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1856）七月，江西吉安、建昌交界处爆发边钱会起义。边钱会为太平天国时期活跃在吉安、建昌一带的帮会组织。“以钱涂朱，描金为字”作为本会标志。咸丰五年冬，太平军西征占领江西部分地区，对边钱会产生重大影响。咸丰六年四月，边钱会首领林双桂被清军捕杀，激起广大会众义愤，乃于是年七月聚众数千发动反清起义。起义会众在太平军西征部队支援下，相继攻破南丰、新城、贵溪、铅山等地，击毙清建昌知府何栻。不久，广信府城亦为边钱会占领。清政府急忙抽调福建、浙江清军前来镇压。边钱会与太平军相互配合，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清军周旋，牵制了江西及闽浙地区的部分清军，有力地声援了太平天军革命。

咸丰六年（1856）四月，云南哀牢山区爆发李文学领导的彝族农民起义。李文学为云南弥渡县瓦卢村人，雇农出身。咸丰六年四月初七日，李文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汉族）、李学东（彝族）协助下，聚众五千，在瓦卢村天生营誓师起义。起义群众共推李文学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在密滴村设大元帅府，李文学发布檄文，揭露满、汉地主狼狈为奸，欺压人民的罪恶，号召各族人民共同起来革命，“铲尽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地主）。”当地汉、哈尼、傣、白、回、苗、傈僳等各族群众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万余人，控制了蒙化、弥义、镇南等十余州县三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五十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起义军采取耕战结合措施，将十八至四十岁的男女组织起来，教以战阵之法，“战则集之，不战则耕；男任战，女任运，男女各有职。”还根据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要求，推行“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薄赋二成，荒不纳”的土地政策，等于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在农民起义军控制的地区内，农牧业、纺织业、狩猎业皆有所发展。同治十一年（1872），李文学率军三千救援被围于大理的杜文秀部回民军，兵败军溃，因叛徒出卖被俘，于同治十三年二月遇害。彝族起义军亦于光绪二年（1876）被清军镇压。

咸丰六年（1856）二月，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北大营，五月破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围困。先是，咸丰五年底，太平军为解镇江及瓜州之围，特从西征前线调回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部，次年二月，镇江守将吴如孝会同秦日纲等内外夹击，重创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与总兵张国梁所部清军，并乘胜由金山渡江至瓜州，大败清江北大营统帅、钦差大臣江宁将军托明阿于扬州土桥，连破虹桥、朴树湾、三汊河清营，江北大营一百二十余座闻风溃散。三月初，太平军再克扬州。四月底，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大破吉尔杭阿所部清军于镇江高资镇，吉尔杭阿以洋枪自杀。张国梁由六合来援，亦为太平军所败。五月，翼王石达开取道皖南北进至溧水，清钦差大臣向荣集聚精兵全力争夺，造成江南大营兵力空虚。适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自镇江回天京，屯营燕子矶，东王杨秀清命其攻破江南大营方准入城。于是秦日纲移营于尧化门、仙鹤门以扼江南大营之背，向荣急派副将王浚率兵防堵。十六日，石达开兵分三路进援天京，攻占黄马群，切断了江南大营至仙鹤门、石埠桥一带必由之路。向荣命都司冯子材争夺黄马群，并将张国梁自溧水星夜调加回。十八日，石达开、秦日纲等大败清军，攻破孝陵卫二十余座清营。杨秀清复派军南出通济门攻七桥瓮，东出朝阳门围扑清军大营。向荣、张国梁等败走淳化镇，十九日退往丹阳，江南大营全面崩溃。秦日纲等乘胜追击，克复句容，进军丹阳。向荣于绝望之中，自缢而死。太平军天京破围战取得巨大胜利，控制了上自武汉，下至镇江的长江水面，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

