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历史学家谈靖难之役多着重于齐泰、黄子澄等的赞助削藩；燕王朱棣借“清侧君”为名也以扫除齐、黄逆党相标榜，多次指斥所谓“左班文臣”。齐泰、黄子澄等文官固然是力主削藩的谋画者，但靖雄之役毕竟是一场维护和夺取中央政权的大规模战争。朱棣从策略考虑，在举兵叛乱和夺取帝位后表里并不一致，注意的重点是军事，力图摧毁和瓦解建文帝的武装力量，对忠于建文的将领恨之入骨；口头上却把手无缚鸡之力的建文朝某些文臣说成是主要对手。这种政治宣传长期影响到后来的史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本文从朱元璋的主观失误及客观后果,朱允炆治国策略的失误和用人不当,朱棣的深谋远虑及其长期的战争准备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建文帝失利的原因。
“靖难之役”并不是主张革新的文臣集团与守旧的亲王、武臣集团之间的斗争，所谓藩王、武臣集团也纯属子虚乌有。实际上，建文君臣并未实行过什么新政，而朱棣也并非一切都遵守祖制。“靖难之役”的实质是争夺皇位，削藩是其爆发的根本原因
明代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夺取政权,其麾下有许多回族将士。然而名将多有流传,士卒却从未留下姓名。今在族谱学研究中发现河北青县张氏祖阿丹沙、河北大厂何氏祖何也思答儿就是在靖难之役中的两名真名实姓的普通士卒。
曾被时人称作"大儒"的方孝孺,陈法在《方孝孺论》中则指出那是人们"习而不察"所致,并针对方孝孺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批评方氏是"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渺小人物,批评他身为惠帝重臣,竟然违背"君子以仁义之道光辅其君"的准则,以致国亡、身死,牵连八百余名无辜,可谓不仁、不智;《方论》还批评惠帝庸劣无能,提出"且为建文者,为夷、齐、泰伯之让,则至德光昭千古矣"的主张,颇有些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思想。
建文帝即位后施行削藩政策,激起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终以失败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建文帝的八个不足:性格的宽厚仁慈,过重的文人气息,竞争对手的强大,能臣悍将的匮乏,用人方针的不当,削藩策略的失误,征讨方式的缺陷,宦官的不利影响。
明朝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重典治国的方略,这一治国方针对一个新兴的王朝来讲有利有弊,但总体是弊大于利;"靖难之役"则是一场明初统治阶级内部对于最高权力的争夺战。表面上看起来,二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是,民众基础对于一场战争的结果有着很大影响,而统治阶级的治国方略又对社会的人心向背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考察"重典治国"方针对明初社会民众基础的影响,可以加深我们对"靖难之役"结果的理解,并进一步认识到社会进步与变革中人民大众的作用。
靖难之役与三军挺进中原中朱允文和蒋介石都忽视了对中原地区的防备。靖难之役中建文政权忽视中原地区的防务,使朱棣通过打通中原地区进逼南京;解放战争中蒋家王朝忽视中原地区,使三军挺进中原饮马长江,威胁南京。
＜正＞姚广孝是元末明初极富传奇色彩的高僧。他是元末江浙行省平江路长洲县城相城里（明代改为直隶苏州府,今苏州市相城区） 人,十四岁即在里中的妙智庵出家,十八岁剃度为僧。法名道衍,
＜正＞姚广孝是元末明初极富传奇色彩的高僧。他是元末江浙行省平江路长洲县城相城里（明代改为直隶苏州府,今苏州市相城区） 人,十四岁即在里中的妙智庵出家,十八岁剃度为僧。法名道衍,
近20年来,史学界对明代宗藩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本文试通过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最终结局以及地区性藩王和宗室个案的分析等方面研究成果予以总结,以期服务于明代宗藩史的更深入的研究。
＜正＞作为统治中心及政权存在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一国都城的选择和营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人所谓“国之大事,慎察备焉”。又云:“欲灭其国,必陷其都。”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或国内不同势力之间的攻伐,都把攻陷对方的都城作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首选目标,这正反映了一国之都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正＞在靖难之役中,常遇春次子常升遭受牵连,家眷四处逃散。永乐元年（1403年）,年不满10岁的常升)次子常继祖随其母胡氏被流放至云南,辗转定居河西县沙沭罗村（今通海县四街村）,开启了四街常氏600余年发展历程。明弘治五年（1492年）,朱祐樘下诏为靖难之役蒙冤的开国功臣平反,颁发《吏部转饬勘查常（遇春）李（文忠）又卯（愈）汤（和）四王子孙诏书》,启用他们的后人。
洪武二十二年,明廷先后建立了全宁卫和兀良哈三卫。明廷试图凭借这四个羁縻卫所与大宁都司建成一个沿大兴安岭依次排开的隔绝北元与女真、高丽交往的防线。然而,四个月后,全宁卫崩溃,奉明廷之命招抚全宁卫溃散官军的兀良哈三卫进入与大宁毗邻的全宁地区。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将大宁都司迁入关内,兀良哈三卫顺势进入大宁等地住牧。兀良哈南迁对明朝北边重镇辽东都司的军事防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靖难之役是明代史上影响颇为深远的政治事件。朱棣登基后，为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篡改史书、钳制言论，使得建文史事扑朔迷离。靖难之役中的“济南保卫战”,系建文帝方获胜的一场重要战役。由于明前期文网甚密，此事鲜有论说。明中叶后，文网渐驰，士大夫李贤、宋端仪、王鏊等人，在采择官方史书、档案及民间传闻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记述此事。他们的论述在嘉靖以降渐趋融合，形成了靖难之役济南战事的完整叙事。其中，既有真实历史，亦不乏夸张、神化之处。随着私史修撰的兴盛与济南战事历史书写的发展、传播，战役领导者铁铉也被塑造为忠勇双全、铁骨铮铮的忠臣义士，并得到官方的推崇、赞誉。
建文朝历时四年,一场靖难之役引发的不仅仅是皇位更迭。对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固然,靖难之役首先是一场军事战争,但皇位更替带来的是权力中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必然导致交战双方的将领、士兵、管理机构（都司卫所）、戍守驻地和待遇等的一系列变化。受此影响,永乐朝政治也打上了浓重的"后建文时代"的烙印。洪武朝形成的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和北边防御体系等,经历明初政局变化,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并对明代以后二百余年的国家防御格局和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界对于明代藩王、宗藩制度、宗禄人口、王府庄田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时代环境,当时研究普遍存在着以论带史、论证疏阔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并未澄清。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亦有诸多进展,但皆为从个别侧面入手的单篇论文。其中,从区域化视角对明代宗藩进行研究的十几篇硕士论文在研究的问题意识方面体现出新意,但其展开的内容,主要是将上世纪研究成果,放入某一区域范围进行再观察,无论史实梳理和澄清,还是问题分析与解读都未达到深入程度。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从政治、法律、经济、心态诸方面入手,对明代关于宗藩上层即藩王的制度安排、藩王的政治地位与角色、藩王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进行系统性的梳理、考核与分析,在比较全面呈现相关史事基础上,集中于藩王这一特殊人群,对明代国家体制中的贵族阶层与贵族政治状况做尽量深入的透视。朱元璋建国后,出于防御旧元、转移军权的现实考虑,及配合废除宰相制度、防范权奸的需要,建立分封制,大封诸王。因此,洪武时期,诸王不仅拥有极大的军事权力,也拥有节制布政司的权力。建文帝登基以后,尝试削弱诸藩权力,引发靖难之役。燕王朱棣登上皇位后,继续推行肇始于...
