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一日，摄政王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应建都燕京，派遣辅国公吞齐喀等携奏章迎驾。七月初八日，顺治帝在告上帝文中宣布：接受多尔衮的奏请，“迁都定鼎，作京于燕”。八月二十日，顺治车驾自盛京启行，九月十九日至京师，自正阳门入宫。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强制推行圈地、缉逃人、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的措施，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一场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其中，一部分明朝遗民和其他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标榜“君亲之尊”、“华夏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披发跣足，奔走呼号，掀起了重要波澜。这就是清初历史上著名的复明运动。随着反清斗争的深入，复明运动的目的有很大不同：一部分地主、官僚哭祭崇祯，声称要相随高皇（明太祖），恢复朱明皇的统治；另一部分地主缙绅、士大夫不是一般地倡言封建纲常、死心塌地忠于一家一姓、眷恋明朝统治，而是首先在于反对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恢复汉族地主的统治。

顺治元年（1644）四五月，当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以及清兵入据燕京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陪都南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明在南京的地主、官僚和军阀为了逃避彻底覆亡的命运，议立新君。以马士英为首的实力派以武力相威胁，拥立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五月初三日，福王监国于南京，南朝政权由此建立。五月初五日，福王政权以马士英、史可法等为东阁大学士，分江北为四镇，由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靖南伯南得功分别驻守淮安、泗州（今安徽泗县）、临淮（今安徽凤阳临淮关）、庐州（今安徽合肥），以屏障南京，防范农民军的进攻。

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是为剃发令。汉人的习俗，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而满人的习俗，则是在头发中间编成发辫，垂于脑后，周围剃去。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自然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二十四日，多尔衮鉴于清统治尚未稳固，宣布收回成命，允许汉人照旧束发。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清廷在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之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再次颁布剃发令。宣布自布告发出后，京城内外军民限十日内剃发，各省军民自部文到日起也限十日内剃发。剃发令措词极其严厉：“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但是，这不仅没有吓倒大江南北的汉民，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广大农民、工商业者，有气节的士大夫和中小地主、总分官僚豪绅，都坚决反对剃发。此后，随着清军的逐步深入，江南各地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

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户部宝泉局和工程宝源局，铸钱发行，文曰“顺治通宝”，每文重一钱。宝泉局铸钱供全国经费使用；宝源局鼓铸之钱，要按卯（当时以六千二百四十九串二百七十文为一卯）报呈工部，交节慎库验收，然后作为工部所管各项工程经费发放。

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了掌收题本的机关――通政使司，它的主要职责是收纳各省题本，校阅后送交内阁。查有题本不合规制的，揭送内阁参办；如题本有逾限期的，则须移文有关部门议办。在京各衙门的一切奏本，不分公私，也均须送通政使司呈进。通政使司所属有“登闻鼓厅”，内设登闻鼓，供军民击鼓伸冤。“登闻鼓”初设于都察院，顺治十三年十月移置于长安右门外。清廷规定：由科道满汉官轮流值鼓；凡击鼓告状而又确有冤抑者，在京师内必须经各衙门审理，在京师外督抚不为昭雪，由科道官审明封进；越级告者照例责逐。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设立了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以统辖满、蒙、汉八旗步军营及九门官兵，同时兼管巡捕二营（南北二营）事务。顺治十六年，清廷又添设巡捕中营，隶步军统领麾下。至此，步军统领的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

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开始向各地遣派巡按。清廷定都北京之后，随着清军南下和征服地域的不断扩大，陆续由北向南派遣巡按。终顺治一朝，其间四次停复。巡按是“天子耳目之官”，其主要职责是：内宣朝廷之“德意”，外察督抚之贤否，上考文武百官之恶善，下问黎民百姓之疾苦。可见巡按兼有察吏安民两大职能。它的遣派是清廷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因为清廷以刀枪征服天下，以巡按随之安定地方，巡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均起了重要的作用。纵观顺治时期的巡按队伍，大多数品行端正，断事公允，其中有一些更堪称“铁面冰心”、“热肠冷面”，颇有作为。当然，“背旨坏法，收蠹纳贿”者也不乏其人。但由于巡按主要由汉官充任，引起了满族贵族的极端不安，因此顺治帝死后，辅政的四大臣打着“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旗号，停止遣派巡按。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统率大军，出师中原。先是，四月初七日清廷以多尔衮将出师中原，祭告太祖、太宗。祭文说，经过去年八月和今年二月的两次战斗，山海关外地区尽为清廷所有，完成了太祖努尔哈赤的夙志，现特命多尔衮率军伐明。初八日，顺治亲自召见多尔衮，特授给奉命大将军印，掌管军中一切赏罚大事，并要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听从指挥，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初九日，多尔衮同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等，以及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至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然后，统领满洲、蒙古兵及汉军兵总计约十四万人，鸣炮起行，讨伐明朝。

顺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清都察院承政满达海上疏摄政王多尔衮，建议顺治帝及时学习古今兴废之道。顺治帝年幼时本是个聪颖过人的孩子，每当见其父皇太极读书时就高喊自己也要读书。他嗜观书史，一目数行，往往能很快领略书中宏旨。然而，他即位后，多尔衮却漠不关心和有意放纵，引进朝廷大臣的不满。满达海首先上疏，要求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为顺治帝讲解古今兴废之道。但多尔衮借口顺治帝处于幼冲时期，推说迟一二年后再议。一年之后，受到多尔衮重用的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上疏说：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现在皇上虽很熟悉满书，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还必须学习汉文，熟读“六经”。为此，他们要求挑选满汉词臣，为顺治帝朝夕进讲。但是，多尔衮为保持自己大权独揽的地位，对他们的建议也根本不予理睬。因此，顺治帝直至十四岁亲政时，对汉文依然十分陌生，以致他在阅读汉大臣的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