咸丰六年（1856）正月二十四日，广西西林县知县张鸣凤依法叛处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死刑。先是，马赖于咸丰三年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从事间谍活动，并勾结官府，作恶多端，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抢掳奸淫，激起民愤。咸丰六年正月，新任西林县知县张鸣凤将马赖及不法教徒等二十六人逮捕归案，并将马赖与教徒二人处死，其余论罪各有差。其时法皇拿破仑三世为巩固其军事独裁统治，扩张大资产阶级的海外权益，正企图勾结英国发动侵华战争，遂以此为借口，以保护教会权益为名，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八月，法国通知英国政府，准备派一支法国远征军到中国。九月，英国又制造了“亚罗号事件”，两国遂联合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七年（1857），著名思想家魏源在杭州病逝，终年六十三岁。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早年从经学大师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与龚自珍齐名。鸦片战争前，魏源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撰写“筹漕”、“筹鹾”、“筹河篇”及“湖广水利议”等。又助江苏巡抚陶澍筹办漕运、水利诸事，对各种社会实际问题多有接触。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深感外敌入侵，国势孱弱，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入两江总督裕谦幕，直接参加了反侵略战争。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将帅误国，使战争失败，魏源感愤至深，于道光二十二年著成《圣武记》十四卷，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同时，他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得出结论。要战胜外国侵略者，就必须了解外国情况，遂遵林则徐之嘱，在林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扩充材料、内容，编成《海国图志》，向国人系统地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等。魏源将清朝的衰弱与西方国家的强盛原因作了探索，提出了许多强国御侮的办法。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反对投降派“抑民以奉外”的反动方针，提倡利用“义民”抵抗外国侵略，同时又尖锐地批判了顽固派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愚昧，提出学习西方选兵、练兵、养兵之法，并效法西方，自己设厂制造轮船枪炮。咸丰三年太平军逼近扬州，时任高邮知州的魏源，组织地主团练，对抗太平军。不久，他感于“世乱多故”，弃官学佛，“不与人事”，直至病逝。其主要著作有《古微堂集》、《老子本义》、《诗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并协助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

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十四日，英法联攻占广州。先是，该年秋，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使葛罗分别率英、法侵略军至香港，组成五千六百多人的联军（其中法国一千人），封锁广州，双方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十月二十七日，额尔金、葛罗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入城“修约”，“赔偿损失”，英军把守河南地区各炮台等，限令十日内答复。并扬言如不应允，即令水陆军兵进攻广州。面对侵略者的战争威胁，叶名琛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其部下要求调兵防守，并请求召集广州市民团练自卫，均遭叶拒绝。其时广州水师船只大部已被英军焚毁。叶名琛非但不予补充，反将水师兵勇裁撤；陆师原有万余人，亦被裁抑大半；各乡团练在叶名琛的禁止下也已纷纷解体。广州事实上已成为一座不设防城市。十一月十一日，额尔金与葛罗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将于十三日晨开炮攻城。叶名琛急忙命人摆设沙盘，亲自扶乩，得吕洞宾语“十五日后便无事”，不由得喜出望外。因此，他既不与联军交涉，也不布置防守，一心只等吕祖的话应验。十三日，英法联军全数登陆，占据海珠炮台，开炮攻城。城内商店、民房相继着火，总督衙门亦遭炮击。叶名琛此时方惊骇至极，逃到内城粤华书院躲避。次日城陷，巡抚柏贵、将军穆克德投降。数日后叶名琛被俘，解往香港。叶以为要将其送往英国，乃声言“欲面见其王以理论”。行前特意带足食品，表示耻食敌粟。后被拘于加尔各答，自称“海上苏武”，英王未见而食品告尽，乃绝食，不久去世。时人讥之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抢走布政使衙门库银二十二万七千两。又指派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和法国人修莱组成所谓“联军委员会”，扶持卖国贼柏贵等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开始了英、法侵略者在广州历时四年的军事统治。

