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公瞻《编珠》残卷的校理和辑补,集中体现出"南书房行走"高士奇致力于编刻类书的匠心。至于该书的发现权,则存在高士奇和朱彝尊之争。康熙敕命清吟堂刻《渊鉴类函》,由高士奇、高舆父子两代接力完成,不仅显示出康熙敕编类书有来自高氏的佐助,同时也透露出类书思想在二人间的影响和承继。高士奇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予康熙以指导,同时还在知识视野和治学旨趣等方面对康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类书编撰可视为高士奇与康熙在学术层面的深层联结点。
朱彝尊是清初文学及学术大家。关于其生平事行之考求,作者已有《朱彝尊年谱》一书及《〈朱彝尊年谱〉新考》《朱彝尊事行新考》《朱彝尊事行续考》《朱彝尊事行三考》等文出版。近期有考证新得18条,用以增补《朱彝尊年谱》,供学界采择。
朱彝尊于康熙二十年（1681）出任江南乡试副主考。将此科乡试作为科举史中的一个片段进行个案考察,并以所取举人之生平、科名、官职、政声、艺文诸方面,勾勒其群体面貌,分析与研讨了举人考中进士之比例、落榜待选等问题。朱彝尊与这些举子的交往行迹,对探究清初的人文生态也有助益。
清初大儒朱彝尊著作等身,然大量著作因未成完书、未曾刊刻、流传不广或代人所作等原因而鲜为学界知晓。吴梁的《朱彝尊著述考略》、杜泽逊的《朱彝尊著述续考》、王卓华的《康熙博学鸿儒著述考》、张宗友的《朱彝尊著述补考》先后对朱彝尊著述作有钩稽,近又续得朱氏著述2种,另有对学界已有相关成果之补正者7种,今列于此,以补正前文所未备。
由宋至明,知識性詞作自注數量有限,陳師道、劉克莊及卓人月是其間值得關注的作家。詞學史上首次大規模出現知識性自注的詞集是朱彝尊的《茶煙閣體物集》,這與朱彝尊康熙十八年以後的治學經歷密不可分。浙派後繼群起效法,用數百首詞作及自注的創作實績使詠物詞與知識性自注結合的寫作模式成爲"標準"。但是在知識上的"徵實"却導致了在體物上的"鑿空",固化的模式需要被賦予新的生命力。焦循賦予了這一模式以考辨性的學術價值,況周頤則在其中探索了知識性自注的情感表達空間。
诗人因观"帝王书法"而题写的论书诗文往往被研究者忽视。清初诗人朱彝尊、王士禛、査慎行等获观或受赐了较多明、清两朝帝王书迹,留下了许多诗文题咏,但常被当作一般迎合君主权威的"颂圣"文章而未被深究。事实上,这些诗文题咏艺术化言说方式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沉的、已内化为我们民族心理特征的情感——对"圣君"的呼唤。诗人通过追比远古贤王的"尧文羲画"说、在下瞻仰的"云汉天章"说及与《兰亭》相比较的"超越书圣"说,传达了华夏民族知识分子心中"圣君"的应然形象,以及由明末到清初"圣君"传统的断与续带来的情感起伏。对诗人而言,帝王处理政事和艺文的关系是否得当、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圣君"传统是否能得以接续,才是评价帝王书法最重要的尺度。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词人,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清词三大家"之一。朱彝尊的词大量采用了点染手法,点染关系灵活多变,结合方式多样,包括白描、比喻、真幻对照等。朱彝尊词中的点染多出现在开头、过片及结尾三个关键之处,按照内容关系又可分为正染、反染及问答染。他的词点少染多,即直接抒情说理较少,多为渲染描述。朱彝尊作词取法南宋,标榜醇雅,语言表现含蓄,寓意深长,其点染艺术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对其清丽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清初诗人批驳明代诗歌空疏肤浅、标立门户之见等弊病,建构清代诗学理论。清初诗坛重振儒家诗教,扩充师法对象,强调诗歌性情与学问兼具,呈现出清诗发展的新面貌。作为清初诗坛的重要诗人,朱彝尊诗学思想与创作实践有机统一,契合清初诗学观念。其评点韩诗亦深受清初诗学思想影响,注重溯源韩诗与先唐诗歌的承继关系,善于解析韩诗的平淡雅致之格,深入挖掘韩诗之真性情,在韩诗研究中极具代表性。
朱彝尊对兔园策的激烈批评和存而不废在清初学者中极具典型性,这种新型的类书观,代表一种博雅会通的治学蕲向。朱彝尊的曝书亭不仅富藏类书,而且在著录时拔类书与四部并列,在利用类书进行治学时则有三种表征:一是注重唐宋类书,二是选择善本,三是重视考辨。作为清初一流学者,朱彝尊不仅指导其子昆田从事类书事业,而且躬身自纂类书,他的许多著述都体现出"博综旧义"的类书特征。朱彝尊指引朱昆田编纂的《摭韵》,对康熙敕编《佩文韵府》导夫先路。同时清初类书的文献传承功绩,对清中期编修《四库全书》以及乾嘉学者对类书的重视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清词复兴,清前期闽地也涌现出一批词人,其大略可分为遗民词人、仕宦词人和未出仕词人三类,题材与写作风格相应地体现出各自的群体特征。这些词人互有交集,其中有些与其时著名词人如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梁清标、徐釚也多有交往,乃至有经常性的词学活动。总体来说,清初闽词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其艺术成就固然尚不足以与当时词坛主要流派并驱争先,但在闽词发展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其交汇于清初词坛复兴的洪流中,开启清初闽地填词风气,赓续两宋传统,助益清词复兴,为后世闽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自有其筚路蓝缕之功。
<正>一、设计蕴意歌曲《儿时记忆》是鸳鸯湖棹歌研究团队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为词,谱上现代新曲创作而成。本节微课设计采用对比欣赏、感受、学唱的方式进行教学。从歌唱语言特点,不同乐段节奏型、旋律起伏、以及情绪转换等方面归纳总结,深入理解歌曲所唤起对儿时的美好记忆和深情怀念,以双语演唱歌曲为本节棹歌教学的亮点,充分发挥微课简洁、明朗、高效、新颖的教学优势。二、教材分析歌曲《儿时记忆》选自《嘉禾印象——朱彝尊鸳鸯湖棹歌曲谱集》中"水乡民风"系列。歌曲为4/4拍,五声调式,旋律清丽婉转,歌词充满诗情画意,作品风格童真童趣,出自于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中第21、18、11首古诗。歌曲分为两个乐段,第一乐段用嘉兴方言演唱,第二乐段用普通话演唱,突出两个乐段在节奏、旋律、情绪上对比呈现,歌曲意境、画面色彩亮丽清新。
<正>一、设计蕴意《鸳鸯湖棹歌》是清代嘉兴朱彝尊撰写的诗集。鸳鸯湖就是嘉兴南湖的别称,棹歌,即船歌。该词集以诗歌的方式歌咏嘉兴地区风俗民情,风格清新活泼、语言生动传神。郭沫若曾有诗句:鸳湖四百棹歌外,国际歌声入九陔。嘉兴市音乐教研员倪佳老师带领的"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研究团队共同创作了以鸳湖棹歌为词,具有嘉禾特色的非遗创新型歌曲。
《静志居琴趣》是朱彝尊为其妻妹冯静志所作的一部言情词集,记录了他与静志的那段隐秘且不合伦理的恋爱,专写一人一事一情,是词史上一部独特的艳词集。词集审美意象也有连贯性和偏向性,多用自然意象、日常意象和表达愁苦、相思的意象,对词集的记事抒情、意境建构、美感营造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反映了词人以悲为美、以艳为美的审美心理,并以此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情境。
<正>朱彝尊晚年自訂平生著述爲《曝書亭集》八十卷,然集外遺佚仍有不少。就詞體而言,今人整理本《朱彝尊詞集》（屈興國、袁李來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所附《曝書亭詞集補拾》就輯得朱氏佚詞多闋,然其中三首詞的作者皆有疑問。《風中柳·黄鶯》原據《瑶華集》卷六補。案此詞又見嚴繩孫（一六二三—一七〇二）《秋水集》（康熙雨青草堂刻本）卷九,文字全同。
