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面对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新格局,定都问题一直是困扰朱元璋君臣的一大难题。终洪武之世,朱元璋也未能解决迁都的问题。燕王朱棣称帝后,将北平改为北京,条件具备后迅速将京师从南京迁到北京。成祖去世之后,虽有短暂的反复,但英宗即位不久,宣布定都北京,从此北京成为明朝永久的都城。迁都北京是明朝主动适应唐以后多民族交融局面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可以有效应对元朝残余的侵扰,另一方面能够整合农耕和游牧两大区域,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治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意义重大。
＜正＞2020年1月17日至6月28日首都博物馆展览由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总馆共同主办,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明十三陵博物馆、南京明孝陵博物馆、南京城墙博物馆和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共同协办。2020年正逢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将满600年,展览围绕明代迁都北京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共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是明代官修的三部重要典籍。三书篇幅多达两百余卷,但编纂用时却不足十个月。其成书之仓促,在历代官修典籍中极为罕见。清代以后,多数学者对《大全》仓促编纂的真实原因缺乏了解,片面地认定编书人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对其学术态度,对《大全》因赶工而出现的疏漏、因循、抄袭、剽窃等问题展开激烈批判。事实上,明成祖才是《大全》编纂进度的实际掌控者。受明蒙战争影响而调整编书进程,是《大全》仓促成书的直接原因。为迁都北京而做出牺牲,则是该书速成的深层原因。《大全》不是纯粹的学术作品,而是明初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明成祖政治权衡的结果。
＜正＞韩国首都首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也是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集中了韩国约25%的人口,拥有约30%的经济总量。韩国在2012年9月启动了"迁都行动",将部分行政功能,包括国务总理办公室在内的17个政府部门迁移到世宗市,青瓦台总统府、国防部和外交通商部等核心政府机构与国会、大法院则留在首尔。从此,世宗市为韩国的"行政首都",首尔市则成为"经济首都"。
＜正＞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北面昌平区境天寿山南麓,距首都北京约五十公里,陵域面积120余平方公里,环葬着明代的13位皇帝,统称十三陵,是中国帝王陵墓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处遗址。明十三陵中的首陵,是成祖永乐皇帝的长陵。这位皇帝虽在明代历史上的名气很大,却不是遵照封建帝位继承法,用和平的手段当上皇帝的,而是以武力强取豪夺争得的天下。原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早死,不得已只好改立皇太孙朱建文为合法继承人,另分封诸子为诸王。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继任,是为建文皇帝。可是好景不长,他驻守北平的叔父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也
邵伟华教授是著名的周易学家,预测学家,是久负盛名的一代风水大师。邵伟华教授秉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理念,在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从平原到山地,从国内到国外的广泛历程中,坚持每到一地,考察一地,研究一地,把实实在在的人物事物的兴衰同当时当地的地理环境形势结合起来,通过易理进行分析,结合风水进行辨理,深究其因。在大量考察分析事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八宫风水观测法"这一应用风水学说,并广泛用于实践及事件分析。邵伟华教授十分关心"国事"。在社会上特别是风水界刮起一股"迁都"舆论之风的时候,运用"八宫风水观测法",观测分析北京环境形势,旗帜鲜明提出,"北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风水宝地",投书并在相关会议上,据理力争地批驳"迁都论"。"北京——伟大中华民族的风水宝地",是邵伟华教授众多相关文章中的一篇,也是邵伟华教授反复推敲之篇,本刊特予刊登,以飨广大读者。
＜正＞明成祖"靖难"取得政权后将都城由原来的南京迁往北京,既有风水地理原因,也有政治历史原因。迁都北京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有利于充实北方的边防力量与维护国家统一。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明成祖于公元1403年即位建元永乐,其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原来的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一、迁都的政治环境椐《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载:"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
＜正＞明代初,朱棣迁都北京,废元大都重建紫禁城。紫禁城内有一条蜿蜒曲折自西北向东南长达2000多米的金水河,河水不仅增添了宫廷建筑的美感,还是城内给水和排水的河道。紫禁城城内的桥也都横跨于金水河之上。
中国古代历史上,都城选址被认为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两京或多京制往往成为统治者在都城问题上的最佳选择。两京制可以上溯到西周,历经汉、隋、唐、宋等朝代的发展,至明代,统治者则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并有所创新,这主要指的是明代两京制下南京与北京各设有一套中央行政机构。因此,明代两京制下留都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对明代政治、社会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写作上,绪论部分对该选题的学术史做了回顾,对陪都、两京做了界定,这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正文共分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叙述明代两京制的演变与确立。两京制初始于洪武年间两京一都格局,永乐迁都北京成为两京制确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经洪熙、宣德年间至正统年间最终确立。两京制是明初统治者综合政治、军事与经济多方面因素而决定的,是符合明代历史实际的。 第二部分介绍两京制下的官制设置及其关系,重点论述了南京守备、南京参赞机务的设置,在此基础上对南京、北京的上下隶属关系作了说明。两京虽各设有一套完整的中央行政机构,但在职权范围、政策执行程序等方面,南京机构处处受制于北京,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上下隶属关系。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
作为统治中心及政权存在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一国都城的选择和营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成祖高瞻远瞩,迁都北京,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以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汉族皇帝。明成祖之所以迁都北京,既有政治、经济上的考虑,也有军事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选择。
