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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又称 张白圭、张江陵、张太岳
张居正(1525—1582)明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字叔大,号太岳。嘉靖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徐阶所器重。累官右中允、国子司业,翰林院侍讲学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高拱共同促成俺答封贡。神宗即位,联合宦官冯保逐高拱,任首辅。万历初年,慈圣皇太后以帝年幼,委以大权,帝亦以师礼待之。前后当国十年,大力改革,倡行恢复祖制,综核名实,整饬吏治,知人善用;禁滥用驿传、冒滥生员;汰冗员、饬边防,致物议飞腾,多以为操切。万历五年(1577)丧父,遵旨夺情。次年下令清丈全国田亩。九年推行一条鞭法,平均赋役,国库渐丰,内外安谧。次年病卒,谥文忠。因神宗厌其生前恩威震主,遂惨遭抄籍。有《张文忠公全集》。(来源: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 2000-03)

人名:张居正

别名:张白圭、张江陵、张太岳

字: 叔大

号: 太岳

谥号:文忠

性别:男

所处时代:明朝

国(旗)籍:中国

出生时间:1525

死亡时间:1582

祖籍:

出生地:湖广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

人物标签:

求学院校:

官职: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学位:

工作机构: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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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年五月初五日(1525年5月26日,此据《登科录》《万历起居注》以及《明实录》等;另有《行实》称其生于五月初三日 即1525年5月24日,并得到当代著述采用,该日期或是因文字刊刻致误),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一位秀才的家里出生。据说张居正出生之前其曾祖父做了个梦,梦中一轮圆月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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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同年,张居正做了补府学生。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张居正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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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九年(1540年),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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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 [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

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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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去世后,徐阶起草遗诏,引张居正与之共谋。不久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王潜邸故讲官陈以勤一起入阁,而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府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
次年(1569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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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请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
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
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

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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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公历7月9日), [25] 太师(死前九日晋 [26] )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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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张居正与嘉隆之际胶莱运河的治理

<正>南北贯穿山东半岛的胶莱运河,全长400余里,因沟通胶州湾和莱州湾而得名,号称中国的"苏伊士运河"。胶莱运河开挖于元至元十七年(1280),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该河"与海运相表里"②,用于漕粮海运,由淮河口经海路横穿山东半岛至天津:以避开内河航运的黄河侵扰以及海运的山东半岛成山角风涛之险,因此"议海道自不得不议胶莱运河,以防海运之阻"③、胶莱河为"议海运者所必讲也"④。以往有关胶莱运河的研究,侧重于其兴废变迁的历史以及开发的意义⑤,而从管理者决策的角度分析胶莱运河治理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张居正与嘉隆之际胶莱运河的治理

<正>南北贯穿山东半岛的胶莱运河,全长400余里,因沟通胶州湾和莱州湾而得名,号称中国的"苏伊士运河"。胶莱运河开挖于元至元十七年(1280),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该河"与海运相表里"②,用于漕粮海运,由淮河口经海路横穿山东半岛至天津:以避开内河航运的黄河侵扰以及海运的山东半岛成山角风涛之险,因此"议海道自不得不议胶莱运河,以防海运之阻"③、胶莱河为"议海运者所必讲也"④。以往有关胶莱运河的研究,侧重于其兴废变迁的历史以及开发的意义⑤,而从管理者决策的角度分析胶莱运河治理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张居正用人的思想原则和艺术

张居正是明朝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其用人思想以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为价值导向,以各尽其能、人尽其才为基本原则,以惩前毖后、革旧立新为基本目标,基本实现了用人的忠诚、精准、科学到位的完美统一。张居正的用人观既为其改革治政奠定了基础,又塑造了其敢于担当、忠诚待国的政治家形象。张居正的选才用人思想既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又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居正的用人观

<正>作为明朝有作为的政治家,张居正的用人思想难能可贵。其用人之准确且能将所用之人的才华发挥到极致,助其改革一臂之力。张居正不是完人,但是他竭尽全力地去改革,去治理朝政,给人留下了敢于担当、忠诚待国的印象。正如他所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他为国选才用人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居正的用人之道解析

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新政,提拔和任用了大批人才,体现出他个人杰出的用人之道。在用人目标方面,他注重兴利除弊,尽人之智;在用人原则方面,他不限资历,不求全责备;在人才管理方面,他创造空间,爱才惜才。张居正的一系列举措最终造就了明王朝中后期最后的人才盛世。 

明代版的将相和:张居正与谭纶、戚继光的故事

<正>大明帝国到了晚期,东西南北俱有边患,境内外烽烟四起,饱受"南倭北虏"、"夷"军突起的困扰。张居正倍加重视国防建设,试图扭转明朝"重文轻武"的风气,愿与武将分享更多的权力。他把最优秀的将领放在护卫京师最重要的蓟镇、宣、大、山西和辽东等地,并根据不同前线的特点,制订不同的战略部署。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文武之才皆鼎盛。边陲四方,闪烁着久经战火洗礼、为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的将星们,谭纶、戚继光、 

张居正的面子决定了海瑞的帽子

<正>古代官场像海瑞这样德才兼备、勤绩双全、肝胆俱在的官员不多,按理说此等模范官员应当发光发热,怎么也不至于让他发出"这等世界究竟做成甚事业"的感叹。可如果说海瑞升官升不上,这话也是不准确的。他的官运不好也不坏,虽然宦途坎坷沉浮,至少也升到了右佥都御史,正四品。海瑞后来遇到了天花板,官运便日暮穷途了。海瑞的天花板是谁呢?是张居正。《明史》是这么解释的":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所有人都强烈举荐海瑞,但这没有用,决定权被张居正紧紧握在手上,他一票就否决了。 

当皇帝这事,比你想象的憋屈多了

<正>中国数千年帝制,皇帝上衔天命,下御臣民,身居九五之尊,从来都是一言九鼎,似乎不受任何掣肘,但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呢?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发觉并不是如此。皇帝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赏谁就赏谁,想杀谁就杀谁。皇帝做事,有时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做皇帝的有时身不由己,甚至还很痛苦呢!万历皇帝即位时才10岁,他从小就跟着首辅张居正,他的8位老师和侍读,都是张居正任命的。他的两位母亲,受前朝首揆高拱胁迫,张居正献计除了高拱,从此以后,两宫太后和万历,都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万历十五年》中皇帝的多维立体形象分析

《万历十五年》于1981年出版,除影响了史学界对于历史书写问题的研究,也从多个方面丰富了对万历皇帝的研究。黄仁宇以六个主要历史人物为主题,以介于商业性和学术性之间的方式阐述对明朝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通过对明朝文官制度以及万历身边人物关系的研究,黄仁宇描绘了一个多维立体的万历形象——作为一个皇权符号与作为一个人之间的矛盾,作为拥有皇权的皇帝与代表绅权的文官之间的矛盾。 

历史功能·权力轮回·杂学趣味——《张居正》文化阐释

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是一部被评论家视为"以心灵吟唱历史,以史笔重构文化"的具有恢宏史诗气象的历史小说。其历史观念、表现方法、文化思辨、地域符码呈现、人物形象塑造、审美空间构建等,在当代历史小说写作中均具有标志性意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张居正这一典型的"楚狂"人物形象。《张居正》能够很好地调和"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双重功能,真正做到了"历史真实"与"小说想象"的有机结合。小说对权力文化进行了独到思考和深入探讨。小说中丰富背景知识的铺陈,杂学趣味的呈现,营造出浓淡相宜、疏密相间的美学空间。 

大明“救时之相”——张居正

<正>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引用"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一句,这句话出自明代张居正的《答宣大巡抚吴环洲策黄酋》一文。今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 

张居正用人的思想原则和艺术

张居正是明朝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其用人思想以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为价值导向,以各尽其能、人尽其才为基本原则,以惩前毖后、革旧立新为基本目标,基本实现了用人的忠诚、精准、科学到位的完美统一。张居正的用人观既为其改革治政奠定了基础,又塑造了其敢于担当、忠诚待国的政治家形象。张居正的选才用人思想既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又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居正的用人观

<正>作为明朝有作为的政治家,张居正的用人思想难能可贵。其用人之准确且能将所用之人的才华发挥到极致,助其改革一臂之力。张居正不是完人,但是他竭尽全力地去改革,去治理朝政,给人留下了敢于担当、忠诚待国的印象。正如他所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他为国选才用人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马世奇澹宁居刻本《书经直解》论骘

