识,思想较为封闭,在对待洋务这一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新生事物上,他们采取十分警戒的态度,所以在洋务新政进行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对于洋务官员进行弹劾驳正,一旦洋务建设产生弊端,这些弊端就成为了守旧派官员重点弹劾的依据。在洋务建设的过程中,李鸿章与守旧派官僚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以及洋务企业创办、海防建设、铁路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思想行为表达。以...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薛福辰相关笔札考释

薛福辰是清末外交官薛福成长兄,不仅善于办理洋务,同时也兼通医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署名薛福辰的手书信札9通,另有3通信札涉及薛福辰的生平。这些信札反映了他早年在李鸿章、丁宝桢幕府中的活动,以及他与李鸿章幕僚的交往。薛福辰不仅为李鸿章撰写奏疏,还充当了李氏兄弟家庭医生的角色。因为出色的医术,光绪六年,经李鸿章等人保送,他入宫为慈禧太后诊病,这也成为他最常为后世提及的事迹。本文对国博馆藏薛福辰信札的释读和考证有助于补充对其生平的研究,同时增进对晚清官僚士大夫行医现象的认识。

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指向“人”的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以《国家出路的探路与列强侵略的加剧》为例

陶行知教育思想主张以问题促思考,用"运神骋智"的方式来对发现明确的问题"想一个透彻",其中不乏蕴含着解决问题时所需的以差异、多元取代统一、普遍的教育哲学思想智慧。为探索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指向"人"的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以《国家出路的探路与列强侵略的加剧》为例,以李鸿章作为该课教学主线索人物,通过他人生履历分期研究的方式,将性格复杂而又矛盾的典型人物李鸿章与洪秀全、王家璧、左宗棠、翁同龢、伊藤博文等五个同时代人物的主张对照,从不同方面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发展学生学习力、发现力、合作力和评判力。

幕僚对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影响——以李鸿章西洋武器观为例

晚清洋务派名臣曾国藩以安分守拙的道德主义政治观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发展演变及最终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幕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极为器重的幕僚,得到后者悉心栽培与提点。由于时代变化以及个人经历、性格的差异,李鸿章形成了不拘成法的功利主义政治观。与曾国藩"用兵在人而不在器"的观点不同,李鸿章的西洋武器观是见利则力求效法。通过介绍西洋武器的实战功效,强调西洋武器对自强的帮助,组建新式淮军取得战果,李鸿章对曾国藩晚年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之逐渐认识和接受西洋武器。曾国藩晚年西洋武器观的转变,为其实践"取夷智、制夷器、以夷制夷"的洋务思想扫除思想障碍,促进了晚清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化发展。

因“势”“利”导:李鸿章与近代早期湖北煤铁的开采

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在湖北用西法开采煤铁,直接源于洋务企业对煤铁资源的迫切需求,根本上则在于清廷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既是其抢先控制战略资源、抵御列强军事威胁的应急之举,也寄托着其开辟利源、借"利"生"势"的远期考量。李、盛主张通过煤铁自给维护经济利权,将"利导"作为"话语"论证西法开矿的合理性,隐含了其借洋务成绩提升政治权力的功利心态。他们用经由洋矿师的勘矿报告等途径获得的矿产新知识指导实践,采取了"先煤后铁、土法先行"等措施应对资金、人才缺乏诸问题。为减弱机器开矿对地方经济—社会生态的冲击,李、盛以"动之以利、结之以义、控之以势"为原则,逐渐摸索出一套对地方利益的补偿机制。

《字林西报》报道与李鸿章媒体形象的建构

通过运用跨文化的视角,聚焦晚清在华影响较大的英文外报《字林西报》,搜集该报1900-1902年有关李鸿章报道的原始报刊资料,探究《字林西报》如何塑造晚清重要历史人物李鸿章的媒体形象,分析这一媒体形象所蕴含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考察与李鸿章媒体形象相关的新闻生产以及李鸿章形象被《字林西报》建构的过程。

咸同年间李鸿章家族转型问题探析

李鸿章家族由传统科举家族向军功家族的成功转变,是咸同时期家族转型的典型范例。咸同军兴,内忧外患,李鸿章家族成员多投笔从戎。他们或专办团练守卫地方,或转战各地立下军功,更有李氏族人在征战的同时,也根据形势需要不断从事厘金、粮台、营务等多项事务。他们多有因军功而得到朝廷升赏者,更不乏位至卿相之人。李鸿章家族的转型成功,不但有助于家族的发展,其家族也成为稳定地方的重要力量。

李鸿章：辛丑画押，涕泪长流

<正>李鸿章的人生和其外交历程走到了尽头,但他对世界政治经济大势的判断,则在更早之前被记录下来,耐人回味。在近代中国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是否就是"千古罪人"?两个甲子以来,人们对此多有争论。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外交舞台上的"剧情"如何上演,台上的"演员"当然留下了最直观的印象,但在背后主宰的"编剧"和"导演",永远是不可抵挡的国际大势、历史潮流。并不是一句"千古罪人"就能包揽其中所有内涵。

目中无人遭奚落

<正>李鸿章是晚清最受争议的大人物。有的赞他为"中兴之臣",有的称他为"东方俾斯麦",有的骂他是卖国贼,有的说他是替罪羊,有的讥他是裱糊匠。李鸿章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对其下属,往往傲慢无礼,令人反感。梁启超曾评价他:"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可谓准确到位。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时,有一天正在批阅文件,秘书递上一张名片:某县长求见。李鸿章从窗口往外望去,果见一位身着官服的人进得大院,缓缓而来。心里想:此人来干嘛呢,汇报工作?得夹个公文包啊;跑官送礼?没背银袋子啊;惹出麻烦来谢罪?那也得捎点土特产吧。可是这位官员,却是两手攥空拳,啥也没拿啊。

李鸿章欧美考察记（下）

<正>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对外开放,从农耕文明被迫面对工业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开始有先行者将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遥远的国度,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西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西方试图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继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设立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不遗余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

基于生态翻译理论的旅游文本英译研究——以李鸿章故居为例

李鸿章故居是备受外国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高质量的旅游文本翻译可以促进合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推动当地文化走向世界。根据实地考察发现李鸿章故居的旅游文本英译存在着漏译和误译的问题。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以三维转换策略为指导,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入手,对该地旅游文本的英译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对不足之处进行改进。