明朝在建国初期,围绕着迁都问题进行了数次的争论。在明初期,朱棣进行巩固统治的政治活动之一便是迁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新朝建立不久即主张迁都实属罕见。究其原因,主要是明朝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决定的,即北方经济在全国的弱势地位要求中央政府在政治方面给予倾斜政策来弥补。
＜正＞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日亥时,太祖逝世。当夜即敛,七日而葬。皇太孙朱允坟即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随后削藩遂起,演成靖难之变。藩权与君权的冲突一直是个古老的命题。明太祖与先朝开国之君一样为了皇室利益、皇朝利益和集中权力树立君主权威,采用分封自己的兄弟
＜正＞ 一、明成祖迁都北京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侵袭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点上来说,明成祖选都北京,是正确的,他选都北京,还可以对附近地区的
＜正＞明朝初年,朱元璋欲仿古制肇建两京,为此,曾亲临汴梁阅视,并改汴梁为开封府, 随即又改称开封为北京,而以应天为南京。此后还扩建凤阳城阙以为中都,不少大臣曾建议都洛阳或关中,但这些计划或工程,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中途搁浅了,最后仍定都南京。
＜正＞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新旧王朝的兴衰更迭,京师的确立或迁徒,屡见不鲜。然而,它们多出现在新王朝肇建之时,或王朝将亡的偏安一隅。惟有明代在其立国不久,永乐帝朱棣就由南趋北,遥遥千余里,进行了京都的大迁移,这无疑是明代的重大事件,抑或在封建社会里也是罕见的。永乐帝为何要迁都北京?此举对明王朝的巩固和发展究竟起到什么作用?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质之高明。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1]。失去"国都"光环的北平在呈现百业凋零态势的同时,城市发展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自我意识和地方特色得以彰显。这一阶段是北京这一传统的政治中心古城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重要环节,对理解近代北京发展历程及今天的首都建设都不无裨益。
＜正＞在明代的各类史料中,常常可以看到关于北京的各种称谓,如"京都"、"北京"、"京师"、"京城"、"京华"、"帝都"、"燕京"等,其中许多称谓或者包含众人
依据金、元史料,分析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原因,并考察其迁都之过程,在此基础上阐发了此对北京城市发展之影响以及其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之地位。
本文旨在通过文学与地理的跨学科研究，力求达到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以及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体系，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之目的。 全文由导论和五个章节内容所组成。在导论中，首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支点，然后就“选题缘起与宗旨”、“学科回顾与评价”、“研究理路与方法”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简要的阐述。鉴于目前有关中国文学地理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两大突出问题：系统的整体研究与学术体系建构的缺失，本文根据从静态到动态，从平面到立体，从单向到多元研究的学术理路，紧紧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以文学家籍贯分布为始点，然后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与规律的探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作用与功能。 本文认为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
2000年8月,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北京有关方面承认,未来10年水源短缺将是中国国内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由于中国旱灾情况日益严重,再过30多年北京将面临沙漠化的危机。总理朱镕基指出,如果沙漠化问题不能予以控制,迟早要将首都迁往他处。总理的话道出了北京所面临的危机。事实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开始探讨有关迁都的话题。无论其设想的现实性有多大,这种未雨绸缪的规划都不失为有益的观念启迪。
8月,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北京有关方面承认,未来10年水源短缺将是中国国内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由于中国旱灾情况日益严重,再过30多年北京将面临沙漠化的危机。总理朱镕基指出,如果沙漠化问题不能予以控制,迟早要将首都迁往他处。总理的话道出了北京所面临的危机。事实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开始探讨有关迁都的话题。无论其设想的现实性有多大,这种未雨绸缪的规划都不失为有益的观念启迪。
＜正＞ 明代北京宫殿,很少有人注意其具体诞辰,实际上在当时官方文献中,记述得十分清楚。《明太宗实录》第一百一十八卷载: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上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诏天下曰:开基创业,兴王之本为先;继体守成,经国之宜尤重。……爰自营建（北京宫殿）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由于外国的入侵导致首都受到威胁,不仅引发了清政府关于迁都的讨论,而且有识之士亦发表建都主张。近代武汉建都,较早来自孙中山提出的“一都四京”说法,将武汉作为理想建都地点之一。1911至1948年,辛亥革命、北伐、20世纪40年代三个时期的建都论争,均涉及武汉。辛亥革命爆发后,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武汉集团与江浙集团进行政治博弈,两大地域集团争夺临时中央政府的组建权,最终各省代表议决武昌作为国都。然而当时武汉的军事形势严峻,导致中央政府地点由武昌改为南京,武汉与首都失之交臂。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但南北尚未统一,发生了南北定都之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主张国都在南京,北方的袁世凯则主张首都在北京。南北双方争执激烈之时,武汉方面提出建都武昌作为调和的办法,但首都最终仍在北京。北伐时期,由于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将革命势力发展至长江流域,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意图,率先提议迁都武汉。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却挑起武汉与南昌迁都之争,并加快实施收复长江中下游的军事计划,于1927年4月18日另立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由于武汉...
