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1727），中俄两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先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继续推行侵略政策，进一步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进行侵蚀，并且企图通过《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两国通商条款对中国进行掠夺。清政府为制止沙俄的侵略行径，多次行文俄国，要求双方通过谈判划定疆界，而俄国一拖再拖。康熙末年，清政府同策妄阿拉布坦进行战争，俄国政府妄图诱迫策妄阿拉布坦臣服于它，激起清政府的愤怒，遂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令在华的俄国商队离境。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因索还逃至俄国的准噶尔叛乱分子未果，再次拒绝次年应入境的俄国商队来华。俄国政府鉴于清政府的坚决态度，遂于雍正二年（1724）初表示遣返中国逃人。雍正帝派使前往边境洽谈，再次提出订立新的边界及逃人问题的条约。雍正三年（1725），俄国新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决定派萨瓦·务拉的斯拉维赤伯爵为出使中国大使，祝贺雍正帝登基和宣布她本人的继位，同时谈判两国贸易及划界问题。雍正帝得到俄国遣使通知后，于雍正四年（1726）正月命隆科多往喀尔喀蒙古边境查看疆界，等候与俄使会谈，同时指令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和散秩大臣四格为谈判成员。八月，萨瓦到达布尔河会见隆科多。隆科多同意萨瓦提出进京的要求，但要商队、教士留在该地。萨瓦抵京后，即在京与吏部尚书察毕那，理藩院尚书特古忒、侍郎图理琛等人谈判。萨瓦采取卑鄙手段，收买大学士马齐，从中掌握了清政府的态度和意见，使清政府谈判代表处于不利地位，双方进行了三十多次谈判，于雍正五年（1727）三月就原则总量达成初步协议。六月，萨瓦回到布尔河，双方继续谈判。隆科多态度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萨瓦蛮横地以发动战争威胁清政府放弃领土要求。恰在此时，雍正帝为惩治隆科多，将其调回京，由策凌任首席代表，谈判继续到七月十五日，迅速按俄方划界方案达成协议，以定约地点命为《布连斯奇条约》。该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自额尔古纳河至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端）之间，迤北归俄国，迤南归中国。这个条约，把恰克图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了俄国。

雍正五年（1727）二月，雍正帝为了笼络更多的读书人，在会试之后，命令吏部会同九卿拣选当年会试落选举人中文理明通者引见，以备委任。闰三月初九日，吏部会同九卿将拣选下第举人带领引见，雍正帝命将他们分发各直省，以州县委署试用。并且对他们说：“现经下第，选期尚远。朕破格遴选，授以官职，即论感恩图报之常情，亦当人人自奋。”雍正十一年（1733），再行此举，特对边远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福建六省的落选举人加以选拔任用。乾隆元年（1736），亦仿此例。其后屡行此选，补授之官主要是教职，并于正榜之外另为一榜，名为“明通榜”。至乾隆末年停，以后下第者，于正榜外挑取誊录，先进各馆缮写，取得一定的资历后再授予官职。这一制度的建立，为更多的读书人创造了进身之阶。

雍正五年（1727）三月，雍正帝下令在京城内严查户口，整顿京城治安，对于有正式职业的人，进京赶考的举人，以及在京城作幕僚的外地人允许留京居住，其他无业者一概视为“奸伪棍徒”，由步军统领、巡城御视率兵驱逐，不许在京停留。同时规定，客店、寺庙，以及官民人家都不许容留形迹可疑的人，违者治罪。闰三月，再颁谕旨，命步军统领阿齐图把京城中的游方僧道，以及自称神仙、聚众做会者押解回原籍，并行文原管地方官，严加管理，不许他们再出境。若今后发现再来京者，连同该管地方官一并治罪，决不姑容。同时，为了防止八旗中的游手好闲之徒为非作恶，雍正帝又命令八旗大臣，将此等人员查出，迁至京城附近的井田，令其耕种。