李鸿章欧美考察记（上）

<正>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对外开放,从农耕文明被迫面对工业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开始有先行者将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遥远的国度,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西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西方试图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继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设立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不遗余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

利益交葛下的东西方观念冲突——袁世凯、德尼关系论

从1886年3月德尼入朝,到1891年1月德尼离朝,袁世凯与德尼的关系演化经历了总体尚可——渐行渐远——势同水火三个阶段。至于造成两人关系由热变冷、日渐恶化的原因,则是十分复杂的。在这中间,既有追逐权力的欲望,也有渴望金钱的私念,更有观念上的分歧。而当这一切与19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世界的变动交织在一起时,袁、德之间的冲突自然也就在所难免。概而言之,袁、德之间的冲突,是利益交葛下的东西方观念冲突。

李鸿章与女婿张佩纶

<正>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说:"我祖父出身于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后来张家也可以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在这里,张爱玲有一处错误,据笔者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今丰润区）黑山沟村的考察,张爱玲所说的"七家坨"应该是"齐家坨",理由是张爱玲并没有到过"齐家坨",而是在女佣的口口相传中,她误将"齐"读成"七",并且还想当然地认为"比三家村只多四家。"关于张佩纶的故事,

中缅边界问题的缘起——八莫之交涉

经过19世纪3次英缅战争后缅甸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为应对英国对缅殖民统治以及防止英国势力侵入滇藏地区,清政府驻英公使曾纪泽率先提出应力争缅甸边镇八莫为清之商埠,一则使云南商道经八莫直通伊洛瓦底江和印度洋,二则勿使英近我界。但清政府高层以力保缅甸朝贡作为谈判第一要义,对八莫问题未予高度重视,再加之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绕开曾纪泽直接与英国外交部私下交涉,由此形成清政府对英外交明暗两条线格局。尽管曾纪泽有清政府驻英使馆洋员马格里的支持和协助,但由于清政府高层的迟疑、赫德另拟交涉方案、李鸿章提出无法遥制八莫等现实问题,英方从考虑将八莫让与中国到允许中国在八莫设关取税再到断然拒绝中国有关八莫的提议,终使曾纪泽解决缅甸问题的方案落空。1886年中英签订《缅甸条约》,清政府承认英国对缅殖民统治地位,此后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不断深化。

曾国藩细节识人

<正>1853年,曾国藩决心组建一支湘军抗击太平军,于是便派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四处招兵买马,广纳贤才良将。一天,李鸿章从外面带回来三位青年才俊,想请曾国藩亲自面试后再量材而用。然而,让李鸿章颇感不解的是,对人才求贤若渴的曾国藩好像并不着急面试,他先命下人将三位青年带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等候,然后便和李鸿章边喝茶边闲聊起来。

李鸿章与守旧派互动研究（1861～1895）

1840年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不得不面对“千年变局”,清政府内部也不得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在鸦片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应对当时的危机局面,清政府内部官僚群体进一步产生了很大分化。1861年“洋务运动”爆发,洋务派官员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力图使中国在实力上追赶西方各国,李鸿章是这一官僚群体中较为突出的人物,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整个洋务群体的思想行为特征,李鸿章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的方式改变中国目前落后的情况。但是冲突也随之产生,李鸿章作为整个洋务官僚集体的重要组成人物,与当时和洋务派官员分庭抗礼的守旧派官僚在诸多方面的主张存在分歧,因而遭到了很大一部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守旧派官僚大多出身于科甲正途,饱受儒学熏陶,有非常强烈的卫道意识,思想较为封闭,在对待洋务这一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新生事物上,他们采取十分警戒的态度,所以在洋务新政进行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对于洋务官员进行弹劾驳正,一旦洋务建设产生弊端,这些弊端就成为了守旧派官员重点弹劾的依据。在洋务建设的过程中,李鸿章与守旧派官僚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以及洋务企业创办、海防建设、铁路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思想行为表达。以...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薛福辰相关笔札考释

薛福辰是清末外交官薛福成长兄,不仅善于办理洋务,同时也兼通医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署名薛福辰的手书信札9通,另有3通信札涉及薛福辰的生平。这些信札反映了他早年在李鸿章、丁宝桢幕府中的活动,以及他与李鸿章幕僚的交往。薛福辰不仅为李鸿章撰写奏疏,还充当了李氏兄弟家庭医生的角色。因为出色的医术,光绪六年,经李鸿章等人保送,他入宫为慈禧太后诊病,这也成为他最常为后世提及的事迹。本文对国博馆藏薛福辰信札的释读和考证有助于补充对其生平的研究,同时增进对晚清官僚士大夫行医现象的认识。

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指向“人”的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以《国家出路的探路与列强侵略的加剧》为例

陶行知教育思想主张以问题促思考,用"运神骋智"的方式来对发现明确的问题"想一个透彻",其中不乏蕴含着解决问题时所需的以差异、多元取代统一、普遍的教育哲学思想智慧。为探索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指向"人"的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以《国家出路的探路与列强侵略的加剧》为例,以李鸿章作为该课教学主线索人物,通过他人生履历分期研究的方式,将性格复杂而又矛盾的典型人物李鸿章与洪秀全、王家璧、左宗棠、翁同龢、伊藤博文等五个同时代人物的主张对照,从不同方面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发展学生学习力、发现力、合作力和评判力。

晚清中美高桥轮船案研究(1862—1885)

高桥轮船是1862年苏松粮储道台杨坊向美商熙尔租借的一艘军火船,1863年被白齐文等人掳往苏州太平军,最后被清军轰坏。从1863年至1885年,乔治·西华德、何天爵、安吉立和杨约翰等美国驻华使领官员就轮船租用债务与多任上海道台、恭亲王、沈葆桢和李鸿章等进行交涉。案件长期搁置的原因与清政府中央与地方二元外交体制有关。整个交涉过程中,美国驻华使领官员善于利用规定维护美国在华商人利益。而参与交涉的清政府官员中李鸿章更富有外交策略和手段,在中法局势紧张之际消除了中美因债务交涉所产生的隔阂。

中法战后清政府续购快船筹议

中法战后,清廷再启海防讨论,多数督抚疆臣倾向有选择地采购西方舰船。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协商后,清廷谕令出使大臣曾纪泽和许景澄分向英、德两国各购两艘"济远"式快船,在李鸿章、曾纪泽、许景澄的商购过程中,驻厂监工刘步蟾以及驻外使馆随员王咏霓等人对"济远"舰均有指责,英、德厂商及海军部人员也互相攻击对方舰船设计上的缺陷,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撇开总理衙门指示曾、许二人签订采购合同。海军衙门成立后,奕譞总揽海防大权,削弱了李鸿章的购舰主导权,清政府内部形成双轨并行的海防领导和决策体制。此种体制的搭建,实为晚清海军近代化的滞碍难行埋下了伏笔。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评析

