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蔡显《闲闲录》文字狱案发生。蔡显，字景真，号闲渔，江苏华亭人，雍正年间举人，在家乡教书为业，著有《闲闲录》、《红蕉诗话》、《宵行杂识》等书，自行刊刻流传。这些书中记载了一些地方官绅的不肖言行，被当地官绅怨恨。于是，他们摘取书中的一些诗句，诬指为怨望讪谤之词，又散发匿名揭帖进行陷害。蔡显自信无罪，便携带自己的书籍向当地官府自首，希望当事者为之剖白。不料这些官员竟将书内失志怨愤之语指为罪证，将蔡显定凌迟处死罪。乾隆三十二年（1767）六月初五日，乾隆帝以蔡显身为举人，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重新审理此案。先阅原书签出各案，多为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及细检《闲闲录》等书未被签出之处，见有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得罪；又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等诗句，乾隆帝认为这是“有心隐约其词，甘与恶逆为伍”，命将蔡显改为斩决，其子蔡必照改为斩监候，将蔡显书籍通行销书毁版，所有为书作序和帮助校刻的二十四名学者，分别遣戍边远地方。

乾隆三十三年（1768）四月，缅甸因与暹逻交战，不想再与中国构衅。遂放回清军被俘士兵，令其代为致书清军统帅，请求纳贡息兵。副将军阿里衮据以奏闻，乾隆帝不允，决计再次对缅甸大举进攻。他下令从东北、福建、四川、贵州等省调拔满汉水陆官兵四万余名，派往云南军营待命；又将各地贮存、制造的冲天炮、九节炮、火箭、火罐等军用武器，以及避暑祛瘴药物等送往军前备用，还拨银二百万两，备马五六万匹以济军需，至年底准备就绪。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正式授傅恒经略敕印，并设宴为诸将送行。傅恒于二月二十一日离京，三月二十四日至滇。四月，与阿里衮、阿桂等议定进兵方略。傅恒力排众议，决定提前于七月出兵，又定三路进兵计划：一路由傅恒统率自戛鸠江（又称槟榔江）出河西，经猛拱、猛养，取木疏，直捣阿瓦，是为正师。一路由阿桂率领自江东，经猛密南行，为偏师。一路由阿里戛等率福建水师由江顺流而下，以为策应。当年七月二十日，傅恒自腾越起程，率军渡戛鸠江西行，猛拱、猛养献象、牛、粮食而归服。时缅甸正值秋收期，不及迎战，所以傅恒军行二千里，兵不血刃。但途中雨多路滑，驮马倒毙，兵士食宿不易，再加天气炎热，生病的人很多。傅恒改变原定取木疏、攻阿瓦的计划，收兵回归。十月，再率师至蛮莫与阿桂等相会合。大军将出伊洛瓦底河，缅军已列舟扼住江口，又分兵两岸拒敌。于是，哈国兴将水师，阿里衮、阿桂将陆军，分别在两岸前进。东岸敌先至，阿桂令矢铳齐发，骑兵劲旅从左右冲入，敌兵大溃。哈国兴等率舟师乘风进攻缅军水师，敌船自相撞击，杀溺数千人，河水变赤。西岸阿里衮军也连破敌栅，其余敌兵逃去。清军三路大捷。此时，傅恒与阿里衮染时疫病倒，诸将商议不攻陛瓦，可就近攻取老官屯。不料老官屯依坡临河，寨栅构筑十分坚固严密。清军进攻旬日不得进，采用大炮轰击，以火药炸，均不能破其栅；用老藤拉勾，又被敌兵砍断。而其栅有水门可通舟，故运粮械不绝。后阿桂拨战舰五十艘截其运道，敌始惧，方遣使乞和。当时，清军因水土不服，病者极多，加上战斗中伤亡，四万多官兵，只剩一万三千人，减员过半。阿里衮于十一月病故，傅恒也卧病不起。在这种情况下，闻敌方求和，诸将皆争请罢兵。在乾隆帝允准后，傅恒遂派哈国兴等前往敌寨议和，经过谈判，议定：缅甸对清朝称臣纳贡，归还俘虏，交回侵占土司之地；清朝以木邦、蛮莫、猛拱、猛养诸部人口，付还缅甸。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二月和约既定，清军即焚舟、镕炮撤兵。傅恒还京后，不久即忧愧而死。这场历时四年、耗帑一千三百万两的征缅战争遂告结束。

