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刊行《天命诏旨书》。书中辑录天父（代言人东王杨秀清）、天兄（西王肖朝贵）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贵县、咸丰元年在东乡至永安等地下凡时的圣旨，以及天王洪秀全自金田至长沙发布的诏旨。并以之作为太平天国教育课本，要求太平军将士“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识法忌法”。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初七日，太平军水旱两路从岳州起程进军湖北，直趋武汉。先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侦知长沙清军兵力空虚，乃命西王肖朝贵率兵两千，从郴州出发，北上攻取长沙。其时长沙守军只有八千，如太平军主力继至，破城有望。但由于洪秀全等因道、郴之胜而轻敌，未能及时支援，使肖朝贵兵力单薄，攻城只限于南城一隅，不能致敌死命。后清军援兵四集，肖朝贵于七月二十九日中炮受伤，不久去世。洪秀全得到消息，方于八月二十八日率军抵达长沙城下，此时长沙城防清军已达数万，对太平军的进攻拼死抵抗。洪秀全、杨秀清等乃作战部署，派石达开率部渡湘水西进。十月十九日夜，太平军主力撤长沙之围，西北走宁乡、益阳，转攻“楚北门户”岳阳。在岳阳一带，太平军缴获大量武器、船只，吸收大批渔户、船户、纤夫等参军。洪秀全封唐正才为典水匠职同监军，统率众船，正式建立水营。十一月初七日，太平军主力水旱两路从岳州出发，“千舡健将，两岸雄兵”，大举进军湖北，兵锋直指武汉。十三日，太平军攻克汉阳，十九日夺取汉口。在汉阳与武昌之间辽阔江而上，太平军搭起浮桥，横跨长江。十二月，大军强渡浮桥，向武昌发起猛攻。初四日太平军挖掘地道，轰塌文昌门城墙，攻占武昌城。是为太平军出师以来攻占的第一座省城，进军湖北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在蓑衣渡受挫后，改变原定计划，由陆路攻入湘南。二十五日攻克道州，随即以道州为大本营，分兵掠地，相继攻占附近江华、永明等县，七月初三日攻克湘南重镇郴州。太平军在攻占道州、郴州等地之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借以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扩充力量。约有五万余人加入太平军。其中包括许多经过战斗锻炼的天地会会众，也有不少道州、郴州一带的挖煤工人。由他们组成的“土营”，擅挖地道，在以后一些攻坚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道州休整期间，太平军领导层曾就今后战略问题进行过一番争论。一些代表了占太平军大多数的广西农民“怀土重迁”的情绪，主张取道灌阳返回广西，天王洪秀全也有入粤之意，但遭到东王杨秀清的反对。他认为，“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为今之计，只能继续北进入湖北，然后东向直取南京，椐为根本，进而夺取天下。洪秀全接受了杨秀清的正确意见，确定了继续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另外，太平军在进入湘南以后，以还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的名义，相继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三篇文告。文告中，对清王朝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历数了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来残害汉族人民的滔天罪行。并特别对汉族知识分子责以民族大义，号召他们变计来归，与人民群众一起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同享太平”的理想社会。文告的发布，表明太平天国在宣传方面已突破了单纯的宗教形式和内容，直接向清朝统治挑战，它不仅起到振奋人民群众革命精神的作用，而且具有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共同反清的策略意义。文告发布后，迅速传遍四方，甚至武昌内外，“亦多有之”，对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扩大太平天国的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

咸丰二年（1852）四月十八日，太平军与清军江忠源部大战于广西全州蓑衣渡。先是，太平军于四月初撤桂林之围北上，十六日攻克全州。十八日，太平军水旱两路继续北进，行至蓑衣渡遇伏。蓑衣渡在全州城北十余里，临近湖南，重峦叠嶂，山有山坳可通。渡口西岸有沙滩突出河面，故渡口河床窄仅百米。清知州江忠源预先率部于渡口北约三里的水塘湾一带砍伐竹木，打桩拦船，堵塞河道，设伏兵于两岸山岗。太平军舟师至此，遭突然袭击，不能前进，与清军激战两昼夜，损失严重。洪秀全弃舟登陆，攻全州时中炮受伤的冯云山因伤势恶化不幸牺牲，将士伤亡甚多，辎重丧失。太平军被迫改变原定水旱两路直取长沙计划，从陆路进袭永州（今零陵），未克，乃南折攻占道州，进行休整、扩充。