李鸿章是清朝晚期的重要大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手握外交重权,掌管外交事务,在清末基本参与了各项条约的签订和对外交涉事务,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他对中国近代的外交有自己的外交思想和策略,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等外交思想,对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吴棠与李鸿章唱和明光

<正>李鸿章和吴棠均为晚清重臣,他俩的交谊世人知之甚少,实际上他们交往密切,感情非同寻常。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出生于安徽庐州府（今合肥市）一个官宦家庭,系庐郡望族,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李鸿章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顺天举人,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帮办团练事宜,署善化县知县,以功赏加知府、按察使衔,入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办金陵机器局前后

<正>咸丰季年,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悲剧的结果使国人明白,要内平暴乱、外御列强,就必须改变落后挨打的现状。1861年,恭亲王奕訢提出了"自强"的主张。这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奕訢的设想是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主要是军备和军事技术,他把这视为"自强"的第一要务。由此,以武装和训练军队、引进和仿制先进装备为目的的"自强",

北上议和 “裱糊匠”李鸿章的谢幕

<正>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车驾西去后,总理衙门章京陈夔龙马上来找顺天府尹王培佑。陈夔龙曾是光绪元年贵州乡试中举的第一名,放在今天也算是高考状元,后曾为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幕僚,也顺利考取了进士,做过顺天府尹,曾经是北京城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陈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八大臣之一。陈夔龙长得帅气,说话又好听（"其人美风仪,善文辞"）,

李鸿章书法师承来源研探

<正>李鸿章为晚清重臣,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是淮军首领和北洋海军创始人、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爵位一等肃毅伯,谥号"文忠"。李鸿章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一生重视文翰奏章,于戎马倥偬、军政外交之余,临池不辍,倾情书法,书艺很高。因其书名为其显赫功业所掩,对李鸿章的书法研究不够深入,甚有遗憾。拙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李鸿章的书法师承来源作一研探:一是李鸿章早年科举时期的书法门径;二是李鸿章中年封疆时期的书法师承;三是李鸿章晚年宰辅时期的书法迷恋,以期窥测李鸿章书法艺术的风貌。

“裱糊匠”李鸿章为何不敢在北京买房

<正>李鸿章成名以后,积累了不少财富,但每次去往北京,都选择住在贤良寺里面,李鸿章为什么不给自己买一处寓所呢?1898年5月,李鸿章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巴黎万国运动会开幕仪式。开幕式上,各国国旗伴随着国歌依次升起,轮到大清国的黄龙旗升起时,现场却是一片寂静,偌大的中国,竟然连自己的国歌都没有。场上响起一片嘲笑声。

从清廷政争看光绪五、六年中日琉球交涉

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清廷内部政争激烈,发生于此时期的中日琉球交涉笼罩在其阴影之下。恭亲王奕?、沈桂芬主导的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共同掌控对日外交的话语权,形成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底线,然而这一"同盟"在边防危机引发的政治博弈中瓦解:清流围绕"崇厚使俄案"展开搏击,造成原有中央决策系统的撕裂,为更好处理对俄关系,两宫太后引惇亲王、醇亲王、潘祖荫与翁同龢进入决策班底,并启用南书房作为临时办公地,还命四人参与对琉球分割条约的会商,导致恭亲王、沈桂芬一系的决策权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李鸿章与沈桂芬渐行渐远,由支持草签琉球分割条约转向上奏反对,并获得淮系疆臣的支持。最终,琉球分割条约被废止。

对李鸿章、张之洞洋务思想的对比

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张之洞和李鸿章。二人的洋务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习价值,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对二人洋务思想的解读对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尤其史料比较教学有益,促进学生对洋务运动深入的学习。

清代建筑与装饰文化探析——以李鸿章故居为例

江淮地区的建筑风格简朴自然,与浓厚的宗族文化在建筑空间中相互融合与映射。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末期,古代建筑与思想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完整的保存与体现。通过对比和分析着重探讨了江淮地区典型民居——李鸿章故居的建筑结构与装饰细部,力求分析其建筑特点与当时的宗教文化的关系。李鸿章故居作为皖江典型民居充分体现了清代合肥地区以与佛道相容的儒教文化为思想主流。

李鸿章娴熟拿捏朝廷“面子”

<正>说李鸿章是晚清"第一重臣",应该不算虚传。1901年李鸿章病逝之际,正在从逃难地西安返京途中的慈禧,得到消息后慨然长叹:"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对1861年咸丰晏驾热河就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而言,李鸿章不仅可以托付国事,甚至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李鸿章却从来就不是朝廷的"应声虫",他在一系列军国大事上,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主意。八国联军入京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面对慈禧向西方

李鸿章致李瀚章家书二通释读

李鸿章写给兄长李瀚章的亲笔书信,通常每月有数封,信中将近期经手公务、交往人员、所闻朝野臣僚动态,或应对各事策略,以及子弟教育、家族事务等,无不坦诚直言,反映了他各个时期真实的思想动态和内心世界。可惜这类家书存世甚少。新披露的两封,正可见李鸿章在同光时期处理政务和家事的种种考量,尤其是在子弟教育方面的思想基调,对今天评判李鸿章教育思想仍有借鉴意义。

误报何以发生：《朝日新闻》涉华误报探源

晚晴重臣李鸿章于1901年11月7日去世,而在他去世前9个月的1901年2月1日,《朝日新闻》就误报"李鸿章于1月30日去世",目前学界没有对此的梳理和分析,相关史料中也没有对此事的记载。本文从《朝日新闻》早期驻华记者的发端着手,系统梳理此次误报的发生过程和整体面貌,并探析《朝日新闻》涉华误报的源头和原因。

李鸿章的对外经济思想及当代启示

洋务运动中,作为清朝统治集团关键人物之一的李鸿章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与技术,力求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进行多方面的经济革新,他的对外经济思想在兴办实业与洋商争利、重视国家关税、鼓励对外贸易和派遣学生留学海外等方面多有体现,他思想中的先进因素对我国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防、塞防争论期间的国内舆论研究