马世奇师从顾宪成、高攀龙,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书经直解》是其现存唯一刊刻的书作,现存于南京图书馆及故宫博物院。《书经直解》马世奇刻本纠正了"万历元年本"的诸多讹误,对于订定当前《书经直解》已出版的整理本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另一方面,马氏借"序"言叙说了张居正在明末得以平反的历史事实,吉光片羽之间展露出明末有识之士怀思救时宰相、渴望救亡图存的经世理想和价值追求。研究马世奇刻本《书经直解》,对该书现代出版物的勘正再版大有裨益;同时对于窥探马世奇等明末士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不无价值。 

于慎行的厚道

<正>于慎行是明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天资聪颖、才气逼人,《明史》中评价他"学有原委,淹贯百家,博而核,核而精"。然而,他更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厚道。于慎行23岁中进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年(1576年),年仅27岁的他便成为明神宗朱翊钧的老师,负责讲授四书和《资治通鉴》。有一次,于慎行等人授完课,明神宗情绪不错, 

工于谋国 拙于谋身——太岳相公张居正

梁启超曾说,张居正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黄仁宇曾言,世间已无张居正。在华夏千年历史长河中,张居正是一个具有着相当象征意义的人物:笔者发现在《明史》中涉及"张居正"篇目就高达72篇。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几百年来都少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往往是"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本文将简述张居正本人生平,并结合以前已有的观点,对张居正进行简要的评价。 

“从历史关注今天”:历史小说《张居正》中的改革书写

熊召政的历史小说《张居正》的总主题是写"改革"。作品不仅以张居正及其同道为推行改革勇往直前、以身作则的精神与实践,谱写一曲改革者赞歌;还从社会制度、文化网络及复杂人性等方面,揭示张居正及其改革悲剧的原因,奏响一曲改革者悲歌。同时,文体形式的选择、情节张力的构设及虚实关系的处理等,也服务于改革主题的表达及"从历史关注今天"的创作寓意。 

近代西方社会以艺术图像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以18世纪法国版《帝鉴图说》为例

论文通过分析法国版《帝鉴图说》插图的构图形式、建筑形态与人物形象等图像特征,利用几何模型解析图像独特的透视特点,并以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为蓝本进行图像与文本的对比,认为法国版《帝鉴图说》始终以宗教的角度和西方的观看方式来改造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带有强烈的宗教性和意识形态性。在绘画构图上,该著用天主教的观念、定点透视的观看方式,将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中图像的构图"十字化",将中国建筑的檐柱"基督化"。在建筑表现上,法国版《帝鉴图说》用西方文化中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建筑"改造"了中国的高台建筑,构建了中国建筑的高贵典雅、崇高壮美的形象,表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敬意及仰视的观看姿态。在人物形象上,法国版《帝鉴图说》根据西方的审美习惯和西方贵族阶级的偏好,塑造出西方化、贵族化、神秘化的中国人物形象。这种移植传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想象,通过建构他者的文化乌托邦,向西方社会引介了一个被教化或可教化的东方大国形象。法国版《帝鉴图说》向西方知识界传达了中国崇高、美好的形象,构建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知识学"。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认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误读的,尽管它确实推动... 

张居正改革对当下中国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启示

在人类社会中,政府的出现是社会管理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标志,伴随着政府的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统治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关系,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不论是西方发展史还是中国发展史,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都经历过许多次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往往不能仅依靠对于当下现实的认知,同时也要借鉴历史上改革的经验。在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以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已然迫在眉睫,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对历史经验的批判与借鉴史必不可少的。在中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革史中,出现过许多思想超前的财政学家,如本文所论述的张居正。本文之所以对张居正改革进行研究,是因为张居正改革本身在我国古代财政改革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其中涉及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内容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首先是张居正改革的社会背景是明朝百年积弊之下,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机,而张居正的改革正好挽救了处于危机边缘的明王朝的命运,造就了短暂的“万历中兴”局面;其次张居正改革的社会背景与当下我国社会背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最后是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较近,史料比较丰富,能够做出更加详细,更加深入的分析。目前... 

明代提学官的书院建设与张居正的学政改革

明代提学设官后,由于职责与职权未能平衡,因此有的提学官试图打破令甲所限,在官学之外别建书院来走出制度困境。明代提学官所建书院有衙署、祭祀、聚徒讲学三大类型。影响最大的是聚徒讲学型书院,其中的精英教育以省级书院成就最高,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学系统中省一级的空白,是清代省会书院制度的先导。中晚明王学兴起后,王门后学利用担任提学官的机会,通过建设书院来传播新思想,更将讲会制度引入官办书院,通过思想与制度的双重渗透瓦解了官学体制中的师生秩序,以讲学同志的连属形成团体。此时,秉持取士之权的提学官在选拔讲学团体成员时面临私相授受的指控,进而引发了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学政改革,明令提学官"不许别创书院"。此后,提学官通过建设书院来"教士"的行动遭到打击,逐渐向专于"校士"的职能转变。 

话说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全盘否定

<正>权力是改革的必备条件,要改变朝廷的腐败局面,必须掌握真正的权力。张居正多次试探万历皇帝对他掌权的态度。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御史刘台疏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目无朝廷;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一些同僚参劾张居正父死不奔丧,在于留恋首辅大权;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弹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独揽朝纲。面对汹涌舆论,张居正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以谢弹劾之人,都被皇帝恳切挽留而止。 

小皇帝的课——《帝鉴图说》及其版本流

<正>引言Critical Introduction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启蒙教育的传统,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很看重对后代的启蒙教育,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帝鉴图说》便是明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和吕调阳专为十岁的小皇帝编写的一部帝王教材,希望他可以以史为鉴,将来成为一位明君。此书因其内容上的雅俗共赏、形式上的图文并茂,自问世以来备受统治者和一般士人百姓的青睐,四百多年间多次翻印传抄,不仅有汉、满、日各种文本传世,而且远播云南等边远之地,可谓"流播宇内,泽被士庶"。本文试就此书现存的4种明代版本和3种清代版本及1种日本刻本加以解析,厘清其版本流传脉络,希冀对这部帝王教材的传播研究有所裨益。 

明代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生平考论

明代万历中前期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出身于被称为"荆湖鼎族"的麻城锁口河刘家,且在明代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理当只对皇帝负责的锦衣卫,刘守有却能在皇帝、宦官和朝官中斡旋自如,尽力周济士大夫,并且广泛结交文化名流,与过往刻板印象中的锦衣卫形象绝不相同。刘守有在万历时期的活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时人对锦衣卫观念的转变。对刘守有的家族背景、仕宦履历、为政梗概、生平交游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强对锦衣卫体系内个体官员的关注,了解锦衣卫权力运行的具体情况,也为黄冈地区的历史文化挖掘提供了助力。 

当皇帝这事,比你想象的憋屈多了

<正>中国数千年帝制,皇帝上衔天命,下御臣民,身居九五之尊,从来都是一言九鼎,似乎不受任何掣肘,但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呢?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发觉并不如此。皇帝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赏谁就赏谁,想杀谁就杀谁。皇帝做事,有时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做皇帝的有时身不由己,甚至还很痛苦呢! 

