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政府开始筹借第三期对日赔款。英德集团再次压倒俄法集团，取得了这次借款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九日，清总理衙门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十七款，另附《付还本利日期数》一件。规定：借款总额为一千六百万英镑（合银一亿两）；以八三（83%）折扣交付，年息四点五厘；分四十五年还清，不得提前或一次还清；以海关税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货厘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以上各处厘金由海关税税务司派人征收；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充任。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赶赴北京，于同年十二月（1898）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并警告说：如果再不变法图强，“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三点具体计划：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提出了国事付国会议行及颁行宪法的主张。上书递到工部，工部尚书松溎“恶其伉直，不为代奏”，没有及时送到光绪手中。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由王大臣“问话”时，第五次上书才得以上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六日，清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团代表在武昌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此为草合同。六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签订了正式合同――《芦汉铁路借款续增合同》。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八日，又在上海改订正合同――《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四百五十万英镑，年息五厘，按九折交付；偿还期为三十年；以本铁路及其所属一切产业为担保；由比国银行团派员监督铁路修筑、经营铁路营业；筑路所需材料，除汉阳铁厂提供一部分外，皆由比国银行团承办。比利时银行团受俄、法集团支持。俄、法正是通过比利时银行团出面，取得了芦汉铁路的投资、修筑和经营权。俄国的势力从此可由东北直趋南下，伸入河北、河南、湖北广大地区。

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初三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订立《中英滇缅境界及通商修正条约》，即《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亦称《西江通商条约》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规定：开放云南腾越、思茅、广西梧州三口通商；中国如在云南修筑铁路，允与缅甸铁路相接；中国割让野人山一部，猛卯三角地永租与英国管辖，未经与英国议定，中国不得将江洪地区及孟连让与他国。五月初六日，中英双方互换该条约文本。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计划加速实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等“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中国“可以不亡”，因而组织学会，联群通力，发愤自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初一日，经谭嗣同、唐才常等组织发起，南学会正式成立于长沙。第一次开会，湖南巡抚陈宝箴亲临讲演，以示支持。该会“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根据《南学会大概章程》，由湖南巡抚选派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再由这十人各举所知，引为会友。还规定在省城长沙设总会，各府厅州县设分会。其活动方式以讲演为主，另设答问。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邹代钧分别主讲天文、政教、学术、舆地，每次听讲者达千数百人。会中还经常讨论地方重大兴革事宜，提出方案，供省政当局参考，有寓地方议会于学会之意。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击、破坏，南学会的讲学只办了三个月。戊戌政变后，张之洞致电陈宝箴等，以为南学会“迹近植党”，饬令裁撤。

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拟联合满、汉人士组织经济学会，并已拟定章程，请庆亲王奕劻作序，但奕劻要删去“会”字，“议不合，事遂已”。于是，康有为支持寿富等发起知耻学会。梁启超撰《知耻学会序》，称外患日逼，民贵知耻，“特标此义，立会以号召天下”。寿富撰《知耻学会后序》，指出：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中国之耻，至斯极矣”。知耻“莫如为学”，“学则智，智则强”，期望民智渐开，国势复振。

光绪二十三年（1897），维新派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湖南重要新政之一，由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及学政江标的支持和赞助。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发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设学校、培养维新人才的宗旨。既有成议，陈宝箴遂任命熊希龄为提调，主持学堂的一切行政事务，决定延请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文总教司，另聘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唐才常等任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四十名。九月正式开学。十月中旬，梁启超由沪抵湘，拟订《学约》十章，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一日，时务学堂第二次招考，录取内课生三十名，外课生十八名，附课生七名。闰三月，又录取第三期学生，其中内课生四十六名，外课生五十二名，各送北洋学生十名。时务学堂的功课，分为两种，一为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粗浅的格算诸学；一为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学生须先钻研儒家著作中的“微言大义”，然后择取中外政法比较参证，以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教习还勉励学生研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以求治国之道。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学生已达到二百人左右，其中著名的有蔡锷、林圭、秦力山等。时务学堂的教学深为封建顽固势力所忌恨，四月，岳麓书院院长王长谦纪念劣绅叶德辉等人上书陈宝箴，攻击梁启超、韩文举等人“阴行邪说”，“实皆康门谬种”，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这一要求未被采纳。王先谦又伙同叶德辉等煽动他们控制下的三个书院的部分守旧学生，制定了所谓《湘省学约》，以加强对书院学生的控制，防止他们受时务学堂的影响。叶德辉还写了《輶轩今语评》、《长兴学记驳义》、《读西学书法书后》、《正界篇》等文，对康、梁的民权、平等学说肆意诋毁。在封建顽固势力的猖狂进攻下，时务学堂主事人渐存妥协，熊希龄一方面上书抚院，吁请“立案”，研究解决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梁启超的毁谤一事，一方面又迫于“恶势”，辞退了中文分教习。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亦相继离湘而去，时务学堂被迫停办。戊戌政变后，改为求是书院。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秋之交，女学会在上海成立，李闰（谭嗣同妻）、黄谨娱（康广仁妻）为倡办董事。此为戊戌变法时期以妇女为主体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团体。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三日，又在上海城南的桂墅里创办中国女学会书塾（近代中国第一所自办女校），经元善任总理，设中文、西文、医学、女红四门课程。城内淘沙场设分校，专备就近女生走读。六月，女学会独立创办《女学报》（近代中国第一份女报），反对缠足，提倡女学，追求妇女解放。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女学会书塾中止。

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初十日，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创设于上海。最初仅经营印刷一项。光绪二十六年（1900），接盘日人所经营的修文印刷局。次年，张元济、印锡璋加入该馆为股东，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光绪二十九年（1903），置编译所，张元济、王元五曾任所长。初以印刷商业簿册报表为主，后主要业务转为出版新式教科书、英文读本及英汉词典等工具书、西方学术著作，兼及古籍与科学、文艺作品。印行《东方杂志》等期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虽然禁锢了光绪帝，但仍感到保存帝王的光绪对其是个巨大的威胁，企图谋害他。她先是散布光绪帝病重消息，借病做文章，置光绪帝于死地，因英国公使窦纳乐等警告，并派外医入宫诊视，未能得逞。事隔一年，慈禧太后又宣称“帝久病不能君天下”，准备废立。她密电地方各督抚，以自家威严压地方大吏附和。但遭到地方大吏的反对，刘坤一在复电中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李鸿章亦劝告后党不可操切行事。在海外的康有为，鼓动保皇党华侨纷纷发电国内，“请皇帝圣安”，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梁启超则利用《清议报》为光绪帝大唱颂歌，猛攻后党丑恶行径，又一次阻止了慈禧太后去光绪帝的阴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荣禄向慈禧太后献计，请“立大阿哥”为同治帝载淳子嗣，“徐篡大统”。光绪二十五年（1900）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召王公大臣、满汉尚书集议于仪鸾殿，逼迫光绪帝下诏，宣布以病先退，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预定于庚子年元旦（1900年1月31日）光绪帝行让位礼，改元“保庆”。此事公诸于世后，慈禧太后命人运动各国公使入宫祝贺，不料各国公使不仅不贺，还放风绝不承认新皇帝。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闻讯，立即鼓动上海绅商名流一千余人，于二十六日联合发出保皇通电，恳请光绪帝“力疾临御”，坚持亲政。此后，各地阻止建储的通电，公德，雪片般飞往北京。清廷下令捕捉经元善，而经在英国的帮助下逃往香港。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华侨号称十万之众，通电国内，揭露建储阴谋。加上当时京城中盛传外国军舰集结于北洋海面，慈禧太后及其党羽被迫搁置建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