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日甚一日，康梁等维新变法的主将，此刻却不能与时代俱进，对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十分惧怕，坚持拥立光绪皇帝实现君主立宪的立场。康、梁利用其保皇会所属的各种报刊，大肆鼓吹保皇和君主立宪的主张，诋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康、梁等人的进行了反驳，双方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各自的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906），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上发表号外，题名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文章列出了双方在十二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其中主要几项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以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实指民生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革命派和保皇派的二十多种报刊全部投入了论战，论战的中心实为三点：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经过二年左右的争论，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与康、梁保皇派的界限，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孙中山革命派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革命派最终以昂扬的斗志，严密的揄，激烈的言词，使更多的人唾弃保皇理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在思想阵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为革命斗争实践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新民丛报》被迫停刊，标志着保皇派在论战中的失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初五日，清政府在得知日俄议和及议和有关条款后，通过外交部向日、俄两国声明：“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清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但日、俄两国却置之不理，擅自签订了瓜分中国东北权益的条约。事后，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根据《朴资茅斯条约》中俄国转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地”及中东铁路支线权利，“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的规定，强逼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十月二十一日，中日全权大臣开始就有关事项进行谈判。十一月二十六日，小村寿太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与清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礻几、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条约正约三款，附约十二款。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朴资茅斯条约》中俄国让与日本在南满的各项权利；允许日本在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划定租界；安奉铁路仍由日本管理，为期十五年；凤凰城（今凤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今昌图县通江口）、长春、吉林、哈尔滨、珲春、三姓、法库门（今法库）、宁古塔（今宁安）、海拉尔、瑗珲（今爱辉）、满洲里、齐齐哈尔十六外“开埠通商”；日本享有在鸭绿江右岸森林开采权。这个条约使东北几乎全境对外开放，为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东北大开方便之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七日，日、俄签订了《朴资茅斯条约》。光绪三十年初，奉天大战结束，日、俄双方都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日本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出面非正式地请求罗斯福出面调停。俄国在四月对马海峡之战失败后，被迫接受美国的调停。此前，日本以承认美国吞并菲律宾；承认英国巩固在印度的统治为条件，换得美、英同意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七月初十日，俄国全权代表维持和日本全权代表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开始议和谈判。经过十次会议的讨价还价，在美国等国的撮合下，双方于八月初七日，在《朴资茅斯条约》上签字。条约正文十五条，附约二条，主要内容是：一、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政治军事经济上均享有卓绝的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的权利。凡是日本认为必要的措置，俄国“不得阻碍干涉”。二、“俄国政府以中国政府之允”，将俄国从中国攫取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均转让给日本。三、俄国政府将从长春至旅顺段的中东铁路支线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均移让给日本。四、日、俄两国可在各自霸占的铁路沿线驻军。五、俄国宣布取消在东北的一切有违机会均等主义的权益。六、俄国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并该处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之主权，永远让与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八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领袖，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聚集到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的寓所，举行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筹备会，共议政党名称、纲领、誓词、加入仪式和推选章程起草者事宜。到会者七十余人，代表了十七个省的留日学生。会上孙中山首先演讲了“革命之理由”、“革命之形势”、“革命之方法”，阐发了三民主义思想，然后讨论政党名称。最初有人提议定为“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认为革命并非专为排满，更在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所以应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后有人指出政党为秘密团体，不宜公开标明革命字样。经过商讨，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并提议将誓词作为同盟会革命纲领。有人认为应取消“平均地权”一条。孙中山根据世界革命发展趋势和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对此做了耐心的解释，使得誓词和宗旨终被多数人接受，并表决通过。孙中山遂率领众人举行宣誓加盟仪式。会议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八人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七月二十日，一百余名同盟会员来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借日本人阪本金弥的住宅，正式举行同盟会成立会议。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同盟会章程草案，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经过讨论修改后，集体通过中国同盟会章程三十条。接着，黄兴提议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与会者一致举手赞成。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黄兴任执行部庶务总干事（相当于常务副总理）、汪精卫任评议部评议长。邓家彦、宋教仁分任司法部判事长、检事长。会议决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国内为东（设上海）、西（设重庆）、南（设香港）、北（设烟台）、中（设汉口）五个；国外为南洋（设新加坡）、欧洲（设布鲁塞尔）、美洲（设旧金山）、檀香山（设火鲁奴奴）四个。最后，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与会者鼓掌赞同。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主持下，立即展开了发展组织，建设国内外分支部；编辑机关报，与康、梁保皇派论战；积极准备新的武装起义的工作。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四日，清廷发出谕旨，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稍后，清廷续派商部右丞绍英参与此事。