中国古代的北方民族曾建立过诸多政权。这些政权有的旋生旋灭,有的偏安边陲,有的与南方王朝问鼎对弈,还有的则建立了车书混同的统一王朝。这些北方民族在历史时期分布于汉族居住区以北,东至东北与朝鲜半岛,西至青藏高原东部的羌区及蒙古草原西部。与人们长久以来对游牧民族的浪漫想象不同,魏晋以降,北方游牧民族冲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固有形象,往往在建立政权之际争夺都会之邑或建筑城池,据之以设立都城,作为政权的政治中心。其都城均为华夷咸暨、五方杂处的民族融合所在,是人物斯在、思想荟萃的文化交融之所,又是南北通货与边疆贸易的枢纽,在我国都城和城市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都城的研究往往是从单一的政权或都城个案出发,对于北方民族都城史的时空发展演变脉络,尚待整体视角下的系统梳理。本论在学界对北方民族都城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空间视域出发,对4至17世纪——从十六国时代到清代将北京正式设为都城这一时段内,北方民族都城发展历史的时空演变进程进行考察,籍以分析北方民族都城的产生、发展及其时空演进中的内在动因与空间规律。从宏观视角出发,将北方民族都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正＞北京故宫是满族人建立的清政权的早期皇宫,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皇家宫殿群。北京故宫原名紫禁城,明成祖朱棣于公元1406年开始建设,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它是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称为"故宫",后更名为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为清朝初期的皇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清朝入关前,其皇宫设在沈阳,迁都北京后,这座皇宫被称作"陪都宫殿" "留都宫殿",后来称之为沈阳故宫。
＜正＞能用画笔描绘家乡的标志性景观—沈阳故宫,让我心动不已,因为它是中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又称盛京皇宫,为清朝初期的皇宫。沈阳故宫始建于努尔哈赤时期的1625年,建成于皇太极时期的1636年。清朝迁都北京后,经康熙、乾隆时期的改建、增建,形成了今日有宫殿亭台楼阁斋堂等建筑100余座、500余间,占地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格局面貌,
自春秋以来,渤海湾就是我国重要的海盐产地,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至洪武时期,明廷对渤海湾地区的渔盐业进一步加强了管理。永乐朝,明成祖迁都北京,渤海湾成为京师出海口,地理位置愈显重要。明初对渤海湾进行经略,主要目的是为建设北京城服务。明成祖即位后,欲将都城迁往北京,但遭到了不少大臣的反对。为减缓迁都压力,明成祖先兴“两都”之制,暗地里加快建设北京城和周边地区,提升北京在全国的地位。渤海湾因毗邻京师,其时海防、海运和渔盐业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在海防上。海之有防,自明代始。自元末明初,倭寇大举侵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自辽东至海南都无法幸免。为维护新生王朝的海疆安全,明政府在沿海地区兴卫所、设巡检司,在海上也用水师巡逻,初步兴建起海防体系。但洪武朝海防建设以南方海域为主,北方辽东和山东都是其薄弱点。明成祖即位后,加大了对北方海域海防的建设。渤海湾虽是中国内水,并未被倭寇大举侵略,但仍有少许流寇来犯。为维护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明成祖在渤海湾沿岸设置梁城守御千户所、天津卫等卫所和海口巡检司等共同协防。其次是海运的通行,古代对洋流、气候认识水平有限,加上造船技术的落后,难抗海上风...
明成祖朱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明朝国力逐步得到提升,各项成绩斐然。特别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可以说是一项壮举,更是影响后世的举措。明成祖的迁都,使得北京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丰富了北京人的生活,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如今的北京城,依旧保留着大部分历史的痕迹,见证着北京这座城市的成长。
本文将江苏地区的明代记年墓从墓葬类型、随葬品、规模等级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类型方面,该地区明代墓葬有砖室墓、砖石混筑墓、糯米浆三合土浇浆墓和竖穴土坑墓四种类型。明迁都北京之前砖室墓是该地的主要类型,迁都之后砖室墓仍大量存在,约在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前后糯米浆三合土墓开始流行并取代砖室墓,直至明朝末年。随葬品方面,功能用途是区分其类别的重要依据,据此可将该地明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划分为日常生活用品类和明器类。各类型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存在着较大差异,砖室墓中常见成套的铜、锡明器,浇浆墓以服饰类为主,竹木类随葬品为浇浆墓中所特有,砖室墓中基本不见。规模方面,墓葬规模的大小影响墓内设施,规模越大墓内设施越完善;同时,墓葬规模与墓主身份等级密切相关,大型三室墓与中型双室墓的墓主多为公侯级别,小型墓葬包括单室砖室墓和浇浆墓,砖室墓主要被三、四品官员所采用,浇浆墓的墓主身份较为复杂,从功臣贵族到地主文人皆有采用。通过与中原地区以及安徽、上海两地明墓对比分析,该地区墓葬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砖室墓集中分布于南京市及周边,糯米浆三合土浇浆墓自北向南分布于淮安、泰州、常州、无锡和苏...