张居正的面子决定了海瑞的帽子

<正>古代官场像海瑞这样德才兼备、勤绩双全、肝胆俱在的官员不多,按理说此等模范官员应当发光发热,怎么也不至于让他发出"这等世界究竟做成甚事业"的感叹。可如果说海瑞升官升不上,这话也是不准确的。他的官运不好也不坏,虽然宦途坎坷沉浮,至少也升到了右佥都御史,正四品。海瑞后来遇到了天花板,官运便日暮穷途了。海瑞的天花板是谁呢?是张居正。《明史》是这么解释的":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所有人都强烈举荐海瑞,但这没有用,决定权被张居正紧紧握在手上,他一票就否决了。 

当皇帝这事,比你想象的憋屈多了

<正>中国数千年帝制,皇帝上衔天命,下御臣民,身居九五之尊,从来都是一言九鼎,似乎不受任何掣肘,但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呢?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发觉并不是如此。皇帝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赏谁就赏谁,想杀谁就杀谁。皇帝做事,有时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做皇帝的有时身不由己,甚至还很痛苦呢!万历皇帝即位时才10岁,他从小就跟着首辅张居正,他的8位老师和侍读,都是张居正任命的。他的两位母亲,受前朝首揆高拱胁迫,张居正献计除了高拱,从此以后,两宫太后和万历,都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万历十五年》中皇帝的多维立体形象分析

《万历十五年》于1981年出版,除影响了史学界对于历史书写问题的研究,也从多个方面丰富了对万历皇帝的研究。黄仁宇以六个主要历史人物为主题,以介于商业性和学术性之间的方式阐述对明朝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通过对明朝文官制度以及万历身边人物关系的研究,黄仁宇描绘了一个多维立体的万历形象——作为一个皇权符号与作为一个人之间的矛盾,作为拥有皇权的皇帝与代表绅权的文官之间的矛盾。 

历史功能·权力轮回·杂学趣味——《张居正》文化阐释

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是一部被评论家视为"以心灵吟唱历史,以史笔重构文化"的具有恢宏史诗气象的历史小说。其历史观念、表现方法、文化思辨、地域符码呈现、人物形象塑造、审美空间构建等,在当代历史小说写作中均具有标志性意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张居正这一典型的"楚狂"人物形象。《张居正》能够很好地调和"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双重功能,真正做到了"历史真实"与"小说想象"的有机结合。小说对权力文化进行了独到思考和深入探讨。小说中丰富背景知识的铺陈,杂学趣味的呈现,营造出浓淡相宜、疏密相间的美学空间。 

大明“救时之相”——张居正

<正>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引用"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一句,这句话出自明代张居正的《答宣大巡抚吴环洲策黄酋》一文。今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 

张居正用人的思想原则和艺术

张居正是明朝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其用人思想以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为价值导向,以各尽其能、人尽其才为基本原则,以惩前毖后、革旧立新为基本目标,基本实现了用人的忠诚、精准、科学到位的完美统一。张居正的用人观既为其改革治政奠定了基础,又塑造了其敢于担当、忠诚待国的政治家形象。张居正的选才用人思想既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又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居正的用人观

<正>作为明朝有作为的政治家,张居正的用人思想难能可贵。其用人之准确且能将所用之人的才华发挥到极致,助其改革一臂之力。张居正不是完人,但是他竭尽全力地去改革,去治理朝政,给人留下了敢于担当、忠诚待国的印象。正如他所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他为国选才用人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马世奇澹宁居刻本《书经直解》论骘

马世奇师从顾宪成、高攀龙,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书经直解》是其现存唯一刊刻的书作,现存于南京图书馆及故宫博物院。《书经直解》马世奇刻本纠正了"万历元年本"的诸多讹误,对于订定当前《书经直解》已出版的整理本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另一方面,马氏借"序"言叙说了张居正在明末得以平反的历史事实,吉光片羽之间展露出明末有识之士怀思救时宰相、渴望救亡图存的经世理想和价值追求。研究马世奇刻本《书经直解》,对该书现代出版物的勘正再版大有裨益;同时对于窥探马世奇等明末士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不无价值。 

于慎行的厚道

<正>于慎行是明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天资聪颖、才气逼人,《明史》中评价他"学有原委,淹贯百家,博而核,核而精"。然而,他更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厚道。于慎行23岁中进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年(1576年),年仅27岁的他便成为明神宗朱翊钧的老师,负责讲授四书和《资治通鉴》。有一次,于慎行等人授完课,明神宗情绪不错, 

工于谋国 拙于谋身——太岳相公张居正

梁启超曾说,张居正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黄仁宇曾言,世间已无张居正。在华夏千年历史长河中,张居正是一个具有着相当象征意义的人物:笔者发现在《明史》中涉及"张居正"篇目就高达72篇。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几百年来都少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往往是"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本文将简述张居正本人生平,并结合以前已有的观点,对张居正进行简要的评价。 

“从历史关注今天”:历史小说《张居正》中的改革书写

熊召政的历史小说《张居正》的总主题是写"改革"。作品不仅以张居正及其同道为推行改革勇往直前、以身作则的精神与实践,谱写一曲改革者赞歌;还从社会制度、文化网络及复杂人性等方面,揭示张居正及其改革悲剧的原因,奏响一曲改革者悲歌。同时,文体形式的选择、情节张力的构设及虚实关系的处理等,也服务于改革主题的表达及"从历史关注今天"的创作寓意。 

近代西方社会以艺术图像建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以18世纪法国版《帝鉴图说》为例

论文通过分析法国版《帝鉴图说》插图的构图形式、建筑形态与人物形象等图像特征,利用几何模型解析图像独特的透视特点,并以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为蓝本进行图像与文本的对比,认为法国版《帝鉴图说》始终以宗教的角度和西方的观看方式来改造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带有强烈的宗教性和意识形态性。在绘画构图上,该著用天主教的观念、定点透视的观看方式,将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中图像的构图"十字化",将中国建筑的檐柱"基督化"。在建筑表现上,法国版《帝鉴图说》用西方文化中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建筑"改造"了中国的高台建筑,构建了中国建筑的高贵典雅、崇高壮美的形象,表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敬意及仰视的观看姿态。在人物形象上,法国版《帝鉴图说》根据西方的审美习惯和西方贵族阶级的偏好,塑造出西方化、贵族化、神秘化的中国人物形象。这种移植传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想象,通过建构他者的文化乌托邦,向西方社会引介了一个被教化或可教化的东方大国形象。法国版《帝鉴图说》向西方知识界传达了中国崇高、美好的形象,构建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知识学"。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认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误读的,尽管它确实推动... 

张居正改革对当下中国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启示

在人类社会中,政府的出现是社会管理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标志,伴随着政府的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统治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关系,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不论是西方发展史还是中国发展史,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都经历过许多次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往往不能仅依靠对于当下现实的认知,同时也要借鉴历史上改革的经验。在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以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已然迫在眉睫,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对历史经验的批判与借鉴史必不可少的。在中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革史中,出现过许多思想超前的财政学家,如本文所论述的张居正。本文之所以对张居正改革进行研究,是因为张居正改革本身在我国古代财政改革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其中涉及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内容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首先是张居正改革的社会背景是明朝百年积弊之下,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机,而张居正的改革正好挽救了处于危机边缘的明王朝的命运,造就了短暂的“万历中兴”局面;其次张居正改革的社会背景与当下我国社会背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最后是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较近,史料比较丰富,能够做出更加详细,更加深入的分析。目前... 

明代提学官的书院建设与张居正的学政改革

明代提学设官后,由于职责与职权未能平衡,因此有的提学官试图打破令甲所限,在官学之外别建书院来走出制度困境。明代提学官所建书院有衙署、祭祀、聚徒讲学三大类型。影响最大的是聚徒讲学型书院,其中的精英教育以省级书院成就最高,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学系统中省一级的空白,是清代省会书院制度的先导。中晚明王学兴起后,王门后学利用担任提学官的机会,通过建设书院来传播新思想,更将讲会制度引入官办书院,通过思想与制度的双重渗透瓦解了官学体制中的师生秩序,以讲学同志的连属形成团体。此时,秉持取士之权的提学官在选拔讲学团体成员时面临私相授受的指控,进而引发了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学政改革,明令提学官"不许别创书院"。此后,提学官通过建设书院来"教士"的行动遭到打击,逐渐向专于"校士"的职能转变。 

话说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全盘否定

<正>权力是改革的必备条件,要改变朝廷的腐败局面,必须掌握真正的权力。张居正多次试探万历皇帝对他掌权的态度。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御史刘台疏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目无朝廷;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一些同僚参劾张居正父死不奔丧,在于留恋首辅大权;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弹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独揽朝纲。面对汹涌舆论,张居正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以谢弹劾之人,都被皇帝恳切挽留而止。 

小皇帝的课——《帝鉴图说》及其版本流

<正>引言Critical Introduction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启蒙教育的传统,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很看重对后代的启蒙教育,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帝鉴图说》便是明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和吕调阳专为十岁的小皇帝编写的一部帝王教材,希望他可以以史为鉴,将来成为一位明君。此书因其内容上的雅俗共赏、形式上的图文并茂,自问世以来备受统治者和一般士人百姓的青睐,四百多年间多次翻印传抄,不仅有汉、满、日各种文本传世,而且远播云南等边远之地,可谓"流播宇内,泽被士庶"。本文试就此书现存的4种明代版本和3种清代版本及1种日本刻本加以解析,厘清其版本流传脉络,希冀对这部帝王教材的传播研究有所裨益。 

明代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生平考论

明代万历中前期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出身于被称为"荆湖鼎族"的麻城锁口河刘家,且在明代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理当只对皇帝负责的锦衣卫,刘守有却能在皇帝、宦官和朝官中斡旋自如,尽力周济士大夫,并且广泛结交文化名流,与过往刻板印象中的锦衣卫形象绝不相同。刘守有在万历时期的活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时人对锦衣卫观念的转变。对刘守有的家族背景、仕宦履历、为政梗概、生平交游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强对锦衣卫体系内个体官员的关注,了解锦衣卫权力运行的具体情况,也为黄冈地区的历史文化挖掘提供了助力。 

当皇帝这事,比你想象的憋屈多了

<正>中国数千年帝制,皇帝上衔天命,下御臣民,身居九五之尊,从来都是一言九鼎,似乎不受任何掣肘,但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呢?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发觉并不如此。皇帝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赏谁就赏谁,想杀谁就杀谁。皇帝做事,有时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做皇帝的有时身不由己,甚至还很痛苦呢! 

