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八日，乾隆帝就王尔扬撰墓志触讳事做出裁定。王尔扬是山西举人，他所作《李范墓志》中，在“考”字上用“皇”字。山西巡抚巴延三访查此事后，认为这纯属悖逆举动，便派人将王尔扬没有关人众押解到省，严加审讯，准备判刑，同时将情况上奏乾隆帝。谁知帝览奏后认为，此系迂儒用古，并非叛逆。他解释说：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欧阳修《泷冈阡表》，都曾使用过。在臣子尊君敬上之义，固应回避，但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能算是叛逆。至于代为书写的人，更不值得追究。乾隆帝还强调说：王尔扬如果本科会试中式，也不过是榜上扣除，现在既未取中，下科仍可令其会试。这种事既然不是叛逆，就不要查办，千万不可漫无区别，率予严惩。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十日，乾隆帝命追复睿亲王多尔衮封爵，补入《玉牒》，补继袭封。当时，乾隆帝阅读《实录》后，感念开国之初，多尔衮首先统众入关，肃清宫禁，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均其经画；后又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这，厥功最著，不料死后蒙不白之冤，削夺封号，于心未惬。乾隆帝强调说：朕宁敢复翻成案，因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于《实录》的，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又怎能不为之昭雪？多尔衮复爵后，乾隆帝又命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将其事迹由国史馆敬谨辑录，添补宗室王公功绩传。和多尔衮同时追复封爵的，还有豫亲王多铎。此餐，又以礼亲王代善后改封康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后改封简亲王，肃亲王豪格后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岳托后改封平郡王，也都一律复其原号，配享太庙，以示睦亲彰善，继绝昭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初八日，惇妃将宫内使女毒殴致死。妃汪氏平日深得乾隆帝宠爱，她在乾隆四十年正月为六十五岁的乾隆帝生下最小的公主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但是，惇妃性格暴躁，虐待下人。乾隆帝获悉惇妃殴死宫女消息后，非常愤怒，立即召集诸皇子及军机大臣，下达谕旨，严厉斥责惇妃之过，并把她降为嫔，还训诫诸皇子以此为鉴，禁止纵性滥刑殴毙奴婢。乾隆帝在谕示中强调说：惇妃将宫内使唤女子责处致死，事属罕见，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且不足使各位宫闱之人咸知警畏。诸皇子各有福晋、格格，家庭之事，当法朕于宫闱，不稍溺爱徇情。

乾隆四十四年（1779），刘大槲因病去世，终年八十二岁。刘大槲，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他是方苞的弟子，为桐城派重要作家之一。对散文的主张方面，他强调重法。认为好文章，必须重视方法技巧，音节字句。有《海峰文集》、《海峰诗集》、《论文偶记》、《历朝诗约选》等著作传世。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初二日，清廷开始编辑《回部王公表传》一书。乾隆帝认为：各城回人自投诚以来，宣力军前，封授王、贝勒、贝子、公爵者，不乏其人，应同内外扎萨克一样，一体加恩，编纂表传。于是，理藩院会同国史馆，照蒙古王公编纂表传例，将回人内实心效力、立有军功的，也编纂成表传，以表示乾隆帝一体矜恤同部臣仆之意。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初一日，清廷开始编辑《蒙古王公表传》一书，当时，乾隆帝认为：国家开基定鼎，统一寰宇，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萨克，喀尔喀诸部，咸备藩卫，世笃忠贞。其抒诚效顺，建立丰功者，不乏其人；宣奠奏绩，著有崇勋者，也指不胜屈。为了奖励猷而昭未来，乾隆帝遂命国史馆会同理藩院，将蒙古各扎萨克事迹谱系，详悉采订，以一部落为一表传，其有事实显著的王公，在部落表传之后，再每人立一专传。这样，则建功端委，传派亲疏，都可按籍而稽，昭垂奕世。受命后，国史馆总裁大臣等，即选派纂修各员，详慎编辑，以清、汉、蒙古字三体合缮成帙，陆续进呈乾隆帝。成书后，同宗室五公功绩表传一样，以汉字录入四库全书。与此同时，各部落也将所部表传、专传，以三体合书，编辑一册，以使其子孙更知观感奋励。

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月二十五日，清廷编录《明季奏疏》。此时，乾隆帝在阅读四库全书馆节次汇进各省送到违碍书籍中，发现明末阁臣徐必达《南州草》，所载奸商奸珰，结贿欺君诸疏，俱持论不挠，极为伉直；萧近高《疏草》内，载有劾大孬潘相等以矿税扰民；宋一韩《掖垣封事》，也有劾东厂及税监李凤、梁永等蠢国病民诸疏，均属详明剀切。还有候震旸《天垣疏略》，以客氏再入禁中，抗章极论，并及于沈氵寉交通内臣，也能侃侃不阿。于是，乾隆帝认为，虽然明朝自神宗以后，朝多秕政，但是诸臣目击国势阽危，往往苦口极言，无所隐讳。尽管其君置若罔闻，不能稍收补救之效，而遗篇见在，凡一时废弛瞀乱之迹，痛切敷陈，足资考镜，决定编辑《明季奏疏》一书，以使天下万世，知道明朝所以灭亡的原因，同时也可垂示将来，永为殷鉴。

乾隆四十四年（1779）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为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于敏中才思敏捷，深受乾隆帝器重。他曾与朱筠一起力主开四库全书馆，并任总裁主其事。他还充任国史馆、三通馆总裁。著有《素余堂集》等。乾隆帝得知于敏中去世后，特地发布上谕，称赞他品端才练，学识兼优，久直内廷，小心谨慎，历数十年如一日，懋著勤劳。加恩于敏中入祀贤良祠，并派皇八子带领侍卫十员往奠茶酒。

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月，直隶井径县百姓梁进文等百余人，以知县周尚亲采买仓谷三千石，每石官价九钱三分，实付九钱，在十三日午后至正定府，向钦差、侍郎刘浩寓所控告。不料刘浩敷衍推脱，至三更时知府贴出告示，梁进文等人方才散去。乾隆帝得知消息后，命将知县周尚亲绞监候，总督周元理、侍郎刘浩去管理兴隆寺庙工，梁进文等斩首示众。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帝祝寿，不幸在京师圆寂，还在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罗布藏巴勒垫伊西就请章嘉胡图克图代奏，于庚子年（四十五）前来京师敬祝大皇帝七十万寿。乾隆帝对此非常高兴，允其所请，并谒示隆重接待。他特遣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和吏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永贵赶赴岱汉迎接，陪同前来热河，命向导处大臣编定从岱汉经察哈尔、多伦诺尔、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赛因达巴罕等处到热河的行程经住宿地点；召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入京陛见，面谕妥办接待班禅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里木盟长奏称帮马二千匹、驼二百头，喀尔喀四部蒙古王公也愿帮助马驼，供班禅使用。乾隆帝特令在热河为班禅建须弥福寿之庙，供班禅来时居住。沿途各省官员遵乾隆帝谕旨，认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清旷殿召见六世班禅，赐座慰问赐茶；二十四日，又在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及扈从王公大臣与蒙古回部王公等人宴，赏赍冠服金银缎匹。班禅率众胡图克图为乾隆帝诵经祝寿。九月二日到达京师后，乾隆帝又多次赏赐。不料班禅出痘，于十一月初二日在京师圆寂。乾隆帝闻讯后十分悲痛，对护送灵柩回藏等事做了妥善安排，还把详情谕示达赖喇嘛知道，又命在北京四黄寺内为六世班禅建藏经卷、衣履石塔，名清净化城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