雍正五年（1727）六月，在山西泽州发生了一起翟斌如、靳广等人“妖言聚众”案。翟斌如，河南济源县人，曾在陕西郃阳县所谓“妖道”潘凤池处传授符术，能看风水，人称“翟神仙”。靳广，山西泽州人，原为富户王泰来家的仆人，因王泰来待其刻薄，心怀不满，离开王家，与翟斌如等聚众在大箕村练习武艺，准备打劫王泰来家，以及富户卫家、陈家。时有张冉云组织教会，藏有《立天后会经》一部，分元享利贞四本，内中“俱是泄漏天机的话”，亦在翟、靳等人中传播。后靳广被人告发，泽州知州刘毓喦以查点保甲为名，逮捕会友二人。六月十九日晚，靳广、翟斌如等聚众三百余人，拦路抢劫被捕人员，同时将州役抢去十三名，打伤一名。官府遂下令捉拿凶犯，翟斌如、靳广先后被捕，又搜出《立天后会经》，被定为“妖妄邪书”。七月，雍正帝派监察御史性桂到山西审理，令将“未获人员，当速行密设赏格，严督擒捕务获。”后逮捕三十余人。翟斌如、靳广、张冉云等六人斩决。因为此案的发生，雍正帝特谕各省官员，务将民间秘密结社“铲除净尽”。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命杨名时待罪云南。杨名时，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雍正初曾任云贵巡抚、兵部尚书、云南总督兼云南巡抚等职。雍正帝在打击科甲朋党时，他“挺身乐为领袖”，因而屡遭雍正帝的斥责，并被治罪。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曾下令各省督抚遇有要事必须以密折形式上报，一般公事可用题本，凡用奏折时必须严守机密。雍正二年（1724），杨名时所上奏折没有遵守密折制度，将其中机密泄露，雍正帝遂于同年十二月下令停止他使用奏折的权力。后杨名时表示认错，请求遇事仍用奏折，雍正帝考虑到实际需要，允许了。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杨名时再次违反密折保密制，把皇帝的指示载入题本（这是制度绝对不允许的），因而遭到了雍正帝的严厉斥责，说他有意这样做，以证明过去泄密无罪。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下令解任，由朱纲代为巡抚。五年秋，朱纲参奏杨名时在任内亏空钱粮谷仓，杨名时朝廷了辩解。部议当斩，云贵总督鄂尔泰力主不可严惩，只令其追还亏空。后雍正帝下令让杨名时待罪云南，以待后命。至乾隆帝继位，才重新启用杨名时。

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清政府下令废乌蒙土司，禄万钟母子发遣江西。其地划归云南。乌蒙土府在四川南部，东邻贵州，南接云南，居三省交界处，是内地通往云南的重要通道。土司禄氏世代盘踞于此，扰害边疆，为患三省。他们对抗中央，断绝交通，据险自固，以至原来自中原入滇的通道被阻，人们须由黔中取道曲靖而转入滇。由于乌蒙土司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使鄂尔泰将其列入改土归流的重点，希望通过制服土司而控制三省。鄂尔泰认为，乌蒙土地司，凶恶成习，可以威制，似难恩化。遂于雍正四年（1726）冬派滇黔大军分两路直逼乌蒙。当时，乌蒙土司禄万钟年仅十五，而乌蒙兵马不足一万，所恃者惟标刀弓弩，且由其叔禄鼎坤掌握，因此无法与官兵相抗。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军进兵，二十九日下乌蒙。雍正五年（1727）正月初七日，禄万钟母子向四川官员投诚。雍正六年（1728）二月，废土府，改设乌蒙府，派流官管辖。从此，三省道路打道，北可达川，东可至黔，成为交通要道。雍正九年（1731），乌蒙府因此而改名为昭通府。

《大义觉迷录》是关于曾静投书案和吕留良文字狱的历史纪录。雍正六年（1728）九月，曾静投书案发生后，雍正帝通过派人审讯，得知曾静反清思想是受吕留良提倡的“华夷之辩”影响，同时得到外间对他本人的种种传说，如改诏篡位，逼死太后，杀兄屠弟等均来自允禩集团。因此，在审讯过程中，多次针对口供所讲上述内容进行批驳与辩解。雍正七年（1729）九月，雍正帝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及其忏悔的《归仁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意在使受迷惑之人觉悟。并加以刊刻，颁行于全国各府州县学，要求士子观览知悉。如果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口供及《归仁录》，说雍正帝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帝，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帝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又是为雍正帝嗣位及其初政作宣传的著述。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雍正帝于同年十月下令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后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户部尚书史贻直带张熙到陕西分别宣讲《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乾隆帝登基之后，觉得不宜公开讲此事，遂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

