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阿睦尔撒纳反叛后，清廷将其罪状宣示中外，又治失察诸将之罪。同时，乾隆帝如期于九月在热河召见归降的厄鲁特诸部台吉，照四卫拉特旧制，封噶拉藏多尔济为卓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漫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任命策楞为定西将军，玉保、富德、达尔党阿为参赞大臣，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征讨阿睦尔撒纳。新封四汗皆愿率部从征。十一月，命玉保为前队率领清军与厄鲁特四部兵丁，西出巴里坤，向伊犁进发。一路上在诸部台吉、宰桑配合下，与各路叛军作战，或剿灭、或招抚，进军比较顺利。阿眭尔撒纳此时屯兵博罗塔拉河，四出剽掠，十二月，进占伊犁。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清军到达吐鲁番，萨喇尔从伊犁脱身来迎，玉保率队长驱而西，各路清军向伊犁靠拢，阿睦尔撒纳见势对己不利，弃城逃走，清军收复伊犁。玉保引兵追击阿睦尔撒纳，至特克勒河，探知离叛军仅有一日程地。忽然有人来报，说台吉诺尔布已将阿睦尔撒纳擒获。玉保相信，遂屯兵不进，并急报主帅策楞。策楞不审虚实，率尔露布告捷。二月中旬，乾隆帝闻报大喜，为策楞、玉保等加官晋爵，以军务告竣颁诏天下。阿睦尔撒纳却借此缓兵之计，向哈萨克境内逃去。策楞、玉保知道真相后，不去追捕，反倒互相推咎，借口马力已竭，屯兵伊犁。四月十六日，乾隆帝以策楞、玉保乖张失机，命将二人革职，解京治罪。命达尔党阿为定西将军，富德为副，任追剿事，又以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负责应援。五月，达尔党阿率兵二千，哈达哈率兵四千，由西、北两路追剿阿睦尔撒纳。七月，清军大败哈萨克与阿睦尔撒纳联军二千余人，继而又以寡击众，再创告捷，追及只隔一谷，相距二三里，“贼仓促不及驼载”，阿睦尔撒纳易服而逃，几乎被擒。不过阿睦尔撒纳故伎重演，使一哈萨克人又施缓兵计，说什么欲擒阿睦尔撒纳来献，但需待其汗至，请大军缓行稍待。达尔党阿听信其言，下令驻军。致使阿逆从容逸去。北路军在哈达哈率领下进至四颜山，遇哈萨克阿布赍叛军千人，也不迎击，任其远逸。从征厄鲁特各台吉、宰桑见前后两将军“见卖无能”，心生轻视之意，遂相继背叛，都统和起被诱杀。阿睦尔撒纳闻四部构乱，自哈萨克返回，与新叛各部台吉、宰相相会于博罗塔拉河，自立为四部总汗，继续为乱。伊犁再陷。策楞、玉保于解京途中也被乱兵杀害。

乾隆二十年（1755），全祖望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一岁。全祖望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乾隆时进士，改庶吉士。曾与侍郎李绂共同借抄《永乐大典》，世人渐知大典之可贵。全祖望尚气节，不肯逢迎权贵，为当事者排斥，散馆列下等，以知县用。遂辞官归里，专心著述。他家境贫寒，衣食难继，而笔耕不辍，写出许多重要的著作。他曾先后主讲蕺山书院和端溪书院。著有：《鲒琦亭集》、《外编》、《诗集》、《经史问答等》。全祖望人格高尚，重气节，生平推崇黄宗羲，承黄氏遗志，从四十二岁起，经过十年辛勤努力，续修完成《宋元学案》，为研究学术史作出了贡献。他还致力于宋末和南明史事及浙东乡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为明末清初抗清死节的忠贞之士、耆旧先贤、进步学者，撰写碑铭志传，表彰他们的民族气节和高尚品质，记述其学术流派、造诣及品行，对后人了解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史大有裨益。

乾隆二十年（1755），画家李方膺去世，终年六十一岁。李方膺，字虬仲，号晴江，别号秋池、抑园等，江苏南通人。他父亲李玉鋐官至福建按察使，很受雍正帝赏识。雍正七年（1729），李玉鋐入觐时，雍正帝赐其第四子李方膺知县职。李方膺至山东乐安、兰山任知县，后因反对总督王士俊强令垦地而入狱。乾隆帝即位后，治王士俊罪，李方膺才被释复官，调任合肥，代理滁州知府。不久他因不肯逢迎而被罢官。其后寄居南京，卖画为生。李方膺善画松、竹、梅、兰及小品，主张直接向生活学习，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曾自题梅花诗云：“铁干铜皮碧玉枝，庭前老树是吾师，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用笔倔强放纵，不拘成法，老干新枝，苍劲有致，人称“蟠塞妖矫于古法未有”。