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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十五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广东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共十五款,主要内容有:一、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英民人之间倘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这就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二、规定海关税律为值百抽五。开协定关税之例,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
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十五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广东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通称《虎门条约》,或《虎门条约》。共十六款,附有《小船定例》三款。这是《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主要内容包括:一、准许英人在通商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境内设置“租界”最早的“条约依据”。二、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益,英国均可“一体均沾”,这使英国取得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此项规定后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过程中互相援引,从而攫取了更多的特权。
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云南腾越厅彝族人刀承绪聚众千余人发起起义,抢收田谷,反抗官府。起义军转战猛咪、干崖一带。云南提督汪道诚、龙川江巡检马伟堂等带兵前往镇压。六月起义失败。次年四月,刀承绪被捕。
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政府正式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这是鸦片战争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前,清政府专门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以后,随着上海逐渐发展为全国通商及外商事务的中心,广州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为英、法侵略军占领,清政府遂于咸丰九年初命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商务。六十年代初,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一度由江苏巡抚充任,驻上海,其后例由两江总督兼领。咸丰十一年以后,五口通商大臣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职务,其职权也发生变化,虽仍沿用旧称,实已成为“南洋通商大臣”。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湖南耒阳爆发农民抗粮起义。起义领袖为杨大鹏、蒋庆云、蒋文昌、段大荣等。耒阳知县李金兰、后任知县叶如珪等假公济私,任意加征钱粮,以钱折粮,从中渔利,百姓不堪其苦。杨大鹏为本县秀才,有一亲戚段某,因未能如期完粮,幼子被强扭入狱,两次“京控”(入京告状),均被递解回籍。杨大鹏之弟亦遭无故扣押。于是杨大鹏等联络四乡农民千余人,阻截粮户,抗拒官兵,攻城劫狱,发动起义。后湖南提督石玉生亲率重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寡不敌众,杨大鹏被捕遇害,起义失败。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天地会首领洪协、被革武秀才郭崇高等人,领导台湾嘉义县农民两千余人举行反清起义。他们发动四乡农民,抗粮拒税,攻城夺地,声势浩大。闽浙总督刘韵珂派台湾总兵率部前往镇压。起义军先后六次英勇抗击官兵,终因寡不敌众,洪协等兵败被俘,遇害。
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西印度银行改称的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同时设立分行。它是外国银行侵入中国的开始,也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式金融机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金融活动主要由公司、洋行承担,主要业务是进行国际汇兑和金融周转。自丽如争先在中国设立分行之后,大批外国银行侵入中国。大量吸收中国资金,扩大自身势力,发行纸币,垄断外汇,并通过对清政府贷款攫取各种特权,逐步把持了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另外,外国银行的入侵,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过去,中国的旧式金融机构分官办和民办两种。官办金融机构主要为属于中央户部和工部的钱法堂及其下设的铸钱局,负责全国货币的铸造、发行、保存和管理。民间机构则指各地盛行的各种钱庄和票号,主要从事银钱兑换、汇兑、收受存款及对官府和一般工商户的放款业务。随着外国银行的不断设立,中国旧有的钱庄、票号等逐渐被近代意义的银行所代替。
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845-1846)间,洪秀全利用重回家乡执教的一段时间,埋头理论创作。他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西方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借“上帝”之口,揭露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宣扬拜上帝会拯救苦难民众的宗旨,相继写成《原道醒世训》、《原道救世歌》、《百正歌》等。道光二十八年又写成《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等文章。是为太平天国早期重要文献。其中《太平天日》一文正式发表于同治元年(1862),其余皆于咸丰二年(1852)编入《太平诏书》中刊行。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进行了坞的揭露。指出,当今之世到处存在着仇恨和欺诈,“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又以儒家经典中“天”、“帝”等字句比附基督教的上帝,创造出一个主宰天下万物的“天父皇上帝”。在他看来,整个“天下凡间”,皆在“皇上帝主宰化理”和“生养保佑”之下,“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进而号召人们“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变“乖漓浇薄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以求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原道救世歌》和《百正歌》则以诗歌形式宣传天父上帝为独一真神,“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普天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劝告人们只拜上帝,不拜邪神,切戒淫邪,“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等“六不正”行为,改邪归正,要人们“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以求建立新的社会风尚。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将社会划分成正与邪、神与妖两个对立营垒,将清代统治者乃至历代封建皇帝比作阎罗妖,“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为人民革命指明了战斗目标。《太平天日》主要记述了洪秀全1837年生病时的一个“异梦”。在梦中,洪秀全被天父上帝接到天上,洗净全身污秽,剖腹“出旧换新”,然后俯瞰全世,看到“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又在天兄耶稣帮助下打跑了天上妖魔。最后,天父赐其宝刀、金玺,命其下凡做太平天王。仗宝刀以斩鬼魔,以金玺治服邪神,诛妖救世,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创作的“三原道”等文章,在当时对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整个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
道光二十五年(1845),邓立奇、钟敏和在广西藤县赤水圩发动农民起义。邓立奇号称“平地王”,钟敏和称“高山王”,声势浩大,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地方统治,对后来该地区不断出现的农民革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清廷正式宣布弛禁天主教。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大批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无视清政府的限制,千方百计向中国内地渗透。道光二十五年,法国传使剌萼尼利用《黄埔条约》换约之机,以各地实行弛禁令“有名无实”为借口,要求清政府公布弛禁令,切实执行,否则,“两国之事,正未可知”。在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之下,道光帝乃明降谕旨,正式颁布天主教弛禁令,发还康熙末年以来没收的天主教堂。从此,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确立内地传教权之前,十几年中,就有五十多名传教士(以法国最多)深入包括北京在内的内地二十个省份和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不包括东正教)。大大加深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文化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