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八年（1730）十月初二日，雍正帝下令处死为他看病的道士贾士芳。贾士芳曾为京城白云观道士，雍正七年（1729），经怡亲王允祥推荐，被雍正帝召见，但因其无用而遣出。雍正七年冬，雍正帝患病，至雍正八年夏，病情更重，于是向其心腹田文镜、李卫、鄂尔等人秘密发出谕旨，要他们寻求好医生推荐，并说，即使“推荐非人，朕亦不怪，朕自有试用之道。”这时，贾士芳已在河南，雍正八年六月被李卫密加推荐。雍正帝遂命田文镜把他送至京城。七月，贾士芳进宫之后，“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为雍正帝治病。开始很见效果，雍正帝本人亦认为“调治有效”，对贾道士大加赞赏。不料，贾士芳得宠不过两个月，雍正帝竟宣布他为妖人左道，并说他要用妖术控制自己的健康，“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于是，下令治其罪。十月二日，诸王大臣奏请将贾士芳凌迟处死。雍正帝改为立斩，其亲属监候，妻女由地方官严行看守。

古州于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建厅之后，清军即在古州三保地方建营，占去了一些苗寨土地，引起了苗民的不满。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认为：三保地区只经招抚，未示以威，今日又就其地而建营，苗民岂能帖服。他的态度是“防猫亦如防虎”。于是命令营兵声言撤兵，造成空营之状，引诱苗民进攻，以图重创之后而求地方长久之安。但苗民并未攻营。雍正八年（1730）六月，鄂尔泰接到报告，有定旦寨苗民“伏草伤人”等事，遂派兵进剿，于是引起了苗民的反抗。他们将道路堵塞，在地上插上桩签，与进剿的官兵相对抗。清军用枪炮袭击，杀伤苗民无数，而且将斩获首级悬挂营门示众。经过激烈战斗，清军平定旦寨，随即平定与定旦寨互为声援的来牛寨。经过一个月的进剿，至同年七月，清军完全平定了三保地区，同时收缴苗民收藏的鸟松、炮、标枪等武器。

雍正八年（1730）五月下旬，江苏省崇明县发生了一起佃农集体抗租事件。崇明县地主对于佃农的盘剥，名目繁多，每年除收取夏、秋两季地租外，还要加收所谓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项目。佃户不堪其苦，矛盾日趋尖锐。为缓和地主与佃农的矛盾，稳定地方，崇明县知县祖秉震于雍正七年（1729）下令禁革一切杂派，并立碑，刻禁令于碑上。雍正八年五月，麦收之后，地主催收麦租，迫使佃农反抗。花沙、海梢等村佃农发起抗租运动。他们以祖秉震之禁令为据，聚众鸣锣到新开河市镇，动员商贾罢市，得到商贾的支持，当地巡检前来阻挠，被愤怒的佃农赶跑。知县祖秉震表示：抄抢富户，本知县不管。一时，佃农声势大震，有位读书人叫夏君钦，还撰写了传单，贴于街市，揭露大地主施大受与崇明镇总兵施廷专联宗，馈送金帛美女，仗势欺人，勒逼佃户交租。江苏巡抚尹继善、浙江总督管江苏盗案的李卫马上将此事上报朝廷。雍正帝一方面认为，佃农聚众抗租之风不可长，一方面也指出，施廷专年少轻浮，传单所揭之事或许有之。最后，此案之处理，一方面将佃农中之为首者朱锁等四、五人逮捕法办以示儆，一方面将施廷专调离崇明，以缓和矛盾。至此，事态得以平息。