传统上,学术界对“海防、塞防争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1874年因“海防议”而引起的“海防、塞防之争”,并没有将这一争论的继续与发展,即收复新疆、解决伊犁问题,作出全面的梳理和考察。也没有对1874年到1881年间的国内舆论,特别是报刊舆论作出系统性研究。1874年至1881年,中国长期面临着西北与东南的边疆危机。在这一时期,以官员为代表的朝堂舆论和以报刊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对于如何处理西北、东南危机表现出了各自的态度。总体上来看,国内舆论更倾向于“急东南缓西北”“重海防轻塞防”。但在不同时期,舆论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同时,在解决西北、东南两大危机的过程中,舆论面对外部势力的恫吓,更易于妥协。本文通过分析朝堂舆论和报刊舆论,探讨当时国内舆论的总体倾向及动态,试图探索两种舆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正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海防、塞防争论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论述1874年底到1875年5月间,清政府决策时期的舆论。第三部分论述1875年5月到1878年间,关于收复新疆和台海局势的舆论。第四部分论述1878年到1881年,有关中俄伊犁问题和中日琉球问题的舆论。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朝堂舆论与社会舆论的对比...

李鸿章让马和电报赛跑

<正>跑死了3匹马后,他作出一个决定。19世纪30年代,电报渐渐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首条真正投入使用营运的电报线路在英国出现。列强的火炮轰开国门后,清朝不少王公贵族仍然没有意识到信息传递的重要性,坚持认为电线会破坏京城的风水。1877年10月,国内首条自主建设的电报线路完工,这项工作是福建巡抚丁日昌主持的。那时候京津之地仍然没有中国自己架设的电报线路。朝中守旧势力习惯了旧有的驿站传递方式,列强

北洋水师旅顺基地的非议与选址之争

1881年底,李鸿章亲临旅顺勘察后,确定以旅顺为北洋水师的大型基地,继而大力兴办旅顺海防工程。这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非但洋务派官僚,英、法、德、日等国的海军人士也纷纷前往观瞻。在旅顺现场勘察的基础上,出于认识与目的的不同,中外人士广泛非议旅顺的价值,批评旅顺基地的选址不当,进而引发了旅顺与威海卫、旅顺与胶州湾的选址之争。李鸿章在幕僚意见的影响下,基于他的布防思想并北洋海防筹办经费拮据的实际,力排众议,最终坚持以旅顺为"北洋第一重捍卫",为"北洋水师总汇之区"。

甲午战争前后的翁李之争

清末民间流行着一副著名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对仗工整,不仅嵌入李鸿章与翁同的身份与籍贯,还暗含翁李二人羁绊太深之意。李鸿章与翁同,一位是名满全球的实干权臣,一位是震慑庙堂的两朝帝师,针锋相对由来已久,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则持续升级。甲午一战,翁同借机倾陷,成为李鸿章签下耻辱的《马关条约》的重要原因之一,李也因此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晚清以来的很多记载都说甲午之战虽由朝鲜而起,其内在的原因,则是由于翁李二人的仇隙。如此重要的两位权臣为何纷争不断?他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有着哪些矛盾?以权臣纷争为主要表现的一系列社会乱象又是怎样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命运呢?

“愤然求去”的李鸿章是如何吃“回头草”的

<正>有句俗语叫"好马不吃回头草",比喻为有志气的人一旦做出了决定,即使遭受挫折,也不走回头路,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格魅力。其实这个观念有失偏颇,容易误导人,尤其是没有多少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的年轻人,更容易上它的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时候,马即使再好,也是需要吃回头草的。那些为了事业能屈能伸、能忍能让的人,实际上也是强者,同样受人尊敬。正因如此,"大丈夫能屈能伸"才能成为经典名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才

浅析晚清时期李鸿章矛盾性格的形成与表现

在新旧时代的交锋与更迭中,由于受清政府的局限、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长期官场氛围的熏陶和外交实践的感染,李鸿章逐渐形成了一种矛盾的性格。其具体表现在认识上的腐朽与开明、情感上的忠君与爱国、意志上的怯懦与坚忍和行为上的和戎与自强。正是这种矛盾的性格,让他挣扎在历史的漩涡里,注定了其悲剧的结局,至今仍然备受争议。

李鸿章一生评述

<正>李鸿章（1823—1901年）,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东乡大兴集人,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历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死后谥"文忠",封一等肃毅侯爵。一、出身正统耕读家庭,热衷仕途功名利禄李鸿章先祖自湖口迁至合肥,家族世代以耕读为业。祖父李殿华两次应乡试落第后,放弃猎取功名,退居乡间带领子孙耕读。父亲李文安自幼专心读书,热衷功名,进士出身,为官清廉,孝顺父母,受

“行险以徼幸”:杨崇伊的仕途与人生

杨崇伊出身常熟世家,拥有翰林名衔,拜入翁同龢门下,联姻李鸿章家族,外表风流倜傥,一度是晚清政坛少有的在清流与淮系之间左右逢源的人物。迨至甲午战后任职御史,他却出面为"后党",为李鸿章代言,首劾强学会,再劾文廷式,接连予维新官绅与"帝党"以重创。戊戌年间,又是他率先出首康有为和吁请慈禧太后训政,致使朝局发生同光以来最大的翻转。继而杨崇伊内结庆亲王,外联刘学询、庆宽,密谋"联日杀康"而未果。光绪二十五年冬,他外放汉中知府却不甘远仕,又借庚子事变之机,参赞李鸿章幕府,主持京师救济局,卒因贪黩昭著而遭驱逐赴任。晚年更因持枪夺妓,被两江总督端方等参奏革职,身败名裂。作为晚清政坛的有名人物,杨崇伊以其独特方式参与并影响了高层权力运作,同时也为认识晚清言官制度的流弊和慈禧太后的政治权术提供鲜活个案。

守势与攻势: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出兵朝鲜的军事战略

朝鲜战场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入朝作战前,清廷没有明确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在未获得制海权的情况下先使陆军集中于平壤,是军事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朝鲜当局完全违背中国利益把中国拖入对日战争。清军如果在镇压东学党后撤出朝鲜,可以避免更大的麻烦和冲突。清政府并不具备实施"南北夹击"汉城（今首尔）日军的条件,正确的军事战略是陆军取守势,海军取攻势。