张居正执政时期明朝官员裁减改革的结局浅析

以"铁腕首辅"著称的张居正,在其执政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官员裁减改革。在他死后,该政策全部被推倒。"复官"政令开始于张居正去世后的第八个月,集中在万历十一年。凡是裁减官员及减改革涉及的部门都有官员复职,具有官职种类多、品级多的特点。"复官"政令的颁布,与万历皇帝抵触、清算张居正,张居正当政时傲慢树敌太多及官员结党斗争等因素有关。 

张居正改革前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

明代是云南地区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而位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大理作为古代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明中期是否同全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有待考察。因此本文以张居正改革前的社会背景为主线,研究其改革前明中期的大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有助于了解史实,以古鉴今,而且也对学术界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史作以补充和完善。因此,本文以张居正改革前的社会背景为主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采用历史文献调查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明中期全国、云南及大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史料进行梳理和分析,最后分别从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商贸、财政与消费四个方面对明中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进行论述。经过梳理史料发现,在张居正改革前吏治腐败、财政空虚、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背景下,大理地区经济发展主要特征首先表现在,人口虽然忽增忽减变化无常,但明前期大量的“汉人入滇”为大理地区注入更多的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流失大量土地,人地关系日渐紧张。其次,农业发展方面自明代中后期开始表现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作物种类的丰富以及经济作物的空前繁荣,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 

张居正治边方略及其实践研究

有明一代,边地少数民族对明王朝政权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尤以蒙古、满清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为甚。因此,明廷历代统治之君亦或内阁重臣皆极为重视边策的制定及其推行。从开国之初的太祖、成祖,到英宗初年的内阁“三杨”,再到隆万年间的高拱、张居正等人在边策的制定、推行上皆极具特色。其中,隆万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极具代表性,他一手制定、施行的边策在理论、实践中皆极具特色,并在施行的过程中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从时间轴上来看,隆万年间,明朝边疆民族关系更趋复杂,即正值蒙古内附,满清兴起之时。旧有治边政策已不能适应明廷政治需要,在此种背景下,为维护明廷封建统治,张居正改革集团审时度势,在“祖宗旧制”的基础上,对明廷边策进行了改革,使其进一步完善、延申。即在“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以夷治夷,分而治之”,“东制西怀,区分对待”等治边思想的指导下,施行了以贡市为核心,以军事防御为主轴,以区分瓦解为手段的一系列边策。“从知行关系来看。一般来说,应该是先有思想后有实践行动,行动受思想的支配或影响。”因此,从治边方略再到其后来实践研究这一角度来梳理、思考明王朝对于边地的治理及其处理与周边亦或境内少数民族关系的... 

张居正考成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对官员或公职人员的监察制度历来都是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近年来对国家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通过《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政治机关和国家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责,这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制度改革和进步,必将对此后的法治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国家监察制度体系还不完善,需要通过制度完善与实践深入推进这项改革,从而使监察制度取得更大成效。在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和完善中,既要借鉴现代人类文明成果,也要研究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在历史上,明代中期张居正提出的考成法思想以及制度实践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典型代表,其成败得失对当前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朝局动荡,民不聊生。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张居正能够突破重重阻力,提出考成法,通过“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有效措施,对明代官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成果显著,不仅对明代严肃官员考核、强化官员监督、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明代中期经济,民生、政治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居正的考成法思想以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儒家的仁政思... 

张居正《论语集注直解》研究

万历初年,社会动荡,皇帝幼冲。张居正作为朝廷首辅以及帝王师,始终秉持着“一切为了大明”的教育理念,在培养万历皇帝的各个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出于强化皇室教育、造就贤明君主的目的,张居正亲自主持经筵日讲,为万历皇帝制定了详尽的学习计划并编撰讲义。为了帮助万历皇帝更好地理解《论语》的精言要义,张居正便撰写《论语集注直解》为经筵讲义。本研究分别从《论语集注直解》的成书背景、与《论语集注》的比较分析、《论语集注直解》的结构特点、主要思想和历史贡献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张居正认为,“实用之理学”才是拯救社会的良方。因此,在编撰《论语集注直解》时,他选择继承了朱熹《论语集注》的注解。但是,由于受众对象不同等综合因素,形成了具有皇室教育特征的训释风格和逻辑结构。在解经授课的过程中,张居正侧重于为万历皇帝阐发帝王修身治国的政治理念,包括培养圣德、选贤举能和重视民生等方面,以期达到致君尧舜、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也反映出了张居正的经世实用的学术思想。《论语集注直解》作为一部皇家读本,字里行间都蕴含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心学风靡的社会背景下,《论语集注直解》以它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功用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论语... 

汤显祖的前半生(专栏·左迁录)

<正>11580年,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汤显祖所住旅舍的大门。他不是别人,正是当朝首辅张居正的同乡和亲信王篆,此人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次前来,乃是传达张居正的好意。王篆告诉汤显祖,只要他在科举考试上愿意合作,成为张居正第三子张懋修的陪衬,首辅大人就许他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前途光明的晋身之路。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如日中天,名 

闽南士绅林偕春研究

林偕春(1537~1604),字孚元,号警庸,晚年自号云山居士,是明代嘉万年间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闽南地区著名的“市隐型”士绅。林偕春为嘉靖四十四年(1965)进士,在翰林院攻读期间尤其注重国家的典章故事,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林偕春思想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以兵防思想、经济思想、选官思想和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体现出求真务实、注重变通、以民为本的精神。林偕春的仕途共经三起三落,在乡期间,林偕春为地方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因此,在林偕春逝世后,地方士绅与百姓将其推崇入祀乡贤祠,而后又在云霄县城建立云山书院以祭祀林偕春,形成“林太师公信仰”。云山书院的建立与云霄地方士绅的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百姓祈福禳灾需求的增长和官员对地方教化的需求等因素有关,标志着林太师公信仰的形成并逐步民间信仰化。如今,林太师公信仰已传播到台湾、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成为台湾同胞及海外华人寻根问祖的重要途径和精神纽带。通过对林偕春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地方风气对士绅性格、思维认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而士绅生前的义行以及死后的灵验故事,则直接影响了士绅能否成神。 

政治家的诗人情怀——论张居正的诗歌创作

张居正的诗作,古近体诗共三百余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独特,"清华庄整,自成一家"。他的诗歌创作大体分三个时期,在不同时期的各类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生命感受与体验,都展示出张居正作为"宰相之杰"特有的诗人情怀。这些具有政治内涵、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的诗作,或沉郁顿挫、大气磅礴,或婉约柔美、情趣怡然,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 

张居正《论语集注直解》中的察人用人之道探析

明朝万历初年,作为朝廷首辅的张居正在为年幼的皇帝讲授《论语》时,作《论语集注直解》为讲义,向君主传授了"国以人兴"的为政理念。具体包括:君主需明察巧言令色之人,心邪谄媚之人、刻薄不仁之人、庸恶陋劣之人和唯才是用、知人善任、才节兼备、趁其强壮的用人思想。 

昙阳子和晚明道教信仰研究

昙阳子是万历年间的一名女道士,一生只有二十三岁。昙阳子从十七岁学道,于万历八年九月九日二十三岁在十万人面前飞升。万历年间著名的文人,如王世贞,王锡爵,屠隆,冯梦祯等人,争相拜昙阳子为师。为了宣扬昙阳子的事迹,王世贞撰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传记——《昙阳大师传》。昙阳子的传记被广泛传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朝廷官员以此事弹劾王世贞和王锡爵。《昙阳大师传》在文人之间也引起了很多猜疑。此后“假昙阳”一事发生,民间闹得沸沸扬扬,加之汤显祖作《牡丹亭》,人们便猜测昙阳子乃《牡丹亭》的原型。清代对昙阳子与《牡丹亭》关系的关注仍然不少。昙阳子对明代女性和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昙阳子自称是南北朝时期的昙鸾转世,和昙鸾一样提倡三教合一。昙阳子的思想以“恬澹”为主,创立了恬澹教。由于受礼教的束缚,明代女性的修道往往局限于道观或者家庭内,宗教活动的范围狭小。但是随着像昙阳子一样的女性道士的崛起,提高了女性宗教活动的参与度。王锡爵和王世贞二人作为昙阳子最亲近的弟子,受昙阳子影响,在昙阳子升仙后,搬入昙阳观中潜心修道。众多文人士大夫拜入昙阳子门下,一方面是为了成全其成仙的渴望,另一方面与张居正夺情之事有关。这些文人本身... 