咸丰七年（1857）二月，太平军与捻军会师于霍丘。捻军自起义以来，一直活跃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地区，成为太平天国北方屏障。咸丰七年春，太平天国合天侯李秀成通过其部下李昭寿，邀请捻军加入太平天国，得到捻军首领张乐行的赞同。二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李秀成部与捻军龚得树、苏天福等部在霍丘会师。从此，捻军开始蓄长发，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以太平军旗帜代替原来的五色旗，各部将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印信。捻军首领张乐行受封为成天义，以后又先后被封为征北主将（咸丰十年前）、鼎天福（咸丰十一年前）、沃王（同治元年前）。两军联合以后，捻军势力更为壮大，不仅在淮河流域牵制了部分清军主力，减轻了天京的压力，并且与太平军配合进行过多次重大战役，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革命。但是，捻军参加太平天国是有条件的，即所谓“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与太平军有事则联合作战，无事则各自行动，依然保持着某种独立状态。

咸丰七年（1857）五月，翼王石达开因受天王洪秀全疑忌，安、福二王排挤，被迫离京出走，沿途裹带太平军精锐十数万人，造成太平天国严重分裂。先是，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回京辅政。因其“文武备足”，在太平军将士中享有很高威望，被推为“义王”。但是，洪秀全鉴于杨秀清、韦昌辉专权的教训，对石达开心存疑忌，表面上以石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实际即是为了将其留在京中，不让其出外统兵。另外，洪秀全还封自己兄长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同理朝政，以分石达开之权。安、福二王昏聩无能，却每每擅作威福，干预朝政，对石达开百般掣肘。石达开对此深为不满，同时又对洪秀全的无端猜忌非常不安，终于受其心腹张遂谋等挑动，于咸丰七年五月私自离京，自安庆前往江西。他沿途张贴布告，表白自己无端遭迫害，不得已而飘然远引的苦衷，博得众多太平军将士的同情，十数万太平军精锐随其走上分裂道路。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曾多次派人前往规劝，但他执意不听，反而放弃了江西根据地，全力进取浙江。咸丰八年春，石达开围攻浙江衢州未克，乃于是年夏撤围攻入福建，连下邵武、汀州等地。福建山多粮贵，石达开数十万大军无法久居，且屡战不利，军心动摇，遂计划远征四川。九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咸丰九年初，石达开率军进袭湘南，四月转向西北进攻宝庆，拟于宝庆会合各军进军四川。无奈围攻宝庆两月有余，始终未能得手，只得于是年七月撤围南走广西。攻桂林不下，九月占领庆远，改庆远为龙兴，对矿石闩国官制礼文多所更改。咸丰十年夏，石达开回到家乡贵县，手下将士开始对其产生不满情绪。不久，其部下彭大顺、朱衣点等率众二十余万脱离石达开回转天京。咸丰十一年，石达开率部再出广西，绕道湖南、贵州、云南进入四川。

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因父丧回籍守制，一度被剥夺军权。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以咸丰帝为首的满洲贵族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之间，目标虽然一致，但在权力分配上，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咸丰帝既要依靠曾国藩及其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又不愿给曾国藩以更多的军政实权。因此，他一面命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主力在长江中洲一带鏖战，同时又坚持用由满洲亲贵控制的江南、江北大营来围困天京，以期达到曾国藩及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目的。对此，曾国藩颇为不满。咸丰七年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上了一个《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诉说其“报国”、“事君”之诚，无奈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原想借此要挟进行，索取实权，不料咸丰帝竟然降旨将其兵部侍郎开缺，准其“回籍守制”，连湘军的统帅权也一并夺云。曾国藩追悔莫及，只得又上折表示“军务未定"，“自到籍以来，日夕惶悚不安”。咸丰帝置之不理，将曾国藩闲置了一年多。后因战局恶化，湘军将领不服调遣，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未把曾所希望得到的“事权”给他。直到咸丰十年以后，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清廷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朝统治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族地主身上，才被迫让步，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从此，曾国藩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开始向外国商人征收子口税。凡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或出口土货自内地运销国外，除在口岸海关完纳百分之五的进口或出口税外，另缴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沿途所经各内地关卡应征的税、捐和厘金等。时称海关所在地为“母口”，内地之常关、厘卡所在地为“子口”。以后，外国侵略者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光绪二）和中日《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又取得只交纳子口半税的特权。子口税的规定，不仅侵略了中国主权，而且起到保护洋商、洋货，排斥华商、华税货的作用。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在实施关税新税则的同时，将子口税及其它通过税一并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