由载泽、徐世昌、绍英为一队，赴英、法、日、比等国；戴鸿慈、端方为一队，赴美、德、意奥等国，时人称之为五大臣考察宪政。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以国内及留学国外的青年学生为主的反清爱国运动日益高涨，国内群众性反对清政府压榨的斗争也此起彼伏，迫使清朝当局一再宣示要实行变法和新政，使立宪派人士感到立宪有望，加紧推波助澜。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状元实业家张謇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不久，清朝驻法公使孙宝崎亦电呈《上政务处书》，请求立宪。国内外改良派报刊纷纷为立宪鼓噪，以至“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接着，云贵总督于振铎、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贵州巡抚林绍年也相继以立宪入奏。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些身居高位，权势显赫的洋务大吏也把立宪之论挂在嘴上。五月三十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朝廷宣示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同时还奏请朝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面对朝野一片立宪呼声，清政府已不能不对此作出相应的表示，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七日，清军机处奉命向各地方当局发出查禁革命书籍、报纸、期刊的电文。电文中谓：“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并吞中国策》、《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野蛮之精神》、《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瓜分惨祸预言》、《新民丛报》、《热血潭》、《浏阳二杰论》......等种种名目，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市，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环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此固中法所不容，抑亦各国公法所不许。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形查禁。”

光绪三十年（1905）十月初六日，在清政府要求下，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即管束）规则》，对留日中国学生的活动大加限制。规则颁布后，广大中国留学生认为这一规则“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暗中酝酿一场反取缔规则的运动。陈天华对日本政府的行为十分愤慨，但感觉到留学生中确有许多追求利禄之人和民族败类，恐怕难于组织起统一行动，故没有积极支持这场运动，还婉辞了宋教仁要他撰文号召的约请。从十一月初八日起，就读于日本各校的八千余名留学生同心同德，相继集体罢课，使陈天华不胜惊喜。而日本政府控制下担报刊舆论却对中国留学生的行动大加污蔑和指责。十二月十一日的《朝日新闻》，将中国留学生的集体罢课归结为是“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陈天华见此异常气忿，但同时担忧留学生一旦不能团结一致，把斗争进行到底，出现日本报刊攻击的放纵卑劣的状况，将是中国留学生和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认为，此时用口头呼吁去唤起学生团结坚韧可能是无力的，便毅然决定以身投海，以自杀来震惊国人，激励留学生坚持斗争，并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不是放纵卑劣的芸芸众生。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写下三千言的《绝命书》，声明他之所以蹈海，是为了使国人有所警悟，以实际行动，回击外人对中国人的污蔑，他希望留学生们牢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八字，卧薪尝胆，刻苦求学，振兴中华民族。他还在《绝命书》中对一系列革命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非常有价值的是他认为在宣传革命时，要注重政治问题，而不宜过于强调民族问题，反对倡言戮杀满族人民的复仇观念。十一月十二日早晨，陈天华坦然离开寓所，将《绝命书》寄给留学生总会，然后从容地在东京大森湾投海。陈天华的蹈海，大大激励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反取缔规则斗争，数千名留学生集体回国，惊动了国际舆论和日本朝野，使日本政府对取缔规则作了新的解释，承认了留日中国学生提出的一系列正义的要求。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初一日，陈天华的灵柩运抵长沙。初七日，长沙各界一万余人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六日，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位出洋考察宪政大臣，带领大批参赞随员，到正阳门火车站乘车离京，前往上海转乘轮船赴外国考察。当五大臣登车后，革命党人吴樾暗藏炸弹，乔装成皂隶，尾随跟上专车。他刚进入车内，正逢机车与车厢挂钩，车身突然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场死难，而五大臣中只有载泽、绍英受了轻伤，其余人皆无恙。吴樾、安徽桐城人，早年崇拜康、梁，后阅读了《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等革命书刊，幡然省悟，成为激进的革命党人。他曾组织过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主编《直隶白话报》，而对于冒险和暗杀活动尤为热衷，写有《暗杀时代》一书，把暗杀视为反清革命的主要手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他得知五大臣出洋的消息，立即从东三省入关，决心以炸毙五大臣，挫败清廷假立宪骗局。他写下遗书，怀揣炸弹行刺，不料出师未捷身先死。由于吴樾的行动，延缓了五大臣的出行。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五大臣才启程离京，但原来派定的徐世昌、绍英，改由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顶替。

光绪三十二年（1906）末，清政府准备将东北改行省制，派奕劻之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住北洋督署。袁世凯党徒段芝贵以候补道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在接待伺候载振时极为周到。一次袁世凯在督署款待载振看戏，载振见女伶杨翠喜，惊为天人，赞不绝口。段芝贵悉其隐，以一万二千金将杨翠喜从天津大观园戏园买出。当载振等返京过津时，段把杨翠喜献给载振，载振大喜。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初八日，清政府诏令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由徐世昌任职，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分别由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担任。徐、唐、朱、段，均为袁世凯党徒，特别是段芝贵，以一个候补道超级拔擢引起官场哗然。其时，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与袁世凯倾轧激烈，遂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赵即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贿赂载振得官上奏。慈禧太后闻奏，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报。载振闻讯将杨翠喜匿退。载沣、孙家鼐为保全皇室体面，以查无实据复奏。赵启霖以“奏劾不实”革职。消息传出，报章腾议，丑声四播。清政府只得撤免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载振也疏称“蹐跼有难安之隐”。请辞农工商部尚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初一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发出“预备仿行宪政”的谕诏后，海内外立宪派人士虽然对诏文中透露的拖沓空泛及官样腔调十分不满，但又为清廷的公开允诺所诱惑，认为有望通过运动和敦促实现立宪，遂积极筹建团体，以展开全国性的促进立宪运动。江浙一带的立宪派对此最为积极，立即在上海集议谋创团体。此时，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了同北方的袁世凯倾轧，派亲信到上海，找到有东南实业巨人之称的张謇，怂恿他以其声望拉人结社，组成立宪团体。岑还许诺资助一万元的开办费并每年疏资一千元为日常活动经费。于是，张謇与上海的官、绅、商、学各界代表人物连日磋商，多方撮合，谋定成立名为“预备立宪公会”的团体。因岑春煊提供了大量经费，所以他府中的老幕僚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在江浙绅商中颇有声望的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张元济、夏曾佑、王清穆、雷奋、许鼎霖等新派名流都是会中的主要人物。邮传部侍郎沈云沛也与立宪公会有关系，袁世凯亦企图插手影响它，因此，在立宪运动中，预备立宪公会具有领袖群伦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