大沽海防要塞经营与防御研究

天津位于海河下游,历来有“虎门大沽、并称天险”的称号。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京师门户,更是明清时期的漕运与河运汇聚的交通枢纽以及盐业中心,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上均处于重要的地位。由于天津地处渤海湾内,外有辽东、山东半岛为门户,在明清之前未曾遭受过海上侵略,故一直不是海防重地。明末倭乱、万历征朝时期天津虽有海防建设,但更多承担的是后勤基地职能。直到晚清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天津才作为海防重镇进行加固建设,在晚清经历了鸦片战争初次建设、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巩固,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最终形成了以大沽、北塘、新城为三角支撑的大沽要塞海防体系。作为北洋海军早期基地,和威海卫、旅顺形成环渤海海防体系。天津大沽要塞是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侵华等四次战争检验建设起来的。所以本文以大沽要塞的经营与战争检验为视角,重点研究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大沽要塞炮台的修造,火炮的设置以及在战争中要塞的职能的发挥。希望通过大沽要塞在战争中的职能发挥效果分析海防要塞建设不足,吸取经验和教训更好的面对未来的海上军事挑战。

一身功过任人评——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长寿秘诀

<正>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出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享年78岁。他是晚清朝廷的重臣,一手创办了"淮军"和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无疑,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浓墨重彩的人物。今天我们从养生科学的视角来了解一下李鸿章,毕竟在人均寿命不足四十岁的清末时代,面对内忧外患,各种压力之下,李鸿章能够寿活78岁,一定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赞赏·奖掖·疏离:李鸿章、陈兰彬因留美幼童而交往的三部曲

陈兰彬与李鸿章因选派幼童留美开始交往,有了共同利益。李鸿章对陈兰彬垂暮之年勇于督率幼童留美十分赞赏,力荐其出任驻美西秘三国使臣,促成了陈兰彬的仕途升迁、青史留名。陈兰彬监管留美幼童不力,并因错误地理解李鸿章的意图而径自奏请撤回留美幼童,致使李鸿章回天无力,导致了二人关系的疏远乃至分离。没有李鸿章作靠山,陈兰彬很快黯然离开晚清政坛。

“联合国官员”持枪证竟由“李鸿章”签发

<正>"你们没有资格检查我们,我要给一号首长打电话。""首长,我们在临沂罗庄被民警查了,你让公安部过来扒了他的皮!""上面马上派人来,你们现在认错还来得及。"……这是2019年12月9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罗庄分局盛庄派出所民警对辖区某宾馆例行检查时发生的一幕。

李鸿章建立华美银行的尝试

<正>光绪十一年（1885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曾经向慈禧太后提议开设官银行,但因为户部和言官们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中止。不过,李鸿章并没有放弃开设银行的打算,官银行得不到朝廷支持,就转向地方性的商办银行。他委托驻美公使张荫桓寻找美国有关银行章程,希望对开设银行能有进一步了解。不过,李鸿章还是比较谨慎,他在给张荫桓的信函中称,

晚清皇室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

作为近代物质文明成果的铁路从1860年代开始以技术形态输入中国,是否建设铁路成为清政府朝野讨论的议题。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英、德、美、法等国先后有过针对晚清皇室的铁路"实验"活动或设想,使晚清皇室的重要成员对铁路的态度有所松动。在1880年代时断时续地出现了6次铁路"试办"活动,第六次"试办"活动进行时还伴随着皇室游玩铁路的兴建。唐胥铁路的建成及其延展和津沽铁路的完工,是6次"试办"活动的成果。当铁路准备进一步向通州延展时引发津通铁路争论,经过争论,清政府定计兴办芦汉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得以起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皇室成员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和慈禧西太后等人对铁路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晚清政府铁路问题决策的前提。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过程反映着某种历史规定性。

浅析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政策

<正>发生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里的中日甲午战争,因其交战双方是日本和当时的清政府,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中方惨败结局,那么作为当时清政府外交官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态度——"避战求和"已为众人所公认,接下来我们就对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政策的背景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李鸿章从六岁就开始接受中国严格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感染下,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儒官的典型代表。在其思想意识的内在层面就已经无形的

初探李鸿章对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与贡献

从明末清初开始到晚清民初结束的西学东渐对我国近代化发展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国近代政治、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经济等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兴起使西学东渐逐渐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层面,不仅拉近了封建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更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启迪着人们的思想。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其在洋务运动中的一系列做法都在客观上推动了西学东渐,为近代中国先进科技、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西学东渐为历史背景,围绕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就李鸿章对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与贡献进行了深入的解析。通过对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相关内容的概述,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就李鸿章对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与贡献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希望能够通过以下研究和探讨,可以从理论研究层面为研究李鸿章对西学东渐的影响,对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会“变脸”的李鸿章

<正>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可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觉得那些年代、人物、事件繁多,记起来头都要炸了。自从上了初中我感到了历史的魅力,慢慢感悟到历史中的许多哲理。最近我们学校社团开展了"说说你眼中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我就斗胆地选择了历史上有争议的李鸿章。李鸿章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出生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在我以前的认识中,李鸿章就是一个十足的"汉奸""卖国贼"。翻开中国近代史,《马头条约》《辛丑条约》……一系列屈辱的卖

北洋水师铁甲舰购办始末

1874年日军武力犯台,清廷备御无策,不得不屈辱议和。此事引发朝野震荡,海防筹议因之而起。急筹海防成为廷臣疆吏的共识,购办铁甲自此开始。因为海防经费的拮据短绌并舰船知识的缺乏等原因,中国的铁甲购办历经曲折,先是在赫德的代办下购买了据说可以"制衡铁甲"的蚊子船,在发现了蚊子船的缺陷与不足后,李鸿章一度回心转意,又专注于铁甲舰。而此时恰逢西方议论"停造铁甲",驻德公使李凤苞也适时提出购办铁甲需"并举四事",李鸿章不得不缓办铁甲,而购买了"据云可追赶碰坏极好之铁甲船"的"超勇""扬威"碰快船。中外人士对两艘碰快船的非议与责难使北洋官僚不再信任赫德,外购舰船开始"权自我操"。李凤苞、徐建寅遍历欧洲考察军工,觅购铁甲,最终与德国的伏尔铿船厂签订了订造合同。"定远""镇远"铁甲舰的归列北洋,使北洋海军实力倍增,进而成为傲视亚洲的海上力量。