张居正夺情事件述评

张居正夺情事件是万历初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在夺情事件的起因中,张居正所处的首辅地位是此事发生的重要诱因,而推行新政的时局则是事件不断扩大的主因。夺情事件发生后,一方面虽然张居正保住了首辅的地位,使得新政改革得以继续推行,但另一方面张居正个人名誉受损,行事也变得偏颇,导致后续的改革措施实行受阻。 

经学语境中的文学观照——论《书经直解》之文学思想及其价值

《书经直解》是张居正经筵讲章之代表著作。是书从多方面展现了张居正"以文入经"的解经特色:第一,讲究层次、结构谨严,注重经文诠释的完整性;第二,善用举例、比喻,消解《尚书》文辞之古奥难读;第三,承袭八股文"长对偶"与"代圣立言"的话语模式,解经如作文。经解中的此种文学观照,一方面展现了张居正对于教育对象(幼年皇帝)特殊性的现实体认;另一方面,理学视域下阐释儒家经典的思维方式与八股文章的创作方式又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张居正将文学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既是对时代思潮的积极回应,又为我们当下把握、诠释经典提供了指导价值和借鉴路径。 

明代隆万改革时期经筵学术的理路

经筵是文官政治与帝王教育的结合部,是学术与政治最紧密的连接点之一。明代隆万改革时期的经筵讲学著作,以张居正《四书直解》最为重要。文章选取其中的《论语直解》,将其放置于明代学术演进和隆万时期政治变革的整体背景中,与朱熹、王阳明》、高拱的著作等进行比较,探究其"立足程朱,兼通法实"的思想内涵。 

《病榻遗言》性质考辨

《病榻遗言》是明穆宗在位时期最后一任首辅高拱的回忆性著作,是高拱对发生于隆庆年间有关隆庆遗诏、高拱本人与张居正和冯保结怨,以及王大臣案件的回忆性表述。作为这些事件的直接关系人,此书的价值巨大,给很多历史事实提供了佐证,但是由于此书是高拱在与张居正和冯保政治斗争失败后所作,所以书中有许多对张居正、冯保的恶意诋毁,也夹杂着许多高拱本人的臆断,导致在记载中出现了许多不实之处,影响了此书的价值。 

明代隆庆、万历初期的运河治理探析

明代中期以后,黄河的频繁决口给运河治理带来了很大困难。漕运中断,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隆万之际,开泇河以避黄行运与开胶莱河通海运之议再起,其间政治斗争复杂多变。在经历了两次挫折后,面对重开新水道困难较大、难以实现的事实,张居正等把注意力集中到治理黄河上来。运河的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命运密切相连。 

明代张居正执政时期冗官问题新探

自嘉靖中期至隆庆后期明朝面临着持续的军事危机,"北虏"和"南倭"问题的加剧尤其是蒙古的持续入侵导致了财政危机的久拖不决。在此背景下,明朝裁革冗官之令屡下,且实际裁革的力度很大,主要是出于减少财政支出的目的。无论是明世宗还是明穆宗君臣都对裁革冗官很重视,甚至出现一些过度的裁革,大大抑制了万历初年冗官增长的速度。所以,在明神宗即位之际张居正任首辅的初期,明朝并没有严重的冗官问题,这对张居正的改革无疑是一笔良好的政治遗产。 

探究张居正政治伦理追求的特点与局限

晚明,一代贤臣张居正走到权力的中心,革故鼎新,积极进取,有力的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在革新过程中,张居正所体现出来的对政治伦理的追求。文章探析了张居正政治伦理的特点:追求王道政治,致力于国富民强,"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局限性:爱国背后是忠君,强力新政靠人治。 

编写图文教材 开展教学互动 文华殿:张居正的帝师生涯

<正>"贤君悬衡以运天下,贤臣得君以行其道",在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士大夫的最高理想。皇帝是帝国的最高负责人,他的贤愚直接关乎国运。如果皇帝不学无术,好逸恶劳,则国事日坏;反之,则国家有望欣欣向荣。可以说,君王教育的成功与否对国运有直接的影响,培养贤君是张居正不变的信念。 

张居正面面观

<正>张居正是明代著名的救世宰相,他只手撑起风雨飘摇的大明帝国,挽救了自正德、嘉靖以来的颓势,造就了晚明数十年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富庶,从而使万历朝成为明末清初士大夫缅怀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他朝纲独断、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和骄傲偏狭、刚愎固执的性格弱点,又使他背负了数百年的骂名。 

万历七年四差银清理与赋役书册纂修——张居正改革之一环

张居正主政期间户部除编纂《万历会计录》清理本衙门负责的经费外,还于万历七年至九年对原本不属于户部核算范围的地方衙门公差、公费(即"四差银")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和清理,并且编定了册籍。这一改革是明代户部全面掌握地方徭役折银收入的首次系统尝试,是明代财政集权化过程的重要一环。由此产生的数据也可以为我们推断万历初年全国四差银规模提供参考。 

Historical

<正>(原文)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当逮,朝议难之。居正擢用其子,驰使缚之,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锢之南京。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译文]张居正执政,把尊崇主权、考核吏职、信守赏罚、统一号令作为主要措施。即使远在万里之外,早上下达政令而晚上就要执行。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当逮捕法办,朝廷大臣议论感到为难。张居正便提拔任用他的儿子,又派人飞快前往逮捕沐朝弼,他不敢动弹。押到朝廷后,请求宽免死罪,便把他押到南京监禁。张居正认为御史到了各省,往往凌辱抚臣,想严厉纠正。御史论事稍有不合意,张居正就加以责骂,又敕令作长期考察。 

谫议张居正《书经直解》的经世思想

明至隆、万时已渐趋衰颓,神宗皇帝冲年嗣位,朝政殆危。作为辅弼大臣,张居正据《尚书》编就《书经直解》以为经筵讲章,并于经解中融入其学术观点、政治理念和治国举措,从而将经书义理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期达到明经致用、裨益朝政之经世目的。《书经直解》之经世思想既反映了张居正作为政治家解经与文学家解经存在差异,又呈现了经筵讲义之特色。同时,结合时代背景,裒辑、分析相关文献,或能发现张居正经世思想于矫正世风、补裨时政方面之现实成效。 

汤显祖这个人:必也狂狷乎?(下)

<正>【前文摘要】本文上篇叙述汤显祖青年时期恃才傲物,中举之后虽然两次会试失利,狂狷性格不改。一五七七年春试之前,张居正本拟罗致汤显祖及沈懋学入其门下,沈欣然前往,汤显祖却拒绝邀约。春试结果,沈懋学得中状元,张居正次子张嗣修榜眼,汤显祖名落孙山。细读汤显祖落第之后的诗文,可以窥知他心境之落寞与感慨,同时透露了他对科场选士的不满与愤懑。细索诗中隐晦的典故与指涉,印证汤显祖纠结的人生处境,可以得知他对张居正操弄官场的厌恶。 

张居正与晚明广东治理

<正>大立必先大破与现在作为海运通衢的独特地位不同,明代的广东地居偏远,瘴气横行,一直是朝廷流放重犯的首选之地。天高皇帝远,朝廷的管理又鞭长莫及,发生民乱似乎成了必然。广东动荡自正统年间的黄萧养叛乱开始,其后的若干年里,这片土地就没有片刻安宁。隆庆、万历年间,动乱更是达到极点,惠州有蓝一清、赖元爵等群盗乱舞,潮州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李茂等海贼处处屯结,倭寇之患为害数年。山贼、海贼、狼贼与番贼、倭贼四起,本国强盗与异国侵略者作乱,叛贼遍地。当地人民朝不保夕,愈穷愈 