金应珪首先提出"游词"的概念,并将缺少性情作为其根本标志。谢章铤等人又将"性情"压缩为诗教范畴内的"寄托",此时的游词成为了"寄托"理论的反面典型。常州词派所批判的清代游词肇兴于朱彝尊,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意淡化词中寄托,却在手法与题材上努力创新,受到了以厉鹗为代表的雍乾词人的认可与响应。但游词在创作上渐成窠臼,"不足于情"的弊端日益加重,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与词派间的论争,导致其从嘉道时期开始备受批判。然而词人情感的多样性、词体功能的多元化以及由南宋入门的创作惯性,支撑游词在猛烈的批判下继续存活。游词的文学史意义,就是作者在面对传统时如何选择创新途径,以及围绕是否接受这种创新而展开的代际间的对话。
严绳孙（1623-1702）,江苏省无锡县胶山（今属东北塘乡）严埭人,字荪友,也字藕渔,故又号藕荡渔人,也称藕塘渔人,在家中排行第四,常自称勾吴严四。严绳孙与姜宸英、朱彝尊并称为“江南三布衣”。严绳孙在文学创作中标举“性灵”之说,诗词文兼擅,亦有书画作品传世,皆有较高声誉,尤以词体为时人及后人所赏,有《秋水词》存世。本文即以严绳孙及其《秋水词》为研究对象,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绪论主要梳理严绳孙其人其词的研究现状,说明本选题的选题缘由、研究价值和研究思路。第一章结合文献资料和严绳孙的唱和诗词对严绳孙的生平及交游活动进行详细考论,涉及博学鸿儒科考等重要事件,以及严绳孙与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的交往,从中考察其人生轨迹、性格气质和词体创作的渊源。第二章探究《秋水词》的创作内容。《秋水词》中闺情词居多,常采用小令样式,以男女双视角抒写,或月圆欢好,或情人离别,种种情思皆发自肺腑,缠绵真挚,婉约柔美;咏物词多托物寄情,或抒发逸志远怀,或倾诉细婉情思,极重比兴寄托,闲雅深秀,物我相融;题画词既有为友人的画像题词,亦有山水景物画的题写,随词人所思所想,将画面内容与画外意蕴结合在一起,形象生动,意...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学者,诗、词、文兼擅,在经、史方面也有卓越的学术成就,是浙西词派的领袖。康熙十七年,朱彝尊将《乐府补题》携至京师,掀起了一场大唱和,带来了咏物词的创作热潮,朱彝尊也于此时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词。本文在前人对朱彝尊词与词学观念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文本,对朱彝尊咏物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笔者首先就朱彝尊词学观念对咏物词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探究。通过细读朱彝尊咏物词文本,笔者发现朱彝尊咏物词题材非常丰富,除了对传统题材的书写,还加入了一些新的题材,扩大了咏物词的表现内容。朱彝尊凭借其创新精神,和对前人咏物词的继承发展,使自己的咏物词呈现出醇雅清新、体物入微、寄托深微等特点,发展了咏物诗“禁体物语”的表现手法。笔者通过对宋代咏物词词牌与朱彝尊咏物词词牌的对比分析,发现朱氏咏物词词牌运用呈自由化。《乐府补题》的复出,在清初词坛掀起了一场大唱和,朱彝尊大部分咏物词创作于此后。因此,本文就朱彝尊咏物词对《乐府补题》的接受、朱彝尊咏物词与《乐府补题》词作差异的成因等问题进行了考察,通过纵向对比,发现朱氏咏物词对《乐府补题》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风格醇雅清空、描摹物态遗貌取神,寄情隐曲委婉等...
朱彝尊《经义考》为辑录体目录学著作,征引文献繁富,学界在其引文考源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今选取《经义考》所引陆元辅、俞汝言、曹溶、严绳孙、郑元庆、屈大均六位朱彝尊好友的言论,详考其引文出处,尤其是首次考证出被剜去姓名的一条引文作者为屈大均。朱彝尊的交游活动在其编纂《经义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非常注重著录、搜集其同时代人尤其是好友的著述、言论,从而使《经义考》一书充分反映了当时经学发展的最新动态。
清代学者最早何时开始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向来为学界所重视。前贤认为康熙年间徐乾学已有"辑录《大典》之议",甚至将其推为"清代倡议《大典》辑佚第一人"。但从《补刻编珠序》一文看,徐乾学虽然已经注意到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并有"刊录颁布"的想法,但没有明确提出辑佚的主张。与徐乾学过从甚密的朱彝尊曾寻访《永乐大典》,且收藏过辑自《永乐大典》的易祓《周礼总义》。《周礼总义》可能是清人最早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一部典籍,但具体辑佚人物、时间和动机尚难考知。《永乐大典》在康熙朝重新受到学者关注,背景应该是当时官私层面大规模的编纂图书活动。
对杜公瞻《编珠》残卷的校理和辑补,集中体现出"南书房行走"高士奇致力于编刻类书的匠心。至于该书的发现权,则存在高士奇和朱彝尊之争。康熙敕命清吟堂刻《渊鉴类函》,由高士奇、高舆父子两代接力完成,不仅显示出康熙敕编类书有来自高氏的佐助,同时也透露出类书思想在二人间的影响和承继。高士奇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予康熙以指导,同时还在知识视野和治学旨趣等方面对康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类书编撰可视为高士奇与康熙在学术层面的深层联结点。
朱彝尊是清初文学及学术大家。关于其生平事行之考求,作者已有《朱彝尊年谱》一书及《〈朱彝尊年谱〉新考》《朱彝尊事行新考》《朱彝尊事行续考》《朱彝尊事行三考》等文出版。近期有考证新得18条,用以增补《朱彝尊年谱》,供学界采择。
朱彝尊于康熙二十年（1681）出任江南乡试副主考。将此科乡试作为科举史中的一个片段进行个案考察,并以所取举人之生平、科名、官职、政声、艺文诸方面,勾勒其群体面貌,分析与研讨了举人考中进士之比例、落榜待选等问题。朱彝尊与这些举子的交往行迹,对探究清初的人文生态也有助益。
清初大儒朱彝尊著作等身,然大量著作因未成完书、未曾刊刻、流传不广或代人所作等原因而鲜为学界知晓。吴梁的《朱彝尊著述考略》、杜泽逊的《朱彝尊著述续考》、王卓华的《康熙博学鸿儒著述考》、张宗友的《朱彝尊著述补考》先后对朱彝尊著述作有钩稽,近又续得朱氏著述2种,另有对学界已有相关成果之补正者7种,今列于此,以补正前文所未备。
由宋至明,知識性詞作自注數量有限,陳師道、劉克莊及卓人月是其間值得關注的作家。詞學史上首次大規模出現知識性自注的詞集是朱彝尊的《茶煙閣體物集》,這與朱彝尊康熙十八年以後的治學經歷密不可分。浙派後繼群起效法,用數百首詞作及自注的創作實績使詠物詞與知識性自注結合的寫作模式成爲"標準"。但是在知識上的"徵實"却導致了在體物上的"鑿空",固化的模式需要被賦予新的生命力。焦循賦予了這一模式以考辨性的學術價值,況周頤則在其中探索了知識性自注的情感表達空間。
诗人因观"帝王书法"而题写的论书诗文往往被研究者忽视。清初诗人朱彝尊、王士禛、査慎行等获观或受赐了较多明、清两朝帝王书迹,留下了许多诗文题咏,但常被当作一般迎合君主权威的"颂圣"文章而未被深究。事实上,这些诗文题咏艺术化言说方式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沉的、已内化为我们民族心理特征的情感——对"圣君"的呼唤。诗人通过追比远古贤王的"尧文羲画"说、在下瞻仰的"云汉天章"说及与《兰亭》相比较的"超越书圣"说,传达了华夏民族知识分子心中"圣君"的应然形象,以及由明末到清初"圣君"传统的断与续带来的情感起伏。对诗人而言,帝王处理政事和艺文的关系是否得当、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圣君"传统是否能得以接续,才是评价帝王书法最重要的尺度。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词人,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清词三大家"之一。朱彝尊的词大量采用了点染手法,点染关系灵活多变,结合方式多样,包括白描、比喻、真幻对照等。朱彝尊词中的点染多出现在开头、过片及结尾三个关键之处,按照内容关系又可分为正染、反染及问答染。他的词点少染多,即直接抒情说理较少,多为渲染描述。朱彝尊作词取法南宋,标榜醇雅,语言表现含蓄,寓意深长,其点染艺术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对其清丽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清初诗人批驳明代诗歌空疏肤浅、标立门户之见等弊病,建构清代诗学理论。清初诗坛重振儒家诗教,扩充师法对象,强调诗歌性情与学问兼具,呈现出清诗发展的新面貌。作为清初诗坛的重要诗人,朱彝尊诗学思想与创作实践有机统一,契合清初诗学观念。其评点韩诗亦深受清初诗学思想影响,注重溯源韩诗与先唐诗歌的承继关系,善于解析韩诗的平淡雅致之格,深入挖掘韩诗之真性情,在韩诗研究中极具代表性。