当梅威令遇到李鸿章: 西医将行于中国?——由晚清三场医学考试引发的讨论与思考

医学教育构成西医在华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哪种教学模式更有利于西方科学医学在华发展?本文以英国梅威令率领三位华人医学生在香港、上海参加医学考试,并在李鸿章的军营表演"车营救治死伤之法"的事件为例,考察了梅威令教学模式与当时盛行的医学传教模式间的差别,揭示出19世纪的中国还出现过世俗的医学教育,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通过史料辨析,本文梳理了梅威令与李鸿章相见的史实。作者提出只有在医学教育的世俗环境形成、医学进入国家体制和华人医生的身份获得认同时,西医才能行于中国。

李鸿章与地方科举

李鸿章一直心系安徽及庐州府的科举事业,谋求增加安徽省的乡试中额与学额,倡修庐州府学,新成安徽会馆,努力提升安徽在全国科举格局中的地位。李鸿章在任职江苏期间,新修苏州试院、改建正谊书院、拓展江南贡院,试图修复因战乱而停滞的地方科举事业。李鸿章督直期间创建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有力推动清季科举制度的变革进程。

李鸿章二题

<正>刺杀李鸿章我就是那个刺杀李鸿章的日本浪人,我叫小山丰太郎。后来改名叫六之助。你叫我小山,或者小六,都行。枪击李鸿章那年,我二十七岁。少年时,我两度退学,时常流落街头。等拳头渐渐变硬,为一口饭一杯酒一夜情,自觉不自觉,竟沦为打手之流。我们有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称呼,叫"壮士"。本壮士曾两次因斗殴而坐牢。

“按兵请旨”建议确实出自李鸿章之口

<正>别出心裁的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全新方案咸丰十年（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接着向北京推进,不久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勤王",交胜保调遣。这道圣旨是军机处于八月十一日

李鸿章其人

<正>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

约章齮齕: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抗争

中法战争时期,交战双方对战和议题进行了几轮交涉,形成系列条约。其中,既有对草约以及"福禄诺纸条"性质的缠斗,也有对谁是违约者以及战争责任人的追究,还有对约章条文以及中越关系定位的激辩。议和结果,后人多以战场胜利、议约失败作评,是论过于严苛。中方在条约交涉中,动员各种力量始终不懈地抗争,较好利用了"镇南关大捷"的时机,占据了较为主动的交涉地位,赢回了些许利权。毋庸讳言,该约中方的确作出了若干让步;但从当时整体国力来衡量,中国仍处弱势,条约适可而止地结束了战争,迎来了和平,在不平等条约肆行的语境下能够做到不割地不赔款,于近代中外停战条约亦属罕见。

1896年《纽约时报》专访李鸿章纪实

本文摘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清末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经历了蜕变,人民经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及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对外通商经济思想研究

1860年以后,列强纷纷打开中国大门,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束,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让日渐衰落的清政府更是雪上加霜。李鸿章身为晚清第一重臣对清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日常运作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参与当中,作为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决策者,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并深刻总结。尤其是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的洋务运动中起着指导作用,也为后世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早期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撑和理论引导。在封建经济制度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等形式仍存在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可谓有所突破,这也是我们近代史研究者绕不开的重要课题。

论李鸿章对朝全面干涉政策的大背景和直接动因

清朝通过镇压甲申政变遏制了朝鲜对晚清的离心倾向,《天津会议专条》又使晚清政府自认缓解了中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矛盾。但总体上日本越来越成为晚清在朝鲜的主要挑战者。同时,法国对越南日益加深的侵略使晚清面临如何处置朝鲜、越南这两个藩属国危机的难题。在朝鲜、越南势难两顾的情形下,晚清中国的安危天平上孰轻孰重、如何选择,成为李鸿章所主导的晚清对朝鲜政策面临重大挑战和转换的大背景和直接动因。

“能议是非者”李鸿章

<正>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又做过李鸿章幕僚的晚清名家吴汝纶,后来在撰写《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时,曾这样写道:"曾国藩性情坚重,谋定不变,其疏劾李元度,李鸿章尝以去就力争。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吴汝纶所说虽不尽是事实,但在曾国藩幕府工作期间,李鸿章敢于冒犯上司权威,大

“秋风宝剑孤臣泪”——从张之洞、李鸿章角度论开办矿业的必要性

通过张之洞和李鸿章二人开办铁矿必要性论述比较二人的洋务主张以及差异,是历史教学尤其史料比较教学的一种细化和学习的深入。

李鸿章家训中的美育思想及对当前高校美育的启示

在李鸿章家训中,关于如何对子女进行审美教育的言论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李鸿章家训在文章美育、书法美育领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有益的建议,在美育内容和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中国传统家庭美育的特色。李鸿章家训中的美育思想不仅在李氏子侄后辈的教育成才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当前高校美育实践中出现的功利化、理论化和模式化等不良倾向,也具有一定的纠偏除弊的功效。

试论李鸿章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与贡献

西学东渐从明末清初发展到晚清民初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晚清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将西学东渐历史潮流推向又一个高度,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读《李鸿章传》有感

梁启超在为李鸿章立传时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一生可谓文武兼备、叱咤风云,被誉为晚晴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然普遍大众的认知中,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卖国行为被唾弃至今,他真的是一个卖国贼吗?细品《李鸿章传》,抛开那些瑕疵,置身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可以读出一位报国者、领导者以及务实者的努力与无奈。

谈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争议颇多,莫衷一是。但无论何等评价,李鸿章确实是在晚清之际,主张变法思易,学习西方技术,开展洋务运动,促进近代各项事业发展。

共济时运细品苍凉——读《李鸿章传》有感

<正>北京民谚中说,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大人是外来户,大概不讲究这些规矩。也许是巧合,住在贤良寺庙后庙右的他,一生都未得到真正的安宁。如同他自己的感慨,"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煌煌史册中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不一而足,但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公认最为中正,他秉承着"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