雍正九年（1731）九月以后，准噶尔军屡次受挫。但噶尔丹策零仍不甘心，总想侵占喀尔喀，扩大自己的势力。雍正十年（1732）六月，他派小策零敦多布率兵三万抢劫喀尔喀游牧地。清廷闻讯，令将军塔尔岱及喀尔喀亲王额驸策凌于本博图山一带拦击。噶尔丹策零得知额驸策凌不在游牧地，遂派兵潜袭塔密尔河的额驸策凌牧地，攻破其寨，掳其妻子儿女，并抢夺牛羊数万。额驸策凌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割辫发及所骑马尾，誓以复仇”。他一面派人送信给靖边大将军锡保，请清军夹攻，一面自率蒙古兵二万回救。他利用夜间行军，且绕出山后，待黎明时，自山上直冲而下，杀声震天。准军毫无准备，梦中惊醒，仓促起身，人不及甲，马不马鞍，尽弃军资，夺路而逃。额附策凌派兵紧追不舍，转战十余次，追至鄂尔浑河边的额尔德尼昭。额尔德尼昭是喀尔喀大喇嘛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驻地。因产金银，故名，意为“宝寺”。汉籍文献称“光显寺”。寺右面山，寺左临河，且道路狭窄，额驸策零先派人据山扼险，又命满军背水而阵，蒙古军布于河北，亲率劲旅万人伏于山侧。待准噶尔军败退至此，伏兵四起，乘势冲杀。准军大乱，弃甲四窜。额驸策零指挥将士奋勇杀敌。此役击杀准军万余，尸满山谷，河水尽赤。小策零敦多布乘夜突围西窜。光显寺之战，使准噶尔部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对噶尔丹策零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由于形势所逼，噶尔丹策零于雍正十一年（1733）底向清政府求和。清政府鉴于连年用兵，也准备休养生息，遂于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遣使赴准噶尔，希望其部与喀尔喀划清游牧界，永息兵戎。

雍正九年（1731）七月，和通泊战役后，清廷授顺承郡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噶尔丹策零因和通泊战役中获胜，遂滋长了骄傲情绪。不久，又以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屯驻哈喇额尔齐斯河和华额尔齐斯河。八月十一日，更跨额尔齐斯河，至索尔毕乌拉克沁地方，留兵四千，作为后援，而令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二万六千进窥科布多。因科布多清军防守严密，遂抵克尔伦，企图进攻喀尔喀。令海伦鄂勒锥及小策零敦多布之子曼济各领兵三千，劫掠克尔伦、鄂尔海、喀喇乌苏（在科布多东南）。大策零敦多布屯兵苏克阿勒达呼。九月二十日，靖边大将军锡保命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及额驸策凌率兵截击。二十一日，丹津多尔济和额附策凌遣台吉巴海率轻骑六百夜袭大策零敦多布营垒，诱敌深入。结果，大策零敦多布果然派兵追击，被诱至鄂登楚勒大营。丹津多尔济和额驸策凌列阵接战，战斗自辰至午，异常激烈，后准噶尔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二十五日曼济等也被击败。于是，噶尔丹策零率准噶尔军自哈卜塔克、拜塔克一路逃遁。

所属机构：军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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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名。俗称大军机。由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院、寺等衙门堂官）等奉特旨应召入值,为兼差,无固定员额,初设军机处时为三人,以后则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到十一人。军机大臣之名初期有“办理军机事务”、“军机处行走”、后来有“军机大臣上行走”,光绪年间始用“军机大臣”之名,凡有上述名称的,都是军机大臣。初入军机者,前期称“军机处学习行走”,后来有“大臣上学习行走”,属于见习军机大臣的性质,任职一、二年方去掉“学习”字样,为一般军机大臣。各军机大臣的名次都有一定,大致以官位高低及行走先后为序,也有经皇帝指定的,并有领班一人,总理军机处事务。军机大臣虽为兼职,但入值军机处是其主要职务,很少有时间再回原衙门办事,不过原衙门仍保留其职位。参见“军机处”。
（来源：中国官制大辞典·上卷， 1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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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1）雍正间办理军机事务通称。《清史稿·海望传》:雍正十三年,“命办理军机事务。世宗疾大渐,召同受顾命。是时办理军机事务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班第、索柱、丰盛额、莽鹄立、纳延泰及海望凡九人。”《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一:“雍正十三年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班第、索柱、丰盛额、海望、莽鹄立、纳延泰、徐本。”
（2）办理军机大臣省称。《清史稿·鄂尔泰传》:“乾隆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授军机大臣。”《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一:“乾隆二年十一月,复办理军机处。鄂尔泰十一月辛巳,仍以少保、一等子、保和殿大学士为办理军机大臣。”
（3）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之通称。《清史稿·松筠传》:“乾隆五十七年,召俄官会议定约,亲莅俄帐宴饮。……召还京,授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五十九年,署吉林将军。”《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一:“乾隆五十八年松筠四月庚寅,以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五十九年,旋命署吉林将军。出。”按:即“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清梁章钜《枢垣记略》卷九《题名》一《汉军机大臣》:“徐本。”《清史稿》卷一七六《军机大臣年表》一:“雍正十三年徐本十月辛巳,以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在办理军机处行走。”
（4）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之通称。清梁章钜《枢垣记略》（道光本）卷九《题名》一《满洲军机大臣》:“勒保。”《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一:“嘉庆十八年勒保正月乙亥,以太子太保、一等威勤伯、武英殿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来源：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增订本），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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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	雍正10年-雍正13年;乾隆2年-乾隆14年
鄂尔泰	雍正10年-雍正13;乾隆2年-乾隆10年
讷亲	雍正11年-雍正13年;乾隆2年-乾隆13年
马兰泰	雍正11年