咸丰二年（1852）二月十六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先是，咸丰元年年底，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亲赴前线，督广西提督向荣与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从北南两路大举进攻永安城，并设长围断太平军粮道。二月十四日，城中粮尽，洪秀全下令突围。十六日深夜，罗大纲率兵两千击破东北古苏冲清军，得火药十余担，从水路出关，为太平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三更以后，两万余太平军分批撤离州城东去。十七日上午，清军赶到古苏冲，太平军主力已然突围，后卫部队与清军激战至傍晚。十八日，乌兰泰率部抢占龙寮岭高地，进犯平冲，夹攻秦日纲部，太平军战死两千余人。时洪秀全等已抵昭平，闻讯立即命主力占据平冲、旱冲、崩冲两侧山梁及前后隘口冲渠，设伏以待清军。十九日清晨，当向荣、乌兰泰等率军进入三冲峡谷时，两侧伏兵齐起夹攻，并截断其退路，清军大败。是役，清军被歼四千余人，天津镇总兵长瑞、闵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等毙命，乌兰泰受伤。太平军乘胜由小路直趋桂林。

咸丰二年（1852）十月，厦门人民掀起一次反对外国殖民者掠卖华工的斗争。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殖民者就开始以澳门为基地掠卖中国人口。战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外国侵略者更加变本加厉，公开以厦门为中心，在上海、广州、汕头、香港、澳门等地掠骗中国劳动人民，贩往美洲、非洲、澳洲及东南亚一带作苦役。据统计，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厦门被掠卖的华工有二百八十名，咸丰元年竟达二千六十六名，因而激起厦门人民的反抗斗争。咸丰二年十月十日，厦门人民捕获为英商合记洋行拐骗华工的人贩子，扭送至参将衙门惩办，而英国人桑穆竟明目张胆地将人犯从参将衙门带走，厦门人民大为愤怒。次日，人民群众在全城张贴告白，并全体罢市，对外国殖民者提出警告和抗议。十三日，一千五百多名厦门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合记洋行门前示威，英国侵略者竟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八人，重伤十六人，轻伤无数。清朝官府不但不为死难群众作主，反诬蔑人民“煽动生事”，出去军队将示威群众驱散，事后也仅要求英军赔偿，不敢提及惩凶。愤怒的厦门人民拆毁洋行，惩办汉奸，袭击运载华工的船只，迫使英人中止了在厦门掠卖华工的罪恶活动。

