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1910）十二月十八日，同盟会会员熊成基谋刺从欧洲考察回国的贝勒载洵，事未成而被捕遇害。宣统二年二月中旬，同盟会会员刘恩复、谢英伯、陈自觉、朱述堂、高剑父、程克等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以暗杀清廷要员为目的。同盟会南方支部书记汪精卫自宣统元年后，对支部工作不甚热衷，而孜孜于暗杀活动，认为只有冒险成功，才能“挽回党人的精神”，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宣统二年（1910）春，他致信孙中山、黄兴，写下“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豪言壮语，并不顾孙、黄等人劝阻，执意与黄复生（树中）、喻培伦（云纪）策划炸死宣统皇帝之父摄政王载沣。由于他们的预谋被北京当局侦破，三月初七日，黄复生、汪精卫等被捕，清政府认为杀一二人亦难阻革命，不如慢慢软化，遂判处黄等终身监禁。

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三日，湖北军政府派同盟会会员胡鄂公（原名胡新三）、吴若龙、冷公剑等为湖北革命军代表，赴北京、天津一带，策划北方革命活动，以加速推翻清王朝。十月十一日，同盟会会员汪精卫利用其声望，邀集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人，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定）支部，汪任支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十月十二日，胡鄂公、孙谏声、白毓昆等召集京、津、滦（州）、通（州）、石（家庄）等地革命同志五十余人，于天津北洋学堂开代表会议，设立湖北军政府代表办事处，并决议在津成立京、津、滦、通、石总指挥处，由胡鄂公任总指挥。会后，白逾桓、孙谏声、吴若龙等同盟会成员与胡鄂公协商，为便于同盟会支部联络其他北方革命团体。十月二十四日，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英租界内成立，胡鄂公被推举为会长。会上议定革命协会简章九条，协会宗旨为“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增进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在北方革命协会的推动下，京、津直隶一带的革命党人发起了一系列反清起义。南北议和成后，汪精卫等清帝退位，革命已达目的，宣布各团体一律解散，北方革命协会随之解体。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八日，清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武昌起义后，外国报刊为袁世凯出山大造声势，谓只有袁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的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哄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气氛。八月二十三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再次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并强调此为“东交民巷”的意向。载沣迫于形势，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提出既向清廷要权，又向立宪派和革命党买好的六项条件。载沣未允，袁便以足疾未痊，辞不受命。九月初六日，清廷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湖北海陆各军均归其节制，袁才于九月初九日离开彰德。九月十一日，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清廷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要他立即赴京组织责任内阁。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组阁完毕：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

宣统三年（1911）六月，俄国开始精心策划外蒙古脱离中国的阴谋。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蒙古地区中部有一条戈壁沙漠，以北称外蒙古，以南称内蒙古，自古都是中国领土。六月十五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召集部分封建王公贵族，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秘密会议，讨论如何脱离中国。会议决定派代表到彼得堡求援。闰六月二十一日，叛国分子土谢图汗部副将军杭达多尔济亲王率外蒙古少数封建王公代表抵达彼得堡。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次日即接见了代表团。代表团以承认俄国保护，给予俄国种种特权，最后换取了俄国对外蒙独立的武力支持。从此，在通往库伦的路上，“俄兵踪迹络绎不绝”。七月初五日，俄国通过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清政府从即日停止在外蒙办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等新政。八月中旬，俄国一方面通过驻华公使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一方面敦促外蒙王公贵族立即独立。杭达多尔济回到库伦后，加速了脱离中国的活动。十月初十日，外蒙古少数王公贵族在八百余俄军的配合下，强行驱逐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翌日，发表“独立宣言”，成立“大蒙古国”，拥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