朱彝尊对兔园策的激烈批评和存而不废在清初学者中极具典型性,这种新型的类书观,代表一种博雅会通的治学蕲向。朱彝尊的曝书亭不仅富藏类书,而且在著录时拔类书与四部并列,在利用类书进行治学时则有三种表征:一是注重唐宋类书,二是选择善本,三是重视考辨。作为清初一流学者,朱彝尊不仅指导其子昆田从事类书事业,而且躬身自纂类书,他的许多著述都体现出"博综旧义"的类书特征。朱彝尊指引朱昆田编纂的《摭韵》,对康熙敕编《佩文韵府》导夫先路。同时清初类书的文献传承功绩,对清中期编修《四库全书》以及乾嘉学者对类书的重视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清词复兴,清前期闽地也涌现出一批词人,其大略可分为遗民词人、仕宦词人和未出仕词人三类,题材与写作风格相应地体现出各自的群体特征。这些词人互有交集,其中有些与其时著名词人如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梁清标、徐釚也多有交往,乃至有经常性的词学活动。总体来说,清初闽词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其艺术成就固然尚不足以与当时词坛主要流派并驱争先,但在闽词发展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其交汇于清初词坛复兴的洪流中,开启清初闽地填词风气,赓续两宋传统,助益清词复兴,为后世闽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自有其筚路蓝缕之功。
<正>一、设计蕴意歌曲《儿时记忆》是鸳鸯湖棹歌研究团队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为词,谱上现代新曲创作而成。本节微课设计采用对比欣赏、感受、学唱的方式进行教学。从歌唱语言特点,不同乐段节奏型、旋律起伏、以及情绪转换等方面归纳总结,深入理解歌曲所唤起对儿时的美好记忆和深情怀念,以双语演唱歌曲为本节棹歌教学的亮点,充分发挥微课简洁、明朗、高效、新颖的教学优势。二、教材分析歌曲《儿时记忆》选自《嘉禾印象——朱彝尊鸳鸯湖棹歌曲谱集》中"水乡民风"系列。歌曲为4/4拍,五声调式,旋律清丽婉转,歌词充满诗情画意,作品风格童真童趣,出自于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中第21、18、11首古诗。歌曲分为两个乐段,第一乐段用嘉兴方言演唱,第二乐段用普通话演唱,突出两个乐段在节奏、旋律、情绪上对比呈现,歌曲意境、画面色彩亮丽清新。
<正>一、设计蕴意《鸳鸯湖棹歌》是清代嘉兴朱彝尊撰写的诗集。鸳鸯湖就是嘉兴南湖的别称,棹歌,即船歌。该词集以诗歌的方式歌咏嘉兴地区风俗民情,风格清新活泼、语言生动传神。郭沫若曾有诗句:鸳湖四百棹歌外,国际歌声入九陔。嘉兴市音乐教研员倪佳老师带领的"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研究团队共同创作了以鸳湖棹歌为词,具有嘉禾特色的非遗创新型歌曲。
《静志居琴趣》是朱彝尊为其妻妹冯静志所作的一部言情词集,记录了他与静志的那段隐秘且不合伦理的恋爱,专写一人一事一情,是词史上一部独特的艳词集。词集审美意象也有连贯性和偏向性,多用自然意象、日常意象和表达愁苦、相思的意象,对词集的记事抒情、意境建构、美感营造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反映了词人以悲为美、以艳为美的审美心理,并以此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情境。
<正>朱彝尊晚年自訂平生著述爲《曝書亭集》八十卷,然集外遺佚仍有不少。就詞體而言,今人整理本《朱彝尊詞集》（屈興國、袁李來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所附《曝書亭詞集補拾》就輯得朱氏佚詞多闋,然其中三首詞的作者皆有疑問。《風中柳·黄鶯》原據《瑶華集》卷六補。案此詞又見嚴繩孫（一六二三—一七〇二）《秋水集》（康熙雨青草堂刻本）卷九,文字全同。
金应珪首先提出"游词"的概念,并将缺少性情作为其根本标志。谢章铤等人又将"性情"压缩为诗教范畴内的"寄托",此时的游词成为了"寄托"理论的反面典型。常州词派所批判的清代游词肇兴于朱彝尊,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意淡化词中寄托,却在手法与题材上努力创新,受到了以厉鹗为代表的雍乾词人的认可与响应。但游词在创作上渐成窠臼,"不足于情"的弊端日益加重,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与词派间的论争,导致其从嘉道时期开始备受批判。然而词人情感的多样性、词体功能的多元化以及由南宋入门的创作惯性,支撑游词在猛烈的批判下继续存活。游词的文学史意义,就是作者在面对传统时如何选择创新途径,以及围绕是否接受这种创新而展开的代际间的对话。
严绳孙（1623-1702）,江苏省无锡县胶山（今属东北塘乡）严埭人,字荪友,也字藕渔,故又号藕荡渔人,也称藕塘渔人,在家中排行第四,常自称勾吴严四。严绳孙与姜宸英、朱彝尊并称为“江南三布衣”。严绳孙在文学创作中标举“性灵”之说,诗词文兼擅,亦有书画作品传世,皆有较高声誉,尤以词体为时人及后人所赏,有《秋水词》存世。本文即以严绳孙及其《秋水词》为研究对象,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绪论主要梳理严绳孙其人其词的研究现状,说明本选题的选题缘由、研究价值和研究思路。第一章结合文献资料和严绳孙的唱和诗词对严绳孙的生平及交游活动进行详细考论,涉及博学鸿儒科考等重要事件,以及严绳孙与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的交往,从中考察其人生轨迹、性格气质和词体创作的渊源。第二章探究《秋水词》的创作内容。《秋水词》中闺情词居多,常采用小令样式,以男女双视角抒写,或月圆欢好,或情人离别,种种情思皆发自肺腑,缠绵真挚,婉约柔美;咏物词多托物寄情,或抒发逸志远怀,或倾诉细婉情思,极重比兴寄托,闲雅深秀,物我相融;题画词既有为友人的画像题词,亦有山水景物画的题写,随词人所思所想,将画面内容与画外意蕴结合在一起,形象生动,意...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学者,诗、词、文兼擅,在经、史方面也有卓越的学术成就,是浙西词派的领袖。康熙十七年,朱彝尊将《乐府补题》携至京师,掀起了一场大唱和,带来了咏物词的创作热潮,朱彝尊也于此时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词。本文在前人对朱彝尊词与词学观念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文本,对朱彝尊咏物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笔者首先就朱彝尊词学观念对咏物词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探究。通过细读朱彝尊咏物词文本,笔者发现朱彝尊咏物词题材非常丰富,除了对传统题材的书写,还加入了一些新的题材,扩大了咏物词的表现内容。朱彝尊凭借其创新精神,和对前人咏物词的继承发展,使自己的咏物词呈现出醇雅清新、体物入微、寄托深微等特点,发展了咏物诗“禁体物语”的表现手法。笔者通过对宋代咏物词词牌与朱彝尊咏物词词牌的对比分析,发现朱氏咏物词词牌运用呈自由化。《乐府补题》的复出,在清初词坛掀起了一场大唱和,朱彝尊大部分咏物词创作于此后。因此,本文就朱彝尊咏物词对《乐府补题》的接受、朱彝尊咏物词与《乐府补题》词作差异的成因等问题进行了考察,通过纵向对比,发现朱氏咏物词对《乐府补题》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风格醇雅清空、描摹物态遗貌取神,寄情隐曲委婉等...