通州是伴随着运河开通繁华起来的城市,始于元代。通州城在明代获得了大发展,是与明成祖迁都北京这一因素分不开的。为了满足京师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明清两代运河漕运大兴,通州因地处大运河最北端而繁盛起来。漕运的停止和铁路的修筑,导致了通州城市的衰落,但仍然保留着京畿重镇的地位。
＜正＞朱棣迁都的原因说法甚多,有言北平是朱棣燕王的"龙兴之地"者,有言他不习惯于南京的生活,有言他在南京杀人太多而不安于内廷生活。此类说法仅从帝王一人之好恶判断国家都城之所在,显然过于简单,因为都城是一个国家政治和军事中心,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中枢,都城的选择一定有周密的考虑。对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研究成果颇多,像国内的明史学者毛佩琦、商传、晁中辰,中国台北学者朱鸿、日本学者新宫学等都有论著探讨成祖迁都的背景、目的、影响和评价等,相关论文更是丰富。虽然学者在诸多问题的观点有明
永乐末年明太宗朱棣迁都不久的火灾之后,群臣应诏直言之举迅速演变为一场反对迁都的风波,不仅暴露出了迁都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也暴露出了朱棣与群臣在开创和守成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虽然群臣因直言超过了朱棣划定的范围而受到镇压,但严酷的现实迫使朱棣停止了下西洋等部分消耗巨大的活动,减免了百姓的一些负担。反迁都风波表明,在永乐后期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坚持守成、反对开创的政治派别,并开始扭转国力透支的局面。因此,这场风波实际上是后来"仁宣之治"的前奏,客观上为明代前期开拓向稳定的历史转折做了一定的准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明朝创立初期,太祖出于内外因两个角度,将国都定在南京。明成祖继位后,立即采取移民、挖河、建宫等举措,不久便将明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迁都原因中北京优越的各方面条件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根本上则是由朱棣的性格决定的。
都城作为国家政权统治的中心,是国家或者政权政治性的物化载体。都城选址是自古至今每一个王朝或政权绕不开的大事。中国古代关于都城选址的论述非常丰富,《周礼》中的“惟王建国,辩证方位”,《管子》《度地》篇中的“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乘马》篇中“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吕氏春秋》中的“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太平御览》“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等等,国都选址是历代王朝和政权建立之初极其重要的国事之一。待选址城市的区位、地形、气候、资源、交通等诸要素成为统治集团权衡的重要因素。明代都城选择的徘徊历经五朝七十余年才最终定型。我们一般认为朱元璋定都南京,朱棣迁都北京,其南北两京制便是如此,实则其都城确定是经过了形势的变化和明前期统治者及其幕僚的探索而形成的,在南北两京制的形成过程中,南京和北京的主都、辅都地位亦在变动,与我们传统认为的北京为主都,南京为留都并非各个时段是完全相符的。明前期都城选址是中国历代选址中一个比较值得研究的案例。本文共分为五部分...