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声称干路均归国有，支路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如有违抗，即照违制论。二十二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正式订立《粤汉川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五项，借款六百万英镑，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人民争回的路权再行出卖。光绪三十、三十一年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后，清政府已定为官督商办。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铁路公司宣统三年已筹集资金四千余万两，除广东全部为商股外，其他三省则募集了大量民股。所谓民股，即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目下附抽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特别是四川、湖南两省，清地方当局还“按亩派捐”，使广大农民负担沉重，许多“无产可破者，至鬻子以相应”，这种捐股在两省股款中，占了很大比重。因此路权的得失，涉及四省持有股票的地主、商人、资产阶级和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利益，致使这四省民众的反清保路斗争愈演愈烈。四月十六日，长沙湘路公司开全体大会，筹议抵制铁路国有。十八日，长沙绅学商民各界一万余人前往巡抚衙门请愿；长沙至株洲沿线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手持铁锺、棍棒，与弹压清军搏斗，击杀清兵二十余人。五月初十日，广东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议决铁路商办。两广总督张鸣岐出示取消股东会议决案。商民遂以不用清政府发行的纸币、挤兑现银的形式进行抗议。地方当局采取高压手段，禁止各报刊刊登反对言论，股东们逃到香港，组织保路会，继续抗争。留日学生也群情激奋，声援国内，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海外华侨则鼓动以“格杀毋论”的办法来对付铁路国有政策的执行者。四川的斗争则更为激烈。五月二十一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当场成立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为会长。此后，各县陆续成立同志会，参加者超逾十万。鉴于人民的反抗，各省督抚曾奏请暂缓接收铁路，均不被清廷所允。七月初一日，成都民众开万人大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并举刘声元等为代表，赴京陈情。立宪派连夜赶写《保路同志会公启》，刊发光绪牌位，宣扬“文明争路”。翌日，成都及周围州县纷纷罢市罢课，街道搭席棚，供光绪牌位，引上谕“庶政务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分贴两边，户户举哀号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因势利导，与哥老会联络，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决定乘机发动武装起义。清廷命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严行镇压。赵于七月十五日诱捕蒲殿俊，制造成都血案，遂导致保路运动走上更加激烈的武装斗争形式。

宣统三年（1911）四月初十日，清廷诏令裁撤军机处、会议政务处等机构，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设责任内阁。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筹组新内阁。新内阁旋即成立，奕劻（皇族）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肃亲王善耆（皇族）任民政部大臣，镇国公载泽（皇族）任度支部大臣，贝勒载洵（皇族）任海军部大臣，贝子溥伦（皇族）任农工商部大臣，宗室寿耆（皇族）任理藩部大臣，荫昌（满族）任陆军部大臣，绍昌（满族）任法部司法大臣，梁敦彦任外务部大臣，唐景崇任学部学务大臣，盛宣怀任邮传部大臣。内阁名单公布后，引起国内舆论大哗。因阁员中满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就有六人，而汉人仅有四人。这与过去政府中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比重大为减少，所以被外间讥为“皇族内阁”。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三日，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与当地新军中的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合并，同时建立领导起义的机构。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首领之一孙武为参谋长，他们对在武昌发动起义进行了部署。只因被邀为统帅的黄兴迟迟未到，一直引而未发。八月十八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发起义总部检查炸弹，不慎爆炸受伤，被送进医院。俄国巡捕闻爆围住宝善里十四号，搜出文告、旗帜、名册等物移交清地方当局。清地方当局根据名册逮捕共进会首领刘公之弟，得知起义计划，遂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蒋翊武等见事机泄露，议决于当晚十二时起义，但因传递消息人延误，作为起义号角鸣炮的炮队未接到命令，各部遂按兵未动，而是夜设在武昌的起义机关亦遭破坏，蒋翊武等逃往郊县隐匿，革命党三十余人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第二天拂晓就义。天亮后，湖广总督瑞澂按名册继续捉拿党人，形势紧急。此时，各路革命党人已接到十八日发出的起义令，又闻刘复基等殉难的消息，新军工程八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立决定于八月十九日夜以枪声为号起义。晚七时，士兵程正瀛打响了第一枪，熊秉坤带工兵营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路军中革命党闻枪而动，按原定部署，向各自的目标发起攻击。二十日清晨，总督衙门被攻克，瑞澂逃至楚豫号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往汉口，武昌遂为起义者占领。二十一日，汉阳、汉口均告光复。

咸丰三年（1953）十一月初六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访问期间，布尔布隆以镇江、扬州天主教徒受到太平军“迫害”为名，向太平天国提出责难，要求太平军保护天主教。太平天国顶天侯秦日纲接见了布尔布隆，声明太平军未曾压迫天主教徒，同时警告布尔布隆，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帮助清廷与太平天国为敌。布尔布隆在天京期间，亲眼看到太平军纪律严明，天京秩序稳定。因此，离开天京后，他建议法国政府采取“中立”政策，未敢公然与太平天国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