靖难之役后,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摆在明成祖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对于开国功臣家族的处置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国功臣家族或者从被打压到被拉拢,或者从被拉拢到被打压,或者被大力拉拢,或者被创立为新的家族,各家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而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巩固。
作为洪武朝的政治遗产,建文时期,洪武勋贵家族积极参与了建文帝削藩的政治决策过程,并直接执行了对燕王朱棣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对勋贵家族态度的日益转变,以及洪武勋贵家族身为武臣集团核心同燕王朱棣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一群体日益失宠并受到打压与怀疑。最后建文政局在"靖难之役"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下走向崩溃,洪武勋贵家族自身也在随后的清洗中瓦解与重组。从而证明,洪武勋贵家族在建文朝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群体政治地位的动摇是建文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同时,洪武勋贵家族对建文政局的多重影响是由其政治角色的矛盾性所决定的。
本文以“靖难之役”文学书写的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以有关“靖难之役”的明清小说戏剧为研究中心。本文旨在通过对“靖难之役”文学书写历史演变的研究,探讨“靖难”文学伴随历史及政治的变迁而发生的演变,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小说的主旨倾向及主要历史人物在不同时代“靖难之役”文学书写中的形象变迁。第一章着重探讨“靖难”对明初文人及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一节系统分析“靖难”与明初政治要案对文人影响的区别;第二节着重阐述易主之际文人面对现实政治困境的艰难抉择;第三节重点论述在“靖难”影响下明初文学的流变。第二章着重阐述明前期“靖难之役”的文学书写的状况。第一节梳理了明前期的政治历史背景;第二节着重分析了明前期“靖难”书写的特点;第三节重点阐述主要历史人在“靖难”小说中的呈现特点。第三章以明中后期“靖难之役”的文学书写为论述重点。第一节分析明中后期的政治历史状况;第二节着重阐述明中后期“靖难”的书写特点;第三节重点分析主要历史人物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形象。第四章重点论述清初期“靖难之役”的文学书写。第一节系统阐述清初期的政治历史概况;第二节重点分析清初期“靖难”书写的特点;第三节主要分析此一时期历史人物的文学呈现...
山西潞州人暴昭是明初一位耿介清俭的忠烈名臣。朱允炆即位后强藩与弱主的矛盾态势明朗,削藩势在必行。建文初,朝廷派暴昭充北平采访使,发现燕王反迹,回朝后,密报朝廷,请求建文帝早作准备。在靖难之役发生后,暴昭与铁铉等悉心筹划,屡挫燕军,坚守济南。建文四年,朱棣进逼南京,金川门失守,明廷涌现出诸如方孝孺、铁铉、谢贵、张昺、高巍、暴昭、连楹等一大批对建文帝忠贞不二、坚决反抗朱棣叛乱的忠烈名臣。朱棣用敲牙、割舌种种酷刑,但暴昭始终不肯屈服,最后身首异处,并被族诛。其忠烈气节受到当时人和后世的称颂。
＜正＞长期以来,靖难之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过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对靖难之役的宏观叙事与细节考订,对靖难之役发生之后,明代朝野上下在文献残缺的基础上进行的建文史重构鲜有关注,使学者难以详尽了解靖难之役的长期影响所在。该书作者吴德义专注于靖难史学研究多年,《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对自建文逊国直至南明灭亡长达二百余年的建文史学编撰做
"靖难之役",是明初历史上大事记,也是明朝加强中央集权获得显著成效的历史时期。"靖难之役"实际上一场叔侄争夺皇位站,胜负,早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战争的契机使得明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一位皇帝，身处明朝开国及前期的他，文治武功都值得称道，其编写的《永乐大典》为后世的子孙保留了诸多的文化遗产，并派遣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王朝的对外交流和发展。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虽然为封建正统的史学家所不齿，但是其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出来的做为一个军事家的能谋善断，出奇制胜，灵活用兵等方面的能力都值得后世的兵家学习。他在“靖难之役”中的游击战术更是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古代也有游击战争，但是他认为古代的游击战争都是不成功的，我们研究靖难之役发现，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靖难之役中的游击战术的运用，充分的证明了其是古代游击战争中成功的典范。在“靖难之役”中的大集团会战中，我们也能发现明前期的军事作战的一些特点，比如利用优势骑兵对敌方的坚固步兵阵营进行冲击，利用火器兵种来遏制骑兵的快速冲锋，利用新式武器来对付步兵的盾牌，利用骑兵、步兵的分批次冲锋来击退敌人进攻等等，这些战法和阵法特点都蕴含了作战指挥员的战略战术思想，为我们研究明成祖朱棣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极多的战例素材，在《明太宗实录》中，我们可以通过其记述成祖的言行，来发现一些其对...