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在指挥清军先后讨平八寨、丹江之后，打开了黔西南“化外苗疆”的门户，遂继续深入腹地，进取古州。古州有里外之分，外古州自宋元以来即已开发，元以后设有长官司等土职。里古州则历代为“化外生苗地”。其地有古州江，上可通都匀三角屯，下可达广西之柳庆，但由于未经开辟，沿江诸苗多未归附，故河道久未开通。雍正六年十二月，张广泗平定小丹江之后，古州一带已有一些村寨望风归附。雍正七年（1729）三月，雍正帝在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谕：古州等处“生苗”，罔知法度，应以招抚，不能令此地苗人独在化外。七月，张广泗进兵古州，有岑梗、梅得两寨抗拒，副将赵文英领兵以剿，后其余各寨均缴械投诚。很快，清军以武力迫使上、中、下三保苗就抚，古州平。十二月，清政府以新开苗疆，特于此设古州厅，置理苗同知一员，隶黎平府。

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进一步削夺八旗旗主权利。八旗自努尔哈赤始建时，即由旗主管理旗下事务，皇帝对八旗只是间接管理，这就造成了皇权与旗主权的矛盾。自皇太极起，清朝的前几代皇帝都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首先是对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定为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对于其他五旗，即下五旗，康熙时又采取派皇子到下五旗作管主的办法，以替代原来的旗主地位。至雍正帝即位，又对本已衰弱的八旗旗主势力做了进一步的削减。八旗都统是八旗的军政长官，是一种职务，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的旗民是官民关系，而非主从关系。而管主与都统并存，不仅还会影响皇帝对旗民的直接统治，而且两者易产生磨擦。于是，自雍正六年（1728）起，采取减少管主的办法，同年（1728）十月十六日取消崇安、锡保及信郡王德昭等人的管理旗务，即管主地位。雍正七年（1729）以后再派到八旗的亲王、郡王等均以管理都统事务的身份到任。实际上是去担任（或兼任）都统职位。至此，八旗即全部由皇帝所亲自控制，任何影响皇权在八旗中行使的力量已不复存在。同时，雍正帝还从意识形态上革除旗主的痕迹。八旗都统，满文译为“固山额真”，而“额真”满语意为“主”，雍正帝为正名份，下令改称“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之都统，而此时的都统，早已不再是旗主的意思。文字上的改变，也标志着旗主权力的实际消失。

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组织了征服黔西南“化外苗疆”的第二个重要战役――丹江之役。丹江有两条支流，即大丹江、小丹江，两江汇合以后即为九股河。鄂尔泰对“化外苗疆”的形势做了分析，认为古州、九股为其腹里，都匀府之八寨为“生苗之门户”，而丹江则为“生苗之关隘”。雍正六年（1728）六月在取下八寨之后，丹江则成为清军攻取的第二个目标。丹江流域共有苗寨百十余，丁壮数千，且形势险要。七月二十四日，张广泗率兵进攻，及抵枯桐隘口，受到苗民的顽强抵抗。次日，赶来援助的苗民倍增，他们以枪炮堵截官军，然伤亡亦重。另一路官兵至囊孟隘口，亦受到苗民的阻击。鄂尔泰当即决定增派重兵围剿，他说：“若不全力剿除，既无以畏服投诚各寨，而九股生苗亦断难以就抚。”遂调贵州各协、营之官兵来增援。八月下旬，各路官兵继续到齐，合计约六千三百余名。九月，官兵移营前进，杀伤苗人甚众。十月攻下乜告关口，招抚数十寨。十一月十一日，张广泗先取小丹江，仍受到千余苗民的抵抗，经过数日激战，官兵用大炮打死苗民多人，才得以突破阻击。随即以四路围打小丹江。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小丹江，其九股河、清江一带苗民见势亦多归附。十二月初三日，张广泗率兵攻大丹江，先有杨排等八寨来降，五日，又破桃绕等八寨。十一日，已迫七十余寨就抚，至十八日，大小丹江诸寨悉平。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清政府于大小丹江地置丹江厅，设理苗通判掌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