曾国藩对湘军陆师的裁撤与安置

同治三年六月金陵克复后,曾国藩即筹划裁撤湘军陆师,七月至十二月,裁勇3万;同治四年正月至闰五月,继续裁3万多;同治四年七月因哗饷事件又裁1万多、至十二月总共已裁去十之七八,至奉命剿捻之时,湘军陆师裁撤将尽,仅剩刘松山一军。为保证裁军时尽发欠饷、防止兵勇因欠饷生事,曾国藩主要采取开办广东厘金,以湖南东征局协饷,利用江苏亩捐、租捐、善后捐款和淮南盐课盐厘,以及索要别处欠款等一系列措施筹集裁勇经费。被裁兵勇全发欠饷却引起未裁兵勇军心动摇,索饷哗变、殴辱大员等事端自霆营开始,尔后层见叠出,波及皖地南北防军乃至苏军。曾国藩一边筹款发饷安抚,一边对带头闹饷之人严加处置,终平息哗变并将涉事勇营裁撤净尽。对被裁将官,曾国藩竭力寻求安置之法,或以大衔借补小缺,或以考试得实缺,但仍无法全部安置。从曾国藩对湘军陆师的裁撤与安置,可以管窥这一善后措施之成败得失。

李鸿章与近代报业关系探析

晚清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源自西方的商业报刊作为"变局"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开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军政重臣媒介素养如何,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报业的发展轨迹。李鸿章对商业报刊社会功能的认识是由肤浅而逐渐走向深入的;他在利用报纸报道辅助决策上,手段也由简单而日趋娴熟;同时他还善于笼络报纸和报人,并有意扶持和介入一些办报活动。李鸿章极高的媒介素养有助于他最终成为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李鸿章后裔讲述百年家训

<正>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争议和个人魅力的晚清重臣。据初步统计,李氏家族现存后人约两万人,他们分布于世界各地。这些后辈中,出现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笔者经合肥、上海、美国寻访李鸿章后裔,带你走近一个最真实的李家。学会屡败屡战李永炜,1962年8月18日出生于江苏南京市鼓楼区,李鸿章第六代裔孙,李鸿章之子李经述的后人。父亲李道秉毕业于上海大同大

论李鸿章的军事后勤思想及其实践

晚清重臣李鸿章作为淮军统帅和北洋海军的实际首脑,在40余载的军事生涯中,十分注重淮军、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有着丰富的军事后勤思想及实践活动。他强调罗致筹饷人才与控制饷源之地;注重发展西式武器装备;建立完善长夫制与培养后勤专业人才;还重视后勤机构建设;将先进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李鸿章的军事后勤思想先后被应用于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建设实践中,推动了这两支军队的后勤建设从传统向近代之转变。对李鸿章军事后勤思想及其实践之研究,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军事后勤发展变化的规律,吸取相关经验教训。

“淮由湘出”事局审视——对晚清湘、淮系集团关系起端之揭示

晚清湘、淮系两大军政集团关系微妙复杂。在清军东线战区特别是沪上面临太平军威胁、形势危急之际,苏沪官绅一边推动"借师助剿",一边向湘军求援。曾国藩则无意"借师助剿",而选择东援,在其筹援、派援的过程中,基于多种因素,李鸿章得以脱颖而出,成为东援主帅的人选,并被"内定"为江苏巡抚。淮军则依赖由湘军中调拨营伍、从庐州府招募团练两种主要途径,在同治元年正、二月之际"初成",三月上旬自安庆启程赴沪标志其"正式成军出征";待清廷明降谕旨,令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后,"淮由湘出"即告完成,军政兼备的淮系集团形成。

李鸿章“西游记”(下)

<正>六、以"生产要素三元论"反驳美国排华论李鸿章一行于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访问。在美国访问时,无论是与政要会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仍多次谈到华工问题,维护华工权益。除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外,美国在1892年又通过了歧视在美华人的《格力法》。《格力

《萃锦唫》题序一则考论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清恭亲王奕所撰《萃锦唫》八卷,清光绪刻本,有光绪十一年奕"自序"及光绪十六年刚毅"跋"。《萃锦唫》是一部集句诗集,为奕集唐人诗句而成。书中天头有一篇以集唐文形式创作的墨笔题序,序末署名"李鸿章"。在此对书的序文内容及署名"李鸿章"之墨笔进行一些讨论分析。

北洋舰队官兵视角下的黄海海战

北洋舰队官兵在黄海海战前对中日两国海军真实实力的不同认知以及在黄海海战中的战场表现和对黄海海战后的反思,从另一个视角再现不同于传统的黄海海战叙事。中日矛盾激化后,北洋舰队基层官兵求战欲望强烈。出于对建功立业和高额报酬的追求以及囿于自己的知识和服役多年的自信,他们对海战前景持乐观态度。方伯谦虚报战果更使得他们坚信日本海军不堪一击;中高层海军将领要承受来自统治者的压力、清流派的责难和舆论的指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中日海军之间的差距有一定的认知,对中日海战前景持悲观态度。护航牙山却与日本海军的主力不期而遇,开战之前的北洋舰队官兵们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在舰上服役的多名洋员均记录下斗志昂扬的官兵们渴望与日本决战,以报丰岛海战之仇。中高层军官却因己方军舰性能、燃煤质量差、火炮射速慢等因素显得忧虑。开战后北洋舰队利用舰炮射程优势一度取得局部优势,但中日两国军舰性能的代差使得北洋舰队很快陷入困境。虽在丁汝昌和管带们的统帅下浴血奋战,北洋舰队还是处于下风,众官兵们士气高昂,冒着弹雨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在“致远”被击沉后,“济远”和“广甲”逃离使北洋舰队士气低落,鏖战五个多小时后日本军舰首先撤离战场。北洋...

李鸿章“西游记”(中)

<正>四、喜问女士芳龄、嫁否?在英国期间,曾有两位女记者先后采访李鸿章。大概从未面对过职业妇女、更未接受过女记者的采访,李鸿章好奇心更强,略带玩笑地反问得更加直接。第一位是在英国报社工作的美国女性,报纸以《李鸿章与新女性》作为标题,报道了这次采访。这

日本政府对“天津外交”的认识与运用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趋向于通过总理衙门来解决外交问题,在历经琉球案交涉失败的教训之后,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李鸿章在对日外交中的地位,并开始接受以李鸿章为主体的"天津外交",进而巧妙地运用它来为日本谋取利益。"天津外交"的核心是"和戎",从主观动机来说,李鸿章的和戎思想是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客观上来说,它虽为清朝解决了许多外交问题,却存在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等负面结果。

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袁世凯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关键代表人物,是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中国自强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晚清时期,他从登州从军、驻节朝鲜、小站练兵至巡抚山东、总督直隶,长期在关键岗位上历练,拥有一定的从政经验,视野开阔,尤其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在中国政坛上风生水起,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在长期的用人行政和实践中,袁世凯独特的用人思想逐渐形成。袁世凯作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人物,他的思想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用人思想也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中国传统的用人特点,又有为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而任用新型人才的特点。作为晚清重臣的袁世凯在追求权势的过程中,他的用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一步步取得政治高位,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民国初年纵横捭阖,问鼎最高权力铺平道路。可以看到的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在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除绪论之外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写袁世凯成长历程与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具体来说,在袁世凯的成长历程中,其家族世代为官的影响是他用人思...