乾隆三十三年（1768），著名学者齐召南去世，终年六十六岁。齐召南，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浙江天台人。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大清一统志》纂修官，武英殿校刊经史官，《明鉴纲止》馆纂修官。八年（1743）充日讲起居注官。乾隆十二年（1747）充《大清会典》及《续文献通考》纂修官。翌年，授礼部侍郎。十四年（1749），以母老已病辞官。归里后，主教蕺山、万松两书院。不久因同族齐周华文字狱，以循隐罪，拟流，抄家。乾隆帝念其年老赦免，给还部分财产，作为养赡之资。齐召南以病残之身，兼以恐惧抑郁，乾隆三十三年去世。齐召南性机敏，善考订，尤其熟悉史地掌故。所著有：《水道提纲》、《历代帝王年表》、《后汉公卿表》、《史汉功臣候第考》等。其《水道提纲》专考河流，以郦道元《水经注》，明于西北而暗于东南，且对域外水道未详；黄宗羲《今水经》知南而不知北，固作此书予以补正。书中以巨川为纲，以所汇众流为目，故名纲目，条理清楚，注解详明，足资研究史地者参考。齐召南精于经史，所作《尚书》、《春秋》、《三传》、《礼记》等注疏考证及《汉书考证》后序诸篇，于经传源流得失，史籍版本异同，原原本本，无不洞悉。齐召南与杭世骏同试词科，同官翰林，交情最密，相知最深。杭世骏称《一统志》内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六省，皆齐召南所强加。外藩属国，向无底本，为齐召南所创新稿。明史纲目前纪二卷，神、光、熹三朝，为齐召南所新辑。武英殿经史考证，齐召南立功尤多。齐召南一生为学，自天文、历律，以至山川、舆地，无不究习。其《宝纶堂文钞》八卷及《续集》十八卷，为门人及后人所编辑校刊。

乾隆三十三年（1768），黄教领导台湾冈山人民起义。黄教是台湾冈山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因为不堪当地封建政府的压迫，于乾隆三十三年夏秋之间，聚集贫苦农民二百余人，掀起反抗官府的武装斗争。当年十月初二日，黄教竖起大旗，直接向官兵驻地发动进攻，缴获大批武器军械。面对农民军的进攻，台湾镇总兵王巍胆战心惊，“观望数日，始带兵前进，离贼剿数里，辄行驻扎，施放空枪，自焚营帐。”乾隆帝闻报，急调福建提督吴必达率水陆军队数千渡海作战。在数倍于己的清军进剿下，黄教率领起义军退入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凭借有利地形，继续坚持斗争。在南起凤山、北至诸罗一带，出没无常，先后给进的清军以沉重打击，乾隆帝对王巍、吴必达等极为不满，下令将二人革职留任，戴罪擒贼自赎。与此同时，他还宣称：“黄教一日不获，此案一日不了。”并先后增调军队，继续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在严旨督催下，当年三月底，主持进剿事务的叶相德等以重金收买叛徒，将黄教刺杀于诸罗山中。同时，又分率军队大举进剿，先后捕拿起义部众一百五十余人。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的黄教起义终于被镇压。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两淮盐政贪污案发。据新任两淮盐政尤世拔奏：从乾隆十一年起，两淮盐政等官员商定，令盐商于每张盐引内多交锐银三两，以备皇帝南巡办差和历年庆典赏赐用。按每年销盐二十万引至四十万引计算，二十余年内，总计多收税银一千余万两。而查阅档案，此项银两却从未上报。乾隆帝闻此深感骇异。遂命江苏巡抚彰宝密往扬州，会同尤世拔详查此事。不久彰宝回奏说：详讯两淮总商，令其开出清单，查历年提引各商，共获利银一千九百余万两，除历年办贡及预备南巡差务用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外，尚有各商未交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想此项银两，必与盐政等暗行馈送情弊有关。复加严讯，总商黄德源等供：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三十一年，共交过原盐政高恒银十三万五千余两，均系其管事顾蓼怀经手收进。尤世拔也奏称：普福任内支过八万五千余两。此事传出后，朝野震惊。乾隆帝立即命将原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盐运使卢见曾革职交审，并查封其任所资产和原籍家产。但是，经过查访和各级审讯，最后结案时，该案情却大为减轻，贪污银数也大大减少；恒和普福所受银两，多数用于办差或公务；商人欠交的银数也只有三百多万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三十日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被判为绞监候，秋后处决。九月十日，原任两淮盐政高恒受银三万二千两，普福私销银一万八千八百余两，均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南巡时因为公捐银两赐予商人的顶带一律革去，所欠银两三百九十万，限令十年还清。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内阁候补中书徐步云等，因此分别被充军或革职。

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因病去世，终年九十七岁。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州（今江苏省吴县）人。他自幼从吴县叶燮学诗，兼制八股文，但补诸生后，历岁科试三十余次，乾隆四年（1739），始成进士，年已六十七岁。散馆时，乾隆帝称他为江南老名士，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五年迁至内阁学士，乾隆十二年（1747），命在上书房行走，升礼部侍郎，令校《御制诗集》，称赞他诚实谨厚。乾隆十四年（1749），乞归里，命原品休致，令校毕《御制诗集》后放行。乾隆帝曾说：“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归里后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后进所著《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称其诗与高启、王士祯相伯仲。乾隆帝南巡时，屡加封赏，又几次召至京师，加以优礼。沈德潜去世后，赠太子太师，谥文悫，入祀贤良祠，乾隆帝亲为作挽诗。沈德潜以诗名于时，他提倡“格调”说，成为乾隆时诗坛一大派别的宗旨。他遵循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为诗应“微而婉，和而庄”，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他提出：“诗贵性性，亦须论法”。 “性情”即指符合正统观念的思想感情；“论法”是指作诗要师法古人，古体诗要学汉魏，近体诗要学盛唐。他的诗论是继承叶燮和明代前后七子的理论，加上个人的体验发挥而形成的一种派别主张。沈德潜选辑的《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和《国朝诗别裁》风靡于当时。其著作有《归愚诗文钞》、《说诗粹语》等。