咸丰二年（1852），广西南宁天地会会众在胡有禄、朱洪英等领导下发动起义。胡有禄为广西武宣人。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即与其兄胡有福与罗大纲等在湖南宁远聚众起事，进攻阳朔失败，胡有福牺牲。咸丰二年，胡有禄在南宁再举义旗，且与起义于湘桂边界的湖南东安人朱洪英联合，人数从数千迅速发展三、四万人，转战于湘桂边境地区。咸丰三年五月，起义军攻克湘南永明县城，次年八月十八日攻占广西灌阳，建号“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奉“太平天德”年号。起义军以红巾包头。故亦称“红巾军”。曾进攻湖南道州、嘉禾、江华等地，并占领灌阳附近的恭城、富川一带。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天国天官丞相罗大纲使人邀其前往会合，胡有禄、朱洪英乃下令蓄发，并于四月出兵进袭湖南东安，然后北上欲与太平军会师。途遇清湖南巡抚骆秉章率师堵截，内部又发生邓正高叛变事件，使北上计划受阻。八月，湘军王鑫等部加紧围攻东安，起义军战斗失利，被迫撤离。胡有禄率部转战于湖南邵阳、祁阳等地，最后在新宁被俘遇害。朱洪英率部退回广西，转战于湘桂黔三省边区。后重又挥师入湘，同治十三年（1874）在湖南宜章被捕就义。余部由陈永秀等率领重返广西，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咸丰二年（1852）五月初九日，叶赫那拉氏以秀女身份入宫。那拉氏为满洲贵族叶赫那拉族后代，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之女，乳名兰儿。咸丰元年被选中秀女，次年入宫，被咸丰帝看中，封兰贵人。后屡次进封，至咸丰七年封懿贵妃。咸丰帝死后，那拉氏因为新皇帝生母，“母以子贵”，被尊为“圣母皇太后”。“辛酉政变”后“垂帘听政”，从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奉行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政策，是为清末反动势力的总代表。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正式开科取士。原定每年十二月初九日（天历）天王诞辰举行，旋以幼天王于十月出生，遂改于十月初一日举行。咸丰九年后改为九月九日文试，九月十九日武试。每试取元甲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封职同指挥；二甲无定额，称翰林，封职同将军；三甲无定额，称进士，封职同总制。中试者皆于其称呼前加“天试”字样。考试用八股试帖体，题目出自《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和《天命诏旨书》等。应试者不论门第出身。自咸丰三年至同治元年（1862）共开十科。咸丰九年洪仁玕总揽文衡，改定考试制度，于咸丰十一年颁布《士阶条例》，规定改三年一科；文试进士改称达士、翰林改称国土，武试进士改称壮士，翰林改称威士；除二甲首名传胪仍封职同将军外，国士、威士职同总制，三甲首名会云职同监军，达士、壮士职同军帅。原定同治三年起照新制度实行，因天京失陷未果。太平天国科举考试除上述“天试”外，尚有“东试”、“北试”、“翼试”数种。东王杨秀清生日在八月，北王韦昌辉生日在六月，翼王石达开生日在二月，故“东试”自咸丰三年至咸丰六年杨秀清去世，每年八月初十举行；“北试”自咸丰四至至咸丰六年韦昌辉去世，每年六月二十日举行；“翼试”自咸丰四年至咸丰七年石达开出走，每年二月初一举行。考试内容、形式及取士授职等与“天试”大体相同。（以上日期凡“月”、“日”皆为天历。）

咸丰三年（1853）冬，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咸丰十年重刻刊行。基本内容如下：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切土地归天国所有，按产量高低分为九等：亩产一千二百斤为第一等上上田，以下以一百斤递减，至亩产四百斤为第九等下下田。分田不论男女，十六岁以上全份，十五岁以下减半，杂以九等，好坏搭配。二、寓兵于农，全体人民依太平军编制组织：五家为伍，设伍长；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四两为卒，设卒长；五卒为旅，设旅帅；五旅为师，设师帅；五师为军，设军帅。自两司马至军师，称乡官，选本地人充任。军帅以上，县设监军，郡设总制，称守土官，由上级委任，以构成地方各级管理机构。以“两”为基本行政单位，设“圣库”及礼拜堂各一座，由两司马总管二十五家的生产、分配、行政、司法、教育、礼俗、宗教及军事训练等各项事务。每一农户为一生产单位，除种地外，还要从事植桑养蚕、纺织和饲养鸡、猪等家庭副业，所获农副产品，除留够全家衣食至可接新谷外，其余一律交入圣库，遇有婚丧嫁娶，由圣库支付所用，一切鳏寡废疾者皆由圣库供养。三、各级官吏皆需遵守“十款天条”及上级命令，尽忠报国者提升，受贿弄弊者贬黜，详核其统属，列明贤恶，逐级上报，保升奏贬。普通民众遵条令和力农者或举或赏，违条令和惰农者或诛或罚。《天朝田亩制度》本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精神，否定封建土地私有制，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得到土地的碑刻，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但它要求在小生产基础上废除一切私有财产，平均一切社会财富，只能是一种幻想，不可能付诸实施。