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1768），黄教领导台湾冈山人民起义。黄教是台湾冈山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因为不堪当地封建政府的压迫，于乾隆三十三年夏秋之间，聚集贫苦农民二百余人，掀起反抗官府的武装斗争。当年十月初二日，黄教竖起大旗，直接向官兵驻地发动进攻，缴获大批武器军械。面对农民军的进攻，台湾镇总兵王巍胆战心惊，“观望数日，始带兵前进，离贼剿数里，辄行驻扎，施放空枪，自焚营帐。”乾隆帝闻报，急调福建提督吴必达率水陆军队数千渡海作战。在数倍于己的清军进剿下，黄教率领起义军退入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凭借有利地形，继续坚持斗争。在南起凤山、北至诸罗一带，出没无常，先后给进的清军以沉重打击，乾隆帝对王巍、吴必达等极为不满，下令将二人革职留任，戴罪擒贼自赎。与此同时，他还宣称：“黄教一日不获，此案一日不了。”并先后增调军队，继续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在严旨督催下，当年三月底，主持进剿事务的叶相德等以重金收买叛徒，将黄教刺杀于诸罗山中。同时，又分率军队大举进剿，先后捕拿起义部众一百五十余人。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的黄教起义终于被镇压。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两淮盐政贪污案发。据新任两淮盐政尤世拔奏：从乾隆十一年起，两淮盐政等官员商定，令盐商于每张盐引内多交锐银三两，以备皇帝南巡办差和历年庆典赏赐用。按每年销盐二十万引至四十万引计算，二十余年内，总计多收税银一千余万两。而查阅档案，此项银两却从未上报。乾隆帝闻此深感骇异。遂命江苏巡抚彰宝密往扬州，会同尤世拔详查此事。不久彰宝回奏说：详讯两淮总商，令其开出清单，查历年提引各商，共获利银一千九百余万两，除历年办贡及预备南巡差务用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外，尚有各商未交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想此项银两，必与盐政等暗行馈送情弊有关。复加严讯，总商黄德源等供：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三十一年，共交过原盐政高恒银十三万五千余两，均系其管事顾蓼怀经手收进。尤世拔也奏称：普福任内支过八万五千余两。此事传出后，朝野震惊。乾隆帝立即命将原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盐运使卢见曾革职交审，并查封其任所资产和原籍家产。但是，经过查访和各级审讯，最后结案时，该案情却大为减轻，贪污银数也大大减少；恒和普福所受银两，多数用于办差或公务；商人欠交的银数也只有三百多万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三十日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被判为绞监候，秋后处决。九月十日，原任两淮盐政高恒受银三万二千两，普福私销银一万八千八百余两，均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南巡时因为公捐银两赐予商人的顶带一律革去，所欠银两三百九十万，限令十年还清。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内阁候补中书徐步云等，因此分别被充军或革职。

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因病去世，终年九十七岁。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州（今江苏省吴县）人。他自幼从吴县叶燮学诗，兼制八股文，但补诸生后，历岁科试三十余次，乾隆四年（1739），始成进士，年已六十七岁。散馆时，乾隆帝称他为江南老名士，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五年迁至内阁学士，乾隆十二年（1747），命在上书房行走，升礼部侍郎，令校《御制诗集》，称赞他诚实谨厚。乾隆十四年（1749），乞归里，命原品休致，令校毕《御制诗集》后放行。乾隆帝曾说：“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归里后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后进所著《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称其诗与高启、王士祯相伯仲。乾隆帝南巡时，屡加封赏，又几次召至京师，加以优礼。沈德潜去世后，赠太子太师，谥文悫，入祀贤良祠，乾隆帝亲为作挽诗。沈德潜以诗名于时，他提倡“格调”说，成为乾隆时诗坛一大派别的宗旨。他遵循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为诗应“微而婉，和而庄”，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他提出：“诗贵性性，亦须论法”。 “性情”即指符合正统观念的思想感情；“论法”是指作诗要师法古人，古体诗要学汉魏，近体诗要学盛唐。他的诗论是继承叶燮和明代前后七子的理论，加上个人的体验发挥而形成的一种派别主张。沈德潜选辑的《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和《国朝诗别裁》风靡于当时。其著作有《归愚诗文钞》、《说诗粹语》等。