＜正＞燕王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明朝十六位皇帝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位。本文无意讨论朱棣的历史功过,但想借朱棣在靖难之役（以地方军对抗中央军的战争,其实就是反叛）中"白沟河之战"这场关键性战役,共同探讨可供借鉴与学习之处。靖难之役开始时,双方军事力量悬殊。当时,建文帝大将军李景隆率军60万人进抵白沟河,攻打燕王朱棣受封之地北平,燕王则率十余万军队迎战。
靖难之役是明代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儒生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在此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靖难之役中,面对皇权,儒生做出了不同选择:他们或求荣祈贵,或明哲保身,或抗节不屈。方孝孺便是当时儒生抗节不屈的典型代表,他的死对后世儒生以及儒生与皇权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女仙外史》是以明朝“靖难”之役和唐赛儿起义为背景敷衍而成的小说。这部作品融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为一体,构思巧妙。由于“褒忠殛叛”的创作主旨,使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本文从“靖难”之役的历史背景和文学书写出发,通过分析《女仙外史》的女性观、宗教思想、天命观和政治思想来阐释作家心态。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靖难”之役的历史背景出发,考察史籍中关于“靖难”之役的叙述以及明代统治者对“靖难”之事的态度。分析明末清初史学界、文学界重提“靖难”之事的原因,研究明清两朝以“靖难”之役为背景的小说与戏曲,探讨《女仙外史》对“靖难”之役的再书写。第二章通过对唐赛儿及其部下“女英雄”形象的塑造分析作者的女性观,分析刹魔公主形象的宗教蕴含。刹魔公主所代表的魔教是作家宗教思想的一种体现,作为正面形象出现,混融于三教之中,同时超越三教,充当着正义的保护神,并分析这部作品宗教混融现象。第三章分析作者吕熊以极大地热情歌颂了唐赛儿的“复国”事业,唐赛儿是正义的化身。以唐赛儿为首的建文帝一方为了“复国”事业兢兢业业,尽了人事依然改变不了历史的命运,作者将这一切都归之于“天命”,用“天命”来解释历史成为...
明初"靖难之役"改变了一大批士大夫的人生轨迹。人们在这场皇权争夺战中所做出的不同选择,直接改变了其后半生的命运,同时也影响了后世对其所作的历史评价。解缙、王艮、金幼孜、练子宁等一批庐陵籍士子都是这次政治变革的亲历者,最后他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解缙而言,其选择燕王朱棣而放弃了建文帝朱允炆。解缙的人生也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既曾到达事业辉煌的时刻,也走向了悲剧的结局。后世对解缙在这场"变革"中的抉择,充满了争议性评价。
＜正＞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利每朝每代都有发生,其中打着"清君侧"旗号问鼎神器、影响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西汉时期吴王刘濞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但仅仅两个月就平定了,对吴王刘濞来说那把龙椅是"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即";而另一次是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却是一次成功的皇位问鼎。朱棣能够取得胜利,除建文帝缺乏政治军事能力
"靖难之役"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靖难之役后,明初锦衣卫的职役来源发生了变化。"靖难之役"前,锦衣卫的"职"主要从其他已设卫所调入,也有本卫因年深而升职的;"役"主要由军中佥选、报送以及州县地方保送而来,其主体为力士。"靖难之役"后,锦衣卫武职结构及其来源发生重大变化,许多追随燕王朱棣靖难建功的武职被编入锦衣卫。在洪武至永乐时期,锦衣卫职能由皇帝的私人卫队转变为国家的行政机构,锦衣卫职役来源的改变导致了锦衣卫职能和人数的变化。
明代"靖难之役"是以争夺皇位为实质、因建文帝"削藩"而爆发的一场军事政变,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的历史发展,亦对明朝邻国朝鲜的国内局势产生了较大冲击,并使得自洪武朝以来明与朝鲜两国日趋紧张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洪武征南作为滇黔明清历史的起点,无疑给滇黔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则是在洪武初征云南与再征云南时期通过普遍建立卫所和军事移民来践行的。迄今学界前辈在研究洪武征南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就军事移民问题来说多过于宏观,囿于史料限制即使偶有深入阐发也失于笼统,而随着登载武职履历的档案册武职选簿的刊布,可以使我们突破史料限制将洪武征南的研究转移到洪武征南的最终承担者,对于滇黔社会影响的实践者“职役”即征南将士身上,对于职役的关注则可对征南核心问题“军事移民”进行重新解读,这不仅有利于审视征南职役的具体来源、留戍、归宿等具体问题,而且有利于认识军事移民对明初西南边疆的具体影响。本文以武职选簿为中心,通过对登载选簿的征南将士履历的考察,进而对征南职役的来源、征南职役的留戍、征南职役的最终结局三大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洪武征南由初征云南和再征云南两次战事构成,而两次战事留戍滇黔卫所的军事移民来源广泛且复杂,初征云南职役来源主体是江淮、楚、浙等内地卫所职役,这批职役既有朱元璋嫡系部队也有陈友谅、张士诚等元末群雄旧部,除此之外明廷又将北方达、回势力安插入卫、云南本地土军编伍充卫。再征南留戍职役除...
靖难之役期间，朝鲜主要通过辽东逃来军民、赴明使团和本国探谍人员来收集明朝的情报信息。面对靖难之役，朝鲜士大夫在价值评判上秉持“尊建文贬燕王”的态度，这既是儒教性理学的道德要求，亦是朝鲜维护自身正统性并融入明朝封贡秩序的现实需要。但在政策应对上，朝鲜君臣优先维护本国利益，道德臧否反为次要，对明政策日益展现出“识时通变”的现实主义特质。价值评判与政策应对之歧异表明，在朝鲜王朝初期性理思想开始占据主导，事大意识与本国意识既调和又纠葛。
明代靖难之役中,朱棣、朱允炆的成败,与各自战略战术的使用、人才的运用、决策的心态等有着很深的联系。靖难之役的战争结局,不仅彻底改变了明初的政治格局,也极大地加强了明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
建文一朝仅有四年,又处于洪武朝与永乐朝之间,因此在整个明朝的历史中不怎么受关注。但在这短短四年中,却又发生了明代第一次外藩对皇位的争夺,即靖难之役。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期间,一改洪武年间重典治国的政治风貌,起用了大批文官,建文文官集团逐渐形成。靖难之役的直接原因就是建文君臣推行的削藩政策,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以“清君侧”的名号开始了他争夺皇位的斗争,此次内乱以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为结局,前后历时四年,基本与建文一朝重合,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前,对于削藩这一行动,建文文官集团内部就存在不同意见,大致有力主削藩派、温和削藩派和睦亲派三种。靖难之役中,建文文官有在中央制定策略左右战局的,也有去往前线或是保障后勤的,更有观察战争风向的政治投机之人,文官集团进一步分化。靖难之役后,建文文官集团的裂变更为明显,有不事二主而不屈殉国的,有追求事功归附新朝的,也有选择出逃隐遁的。归结起来,靖难之役与文官集团的裂变之间存在重大关系。建文君臣的削藩导致了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也对建文文官集团产生冲击,使建文文官集团产生裂变。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对靖...