他画的《风竹图》，以禿笔画竹叶，横涂纵抹，表现出竹子在风雨中飘摇的神态，情景交融，别有意境。他画的《游鱼图》，用简洁洗练的笔法，画出春水方涨时，一群活泼可爱的鱼儿的稻田里畅游的情景，表现了热爱生活，赞美自由的天然情趣。李方膺的作品，诗情画意和谐一致，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先是，清军征准噶尔前，乾隆帝已定事平之后，仍众建以分其势之策，按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绰罗斯四部，分封四汗，如喀尔喀例，设立旗分盟长，令四汗兼理，各部俱在原处游牧，不必迁移。而阿睦尔撒纳欲为四部总汗，专制西域。乾隆帝虑其有此异志，故当出师之初，即密谕班第，告以朝廷处置意见，又使额附色布腾巴勒珠尔暗中监视。不料色布腾反与之亲昵，阿睦尔撒纳亦倚其为奥援。乃伊犁平定、色布腾随大军凯旋时，阿睦尔撒纳私以己意请其代奏，约以七月下旬待命。班第、鄂容安留驻伊犁，与阿睦尔撒纳、萨喇尔商办善后事家。阿睦尔撒纳隐以总汗自居，将达瓦齐财产据为己有，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不穿清朝翎顶。用兵行令也不用定边左副将军印信，而私用“噶尔丹策零小红钤记”。不与班第等商量，擅自调兵九千防守哈萨克。至书邻部讳言降清事，只说统领满、汉、蒙古兵来平准噶尔。此外，对于应办之事，一味拖延，唯与宰桑头目私相往来，行踪诡密。又指使党羽散布流言，谓“不立阿睦尔撒纳为汗，终不得安”。班第、鄂容安等将此奏闻。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以阿睦尔撒纳叛迹昭著，密令班第将其在军中诛除，勿懦忍贻后患。但此时大部清军已撤，留驻兵丁仅五百人，班第等不敢举事，遂以进行将行分封四汗，诏令阿睦尔撒纳九月至热河行饮至礼，偕诸部台吉一同受封为由，催其入觐，欲就内地执杀。还令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与他之同行，暗中监督。阿睦尔撒纳与色布腾原本有约，但色布腾回京后，见情况有变，不敢为他代奏。阿睦尔撒纳待命不至，不得已而起程，沿途迁延，仍存侥幸。到八月中，尚无音信，疑事有变，恐入觐遭祸，遂谋叛乱。八月十九日，他行至乌鲁古河地，以距原牧地不远，诡言暂归治装，交出定边左副将军印信，由额尔齐斯河间道逃归。额琳沁多尔济次日醒悟，追之不及。乃驰报班第。阿睦尔撒纳派人抢掠台站，断绝清军粮道，公开号召伊犁诸厄鲁特起而为乱。于是，伊犁诸喇嘛、宰桑等争相响应，率兵抢掠伊犁。班第、鄂容安等带五百兵丁向崆吉斯撤退，二十九日，至乌兰库图勒，被赶来叛军重重包围，力战不支，班第自刎，鄂容安刺复而死，萨喇尔被俘。刚刚平定的准噶尔重新陷入混乱之中。

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二十日，湖广总督开泰把湖北设立丝织局事报闻朝廷。原来荆州素出绫绢丝布，所需丝都产自湖北本省，但工匠技艺陈旧。若请江浙工匠教以染造，自可改观，并可纺织绸纱。于是，开泰经与抚臣并在省司道共同捐办，由江南雇募工匠至楚，又选觅荆州工匠到省，设立织局，使之试织。结果所织宫绸府纱，颇肖江南所产，商店也都闻而购买。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军两路出师征讨准部达瓦齐。北路以定北将军班第为主帅，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副，额驸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郡王青滚杂卜、纳默库、班珠尔，尚书达尔党阿，将军阿兰泰，内大臣玛木特为参赞。统兵三万出乌里雅苏台。西路以定西将军永常为主帅，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为副，亲王额琳沁多洋济、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邑布腾，总督鄂容安等为参赞，统兵二万出巴里坤，约定伊犁东北三百里处博罗塔拉河会师。两路分别以阿睦尔撒纳、萨喇尔各率精兵数千名，仍用旧为前锋，两路将军及参赞在后缓行。准噶尔各部见清军进剿，望风而降，各台吉、宰桑带领所属，或数百户、或数千户，携酒牵羊，接应清军。师行千里，兵不血刃，两军于五月初一日会师博罗塔拉河。清军进剿之时，达瓦齐尚在伊犁纵酒为乐，全不设备。及闻大军将至，急遣亲信宰桑出令征兵，而自率亲兵万人，退往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格登山，阻淖为营，企图抵御。清军擒获其亲信宰桑，尽知所部解体状，士气倍增，争渡伊犁河，长驱追袭。