朱彝尊《经义考》为辑录体目录学著作,征引文献繁富,学界在其引文考源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今选取《经义考》所引陆元辅、俞汝言、曹溶、严绳孙、郑元庆、屈大均六位朱彝尊好友的言论,详考其引文出处,尤其是首次考证出被剜去姓名的一条引文作者为屈大均。朱彝尊的交游活动在其编纂《经义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非常注重著录、搜集其同时代人尤其是好友的著述、言论,从而使《经义考》一书充分反映了当时经学发展的最新动态。
清代学者最早何时开始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向来为学界所重视。前贤认为康熙年间徐乾学已有"辑录《大典》之议",甚至将其推为"清代倡议《大典》辑佚第一人"。但从《补刻编珠序》一文看,徐乾学虽然已经注意到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并有"刊录颁布"的想法,但没有明确提出辑佚的主张。与徐乾学过从甚密的朱彝尊曾寻访《永乐大典》,且收藏过辑自《永乐大典》的易祓《周礼总义》。《周礼总义》可能是清人最早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一部典籍,但具体辑佚人物、时间和动机尚难考知。《永乐大典》在康熙朝重新受到学者关注,背景应该是当时官私层面大规模的编纂图书活动。
朱彝尊作为浙西词派的领袖词人,标榜"醇雅清空"的词学风格,对清代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清代知名的藏书家,朱彝尊宏大的曝书亭藏书为作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收集的经史类藏书是其词学创作的基础,在图书搜集的过程中,对词学典籍的侧重又进一步重塑其词学观念。朱彝尊的曝书亭藏书为其纂修《词综》提供了文献基础,在编纂过程中对词作的选取又进一步反映其词学取向。由他主持选编的《词综》不仅是浙西词派宣扬词学主张的一面旗帜,而且成为词籍整理方面一个重要的参考性文本,其中渗透的词学理念也进一步影响了后世的词学创作。
"清词中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判断。关于"清词中兴"的认识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主要着眼于"中兴"的历史时期标志,将清朝立国视为"中兴"起始;二是主要着眼于"中兴"的意涵特征,以改变明代以来的词风作为"变"的标志。本文将"中兴"的意涵概括为三个方面:开拓新境界,创立了清人特有的品格气质;尊体观念,主要体现在重意格和严词律;理性色彩,具有明确的流派意识和典范取法。民国时期新派词学家持否定"清词中兴"之论,新旧两派对"清词中兴"的认识形成对立,其深层原因与他们对南宋词的价值判断有直接关联。
清初大家朱彝尊向以学术文章著称,其转向遗民的身份则鲜为学界注意。青年朱彝尊以明遗民自处,褒扬忠义,批判变节,广泛结交抗清义士,参加秘密抗清活动;随着清政权统治根基渐稳,清廷对汉族士人政策不断调整,兼之个人窘迫经济状况的促发以及传统文士不朽情怀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作用下,朱彝尊由游幕、结附到应试、出仕,逐渐完成了政治转向。这对朱彝尊的经济境况、政治声望、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察朱彝尊政治转变史实,论述其转变的原因,探讨其转变的影响,既是对朱彝尊专人研究的一个突破,又可为检视与解读清初转向遗民群体的政治转变现象提供个案参考。朱彝尊个人的政治转变还展现了清初由乱而治、满汉异质文化由龃龉到调和的过程,也全面鲜活地揭示了清廷遗民政策的成效。
朱彝尊与王煐订交于京师,重逢于岭南,相会于苏州,其间,颇多文酒之会、诗文过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朱、王二氏身世相类、出仕相似,都经历了官场失意,同被丧子之痛,并且有着爱好藏书与金石书画、爱好京师山水风物的文化追求。这些因素,构成了朱、王二氏交游的基础。
目录学是朱彝尊重要的学术领域之一。《经义考》一书受到学人的高度关注与研究,研究重心已从文本点校转向深度校理。朱彝尊编撰的其他各种目录,学界也有初步的介绍,但缺少深入的研究。《经义考》的进一步研究,不仅要"以朱证朱",也要"以朱还朱"。其他书目的研究,则要考清著述基本面貌,分析书目之间源流关系,编制书目汇编等。在此基础上,方能全面探析朱彝尊的目录学贡献。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词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其内容有悲叹明亡、追忆故国的,有吟唱爱情、叙述相思的,也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而词的风格则体现出醇雅清空。
<正>清初大家朱彝尊（錫鬯,竹垞。1629—1709）,以其文章才華與學術貢獻而蜚聲學界,一生跌宕起伏,際遇非凡,尤其從抗清之"大布衣"向仕清之"翰林檢討"的轉變,最受世人矚目。朱彝尊仕途并不平坦,自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應徵博學鴻儒、次年考擢一等并授翰林檢討、任《明史》纂修官起,出仕未滿五年即被劾去職,遭遇人生又一次極大挫折(前一次大挫折是抗清失敗,不得不遠走甌越,落拓於江湖（1）)。晚清陳康祺記録其事,稱作"美貶":
<正>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坨,浙江秀水人,清初名儒,有《經義考》《日下舊聞》《曝書亭集》等傳世。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號阮亭,山東新城人,清初著名詩人,有《帶經堂集》《池北偶談》《漁洋詩話》等傳世。朱王二人生當同時,并爲清初康熙一朝文壇名宿,向有"南朱北王"之稱。時人及後世論及清初詩壇,多以二人并舉。最早將二人相提并論的是趙執信《談龍録》,提出可以匹敵大家王士禛者當爲秀水朱彝尊,稱"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真敵國矣"（1）。
《桂殿秋》是清代浙西派词人朱彝尊的代表作,小词以凝练的笔墨追忆了一件往事、一段刻骨而无望的爱情,充分体现了朱彝尊爱情词醇雅深挚的美感特质,受到了历来评论家的推崇和好评。本文拟将《桂殿秋》与五代、北宋的爱情词作比较,从角度、容量、情感、意境等四个方面来具体论述《桂殿秋》之醇雅深挚及其对传统爱情词的超越。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词人,开创了浙西词派。近两年学界对其词作内容以及"醇雅"的词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释。既有将其置于整个词学发展史进行研究,也有对诸如朱彝尊词集的重要注本《曝书亭集词注》的关注,是学界研究的新成果。但是对于《茶烟阁体物集》、词作与词论之间的联系以及与陈维崧等人词作的横向对比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间和必要。
李良年是清初著名的文學家,"浙西六家"之一。本譜以李良年《秋錦山房集》、《秋錦山房外集》爲主要資料依據,旁徵李氏諸多親友、交游的别集、年譜編纂而成,運用文獻學與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將譜主生平主要事蹟、交游、著述等繫年。
古代文人的名、字、别号往往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而其学术生涯、游艺活动与其名、字、号之间也或隐或显地存在某种呼应关系。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不仅以诗词闻名,还善治金石学、游艺书画,他的学术追求、论艺旨趣与其名"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小长芦钓鱼师"等关系紧密,探析名、字、号的涵义和古代文人的学术生涯、艺文活动之间的互相映射,或是文艺思想研究的一条有益路径。
<正>明末清初的朱彝尊是一位修养全面的大学者。他是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歌赋成就卓著,更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于清代隶书复兴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书法家的他凭借着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以及共同的艺术爱好,结交了当时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其中著名的书法家如傅山、郑簠等,篆刻家如许容、徐贞木、程邃等。通过这些交游,开阔了朱彝尊的艺术视野,也促进了他的艺术创作和收藏。
从康熙十二年（1673）开始,朱彝尊在诗词创作的过程中明显关注到了自注的价值。一方面,在以《鸳鸯湖棹歌》为代表的一系列组诗创作中,朱彝尊添加了大量自注内容,其知识性自注中还流露出浓郁的乡情;另一方面,在他的咏物词集《茶烟阁体物集》中,也有35首词作包含知识性自注内容。其咏物词在词史上的得失,与其好用典并自注的特殊风格有关系。此外,朱彝尊的文坛影响力以及时代重视知识的氛围也促使文坛出现了大量对其诗词自注进行效仿的作品。
