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初十日，清廷批准了户科给事中粘本盛奏疏，制定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先是，顺治十三年，清廷用推行屯田来加速垦荒的计划破产后，又把劝垦荒地的重点放到地主阶级身上，对官僚、地主、乡绅垦荒予以旌奖，并为此制定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督抚按一年内垦荒地至二千顷以上者记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记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记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五十顷以上者记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记录，致仕者给匾旌奖；贡监生及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予印照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予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或开过之后复成荒地，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顺治十七年又规定：垦地百顷以上，考试文义优通者以知县用，疏浅者以守备用；垦地二十顷以上，文议优通者以县丞用，疏浅者以百总用。与顺治十四年相比，这次又增加了奖励的比重。

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顺治帝发布谕旨，限制八旗参加科举考试。自清廷入关后，八旗子弟看到一旦科举考中既可得升用，获取优厚的俸禄，又可免从军之苦役，于是崇尚文学，怠于武事，热衷于科举。顺治帝为了改变这一情况，继续维持满洲崇尚“国语骑射”的国策，谕令限制八旗参加科举考试，其中规定：每年的乡会两试俱停，限年定额考取生童；各部院衙门取用他赤哈哈番及笔帖式哈番时，不必分别满汉文学，初用授以笔帖式哈番，停其俸禄，照披甲例给以钱粮；任满三年，如果平时办事勤敏，经过考核给以七品俸禄，再满三年果能称职，即可升补他赤哈哈番；荫各官子弟入国子监读书例亦尽行停止，令其专习武事，于武职补用，待太平之日再照旧例行；每牛录下子弟一人读书例照旧贯彻执行，遇各部院衙门缺员，即以读书子弟补用，不得取用闲散人员。

顺治十四年（1657），李之椿、李元旦父子潜心经营的复明运动被清廷破获。李之椿，字大生，号组徕，扬州府如皋县人，明天启年间进士，弘光政权建立后升任尚宝司卿。弘光政权溃败后，他离官归里，积极从事复明运动。四年，他因参加赵云、李七领导的反清起义而被清廷鞫讯，两年后获释。出狱后，李之椿鉴于家乡一带抗清斗争逐渐走向低潮，远游闽西，后移居湖州，以求联络永历、鲁王政权和海上义师。不久，他受任永历政权招讨督师阁部，以浙江嘉兴、湖州一带为基地，从事复明和抗清活动。他为争取人心，将部下一人伪托明崇祯太子朱慈烺，并联络了故明永安王，韩王等原明宗室。李之椿的狮子李元旦官至鲁王政权御史。李之椿父子二人还广泛交结明朝遗老、遗民，并通过他们搜罗“党羽”，势力很快波及江南、浙江、山东、河南、陕西、湖广等省。李之椿还很重视武装，既联系海上义师、郧西夔东十三家军，又联络活跃在太湖流域的以钱应魁为首的义军。他多次派人给钱应魁送去空白札付，嘱其“招得好汉或有出力亲信”，促使钱应魁义军势力不断壮大，使清廷疆吏胆战心惊。顺治十四年，正当李之椿领导的复明运动渐趋高涨时，李元旦的家奴谢庭兰跑到京师向清廷告发此事，李之椿父子及一些重要骨干被捕。李之椿在狱中表现坚强，视死如归，后绝食而死。李元旦等四十八人于十六年三月被解至南京处死。

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帝开始崇信佛教禅宗。他对佛教感兴趣，很有可能是受到宫中太监的影响。明末以来，太监们就很崇信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并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于政教，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控制皇帝。顺治帝亲政后，太监吴良辅等人在肃清多尔衮势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日益成为皇帝的亲信，并使皇帝在处理宫廷事务乃至国家大事时越来越多地有所依靠。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在太监的安排下，于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又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大意。这年十月，顺治帝又在万善殿召见性聪，赐以“明觉禅师”封号。此后，顺治帝就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顺治帝还通过性聪了解了佛教禅宗的高僧及其门徒的许多情况，并陆续召见了其中较为著名的通琇、道忞和茆溪森，让他们在宫中谈经说法。顺治帝对他们都十分宠眷，他们也多方讨好他。通琇还为福临起了法名“行痴”，“痴道人”，道忞则吹捧顺治帝为“承愿示生”、“光显吾宗”的“佛心天子”。在他们的薰陶下，顺治帝对佛教简直着了迷。他竟对道忞说，自己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到皇宫。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不是怕丢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随他们出家了。