＜正＞三陵总理事务衙门,始建于清代乾隆四十八年（1783）,其职能是总管永陵、福陵、昭陵关外三陵事务,负责关外三陵的修缮与保护,与清代的吏、户、礼等六部并列。官员级别很高,而且只能是满族八旗人担任其中的重要职务,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清迁都北京,盛京作为陪都,清代帝王东巡祭祖之时,相关的一切事宜都是由三陵衙门负责安排。当年清代皇帝乾隆等相继东巡祭祖,也都是"三陵衙门"负责接待。
首都,作为一个朝代的统治中心及政权存在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迁都,要利弊权衡众多的要素方能做出抉择,由于朝代和当局条件的不同,一国之君所看重的因素也不同。明成祖朱棣实行两京制,迁都北京,同时保留南京,使得明初宫廷绘画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早期以江南区域绘画为中心,突出江南绘画的地位和价值,到永乐之后兼受两宋院体的影响,围绕着这些改变,窥见明初宫廷绘画中特有的江南文化的历史图示。
＜正＞南京素有"六朝古都"和"十朝都会"之称。大明王朝是在南京建都的第八个王朝,是南京历史上唯一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朱元璋也是南京历史上最后一位开国皇帝。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祖孙三代在南京共当了约54年皇帝。之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
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旧都南京成为留都，健全的中央官署建置、洪武时期国家祭祀坛庙与孝陵的存在、皇城内府的继续运作使留都不同于先代的陪都。过去，明代宫廷典制史研究以首都为主线的转移使得留都的宫廷典制史研究成为明史研究中的白页。本文对1421年—1644年的南京宫廷典制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 迁都之后，明代诸帝之中仅有宣宗曾以皇太子身份居守南京，武宗则是唯一亲至南京的皇帝，这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宫廷。留都宫廷事务的管理处于守备体制与五府六部结合的留都管理体制之下，南京守备、礼部、兵部、工部、光禄寺、太常寺、鸿胪寺等衙门皆参与留都宫廷管理。南京守备诸官是南京留守体制核心，外守备职掌涉及宫廷防护、祭祀等诸项事务，内守备直接管理南京内府。礼部、光禄寺、太常寺、鸿胪寺各行其职，管理留都的各项祭祀活动；守备厅、工部、光禄寺、太常寺或为南京内府生产提供原料，或为北京提供贡物以满足北京部分祭品及上供的需要。留都内府衙门则使宫廷基本成为一个官营手工业的基地，备办贡物成为其的主要任务。 南京自迁都以后，祀典虽或存或废，但两京完整的祭祀体系存在潜在冲突，正德时期便发生了两京制下的郊祀之争。嘉靖时期...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史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都城在我国历史上作为特殊城市,不仅是一个政权统治区域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政权存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定都成为统治者首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统治者往往会在都城之外营建若干陪都。两京制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在国家治理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清两朝在沿袭历代都城制度的基础上应用两京制,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在陪都设置一套相对完整的行政机构,不仅是作为帝王出巡的行宫和政治上的象征,而且具有实质的意义,对陪都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制度的运行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为支撑,都城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各个阶层的人口大量汇集,统治者从这里向全国发号施令,又尽可能多的把全国的财富吸收到京城,来供贵族、官僚阶层的生活消费。如何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如何支撑都城中各项城市功能的有效运行及其在全国经济体系中居于怎样的地位?是我们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作为都城,它的经济因素不可或缺,供应都城内的军糈民粮,是每位统治者都无法回避的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迁都问题,南北舆论出现两次热烈集中的讨论。第一次以武汉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为主阵地,围绕理想中的首都、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28年春二次北伐引发南北新一轮的迁都之争,北方学人白眉初、叶叔衡与南方张其昀、龚德柏等围绕建设北京与南京的优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最终因蒋介石为首南方军事政治实力集团介入,社会上的迁都之争才逐步平息下来。透过这两场迁都之争,不仅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社会各界对于建都的分歧,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而且显示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貌,国家层面的政治统一与社会层面的思想统一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清朝末年是个多事之秋,天灾人祸迭起,外加欧风美雨的笼罩,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孕育而出的“迁都”问题,是必有着纷繁复杂的成因。概而言之,随着民族融合,以北京为都的民族战略意义渐小;北京所在地区自然情况的恶化;以京为都的行政成本过高;近代以来北京战略弱点日见突出;晚清改革政治的需要。定都是中国历代王朝极其重视之事,关乎王朝的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迁都亦然。迁都的策动者必有政治与经济的欲求,而既得利益者则可能有所失,因此,围绕国都的迁变必引起各种争论,而争论主要有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晚清迁都的争论集中于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两次战争期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赞成派和反对派各据己益展开争论。而在主张迁都的建议中,由于各自着眼点的差异提出了不同的迁都地址,即西安、太原、上海。此外,戴鸿慈、洪良品、康有为等还提出了建立陪都的主张。清朝末年围绕迁都的争论,双方的唇枪舌战不可谓不激烈、不雄辩,可是,最终裁定大权掌握于清政府的统治者手中,在其利害权衡下,决定都城终不能迁移,领土终得割让,这场争论也随之偃旗息鼓了。
＜正＞首都为国家中枢之地,一般不轻易迁离,但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便会转换,迁都就成为调整利益冲突、保持国家活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古代历史
首都是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它对国家的运行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首都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主要有生态因素、安全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文化认同因素。本文首先针对诸多影响首都区位选择的因素结合古今中外的定都与迁都实例加以分析，揭示各种因素在各种特定情况下的影响权重。本文还以中国历史上首都变迁为主线，揭示出中国古今首都变化的一般规律，并得出随时代的变迁影响首都区位选择的因素权重高低经历了由生态到安全到经济直到文化认同的发展趋势，希望通过对首都演变规律的认识达到把握首都未来可能发展变化的目的。本文还针对二战后的巴西迁都这一典型的迁都案例做了具体的叙述与分析，认为巴西政府做出的迁都决策从加强首都行政职能发挥的角度出发固然是具有时代前瞻性的，但是实际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探讨。本文还介绍并分析了韩国政府的迁都尝试，指出了韩国迁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文化地域认同对迁都造成的强大阻力。通过这些实例分析得出了现代建都原则的发展方向固然要淡化首都的经济职能，但绝对不可忽视文化影响。尤其对于中国这样拥有辽阔国土，丰富的地域文化与地域差异的国家，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也就是最适合的首...
