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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敢言直谏而出名。孙嘉淦幼年时期家境贫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等小官,此后历任国子监司业、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宗人府府丞、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孙嘉淦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谥号文定。
富察·傅恒(1722~1770年 ),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外戚、名将,户部尚书米思翰之孙,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第九子,清高宗孝贤纯皇后之弟。初为蓝翎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24岁军机处行走,26岁任户部尚书,27岁拜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衔太保。授一等忠勇公。历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步军统领,会典馆正副总裁,五朝国史馆监修总裁官,经筳讲官,殿试读卷官等职。 乾隆十三年(1748年),傅恒署理川陕总督,经略金川军务,降服莎罗奔父子。乾隆十九年(1754年),力主攻打伊犁,平息准噶尔部叛乱,担任《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正总裁,撰写《钦定旗务则例》、《西域图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周易述义》以及编撰汉、满、蒙、藏、维、托忒6种文字合璧辞典《西域同文志》等。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因征缅时受瘴疠而病卒,乾隆亲临府邸奠酒,御制诗悼之,谥号文忠,赠太傅,入祀贤良祠, 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其子福康安平苗之功,赠郡王衔,配享太庙。 
刘喜(?—前193年),字仲,丰邑中阳里(今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西汉宗室,汉高祖刘邦的二哥,太上皇刘煓第二子。汉六年(前201年)受封代王。汉七年(前200年)匈奴攻打代国,刘喜逃到洛阳,降封合阳侯。惠帝二年(前193年),刘喜逝世,谥号为顷。
卢植(139年-192年),字子干,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 东汉末年经学家、将领。范阳卢氏先祖。卢植性格刚毅,有高尚的品德。师从太尉陈球、大儒马融等,为郑玄、管宁、华歆 的同门师兄。曾先后担任九江、庐江太守,平定蛮族叛乱。后与马日磾、蔡邕等一起在东观校勘儒学经典书籍,并参与续写《汉记》。黄巾起义时为北中郎将,率军与张角交战,后被诬陷下狱。皇甫嵩平定黄巾后,力救卢植,于是复任为尚书。又因上谏激怒董卓被免官,隐居上谷军都山,后被袁绍请为军师。初平三年(192年),卢植去世,一生淡泊名利,去世时也仅着一件单衣。其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今皆失佚。唐代时配享孔子 ,北宋时被追封为良乡伯 。白马将军公孙瓒以及后来的蜀汉昭烈帝刘备皆为卢植门下弟子。范阳卢氏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家族。概述图片来源: 
鄂尔泰(1677—1745)清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毅庵。康熙举人。初充侍卫。康熙五十五年(1716)官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元年(1723)任江苏布政使。三年晋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次年建议实行改土归流,令土司自动献土,辅之以用兵,并请调整西南行政区划,以统一事权。旋升云贵总督,亲临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改流。六年擢云贵、广西总督。十年内召为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授一等伯。时值用兵准噶尔,命出巡陕甘,经略军务。高宗继位,为总理事务大臣,授伯爵,赐号襄勤。后因与大学士张廷玉各结朋党,屡遭高宗斥责。乾隆十年(1745)以病解职,旋卒。著有《西林遗稿》。(来源: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 2000-03)
刘琨(270年~318年6月22日),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省无极县)人。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光禄大夫刘蕃之子。 出身中山刘氏。工于诗赋,少有文名,为金谷“二十四友”重要成员。八王之乱起,效力于诸王,累迁并州刺史,封广武侯。永嘉之乱,坚守晋阳九载,抵御汉赵和后赵入侵。晋愍帝即位,拜司空、大将军、都督并冀幽诸军事。并州为石勒所陷后,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磾,约为兄弟,惨遭杀害。太兴三年(320年),平反昭雪,追赠侍中、太尉,谥号为愍。 刘琨善于文学,精通音律,诗歌多描写边塞生活。《隋书·经籍志》有《刘琨集》9卷,又有《别集》12卷。明朝张溥辑为《刘中山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来源:百度百科)