"靖难之役"的爆发是建文帝人生的转折点,其心态的不成熟决定了战争的结果。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作用,建文帝从最初的惧怕到膨胀再到绝望的心理变化也是靖难之役中双方局势的写照。梳理建文帝在战争不同阶段的举措,一方面可以分析其心理变化对战争走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分析战争走势对建文帝心态的反作用。
靖难之役的发生,不仅是明朝内部皇位的更迭,更对明朝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朱棣靖难成功,在南京登基为帝,建文帝下落不明,传说通过密道出逃,藏身在西南边疆地区,因此朱棣登基后,西南边疆的安全成为首要问题。西南边疆的安全在明初有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靖难之役的发生,更进一步的突出西南边疆的重要性。朱棣通过发动靖难战争取得皇位,因此朱棣即位后首要的问题就是稳定皇位,而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朱棣皇位的安全。明太祖朱元璋让其义子沐英留镇云南,晚年又与耿氏进行联姻,通过深入分析沐氏、耿氏、皇室三者之间的关系不难推测靖难之役发生时,西南边疆地区是建文帝的坚强后盾。朱棣靖难成功后,有传闻说建文帝逃亡云南投奔沐氏,这更是进一步加深朱棣对西南安全的考虑。永乐初期朱棣通过对滇黔卫所进行重新布防、重新与云南沐氏进行联姻、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进一步完善西南边疆的政区设置、征讨安南等多重手段巩固西南边疆的安全稳定。文章以《明实录》和西南地方志为主要资料,以田野调查、明代名人传记、私人篆书碑刻资料等为辅助,试图从中发现“靖难之役”与明代西南边疆安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明朝是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互动具有突破性的发展时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依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与认识,对以往统治格局和体制进行了大幅调整,建立起明代皇权政治的根基,并明令后继子孙不得更改。朱元璋崩后,崇尚文治的建文帝即位后就实行"新政",力图对太祖之制进行调整,因此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间的政治冲突,并为"靖难之役"埋下火种。明成祖朱棣与朱元璋有着相近的政治追求与实践基础,面临建文帝"削藩"造成的危境,便以维护祖制为名发动"靖难之役"。即位后的朱棣在恢复祖制过程中承继甚至发展了建文时期的"文治"。从太祖立制到建文更化,再到朱棣时的融合祖制与"建文新政",显示出明代前期政治调整演进的历史轨迹,而"靖难之役"则成为实现这种政治演进必要的转换环节。
《姜氏秘史》是明中叶的一部笔记类杂史,由弋阳人姜清所作,主要记载了建文四年间及靖难之役时史事。姜清字源甫,正德辛末进士,性恬退,与物无争,官至太常寺正卿。靖难之役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不为其修《实录》,只将其事迹缀于《太祖实录》之后,言辞颇多诋侮,并禁止民间一切关于政变的史书的撰写。姜清于故案文集搜辑遗文,为补建文无《实录》之缺仿照《明实录》体例撰《姜氏秘史》,是书编年附传,是为有明以来第一部记建文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其代表意义不言而喻。本文主要通过史料比勘,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将《姜氏秘史》与正史和其他典籍分别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姜氏秘史》可以补正史之缺、揭正史之隐,纠其讹谬,而且可与其他典籍参互印证、相互补充。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姜氏秘史》作者姜清、其父祖的生平以及姜清交游情况进行梳理,以地志中发现的史料填补人物事迹,并对此书的编撰背景、著录情况、编撰体例做了一些整理与考述,简要整理了现存版本情况;第二部分对《姜氏秘史》书中所记载史事与正史、官书以及其他典籍进行对比,挖掘是书的史料价值并考其史料取材来源;第三部分从《姜氏秘史》的记载考索其所反映的明代社会风貌,并从是书中收...
＜正＞1.序言就其结果来看,可以说"靖难之役"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点。因为"靖难之役"的结果所产生的永乐政权虽然继承洪武政权的遗产而完成了明朝的政治体制, 然而,在许多政策上,尤其在对外政第上,表现了与洪武政权截然不同的地方也是不容否认的。夹在洪武政权与永乐政权之间的四年建文政权时代,是由称为"靖难之役"的内战所点缀而成。即使在"靖难之役"期间,朝鲜依然和明朝的建文政权维持了朝贡关系,而两国的使臣也有频繁来往。在内战进行期间,建文帝对朝鲜自始至终采取怀柔政策,而燕王也在发动叛乱之前同朝鲜使臣有过多次接触。
＜正＞1．序言就其结果来看,可以说“靖难之役”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点。因为“靖难之役”的结果所产生的永乐政权虽然继承洪武政权的遗产而完成了明朝的政治体制, 然而,在许多政策上,尤其在对外政第上,表现了与洪武政权截然不同的地方也是不容否认的。夹在洪武政权与永乐政权之间的四年建文政权时代,是由称为“靖难之役”的内战所点缀而成。即使在“靖难之役”期间,朝鲜依然和明朝的建文政权维持了朝贡关系,而两国的使臣也有频繁来往。在内战进行期间,建文帝对朝鲜自始至终采取怀柔政策,而燕王也在发动叛乱之前同朝鲜使臣有过多次接触。
＜正＞ “靖难之役”是明朝初年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古今史家多有评论。有人认为“削藩祸起书生计”;有人认为是“一家骨肉残。”从表面上看是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之间,为争夺皇位而酿成的一场流血战争,而实际上却是明初建立封建集权制过程中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因此,深入研究这一事件,对于正确评价朱棣,了解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很有必要。笔者不揣浅陋,论述如下,请史家指正。
＜正＞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到四年（1402）六月的靖难之役,是明太祖朱元漳死后皇族内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军事集团与建文帝朱允（火文）争夺皇位的流血战争,也是明初历史中极为令人注目的重大政治事件。靖难之役前后延续四年,双方用兵达数百万之多,战火延及冀鲁至江淮流域广大地区,暴殄天物,涂炭生灵,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战争本身来说,确无积极意
＜正＞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寿终正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登极（是为建文帝）,诏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命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与兵部尚书齐泰共同参政.又用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凡大政多所咨询。是时,朱元璋诸子皆以皇叔之尊,拥重兵边陲,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建文帝在齐、黄等臣僚支持下锐意削藩,打击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势力,致使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借口“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而“靖难”兴师.四年六月,燕师兵陷南京,推翻了建文朝。朱棣篡位称帝,这就是明成祖。这场战争,史谓“靖难之役”。
＜正＞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去世后,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与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为了消除藩王对皇位的威胁,朱允炆在齐泰、黄子澄等人支持下实行"削藩",矛头指向势力最大的藩王朱棣。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以"靖难"旗号起兵,经过四年战争夺取了皇位。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作"靖难之役"。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问题,过去常把它视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本文也对"靖难之役"的性质发表一点看法,疏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教。