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为了庆祝自己六十寿辰，根据“内外经费度支，有赢无绌，府库所储，月羡岁增”的财经条件，颁布谕旨，命从本年起，分三年时间，将全国应征地丁钱粮再行普免一次。同时还规定，“轮蠲之年，遍行劝谕各业户等，照应免钱粮十分之四，令佃户准值减租，使得一体仰邀庆惠”。此次蠲免钱粮总数，计有二千七百九十四万余两。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初八日土尔扈特蒙古台吉渥巴锡在木兰围场入觐乾隆帝。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明末清初，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移居额济勒河（今苏联伏尔加河）下游。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共经历了七代、八位首领。这期间，土尔扈特蒙古部始终和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乾隆二十六年，渥巴锡成为土尔扈特蒙古首领。这正是俄国叶卡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叶卡德琳娜女皇在封建贵族和大商人的支持下，对全国农奴加紧剥削和压迫的同时，对土尔扈特蒙古也实行高压政策，妄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部落之目的。以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首领们，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经过充分酝酿，决定离开俄国，返回祖国。乾隆三十五年（1771）十一月二十日，土尔扈特蒙古人民拿起武器，举行起义，踏上了东返祖国的征程。渥巴锡将三万三千户近十七万人的东返队伍组成三路大军，通过冰封的乌拉尔河，越过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多次粉碎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缍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二十六日，到达伊犁河支流查林河畔，和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完成了武装反抗沙俄奴役、东返祖国的壮举。乾隆帝特派伊犁将军舒赫德主持接纳土尔扈特蒙古部事宜。当时，清政府赈济土尔扈特蒙古部众，计有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余封，羊裘五万多头，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此外，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首领在清政府精心安排下，还在九月初八日抵木兰围场，当天即在伊绵峪觐见乾隆帝，向乾隆帝进献了七宝刀、银削刀，还有弓箭、腰刀、鸟枪、自鸣钟表等物。乾隆帝以蒙古语和渥巴锡交谈。渥巴锡等随乾隆帝行围三天，于九月十三日离木兰围场，十七日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十八日，乾隆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召见渥巴锡，同他进行长谈。渥巴锡向乾隆帝面述了东返历程和祖辈的历史。在承德期间，渥巴锡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会，赐宴万树园及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火戏等。九月三十日始，渥巴锡等土尔启特蒙古首领分四批先后离开承德。清政府对渥巴锡等回归非常重视，乾隆帝撰写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对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首领分别授予汗、亲王、郡王等爵位，还按原来土尔扈特部系统，指定牧地，编设盟旗，给以妥善安置。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二十日，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因进攻金川不力，被革去职务，留于军营效力。大金川首领莎罗奔死后，其兄子郎卡主持司务。郎卡日益肆虐，屡侵邻境，致使该地区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不得安定。总督阿尔泰传檄宣抚，但郎卡抗不受命。后来，乾隆帝命阿尔泰传檄九土司环攻郎卡。在九土司中，和郎卡土地相邻、兵力相等的，只有小金川和绰斯甲布。阿尔泰未能利用小金川等力量以制约郎卡的跋扈，却以苟且息事为策，致使郎卡反与绰斯甲布联姻，又以女给小金川土司泽旺子僧格桑为妻，造成三部鼎联之势，其余土司不敢抗争。郎卡死后，其子索诺木袭土司职，泽旺老病，子僧格桑主事。索诺木与僧格桑关系更加密切。不久，索诺木诱杀革布什咱土司官，僧格桑攻扰鄂克什及明正两土司，大小金川势力更加鸱张。对于大小金川之事，阿尔泰惟图急于迁就了事，一味畏首畏尾，不愿也不敢承担攻克小金川的艰险重任。对此，乾隆帝多次发布谕旨对他进行严厉申饬。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乾隆帝对军机大臣谕示中，就指出阿尔泰总欲图姑息苟安，事事迁就，致使小金川反复滋衅。十一月二十日，乾隆帝终于以阿尔泰历载养痈，株守打箭炉三月不动，将其革职，而以温福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统兵进攻小金川。

乾隆三十七年（1772），著名学者杭世骏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杭世骏字大宗，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元年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等。后因上书言事，有违乾隆帝谕旨，免死放归返回故里，从事撰述，教授学生，在当时学术界颇有影响。主要著作有《史记考证》、《三国志补注》、《道古堂文集》和《道古堂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