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1303年2月22日—1323年9月4日),元朝第五位皇帝(1320年—1323年在位),蒙古帝国第九位大汗。元仁宗嫡子。 大德七年(1303年)出生,延祐三年(1316年)立为皇太子,延祐七年(1320年)三月即位,时年17岁,次年改元“至治”。元英宗自幼受儒学熏陶,登基后继续推行“以儒治国”政策,元英宗亲政后进行改革,并实施了一些新政,比如裁减冗官,监督官员不法行为,颁布新法律,采用“助役法”以减轻人民的差役负担,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十九日颁布了《大元通制》。史称“至治改革”。元英宗的新政使得元朝国势大有起色,但新政却触及到了蒙古保守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元英宗、拜住自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返大都(今北京),途中驻营于南坡店(上都西南三十里)被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等人弑杀,史称“南坡之变”。元英宗在位四年,享年二十一岁,庙号英宗,谥号睿圣文孝皇帝,蒙古语称号格坚皇帝。(来源:百度百科)
徐阶(1503—1583)明政治家,学者。字子升,号存斋,松江华亭(今上海淞江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延平推官、黄州府同知、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翰林院学士、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后代严嵩为相,主国政。赠太师,谥文贞。徐阶当国,有名相之风,《明史·徐阶传》说他“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他为政期间,提倡讲学,曾在延平府毁淫祠,创乡社学。后设讲会于灵济宫,聘请聂豹、欧阳德主讲,并就学于聂豹,得传王氏心学。认为人最主要的是心,心就是理。做学问要先从心做起,即是要克己,克己便能清心,清心方能去物欲存天理。与聂豹不同的是,他认为心是动物,即“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顽然不动,只看动处如何。若动在天理,虽思及四海,虑周万世,只是存;若动在人欲,一举念便是放也。人心之虚灵,应感无方,故心只是动物。”(《存斋论学语》)至于先世圣贤强调静功,他认为“说圣人之心静者,乃形容其常虚常灵,无私欲之扰耳,非谓如槁木死灰也。吾辈今日静功,正须于克己上着力。”(同上)进而强调人心本来是清的,有时之所以陷于昏忘,乃是为物欲所迷之至,如在克己上着力,则可是心时时保持清醒。正如人在未饮酒前,事事清楚,酒醉即事事昏忘,醒后复有清楚。所以“克己”乃是醒酒的良方。他认为知和行本是一回事,是互为依存的一个整体。知可以运用在行中,而行则可以不断地充实知。就好比“人言千蹊万径,皆可适国,然谓之蹊径,则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远,迷之愈深,或至于榛莽荆棘之间,而渐入穷山空谷之内,去国远矣,况能有至乎?故学须辨路径,路径既明,纵行之不能至,犹不失日日在康庄也。”(同上)所以,读书做学问,应用心去理会,即是要思考,思考方能有所得。正所谓“默识是主体,讲学是工夫。”(同上)如果只是听老师讲,从书本上看,再在嘴上讲,这并不能认为已经从心上去领会,而只是泛然于口耳,必不能有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不能不忘。只有从内心领会圣人的处世之道,才能存有天理,也就是知。如果不能做到知,就不能行。因为知指导着行。他说:“有言学只力行,不必谈说性命。”(同上)《明史》卷213有传。著作有《少渊文集》7卷。(来源:诸子百家大辞典, 1996-06)
夏言(1482年7月14日-1548年11月1日),字公谨,号桂洲,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今江西省贵溪市)人[1-2] 。明朝中期政治家、文学家,赠少师夏鼎的儿子。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及第,授行人司行人。迁兵科给事中,以正直敢言闻名。明世宗继位后,上疏奏陈先朝弊政,奉命裁汰冗员,清查皇族庄田,迁少詹事兼任翰林学士。推动“大礼议”事件,大获圣宠,累迁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太子太傅,加位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嘉靖十八年(1539年),成为内阁首辅。完备内阁,抑制宦官,整顿吏治,巩固边防,颇有政绩。内心耿直,豪迈强直,逐渐失去宠爱。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支持收复河套地区,受到严嵩诬陷,坐罪处死,时年六十七岁。明穆宗继位,得以平反昭雪,追谥“文愍”。 诗文宏整,以词曲擅名,著有《桂洲集》及《南宫奏稿》传世。 (来源:百度百科)
清代诗文作家。字子雍。一字胥庭,号慕斋,一号瞿庵。直隶宛平(今属北京)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十七年官礼部尚书。康熙二十一年(1682)授保和殿大学士,在相位达20年之久。政务之暇,喜招聚文士,切磋诗文。其所撰诗文篇章甚富,取材却不够宽广。文章中多的是碑版之文,没有多少价值。最有名的文章当推为顺治帝撰写的遗诏。诗歌中多的是应制和题赠之作,一般缺乏深切的生活感受,只有少数写景小诗较有诗味。如《小楼冬月》和《紫竹院》,前者用“霜静高旻流素籁,风微小阁敞新晴”刻画月光的皎洁,后者用“钟梵闲清昼,池塘遍野泉”表现环境的清幽,都写得较有氛围。著有《王文靖公集》24卷,今存康熙四十六年精刊本。(来源:中国文学大辞典·第二卷, 19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