＜正＞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去世后,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与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为了消除藩王对皇位的威胁,朱允炆在齐泰、黄子澄等人支持下实行"削藩",矛头指向势力最大的藩王朱棣。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以"靖难"旗号起兵,经过四年战争夺取了皇位。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作"靖难之役"。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问题,过去常把它视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本文也对"靖难之役"的性质发表一点看法,疏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教。
＜正＞ 明惠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以“新天子即位,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入诛之”的所谓“祖训”为借口,举兵反叛。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进行了整整三年。建文四年六月,燕王进入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建文帝“逊国”出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靖难之役”。
＜正＞ 明成祖朱棣生于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死于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他十一岁封燕王,二十二岁就藩北平,至建文元年（1399年）发起“靖难之役”时,已经四十多岁。尽管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靖难之役”及即位后的二十二年之中,但是以前的这四十年,不仅占了朱棣一生的大半时间,而且与他发起“靖难之役”及即位后的许多措施,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这一点过去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加上朱棣夺位后,对这段历史颇多忌讳,特意改窜《明太祖实录》,至使史实湮没,面目多非。我们从一些有关资料中搜集综合,分析他在这一段时间里的活动概况,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朱棣是有帮助的。
靖难之役前后明代北部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洪武年间，明太祖为构建“塞王守边”的北边防御体系，在宣府创立卫所，并调入大批武官。永乐初，明成祖以调卫的方式将“靖难新官”安插入卫所中，重新掌握了对该地卫所的控制，并重塑了明朝北部的边疆防御体系。宣德时，调卫成为明廷应对政治军事变故的一种手段，在晋藩谋逆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总体来说其性质仍是趋向常规化。靖难之役前后复杂的政治军事情势，使得明初调卫呈现出由常规转向特殊再趋向常规的变化轨迹，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揭示出明廷对武官的调卫具有临时集中性与长期连续性的特征。
清传奇历史剧在题材选择和文史关系处理上具有如下特点：清传奇不少历史剧题材重大；清传奇历史剧中的明朝故事剧为数众多；清传奇历史剧中以曲述史补史、实录性强的剧作不少；清传奇中有些历史故事剧或历史情境剧寄寓了作者浓厚的曲史用心；清传奇许多历史剧采取颂忠斥奸的政治化书写历史方式。
太庙配享变动是国家政治和礼制的重要事件。明嘉靖朝，靖难功臣姚广孝被移出太庙从祀之列，开国功臣刘基配享太庙。《明世宗实录》的编纂者将姚广孝除祀于太庙归因于他的佛教徒身份。而以沈德符的“海内公论”说为线索，可以将姚广孝太庙除祀事件与靖难之役历史评价的转变联系起来。此外，嘉靖帝的“崇道”思想在此事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太庙配享变动一事，朱厚熜不仅树立了自己在国家礼制体系中的权威地位，更证明自己此时已彻底实现驭权于柄。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稽仿古制,推行分封,具有由朱家子孙共享富贵与藩屏皇室的双重目的。然而诸王大多顽劣不堪、为非作歹,为此,他采取了亲身说教、委任王府官教导、编纂训诫书籍等手段加以劝谕,但因缺乏强制性,这些手段效果有限。同时,由于诸王屡教不改及其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朱元璋同样在实际限制藩王权力上用力颇勤。其一系列举措使得藩王部分人身自由遭到限制、部分法律权与人事权被收回、礼仪尊卑秩序被重新厘定、军事权发生一定程度萎缩。尽管如此,由于分封制与大一统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特性及其实际限制藩王权力措施的缺陷,还是为尔后的靖难之役埋下了隐患。从长远来看,日益浩繁的宗室供给更是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进而成为明亡原因之一。
姚广孝是明初的杰出人物,在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科技史上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让他傲视千古,不愧于"千古第一全才"的赞誉。然而,自明中期以后姚广孝遭到主流社会贬斥封杀以致其形象被淡化丑化。学界对姚广孝的研究很薄弱,这与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符。本文旨在分析其历史功绩和应得的历史地位,以及其被淡化丑化的原因。
姚广孝是元末明初非常重要的杰出人物,在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科技史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其中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让他傲视千古,甚至丝毫不愧于"千古第一全才"的赞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特别是自明中期以后遭到主流社会贬斥封杀以致其形象被淡化丑化。总的说来,学界对姚广孝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与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符。浅谈其历史功绩及应得的历史地位,简析其被淡化丑化的原因和有待研究的方面。
姚广孝是元末明初的杰出人物,在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科技史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其中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让他傲视千古,甚至丝毫不愧于"千古第一全才"的赞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特别是自明中期以后遭到主流社会贬斥封杀以致其形象被淡化丑化。总的说来,学界对姚广孝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与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符。本文旨在浅谈其历史功绩及应得的历史地位,以及简析其被淡化丑化的原因和有待研究的方面。
明代云南卫所武职多因"洪武征南"或"洪武填南"入滇,亦有永乐元年（1403）京卫武职调入者,还有宣德、正统、景泰年间调入或定卫之靖难新官之裔。云南各卫约有3名、4名至7名、8名新官,整体数量不多但世袭职级较高,属于卫所中较有权势和地位的群体。与贵州等其他省区相比较,永乐时期几无新官调入云南卫所,应与沐氏与朱棣朝廷的关系及"云南兵"在靖难之役中的创伤等有关。
靖难新官亦简称"新官",其在军政地位、世职袭替、流职考选、任用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对明代社会影响很大。贵州卫所武官除了洪武年间征南、填南而来外,还有尔后在永乐、宣德、正统及弘治间陆续调入的靖难新官及新官之裔。从贵州地方志和《武职选簿》记载"上六卫""西四卫"武官的文献可发现,该新官群体在靖难之役发生前多充旗、军之役,而调入贵州卫所之后的职级则相对较高。