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十一日，新到任的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为了缓和江南的阶级矛盾，向清廷提出了“请舒江南三大困疏”：第一，舒官吏考成之困。江南官吏因钱粮积欠多，知考成及降调不可避免，在离职前对百姓尽力捶敲，使社会矛盾激化。郎廷佐建议修改考成规则，废除降调之例，重不过革职戴罪，仍令其在任安心治理，使政事不致废弛。第二，舒民间积逋之困。郎廷佐在校阅赋籍时，发现江南自顺治八年至十三年，积欠钱粮多达四百余万，请以顺治十四年为止，将从前积欠由右布政使清查，侵欺挪借及不应开销者各为一册，民间实欠者为一册，议定一年只征若干，各路督催；而一切新征钱粮，则专责左布政使。这样，就可以清除征新补旧之弊端。第三，舒商民封船之困。江南系商贾舟楫聚集之所，大军经过之处皆封商民船只载送，请以后用江西所造之船运送兵马，使商困得舒，军机不误。顺治帝对郎廷佐上述深切时弊的侃侃陈辞，颇为赞赏，命令所司议行。

顺治十五年（1658），谷应泰主编的《明纪事本末》八十卷完成。谷应泰，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早有志于《明史纪事本末》的著述。自顺治十三年，他出任浙江按察司佥事时，就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广收邸报，并邀请一些社会名士编书，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编辑成《明史纪事本末》。

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十六日，议政王贝勒大臣等遵旨议定理藩院大辟条例。其中规定：凡平人与蒙古王、贝勒福金通奸者，福金处斩，奸夫凌迟，其兄弟外绞；另有下述情形之一者处斩：私掘蒙古贝子等坟墓、截杀来降人众之为首者、劫夺死罪人犯为首者、公行抢夺他人财物、临阵败走、与逃人通谋给马遣行、挟仇行害放火烧死人畜，故意杀人。

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二十三日，清廷改定官制，划分满汉官员品级：内三院改称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仍正五品；设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学士均正五品。六部满汉尚书，俱正二品；侍郎正二品；理事官改称郎中，正五品；副理事官改称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司务从九品。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三品，副都御史正三品，左佥都御史正四品，监察御史正七品，经历改为司务从九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左右通政正四品，左右参政正五品，经历改为司务从九品。大理寺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寺丞正五品，寺正正六品，寺副从六品，评事正七品，司务从九品。除宗人府外，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裁去。又添设各道御史三十员。

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十四日，清廷更定逃人事例，制定了查解逃人的奖惩办法：州县官查解十五名者加一级，三十名者不论俸满即升；知府查解三十名加一级，六十名不论俸满即升；道官查解四十五名加一级，九直名不论俸满即升；巡抚查解七十五名记录一次，一百五十名者加一级，三百名者加二级；总督查解数目要倍于巡抚，方能记录和加级；州县官解逃十五名后，地方窝逃一名者，功过不准相抵，仍革职；知府以上，总督以下等官罚俸降级，俱照先前定例；武官功过俱照文官例；满洲家人，不许给票探亲，诈害良民；盛京出征所获人出口逃走，及未到京而先逃者，如有本主认领取有保结者，仍给本主，倘此后有冒认假保者，将认主及保人从重治罪；逃人经部文提解者，其地方官免议处，倘在别处拿获，审出行提时在彼处居住者，该地方官从重议处；民人首告逃人，如系挟仇诬告者，即将原告仍照定例责四十板，枷号一月，免流徙宁古塔；民人自首身系逃人，借端行论者，责四十板，妻子家产人口入官；各处解来逃人，俱送交城门，如有主者，审结后鞭刺交与伊主，如无主认发与各旗认主，夜间交与各旗门上看守。次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廷又补定了查解逃人的一些奖惩办法：凡剌字逃人私出境外被地方官拿解者，其经过州县未能查获等官，虽有拿解逃人之功，应加级升转者，不准题叙，仍罚俸半年；容留逃人歇宿店主责四十板；各道员所属州县官如有失察逃人，则降一级留任，降后，所属地方查解逃人至四十五名，即复还原级；早先与明作战时期出边、或在盛京与未到京之选逃走者，免剌，仍鞭一百，给原主，如无主逃人应入官者，免鞭剌；陕西、湖广、四川、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所获逃人著令递解，批文限定日期，如经过地方官选差不慎，钮锁不严，以致逃脱，查参革职，违限者该衙门察参；畏罪潜逃或住屯过限十日之内拿获者鞭一百，过十日鞭剌。

顺治十五年（1658）初，清廷派吴三桂等分三路进攻贵州、云南，七月，南明永历帝以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加黄钺，督诸军抵御清军。清经略洪承畴闻讯后，即派部属贾自明往李定国军中行缓兵计。贾自明自称道人，恃幻术，大言上帝以某日助兵，做木偶人数百，长丈许，执幡幢为行阵，李定国受骗上当，四方催促出师日期，总答以须等待。久之无应验，李定国开始疑心，后派人侦知贾自明真实身分，怒斩之。八月，李定国始出师，但军营兵丁锐气已经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