＜正＞大栅栏的前身是廊房胡同。距今580年前,明朝水乐皇帝从南京迁都北京,那时北京久经战乱,人口稀少,商业萧条。据《永乐大典·顺天府忐)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整个顺天府只有14900余户48000余人。因此,永乐皇帝决定在北京城关厢建廊房,从外地移民居住,或招商经营。自此之后,现今正阳门外的西部也就有了廊房一、二、三、四条胡同。
＜正＞ 有一本新书,名日《皇宫里的故事》（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介绍明清两代宫廷往事,普及历史知识,立意是好的。但是,我翻了一下,这个只有140页的小册子,差错竟达几十处之多。一、不符合史实。该书开篇第一页说:“故宫……它是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于1406年开始修建的。”这就不对了。史实是修建皇宫在前,迁都北京在后,也就是说,1406年开始修建皇宫,
＜正＞沈阳故宫是中国仅存的两大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它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传统，集汉、满、蒙古族建筑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故宫被称作“陪都宫殿”“留都宫殿”，经历努尔哈赤、皇太极、乾隆三个时期建造，历时158年，其占地面积63272平方米，建筑面积18968平方米，拥有建筑100余座、500余间。沈阳故宫按照建筑布局和建造先后分为三个部分。东路包括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中路为清太宗时期续建，是皇帝进行政治活动和后妃居住的场所；西路则是清朝皇帝“东巡”盛京时读书、看戏，存放《四库全书》的场所。
永乐迁都北京是中国都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创建南京和北京的两京体制，将南北方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明朝在南北方实施有效统治成为可能。为进一步笼络儒士大夫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也为了进一步平衡南北文化发展的差异，明成祖在巡幸期间采取在北京官修经书、举行会试殿试等措施，使得北京官方经学达到一统，禁锢了参加科举考试的众多儒生，造成士人经学思想的僵化和循规蹈矩地墨守官学，借此也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思想的统一和稳定，为永乐朝最终迁都北京提供了社会思想文化的保障。
＜正＞自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开始,到正统六年（1441）明英宗朱祁镇最终确立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的两京制度为止,明朝的定都问题前后经过长达70余年的反复最终尘埃落定。定都问题的长期反复,不仅是明代前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明初乃至后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而永乐十九年（1421）的迁都北京（以下简称"永乐北迁"）,则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节点。因此,在永乐迁都600年后的今天,仍有必要重新回顾和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正＞都城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政权的象征,古人把营建都邑视为"国之大事"。都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多数情况下,又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可以说,都城在国家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国古代都城迁徙演变进行梳理,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和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为都城的城市如棋子一般遍布中华大地,历朝历代的迁都更是不胜枚举。但在学术
南直隶即留都南京,为明朝财经重心、政治副中心和军事重镇。其兵防体制历经前期首都变留都、中叶操巡江统合、嘉靖防倭与文官提督扩权、晚期四子防区定型等四阶段。因应迁都,形成守备班子统率常设京营负责城防,而城防兵力有所削弱、其他卫所兵力有所增强,但前者仍主操守,后者则多役于屯与运。因备倭,海防归入直浙闽备倭都指挥统辖。正统后,海道宁息,三地分设备倭。明中叶沿江治安恶化,始以南京副或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兼巡江,统合江海防,镇戍营兵制和以文统武体制初步成型。嘉靖中,因防倭,该体制全面展开,南北巡抚获提督军务权,参赞尚书获统合全南直军事权。倭平后,文臣提督权被制度化,南北两巡抚的海防信地和操江都御史的江防信地就以圌山和三江会口为界,江防、海防之间的防汛协作机制也同时成立。参赞尚书统合京营防区、操江防区、江南防区和江北防区延续至明末。北京陷落后,南直隶军事布防成为弘光政权再构成的支撑力量。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上书废除南京留都体制,设立京营戎政制度。江北四镇,驻守武昌地区的左良玉部为南京重要屏障,守备体制控制的武装力量转向弘光政权的体制。但弘光政权灭亡,留都终未能为明朝赢得偏安之局的地步。
＜正＞在传统美食中,我国制作烤鸭的历史很长,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炙鸭"的记载,元代也对"烧鸭子"有了详尽的描述。明成祖迁都北京,烤鸭技术也随之带了过来并成为宫内的美味。在明万历年间的《明宫史·饮食好尚》中就有烧鹅、鸡、鸭的记载,表明当时烧鹅、烧鸡、烧鸭已成为北京的风味。一、便宜坊的看家手艺据清宫《五台照常膳底档》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月初五至十七日,乾隆皇帝吃烤鸭达八次之多。
中国古代都城史包括历朝历代作为首都的都城史和作为副首都的陪都都城史。在解释陪都一词之前,首先要说说与之相对应的首都、国都的含义。国都是一个国家或政权执掌和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通常也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社会,都城的称谓多达50多种,如京城、京师、京都、帝都、帝宅、皂都、京畿、中国、首善,等等。首都的含义具备三要点,即：首都以皇帝所居、众大尊崇、人口汇聚。那么,还有没有除都城以外也具有以上三要点的城市呢?如果皇帝们因某种需要常常也会到另一个大城市视察、逗留甚至办公,而这个城市也具有某些相应的设置,那这个城市该怎么称呼呢?此外,类似的城市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吗?答案是：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城市史经常出现的,它的名称叫陪都。中国古代,除建立国都作为政治中心之外,许多朝代还因特殊需要而设立陪都,陪都不是一种个别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具有客观规律性和普遍意义的现象。所谓陪都,它是一国的统治者在正式的京城之外,因为某些需要而设置的都城,为首都之外另设的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政治性制度。陪都有时又称行都、留都、别都等。本文研究的就是陪都称谓之一——行都的类型和...