学界一般认为朱彝尊与查慎行的诗学思想大相径庭,前者"宗唐",后者"主宋"。然而他们二人相交三十六年,一同游览,唱酬不怠,还曾相约选宋元明诗,难免不相互影响和学习。深入探析二人诗学思想,发现朱彝尊与查慎行在诗学道路上貌离而神合,殊途而同归,有着共同的诗学旨归。
周筼是一位集布衣、遗民、商贾、诗人、词人、学者于一身的清初士人,是梅里文人群体的重要成员。艰难谋生之余,周筼好学不倦,创作大量的诗、词与文章,并且撰成可归类于经部、史部、集部的多种著述。周筼的学术发端于《四书大全》之学,而以礼乐之学为其特色所在,因此能协助朱彝尊、汪森完成《词综》之编纂。周筼所著《今词综》,是后来《国朝词综》的先声;所撰《析津日记》,则成为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先导之作。周筼得以列名清国史《文苑传》,正在于其文学创作、学术著述与学行影响。
清初词人朱彝尊,上承姜夔、张炎,下启浙西词派,标举"醇雅"学说。"醇"为醇厚,"雅"为正言,"醇雅"即为醇后雅正。朱彝尊"崇尔雅,斥淫哇"的雅正理念,在词的创作方面既强调思想情感上的端正无邪和词调上的律吕协音,又主张尚雅去俗,富有高雅的审美趣味。朱彝尊以"醇雅"论词,对传统"雅"的观念承嬗离合,确立一派之宗旨,开一代词坛之风气。
<正>[诗人故事]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夏,朱彝尊在荷花池南建曝书亭,"既曝而藏诸"。娱老轩为朱彝尊晚年著述之处。《竹垞小志》曰:"有屋三楹南向,曰娱老轩。先生晚年著书,恒在娱老轩。"朱彝尊在《曝书亭著录序》云:"盖将以娱吾老焉。"朱彝尊在一些难得的善本上,钤上"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12字白文。这枚藏书印的另一面刻有他的朱文戴笠小像。朱彝尊归隐梅溪之畔后,除外出游览名胜古迹外,
<正>朱彝尊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他的曾祖父朱国祚（1559-1624年）任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但到了朱彝尊出生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甲申之变时,朱彝尊年仅16岁,他虽没有做官的打算,但是由于家中老一辈中有明朝的宰辅,他自然也就对前朝有着天然的感情,参加了秘密的"反清复明"的运动。但最终南明永历小朝廷覆灭,魏耕等人被害,朱彝尊流亡到浙江永嘉,脱离了抗清事业。为了生计,他走上游幕之途,在康熙元年（1662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先后转屣于山西、山东、北京、江苏、福建等地进行游幕,他在山西居住的时间长达4年,
曹寅与朱彝尊均系清初名士,二人颇多交集。关于曹朱交游研究,王利器有《曹寅与朱彝尊》,王利民有《朱彝尊与曹寅交游考》,李军有《曹寅、朱彝尊交游考》。笔者近期于前文之外又发现曹寅与朱彝尊日常聚会、唱酬往还与文化交流若干材料与线索,现将之考索排比,以续前文之貂尾,冀为曹朱全面研究提供线索,亦为康熙一朝的政治、文化研究及清初士人交游研究提供参考。
<正>在印刷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即便是最爱书的读书人,恐怕也没有过多精力与耐心去抄书。但是在古代,没有现在这样的印刷技术,大量藏书基本上是靠抄写。抄书,在今天看来是一件枯燥乏味、费时费力的事情,但是古代许多大藏书家却是终生乐此不疲。说到抄书,有不少趣闻。清代学者朱彝尊就有"美贬""雅赚"之事,所谓"美贬",
朱彝尊《经义考》中有"陆元辅曰"253处,通过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经籍考》中的经部著录文字比对,发现其内容系引自陆元辅《经籍考》。《经义考》中多有不见于以上《经籍考》3本的内容,是研究《经籍考》流传及诸本关系的宝贵材料。《经义考》对《经籍考》的征引说明了陆元辅的经学造诣和影响,《经籍考》让我们看到陆氏原不大为人所知的目录学家身份。
<正>[诗人故事]朱彝尊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因为书被贬官的故事也一直有人传道:朱彝尊在做了翰林院检讨之后,他不仅在民间藏家中借抄了大量图书,还抄录了许多史馆里四方所进的珍贵典籍。他有一个叫王纶的书童,楷书写得很漂亮,曾长期留住史馆,在其指导下为之抄书。后来,此事被掌院学士牛钮告发,证据自然确凿,朱彝尊被撤去了翰林院检讨之职。为偷抄图书而丢官,朱
明清时期浙地商贾（浙商）是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之一,活动遍及全国。明清浙地商贾与文学的互动中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理学或心学渗透商贾文学,他们中或像宋濂那样力倡程朱理学,或像王阳明那样亲自创立明代"心学",徐渭则从王阳明弟子季本、王畿处得心学的传授;二是如同"绍兴师爷"依附幕主那样对豪商巨贾有某种依附性,徐渭曾入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的幕府,厉鹗、杭世骏等被扬州盐商延致门下,供养优厚,但士商也有相互资助、相得益彰之处;三是在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思潮的推动下,有更多的自由性、独立性、开拓性。元末明初的宋濂与商贾的互动是其"文道合一"文学思想的动因之一,明中期的王阳明力倡通商惠商、"四民同道",特别是将"儒商"精神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明后期的徐渭、屠隆与商贾互动中触发文学启蒙思想,清代浙诗派与商贾互动中平添诗歌的清逸之气,这些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大致勾画出明清浙江文学演变的轨迹。
孙承泽是清初既降顺又降清的双料贰臣,朱彝尊是清初享有很高声誉的遗民处士,因为金石书画共同爱好,两位能跨越身份和年龄的障碍成为莫逆之交。朱彝尊不因孙承泽大节有亏而有所避讳,一生始终对孙承泽以师相称,非常尊敬;孙承泽对这位后生亦非常器重,资助提携,呵护有加,可谓是艺术史上的一段奇缘。他们二人相与雅玩讨论金石书画艺术,孙承泽的金石书画收藏颇依赖朱彝尊的襄助为之考证,朱彝尊从孙承泽丰富的藏品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识见。
朱彝尊创作了大量集句作品,有相当一部分为题画之作。"集句"题画与传统的、常态的题画方式有所不同。集句创作者的游戏、炫才心理,集句题诗对绘画的轻视、消遣态度,以及读者的对"集句"栖身的原始语境的深刻记忆,都使得"集句"题画制造了一种诗画"分离"大于诗画"契合"的艺术张力。这种分离同时带来了一种"新奇感",它让古人的诗句、集句者的巧思,以及画面内容都发出声音,呈现出一种多声部、多层次的对话"奇观",是这种题画形式的独特魅力所在。
张云章是继陆元辅之后,借助文坛领袖之力,宣扬嘉定古学传统的关键人物。他虽三十年未遇,但因游学京师和受邀在各地达宦处校勘、编辑经史著作,结交了诸多文界、学界精英,得到徐乾学、王士禛、朱彝尊、汪琬、宋荦、曹寅、陈鹏年、陆陇其等大僚和名士的推崇和帮助。在与文坛领袖们的互动过程中,他通过求序、进献地方文献、主动宣传等多种方式反复言说嘉定文派的特色,加强师友对嘉定派的印象,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熟悉过程中认定了嘉定派的价值。他亦以饱蘸情感之笔为嘉定的宿德醇儒、特异文士撰写墓志铭、传记、序言等,详细记述他们的道德品性和学术成就,梳理他们在嘉定文脉中的地位和价值。他是自觉建构嘉定文派生衍流变脉络的嘉定文学史家,他的书写为明清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地域文学交互影响的线索。
浙江嘉兴梅里,自古文人才子辈出,明清尤盛。梅里诗人勤勤著书,日积月累,终以一镇之微,在清初诗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于词学发展方面,亦未有多让,有“清初词薮”之誉。王翃是明末清初嘉兴梅里地区布衣文人之一,他工于诗词,兼善杂剧、传奇,在梅里地区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名誉。王翃生于商贾之家,十三岁罢习举子业,其前期生活顺遂,后因战乱避祸异乡,晚年生活困顿,被迫远走他乡。从王翃的生活经历可知,他的人生波折丛生,前后期生活境遇不同,加之战乱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他的心理和处世态度发生极大的变化,诗歌内容与风格也由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王翃喜欢交友,爱好出游,与同乡文人、明末遗民以及抗清义士均有较密切的往来,或相伴交游,或诗词唱和。凡此种种,对他的文学创作以及诗歌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王翃的文学创作中,诗歌创作成果宏富,上海图书馆藏王庭编纂的《王介人集》存诗一千一百余首。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主要包括寄情山水的纪游诗、针砭时弊的政治诗和悲悯山河的兵祸诗三大类。诗歌情感真挚,反映了王翃丰富的人生经历、强烈的政治敏锐以及对战乱的无奈和底层人民的同情。由其诗歌创作可知,王翃诗歌最大的特征就是以唐人为指...