将至格登山时，侍卫阿玉锡等乘黑夜带二十余骑往探道路，又竖起军旗，突入达瓦齐军营，呐喊冲杀。敌众惊溃，自相蹂躏，达瓦齐率二千余人逃走，余众皆不战而降。后达瓦齐逾天山，南走回疆，部下半途散逃，仅率百余骑奔投乌什城。城主霍吉斯旧与达瓦齐亲善，但此时已得将军班第檄文，故意派人携牛酒迎候，乘达瓦齐酒醉时，擒献清军。与此同时，青海叛酋罗卜藏丹津亦为清军俘获。二人遂被槛送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赦免他们死罪，又封班第为一等诚勇公，萨喇为一等超勇公，霍吉斯为郡王，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此次清军出师仅百日，无一战之劳，而准部悉平。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亲自投靠了一起文字狱，将胡中藻斩首，弃市。先是，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同受雍正帝遗命辅政，后二人各立门户，朝廷中满人附鄂，汉人归张，党同伐异，彼此攻讦，视若仇敌。乾隆帝察知，屡用雍正帝《朋党论》戒责。及鄂尔泰死，张廷玉休致，其门人仍倾辄不止。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为鄂尔泰门生，历任内阁学士，广西、湖南学政。所著《坚磨生诗钞》中，有“记出西林第一门”诗句，及“谗舌青蝇”等语，借以颂扬鄂尔泰，隐斥张廷玉等。鄂尔泰侄鄂昌为广西巡抚，援引世谊，与胡中藻往复唱和。乾隆帝闻讯极为反感，欲假文字案，惩一儆百，打击朋党势力，遂于乾隆二十年三月，颁布谕旨，摘胡中藻诗句若干，逐条指斥。乾隆帝把“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等句，视为诽谤清朝言语。而《照景石诗》中所用周穆王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个典故，则被指为借题发挥，暗寓讥刺。“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又被认为是指责乾隆帝疏于政事，赈灾不周。乾隆帝还指其典试所出经文题内有“乾三爻不像龙”，谓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显系诋毁。再有“并花已觉单无蒂”句，指为讥刺孝贤皇后之死，等等。最后，乾隆帝斥责胡中藻鬼蜮为心，语言吟诵之间，肆行悖逆抵讪，实非人类所应有。而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于是，胡中藻斩首弃市，鄂昌也以负恩党逆，赐令自尽。鄂尔泰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清廷决定遣三千满洲人往拉林垦种。清廷所以作此决定，是因为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多口信用，终恐拮据，因此便于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清廷对于前往者，由京起身之先，便每户赏银治装，沿途还供给车辆草束，到达后又给立产银两并官房田地，以及牛具籽种等。大约一户需银百余两，所遣三千满洲，用银不下数万余两。清廷还要求这些人到那里后，各宜撙节用度，努力垦种；稍有余暇，勤习骑射，以便学有所成，在彼处亦可挑取马甲差使。并警告说：设有不肖匪类，恣意横行，或不愿在彼处安生，潜逃来京，一经拿获奏闻，即于彼处正法示众，决不姑息。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初二日，清廷定八旗家奴出旗为民例。清廷原来规定，八旗家奴因身隶旗籍，不能自由谋生。后来，由于八旗户口日繁，清廷感到与其拘于成例，致使生计日益艰窘，不若听从其便，俾得各自谋生，遂决定：在京八旗及在外驻防八旗奴仆，俱准出旗为民；其情愿入籍何处，各听其便，所有本身田产许其带往。以后每隔数年查办一次。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初二日，清廷制定驻防兵丁置产留养例。此前，清廷规定，各省驻防兵丁不准在外私置田产，死后骨骸及寡妻，仍令各回本旗。因国家承平日久，内外相安，若仍照旧例办理，则在外当差者，转以驻防为传舍，未免心怀瞻顾，不图久远之计，而且咨送络绎，也觉纷烦，地方官颇以为累。于是，清廷遂制定此例，规定：嗣后驻防兵丁，准其在外置立产业，死后即在各该处所埋葬，其寡妻停止送京。如有兵丁无力置地营葬，该地督抚则用公项置买地亩，作为穷兵公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