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为了庆祝自己六十寿辰，根据“内外经费度支，有赢无绌，府库所储，月羡岁增”的财经条件，颁布谕旨，命从本年起，分三年时间，将全国应征地丁钱粮再行普免一次。同时还规定，“轮蠲之年，遍行劝谕各业户等，照应免钱粮十分之四，令佃户准值减租，使得一体仰邀庆惠”。此次蠲免钱粮总数，计有二千七百九十四万余两。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初八日土尔扈特蒙古台吉渥巴锡在木兰围场入觐乾隆帝。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明末清初，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移居额济勒河（今苏联伏尔加河）下游。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共经历了七代、八位首领。这期间，土尔扈特蒙古部始终和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乾隆二十六年，渥巴锡成为土尔扈特蒙古首领。这正是俄国叶卡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叶卡德琳娜女皇在封建贵族和大商人的支持下，对全国农奴加紧剥削和压迫的同时，对土尔扈特蒙古也实行高压政策，妄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部落之目的。以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首领们，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经过充分酝酿，决定离开俄国，返回祖国。乾隆三十五年（1771）十一月二十日，土尔扈特蒙古人民拿起武器，举行起义，踏上了东返祖国的征程。渥巴锡将三万三千户近十七万人的东返队伍组成三路大军，通过冰封的乌拉尔河，越过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多次粉碎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缍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二十六日，到达伊犁河支流查林河畔，和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完成了武装反抗沙俄奴役、东返祖国的壮举。乾隆帝特派伊犁将军舒赫德主持接纳土尔扈特蒙古部事宜。当时，清政府赈济土尔扈特蒙古部众，计有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余封，羊裘五万多头，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此外，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首领在清政府精心安排下，还在九月初八日抵木兰围场，当天即在伊绵峪觐见乾隆帝，向乾隆帝进献了七宝刀、银削刀，还有弓箭、腰刀、鸟枪、自鸣钟表等物。乾隆帝以蒙古语和渥巴锡交谈。渥巴锡等随乾隆帝行围三天，于九月十三日离木兰围场，十七日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十八日，乾隆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召见渥巴锡，同他进行长谈。渥巴锡向乾隆帝面述了东返历程和祖辈的历史。在承德期间，渥巴锡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会，赐宴万树园及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火戏等。九月三十日始，渥巴锡等土尔启特蒙古首领分四批先后离开承德。清政府对渥巴锡等回归非常重视，乾隆帝撰写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对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首领分别授予汗、亲王、郡王等爵位，还按原来土尔扈特部系统，指定牧地，编设盟旗，给以妥善安置。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二十日，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因进攻金川不力，被革去职务，留于军营效力。大金川首领莎罗奔死后，其兄子郎卡主持司务。郎卡日益肆虐，屡侵邻境，致使该地区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不得安定。总督阿尔泰传檄宣抚，但郎卡抗不受命。后来，乾隆帝命阿尔泰传檄九土司环攻郎卡。在九土司中，和郎卡土地相邻、兵力相等的，只有小金川和绰斯甲布。阿尔泰未能利用小金川等力量以制约郎卡的跋扈，却以苟且息事为策，致使郎卡反与绰斯甲布联姻，又以女给小金川土司泽旺子僧格桑为妻，造成三部鼎联之势，其余土司不敢抗争。郎卡死后，其子索诺木袭土司职，泽旺老病，子僧格桑主事。索诺木与僧格桑关系更加密切。不久，索诺木诱杀革布什咱土司官，僧格桑攻扰鄂克什及明正两土司，大小金川势力更加鸱张。对于大小金川之事，阿尔泰惟图急于迁就了事，一味畏首畏尾，不愿也不敢承担攻克小金川的艰险重任。对此，乾隆帝多次发布谕旨对他进行严厉申饬。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乾隆帝对军机大臣谕示中，就指出阿尔泰总欲图姑息苟安，事事迁就，致使小金川反复滋衅。十一月二十日，乾隆帝终于以阿尔泰历载养痈，株守打箭炉三月不动，将其革职，而以温福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统兵进攻小金川。