<正>杜泽逊、崔晓新整理点校之《曝书亭序跋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竹垞行笈书目》一书,收录有朱彝尊为当朝大学士王熙之文集所作的序文《王文靖公文集序》及《王文靖公文集后序》（简称《后序》）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317页）。然据笔者考证,《后序》并非朱彝尊所作,而是由吴震方《王文靖公文集序》（简称吴序）一文改纂而成。首先,与吴序相较,《后序》只是部分语句顺序有调换,文字有删改,且整体上吴序全文较《后序》文意更为贯
<正>明末清初,在以董其昌书风为代表的"帖学"书风流行海内的同时,以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则寻访碑刻、求新思变,致力于历史考证、文字著述、古籍编校、书法交流与实践等相关方面的探索,"隶书中兴"成为这一时期的别具特色的历史现象,（1）出现了金石学复兴的迹象
<正>[诗人故事]康熙六年（1666）八月,他寓居京城时,拜访了吏部左侍郎孙承泽,孙氏为颇有名气的前辈史学家、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当时正谢客著书,对朱彝尊来访却热情接待,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之交。一次,孙氏去朱彝尊在京下榻的住所回访,见屋内书架上摆满朱氏随带的《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赞叹不已,对人说:"吾见客长安者,务攀援驰逐,车尘蓬勃间,不废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可见朱彝尊的藏书之多与知识的渊博。
朱彝尊倡导以金石文字证史的学术理念,并积极参与访碑、拓碑的活动,他所作的《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就有很多对自己访碑、拓碑的记载。本文通过对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的研究,认为此书中所显露出的治学态度、方法和理念,在当时已成风气。
胡天游为乾嘉时的骈文大家,其骈文创作在清中叶独负盛名,胡天游心中理想的文章标准是"文与道兼胜而两存",在文学风格倾向上,胡天游喜欢"求奇"、标举风骨、讲求气胜,以唐人为归。胡天游的骈文作品雄健宏肆、沉博绝丽,具有骈散结合、遒整中寓飘逸的语言特色。胡天游以骨力雄健、骈散结合的骈文复古风格反对萎靡颓弱之风,开启了后世文人师法汉魏、六朝《选》体文风之路,给清代骈文注入新的活力。
借助CHGIS地理信息系统和QGIS制图软件,对《明诗综》中可考籍贯诗人进行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并与《列朝诗集小传》进行对比,探讨朱彝尊构建的明诗版图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首先,朱彝尊推崇南方诗人,建立了以浙江为核心,以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上海为辅的诗人省份版图;其次又确立了以嘉兴为核心,以苏州、鄞县、上海、吴县为辅的诗人城市版图;另外,朱彝尊与钱谦益明诗观区别较大,表现为朱彝尊客观对待"复古诸子"以及十分重视"遗民诗人"。
山东博物馆所藏罗聘《烟雨归耕图》,是以波臣派画家戴苍所画朱彝尊小像为母本的临摹之作。原作曾因朱彝尊在文人间的影响力而引人注目,但流传经历已难考证。本文根据画上题跋和文献记载,推知原作曾由乾嘉时人钱楷收藏;并探讨临作的绘制时间、背景和流传经历,其应为清嘉庆二年（1797年）罗聘辞京南归之际,应翁方纲之请而临,历经翁方纲、曹振镛、李鹤年、李玉棻及山东省立图书馆收藏。它既是了解原作的重要参照,也是清代文人、画家诗画交游的珍贵记录。
<正>清初大家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於詩、詞、古文、考據,"事事皆工","核其著作,實不愧一代之詞宗"①。筆者研究其生平與學術,繼出版《朱彝尊年譜》（鳳凰出版社,2014年。以下簡稱"朱《譜》"）之後,利用新發現之朱氏佚文等資料,結合研讀詩文之心得,持續對朱氏生平事行加以考證、勾勒,已撰就《<朱彝尊年譜>新考》（以下簡稱《年譜新考》）、《朱彝尊事行新考》（以下簡稱《事行新考》）二文②。兹將新近研究所得,按《朱彝尊事行新考》之體例,勒成續考。1.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月,在平湖,同友人商量鈔書事宜。按:《竹垞致漫堂書札》第四通云:"今年雖曾覿面,而情話未伸,猶之不見
<正>朱彝尊（字錫鬯,号竹垞。1629—1709）係清初大家之一。《清史稿》本傳謂:"當時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獨彝尊兼有衆長。"①筆者近年致力於研究其生平事行,已出版《朱彝尊年譜》（鳳凰出版社,2014年。以下簡稱"朱《譜》"）,并發表《<朱彝尊年譜>新考》（以下簡稱"《年譜新考》"）、《朱彝尊事行新考》（以下簡稱"《事行新考》"）《朱彝尊事行續考》（以下簡稱"《事行續考》"）等文②。兹將新近研究所得,按《事行新考》之體例,勒成專文,以補朱《譜》之未備。
<正>作为朱彝尊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经义考》是古代中国最大的一部经籍总目,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也是今日研究经学史、目录学史者最为重视的学科目录之一。学界对于《经义考》之研究,已从学术综评转向微观考察,不仅指正其中讹误,还进一步考察其所辑文献之初源,对相关问题予以疏通发明。本组论文有两篇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张宗友《诤友与功臣:〈经义考通说疏证〉平议》一文,对司马朝军有关《经义考》之《通说》类所做的专题研究进行评介,认为其佳处,不仅在于考溯朱彝尊引
朱彝尊《經義考》總匯歷代經學著述,梳理經義授受及著述流存面貌,深受學人推重。林慶彰先生主編《經義考新校》一書,是該著最新校理成果及最爲精善之傳本。本文按陳鴻森先生"分經考辨之法",選擇《經義考》之《論語》類"《古論語》"條爲例,考溯朱氏所立條目之依據、1録文獻之淵源,藉以恢復所用文獻本貌,考察朱氏去取原則,糾其所失,補其未備,庶使本條著述,臻於完備可信。復以此條校理爲據,考察《經義考新校》中存在之問題,討論其整理得失,俾學人利用此書、整理經學文獻時有所鑒取。
作爲經學總目,《經義考》集經學目録之大成,以著録宏富、體例完備、考證精詳而著稱,獲得清聖祖玄燁的褒奬,更受到清高宗弘曆的特别重視,不僅納入《四庫全書》,更優選進入《四庫全書薈要》,從而爲該著增加了系列四庫本。通過對《經義考》前四卷的校理與比較（以盧刻本爲底本）,三種四庫本之品質與内在差异,因此得以論定:《薈要》本較佳,文淵本次之,而文津本復次之。
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一集,历来被认为是记他与妻妹恋情之篇什,且多被视作《风怀二百韵》一诗之注脚。然通过考察《风怀二百韵》与《静志居琴趣》,并结合《静志居琴趣》之"前身"——手稿本《静志堂诗馀》分析,可知以"静志"命名的词集所收录的初为客游北地时宴饮赠伎之作,与传闻中的妻妹无涉。回归《静志居琴趣》文本,并对照朱氏其他赠伎作品,可以看出朱彝尊的情词和艳词创作自有其深情蕴藉、托怀遥深的特点,这亦是其醇雅词学主张的呈现。
周筼是明末清初浙江嘉兴地区的布衣文人,早年市米,家底殷实。周筼米店楼上有采山堂,日日读书作诗,故其作品集称之为《采山堂集》。后《采山堂集》散佚,其中诗文被同里人搜集,重新分类编成《采山堂诗》与《采山堂遗文》。其词大多亡佚,仅有34首被收入《全清词》（顺康卷）。周筼的诗、文、词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周筼不善米业,加之慷慨大度,以致后期穷困潦倒,最终以授人诗法、务农耕作、校勘书籍、朋友接济为生。周筼在顺康时期活动频繁,主要活动在江南长三角一带,也曾多次北上山西、北京等地。周筼一生慷慨好义,待友以诚。其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文学造诣,吸引了大批文人雅士周聚身旁。有和周筼经历相似的梅里文人,也有不甘屈于清廷的抗清志士和明遗民,周筼与他们的交游多抒亡国之憾、身世飘零之感。周筼亦与曹溶、汪森等身份显赫的清朝官吏往来密切、交谈甚多,但更多靠文学探讨、词学研究维系,淡化了政治色彩和家国之感。周筼现存可见的诗歌918首,全部辑入《采山堂诗》,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部分。《采山堂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纪游旅事、宴集寄赠、怀人送别、遣兴杂感、山水田园、咏物等皆有涉及。周筼崇尚魏晋风流名士,尤喜模仿陶渊明作诗取...