清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可以证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确实存在。结合《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关于"革除"事迹的相关书写之法,可以对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形成以下几点新的认识:首先,朱棣在即位之前就已经"去除"建文年号。建文二年,用庚辰纪年;建文三年开始以洪武纪年,并追改建文纪年,否认建文帝的合法性。其次,朱棣即位之后废除建文之政的同时正式"革除"了建文年号,使洪武纪年合法化。再次,宣德时期,史臣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背后透露出来的"篡夺"之意太过明显,在纂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创造出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洪武三十五年的纪年方式来取代洪武纪年,对朱棣"革除"史实有意曲笔隐讳,给后人的认识造成混乱。最后,因为误读了《太宗实录》的书法,万历朝臣在恢复建文年号的政治活动中,明确否定了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王世贞、余继登、顾炎武、潘柽章等著名学者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对《明史》以及后世影响极大。
贵州卫所武职非尽洪武征南、填南而来,尚有永乐、宣德、正统及弘治间陆续调入的靖难新官群体。从贵州、贵州前等贵州"居中二卫"和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都匀等"下六卫"看,靖难新官之裔调入各卫者普遍职级较高,地位重要,是影响地方不可忽视的群体。
1453年,朝鲜文宗在位两年就因病去世,其后十二岁的李弘暐继位,是为朝鲜端宗。端宗年幼,难以摄理国政,便多由皇甫仁和金宗瑞等人处理国政。首阳大君李瑈则除掉皇甫仁和金宗瑞等人,并大肆消灭异己势力,是为"癸酉靖难"。癸酉靖难几乎是靖难之役的翻版,而在端宗上奏请辞王位的时候,明廷对于这一事件必然不会多加追究,反而是快速地册封世祖,通过对朝鲜局势现状的承认,来换取朝鲜对于其自身政治地位的尊崇和拥护。
明初卫所制度得到推广,全国各要害之地皆设军卫,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辖区内的德州卫亦设于此时。建文时燕王朱棣发起名为“靖难之役”的夺嫡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地处南北二京之间的德州因成为重要战场而受到很大波及。原德州地区折损、逃离的人丁缺口在朱棣继位后被部分军户填充。明朝廷迁都北京后,伴随着德州战略地位的升级,在原德州卫的基础上又设立了德州左卫。两个编制齐全、下辖屯所甚多的军卫使得德州成为一座军事移民城市。而在迁都的契机之下,原本因军事功能而设置的德州正左二卫,又因毗邻运河担负起了漕运重任。军事重地和漕运卫所的双重属性使得德州正左二卫呈现出了若干个特别的地域卫所特征,如行政级别与军事编制不对等、地域隶属和管理权限不统一等。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特征又对当地的社会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德州正左二卫的设立原因及过程折射出时代变革特色,是本文探究的重点。同时以德州正左二卫为代表的军事卫所对当地区域社会产生的多方面作用,也有值得进一步延伸思考的价值。
洪武帝藩封宗室,授予宗室直属护卫军,授权诸王控扼卫所军队调动,节制勋臣及所领军队。然而在部署军权的同时,也对他们予以了严格的限制,例如,宗室无权管理卫所军,不得私行调兵,不能擅自采取军事行动,节制权的取得亦须仰赖洪武帝的赋予。终洪武朝,地方军权始终由朝廷牢牢掌握,并未落入宗室诸王手中。洪武帝以居重驭轻为原则,构筑起中央对宗室的绝对军事压制优势。"靖难之役"的发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明初藩王重兵之说似可商榷。
明洪武年间依例建置德州正卫,左卫则是在永乐年间设立,一为填补德州因靖难之役而骤减的人口,二为加强德州的军事力量,三为助力德州的漕运。德州正左二卫为德州经济的发展,德州及周边社会的治安及运河航运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诛奸臣"（黄子澄、齐泰）为名,自称"奉天靖难",起兵反叛,史称"靖难之役"。1402年8月,燕王军最终入京师。其时宫中大火冲天,建文帝不见踪影,去向不明。一切都是朱元璋的安排建文帝朱允炆的命运,还得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很多人都知道朱元璋,他出生于贫农,从小放牛,在皇觉寺出家当和尚,还当过要饭的乞丐四处漂泊。后来,参加郭子兴的起义军反抗元朝,英勇善战,打下了大明的江山。
明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1402）夺取皇位。关于朱棣反叛之心的产生,史家所言不一,文章通过文献记载对当时时局的分析,认为朱棣起反叛之心是因为其兵力逐渐强大,军队战斗力增强,再加之太子、秦王和晋王的相继去世使他成为诸藩之首,建文帝削藩政策只是其借口。
胡广既是永乐时期内阁政治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江西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青年时通过考取功名参与政治,并在中央政变中把握机遇,为自己迎来了新的政治生命。胡广的科举仕宦历程也映射了明初江西士大夫兴起的整体特征:既有自身刻苦进学,考取功名的原因,亦与当时政治气候有莫大关联。靖难之役后,他们在政治取向上选择了朱棣,为江西士人的崛起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他们交往过从甚密,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通过交游活动,联络并加深感情,相互间关系亦复杂多样。从而在朝中形成了一个江西士大夫的乡邦团体,在仕途上互帮互助,个人与团体相互促进,对军政大事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明初政治舞台上一个显著而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有较高文化素养,重视对晚辈的教育,希望通过举业上的成就,来延续家族社会地位。通过对这一乡邦团体的分析,或可从微观层面给出一种社会向上流动的具体解释模式。
明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的实施对明初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明初两次藩王叛乱——靖难之役和朱高煦之叛就是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对于朱高煦叛乱,目前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朱高煦叛乱是确切无疑的,二是认为朱高煦叛乱纯属污蔑。通过对比史学界关于高煦之叛的不同观点,结合传世文献,将其放在分封制下的藩王和皇权的权力斗争中分析,不难发现高煦之叛乃是明代分封制变化下的一次政治斗争,是由皇帝主导的一次"叛乱",是宣宗皇帝为加强皇权,铲除遗患而故意制造的一次叛乱。对朱高煦叛乱进行再认识,理清学界为何对高煦之叛有不同的观点,对于了解明初的政局,探究分封制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天津虽在明代设卫,但其得名与明成祖"靖难之役"无关,不是明代官员附会出的"天子之渡口"之意。金章宗赐名潞水（今北运河）为"天津河",天津的称谓来源于此;它是来自东北的女真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的产物,是女真人经营今天津地区在文化上的历史痕迹。
在明代靖难之役中,济南守臣铁铉因抵抗燕师出力颇多而在成祖登基后被杀,然而对铁铉"盖棺论定"的工作却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四百年之久。在这四百年间,铁铉的形象由朝廷钦定的"奸臣"逐渐转变为忠臣,最终成为守护一方的地方神。铁铉追崇的每一步,朝廷上下的现实诉求都远超过对本地先贤的纪念本身;铁铉形象的演变历程,实际体现出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对政治伦理解释权的反复争夺。
贵州西北地区有一个自称"南京人"或"南京族"的族群,留存的碑刻、谱书以及"南京人"口口相传的故事等资料都说明他们是明初进入贵州的汉族人。本文根据史料,对"南京人"迁入贵州的若干事例进行辨析,特别澄清了"南京人"与明初戍守贵州诸卫所的将士的关系。
明代建文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因“靖难之役”而受到摧残的不只是皇帝大臣,还有文化。被禁毁的书籍繁多,反对朱棣的群臣的文集便是被摧毁的对象之一,而侥幸存留下来的文集虽遭删改,但仍保存了不少有用的史料,传达了真实的社会和历史信息。文集虽然不是史学书籍,但是其存在的形式决定了文集在史料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文集记载了当时作者的思想情况,影响了统治者的决策方向,也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是研究明初社会历史的有益史料。 建文一朝历时短暂,经过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压政治,继任者建文帝需要通过文治来缓和社会的紧张状况。其辅臣方孝孺的儒家思想影响较大,民间的社会生存状况也在这些的文集中得到印证,这是文集的史料价值最有力的佐证。 本论文主要从文集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史料价值进行阐述。 第一章主要总结建文朝时期的文人文集概况,包括作者生平、文集版本及内容等。第二章介绍建文朝时期文集的文学价值。从文体和文学思想方面进行论述,包括其载文特色,载言书事和人物评价的特点以及对文学史的影响。第三章主要叙述了文集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从政治、经济和法治等方面论述了文集的思想价值；从经济、学术等方面阐述...