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官员裁减浅析

任何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对中央政府而言,官员裁减都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不裁减官员就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照此下去,不仅会造成财力、物力的浪费,还会带来办事效率的低下。裁减官员,若是方法不当,又会带来政府停摆,甚至会引起社会矛盾。作为万历初期的"铁腕首辅",张居正在这一问题上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裁减了大批官员。从时间跨度、地域跨度、官员类别、官员品级四方面就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官员裁减进行浅析,并提出相应的结论。 

张居正的用人之道解析

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新政,提拔和任用了大批人才,体现出他个人杰出的用人之道。在用人目标方面,他注重兴利除弊,尽人之智;在用人原则方面,他不限资历,不求全责备;在人才管理方面,他创造空间,爱才惜才。张居正的一系列举措最终造就了明王朝中后期最后的人才盛世。 

磨砺是一笔财富

<正>人称"救世宰相"的张居正从小就展露出过人的天赋:5岁入学读书,10岁通六艺,被称为"江陵神童"。张居正12岁时,私塾先生对他的父亲说:"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这一考,张居正竟考了县学第一。13岁时,张居正参加乡试,却意外落榜。原来,主持这次考试的是应天府的才子顾磷。在他看来,历史上不乏像张居正这样的神童,但不少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沦为平庸之辈,于是他跟监考的御史 

《龙文鞭影》作者萧良有考辨

萧良有是明代中后期知名文学家和教育家。他诗文俱佳,擅长制诰之文,有文集《玉堂遗稿》传世。萧良有长期担任与教育相关的职位,仕至国子监祭酒,其编著的蒙学读物《龙文鞭影》影响深远。但萧良有的生平却少为人关注,事迹存留甚少且多有舛误。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并结合相关作品加以考证辨析,我们可大致勾勒出萧良有一生行迹。 

张居正的“人莫能测”

<正>在历史上,张居正也是个牛气冲天的人物,其知名度绝不亚于曾国藩。嘉靖四年(1525),张居正出生在湖北荆州一个普通的秀才家庭,却在不到50岁坐上内阁首辅的椅子,在这个位子一待就是十年。如果不是万历十年(1582)去世,以明神宗对他的信任,这个首辅还真不知当到什么时候。张居正确实为国家做了许多事。首先他敢于向 

大力改革的张居正

<正>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明朝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江陵神童,仕途顺利张居正幼时名白圭,虽年纪很小,但聪颖过人,是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他5岁识字,7岁就通六经大义,10岁就能写文 

张居正政治伦理追求的借鉴价值

隆庆皇帝驾崩以后,大明王朝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危急关头,一代明臣张居正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万历新政的整个过程中,张居正锐意进取积极革新,革除积弊、勤政廉政、勇于担当,体现了张居正政治伦理的追求。张居正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伦理追求对当代中国政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忧国忧民,以身示范,树立学习之标杆;革除积弊,崇尚实干,构建战斗之堡垒;勤政廉政,家庭支持,牢筑强大之后方;勇于担当,严明制度,锻造斗争之利器。 

问君能有几多“诚”

<正>"诚"是诚实,是对内心的诚实;"诚"是诚意,是对理想的诚意。一个人只有足够"诚",才能不畏艰险,奋勇前行。一个人只有足够"诚",才能始终秉持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让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诚"是一条重锤线,让人把持住自己的方向,不跑偏,也不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们常常用"诚"比一比自己的心,才能不因失去平衡而落入深渊。有人说:"即使最爱撒谎的骗子也不会对自己说谎。"其实不然,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说谎。经常考试作弊的学生将自己的分数当成了自己的真实水平,以至于在高考后,很多仅考了300多分的学生会声称自己的试卷改错了。我们在看见别人玩的时候总会想:"我 

石上经典(二十一)

<正>壁立万仞在明代纷纭的政坛、文坛上,于慎行荣膺三代帝师,宦海沉浮,不改初衷,赢得了朝野上下普遍的赞誉与推崇。由于其为人刚正不阿,曾多次诤言上谏,以至三次辞归乡里,悠游林下。于慎行年轻时,即名动乡里,行事稳重,谦慎内敛。庙堂之上,他不以才华自居;仕林之中,皆以宗师推重。对于书法,于慎行并不自恃邀宠,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局,始终有着壁立万仞的坚持与自守。张居正提携于慎行,将其列 

张居正巧打“贸易战”

<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官至首辅。在任期间,与高拱促成隆庆和议,巩固边防;改革漕运,丈量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整顿吏治,强化内阁和六部事权,裁革冗官,朝政为之一新。张居正的胆识和政绩确有史誉,而他打赢了一场"贸易战",更是改变了历史走向。张居正初入内阁时,正是北方狼烟四起的明朝隆庆年间。瓦剌部落连年侵扰长城沿线,北方边关战乱不停。好在张居正等名臣呕心沥血,一番痛打加招降,总算迫使瓦剌人接受了明朝的册封,成为大明的藩 

汤显祖这个人:必也狂狷乎?(上)

<正>一众所周知,汤显祖(1550-1616)是明代大戏剧家、大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与剧本,受到后世的景仰,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明史·汤显祖传》对汤显祖这个人初登历史舞台,有非常简短的描述:"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 

顾命政治视野下张居正的行政轨迹——张居正“人亡政息”新解

由于皇帝年幼,万历初政只能是顾命政治。根据穆宗临终的安排,这一顾命政治是集体顾命,而不是一人顾命。但在皇位更替之际,张居正与内廷势力通过政变改变了这一模式,最终形成了张居正一人独当顾命之任的局面,其压力陡然增加,其任务更为艰巨,其手段必然特殊。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张居正的政治行为,就必须以顾命政治的视野来认知。可以说,在十年的顾命生涯中,张居正根本就没有顺利而又圆满地完成这一特殊的政治任务:他没有将皇权顺利移交到神宗手里,没有将神宗培养成"圣君",没有组建强干精明的内阁和九卿班子。随着他的病逝,由其主导的顾命政治便轰然崩塌,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张居正"人亡政息",其实就是指万历初年顾命政治的结束。 

当皇帝这事,比你想象的憋屈多了

<正>中国数千年帝制,皇帝上衔天命,下御臣民,身居九五之尊,从来都是一言九鼎,似乎不受任何掣肘,但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呢?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发觉并不如此。皇帝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赏谁就赏谁,想杀谁就杀谁。皇帝做事,有时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做皇帝的有时身不由己, 

张居正去世后的倒张风潮与朝堂纷争——以科举夤缘事为中心

张居正去世后,神宗欲摆脱其影响,支持言官对他进行追劾。在言官弹劾张居正的众多罪状中,不断提及科场夤缘之事,以此来对张居正的儿子及其同伙进行追劾。言官最初的弹劾颇有成效,不仅使得张居正的儿子被革职,亦对当年举行的廷试有积极的鉴戒作用。而此后继续掀起的对张居正同伙的弹劾,因为背后影射的是阁臣,由此激起他们的反击,从而引发了一场朝堂纷争。这场纷争的起因既有过往的政治纠葛,又有现实的权力之争,其背后反映出的是张居正去世后,新旧政局更替之际朝堂上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浅谈明代内阁制度与宦官专权的互动关系

明代废除宰相制,使得皇帝权力达到顶峰。在君主专制强化的背景下,明代产生了内阁主政和宦官专权两大政治力量。内阁和宦官之间的关系既合作,又斗争,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构成了明代的顶层设计,保障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又组成了明代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内阁和宦官之间的互动对于考察和研究明代上层政治力量的发展和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良师出高徒

<正>良师者,唯张居正之一生恩师顾璘,而高徒呢?则为张居正得意门生于慎行。先说说顾璘。明嘉靖十六年,顾璘任从二品的湖广巡抚,遇到了一个百年罕见的才子张居正。这年张居正13岁,在前一年通过童试,考取了秀才,中举指日可待。顾璘见到了这个神童,欣喜若狂,却又做了一个决定:不让他中举。顾璘是如何考虑的呢?《张居正大传》中说: 

“最懒惰的皇帝”是怎样炼成的?

