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十七日，清政府决定将京城闲散宗室移往大凌河。据盛京将军弘晌奏称，大凌河马厂西北，杏山、松山地方，有泽田万亩，土地肥美。于是，京师闲散宗室愿移往该处者有一百十五户，大小共二百零三名。清政府决定对移往者，每人给银二百八十两，暂给八十两，治装起程，到该处后，再给二百两。每人给土地三顷，一半官为开垦，一半自行从容开垦，或令家人耕种，或募民耕种，不得私行典卖，否则查出治罪，迁往该处的宗室，仍照京城宗室例，每年减半给与银两，十年以后全行裁汰；每人还给以耕种器械，到该处后还先给一年口粮。清政府将迁往的闲散宗室分为四屯居住，每屯拣选二名老成者，赏戴金顶，协同将军办事。盛京（今沈阳）旧居宗室内，因人口众多，不能度日，有愿迁往者，也可以酌给地亩钱粮，由盛京将军一同办理。迁往宗室内如有人妄行滋事，或私将房地典卖，和该管官员一并治罪。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初一日，清廷重申不许武科改用鸟枪。先是，总督高晋奏请将武举考试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少，分别字号考试。对此，乾隆帝谕示：鸟枪原系制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即如山东王伦聚众之事，幸其不谙放枪，故易剿灭。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卖火药、铅丸俱难禁止。于是，高晋所奏不得实行。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月二十六日，大臣国泰上疏指出：各属民壮鸟枪，应令实力操演，以收实用。谁知乾隆帝却认为，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各省地方，设立民壮，是为了巡缉盗匪，防护仓监，协助营兵，同资守御。民壮是由乡民召募充当，与入伍食粮兵士不同；况且火药关系重大，也不便散给人役。如果都使演习鸟枪，并令熟练进步连环法，对于除暴防奸，并无裨益。另外，各省训练纯熟火器的人太多，则又不可不预防弊害。乾隆帝还举例说，山东王伦滋扰一案，就是因为他们不善施放枪炮，所以很快才被平定。结果，清政府决定，各省州县额设民壮，应尽心训练，操演寻常技艺，与兵丁等同资捍御，以收实效，无需演习鸟枪。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甘肃河州（今临夏东北）百姓王伏林等因念北传教，被清政府杀害。王伏林及其助手张志明、王九儿倡立新教后，入教者达二千余人。他们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组织，在王伏林手下，有十二人被封为十二星，二十八人被封为二十八宿。清政府侦知后，即派差役前往锁拿，王伏林等仗剑拒捕伤差。随后，清政府又出动军队，于本月十三日在王家坡地方，对王伏林教众进行剿杀。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当场遇害，教徒五百二十二名被捕，其余的四散逃逸。清政府决定把被捕者发云、贵、川、广烟瘴地方，及东三省给索伦人为奴。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十二日，王锡候被交刑部严讯。王锡候是江西省新昌县举人，他删改《康熙字典》，另作《字贯》，被乾隆帝认为“全不知有尊君亲上之义”，因此获罪入狱。巡抚海成及布政使、按察使均以失察革职。清廷决定，与《字贯》相类似的书，无论旧刻新编，都要查出解京销毁；收藏这类书的人家，即行交出可不治罪，如藏匿不交，一经发现，将予以严惩。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对徐述夔诗狱案做出处理。徐述夔是位举人，家住江苏东台县。他在《一柱楼诗》中，写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等诗句。结果，乾隆帝认为这些诗是影射讥刺，便命将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戳尸，其孙徐食田论斩。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徐首发俱斩监候。已故的礼部尚书沈德潜曾为徐述夔写传，内有赞扬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法”的内容，乾隆帝便也命将其御赐碑仆倒，磨毁碑文，并撤出乡贤祠。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将叶尔羌参赞大臣高朴就地正法。高朴是乾隆帝慧贤皇贵妃侄，祖、叔均为大学士，门第显赫。他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期间，私役维吾尔族百姓三千余人，到远距叶尔羌城四百余里的密尔岱山采玉，然后将这些玉石运往内地贩卖，获取重金。为此，许多维吾尔族人或葬身于崇山之上的悬崖之下，或劳累伤病而死，以致叶尔羌地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激于义愤，为维吾尔族百姓请命，冒死上疏弹劾高朴。乌什办事大臣永贵知悉后，立即把有关情况，以及亲往叶尔羌，将高朴翎顶拔去，与案内人犯质审的经过上奏乾隆帝。乾隆帝览奏后非常重视，在四天之内，连下十道上谕，严厉督促臣僚彻底清查此案。案情明晰后，乾隆帝考虑到回疆是否稳定关系重大，决定将高朴处死。他在上谕中指出，回疆办事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辑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以致贻误国事。高朴在彼，回人无不抱怨，回众积怨日深，一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尚复成何事体？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就金从善呈请建储事，申言立储流弊，宣明归政日期。他说：朕历览诸史，今古异宜，知立储之不可行。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平心而论，立太子一事并无益处。汉武帝立太子据，致有巫蛊之祸；唐太宗立太子承乾，竟以谋逆废黜；即明洪熙为太子时，汉王高煦百计相倾，东宫诸臣接踵下狱，幸而洪熙谨慎，得以保全，但以忧谗畏饥成疾，在位不克永年。至于立嫡立长，尤非确论。汉文帝最贤，并非嫡出，使汉高祖令其嗣位，何至有吕氏之祸。唐太宗为群雄所附，使唐高祖不立建成而立太宗，则无玄武门之变。明永乐以勇略著闻，使明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乐，则亦无金川门之难。我朝家法，并不预定储位。皇祖时曾立理密亲王为太子，后以怙终废，遂不复建储，而属意于我皇考。雍正元年，皇考亲书朕名，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内，而不预宣示。及朕缵承洪绪，效法前徽。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皇子，归政退闲。昔唐宣宗闻裴休立储之请，曰“若立太子，则朕为闲人”；又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郁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泣下。这些均为朕所嗤鄙，安肯踵其庸陋之见。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初八日，乾隆帝谕两广总督桂林、广东巡抚李质颖：向来西洋人有具呈广东督抚衙门，情愿进京效力的，都经该督抚等转奏送京。但是近年以来，未见有续来的，或系该国本无人呈请，也可能是曾经见呈，而该督抚没有转奏。今后你们要即行查明，据实见奏。如西洋人请进京效力的，即为奏闻送京，不必拒阻。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二十日，乾隆帝率八旗官兵从京师起先，开始第三次东巡盛京。八月二十四日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宫，历时两月有余。因太后在上一年去世，这次未到热河，因此时间较短。这次东巡的目的，主要是缅怀祖勋。九月初一日，他在盛京下了一道长谕，详述谒陵的重要性，训示子孙必谒祖陵，否则即为忤逆子孙，若有臣僚谏阻谒陵，即诛戳毋赦。他说：我后世子孙，诚能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山献）而兴思，拜旧日松揪而感怆，自必懔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熙重治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