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廷下圈地令。清廷迁都北京后，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和保障八旗兵的生活，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第一次圈地主要是圈占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以及死于“寇乱”的明朝皇亲、驸马、公、候、伯和太监等的土地。第二次（顺治二年九月十六日），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今河北滦县）和遵化等府州县的“无主之地”。第三次（顺治四年正月初九日），圈地，清廷以上次所圈之地中薄地甚多为由，将近京四十二府州县内的土地，不论有主无主，全行圈占。三次圈地和其它一些零星的圈地，共占地十五万九千多顷，其中皇室庄田就占五千七百多顷。在被圈占的州县内，大部分土地和房屋均被八旗贵族和兵丁夺去，民地所剩无几，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惨不忍睹，有的被迫起来同清廷进行斗争。圈地摧毁了大批生产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在广大汉族人民（包括一部分受损害的地主）的强烈反对和斗争声中，顺治帝于四年正月初九日下令，此后永行禁止圈占民田、房屋。命令发出后，大规模的圈地停止了，但零散的圈地仍在继续。顺治十年（1653）十月初三日，顺治帝又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直至康熙八年（1669），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圈地，方基本停止。

顺治元年（1644）底，有一刘姓男子自称崇祯帝太子，来到太监杨玉的家中。杨玉见而怜之，为其更衣后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时公主亦在奎处，相见后放声痛哭。周奎先是跪献酒食，继而疑其有诈，于是奏报清廷。摄政王多尔衮闻讯令故明袁贵妃及东宫官属太监等辨认，并问以明宫中旧事，回答不出。袁贵妃等均认为刘姓男子是假冒，只有花园太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执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赵开心等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加详审以定真伪。清廷经过覆审后，声称刘姓系假冒太子，将其和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处决。赵开心因疏中“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触怒清廷，也论罪当斩。多尔衮考虑到他是言官，免死，但罚俸三个月。此后，清廷又下谕说：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抚养，来告者也将给优赏。

顺治元年（1644）冬，宣府巡抚李鉴揭发赤城道朱寿鍪有严重的贪酷不法行为。朱寿鍪得知此事，立即派其子嘱绰书泰向英亲王阿济格求救。阿济格给与李鉴印扎，令赦免朱寿鍪罪。不久，阿济格出师陕西途中，至宣府，面谕李鉴说：“寿鍪忠良，尔宜释免。”李鉴认为朱寿鍪是朝廷要犯，如释放他，对阿济格也不利。绰书泰严厉斥责李鉴说：“尔何不惧王，而反惧冲龄皇帝耶？”李鉴不听，拂袖而去。阿济格又派绰书泰、总兵刘芳名强令李鉴宽免朱寿鍪，李鉴终不听命。次年初，此事下内院等衙门会审，朱寿鍪贪酷不法属实。正月初四日，清廷将朱、绰等人处斩，并抄其家产，刘芳名为虎作伥被革职。十一月，清廷嘉奖李鉴鞍马一匹、貂裘一袭、金五十两、银千两，并以朱寿鍪家产给之。李鉴又要求把这些赏赐作为军需费用，清廷“优旨嘉奖，所赏不准辞”。

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七日，多尔衮为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提出了“自今以往，嘉与维新”。主要内容是：第一，省刑罚。凡是五月二日（多尔衮进京日）以前，不论京内外，事无大小，已觉未发觉及已结正未结正之刑狱，悉予宥免。同时禁止违谕兴讼者。第二，薄赋税。自顺治元年为始，除正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同时禁止官吏朦胧混征暗派。第三，惩贪官。如发现贪官污吏加耗受贿等事，朝闻夕奏，予以严惩。第四，禁扰民。凡役使归顺人民及占据市行与民争利者，都经迅速改正。第五，禁投充。新附军民中凡力能自赡者，均各安本业，不准令其投充为奴。

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五日，南明福王政权派应天（南京）巡抚左懋第为正使，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副使，携金千两、银十万两、缎绢万匹，北上向清乞和。乞和的条件是：第一，在北京天寿山特立园陵，改葬崇祯帝后；第二，割山海关外地与清；第三，每年向清献银币十万两。但清廷的目的要消灭南明小朝廷，统一全国，遂不接受和议，并拘捕了左懋第，将其幽禁在太医院，而将陈、马二人释放。陈、马回到南京后，充当了清兵进军南京的内应。次年五月南京被清军攻占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太医院过着幽禁生活的左懋第痛苦不食。当多尔衮派人令他和属下人剃发时，左懋第等坚决拒绝，被下刑部狱。后来多尔衮和汉官多方劝降，左懋第等除力拒外，惟求速死。多尔衮看劝降不成，下令将其斩首。左懋第至菜市口刑场后，问属下人：“悔乎？”属下人回答说：“求仁得仁，又何悔？”左懋第连呼“好，好”，南向四拜，端坐受刃而死。

