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初十日，清廷命名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华门外台为瀛台。

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初八日，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病逝，终年五十七岁。顺治帝亲政后，济尔哈朗是唯一在世的清朝开国宗室元勋，虽被削夺了政治权力，依然拥有很高的地位，非常关心清朝的一统大业。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他病危时，顺治帝亲往探视，当被问及遗嘱时，回答说：自己身受太祖、太宗和顺治三朝厚恩，以攻取云贵、殄灭永历、统一四海为念。济尔哈朗死后，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立碑纪功，谥曰献。

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二十日，喀尔喀大喇嘛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又译作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遣使赍表文到京，向顺治帝敬献佛像、马匹和貂皮等物，与清通好。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名札那巴札尔，顺治初年得到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支持，在喀尔喀蒙古地区传播黄教，成为该地区的政教领袖。他与清通好后，清在喀尔喀设置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诺颜、毕席勒尔图法、鲁卡藏诺颜、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八札萨克，定例每年各进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年贡”，清廷赏每札萨克银茶筒一、重三十两，银盆一，缎三十匹，青布七十匹。这就促进了清朝和蒙古地区的联系，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统治。

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初七日，和硕亲王济尔哈朗上疏顺治帝，要求他效法古制，设立起居注官，置诸左右，使之一一记载皇帝言行，“以垂宪万世，传之无穷”，获得了顺治帝赞许。这是有清一代设立起居注官的开始。

顺治十三年（1656），毛晋校刻的《十七史》成书。毛晋，字子晋，号潜在，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入清以后，毛晋汲古阁藏书达八万四千册，雄踞江南。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组织力量刻印《十七史》。汲古阁楼下两廊前后住满了刻印工匠，规模在海内刻书作坊中首屈一指。印书所用的纸，毛晋特地派人到江西定造，厚的称作“毛边”，薄的称作“毛太”（这些纸名以后仍被沿用而不废）。他在清兵南下，乡里遭劫及动荡不安的形势下，不改初衷，拖着有病之躯，率领子孙、工匠不问寒暑，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顺治十三年，《十七史》终于校刻完成。后人评论说，该书之刻“功于史学伟矣！”

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四日，顺治帝为吸取历代统治经验，命编《通鉴全书》，以巴哈纳等为总裁官、张长庚等为副总裁官；又因他即位后宣称要“以孝治天下”，大力提倡孝道，要人民遵奉，故命编《孝经衍义》，以冯铨为总裁官、冯溥等为编纂官。

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二十一日，清廷为划一考绩典则，制定了部院满官考察条例。其中规定：凡部院满官，除有事故罪过外，三年俸满者，三品以上自行具疏，吏部分别议奏：四品以下官各衙门咨吏部分别议奏；四品以下由各衙门咨陈吏部，吏部会同都察院察议具奏。考察满官时，要分别开列出应加升者、有罪者及才能、不及、老疾等项。

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制定旗下官员死罪缓免例。其中规定：满洲、蒙古、汉官官员有祖、父、伯、叔、兄、弟阵亡，及本人出征负重伤者，均可免死罪一次；如罪不至死者折赎；凡强盗重犯者，不在缓免之例。

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十二日，清廷鉴于州县官吏在垦荒过程中时常以多报少，或隐匿不报，制定了州县官蒙隐田地罚俸的办法：十顷以下者罚俸三个月，三十顷以上者六个月，五十顷以上者九个月，八十顷以上者一年；至百顷者降一级调用。

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初七日，清廷作出了在全国推行“辽阳招民事例”的决定。辽阳时属辽东地区，是满洲“龙兴之地”。先是由于清廷定鼎北京之后，满洲大批壮丁及其家口都跟随八旗官兵移驻京师，造成关外地区人烟稀少，土地大量荒芜，严重地损害了满洲的“根本”。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局面，清廷积极鼓励辽阳地区文武官吏招民垦荒，并颁布了奖励条例：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把总。若数目之外多招徕者，每百名加一级。这就是“辽阳招民事例”。本年七月初七日，顺治帝为了加速垦荒工作的顺利进行，趁乾清宫修成，以“颁诏天下”的形式，宣布：各省屯田荒地，已行归并有司，即照三年起科事例，广行招垦，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照辽阳招民事例，量为录用。凡是应招的官民，都可以任意耕种，每户给牛一只及犁具、谷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