＜正＞沈阳故宫,是后金入关前的沈阳（盛京）皇宫和清朝迁都北京后的盛京行宫（或称奉天行宫）,始建于1625年,初成于1636年。至乾隆时期又有较大规模的改建与增修,占地约6万平方米。沈阳故宫按照建筑布局和建造先后,可以分为3个部分:东路为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为清太宗时期续建的大中阙;西路则是乾隆时期增建的文溯阁等。整座皇宫楼阁
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都城。但是社会中对于定都何处、如何对落后的北京进行改造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
“白粮”即宫廷内府、光禄寺等衙门所用的白熟粳、糯米、芝麻、黄豆等项及五军都督府首领官吏与九卿等衙门官吏俸米。白粮在文献中真正开始作为赋役被广泛提及是在明代，并成为困扰江南地区最为繁重的赋役形式之一。本文主要以对明代江南地区破坏最为严重的赋役之一——北运白粮赋役为考察对象，以白粮赋役佥派、征收、运解、完纳等一系列过程作为行文布局，以白粮转运空间作为行文线索，并且将白粮赋役研究放置到明代江南历次经济改革的时代背景中，根据原始典籍的梳理以及西方赋役理论的分析，对其展开长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讨论。 朱棣迁都后明廷继续征收五府白粮，并向北京运解，不过运往南京的白粮也并未因此取缔，至此白粮民运始分南北，逐渐形成惯例。南运白粮因运输成本基数较低，始终未对江南民众造成严重的危害。白粮赋役选取江南五府作为征收地，显然是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五府内的州县是否被委派北运白粮赋役，也是视现实情况而定。江南五府白粮正米征收在明代中后期一直稳定在20余万石，并无明显增长，但国家正式征收的加耗却颇为可观。 从纳税本身看，白粮征收属“本色”田赋税收的一种。由于白粮仅在太湖周边的江南五府地...
＜正＞北京烤鸭源于南京,最初属明代御膳奇珍之一.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命御膳房研制一种味道鲜美、食之不腻的烤鸭.厨师们经一年的时间,反复试用100多种调料和30余种烘烤方法,均未获得满意效果.厨师们个个愁眉不展.这时,一名太监想起自己在家时曾吃过其母燃烧果木烤制的猪肉,味道与一般烤肉不同.于是他提出以果木为燃料进行烘烤的建议,被厨师采纳.用此法烤出的鸭子经朱元璋及其文武大臣一尝.果然奇香无比.朱元璋当即传旨重赏了提建议的太监和研制烤鸭的厨师.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称帝后迁都北京,
传统以为,明朝定都北京是因其地理位置及战略位置重要。但是从永乐至正统年间,北京的地位并不稳定。仁宗从南北转运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考虑,决定回都南京。而此时南京频繁地震却改变了这一政治走向,也彻底改变了南京的命运,从而使本有望回都南京的希望落空。加之宣宗为太子时经历了南京最为频繁和严重地震的威胁,使其违背了仁宗的遗愿,没有回銮南京。最后在明英宗正统六年定都北京,称北京为京师。
明成祖朱棣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其原因在于南京地处江南地区,离北方较远,不利于统治北方。迁都北京,一方面加强对当时的西北、北方、东北的控制,另一方面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历史证明他的迁都是正确的。
国都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个中央政权总是与其国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时我们以国都所在地来代指中央政府。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国都也是迁移不断,民国史上不少重大事件,都与“都城”的搬迁相联系。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民国史可以说是民国迁都史。 本文讨论的是1928年南方国民政府打败北洋阀政府后的迁都和社会舆论。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从政治史、社会史和区域史的角度对社会各个阶层关于国都南迁的态度进行了梳理,形成以下的观点: 首先,国民党内不同派别对国都问题的态度及其各自目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南迁,对其来说不仅仅是其势力范围在江浙一带,更重要的是通过国都南迁,“忠实”实践总理的理论及遗训,获得国民党内部全体成员的同意和承认,在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确立其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阎锡山和冯玉祥为首的北方实力派,首先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提出国都问题,但是这种考虑同样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引起一些与国都南迁没有直接利益人士的共鸣。 其次,北方社会舆论与国都南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北方其他各地与国都南迁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态度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以北平市民为代表的社会...