军机处，清代辅佐皇帝的军政机构。雍正七年(1729年),始设军机房,专理军务。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其后,一直沿用。实际成了清代的政治总枢纽。军机处没有法定独立的政府衙门,没有固定编制官员,而是由皇帝自己从亲王、重臣中挑选。其头衔因资历而不同,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另外,选用一些年轻的充任军机章京。军机处的职责是总汇全国各地及四邻诸国公文、奏报、奏折,每天晋见皇帝,汇报军国要务,请旨出政,根据“指示”或做审核、撰拟谕旨下发。军机处有干预人事之权。凡属高级官员及封疆大吏、高级将领的任用,都要有军机处请旨, 由皇帝钦定。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军机处被撤销。（来源：军事大辞海·上， 2000-05）

雍正九年（1731）九月鄂登楚勒战斗后，噶尔丹策零仍然踌躇满志，准备做进一步的反攻。雍正十年（1732）正月，他派准噶尔台吉色布腾和小策零敦多布之子策零那木札尔率兵六千，自乌鲁木齐侵袭哈密。准噶尔军在哈密城外塔勒纳沁地区掠夺后，又攻打哈密城。哈密城内的回民奋力抵御，并请清军援助。正月二十七日，岳钟琪遣副将纪成斌往援哈密。二月初，纪成斌率兵至二堡地方，与准噶尔军五千人相遇，清军奋勇作战，杀败准军。准军由沙碛败遁，然而在此截击的清军将领石云倬却坐失机会，使准军逃跑。哈密解围之后，雍正帝十分赞赏哈密回民之英勇，令赏银一万五千两，论功分给。同时将贻误战机的石云倬革职。

雍正十年（1732），清廷对吕留良案进行审结。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1653）考生员，后思想大变，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1666）弃青衿。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儒科，几经推荐，誓死不就，剃发为僧。他在著述中表现了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辩，认为这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又抨击清朝统治，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他的弟子严鸿逵继承了他的思想，敌视清朝，希望发生变故。严的弟子沈在宽作诗云：“陆觉不必用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他们在南方几省的影响很大。雍正六年（1728）九月，曾静投书案发后，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是受吕留良的影响，而他的门生张熙还曾往浙江访求吕留良的遗书，受到了严鸿逵及沈在宽的热情接待。于是，吕留良案发。此时，吕留良已死去四十余年。雍正帝在针对审讯曾静的口供所亲写的上谕中，专就吕留良的华夷之辩论进行批驳。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刑部提出将吕留良等人处理结案，雍正帝命交各省学政，遍询各学生监的意见，因为要焚禁吕的著作，怕有人私藏，故以此为名，多做宣传工作。雍正帝还命大学士朱轼等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议、语录，九年（1731）十二月成书，刊刻颁发各学宫。十年（1732）十月，吕留良案正式了结。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严鸿逵监毙狱中，戳尸枭示；吕的另一儿子吕毅中和沈在宽斩首。此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有的斩首，有的充军，有的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给功臣家为奴。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初三日，弘历御太和殿，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布告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弘历即人们所称乾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