通州卫是一支设立于通州的亲军部队,负责皇城守卫、宫廷侍卫,以及通州城的巡警、驻防等多重工作。它既具有明代军卫的一般特点,又因其亲军卫的身份和所处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体现出独特之处。通州卫所体现出的这种双重特性,反应了明代军事制度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为明代京卫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作为明代北京防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通州卫所反映的军事实践与得失对当今国防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奉天靖难记》是明代永乐初年官修史书,记载了"靖难之役"爆发原因及战争进程。《奉天靖难记》以"春秋笔法",表达否定建文帝正统地位的立场,并肆意歪曲历史,抹黑建文君臣,美化朱棣,其目的在于为朱棣"靖难"和篡夺皇位的行为制造合法性依据。虽然不能将《奉天靖难记》视为信史,但其对于"靖难之役"和明史研究仍具有一定价值。
郑州市惠济区岗李村发现明代《故武略将军李公墓表》石碑一通,碑文记述墓主李斌于明初从于行伍,后又参加靖难之役,因屡建战功,由小旗逐步晋升为千户,致仕后卒葬故里,其后世子孙亦承荫世袭千户之职等史实。关于"靖难之役",虽文献记载颇多,但作为碑刻资料目前尚不多见。新发现的李公墓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武当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中国道教文化而闻名全世界。在中国道教史上,武当道教发展到明朝时,为鼎盛辉煌时期,其宗教地位被统治者推崇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文拟从明成祖推崇玄天大帝（即玄武、玄帝、真武）和明成祖大修武当道教宫观等几方面来阐述鼎盛、辉煌的武当道教。
道衍禅师姚广孝原籍吴郡长洲,是吴地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道衍在历史上以明成祖靖难之役的谋主而知名,明清时期的各种笔记史乘、佛教文献以及地方志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由于价值判断标准的不同,这些史料中的道衍禅师呈现为禅僧、文人、政治家等不同形象。近现代以来,中日学者对道衍禅师的研究有方兴未艾之势,传统史书中有关道衍禅师的一些不实之词得到澄清,特别是关于道衍禅师的《道余录》,研究者将其置于明初整体政治文化环境中进行诠释,得出了与前人迥然不同的结论,而道衍禅师的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朱棣经过多年精心筹划,发动靖难之役,凭借其独特的用人之道,夺得皇位。永乐时期,他根据不断变化的政局形势,积极调整其用人政策,有效地巩固了新政权的统治,并开创了永乐盛世。
《女仙外史》以明代历史上的"靖难之役"为背景,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唐赛儿的"复国"事业。唐赛儿是正义的化身,她的复国大业也得到了仙、凡、魔三界的共同支持,但这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最后却以失败告终,作者将这一切都归之于"天命",以"天命"来解释历史成为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点。之所以如此,既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同时与明清易代时期文人特殊的创作心态有关。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更替,总伴随着血雨腥风,满目疮痍,同时也出现一定的统一和稳定,既有过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也有过盛世繁荣。但是与之相伴的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这些战争,既有弱小部落为生存发展而战,也有弱肉强食的无情践踏;既有为争夺帝位的叛逆之战,也有骨肉相残的血腥杀戮。战争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这里介绍三次影响明代历史的战役。其一,靖难之役:是明朝初期的一场重要战役。当时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口号,发动战争,历时四年,最终打败建文皇帝朱允炆,登上皇位,使明朝帝系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其二,土木堡之战:是明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由于英宗皇帝朱祁镇昏庸,宠信宦官,致使自己在此次战争中成为俘虏,并使明朝的军事力量受到重创。其三,宁远之战:是明朝末期的一场战争。这次战役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受到的最惨重的挫折,也是明军与其交战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利,这次胜利是袁崇焕与辽东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
＜正＞读读鲁北的村名碑,你会发现这些碑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永乐年间由山东即墨迁来","永乐年间由寿光迁来"……这些碑文深层的意思是在向人们倾诉历史上发生在鲁北的一个重大事件—"燕王扫北"。
＜正＞《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第255页说到分封诸侯会带来政权
＜正＞ 历史查证:"靖难之役"及其"攻破京师"解疑某次历史课堂上学生针对课前预习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朱棣发动的旨在夺取皇位的战争为何叫‘靖难之役’?