王翃是明末清初浙江的布衣诗词作家,兼善传奇、杂剧,且作品数量在当时实属罕见。学界对王翃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词作上,对其诗歌作品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旨在对王翃的诗歌作品进行研究。通过细读其诗,理解王翃的诗歌创作主张,并对其诗歌内容进行归类分析,进而探讨王翃诗歌的艺术价值。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三个章节。绪论部分简要概述了王翃的生平及著述,该部分将王翃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早年时期梅里学诗,中年时期四处游历及晚年时期避乱漂泊。从王翃的生活经历可知,其一生都在“诗”“友”“游”中度过,诗歌作品在交友与游历的过程中日臻完善。第一章简单介绍了王翃的诗学观念,他以“正变各殊,不离大雅”为作诗前提,以“取气汉魏,造格两唐”为学诗范围,以“于合处见离,离处见合”为论诗方法,以“兴绝学,挽世衰”为论诗目的。从其诗歌主张可知,王翃的诗歌主张与当时主宰文坛的公安、竟陵派大不相同;他的诗歌创作紧贴时代,力图挽救明末颓靡不振的诗风,有着极强的用世功能。第二章归纳了王翃诗歌的题材内容,主要可分为应酬交往的交游诗、记游状物的写景诗、感怀抒志的咏怀诗、反映时局的写实诗四大类。这四类题材构成了王翃诗歌创作的主体,也是最能体...
<正>嘉慶年間,錢東垣、錢繹、金錫鬯、秦鑑、錢侗及陳詩庭以錢侗家藏的簡本《崇文總目》爲底本,勾稽群書,稽考類叙、解題佚文,試圖恢復《崇文總目》繁本面貌,撰成《崇文總目輯釋》（以下簡稱"《輯釋》"）。《輯釋》梓行後,該本成爲清代至近代以來最爲通行的《崇文總目》版本,但對於《崇文總目輯釋》的底本來源、印本先後、編刊體例,尚多有晦暗不明處。以往學者雖關注到了今藏南京圖書館的錢大昕跋本《崇文總目》與《輯釋》有密切關係,但部分認識仍有不確之處①。《輯釋》與其他傳抄本《崇文總目》有怎樣的不同,這些不同,是源於錢東垣等輯校時的改動,抑或受制於所得底本的面貌?本文擬結合《崇文總目》清代傳本的源流考察,梳理錢大昕藏本《崇文總目》與《崇文總目輯釋》底本間的關係,分析《崇文總目輯釋》的編纂體例,以期爲更好地理解、利用《崇文總目》提供幫助。
<正>据白金考證,《崇文總目》始修於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闰六月,最初係由張觀、李淑、宋郊等針對三館、秘閣藏書展開校讎整理工作,後在此基礎上編修《崇文總目》,至慶曆元年（1041）十二月修成上之,參與編纂者有張觀、宋祁、宋庠、王洙、王堯臣、歐陽脩等。①《崇文總目》之編纂,係以館閣藏書爲主,《玉海》卷五二引《兩朝國史藝文志》稱"詔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全,始命定其存廢"②,又附以訪求逸書。
清初学者朱彝尊编撰的书目题跋多以考订见长,深刻影响着其后的目录学发展。其中,《经义考》一书,对《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提要的撰写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称《四库全书总目》抄袭《经义考》则言过其实,二书在提要内容、类目命名以及对汉宋学的态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曝书亭序跋》注重考证与辨伪,详述版本学术源流,注重知人论世,同时重视利用金石文献,而不专主一家,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严谨学术态度。《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以及《竹垞行笈书目》诸书,在著录宋、元、明学者著作等方面,可与四库收书互为补充。朱彝尊所撰书目题跋,注重考经证史,讲求学术流变,还著录有西学文献,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新动向。
明清易代之间,社会动荡不安,国破家亡,促使诗词染上时代色彩。词在"缘情"的同时"言志"得以凸显,所以朱彝尊的诗词在题材内容上具有相通性。本文将从对明亡的慨叹、对爱情的吟唱以及对山川景物的描写三个方面来探讨朱彝尊诗词相通性,并分析朱彝尊诗词相通性的原因。
《编珠》是隋代杜公瞻为隋炀帝编纂的一部类语体类书,编纂时间约在大业六年（610）至大业七年之间,编纂地点在江都。《编珠》在唐宋时代流传不广,《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对其亦有著录,又可见其流传之余绪。清代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发现了《编珠》残本,补续之后将之刊行于世,《编珠》遂再次公开流传。高士奇补遗本《编珠》与原本有很大不同,《续编珠》则是高士奇据《编珠》体例而成的新作,目前《编珠》主要有清吟堂本、翰林院本、文政十二年本3个流传系统。
朱彝尊、纳兰性德都是清词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词人,他们用含蓄清丽的笔法,将最真切的情感融入爱情词中。朱彝尊作为浙西词派的创始人,其“清空醇雅”的词风在清初词坛上引领风骚,与此同时纳兰性德的“情致说”也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所以二人在词学研究中有相当大的可比性。本文就这两位词人的生平、思想及其爱情词的内容、形式、风格等多方面对朱彝尊和纳兰性德爱情词展开系统详细的比较,对他们的爱情词异同性进行归因。本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简单的介绍了清以前的爱情词,爱情词由来已久,并且在每一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清初爱情词便是在前代的发展中沉淀下来的,这一部分探究了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时期的爱情词发展特点,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爱情词作家。第二章主要探究朱彝尊与纳兰性德爱情词的主题。两位诗人既有相同的爱情词主题,也有情感表达上的差异。相同的爱情词主题表现在两位诗人在诗中都抒发了爱情的甜蜜、相思与悼亡,表达了对爱情的真挚与执着追求。情感表达上的差异则表现在朱彝尊的爱恋都是压抑的,但纳兰的些许小美满是跃然纸上,清晰可寻。第三章是比较朱彝尊与纳兰性德爱情词的艺术特点。分别探讨了他们的结构形式、表现手法、意象活用...