顺治元年（1644）五月十五日，在明朝残余的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的扶植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弘光政权把“讨贼复仇”作为宗旨，命史可法以督师地位驻镇扬州，指挥江北四镇与农民军对抗。但它一开始就分成依附四镇的马士英、阮大铖派和依附左良玉（以镇压农民军起义起家的军阀）的东林余党。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势同水火。两派都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寄希望于和清朝统治者妥楞。而弘光帝本人更是终日沉湎酒色，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人民的剥削甚于往日。弘光政权终于在清军的铁蹄和人民的唾骂声中土崩瓦解。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在逃亡途中于二十二日被俘，次年被解京处死。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到达山海关，即对东罗、西罗、北翼等城发起猛攻，吴三桂督兵顽抗。大战自辰至午约六个时辰，除守御西罗城的吴军设了一伪降计，使农民军将士信以为真，遭受了一些挫折外，守御东罗、北翼二城的吴军均濒临危殆，难于支撑。不料，当天晚上多尔衮率清军到达山海关，次日凌晨，吴三桂以炮轰击农民军的包围圈，从隙道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狡猾而机敏的多尔衮害怕农民军，不敢与之硬拼，于是命吴三桂打头阵，自己则蓄锐不发，按兵不动。吴三桂倾精锐而出，农民军英勇搏战。到了午后，农民军将吴军紧紧包围起来，吴军东驰西突，苦战良久，几不能支。正当双方精疲力竭时，作壁上观的清军从阵右冲出，农民军措手不及，忽然间狂风大作，农民军将士睁不开眼，终于败下阵来。山海关战役是关系到李自成农民军兴亡的一次重要战役。李自成自进入北京后，在军事上产生了麻痹大意思想，在策略和战略上又欠周密的考虑，更没有看到清军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以为吴三桂不堪一击，结果吃了败仗，在北京也站不住脚，只得撤回陕西。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农民军到达山海关前，即派部将唐通带数百人前去招降吴三桂，行至距山海关二三十里处的一片石时，突然遭到吴三桂和当地豪绅地主武装的袭击。农民军奋勇杀敌，直战至日暮，牺牲了百余名战士，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次战役规模虽小，但却表明吴三桂已向农军举了屠刀，李自成的招降活动彻底破产了。

崇祉十七年（1644）三月，大顺军会师北京城下。十七日，李自成亲自指挥大军环攻九门。十八日，大顺军将士架飞梯奋力攻城，越墙而入，攻占外城。与此同时，明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投降。崇祯帝朱由检听到城破，立即命其三个儿子更衣出逃，逼周皇后自缢，剑砍长女乐安公主手臂，又杀妃嫔数人，然后换上便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出东华门，企图出逃，没成功，又返回宫内。十九日清晨，李自成军攻破内城。崇祯亲自响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崇祯见大势已去，便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对缢于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树下，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顺治二年（1645），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为响应南明弘光政权的征召，撰写了著名的《乙酉四论》。弘光政权建立后，顾炎武由原明昆山知县杨永言举荐，获得了一个兵部司务的官职，于是他就把复明的希望寄托于弘光政权，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和《钱法论》，合称“乙酉四论”。在四论中，顾炎武从弘光政权立国南京的实际出发，针对明末在农田、钱法和军制诸方面的积弊，提出了一些解救危难的应急措施。在《军制论》中，他提出了“寓兵于农”之法，强调不能尽驱民为兵，否则民怨沸腾，国事将不忍言矣。在《形势论》中，他主张北守徐、泗，西控荆、襄，南通巴、蜀，进而联天下为一，国势可振。在《田功论》中，他指出当前之急务是召民垦田，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军饷。在《钱法论》中，他指出钱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流而不穷。这些措施虽然切实可行，但在当时弘光政权内部文官同室操戈，武将拥兵自重，水火不容的形势面前终于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