<正>从早期的勤政到后来的怠政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虽然在成长过程中,天生的蓬勃已经被大幅删减,但是青春毕竟仍然洋溢着不可阻挡的力量。亲政之初,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一度表现出励精图治的面貌。在位前几年,朱翊钧对皇帝的职责是相当重视的,作为一个自 

张居正诗歌研究

张居正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学界对张居正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生平和施政方面,对他的文学创作关注较少,但张居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有着较大的研究价值。张居正现存305首诗歌中有很多写得清丽动人,具有较高的文学性,系统研究张居正的诗歌可以揭示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此外还可以通过诗歌内容具体地体察张居正在人生各阶段的真实心态。我们通过把握张居正的生平和诗歌创作时间,将其诗歌分为入仕之前的少年诗作,显露了张居正的凌云志向;归休江陵前任职翰林期间诗作,体现了张居正一面与权臣严嵩周旋,一面对自身命运担忧的双重心态;归休江陵期间诗作,体现了张居正游山玩水之乐、与友人交往之欢及对朝堂政事的挂心;重返京师后任职首辅前诗作,体现了张居正从江陵回京后沉稳老练的心态;以及执政首辅期间诗作,体现出张居正彼时的圆滑处世之道。张居正诗歌按题材和内容可以分为宫廷应制诗、酬赠送别诗、写景状物诗、抒怀述志诗、社会时事诗、咏史怀古诗几种类型。其中宫廷应制诗写得华美典雅,张居正尤其喜用神仙一类的典故和华美的辞藻渲染皇家雍容华贵的气氛,但也寓含劝诫,体现其雅正的一面;张居正身居官场,交游广泛,交际应酬时免不了以诗传情,他的酬赠送别诗数量... 

张居正诗歌研究

张居正(1525-1582),湖北江陵人,明代著名政治家,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其传世的作品有诗六卷,散文二十九卷。他的诗歌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但很少被关注。本论文分为五章,探讨张居正文学交游、政治诗、其他诗歌、艺术特色及诗歌影响,较为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张居正诗歌。第一章对张居正的文学交游进行考证。张居正交游广泛,其文学交游的对象包括:家乡湖北江陵的名士,在京任职的官吏,政坛文坛的前辈,同门师友及亲属等,交往的主要方式为诗歌唱和、赠答。与张居正诗歌唱和较为频繁的有朱宪?、曹忭、罗洪先、李幼滋,交往时间段多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归休江陵时。第二章论述了张居正的政治诗。本文根据张居正政治诗的思想主题,分为四部分:一为政治抒怀诗,包括不得志时抒发对权臣当道的愤懑,政治顺达时抒发对朝廷的忠贞。二为议政诗,多数针对现实政治而发,通过诗歌揭露社会矛盾,表达政治主张。三为战争诗,抒写巡边阅武、外交边防、抵御外族等内容,倾注了富国强兵的愿望。四为颂德诗,对君王太后的歌功颂德,有奉承意味,也有对统治者授予大权的感激。第三章对张居正政治诗以外的其他诗歌进行分类研究。按... 

《万历邸钞》史料价值研究

《万历邸钞》系明代万历年间的邸报摘录。这本书未著作者姓名,学界多认为系明人所编纂。由于明代流传至今的邸报并不多,《万历邸钞》就显得十分有研究的必要。学界多从宏观角度上对《万历邸钞》进行理论的概括。相比较之下,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万历邸钞》的成果较少。这篇论文正是通过史料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万历邸钞》的史料价值。文章梳理了学界目前关于《万历邸钞》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相关研究的不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万历邸钞》进行了概述。重点围绕《万历邸钞》的作者问题提出了一点看法。小野和子提出《万历邸钞》系钱一本编纂,这一观点十分新颖。但小野和子所找到的证据并不能确定《万历邸钞》系钱一本所编纂,《万历邸钞》只是有很大可能系钱一本编纂。同时,《万历邸钞》也有可能出自其他人之手。甚至也有可能由钱一本和吴亮两人合著。毕竟吴亮和钱一本关系紧密,志同道合,且两人都有“邸钞”的著作,故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万历邸钞》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内容广泛。通过将《万历邸钞》中材料分类并与其它文献的记载相互比较可以看出《万历邸钞》所涵盖内容十分广泛,从皇室生活到天灾天象皆有收录。且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万历邸钞》... 

功臣、良臣终究不是圣贤 万历帝为什么要抄张居正的家?

<正>中国政治有阴有阳,这个道理年轻气盛的万历帝不懂;张居正把自己包装得过于成功,反而造成了身后的失败。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早在万历九年的上半年,在进行了一次割除痔疮的手术之后,张居正就开始生病。虽然请的是名医动刀,但是术后张居正就下不了床了。他向皇帝汇报说:"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 

明朝财政不积极(下)

<正>斗争经验丰富的张居正明白"改革要成功,理论先搞通",他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组织起来编纂《万历会计录》嘉靖年间政治斗争的精彩程度,在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史上绝对名列前茅。嘉靖、严嵩、严世蕃、徐阶、高拱、海瑞、张居正无不是洞悉人性、老谋深算的政治强人。出身乡村士绅的张居正,以弱冠之 

问责偏颇导致什么结果?

<正>问责是一门学问,需要不偏不倚,既不能问责不力,那样就等于放纵,也不能问责泛滥,那样就过犹不及。明万历元年,张居正为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做法是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将拟办之事按地域远近、时间缓急登记造册,限期完成,如到期未能完成,要对相关官员进行问责。随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府办事 

何心隐:明代“共产主义”讲学家的传奇人生

<正>一、明代的"共产主义思想"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泰州学派的巨擘何心隐瘐死狱中,一时舆论大哗。举国上下的士人都在私下里传播着有关何心隐惨遭横死的真相。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人,30岁那年取得江西乡试第一名。出人意料的是,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年代里,他毅然放弃一片光明的仕途,师从儒学大师颜钧,深受其平民化、通俗化儒学理论的影响,从此以讲学作为人生理想。 

张居正北部边备思想研究

张居正作为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武事"甚为关注。在其主政期间,国防形势面临北敌强盛、频繁劫掠,政治腐败、消极防守,军纪败坏、"军乱"频发,边军缺额、尺籍空虚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张居正进行一系列战略谋划,振衰起敝,形成了"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东制西怀,蓟辽互援"的边备思想体系,并用其指导九边军镇,尤其是宣大、蓟辽等镇安边振邦的军事实践,有效维护了北部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 

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三) 皇帝可不可以爱写字?

<正>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读,其中,笔者认为,家庭教育是塑造中国人性格的基础过程。在繁重的课业之中,小皇帝万历(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因此又称万历帝)其实只有一项真正喜欢,那就是书法。因为需要批答奏折和题字,书法是皇帝必备的修养之一。在老师的安排下,万历从赵孟頫的字习起,并临摹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名家。皇帝家的条件自然是普通人不能比的,小皇帝身边常携带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虞世南的《乐毅论》、米芾的《文赋》等字帖,没事就拿出来揣摹一番。因此,十多岁时,神宗已能写出 

张居正行政伦理思想研究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思想体系的建设,要立足于我们现今的情况,从前人优秀的行政伦理思想中发现闪光点和可借鉴之处。张居正是明代著名的改革家,后人为他整理的《张居正集》中蕴含了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内阁首辅,他所实行的改革给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提升作用。在他的改革中蕴含这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他所倡导的君德观、吏治观等等思想都值得我们深刻的挖掘。本文以《张居正集》作为文本依托,第一章首先阐述了张居正行政伦理思想的渊源及历史承续,第二章具体分析了张居正成长的时代背景及自身经历,第三章从君德观,吏治观,人才观三方面系统阐述了张居正的行政伦理思想,最后研讨了张居正行政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和我们现如今可以借鉴的地方,以期达到批判继承其行政伦理思想的目的。 

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二) 过度期待、严苛教育下的“好学生”

<正>曾被寄予"千古圣君"厚望的朱翊钧,为何最终只为历史留下了"明朝亡于万历"?朱翊钧(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因此又称万历帝)小时候在学习上本来很自觉。朝鲜使臣记载,小万历帝勤政好学,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模范:因闻皇上讲学之勤,三六九日,则无不视朝,其余日则虽寒暑之极,不辍经筵。四书则方讲孟子,纲目至于唐纪。日出坐殿,则讲官立讲。……虚心好问,而圣学日进于高明。下怀尽达,而庶政无不修,至午乃罢,仍赐 