沈阳地处辽东半岛北端,东北大平原的南部,位于辽东与辽西、辽东半岛与东北大平原的连接点上,自古以来四通八达,战略位置重要,又是多种文化交汇之地。地质上沈阳地区以平原为主,山地丘陵集中在东南部,东北部的辉山属于长白山余脉的丘陵地带,西南部属于辽河、浑河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在古代,沈阳地区以鱼猎、农业经济为主,直到清末民初工商业得以较大发展。 沈阳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是东北地区建城最早的城市之一,但由于地近边塞,长期以来城市功能以军事防卫为主。直到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才使它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综合性中心城市转变。所以说清代对于沈阳的城市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城市史学及城市形态学为主要视角和方法,对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以及空间形态的转变进行个案研究,并对其空间特征进行概括和总结。 努尔哈赤起兵后,为统一女真各部和与明朝抗衡,获得有利的战略位置,曾五迁其都,六次建城,逐步实现了从山区向平原的过渡。最早构筑的是费阿拉城,后人称其为努尔哈赤崛起的肇兴之地。之后迁往祖居之地赫图阿拉城,在这里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十几年后建造界凡城、萨尔滸城,不久又迁都辽阳城,并在...
＜正＞在中国,最早的特务机构,恐怕要数明代的"厂卫"了。"厂卫"直接隶属于皇帝,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厂卫"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统称。最早建立的是锦衣卫,锦衣卫原为皇帝的亲
关于明成祖迁都的问题,历史上议论纷繁,莫衷一是。其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在当时颇有代表性。成祖与邹缉等人关于迁都的论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理。成祖的迁都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也不排除隐含其“欲威制万方”、“君主华夷”、“控四夷创天下”的雄心壮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邹缉等的非议,在于指出迁都之举所引发的种种副作用,中心是主张安民,反对扰民。其奏疏是一篇颇有价值的谏书,也是一篇指斥时弊之作。
中国古代都城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象征。对七大古都进行比较研究 ,对于我们认识和掌握古都文化的发展规律 ,进一步认识七大古都、包括北京文化的特色会有不少好处。主要研究了中国古代定都的原则和迁都的趋势 ,认为“险、富、便、美” ,即军事上固若金汤 ,经济上富甲天下 ,地形环境上山川秀丽 ,交通上四通八达 ,是中国古代定都的最佳原则。而由西向东、由南向北 ,最后选择了北京 ,则是中国古代迁都的总趋势。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数百座都城,其中名闻天下者也有所谓"六大古都"、"七大古都"之说。但自从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今北京市）之后,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历经元、明、清850年的风雨沧桑,再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与之比肩抗衡。金朝曾经三次迁都,导致了三种结果。蒙古统治者适应统治区域的扩大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先是将首都从和林迁至开平,到忽必烈时又迁都大都,建成了一座多民族国家雄伟壮丽的都城。后来明朝又从南京迁都北京,清朝则从沈阳迁都北京。它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无论是东北的会宁府、沈阳,漠北、漠南的和林、开平,还是中原的开封、江南的南京,都不能承担君临天下的都城的任务,只有以北京为首都才能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由此可见,北京不愧为"山河形胜之地,应运而兴之都"。
＜正＞北京城建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古商代之前。史载：“及武王克商,肃慎燕毫吾北土也。”“禹贡蓟州地,其在颛顼时曰幽陵,帝尧时曰幽都,舜时曰幽州地,夏商时皆为蓟州地。”田野考古也证明,早在周初分封之前,今天的北京地区已有城邑存在,并大量发现同一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葬。最直接的考古发现是1977年京郊平谷发现的商代墓葬, 出土了大量精美铜器、铁器和金器。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史载：“武王灭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载：“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周初,在今天北京地区存在着两个重要国家燕和蓟。
＜正＞ 明成祖朱棣在位22年,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政治上,稳定政局,安抚四方。具体措施是:1.完善建制,置少数民族地区于自己的统治之下。2.优遇、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3.继续对未“归华”之民实行“招抚向化”政策。4.设立专门翻译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5.迁都北京。二、军事上,采取剿抚并用,抚谕在先的策略。对北方蒙古民族一方面借“祖训”力削藩王权力,另一方面对不归附
＜正＞ 省,本来是官署的名称,如唐代设有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省。“省”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是从元代开始的,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忽必烈统一中国以后,以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机构）,再把全国分成十五个路,每路设“行中书省”（略等于中书省办事处或中书省行署）,通称“行省”。后来行省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域名称,简称为省。明代朱元璋沿用元朝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二省一直隶。燕王迁都北京后,改为两直隶十三省,后又增到二十二省。民国年间全国是二十八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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