《李鸿章全集》请旌折中的孝女孝行研究

《李鸿章全集》中收录了150余份为女性请旌的奏折,这些奏折集中在李鸿章留任直隶总督时期（1870—1894年）。请旌折背后所反映的是清朝系统规范的旌表制度。就请旌折中的孝女而言,她们不仅仅来自于直隶所属地区,有部分孝女来自其他省份,与这些女性相关的男性家属绝大多数具有一定地位的官职和身份。这些女性孝养父母、抚育弟妹、割肉疗亲、吁天请代、竭力营葬,甚至舍生殉亲。而国家政策的奖惩、家族家规的约束、孝女自身的认知三方面综合作用促进了孝女行孝,使得行孝变成一种内在要求,并且成为女性内心根深蒂固的道德伦理。

天津在近代中朝海上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

漕运、盐业和海运的发展促进了天津的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天津的城市扩张和繁荣。到鸦片战争前,天津已是中国北方物资交汇中心、四方货物集散基地。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天津开港埋下了伏笔,英国除了鸦片贸易获得大量利润外,其他商品的贸易中均处于劣势。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天津开埠,天津的对外通商大门至此打开。1861-1875年为天津对外贸易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虽发展迅速,但波动较大。开港初期天津的对外贸易以间接贸易为主,且进口远大于出口,主要受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控制。从具体贸易商品来看,天津对外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天津出口及复出口土货、土产运往外洋,均须运至上海再转运外洋,而直接运出的情况极少,几近于无。与中国开港一样,近代韩国也是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被迫作出的妥协。日本通过《江华岛条约》条约取得了在朝通商、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之后,欧美列强纷至沓来,相继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朝鲜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打开大门。1882年10月中朝双方经过交涉在天津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由此展开了近代条约体制下的中朝海上贸易。仁川的开港使两国间的海上贸易正式展开,仁川与上海、天...

西总布胡同27号的李鸿章故居

<正>根据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在1991年编著的《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一书中记载,"李鸿章祠堂遗址位于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该祠为其生前寓所,李鸿章故去时,即在此办理丧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在京病逝。听到李鸿章去世的消

甲午至庚子时期的荣禄与李鸿章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改变了甲申易枢后清廷的权力格局。比较显著的表征是满洲贵族荣禄权势的激升,以及中兴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势力的衰败。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逐步取代了淮军集团对北洋的长期控制,出现满洲贵族集权的一丝曙光。在权力交替过程中,受到慈禧太后宠幸的荣禄,迅速升迁;李鸿章则不甘落败,伺机而动,谋求发挥影响,二人关系十分微妙。如果考虑到慈禧驾驭臣下的灵活手腕和满洲贵族内部、汉族官员之间的派系利益之争,荣、李应对的形势更加复杂。事实上,他们周旋于复杂的派系之中,虽有分合,总体上仍保持着政治合作的态势。

甲午至庚子时期的荣禄与李鸿章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改变了甲申易枢后清廷的权力格局。比较显著的表征是满洲贵族荣禄权势的激升,以及中兴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势力的衰败。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逐步取代了淮军集团对北洋的长期控制,出现满洲贵族集权的一丝曙光。在权力交替过程中,受到慈禧太后宠幸的荣禄,迅速升迁;李鸿章则不甘落败,伺机而动,谋求发挥影响,二人关系十分微妙。如果考虑到慈禧驾驭臣下的灵活手腕和满洲贵族内部、汉族官员之间的派系利益之争,荣、李应对的形势更加复杂。事实上,他们周旋于复杂的派系之中,虽有分合,总体上仍保持着政治合作的态势。

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再析(1869-1881)——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考释

借助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对张之洞致张佩纶有关书札进行考订释读,可以追觅“清流”时期的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早年交往、密谋、合作与分歧。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以“洋务”立身鸣世,与李鸿章有了合作的基础,张李二人渐有直接往来与合作。为应对时局,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内、外朝相互呼应,共同配合琉球罢约、光绪七年沿海督抚调整及左宗棠的外调。这些事件凸显张之洞的主动性,而非仅为李鸿章的拉拢或张佩纶的穿引。探讨张李二人的早年交际,证实张之洞从“清流”向“洋务派”转变的论述模式存在可商榷之处。对近代史所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进行刊布,亦可补各版本《张之洞全集》之不足。

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清流、洋务“各有门面”?——以李鸿章与张之洞早期交往为线索

光绪初年以张之洞、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人物,皆以"知洋务"自许,较诸实际从事洋务事业的李鸿章,其视野非局限于因应现实需要的一舰一炮,主张"用人""经武"并重,规划更加宏阔。究其知识来源,则又不出书生闻见。他们对待被外界奉为"清流领袖"的李鸿藻,多有"假借"和"挟持"之意,两者关系近于"交而非党";与李鸿章反而多有互动,并非如晚清世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那般疆界分明。李鸿章笼络"清流"的用心,张佩纶而外,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不过,"清流"与"洋务"固有观念交集,然终究"各有门面",尤其对和战问题存在根本分歧,最终清流亦以战而败亡。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这一段早期交往,也是二人在庚子年（1900）以"书生习气"与"中堂习气"互驳公案的前史,本文的回溯工作旨在反思有关"洋务""清流"的既有认知,为理解这一公案厘清脉络。

甲午至庚子时期的荣禄与李鸿章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改变了甲申易枢后清廷的权力格局。比较显著的表征是满洲贵族荣禄权势的激升,以及中兴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势力的衰败。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逐步取代了淮军集团对北洋的长期控制,出现满洲贵族集权的一丝曙光。在权力交替过程中,受到慈禧太后宠幸的荣禄,迅速升迁;李鸿章则不甘落败,伺机而动,谋求发挥影响,二人关系十分微妙。如果考虑到慈禧驾驭臣下的灵活手腕和满洲贵族内部、汉族官员之间的派系利益之争,荣、李应对的形势更加复杂。事实上,他们周旋于复杂的派系之中,虽有分合,总体上仍保持着政治合作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