乾隆三十七年（1772），著名学者杭世骏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杭世骏字大宗，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元年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等。后因上书言事，有违乾隆帝谕旨，免死放归返回故里，从事撰述，教授学生，在当时学术界颇有影响。主要著作有《史记考证》、《三国志补注》、《道古堂文集》和《道古堂诗集》等。

乾隆三十七年（1772）六月十八日，据李瀚奏请，清政府停止编审造册制。乾隆帝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编审人丁，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既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又永不加赋，则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况各省民谷细数，俱经该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题，交付史馆记载，所以户口每年岁增多少，都可按籍查对，没有必要籍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徒滋纷扰而已。

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月初八日，金川败报奏闻京师，乾隆帝命将四川总督桂林革职逮问。桂林原是军机处行走兼户部侍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被派往金川前线，十一月补授四川总督，掌平定金川事宜。十二月，即桂林授职之初，清军破碉克寨，连获小胜，军事形势尚属可以。但是，由于四川军营将领不睦，互相讦告，进攻小金川战事很快出现不利局面。乾隆三十七年三月，桂林率兵攻克小金川达乌，清军伤亡很重。四月，桂林遣将薛琮等人统兵三千，携五日粮，欲截小金川甲尔木后路，不料被甲尔木潜从后路抄截，被围在墨垄沟七昼夜。薛琮等派人向桂林告急，桂林却只图安逸，先回卡了军营，又陆续将明亮、铁保等军撤回，致使薛琮孤立无援。当薛琮等差人越险来营禀称粮尽请兵救援，桂林竟说饿了自会出来等话，并不商议作何救援。结果，薛琮全军因粮尽饥馁，力不能支，乃全行覆没，突围而出的只有官兵二百余名。桂林不但不援救薛琮，而且到卡了后，又不以军务为重，一味狂妄骄纵，不住帐房，修立房屋居住，勒取属员供应，终日与人酣饮欢聚。乾隆帝将桂林革职拿问后，又以阿尔泰署四川总督，进兵事交阿桂专办。

乾隆三十七年（1772）初，云南查获一起大贪污案，主犯是云南布政使钱度。钱度系科甲出身，乾隆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外授安徽州知府，黑心江安督粮道、河库道，二十九年升任云南布政使，乾隆三十三年擢广东巡抚，未及行，移广西巡抚，就任不久因故降调云南布政使。先是，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乾隆帝谕示军机大臣，就云南运解北京的铜历年短欠迟误进行责问。云南布政使钱度代云贵总督明德撰拟奏文，上疏辩解。乾隆帝正要采取措施进一步调查之时，乾隆三十七年初，云南省宜良县知县朱一深上揭于户部，控告钱度贪婪，勒令属员购买金玉。乾隆帝立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前往云南，会同云贵总督彰宝、云南巡抚李湖查审其事。三月初，贵州巡抚图思德折奏：钱度家人张林、顾安，送箱笼赴滇，带有金玉器件，已将其物截留，押送家人至滇查办。乾隆帝览奏后，立刻意识到钱度有贪赃行为，便命彰宝、李湖等立刻严讯钱度，务得实情。不久，江西巡抚海明折奏，拿获钱度家人王寿，查出白银二万九千余两，并钱度亲笔书信，言及或做地窖，或作夹壁，将这些银两好为收贮，以作永久之计。至此，钱度贪赃行为全部败露。原来，钱度遇放藩库支放铜本等项银两时，每百两扣平余银一钱七八分不等，计前后共发银二千二百余万两，共扣平余银四万余两，此外，他还勒令属员购买玉器古玩，多收价银。乾隆三十七年（1772）七月二十六日，钱度被押赴法场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