山水诗是我国诗歌的传统题材之一,其具有灵动、包容的特性,成为古代文人骚客寄托情感的重要媒介之一。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社会动乱,整个社会沉浸在悲沉凄凉的氛围之中。直到康熙年间,社会民生矛盾得到缓和,出现繁荣向上的局面。朱彝尊便是生活在此大背景下的代表诗人,其山水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深刻的情感内涵,值得我们关注研究。本文内容包括绪论、正文三章及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朱彝尊的山水诗进行界定,并简单概述了当前学界对朱彝尊诗歌的研究现状及意义。第一章结合朱彝尊的人生经历、心理感受等方面,分析朱彝尊山水诗的情感内蕴。其一由于生活在朝代更迭之际,从小深受儒学思想熏陶的诗人,故国情怀始终在其心中,贯穿一生,他借山水诗作为发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情感的媒介,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内心的遗民情结。其二诗人受时代和生活所迫,远离故土,借山水寄托游子对故乡山水的眷恋,以及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其三诗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内心始终有着一颗归隐山林的隐逸之心。在“野”之时,隐逸情怀蕴藏于山水之中以期减轻诗人的故国之痛。在“朝”之际,诗人借此来平复“仕”与“隐”的矛盾冲突。第二章探析朱彝尊山水诗多样的风格。其一悲沉...
清代词人朱彝尊的早期词集《眉匠词》,取法五代北宋,从采用小令体裁、"男子作闺音"、以女性口吻抒发相思怨别之情,到意象选择和场景描绘等方面,都显露出受"花间"影响的浓重痕迹,而与朱彝尊后来宗法南宋而形成的浙西派词风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末清初,词坛一度形成以"花间"（《花间集》）救"草堂"（《草堂诗馀》）的风气,无论朱彝尊直接师从的曹溶,还是与他时地相近的云间派诸家,都曾推尊"花间",影响到朱彝尊初习作词阶段的宗尚。就此而言,《眉匠词》不仅留下了朱彝尊探索词体创作的足印,也提供了清初词坛风尚转移的史料。
朱彝尊是清初著名词人,亦是浙西词派的领军人物。著有词集《静志居琴趣》。他的闺怨词艳而不淫,哀而不伤,清新不俗,具有"雅正"之风格。本文就选取其词集中的两首闺怨词,来对其词作的这种独特风格进行分析。
《四库全书总目》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督办的官修书目,代表清初官方学术的最高成就。本文拟通过对《总目》总集类提要征引朱彝尊文集的研究,探析朱彝尊文集在清初的官方接受。
朱彝尊是清初会通百家,渊雅淹博的大家,一直以来人们都把研究方向重点放在他的词学、经学成就上,但是作为诗歌造诣很高,影响清代百年来诗学方向的大家,他在诗歌上的成就并不亚于他在词学上的成就。朱彝尊的诗歌前后期特点鲜明,前期诗歌大都苍凉慷慨,格调激越,语言雄浑凝练,抒发亡国哀思和复国愿望,感情真挚动人,更多的关注社会现实,同情底层民众,这个时期诗歌成就较高,朱彝尊出仕之后的诗歌成就不高,值得关注的是他在遭受贬谪之后的发愤作品和归田之后的山水诗,这些诗歌格调转为平和典雅,风格比较柔和,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清初西山退谷文人活跃的时期,即孙承泽隐居此地的顺治十年至康熙十五年期间,也恰好是顺康之际文坛新旧交替之时。退谷虽为皋壤,却与皇家园林一墙之隔。退翁隐居此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忘怀儒家的积极用世的情怀,是入世的隐士之代表。在与之交往的仕人中,吴伟业代表了在仕清与不仕清之间徘徊,内心与外在不一致的具有两面性的名士心态;在与之交往的处士中,朱彝尊代表了文人心态正在逐渐发生改变的时代特征。西山退谷浓缩了顺康之际,希望为清廷服务的心态逐渐占据上风的过程,预示了清初文坛新的时代的到来。
<正>《梅里志》中"园亭"卷首写道:"镇仅三里许,自前明以来士大夫往往补园亭以为宴息之所,而文人逸士亦多有之。"～（[1]）这说明明末清初嘉兴梅里（今王店）文人、官员建宅园是有传统渊源。宅园是当时文人的标配,是价值的体现,也是社交活动的载体。尚书杜臻的祖宅、朱彝尊的曝书亭、李良年的秋锦山房、李符的花南老屋都是这一时期王店文人官员宅院的代表。朱彝尊（1629—1709）是清初文坛巨星,
<正>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係清初知名人物。其人"文章爾雅,宅心和厚"①,以博雅精勤著稱,於詩、詞、古文等文學領域,史學、經學等學術領域,均卓有建樹,頗受清廷與士林之關注;當代以之爲論域之研究成果,亦較爲豐碩,不斷有新論問世。中國學術向有知人論世之傳統,因此,任何有關朱氏之研究,均不能脱離其個人之生平事行與時代情境,否則,即易流於空泛與平面化,不盡能把握朱氏思想與學術之歷時演變。關於朱氏生平
《题十五完人墨迹》是朱彝尊晚年所写的一篇跋文,所写对象均是前明忠臣,节义昭然。跋文所涉史实表明,"抗清"是清初政治与士林群体的禁忌,造成满汉之间、汉族士人之间的撕裂与对立。清廷为弥合裂隙、稳固统治而付出长期努力,作为个体,朱彝尊由抗清之"大布衣"转变成仕清之"翰林检讨",也经历了痛苦的人生思考与抉择。朱彝尊最终选择学术之路,应征博学鸿儒,致力于文献著述与传承,贡献卓著。《题十五完人墨迹》一文,因此成为解读朱彝尊心路历程、折射清初政治走向与士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样本。
根据个人学术兴趣、文学创作和文献编纂活动,朱彝尊通过购买、借抄和受赠构建起其曝书亭藏书的基本规模,其中尤以竹垞本人亲自所抄藏者为最多。《瀛洲道古录》、《日下旧闻》、《经义考》诸书皆以其藏书为文献基础编纂而成。围绕《词综》和《明诗综》两部大型总集的编纂,朱彝尊做了大量的宋元人词籍和明人诗籍的专题文献积累准备。从《词综》文献采摭的具体情况来看,朱彝尊所抄藏的词籍是构成《词综》编纂成书的重要文献来源和文本基础。石刻拓本与稗官载纪是《词综》编纂有意开拓的词籍文献采摭范围,与朱彝尊在金石学领域的学术实践和博综的学术旨趣相一致。朱彝尊抄藏的词籍文献,其中流传后世者,在诸家词籍编纂整理和校勘中依旧贡献颇多。
<正>一、学术批评引入课堂:以批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袁编论述"清初几位思想家大都是反宋明理学的"错误甚多,"几位思想家大都""反对宋明理学",试问"几位"?"几位"中的"大都"又是"几位"?岂不还是"几位"!袁编所举几位思想家言论真的是"反对宋明理学"吗?黄宗羲批评说:"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明理;言理学者,其所读
孙承泽是清初既降顺又降清的双料贰臣,朱彝尊是清初享有很高声誉的遗民处士,因为金石书画共同爱好,两位能跨越身份和年龄的障碍成为莫逆之交。朱彝尊不因孙承泽大节有亏而有所避讳,一生始终对孙承泽以师相称,非常尊敬;孙承泽对这位后生亦非常器重,资助提携,呵护有加,可谓是艺术史上的一段奇缘。他们二人相与雅玩讨论金石书画艺术,孙承泽的金石书画收藏颇依赖朱彝尊的襄助为之考证,朱彝尊从孙承泽丰富的藏品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识见。
清初朱彝尊的學術著述深受宛平學者孫承澤的影響,其代表作《經義考》不僅取材於馬端臨《文獻通考》、朱睦楔《授經圖》及《經序錄》,也在相當程度上參照和利用了孫承澤的《五經翼》,而且書中豐富的材料也得益於朱氏從孫承澤家中所鈔錄的大量經學書籍;朱彝尊的另一代表作《日下舊聞》同樣受孫氏《春明夢餘錄》和《天府廣記》之啓發,而且直接參考利用了其中的大量資料。
清初朱彝尊的學術著述深受宛平學者孫承澤的影響,其代表作《經義考》不僅取材於馬端臨《文獻通考》、朱睦《授經圖》及《經序録》,也在相當程度上參照和利用了孫承澤的《五經翼》,而且書中豐富的材料也得益於朱氏從孫承澤家中所鈔録的大量經學書籍;朱彝尊的另一代表作《日下舊聞》同樣受孫氏《春明夢餘録》和《天府廣記》之啓發,而且直接參考利用了其中的大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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