＜正＞马致远,元代杂剧作家。是元代散曲作家中豪放派的主将。他的文章融诗词与口语于一体。有一种独特的意境。马致远原名视远。小时候就因好学聪明而小有名气。少年时,他为开拓自己的前程,欲离家远行。临行前,他来到铁佛寺参拜铁佛,拜罢,马致远又
神魔小说在涉及历史问题时存在正统与反正统的矛盾,历史的严肃真实与神魔的诙谐虚幻所形成的事实分离,却又在作家的匠心独运之下,在体现立意这一点上得到辩证统一,寻求到一种现实与虚幻的平衡。
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移民成果，经过靖难之役的摧残，大都荡然无存。永乐年间开始新一轮的移民。随着首都的北迁和政治中心的北移，河北地区的移民具有与以前不同的特点。概括地说，永乐时期的移民规模比洪武时期更大，人口更多；其中军籍移民已经超过了民籍移民。民籍移民以山西人为主，军籍移民则以南京北迁的军卫为主。永乐移民重建了河北的人口。本文依据《明实录》的有关记载、地方志中的屯社资料和地名志中的自然村资料这三类资料撰写而成。根据三种资料的对勘比照，确立了对于《明实录》没有记载的地区运用其他两种资料进行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本文着重从傅友德、冯胜之死因以及靖难之役的结局分析了蓝玉党案的影响。朱元璋借蓝玉党案大肆屠戮功臣，确实消除了文武大臣对皇权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却使朱元璋既定的皇位继承人建文帝人才奇缺，皇室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剧烈。燕王朱棣趁机发动“靖难之役”，夺得了皇位。这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也是其大兴蓝玉党案的必然结果。
＜正＞ 史载明代有四次宗藩叛乱,即建文时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宣宗时汉王高煦,武宗时安化王真镭和宁王宸濠之叛.其中宣德元年之高煦叛乱,是宣宗皇帝御驾亲征平息.对此,正史、野史不乏记载,五百多年来,人们对高煦叛乱确信不疑.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史籍、辨证史实,则会发现,明代并无高煦叛乱之事实.其证有六:
＜正＞靖难之役,成祖尽割大宁卫地畀与兀良哈三卫,以偿其助兵之功,古今言蒙古历史者几于众口一辞而无或异议。盖燕王以庶长而夺位嫡幼,本已背逆民心,人诋其割地媚"虏",本极自然;且又明儒著书,辗转因仍,不暇深究其可信与否,有发覆质疑而反其说者,以我
＜正＞靖难之役,成祖尽割大宁卫地畀与兀良哈三卫,以偿其助兵之功,古今言蒙古历史者几于众口一辞而无或异议。盖燕王以庶长而夺位嫡幼,本已背逆民心,人诋其割地媚"虏",本极自然;且又明儒著书,辗转因仍,不暇深究其可信与否,有发覆质疑而反其说者,以我
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被视为前近代东亚世界宗藩关系的典范。然而，该封贡关系的形成却历经了曲折波澜的复杂过程。李朝建立之初，因政权合法性、领土争端等问题，一度被拒之于明朝封贡体系之外。可是，明鲜双方虽未正式建立封贡关系，但在实际处理问题时都充分利用了封贡关系蕴含的伦理规则。“靖难之役”发生后，两国封贡关系正式成立，在复杂局势中双方又运用其中的伦理规则达成了各自目的。两国政变结束后，两位“太宗”迅速重建封贡关系的举动，不仅为自身夺权行为提供了外部认同依据，也从伦理层面确认了彼此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更为明朝封贡体系在前近代东亚世界的延展做出了示范表率。
蜀献王朱椿作为朱元璋的第十一个儿子,是明朝第一代藩王中唯一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而无事的。新近从日本找回珍贵的《献园睿制集》,记录了其与十位兄长的关系,并可以推导朱椿在"靖难之役"中的立场,以及他为什么是建文帝和永乐帝竞相拉拢的对象。方孝孺是朱元璋钦定的"后备干部",朱椿将其从汉中教授的任上礼聘到蜀府作"世子傅",这一方面起到提升蜀中文化的实际作用;另一方面也暗含拉拢未来朝廷重臣的政治投机。从双方的诗文往来看,二人相处愉快。通过梳理朱椿所历三朝的过程,可以看到他既承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也承认朱棣的"家长"身份,在"靖难之役"过程中不持立场,并被朝廷时时监控;使其真心拥护的是最终掌权者。以此推论,建文帝逃蜀的传说不成立;而朱椿以极大的贤名,仅获谥号"献",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正＞仕宦官员廉耻丧尽,自然影响到生员的士风;而士风堕落的极端表现,就是生员的无赖化。秀才的无赖化,起源于宋元以来的"破落户",也就是那些破落的旧家子弟。入明以后,秀才不再高尚其志,动辄称"岂有生肉与我吃哉",即不再以从祀孔庙为最高追求,而是一副凶相,被民间百姓称为"蓝袍大王",甚至民间起了争端,也会说"我雇秀才打汝"。
＜正＞长期以来,历史课程被局限于枯燥的内容和机械的记忆之中,远离学生的现实生活,触摸不到时代发展的脉搏。在学生眼中,历史是最没有生气、没有兴趣的学科之一,有的只是背不完的朝代、时间、制度和事件,历史学习苦不堪言。新课程强调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强调运用全面的眼光来分析历史,形成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并在历史中汲取智慧,认识现实,养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在教学人教版七年级下册"明朝君权的加强"一课,我尝试采用贴近学生生活的学习方式,力图展现历史教育的多面价值。
＜正＞节选文段解缙①、吴溥②与（王）艮③、（胡）靖④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驰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节选自《明史·王艮传》）
明代临淮武定侯郭氏与徐氏、沐氏并称明朝三家铁帽公侯之族,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由于郭氏家族卷入胡蓝之狱、靖难之役两次政治大事变,以及家族内部发生长期的袭爵之争,加上武定侯郭勋瘐死狱中等复杂情形,①史籍关于郭氏家族史实的记载语多不详,真伪并存。本文就临淮郭氏家族中的巩昌侯郭兴、武定侯郭英子嗣名,郭玹袭爵,武定侯郭勋生卒年岁、加太保等基本问题,进行考证辨析,以廓清历史事实。
《建文朝野汇编》收录的建文忠臣亲族在"靖难之役"后遭受迫害的史料,极具价值。这些史料记事明确,包括被祸者间之亲属关系、姓名、家财变价解院及全家充军等情况,弥补了正史及其他史籍记事模糊、缺乏细节,从而引发争议的缺憾,证实了靖难后株连"九族"以至"十族"的迫害确实存在。这对于深入认识建文、永乐之交历史,尤其是"靖难之役",具有重要的意义。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下落,久被视为明史第一悬案。多数学者认为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自焚,而是偕近臣出逃,但出亡地点却众说纷纭,若按建文帝出亡具体地点分,先后出现62种不同说法,但因缺乏有力史料支撑,一直未能形成定论。本文对近年在宁德新发现的云锦袈裟、上金贝古墓以及郑歧村郑洽认祖归宗和明初对闽东军控等逐一进行细密的考证,在综合这些考证的基础上,提出建文帝出亡宁德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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