史学精粹

<正>乔治忠:《张居正编纂〈帝鉴图说〉及其在官方史学上的建树》(《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帝鉴图说》一书,前图后文,编纂目的是以历史事例教导年幼的万历帝,由张居正亲自编纂和进讲,其中也隐含着他不但位居内阁首辅,还要身居帝师,为独揽大权准备条件。虽然内容浅显简略,但其构思设计、版本流传,以及张居正随后在官方史学上的作为,对于明季政治文化的运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张居正还主持了其他一些官方史学的建设, 

万历初期宫廷财政视角下的张居正改革

史学界历来认为张居正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晚明危机,抑制宫廷消费是其财政改革的内容之一。翻检《明神宗实录》,从明神宗即位到万历十四年,大致是张居正实施改革与其死后被清算的历史过程,通过宫廷财政重新审视张居正改革,既没有在撙节宫廷消费上取得成功,也没有养成明神宗的俭德,宫廷财政的恶性膨胀在张居正死后走向新高峰。 

张居正“身家”问题侧论——明万历江陵知县朱正色视角下的审视

张居正对朱正色十分赏识,朱正色则对张居正敬重有加。这正符合张居正与湖北地方官关系的一般模式。但朱正色对张府权势的冒犯则迥异于这一模式中湖北地方官员对张府的纵容包庇。尽管张居正本人不断向湖北官员表达"兢兢自守"之意,但权力极易滋生腐败,其远在荆州的老家却仍然存在"门户失守"的问题,并由此成为其"过在身家"的一个重要罪证。朱正色这一案例为观察和理解张居正这一争议性人物提供了一个特定视角。 

张居正“攘夺辽王府案”初始成因

以乾隆版《荆州府志》收录的"王元敬"词条内容为对象,以《神宗万历实录》为依托,结合当事人的著述,尤其是书牍,采用剥茧抽丝的方法追根觅源,最终从明季文人陶望龄的《王公行状》内找到了原荆州知府王元敬配合左副都御史丘橓,秉承明神宗旨意,将原本与被废辽藩王府宫室毫无关系的张居正扯入"谋陷亲王"案之中,成为张居正"攘夺辽王府"案的初始成因。 

张居正编纂《帝鉴图说》及其在官方史学上的建树

《帝鉴图说》一书,前图后文,编纂目的是以历史事例教导年幼的万历帝,由张居正亲自编纂和进讲,其中也隐含着他不但位居内阁首辅,还要身居帝师,为独揽大权准备条件。虽然内容浅显简略,但其构思设计、版本流传,以及张居正随后在官方史学上的作为,对于明季政治文化的运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张居正还主持了其他一些官方史学的建设,如建立六科编辑公文文献制度,创明起居注体制,纂修《大明会典》等等,其影响及于清代。然而《帝鉴图说》对于万历帝的"启沃",效果则走向了反面,不仅未能培养出一位仁德、勤政的君主,而且这位皇帝最终也完全蔑视历史学的地位和功能,这可谓是对古代"以史为鉴"理念的一大讽刺。 

张居正对明神宗的儒学教育与经筵日讲新论

儒学是明代宫廷教育的主要内容,经筵日讲则是对皇帝进行教育的主要形式。张居正以改革家的勇气和"考成法"的措施,对皇帝的经筵日讲进行了全面计划、安排和坚决执行,使神宗的讲读达到了明代经筵的最高峰值。在经筵教育上,张居正明确了教育目的和方针,制订了详细而适用的教学方案;采用了背诵温习、启发提问、循序渐进、教师与家长配合等教学方法;用儒家思想指导经筵日讲,灌输儒学知识和儒家思维,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着未能解决儒学思想的矛盾、教学时间安排太紧、管得太死、教学内容有所忌讳等问题。张居正对神宗在勤俭节约和勤劳奋斗等儒家思想教育上,并未取得持久的效果,但在书法训练、阅读习惯、知识掌握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上,的确为神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明朝那些事》对张居正的描绘与《明史》的区别看当年明月对历史的文学化重塑

《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把明朝历史作为依据而创作的颇具影响力的历史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与记载明代历史的权威史书《明史》相比,在体裁、语言风格、叙述内容和价值观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别。本文将从以上四个方面入手,将《明朝那些事儿》与《明史》加以对比,以期梳理、分析本书作者当年明月对历史的文学化重塑,并尝试评价其得失。 

“好申韩法”的张居正

<正>一、"经术"与"法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改革家,王安石与张居正,各自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政治遗产,后人对此有赞有弹,众说纷纭。如果深入追究,两人的治国理念和改革思想的截然不同,是不容忽视的缘由。王安石用儒家经术来处理世务,着眼点始终不离儒家经典,不离经术。他对儒家经典《周礼》特别重视,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他的改革举措,即所谓"新法",都从《周礼》寻找理论根据。变法 

明代版的将相和:张居正与谭纶、戚继光的故事

<正>大明帝国到了晚期,东西南北俱有边患,境内外烽烟四起,饱受"南倭北虏"、"夷"军突起的困扰。张居正倍加重视国防建设,试图扭转明朝"重文轻武"的风气,愿与武将分享更多的权力。他把最优秀的将领放在护卫京师最重要的蓟镇、宣、大、山西和辽东等地,并根据不同前线的特点,制订不同的战略部署。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文武之才皆鼎盛。边陲四方,闪烁着久经战火洗礼、为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的将星们,谭纶、戚继光、 

“救时阁老”张四维

<正>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夜,内阁首辅、太傅兼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皇帝给予这位曾经主持"万历新政"的帝师以崇高的荣誉,谥"文忠"、赠上柱国头衔、恩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命锦衣卫堂上官与司礼监太监护丧,归葬江陵!张居正去世时,内阁辅臣只有张四维与申时行、于有丁三人,不论是排序还是威望与资历,申、于二人都难以同张四维相提并论,于是张四维顺理成章地 

《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君道”思想比较——兼论帝王启蒙读本中图像的政治教化意义

帝鉴图说》与《养正图解》是明代分别由张居正和焦竑先后为万历皇帝及其长子主编的两部帝王启蒙教育读本,两书编纂目的、体例基本一致,均采用绘图解说形式,将君主修身治国之道融汇于可为取法鉴戒的历史故事中,集中体现出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当时士大夫的"圣王"理想及价值取向。先前有关两书的研究,除在版本、绘画方面的探析外,主要聚焦于帝王教育及其反映的明代政局变化与当事 

中国历史上政治家型教育家的个案研究——以明朝中期张居正为例

政治家型教育家是一个值得研究且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对政治家型教育家的多维认知,首先要厘清什么是"政治家型教育家"。从政治视域看,教育家是政治家在教育实践中延伸出的角色;从教育视域看,政治家型教育家是符合一定标准的教育家,基于其政治观形成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并且把教育思想付诸于教育改革与实践,为其政治服务;从辩证唯物主义视域看,政治家型教育家取得巨大教育成就的同时,其教育理论与实践也存在一定的制度局限。 

编写图文教材 开展教学互动 文华殿:张居正的帝师生涯

<正>"贤君悬衡以运天下,贤臣得君以行其道",在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士大夫的最高理想。皇帝是帝国的最高负责人,他的贤愚直接关乎国运。如果皇帝不学无术,好逸恶劳,则国事日坏;反之,则国家有望欣欣向荣。可以说,君王教育的成功与否对国运有直接的影响,培养贤君是张居正不变的信念。 

张居正对明神宗的儒学教育与经筵日讲新论

儒学是明代宫廷教育的主要内容,经筵日讲则是对皇帝进行教育的主要形式。张居正以改革家的勇气和"考成法"的措施,对皇帝的经筵日讲进行了全面计划、安排和坚决执行,使神宗的讲读达到了明代经筵的最高峰值。在经筵教育上,张居正明确了教育目的和方针,制订了详细而适用的教学方案;采用了背诵温习、启发提问、循序渐进、教师与家长配合等教学方法;用儒家思想指导经筵日讲,灌输儒学知识和儒家思维,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着未能解决儒学思想的矛盾、教学时间安排太紧、管得太死、教学内容有所忌讳等问题。张居正对神宗在勤俭节约和勤劳奋斗等儒家思想教育上,并未取得持久的效果,但在书法训练、阅读习惯、知识掌握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上,的确为神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